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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作者，我最为人熟知的是管理方面的著作，在美国尤其是这样。但是，我最初和最首要的关注并非管理，我对管理的兴趣始自我对社区和社会的研究。
事实上，我更多的著作不是关于管理，而是有关社区、社会和政体。而且，在我撰写的15本管理书籍中，只有两本与“工商管理”有关：一本是1964年的《成果管理》（Managing for Results）——这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在数年后被称为“战略”，另一本是我在1985年所著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我其他所有的管理书籍都是探讨公司作为人类成就和社会组织的问题，我在1946年写的第一本关于公司的书《公司的概念》中两个主要部分的题目就是人类成就和社会组织（本书第五部分有该书的摘要）。
我对社区、社会和政体的关注和兴趣可以追溯到1927年和1928年。1927年时我在自己的出生地维也纳上完了高中，然后去了德国汉堡的一家出口公司做培训生，同时还在当地大学的法律系注册学习。我从上午7点工作到下午3点或3：30，这份工作既不是很有趣也不是很费劲，我主要的工作就是把发票一一登到账本上。大学在下午4点之后几乎都没课，我的学生证只能让我每周免费光顾一次市政剧院或歌剧院，所以，大多数下午和晚上的时间我都可以在藏有多种语言图书的公立图书馆里潜心阅读。
在汉堡的那十五六个月里——我于1929年初离开了汉堡——使我受到了真正的教育，我在那个公立图书馆里所学到的知识比我先前12年在学校里和后来在几所大学里学到的全部知识加起来都要多。
那时我狼吞虎咽地读了许多书，既没有计划也没有方向，不过我逐渐对政治、社会理论及政策方面的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那段日子里我读了好几百本书，其中两本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这两本书分别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于1790年撰写的《对法国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和费迪南德·腾尼斯（Ferdinand Toennies）撰写的德国社会学经典名著《社区与社会》(Community and Society)。
那时的德国，确切地说是整个欧洲大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以来都处在革命动荡时期，我们这些年轻一点儿的人当时都知道这一点，只有那些在1914年之前就成人的人们才会以为一切还能恢复到战前的状况。因此，伯克的主题思想就是：政治学和政治家们在这样一个动荡时期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找寻持续和改变之间的平衡。在这本书问世140年之后，它引起了一位年仅18岁的读者
的强烈共鸣。这种观点成为我本人的政治观点、世界观以及后来所有作品的核心。
腾尼斯的书对我产生的影响也同样巨大。他在退休之后思维仍然很活跃（他死于1936年，享年81岁），但是他写的书出版只有40年。在书中腾尼斯希望能够挽救工业革命前的乡村社区，不过就连一个无知的18岁青年也知道乡村社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自己的有关社区和社会方面的著作也在不断演变，我对社区和社会的观点和腾尼斯根植于18世纪浪漫主义的工业革命前，或者说前资本主义的观点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腾尼斯让我了解到一点，这也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点——社区和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在社区里个人拥有自己的身份，在社会里个人各有其功能。
几年后，在1931~1932年间，我成了法兰克福一家较大的日报社的资深作家。不过那时的我已经拿到了国际法和政治理论的博士学位，在国际法和法学研究班担任博士后助理的同时也在准备申请大学的讲师职位(不过是没有薪水的)，这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迈进欧洲大陆学术阶梯的第一步。事实上，那所大学的相关委员会已经通过了我提交的论文大纲，这篇论文探讨了法律治国的根源以及在1800~1850年创立了这个学说的三位德国政治思想家，及后来在该学说的基础上，俾斯麦(Bismarck)于1871年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并且制定了具有德国特色的宪法。这篇论文主要探究了各个历史时期的观点，主题是那些成功地在持续和改变之间找到平衡的伟人们——他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工业革命前的乡村社会与完全处于君主统治下的18世纪社会和政体以及由法国革命、拿破仑战争、城市化、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缔造的一个新世界之间找到了平衡，举例说，法国是在100年之后，在戴高乐（de Gaulle）的领导下才取得了这样一个平衡。
