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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作为一种新生组织，它主要有三个特点：
1.从规模上来说，它必须“大”。
2.从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来说，工业企业催生了两类新的阶层——一类是以工业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及工会领导为代表的新统治阶层，一类是由技术骨干、专家、领班、会计师及中层管理者组成的新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尽管也享有相当的权力和巨大的社会声望，但他们受雇于人，具有依附性和从属性的特点。
3.从它履行的社会职能来看，它首先是一个经济组织，但同时又是政府性的和社会性的组织。
近50年以来，“大者的诅咒”（curse of bigness）一直是美国政治辩论中耳熟能详的主题之一。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持有这种观点，那就是，“大”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还缺乏效率，更不用说是受欢迎的了。
当然，从经济性、社会性及可管理性等方面看，企业的规模总会有一定的限制。但是，被“大企业”的反对者奉为楷模的、今天所谓的“小企业”，如果以过去的标准来看，依然是大企业。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我们需要大企业，还是小企业，而是大企业的理想规模是什么，如果超过这个规模就太大了。
“大企业”这个词的词义变迁是反映大规模生产革命性影响的完美注脚。五六十年之前，所谓的“大企业”有时也被戏称为“大章鱼”（octopus），是指雇员在20005000人之间的经营单位，而小企业则指由一两个人所有并经营的作坊（workshop），雇员数一般不超过100人。如今，在美国的重要行业中，所谓的“小企业”是指雇员数在500010000人之间，由一个大约有200人左右的管理团队负责经营的企业。现在，我们可讨论的只有大的程度。在工业社会里，我们不可能回归到“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工业企业从本质上来说，必然表现为权力、资本投资及人员的集中。
工会规模的变化也遵循同样的规律，75年或100年前，熟练的手工业者组织起小型的工会（chapel），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的工会组织都是全国性的。这种对比，犹如维多利亚时代的“机器作坊”与现在的巨型企业的对比。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是大型工会组织的某个地方分支也很庞大。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福特分会就有65000名成员，它是独一无二的，就如同这些工人工作的地方——福特红河工厂一样，在美国汽车工业中独一无二。当然，这是体现这种发展规律的一个极端例子。
我们将“大”视作现代企业的形体特征，其实，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形体”上的，更重要的是，它对企业本身及社会的本质也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影响。就像是集沙成丘，尽管你可以说它是“一大堆沙粒”，但是它已经成为完全不同于沙粒的事物了。
企业及工会的“大”的特点带来了以前从未出现的社会控制问题。要理解它们的“新”和“复杂”的特点，只要看一个例子，以前垄断的概念主要是指为限制贸易而故意采取的行动，现在的情况则是，某些企业本身并没有垄断的行为和意图，仅仅是由于规模巨大，就被指控成市场控制者，指其造成垄断的种种恶果。现代工业经济条件下，企业及其正常转行所需资本巨型化的特征，使人们对垄断问题的关注，由经济层面转向社会层面。现在的问题是个人或小而年轻的企业能否进入一个行业的问题，而不是高价格或限制产量的问题。
也正是因为现代企业的“大”，使得人们格外关注它的稳定性和存续能力。大企业是万万不能崩溃的。大企业一旦崩溃，就会带来失业、金融动荡、已建立的贸易关系突然中断等问题，严重危及社会的经济稳定。因大企业的资源散失而对社会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将会是巨大的。机器、厂房设备及人员组织只有整合在一起时，才能发挥出最大的生产能力，如果分开，即使不会完全失去，也会失去大部分生产能力。大萧条期间崩溃的庞大工业企业帝国，如英萨尔（Insull）、克鲁格（Kreuger）等公司，尽管它们有偷工减料之嫌，政府还是不得不通过破产程序将它们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所有工业国家破产法近20年的变化都表明，第一位是要保全当前的“问题公司”，也就是要完好地保留公司的机器和人员的整体组织，而不是首先满足任何团体的索赔要求，无论他是债权人、工人还是股东。
大型化的特点也对企业本身的结构产生了本质性的影响。现代企业需要一个管理团队，它的职责是对企业负责，而不是对任何团体——所有者、工人或消费者负责。“职业”管理层的出现也许是企业作为一种组织的最好证据。管理层的组织、它的有效运作、合格的高层管理者的选拔、培训与发展以及管理者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等，不仅成为企业本身关注的问题，同样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大型工会的领导同样也要执行管理职能。他的主要职责同样也是向工会负责，而不是向它的成员负责。工会的负责人能否很好地履行其职能同样也是社会关注的问题，其关注程度丝毫不亚于对企业管理层能否履行职能的关注。
