这个模式持续了6个月。6个月里我经历了每周一次的短暂的症状消解和每周一次的快速恢复。6个月——对青少年的意识来说，相当于4年。所有曾经对我来说轻而易举的事情现在变得如此耗费体力，就好像我是在一个布丁里面做这些事情。我不能学习，我不能思考，我不能和他人交流。最令人头疼的是，我不能笑，最令人捧腹的酸笑话或是最离谱的尴尬失态听起来都十分空虚和无趣，就好像世界已经失去了一些原本把它树立起来的支撑，现在像马戏团的帐篷一样垂了下来。

然后，在我毕业那年的年初，一件离奇的事情发生了：我康复了。我没有做出新的努力，没有接受新的药理帮助，没有经历情感合成或是精神宣泄什么的。事实上，我几乎没有再参与任何治疗。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手指交叉着坐在那里，礼貌地等待着治疗结束。表面上我什么都没有改变，但我已经开始感觉好多了，并且好转速度相当之快。为了恢复到从前的自己，我需要做的一切，后来证明，似乎是：什么都不做。时间本身会做好这些事情。

这倒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不受所发生的事情的影响了。当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在加紧努力脱去彼此衣服的时候，我已经完全停下了我的努力。那一事实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但由于不做爱只是一种向常态的回归，我没有太大的困扰。我仍然会想起自己可能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但时间就那样过去，我身上一直也没有长出肉瘤，那种疑惧也就削弱了。我开始逐渐地放松下来。每天早上在阁楼里醒来的时候，我不再因夜晚梦见的接连的灾祸与不幸（就像某部疯狂的恐怖电影里的一样）感觉那么惊悚。我胸腔里的冰柱消解了，接着融化了，最后消失了。

慢性焦虑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段时间恢复的平静是一个虚假的缓和，一个心理的停火，回想起来竟散发着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几年相同的积蓄的暴力的气味。因为患有慢性焦虑的人最终都意识到，时间就其本身而言，仅仅意味着虚无。时间于焦虑只不过是一个分散注意力的事物，它抚慰人的能力直接与它保持一致的能力相联系。只要每天是相同的，只要旅途大致是平稳的，那么你就有还算不错的机会保持稳定。如果你是沙漠里的一个隐士或者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修女，这种方法可能会让你一生不受焦虑的困扰。如果你是一个拥有着正常的人际关系的普通人，如果你存在于瞬息万变的俗世现实中，那么你就在梦游向悬崖的边缘。

我能准确忆起我坠落那个悬崖的时刻。那是我的父母送我上大学的那天：布兰戴斯大学，这个国家里唯一的一个无宗派、犹太人赞助的高等教育机构，因而，想必也是世界上一个焦虑的集中点。在新英格兰那湿热的天气里，我站立在路边，那结实的砖砌宿舍（我的新家）在我身后。我看着我的父母亲开车离开。当他们在拐角处转弯，然后消失不见的时候，突然之间，冷霜重新覆盖我的胸骨。我的大脑开始模糊，我的视觉开始闪烁，我的四肢开始刺痛，我突然被一种冲动挟持住——那种冲动需要我动用我所能聚集的所有自尊来阻止自己不去行动——沿着这条路冲向他们：傻狗追汽车。

那是一座疯人院，大学是座疯人院。每个转角处都看到成群结队的18岁的孩子们匆匆忙忙地跑着，就好像他们刚挣脱了某个邪恶枷锁的束缚。他们烂漫的表情里肆意地是机遇、无尽的选择、被解除的限制、被一笔勾销的过错、降到最低程度的监督。他们快乐且不受阻碍，兴奋、自信。他们在植物繁盛的夏季空气里英雄般地昂首阔步、舒腰展臂、故作姿态。父母亲以为他们把我放在了一个受人尊敬的文科大学，真实情况却是，他们让我来到了犹太狂欢节。

