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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工业人的未来》（1942年）是我写的第二本书，但是这本书是第一本我在美国构思和完成的书，也就是在1937年早期我从伦敦来到纽约为一组英国报纸担任特写专栏作者之后所写的。这本书的前身，《经济人的终结》（该书的摘选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是1938年的秋天在英国出版的，并于1939年的早春在美国出版。虽然这本书是在美国最终完成的，但是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在我离开欧洲之前就完成了。实际上，其中的一部分（就是预言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即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的这个部分）实际上于1936年就已经在澳大利亚天主教创办的一本反纳粹杂志上发表了。
1937年之际的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经济状况比起我刚刚离开的英国来说要糟糕很多，但是我一到美国就感到了——这是一种很深刻的冲击——美国社会的那种生机和健康。今天，在60多年之后，人们常常会指责新政（New Deal）对于振兴美国的经济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事实上，1937年的美国经济比起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接管美国之前更为不景气。今天我们的那句口号“这就是经济，蠢货”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新政有意而公然地置“改革”（社会）于“复苏”（经济）之前，这就是共和党人对于新政的指责和批判的原因，但是选民们却一次又一次地热烈拥护这一举措。
美国和欧洲一样常常回首那段时期的经济。“萧条前期”被用来衡量所有的经济情况，但是美国的社会是朝前看的，而这无关于（或者说从一开始）政府的行动。每一所美国大学，甚至是最小的那种“农村大学”（cow college）都在实行教育改革和试验，涉及的内容从芝加哥大学的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倡导的回归中世纪的三文科
到由像黑山大学（Black Mountain College）这样的地方大肆宣扬的废除所有学科来“做自己的事”。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和保罗·蒂利克（Paul Tillich）在为新教的教堂摇旗呐喊，雅克·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和新托马斯主义者们则为天主教堂助威。还有一些先行者们——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将军，还有纽约的长老会教徒和西奈山会员，在致力于将医院——曾经不过是穷人们死去的地方——转变成一个用来诊断和治疗的科学试验基地。以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为首的美国各大博物馆纷纷在实施改革，而且即使是很小的城市，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都在组建自己的交响乐团。美国的经济虽然正处于萧条时期，而美国的社会却在经历着真正的复兴。
这一点使我内心生发了疑问：《工业人的未来》应当针对哪方面的问题呢？什么是功能社会？在欧洲，社区的瓦解导致了极权主义，那么何种制度才能重建社区？不过《工业人的未来》没能回答这些问题，我至今仍然在问这些问题，但是从那以后，我的疑问却为我其他关于社区、社会和政体的书籍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