企业的大型化特点还导致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以前的纯粹关系转变成带有政治色彩和社会性的关系。管理者为了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还必须对企业的所有成员行使类似政府的权威。
现代企业的出现还根本地改变了社会结构模式，它导致了两个新的阶层的出现，一是由高层管理者组成的新的统治阶层，一是新生的中间阶层。六七十年前，它们都不存在。
新生的统治阶层的人数尽管比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的人数要多，但从数量上来说，其规模还是比较小。它与以往的任何统治阶级一样，拥有强大的权力，为公众所瞩目，是时代特征的典型代表。
然而，新生中间阶层的出现可能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代表了大规模生产社会最重要的变迁。这个阶层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而且一直还会保持快速发展。例如，在美国，188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当时受雇用的中间阶层只占到就业人口的不到10%，但是到了1940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为25%，1950年的普查中，这个比例可能会变成1/3。从绝对数量来说，这就意味着中间阶层及其家庭成员的人数由500万增加到4500万5000万。
与此同时，所有旧的阶级都失去了它们赖以存在的基础。大规模生产革命彻底摧毁了200多年前开始的“旧体制”，以土地拥有为特征的贵族阶层，他们昔日所拥有的权力和荣耀已成为历史烟云。大规模生产同样也动摇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层的权力，包括商人、银行家和资本家。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典型例子就是大商人寡头政治的逐渐没落——包括伦敦的“伦敦城”，纽约的“华尔街”，波士顿的“道富街”（ 沿用道富环球投资管理(State Street Corporation)的翻译，以银行业而著名。道富公司成立于1792年，总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是全球领先的金融服务提供商，为全球投资者托管资产达85000亿美元，管理资产达9000亿美元。道富公司是美国第一大的共同基金服务公司。——译者注 ）。就在20年前，哈佛商学院毕业生的首选就业目标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而现在，他们会到钢铁公司、石油公司或汽车公司去谋职。这不是说对生产而言，资金变得没有工业生产能力重要了，而是因为旧的资本巨头已经失去了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其证据就是，金融的控制中心已经由华尔街转移到华盛顿的相关政府机构，由伦敦城转移到英国财政部。
从经济角度看，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只不过是对工党的一个流行的、但已过时的政治口号的礼貌性遵从。很久以前，包括英格兰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都完全顺从于政府，以至于一段时间内，它们都成了政府债券的“仓库”了。在工业经济中，伦敦、纽约、波士顿、阿姆斯特丹、巴黎、柏林、法兰克福以及维也纳，留给国际银行业务、国际资本流动及国际商品贸易的空间非常小，而这些正是“资本家”统治阶层的权力及地位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作为政治意义的象征，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类似地，摩根财团的储蓄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的彻底分离也是如此，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这两个事件标志着“金融资本主义”的消亡。
同样，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也下降了。70年前，正是这个前工业时代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构成了社会进步的主力军。它由小工商业主、独立的手艺人及自耕者组成，它实际上是当时惟一的中间阶层。如今，从数量上来说，它与以前相比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它的重要性却大大地下降了。1880年，他们占美国总人口的37%，1940年则下降到18%，而且这种减速的趋势还会加快。至此，它不再是社会进步的惟一通道，甚至不是最主要的通道。1949年，美国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都希望能谋得一个管理职位。名义上独立的工商业主在很多情况下变得有名无实，实际上成为现代企业的一部分。所谓独立的汽油经销商，只不过在为一个公司卖汽油，加油站是该公司建的，油价也是该公司制定的。所谓独立的汽车经销商，只不过是在某个汽车厂家许可的条件下，以该厂商确定的价格出售汽车，而且这种授权还可能被收回。这只是众多类似的例子中的两个，类似的情况极其普遍。
