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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经济系统都会面临着变革。但是，工业经济以前的经济所面临的变革来自外部。每种经济本身更愿意保持不变。不变是常态，而变化则会带来动荡和不安。然而，变化对于工业经济来说，却是内在的，与生俱来的。工业经济本身就会产生推动变革的力量。可以说，不断的变革是工业经济体系中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所追求的目标。
前工业经济中的主要变化源自“结构性问题”（dislocation）：比如关闭或开辟新市场，停止或启动某种资源的供给等，其结果是导致资源的用途及其有用性的变迁。结构性问题在工业经济中也可见到。自1914年以来，西欧所经受的危机正是结构性失调危机。但是，工业经济中的典型变化却是由于“扩张”而形成的：在经济内部开发新资源、新产品和新市场。
前工业经济中的变化可能是突然性的、灾难性的，但是工业经济中的变化则是渐进演变的。前工业经济中的变化尽管有时也能被人们所引导，有时则可能产生很小的影响，但它总的来说是无法预测的，也无法事先准备以抵御这种风险。但是，工业经济中的扩张，不仅可以被引导、控制，而且可以事先准备如何应对。“扩张是可能的”成为工业革命中的一个伟大发现。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现代工业企业所遵循的第二条法则：更高产出法则。由于扩张既是现代企业追求的目标，又是其生存的必要条件，社会就必然会要求企业避免收缩，而力求扩张。因此，企业必须要设法提高其生产率。因为，生产率的提高是扩张的基础。同时，生产率的提高也是企业生存的必然要求。即使在非竞争性经济中，生产率的提高也是保证企业的生存和稳定，免遭袭击的关键手段。
从历史上看，经济中的变化主要是因为经济的外部力量作用的结果：如战争、征服、地理发现、宗教运动等等。前工业经济中历次重大的变化都是结构性变化的结果。十字军东征以及地中海对西方贸易的重新开放等导致经济活动及其前景的巨变；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大西洋贸易航道的开辟而导致的经济革命；苏联农业的集体主义运动，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从农场中剥离出来，投放到工业化生产的工厂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对生产性资源的一种结构化的重新调整。经济结果只是这些重大的资源结构化调整活动的副产品，纯熟偶然性。这些重大的资源结构化调整带来的结果，既有经济的摧毁和赤贫化，也有扩张和财富聚敛。
由于灾难性的资源结构化调整是前工业经济时代惟一形式的变化，因此那时，经济学作为一门专业和研究领域其实是不存在的。关于经济生活的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全被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Politics）一书的开头几句精彩警句所概括了。他主要比较了基本以满足自身需要的家庭生产，亦即他所称的“自给自足经济”（oeconomia）与贸易性“赚钱”活动的差异。
但是，即使是贸易经济中的经济学家们，也没有发现“扩张”的可能。现代技术的第一个例子出现在经济学原理诞生之前好几个世纪。这里所说的现代技术是指人类有意识地通过老的生产资源的重新组合，而创造出新的生产性资源。现代技术的首次系统性的尝试出现在15世纪的采矿业和冶金业，这个尝试标志着机械科学及化学科学的肇始。黎塞留（ 黎塞留（1585-1653），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国务卿兼御前会议主席，枢机主教。——译者注 ）于17世纪上半叶在法国创立的国家工厂，就是基于扩张的理念，并专注于新的、更好的生产方法的开发。这种工厂很快为整个欧洲所效仿。然而，黎塞留之后150年，亚当·斯密在撰写他的经济学著述时，只提供了一种提高产出的方法：节约现有资源的使用。如何保证这一点的实现，则是整个古典经济学传统着重解决的核心问题，从亚当·斯密一直延续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尔。但是，古典经济学假设生产能力本身是上帝赐予的，是不可改变的。只有基于这个假设，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概念和学说才能被人们理解并接受，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以及自动的、自我调整的金本位概念。
如此说来，通过生产率提高而实现的扩张是新近的事。只是我们今天已经习以为常了，认为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例如，人造纤维工业自从30年前诞生并正式进入商业运作以来，它的生产率已提高了1520倍，这个提高并不是因为重大发明的运用，而是通过数以千计的小的、不显眼的技术、工艺和设备的改进而形成的。这在以前任何时代都是奇迹般的事，就像背后有魔力在起作用一样。这种提高完全难以预料，不易预测。尽管人造纤维工业的每一位工程师或化学家在一代人以前能够预测到这种提高会发生，但是他们根本不能预见这些改进应是从哪里实现的。
在扩张中，由于新技术的运用而导致资源的新的组合方式，这会使老的、已经被充分使用的资源真正转变成更重要、更具生产能力的资源。资源因此而变得具有更大的生产能力。这不是说以前一直被闲置的资源或人们一直不知道如何使用的新资源，被获得并加以正确地使用，也不是说以前使用过程中的老资源得到了更好的使用，更不是说释放新资源实现新用途的结构性调整活动，而是说，同样的资源运用于同样的生产活动，却生产出更多的同样的产品。或者是，在不减少目前已有产品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没有结构性问题的前提下，能将资源转移出来，生产以前不能生产的新产品。
生产率的提高能更好地释放生产性资源的内在能量。它起初并不是为了实现“资本回报率”的目的。扩张的主导者不是“资本家”，而是“创新者”（ 这个观点首先由约瑟夫·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提出（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该书原文于1911年以法文出版。——原注 ）。天性胆小怕事的“资本家”和“创新者”的“结合”也是新近才出现的事，而且似乎更像是一种“被迫无奈的婚姻”。事实的结果却是，生产率的提高给资本带来了更高的回报，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剩余。
至少有四种可行的方式将扩张转变成经济效益：企业可以运用释放出的资本生产更多的同样的商品；企业可以在不提高产出的前提下降低价格；它还可以提高实际工资水平；最后一种方式，可将释放出的资源视为一种利润，将它分配掉。
这四种方式都是资本资源的重新分配。企业会计对这四种方式的处理是不一样的。第一种方式纯粹是内部的，它主要体现在企业的成本会计之中。但是，从利润表来看，生产率的提高只能表现为企业的未来盈利能力提高了。第二种方式则体现为单位产量的利润的下降。第三种方式则表现为当期成本的提高。第四种方式，它本质上是资本回报，但表现形式上是一种当期利润。在四种可行方式中，只有第四种方式是用利润数据体现生产率的提高和扩张的。从历史上看，低价格、高的实际工资至少和各种提高生产率令经济受益的手段一样重要，至少和通过剩余利润索取而实现的资本回报同等重要。与此不符的一个特例也许是苏联，在那里，因生产率的提高而释放的资本资源全部以利润的形式上交给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