我在砖砌的小路上来回走着，感觉像是狂欢节上的一个卫生督察。躲避着掷偏了的飞盘和逼近的自我介绍，我细想了一下我大学几年里所学到的每一个知识、每一场校园电影以及每一部小说，每一个表姐的和兄长讲述的下流逸事，每一个关于政客学生时代的不利揭露，然后却懊恼地发现，我想不出任何一个不大声宣称大学是个人人应该放任的地方的人。每个人都希望我放手：我的父母亲希望我放手，我的朋友们希望我放手，桑德拉希望我放手，圣雄甘地，要是能够问到他的话，也会希望我放手。甚于任何人，学校的管理员也希望我放手，不然他们为什么这么不遗余力地制造庆祝的气氛——所有的那些定位游戏、信任练习还有联谊会，所有那些近在咫尺的被修剪一新的植物装扮的方形庭院，难道不是为了让我感觉像在家一样无拘无束？然而，为什么我会感觉，尽管他们如此费尽心思，就好像我被送到了古拉格一样？

一种答案是，我理应有这种感觉——不可避免，甚至是正常的，我只是误读了那些信号的含义。多年来，我的母亲说，她治疗过几十个大学新生，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因离开家而经历了他们第一次真实、意识解缆的焦虑的战栗。18岁刚入大学的孩子们就像是精神治疗医师的摇钱树。如果母亲在我18岁的时候告诉我这些，事实上她没有，我是不会相信她的。关于我的疾病的奇特性的证据太普遍、太有说服力了。但是现在，大学坚决要求用各式各样的活动填充刚开学的那些天，在我看来，似乎就是在从正面证明：我只是那许多颤抖着享受所有癫狂、残忍的欢乐的人中的一个，而且我还（从一种极其重要的意义上来说）属于心理上的大多数。在我周围，焦虑已然猖獗，而我却一点都不知道。

对于大多数的美国青少年来说，大学意味着第一个真正的成人级别的选择。它意味着突然的可能性的扩大，一个思考、恋爱和在任何时候以任何适合你的方式，以几乎任何理由来生活的机会。大学提供的自由恰巧令人兴奋和向往，它让人热血沸腾。但是那些烧烤和联谊会没有传达的信息——他们事实上被积极地设计出来以抵御另一个事实，大学提供的自由不可避免地同样让人不安、困惑并且会诱发焦虑。自由是焦虑的皮氏培养皿，如果规矩让焦虑变钝，自由则让焦虑滋生。自由说：“这里是你能够选择的生活，这些不同、冲突、相互排斥的生活。”自由说：“即使你不想做出选择也必须选，且你永远无法确定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自由说：“即使不选择也是选择。”自由说：“只要你意识到了你的自由，那你就将体验由自由带来的不适。”

自由说：“你只能全靠自己了，想想该怎么办吧。”

我们不再习惯像从前一样，从自由的角度思考焦虑了。选择作为乍看对人类机体起扰乱作用的某种东西的想法，在我们讨论人类生活方式选择的激增时频繁显现（太多的有线电台、牙膏品牌或教养方式），但当我们谈到焦虑个人、私人的情形的时候，却没那么频繁了。然而长久以来，焦虑和自由紧密相连这一想法不仅广为流传，而且影响巨大。

这一影响的泉源恰巧是第一本正面讨论焦虑的书：克尔凯郭尔1844年的论文《焦虑的概念》（The Concept of Anxiety）。克尔凯郭尔写这本书是为了表达对新生入学周的组织者的不满。在他的时代，他写道：“这是一个懦弱的时代。”在那样的时代里，“人们做一切可能的事情，以转移自己的视线……用大声的呼喊驱走心灵的孤独，就像在美洲的森林里，他们用火把、用叫喊、用铙钹声驱走野兽一样”。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焦虑是普遍且不可根除的人类体验，直接与我们精神的自我相关联。《焦虑的概念》的副标题是“从心理学角度简要思考原罪教义”。

如果你要读好几遍那个副标题才能粗略理解它的意义，那么请试着阅读那本书。即使是研究克尔凯郭尔的专家们，都不能很好地理解它。有些学者认为，整本书太过费解、晦涩和不一致，让人不得不推测它一定是个恶作剧。我自己也不能理解那本书，这让我很焦虑。然而，很显然，克尔凯郭尔是以亲身经历写出这本书的，他关于焦虑的描写，是我们见过的最生动的描写之一。