从长远的眼光看，最重要的现象是产业工人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都已经度过了巅峰期，而产业工人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第一个孩子”。在美国，1940年产业工人占总人数的比例与70年前相差无几，不到40%。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比例在未来总还是要下降的，尽管目前似乎还没有开始。新兴工业部门中体力劳动者的比例已远远小于传统产业部门，而工业中间阶层的比例则远远高于传统产业部门。随着传统产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它们也将雇用相对较少的工人，而雇用更多的属于中间阶层的劳动者。
同样，在工人阶级内部，非熟练劳动向熟练劳动的新的转变已经开始，使得近50年来的发展趋势出现了逆转（ 请参阅《国民就业中的工业化和职业化趋势》中有关19101948年的趋势分析，《研究报告》（Research Report）第11期，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49年。——原注 ）。非熟练工人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一种工程中的不完美，因为非熟练工人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由机器替代，做得更快、更好，而且价格也更便宜。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机器代替非熟练工人，也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员设计、制造、调试、保养和维修机器。所需要的新的技能不是体力上的劳动，尽管他们都被称为技工。新技能基本上属于脑力劳动，包括工程原理知识、制图、应用数学、冶金、生产工艺等。越来越多的工人正在变成新生的工业中间阶层中的一员，成为新的小资产阶级。
譬如，在玻璃行业，体力劳动者几乎完全没有了。仅有的第一线工人也是为数不多的、受过高水平培训的高薪专家。如果发生问题，他们知道怎么处理。设计、装配、保养和维修部门取代原先的非熟练或半熟练工人，它们的总人数很可能多于被机器所取代的体力劳动者。这种趋势的另一个例子是化学工业。在诸如石油化学和塑料化学工业等比较新的领域，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体力劳动者，而那些受过培训、教育、有技能的劳动者则随处可见，他们的数量还会持续增长，以保持工厂的正常运转。
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 指的是哈佛大学的萨姆纳·斯利克特。——原注 ）称我们的社会为“劳动者”社会（laboristic），这也许是对过去50年的高度概括，但不是对未来50年的恰当描述。我们可能会对欧洲最著名的大规模生产的社会问题专家乔治·弗里德曼（参见乔治·弗里德曼《自由化与专业劳动》，《国际社会学手册》，第1期，巴黎，1946年。——原注）所预言的“工人阶级将被新生的中间阶层所替代”表示怀疑。但是，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比重肯定不会继续加大，至少在过去的70年中，没有产生任何的增加。而新生的中间阶层无论是在总人数，还是人口比重方面都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对企业本质的探寻，我们可以从它的职能角度进行。企业是一种组织。那么，它是什么样的一种组织呢？
它首先是一种经济组织。它肩负着执行关键经济职能的责任。它是工业社会里的主要的经济工具。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企业，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其“集总性”。作为一种生产组织，企业实际上是将一群人按照确定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与机器工具的确定关系组织在一起。在企业中，人自己，无论他是工人，还是经理，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实现生产。
现代企业必然需要大额的、长期投资。今天的投资也许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会带来产出。即使开始有产出之后，也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持续产出，才能实现投资的收回。对机械设备、厂房和机器等而言，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仅如此，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一点对于物流系统、销售系统，甚至产品本身而言也是正确的。它同样也适用于人力资源，我们同样需要对人力资本进行大量的前期投资，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才会看到产出。
