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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系统煽动和教唆下形成的又一社会扭曲在于，太多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年轻人被投资界开出的令人惊愕的高额财务奖励所吸引，而不再向往成为科学家、医生、教师或者公务员。这些巨大的经济回报促使人才资源从其他通常是更富有创造性和对社会贡献更大的行业转向金融行业。即便是在工程领域，本质上其实只是在进行寻租的“金融工程”反而掌控着实际创造价值的“真正的”工程领域，如建筑工程、电子工程、机械工程、航空工程等。长远来看，这一趋势显然对国家的财富、发展、创造力以及全球竞争力没有任何益处。
投机在金融事务中所占的统治地位最终将整个社会的注意力从公司价值的持久创造转移至对股票价格的短暂迷恋，而前者本应是一个国家的立足之本。我们投资界每年约6 000亿的巨额开销本质上就是赌博。这种赌博可能要点智慧和知识，但押宝一家公司凭借一些算法和小聪明就能在商业竞争中获得持久的优势，早已经无数次被证明是赔钱的下注。（其实证据显示，系统性的取得长期竞争优势是不可能的。）或许我们应当仔细聆听英国金融服务局的主席亚岱尔·特纳勋爵（Lord Adair Turner）的话，他将全球主要金融中心中发生的诸多重大变化描述为“对社会完全无用的活动”。我也经常表达同样的意思：“股票市场让我们离投资的本意越来越远。”
同之前凯恩斯对投资和投机的划分情况类似，我再一次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担忧金融市场中投机压过投资的人。我非常自豪我的观点能和传奇的金融经济学大师亨利·考夫曼（Henry Kaufman）的哲学类似；我漫长职业生涯中无比尊重的导师其实并不多，考夫曼正是其中之一。在专栏1-3中我节选了来自考夫曼2001年出版的《关于金钱和市场：华尔街传》的段落。尽管这些文字的写作已经是10年之前的事了，但经过2008年那场震动经济、社会和金融界的危机后再来看这些文字，它们正中要害。该是我们将考夫曼的话牢记于心的时候了。
专栏1-3 亨利·考夫曼不朽的智慧（2001）
美国没能在金融保守主义和金融创新之间保持一个恰当的平衡——二者之间存在根本和长期的紧张关系。一边是金融保守主义，倾向保持市场的现状并且对传统的价值，如审慎、稳定、安全以及健康十分尊重。在完全相反的一头是金融资本家精神——冒险家焦躁不安地寻找市场的异常和不完美之处，以获得有利可图的优势。他们认为现存的法律和规章是公平的游戏规则，时机一旦成熟就能被试验和挑战。
在上一代逐渐发展起来的现代定量分析和计量经济学的新技术让投资者和资产组合经理对自己预测金融风潮和金融行为的能力充满自信。通过汇编和分析历史数据，计量经济学家将目前存在的变量考虑在内，建立模型以尝试预测利率、股票价格、通胀、失业率等的变化。但是，在金融狂热和投资恐慌的时候，这些技术都会变得一文不值。原因很简单：绝大多数的模型都是以正常和理性金融行为为假设前提。但是在狂热的市场环境下，逻辑理性的和善于分析的想法都不再占优势。狂热市场是被狂妄、得意、恐惧、悲观等类似的情绪驱动，这些都是现在的金融模型不会，可能也不能计算出来的。
金融从业人员都被委以特别的责任：管理他人的财富。但在最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在高压高速中运转的金融市场，这一基本的诚信义务常常被遗忘。在交易大厅中引人入胜的激动场面下（对有些人来说这是某种游戏，而游戏本身就是目的），金融托管制度往往都在混乱中被遗忘。最后，无限倾向于不受控制的金融资本家精神会消耗的经济成本通常都会大大超过经济收益。只有进一步平衡创新和传统价值，即审慎、稳定、安全和健康之间的均衡关系，我们才能改善经济体系中成本和收益的比率。
今天的金融界患上了严重的失忆症。大多数华尔街人士没有认识到或者已经忘记了他们不负责任地仓促“创新”和追求利润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过去大多数学院和大学的商科专业都要求学生选修商业和金融历史的课程，正是因为经济学史和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情形已不复存在。由于陷入对全新定量分析方法的狂热，大多数商学院早就抛弃了传统的历史类课程。所有都必须和商业活动的定量化相关联，而道德、商业文化、历史等都只能居于次要地位或者直接被排除，因为这些都被认为太“虚弱”以及“不实用”。然而只有考查历史，我们才能看清楚什么是永久的和重要的，什么只是短暂的和风行一时的。对金融和其他所有人类活动而言，历史都会教给我们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