没有哪个大审判官如焦虑一般预备着如此可怕的刑罚，也没有哪个间谍像焦虑一样知道该如何巧妙地攻击他怀疑的人——趁他最脆弱的时候，他们也不像焦虑一样知道如何设下陷阱，以让他自投罗网被擒获。也没有哪个机敏的法官如焦虑一般懂得如何盘问，如何审查被告，焦虑绝不会让他逃脱，无论他使用消遣还是噪声，无论他在工作还是在游戏，不论白天还是黑夜。

这只可能是一个从内心深处理解焦虑的人所写的，这是一段受难者的陈述。即使是克尔凯郭尔抽象化的描述也有亲身经历事实感。他发现，虽然焦虑被体验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恶心（他把它比作向下凝视深渊时，那折磨人的眩晕感），在这种感觉的背后，总有一些具体的东西。那个具体的东西即是选择的突然出现——十字路口。在焦虑面前有一种可能性，“可能性即意味着我能。在逻辑系统里，可能性可以转变成真实，但那只是说起来容易，在现实中，转变绝不是探囊取物，一个中间的决定因素是必要的。这个中间的决定因素就是焦虑”。每当一个人在生活中面临选择，他整个身心因“该怎么办”这一困境而战栗。他战栗是因为作为人，他两个都想要，但却无法两个都得到；因为决定通常意味着被改变；因为改变，不论它多么令人向往，通常都是暴力的。焦虑是个人在创造自我的过程中必经的阶段。

从这里你大概可以看出，为什么《焦虑的概念》被称为“存在主义心理学原始资料书”了。我们都自由地创造自己，且自由是痛苦的，那几乎就是《存在主义101》的课程。同样，你可能也已经看出，为什么克尔凯郭尔对一些青年颇具吸引力了。然而，克尔凯郭尔将焦虑和自由联结在一起的某些观点却是难以令人接受的，甚至纯粹就是冒犯的。这是他的命题的一个推断，它直接根源于焦虑的定义，即焦虑作为可能性和真实性之间的通道是个人为了成长、发展和提高所必须忍受的痛苦。因为如果那是真的，那么本质上就有两类人：击退焦虑的人和被焦虑击退的人。每个人（按照克尔凯郭尔的估计）都感受到焦虑，这是人类生存状态的一部分。如何应对，即是将男人和男孩区分开来的方式。男孩们闭上眼睛——他们拒绝望向深渊；男人们则注视着深渊，他们承认模糊和冲突，他们承认现实，他们更加适应真实的生活。我一个读了很多萨特的作品的朋友过去常说：“我们都做决定，有些人比其他人做得更多。”克尔凯郭尔说：“焦虑越大，人越伟大。”

这就是克尔凯郭尔让我不懂的地方了。想着在痛苦和伟大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永恒不变的联系，确实是令人高兴的，但是它与我的关于焦虑每天如何运作的体验是相违背的，它违背了焦虑的我觉得它是绝对重要的一个方面。我将通过我称之为“罗伊·罗杰斯问题”来描述这个方面。“罗伊·罗杰斯问题”指的是我7年前在格罗弗·克利夫兰服务区罗伊·罗杰斯特许经营店和新泽西州收费公路的11和12出口中间的换乘停车场吃的一顿饭。我那时正在从马萨诸塞州奇科皮到特伦顿的途中（说来话长），在那里停下来撒尿和买清洗液。突然，我有种迫切地想要吃一块烤牛肉三明治的冲动。问题（那一事件的哲学症结）就在于：在烤牛肉上加什么。

我这里说的是半液体状的调味料。有一些选择会触发个体的焦虑感，然而有些却不会。在自助餐厅式的柜台选择和购买了用箔纸包裹的三明治之后，我就去了配料柜台。我觉得我的三明治需要的是（就加什么配菜方面）一小片红色的番茄，完全不要生菜。做这个决定，我完全没有困难，我甚至根本就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然而，调味料却立即让我犯了难。我首先排除掉了芥末：我不喜欢在牛肉上面加芥末。与此同时，蛋黄酱（因人类文化学的原因）也是不需要考虑的。这就使得我透过那污浊的、被指纹玷污的防喷嚏护罩，注视着里面暗色的调味料：烧烤汁和番茄酱。

烧烤汁还是番茄酱，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番茄酱是相对保守的选择——低调、营养丰富，是中和肉类中的盐分的可靠方式。用总统的话讲，番茄酱是艾森豪威尔主义。但是，在那里，站在配料柜台前，我开始思考的是，那一刻是否我的生命需要一点更辛辣的东西，某种和番茄酱一样甜，一样能刺激味蕾，但是却更刺激的东西，一种性感、大胆的调味料，一种肯尼迪式的调味料。