因此，工业经济中的时间单位和前工业经济中的时间单位就完全不同了。工业生产中的“现在”不是指某一个时刻、某一天或某一年，而是指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段。它可能是指某个设备实物生命的某个周期。在工业经济中，“现在”的界定总是以“未来”为着眼点。由于时间单位的变化，使得传统的词汇，如“利润”“收入”“成本”等等，在工业经济中有了全新的含义。
其次，企业又是“政府性组织”，不可避免地、必然地履行政治职能。
企业控制着人们能否进入一个生产组织的权力，而工业社会中的个人一旦脱离了生产组织是无法自己生产的。因此，可以说企业控制着公民的生存。毫无疑问，无论是谁，只要它能控制公民的生存，它必然掌握着相当的政治权力。
生产组织的加入如果不是决定着公民权的方方面面，也至少决定着公民的社会有效性。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不同的，有的是为了生存，有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状况，有的则是完全听从天意的安排，有的则是为了战争。但是，群体生产的社会组织都需要有这样一个架构，它能使其中的每个成员愿意发挥其能动性，能通过这种群体生产获得社会地位与声誉，并获得社会的认同。在西方社会，一个人的声望主要来自于他所从事的交易活动和职业。
如果说社会有效性取决于个体进入的生产组织不是一条普适的原理，它至少适用于工业社会。如果说，我们能从大萧条中总结出什么的话，那就是失业会导致社会有效性的失去，失去了社会地位、社会身份及自尊。实际上，除了名义的公民身份以外，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 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文献可以参阅，尤其是E.W.Bakke关于美国和英国的研究。——原注 ）。可以说，长期失业将掳夺公民权利。
即使在企业内部，也像是一个“政府”。工业生产组织需要基于“权威服从”的内部秩序，也就是说在企业内部存在着明显的权力关系。
企业中的掌权者也行使着一些常规的类似政府的职能，也制定“法律”，规定每个人的行为准则、解决冲突的规则等，规定并实施违规行为的处罚。企业可以通过解雇而使个人面临失业威胁，也就是失去进入一个生产组织，实现社会有效性的可能性，这种处罚权力实际上很大。用传统的语言来说，企业的权力远远大于“最低权限”（low jurisdiction）。只有在极权国家里才会出现资本惩罚的“最高权限”（high jurisdiction）。但是企业拥有律师们常说的“最高权限”的替代性权力——就是能实际上废除或终止公民权的权力。
企业对其成员还拥有相当大的执行权。企业所做的决策及其所设定的政策能直接影响到个人的生存、未来及其社会与经济地位。它决定员工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它将一群原本无组织的人员组织成一个有着特定职能的生产性团队。
管理层与工会之间的冲突也能体现出企业的政府性本质特征。这种冲突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权力的冲突。工会也想分享企业决定个人能否进入某个生产组织的权力。它要求将个人是否是工会成员作为聘用的条件之一；要求企业在实施解雇等惩罚措施时要以工会同意的劳资协议为依据；并要求采取一个有工会参加的正式程序具体执行这些措施。工会还会使出最后的杀手锏——组织罢工，使企业不能正常生产。
说到底，管理层与工会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争夺企业成员的“效忠”的冲突。无论在哪里，当我们谈及“效忠”问题时，我们都是在讨论有关政府性组织的问题。效忠是政治权威的基础。从“效忠”这个词的词源来看，它是指封建领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这清楚地表明了效忠与权威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使用大部分政治与社会术语时不是十分严谨，但惟独在使用“效忠”一词描述一个权威及其臣服者之间的关系时，却十分准确和严谨。我们将权威及其臣服者之间的关系称为政治关系，而这种关系赋予权威治理的权力。
最后，任何一个政治组织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保证自己能正常行使权力。马基雅维里告诫我们，在我们努力寻求一个“好”的政府之前，我们首先要保证有一个能正常行使治理权力的政府，也就是一个“正常运行”的政府。要实现“正常运行”，就需要解决很多的问题，诸如企业管理层的职能如何规定、组织形成、什么样的管理人员是合格的、如何对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以及管理层内部有序、合理的接替等。这些看似属于管理层内部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影响到公众利益的重大问题。
随之而来的还有管理层对其管理对象、企业成员的责任问题。就像其他任何政府性机构一样，要保证管理行为是合法的，也就是说权力的执行是为了服务于其管理对象的利益。但是，对企业的管理者而言，他的第一责任是保证经济效益。这就是企业的经济性职能与政府性权威之间的根本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工会的出现，并决定了工会的职能。
