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生产率的提高能够创造出生产剩余，但这不是说生产率的提高能创造出严格意义上的“利润”。尽管从财务报表中看，有时似乎是这样的。抵御未来风险的准备金通常表现为利润，它们实际上是真正的成本。通常所说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混合体，它包含了保证企业在将来持续经营的风险准备金，也包含了因生产率的提高而可实现的资本回报，它通常还包含那些没有实际经济意义，仅反映货币购买力变化的项，这使得利润这个概念更加难以理解。

但是，“盈利性”（profitability）在工业经济中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事实上，它是工业经济的“核心概念”。因为盈利性是测量工业经济活动经济业绩的惟一尺度。它既能测量应对未来风险的准备金的规模与充足程度，同样也能测量生产率提高的程度与幅度。工业企业的目标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而是生产产品和服务。对工业企业来说，在经营中获得利润不是它的社会责任，它的社会责任首先是避免亏损，其次才是提高生产率，以便更好地发挥社会托付给它的生产性资源的作用。但是，只有盈利性才能够测度企业履行这两项社会责任的业绩。根据以上分析，由于企业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依赖于它是否很好地履行了以上两个关联紧密的社会责任，因此，只有盈利性才能测度企业实现其目标的程度。

为了获得一个能充分解释工业经济的经济学，我们首先需要对以下7个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探索和思考。

1. “盈利性”和体现在簿记员和会计师账册上的“利润”数字之间的关系。目前，利润数据是管理层赖以决策的惟一依据，无论是在集体主义、计划经济、还是在自由企业经济中，都是如此。利润数字当仁不让地成为业绩的第一衡量标准。因此，利润数字应尽可能地成为盈利性的近似。但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利润数字只是盈利性的一种粗略近似，这是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会计体系在总体上仍是前工业时代的，它的基本思想是记录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

2.工业生产的合适的时间单位。日历年份显然不是工业生产的合适的时间单位。它不能表示“当期生产”“当期成本”等词汇中“当期”的意义。这里的“当期”是指未来风险准备金的惟一可能的积蓄期。但是，现在几乎所有企业赖以决策的利润数据都是指年度利润。

工业生产的起始不是以生产特定数量的产品或完成某特定任务为界的。对农民来说，经济活动的时间单位是从播种到收割所经历的季节。对牧民来说，经济活动的时间单位要长一些，因为畜群的繁殖期可以是13年不等。那么，工业生产的时间单位是不是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呢？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可达1215年，但仍是一个有限的期间。或者像凯恩斯那样，彻底放弃一个具体的时间长度的概念，而是使用“商业周期”这类“循环性”的概念？

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因为要研究某个严重经济萧条中的失业规模，必须要以工业生产的长期时间单位为基础。

3.产品、人力、服务的“真实”经济与货币的“形式”经济之间的关系。形式经济已在相当程度上独立存在了，因为货币已具有社会性、声望与地位的功能，这与它原本的购买力功能已没有多大关系了。

4.如何将远期成本这个理论性概念运用到具体的企业、具体的经济体系中去。

5.市场经济、垄断经济及集体经济中特殊的远期成本是什么。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了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中若干风险的重要性。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但同时又是十分重要的。

6.对一个具体的经济体系、具体的企业而言，边际利润应达到多大才能足以抵偿远期成本。迄今为止，对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只有一些“直觉”。我自己的“直觉”是，除苏联以外，几乎没有一个大的工业经济体系达到了足够的盈利性。根据我能获得的最可靠的数据和报告，苏联企业的边际利润水平是美国的35倍。这种差距非常难以解释，因为计划经济中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且，像苏联这种快速扩张的经济，要实现这么高的边际利润，生产率提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7. 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已经被讨论了一个多世纪的问题：如何积累抵御未来风险的准备金？应由谁来完成？如何转移因生产率提高而释放的资源？应将它转移给谁？

过去对这些问题的激烈争辩基本上都是道德上的，比如：利润的合理性，资本的公平回报，劳动者的应得权利与合理要求，等等。如果我们不再去讨论投资的利润问题，无论是资本性投资还是劳动力投资，而是讨论远期成本和生产率提高问题，我们就会获得一种全新的思路，这些问题就不再是道德辩论，而是经济职能问题。

例如，某个企业对整个经济的远期成本储备所做的贡献，也就是承担不成功企业的部分远期成本，这部分储备显然不能保留在该企业中，而是应该转移出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十分浅显的道理。否则，整个经济很快就会被为数不多的几个极为成功的企业所把持。同样地，因生产率提高而释放的资源也应重新分配，以免新的企业获取生产性资源的通道被切断。但是，向股东的转移是否是增加经济储备的可能性的最好方式呢？更高的工资水平、低物价或者是竞争性资本市场中的资本积累机制，哪种才是促使资源释放得以实现的最理想的方式呢？

