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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产生的机构投资者又进一步促进了投机的风行——对冲基金，其年均股票换手率通常可达到300%~400%。1949年全美国只有一家对冲基金公司，今天已经迅速发展到了4 600家对冲基金公司，管理着大约2万亿的资产，比起前些年巅峰期时管理超过2.5万亿的资产还下降了很多。虽然一些对冲基金有过惊人的佳绩，但失败而破产退出这一行的概率，一直都非常高。据估计对冲基金的失败率大概是20%，这意味着每年五家对冲基金中就有一家会烟消云散。如果考虑到这些消失的基金，说实话，对冲基金其实也没有比其他基金做得更好。
例如，过去十年来对冲基金在扣除必要费用后（税前）的年均收益是4.6%，而一家名叫惠灵顿的开创、低调、低风险、低开支的保守平衡型共同基金年均收益率却达到了6.2%。在惯用的“2和20”规则下，管理费用平均通常会占到对冲基金总收入的3%（基金管理费用是年均管理资产总额的2%，加上已实现和账面超额利润的20%作为利润分成），其净收益自然最多也就只能和共同基金打个平手。（我在第8章会讲到更多惠灵顿基金的收支状况。）
对冲基金可能在投机风潮的兴起中起了主导作用，但不能忽略的是，随着日益精密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可以随时获取全球各地的数据，很多养老金基金和共同基金同样也致力于发展这种新兴的、定量导向的、高换手率的投资策略。分析师和学者随心所欲地处理看上去无穷无尽的数据，通常用到非常复杂的工具，例如相对估值法、股票分类（增长对价值，大盘对小盘，等等）、市场动量、盈利预测调整等。
每种模型都被设计为提供正阿尔法（Positive Alpha，超过市场标杆的超额回报），其通常被视作能够带来基金稳定表现的圣杯。但这个行业太少人会问一个存在主义的问题：这个圣杯果真存在吗？答案是不存在。正阿尔法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因为投资者作为一个整体，在扣除费用前只挣到总值是零的阿尔法，在扣除费用后得到的是负阿尔法。
这场频繁交易新潮流的另一个催化因素当然正是，金钱的诱惑。不只是对冲基金经理可以拿到大笔进账，还有股票经纪和投资银行家、共同基金经理；以及律师、市场营销人员、总账，会计、机构经纪和银行家等所有这个赌场社会的相关人士都拿到了异常优厚的待遇。就像我们之前写到的，他们挣得的每一元钱必然都直接来自于客户的口袋。
公平地讲，投机的兴起多少反映了美国文化的普遍变化。在美国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曾经备受信任的专业人士正愈发地具有商业的特性——过去他们专注于服务社区，现在则关心如何让其资金提供者收益最大化，而这一转变正是以丧失早先的道德观为代价。此外，赌博历来就是我们社会构成的一部分，从最初的萌芽已发展至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分散了我们对于社会疾苦的关注。
无论是在股票市场抑或是赌场下注（赌场的取胜概率还要低点），我们实际上是为相对富裕阶层提供一种快速累积财富的方式，同时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其所亟需的脱贫致富的机遇——虽然他们成功的概率极低。另外，美国人热衷于大量购物，即使是在还没把足够的钱挣到手时。我们关心当下的欲望更甚于未来的需要，即便是最富有的那些人也从不满足。我们总是将自己与邻居做比较，而现实生活又总是难以反转，因此我们诉求于投机——即便机会渺茫——能将我们从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中解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