不过，我仅完成了这个研究课题的一个部分。我写了一篇短文，是有关那三位德国政治思想家中的最后一个，施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1804—1861)。我出版这一部分的原因是施塔尔身为普鲁士保守派领袖30年，他所扮演的角色和另一位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英国人，一个接受了洗礼的犹太人迪斯累里（Disraeli）
不无相似之处。施塔尔是一位伟大的保守派人士，我写这样一篇文章就是要对纳粹分子进行正面的攻击，让我高兴的是那些纳粹分子对此好像也完全心领神会。1932年这篇文章写好后，当年的12月就被德国的一家以出版政治理论、社会学和法律书籍最为知名的出版社Mohr出版社接受，并于1933年4月出版了——当时正值希特勒上台两个月。这篇文章被编入一套极具权威的系列丛书《过去和现在的法律和政府》（Recht und Staat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之中，文章编号是100。不过这套丛书一经出版就遭纳粹查禁，所有订购的书都被销毁。
从那以后这篇文章没有再发表过，直到去年夏天，《社会》杂志2002年的7/8月那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家和历史发展的保守理论》（Conservative Theory of the State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的英文翻译文章。
纳粹当权的时候这样的文章当然没法再继续写下去，所以我没有再去理会那本书。
我转而开始着手写一本极权主义的书，这本书谈到了整个欧洲社会的彻底崩溃。这本书就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终结》。在英国，这本书是在1938年的年末几周出版的，在美国则是在1939年的年初几周出版的（在本书的第二部分里有该书的节选）。
《经济人的终结》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不管是纳粹主义，还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都必将遭到失败，而这个结论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可是，这样的一个结论却促使我发出疑问：什么将取代腾尼斯提出的乡村社会的那种“有机”社区呢？什么可以再次把工业时代的个人、社区和社会融合在一起呢？这就成了我的第二本书《工业人的未来》的主题。我在1940~1941年写这本书时，欧洲正处在战火之中（美国也硝烟弥漫，战争一触即发），该书于1942年出版（在前言部分和本书的第一部分有该书的摘要）。在写作这本书时，我开始意识到一种全新的、史无前例的社会组织正在快速地形成，在工业社会和国家中正在形成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权力中心。最开始，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是公司的出现，它发明于1860年或者1870年，而在此之前绝无先例。我开始意识到管理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功能，而且管理也是这种新组织的普遍功能。由此，我写了第三本书《公司的概念》（1943~1944年完成，1946年初出版，几个月后，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本书的第五部分有简短的摘要）。没过几年，我又意识到公司仅仅是这些新组织的萌芽状态，在工业社会里，每一个公司都是一个自治的权力中心，这样社会就成为一个“组织的社会”（这正是本书第10章的题目）。
我也意识到每一个新组织与先前的权力中心都不尽相同，它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作为社会和经济的结果，它将很快演变成为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在这种社会里知识工作者将占人口和劳动力的绝大部分——在本书的第四部分和第六部分里可以找到关于这个话题的节选文章。完成《公司的概念》之后，在接下来的50年里，我所写的书基本是在社区、社会和政体以及管理这些话题之间转换。
在为这本《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摘选文章时，我以题目而不是时间为线索，摘选的文章在我看来都代表着一个基本的主题。我对摘录的文章做了删减，但是没有改动原文，也没有增加内容或更新其中的内容。每一个章节都清楚地注明了日期，这样读者就会知道如果某个章节原来出版的年代是1957年，那么当文中出现“3年前”这样的字眼时，就意味着是1954年。我在挑选文章时也力求其内容务必丰富翔实且易于理解，虽然这些文章读起来未必轻松愉快。
彼得·德鲁克
2002年夏
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克莱蒙特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