我思考了很久。我审视着这些盛放着酱汁的容器和它们白色的像鼻子一样的喷嘴，就像我在德尔菲请示神谕一样。眼神呆滞的上班族开始在我的身后排成一条长队。奇怪的是，没有人说什么。你本会预料到一个北新泽西的停靠站的顾客对长时间思考要用哪种调味料没有太高的忍受力，但是那正好说明了我们的模式化的印象是如何隐藏的。就好像他们理解并且尊敬我所处的困境，就好像他们自己曾经也处于同样的境地一样。但是他们在那里呼吸着，我注意到了他们的存在。我感觉到不断上升的压力需要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行动。烧烤汁还是番茄酱，番茄酱还是烧烤汁。当你认真思考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区别几乎是可以忽略的，两者从谱系上来说都与番茄相关，两者都含有令人满意的高玉米糖浆含量。即使是外表的差别都是很细微的，只有几个色度的差别。于是我就有了这个想法——灵光乍现，真的，也就是我要做的就是不要选择。我将一勺番茄酱放到一半的三明治上然后再将另一勺番茄酱放到另一半三明治上，如果我将它们重新涂到我的小圆面包的上半部分的时候它们能够混合的话……就这么办！

然后就在我要执行我的计划的时候，我右手边的某个人清了清喉咙，于是突然被一个与我当时所做的思考无关的机制所驱使，我伸出手随便加了一勺番茄酱在我的三明治上，然后像一只螃蟹一样溜走了。我做了这件事情，我做出了与我理性思考想出的方法相反的行为，是，当我找到了一张桌子并且在我的托盘面前端坐下来时，一个比我能够使你相信的更多的恐惧和痛苦的来源出现了。但是真实就是这样的，在那个微不足道的时刻，坐在一份4美元的午餐面前，我和我生命里的其他任何时候一样焦虑。

并且让我苦恼不已的是，我焦虑的起源正是克尔凯郭尔所说的焦虑的起源，并且他赞扬的与任何人的拥有量成直接比例：可能性。意识到生活是一系列的选择，随便哪个选择要么让你变得更加强大，要么让你损失惨重。这个碰巧是我能够欣然承认的。每个活过了10岁的人都明白即使是微不足道的行为也能够最终引起重大的结果，并且即使是当你对自己的行为极度有意识的时候，你也不会知道事情短期或者长期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就是一场戏剧。一方面，你的存在意味着你能够并且会改变你自己的生活和他人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另一方面，你不是上帝，所有的事情都会浸湿在不确定和疑虑当中。

克尔凯郭尔是正确的：是人就会焦虑。但那只是起点，下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是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焦虑而不至于被它扼杀，其实是学习如何扼杀它。

有两类焦虑患者：抑制者和混乱者。

抑制者恪守这样一个信条，即他们如果尽可能地保持坚忍、沉默、不放弃，他们就能将焦虑从其能量源切割开来，就像你用力抓落散热器上的阀门一样。不难识别一个抑制者，他们看起来忧心忡忡，睡不着觉，就像是退伍军人一样，他们更可能会一根一根不停地抽着烟，并在工作回到家后5分钟内，给自己倒一杯酒。

混乱者则恰恰相反，他们不遵循任何的原则。虽然有些混乱者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是抑制者，当在他人身边的时候，尤其是在紧张的人际情形中的时候，他们会被带入一种高心理压力的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中所有的阀门自动弹开，所有的一切都释放出来，然后他们就呈现一种内部和外部状态之间闪烁、极不稳定的平衡状态，就像那些早期的漫画当中人物的外形连续地弯弯曲曲波动起伏。有些时候混乱者的行为被外行人理解为情感的诚实，混乱者仅仅只是不严重的抑制者。