不过，工会本身也处于一个矛盾的位置上。它的本质决定了它必定要作为管理层的对立面，或者是一个反对者的形象存在着，惟其如此，它才能实现它的职能，维系它的凝聚力。同时，为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工会必须承担起它对社会、对企业的责任，它必须是“永远的反对者”，即使它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统治者”。管理层与工会在冲突中并存，这使得企业的个体成员永远处在应对谁忠诚的冲突之中，处在“效忠分裂症”之中。而这一点，无论是对企业、工会还是个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
现在，几乎人人都会承认企业是一种经济性组织。在过去的1/4世纪里，人们已经渐渐地接受企业是一种社会性组织的观点。但是要是说它还有着类似政府的特点，是一种政府性组织，这种说法一定会遭到左派和右派的猛烈抨击。
但是，拒绝接受企业作为政府性组织而产生的结果，这不仅是短视的，而且是危险的。它对所谓的“自由企业”社会尤其有害。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如果企业拒绝履行其政府性职能，不愿花费力气解决企业内部的政治结构及治理等问题，这无疑会摧毁所谓的“自由企业”体系。企业内部的政府性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如果企业自己不能有效地发展出一个能正常运行、合法的治理机制，解决内部的政治问题，那么代表国家机器的政府就会迫于公众的压力而直接介入，极权主义就会乘虚而入。西方社会过去近50年的历史表明，这个进程已经走得很远了。
最后，企业还肩负着社会性职责。它通常带有一个独特的工厂社区，这是工业社会中一个特殊的，但又极具代表性的社会单元。
任何一个关于工人的研究都表明，工人们总是将企业的社会性功能放在首位。他们将企业能否给他们带来社会地位、能否保证他们实现社会职能，置于能否满足他们的经济性要求之前。为数众多的调研都表明，现代产业工人的主要需求包括：与其他工人之间良好而紧密的关系、与他们的顶头上司之间良好的关系、晋升机会等。但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需求首先是要获得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以及社会地位与声望。薪水尽管也十分重要，但远远排在其他需求的后面。
企业是一种社会性组织的观点，曾遭到19世纪后期主流思潮几乎公然的否定。也许在30年或25年前，这种观点还会被认为是激进的言辞，没有任何道理，或被谴责为是有破坏性的革命口号。那时，工业企业家、商人及工会领导可能都会这样认为。而如今，同样是这些工业企业家，他们不仅将这种观点奉为圭臬，而且还身体力行，试图将它转化为具体的实践，出现了所谓的“现代人事管理”“现代人际关系政策”等。
事实上，将企业视为社会性组织是一种很古老的观点。它甚至出现在现代工业体系出现之前。它第一次是由法国的“浪漫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尤其是傅立叶和圣西门。那是在19世纪刚开始的几年，而我们现在所称谓的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那以后很久的事。但是，直到上一代，人们才重新发掘出这个古老的真知灼见。
很多人对这个重新发现都有贡献，我们在这里只列举其中的几个代表性研究。在美国，这方面最著名的研究莫过于埃尔顿·梅奥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领导的霍桑实验，这个研究是在芝加哥的西屋电气公司进行的。梅奥在《工业文明中人的问题》以及《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两本小册子中总结了该研究的成果。对这个研究更详尽的介绍是罗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合著的《管理层与工人》以及T.N.怀特赫德的《产业工人》。
E.W.贝克则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他的研究重点也完全不同，但他的研究成果同样具有很高的价值。他主要研究了美国及英国的失业工人问题。A.W.琼斯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俄亥俄州阿克伦市进行的调研则采用了另外的方法，他的研究成果以《生活、自由和财产权》为题出版。
最综合的研究之一是通用汽车于1947年举行的员工论文竞赛，共有17.5万名员工提交了题为“我的工作以及我喜欢它的原因”的自撰论文。当时没来得及出版如此庞大的第一手资料，到1949年以《员工个人心理学》（Personnel Psychology）为名正式集结出版。
关于美国之外的研究，我在这里仅举几例。保罗F.拉扎斯弗尔德和玛丽·雅霍达研究了20世纪20年代澳大利亚的失业影响问题，主要研究失业给个人、家庭及社区带来的影响。以梅耶斯教授为核心的许多英国工业心理学家，做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还有法国的乔治·弗里德曼，他的研究成果尤为杰出，尤其具有原创性，特别是1936年出版的《进步中的危机》（La Crise du Progrès）。
以上的这些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尽管它们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研究重点各不相同，但它们的最终结论都一致表明，工厂社区是一种切实的存在。实际上，企业的员工将工厂社区视为实现其社会理想与信念的真正的、具有代表意义的和决定性意义的场所。