我们并不指望这些问题能从纯粹的经济职能的角度得到彻底的解答，毕竟，它们涉及到不同权力集团的经济立场，也触及到这些集团对社会结构的基本认识。但是，如果从经济职能的角度讨论这些问题，至少可以让以前那种本质上是道德的、政治的争辩停息下来。以前的争辩尽管使用的是经济学词汇，但本质都是道德上的，大部分的论题是“利润”的本质、功能、合理性及其分配，如此等等。

以上每个问题都代表着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整整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这项工作要远远地超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革命”，能够带来政治经济学真谛的真正复兴。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构建一套工业经济学的理论，而是要将工业企业作为一种社会性和政治性组织加以研究。如果我们能确立企业行动与行为所遵循的原理，那么，我们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有把握地宣称：

1. 企业所遵循的原则、它的行为、实行的政策及所做的决策，与所谓的“利润动机”无关。

主宰工业企业的“大天使”会像最贪婪的“资本家”一样，会将盈利性作为企业的行为和政策选择的首要原则。最忠诚的人民代表，他们即使在梦中也不会偏离党的基本路线，但同样也会这样做。迄今为止，只有共产主义理论真正将盈利性视为工业经济中的决定性因素、最值得思考的因素。

盈利性作为工业生产的最终决策标准，与企业家追求利润是两回事，两者毫不相干。事实上，它与任何个人的动机都没有关系。我们甚至没有必要讨论“利润动机”是否存在，到哪里去找到它等这类问题。盈利性存在于工业生产与工业经济的客观要求与目标之中。

以上对“利润动机”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其他从个人的动机出发解释企业的盈利性目标的理论，如凡勃伦对“商业”和“工人本能”的并列对比分析，以及常见的“货币会计”与“社会会计”的对比分析。

总之，工业企业的行为、所采用的政策、关注的问题及其行动，其实根本与主观的动机、驱动力及个人目的毫不相干。无论个人是所谓的“经济人”，还是“道德人”，企业仍会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同样，通过心理调整、道德改造或宗教驯化，可以对人的本性及行为产生影响，但是个人的变化并不能改变企业的行为及其遵循的原理。主观行为、个人理性及目的，与企业的行为、理性及目标毫不相干，企业的行为、理性及目标是由它的制度架构及职能客观地决定的。

2. 企业所遵循的原理、行为，所采取的政策与决策，同样与工业社会的法律或政治制度毫无关系。

盈利性原则无论是在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的条件下，无论在政府控制、国家所有的体制中，还是在自由企业的体制中，它都一律适用。而且无论在何种体制下，它发挥作用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同样，无论在这个体制中产品的生产方式如何，价格制定的方式如何，是否是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销售等等，都不会对盈利性原则产生什么影响。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知，惟一能影响企业的基本政策与基本行为的结构性与制度性变革，是企业本身的结构性与制度性变革。而法律与政治体制的变革，无论它们会对个人的生活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也并不能影响企业的结构与行为。

3. 企业所遵循的原理、行为及其所采取的政策与决策与利润分配的方式完全没有关系。

无论从社会意义上来说，还是从经济意义上来说，什么人有资格分配多少利润，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但是，要是谈到企业的行动与行为，它与利润如何分配并没有什么关系。

即使将利润视为簿记员创造出来的虚构符号，用来记录传统的、前工业经济时代的会计方法无法记录的成本，这也不会对企业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企业仍会以同样的方式行事。

事实上，企业应在利润为零的假设下，决定如何行动，也就是要假设除了成本之外没有收入盈余。企业应假设只有成本，包括当期和远期成本，以及因生产率提高而带来的资本回报，在这样的假设下决定如何行动。垄断利润、意外横财、囤货居奇所得暴利、资本侵吞、投机所得及其他特殊利润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它们很显然不是真正的“利润”，尽管对单个的企业来说，它们可能很重要。在企业的实际决策和行为中，它必须将那些抵偿成本以外的所有部分视作生产率提高所得。“收入盈余”，即使果真存在，在企业的政策选择与决策过程中也不应接受并以此为条件。换一种说法，企业在其运营过程中，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当期的收入能否抵偿当期与远期成本？如果这个问题能得到肯定的回答，那么企业就应考虑第二个问题：生产率的提高能否足以维持企业的有效运行，能否抵御资源的结构性风险和竞争？

4. 最后，盈利性必须成为企业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准则、必须服从的原则。它代表着企业自身的责任和企业对社会的责任。

工业生产是面向未来的。防御未来的风险损失是它面临的首要问题，极力避免这种损失是工业企业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当期生产须建立在远期成本预测的基础上，为了防止未来损失，当期收入减去当期成本的盈余，也就是边际利润，至少要保证能抵消未来风险。企业应遵循的第二条原则就是“生产率提高原则”。远期成本与生产率提高只有通过盈利性尺度才能加以衡量。因此，工业企业必须将自己建立在盈利性的基础之上，将盈利性视为政策选择的指导原则、业绩的衡量标准。同样，一个社会也必须以同样的盈利性尺度来衡量企业的业绩。 lCsAv8pOsIdDujj5fZHe+lmSAAbUv2G37vwALMnY4jQAtLts74pUsrGFdE0gpa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