当我去大学的时候，我非常想成为一个抑制者，部分是因为自尊。在第一次发生性行为后马上就哭着跑到母亲身边已经够令人羞耻的了，这样就促成了一种将来在同样的情形中保持镇静的需要。然而，还有部分是因为去大学不仅仅是一个引发恐惧的自由旅程，这同样也是通往一个突然让人厌倦的自我私人空间的限制——也就是说，自由的对立面。这就是为什么大学对那些不那么坚强的人来说是一个危险的转变。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双重厄运：从存在的角度，大学彻底地放大了生活的可能性；但是从实际的、物质的角度，大学将你扔进了拥挤的宿舍，和自己之前从未见过的人一起生活，并且你没有其他的选择，除了忍受，而且还要一起淋浴、并排地靠在一起刷牙，在离对方3英尺的地方大便。在将近20年只是和父母、兄弟姐妹在一起生活之后，这个转变会引起相当高程度的心理摩擦。在新生的宿舍里即使自己实际上很愤怒、充满忧虑，甚至心力交瘁的时候，让自己表现得很镇定和自信是非常必要的。从这种角度来说，宿舍和军队的兵营很相似，甚至连床铺、薄的床垫以及年轻人把头裹在枕头里偷偷地哭泣等都很像。

在这些条件中，我没有成为一个抑制者的条件。我努力过了，我多么努力呀！在刚开始的那几个星期里，我嘴角的肌肉严重疲劳，咧嘴笑是个反射运动，就像受惊的小猫伸出它的爪子。我没有意识到它对我的新同学效果怎么样，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在镜子里试了试。查尔斯·曼森在一个假释听证会上。我其他的努力也没有更好的效果。举个例子，我的嗓音。我做出最大的努力将声音提高到大概刚好小于歇斯底里的尖叫声，但是我从来没做到。问题在于我身上连接大脑和肩膀的肌肉群一直很僵硬，这种情形使得我（要是我那时重120磅以上的话）看起来像一个职业摔跤联赛中的小丑，对着人群表演。然而我却像是贾斯汀·比伯演唱会上一个极度丑陋的女孩。

我经常咳嗽，是一种中度的咳嗽，音量适中，我在交谈中经常这样咳嗽。我这样做是为了击退我欲将眼泪哭到我正对着说话的任何人身上的感觉。这种感觉尤其在我和教授谈话时涌现出来，且令人深刻不安，因为我想当然地认为，要是学生曾在他面前哭泣，在计算学生最终成绩的时候，教授肯定是要受这一事实的负面影响。咳嗽有功。

但是好景不长。在开学第四周结束的时候，夜以继日的焦虑及随之而来混乱的半清醒、半昏睡状态如此深刻彻底地攻破了我的防御，以至于只有最强烈的咳嗽才能让眼泪不掉出来。根本无处可逃，在家的时候我可以指望两个地方肆意地发狂：卧室和洗手间。即使在高中的时候，学校的洗手间也常可用来应对快速的神经崩溃，因为那时的安全措施已将吸烟者逐出洗手间。在大学宿舍的洗手间里，我发现，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真正的焦虑发作时所需要的孤独空间。

出于一种神经症的肌肉记忆，我三次从房间匆忙穿过走廊想找到一个小隔间，在里面我可以用双手托着自己的脑袋，然后用任何痛苦的呻吟或者悲伤的呜咽来释放我的情绪，只想在那阵发作过去之后，有一两个小时的平静。第一次，我发现一个胸部又圆又宽的大二学生穿着曲棍球短裤朝着一长排洗涤槽中间（或者说差不多是中间）狂吐。当他发现了我在那里的时候（咳嗽），他用湿润的鹿一般的眼睛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解释说：“龙舌兰酒。”第二次的时候，洗手间又以同样的方式被占用，但是现在是被一个长头发的大一新生，除了一件青绿色的内裤外，赤裸着身子。第三次的时候，那个大二的学生又回来了，虽然这次他并没有看见我，因为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从外表上来看他已经昏迷了，趴着的姿势是那种人们会认为不管他的血液酒精含量多高，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保持着的昏迷姿势：双膝跪在地砖上，手臂在一边垂着，并且他的下巴贴着洗涤槽的边缘。我就看了一眼然后就赶紧回到自己床上去了。

