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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有两个主题。第一，20世纪的工业社会是一个新的、特殊的社会，它是全球性的，而不是“西方的”或“资本主义的”。现在，我们对它知之甚少，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第二，这个新社会有它自己特殊的社会性组织，即工业企业。工业企业里有它的管理层、工厂社区及其连体孪生兄弟，工会。
当这本书首次呈现在人们面前时，这些结论对许多读者来说也许是令人震惊的、新奇的。而在今天，也就是短短的几年之后，它们就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了。当然，即使在今天，在苏联过于直白地表述这些观点也是不可取的。但自斯大林去世后，关于管理层的组织与功能问题，是苏联国内争论最多的政治与经济问题。这种争论与我们这个“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关于管理层的争论极为相似。这些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与我们遇到的大型企业的管理高层的相关问题及解决方法，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换言之，从制度上说，我们所讨论的新社会，在任何地方都有着同样的形态和同样的结构特点，区别主要是政治的、价值观的，而不是制度（尽管这些区别的确很大）。类似的佐证是，解决组织的无人情味的逻辑与个人的理想、动机之间的矛盾，一直是苏联的小说家与剧作家钟爱的主题之一。
在美国，我们现在能听到“组织人”的说法，也就是将工业的社区的特征赋予员工。而在10年前，对美国社会及企业的主要批评，特别是自由党的批评，主要说它太“个人主义化了”。
我重读本书之后，倒觉得它更加适用于20世纪60年代。在这本书里没有现成的问题解决答案。它的目的主要是帮助人们理解工业社会。相对于10年或12年前，这本书显然对今天的读者更有吸引力。在那时，一个大的解决方案包治一切问题的想法很盛行。我们曾经有过的痛苦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承诺能包治所有问题的简单“药方”，事实上并不能解决社会、家庭和个人的所有问题，即如我们宣布“罪恶的朗姆酒”是非法的一样，这个简单的措施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即使是这样，人们仍希望有一个更大的、更耀眼的、有着更大的经济影响力的包治百病的万灵丹出现，这种心理促使人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接受了“禁酒令”，而这种心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十分盛行，只是“标签”不一样了。现在的“标签”是“共产主义”与“自由企业”；“劳工运动”与“全球政府”。甚至一些有识之士还相信，依靠新的“绝对武器”，即原子弹，至少能维持世界和平，甚至是世界的民主与繁荣。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爆发，也就是本书首次出版后的数月)之所以对美国民众来说是如此令人震惊的事，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打破了人们的这种幻想及其他类似的幻想。从这里开始，人们开始从迷信中觉醒，从对过去大的、简单的、包治一切的解决方案的迷信中觉醒。
今天，我们要努力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政府，对于我们面临的所有现实问题，都不要只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而这一代人正将步入政府及政治组织的领导岗位，正将成为科学、技术、文化与商业界的领导者。我们应认识到我们需要面对许多现实的问题，我们需要切切实实地做许多看似琐碎的事。这里有风险、困难和妥协。这里既有问题，也有机会。我们(这里的“我们”至少包括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发达国家)正变得也许与我们的父辈以及更久远的父辈完全不同。但是，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天然地倾向于复杂化，甚至是“幼稚的”复杂化(例如“现代文学评论”中的一些例子，及现在流行的个性心理学中过于细致、过于复杂的方法)，一如我们的先辈天然地倾向于简单化，甚至是“幼稚的”简单化一样。这两种倾向，其危险程度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至少现在可以直面这样的现实：这个世界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有些事情不是只靠良好意愿就能解决的。而这正是本书的核心假设，这个假设明显地是非“乌托邦”的、反“乌托邦”的。
这次再版，不太可能带来第1版那样的冲击效应。但是正是因为它不再是“冲击性”的，它对新读者来说可能会具有更大的意义。而这次再版正是针对这些新读者的。它也许会让他们觉得：“我不敢说我同意还是不同意，但是至少我懂它在说什么。”这正是本人所希望的。
彼得·德鲁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