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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金融行业与多产的实体经济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运作，但这两者无法说是互相独立的。正如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指出的，“正因为金融和实业发展互为共生关系，所以金融的演变对社会经济体的运作模式至关重要。”
因此，要重塑已被投机思维占领的金融界，我们不仅要更多地思考，更需要自我矫正。在试图寻求投资和投机之间更合理的平衡时，有很多方面都应考虑尝试。但每一种方法都应多方面权衡，特别要强调的是，每一次尝试可能的结果都应禁得起严格的理论分析，每一次尝试也需要抵抗住既得利益者试图诋毁改变而带来的干扰。接下来让我们考量一些可能的措施和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看看能否更好重新平衡两种投资者文化。
税收的引入将再次起到重要作用，以取代投资的摩擦成本来调节投机盛行的风气。几年前，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就建议向参与短线交易的资本收税，无论是付税投资者还是征税投资者。（不过他也补充道他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此外，另一位教授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几年前也建议，应该考虑征收交易税，他建议在1~5个基点（即交易总价的0.01%~0.05%）。这部分税收应该由买卖双方来承担，而不是做市商。但这种类似于庇古税的税收既不受投资界人士的欢迎，
也不为经济学家所推崇，因为其本质上是种“罪恶税”，即对某些本质上对社会有害的行为收税以提倡其他更恰当的行为。但无论如何，这种交易税值得被考虑。另一种不那么激进的方式则是考虑废止对短期投资损失的抵税措施。如果推行这样的抵税措施的确会缩小交易规模，可能会对市场上的资金流动造成负面影响，不过我们真的需要如今相对于半个世纪前剧增到惊人程度的换手率吗？
也应认真考虑对股票交易所得征税。一个世纪以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将具有积极效用并给社会创造价值的行为与仅有消极效用且减损社会价值的行为区分开。他将投机者形容为“靠赌博谋利的人，而没有真正地工作”。如果买卖本质上其实是纸的股“票”相当于赌博（提醒大家注意之前我举过的“赌场”的例子），为什么交易的收益不能被征收更高的税率？然而，我们又确实生活在一个如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世界，因为即便是对冲基金的超额收益都能享受到大幅度的减税。这部分收益能享受适用于长期投资的极低税率，而勿需同正常的收入一样适用较高的税率。我个人完全不能想象为什么立法者竟然能继续认可这样一种荒谬和不公平的税收补贴，偏向收入更高的股票炒家而不是中等收入的工人，而正是这些工人用血汗和皱纹换来的宝贵商品和服务，给美国带来了让全世界为之羡慕的生活水准。
我们需要更强大、更灵活、更明智的监管体系，尽可能地以原则为导向，在原则不能处理的范围外再诉诸规则。我绝对不认为政府应干预金融市场。且我也认为政府难以避免的官僚体制会对金融系统的完善形成巨大的拖累，毕竟大多数政府行为也是寻租而非创造价值。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规则。
●酌情对杠杆产品和投资组合建立和实施严格的限制。
●让现在不透明的衍生品交易向公众披露所有交易信息，使整个行业高度透明并达到信息公开。
●建立更强大的规制措施以杜绝（至少是尽可能减少）明显的违法行为，例如内幕交易、利益冲突和牵涉甚广的庞氏骗局等。
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of 2010）尝试想要解决以上问题。法案要求衍生品交易透明化，同时还对银行自有资本提出了新要求。但看到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及改革家、银行家、院外说客之间的讨价还价与相互妥协，再加上这部法律本身的复杂及充满滞后的规定（差不多170个条款仍然在商讨中），我觉得还不如重新采取最简单的措施——区分存款银行和投资银行。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 of 1933）本来建立的区分制度一直运行良好，但逐渐被削弱直至1999年最终被废除。
最后，金融系统中的很多犯罪没有受到相应的处罚。我期望能对那些辜负客户信任的白领犯罪予以更严厉的惩处。我欢迎联邦政府在对内幕交易进行调查时引入电话窃听，面对那些以为自己可以逃避法律处罚的高层人士，要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胜利。在防止犯罪方面，判刑会比其他类型的惩罚更有威慑作用。对本章提到的大部分问题，我们都需要进一步获取相关数据。相应的法规会在促进金融部门透明度上起到作用，由多德·弗兰克发起的金融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Financial Research,OFR）又往这方面进展了一大步。在一场政治混战后，至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消费者保护局现在可以开始做些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