我每次到洗手间都是在早晨，在焦虑最严重的时候，看到我堕落的朋友提示我的不是那个简单的、一目了然的事实，即大学学生经常过度饮酒对身体不好，它提示我的却是过度饮酒相比之下是更聪明的方式。我们是相似的，穿曲棍球短裤和青绿色的内裤的人，还有我自己。我们都有这种想要将自己体内的有害物质排出去的冲动。我们都冲向洗手间，我们之间有所区别的是使我们冲动的事物。他们大抵在崩溃之前感觉到了快乐，他们的恶心在快乐之后，会有种内在的补偿。我却是一个恶心接着另一个恶心，没有任何补偿。我搅乱了整个的平衡，我应该是由快乐到恶心再到释放，我真实的情况却是由恶心到释放再回到恶心。当我看到那个穿曲棍球短裤的男孩和穿青绿色内裤的男孩时，不仅仅只是几个沾着一身呕吐物的低年级学生而是年轻人，他们的存在清晰地指明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我的情感生活是不堪一击并且是自我毁灭的。他们看起来可能像是傻瓜，一副病态地蜷缩在那里，但是他们传达的信息却是我才是傻瓜，因为我在感受痛苦之前竟然都不知道来一点快乐，并且谁不知道应该那么做呢？

我的室友们和我感同身受。汤姆和桑贾伊分别来自马萨诸塞州中部和新德里，不是那种追求肉体享受的那类人。在刚开始的几个星期里，大部分学生都冲向一团由桶装啤酒、水烟、切碎了的利他林片构成的迷雾里，但汤姆和桑贾伊不会。要是他们真的那样，我就会独自一人陪着我的焦虑，而不是不得不一直忍受着他们令人紧张不安的平静。他们是平静的天才，汤姆在这方面是受过训练的。他总是耷拉着脑袋，四肢瘦长，他是寄宿学校的老油条，并且有寄宿学校老油条的冷淡和老练。在搬进来的那天，他轻松从容地走进了我们的房间，带着一条经济装的三角巧克力，朝着没有一点生机的桌子和寒碜的双层床看了一眼，然后毫无感情地点点头，就好像他在想：“我见过更好的地方，但是将就着吧。”他带着更加嘲弄的神情注视着我。他一定是在他之前的同学的眼睛里看到过这种神情——入学第一天的恐惧，但是他的态度仍然暗示着，在那些刚开学的日子里，这是他独特的命运，不得不和一个伍迪·艾伦电影的主演住9个月。

桑贾伊以同样的怀疑态度来对待我。这真的很让人受伤，因为这么多人当中桑贾伊本应该是我的同伴。离家6000英里，不习惯美国青年怪异的生活方式，因为没有被一家顶级的医学院录取丧失了继承权，因而委身于痛苦之中。桑贾伊本应该被焦虑击溃的。我们本应该在床铺上互相买卖药片，就好像它们是棒球卡一样。然而桑贾伊却怀疑地看着我，就好像他担心我会在这个房间里行走的时候突然倒在他的怀里。桑贾伊的存在传达出最坏的信息，对我而言他镇静地说：“我比你惨多了，但我不是处理得很好嘛。”

又或者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因为有一天晚上他刷完牙回来的时候，弯腰从地上捡起了一个白色的东西。“这是什么？”他没有具体问什么人。

那是我的一粒赞安诺片，母亲让我带到学校一些。这一定是我在某个极度痛苦的晚上，在浑浑噩噩地盖上盖子时从瓶子里掉出来的。

“我不知道。”我说。

“像是某种药片什么的，我想是吧。”

“是的，”我说，“确实是某种药片。”

他停下来思考了几秒钟：“这是你的药片吗，丹？”

“不，”我说，“不是我的，我不吃药。”

他检查了一下，放在他的手掌里翻来覆去地把玩了一番。“我怀疑它是怎么来到这儿的，”然后他又说，“你真的确信这不是你的吗？”

“让我看看。”

他把药片递给了我，然后我装模作样地检查了一下这个药片，似乎在寻找它所有权的迹象。

“哎呀，”我说，“哎呀，是的。是，这是我的。我完全忘记了。是的，这是我的。”

“但是你说了……”

“我完全忘记了。是我的。谢谢你。”

“是什么东西？”

“是……维生素，我掉的一粒维生素。”

“维生素？干什么用的？”

“我的心脏。”我说，然后我便爬到了床上。 /mUAPpc6rjwpUcxfb7N+v0ZphQpjLLHlteCnwSSZ/teBdchKjPnqbFO+56fP5Q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