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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章中，我诠释了“文化的冲突”的主要内容，这章内容来自2011年春我在《投资组合管理月刊》（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本身又来自我在几个月前在华尔街的美国金融博物馆（Museum of American Finance）演说的主要内容。这章主要探讨了短期投机的文化是如何产生深刻影响并在与长期投资的竞争中占据上风。例如：平均每年股市的交易额为33万亿美元，由于大量交易费用也计算在内，对交易员而言，必然是创造负面价值。但是资本形成平均每年仅能达到2500亿美元，主要将新的投资引导至最优秀和能创造最高价值的领域，比如新兴产业、新科技、医学突破和为现存商业提供工厂和设备。换句话说，投机创造的价值占到了资本市场99.2%的份额，而资本形成才占到了0.8%。
第2章研究了我所认为的导致资本主义失败的双重原因，我将它叫做“双层代理”，在这个社会中大企业的高管/代理人与大投资公司的高管/代理人以某种共生的状态“愉快地共谋”，他们更在意瞬息万变的股票价格的短期波动，而不是长期的公司内在价值的建设。在这个双层代理机制中，企业的高管/代理人与投资公司的高管/代理人都无力抵制首先满足其自身利益的诱惑。
可惜的是，像我在这章中所写的，我们所能依赖的“看门人”，如法院、国会、管理部门、会计师、信用评级机构、证券分析师、资产管理人士、公司董事，甚至是公司投资人，基本上都没能履行他们相应的职责，大声指出就在他们眼皮下发生的危险行为。不受控制且有风险的所谓“具有创新性的”证券，部分最大型公司制造的金融诡计，还有议会决定惩罚向不合格买房者发放超额贷款的金融机构，其实只是我们这个世纪无数类似例子中很小的一部分。
在第3章“基金的缄默”中，我分析了机构基金管理者，包括共同基金经理和他们麾下的养老金基金经理，是如何在管理美国最大份额的基金资产中失败的，他们未能战胜挑战，也未能在应当对基金投资人和受益人服务时承担其公司管理的职责。我用两个例子来解释基金经理在管理“他人资产”时的严重不足——行政开支的猖獗滥用和公司政治捐款。现在是时候让这些高管站出来并为此负上责任，也是时候将客户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首先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