这些研究表明，对个人来说，没有什么需求比社会地位及社会职能的实现更重要。如果这种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就会带来严重的个人不满意及社会不满意，导致压力和挫折感，最终将危及企业的所有社会组织。
工业企业满足个人的社会地位及社会职能需求，不仅是为了抚慰员工，更主要的是为了保证自己能正常运转。现代工业企业要能够正常运行，首先要保证它的每一个员工，包括最微不足道的清洁工、推车的小工，都要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他的工作，要持一种“管理者的态度”，将自己视为企业的一分子，是企业的“公民”，而不是被统治的“对象”。现代企业要求每一个员工都能发挥出他的潜能、创造性，要求员工之间精诚合作，这些要求要比以往任何一种生产组织都高得多。对现代工业企业来说，人力资源是它最大的资产，但常常又是使用效率最低的资产。在现代企业中，员工越是将自己视为企业的一分子，将自己视为企业的“公民”，越是以管理者的态度进行工作，这个企业的产出和效率也就越高。生产率及工作效率的根本促进因素常常是社会性的、精神层面的，而不是物质的。
作为一个社会性组织，现代工业企业就成为特定社会组织原理的载体，也就是大规模生产原理的载体。这个社会组织还会有它自己的问题，要求建立起个体成员与企业之间有效的特定关系。
最后，工业企业的成员确实将它看成是工业社会的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组织。通过工厂社区，工业企业为企业员工提供了社会地位和社会职能，由此而实现它的社会信仰和承诺。如果不是这样，社会代表性组织的秩序就会违背时代精神，这只会带来社会精神层面的分崩离析，或者是企业职能的分崩离析。
企业是一个经济性、政府性和社会性组织，这三种性质集于一身，而且同时发挥作用。
单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或社会性层面设计解决企业特定问题的方案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只有当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案既能解决某个方面的问题，又同时符合企业三种性质的要求，它才可能被企业所接受。如果一个方案只能解决经济层面的问题，却与企业的政府性或社会性特征相抵触，这样的方案不可能被企业接受，而且断不可行。它只会加重待处理问题的严重性。
在本书中，我们努力采用一种整体观点，将企业视为同时发挥三种不同职能的一个有机整体。当然，在剖析工业社会时，我们需要将三种职能分开来讨论，以便我们深刻地理解工业社会的种种问题。但是，在构建工业秩序的原理时，我们必须同时考虑企业的三重职能，把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论述。
对企业成员来说，企业的政府性和社会性职能是最重要的。但是对企业本身来说，甚至对社会来说，它作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经济组织，其经济职能是最重要的，相对于其他职能而言是首要的。对企业本身而言，经济性职能之所以是首要的，因为企业的生存延续依赖于它出色的经济业绩；对社会而言，经济性职能之所以是首要的，是因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经济业绩是企业存在的目的和理由。
从人类有记载的历史来看，我们从没听说过一个政府性、社会性组织服从于经济业绩优先原则。庄园的封建领主要养活庄园的成员，但粮食生产不是它的主要目的，它的主要目的是政府性的和社会性的。从“市场”的已有发展史来看，它将经济性职能放在首位。但是它从本质来说并不承担政府性和社会性职能。实际上，主张自由放任主义的重农学派将经济性职能和政府性职能截然分开，意在确立这两种职能完全的相互独立性（ 卡尔·波拉尼在《大转变》（纽约：Farrar & Rinehart, Inc.，1944。1946年在英国以《我们的时代起源》为名出版）一书中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这种分离观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导致了市场的经济原则和社会生存之间的冲突，解释了市场体系崩溃的原因。——原注 ）。然而，在企业中，这种分离绝不可能，因为这些职能是由同一个组织承担和实施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企业具有决定意义的职能、决策的标准及成功的度量尺度，都是经济业绩。
正是这一点带来了企业诸多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它意味着企业里存在着潜在的经济冲突：包括工资问题，工人对技术进步的抵触，对盈利性、利润的否定。它还意味着企业的政府性问题，也就是管理层作为“合法政府”的问题，及其导致的工会的出现，而且永远以管理层及企业的反对者的形象出现。
总之，工业企业的经济职能凌驾于其政府性和社会性职能之上，这是一件以前从未出现的新事物，有必要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因此，在正式进入工业秩序问题的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要说明，为什么获利性是企业的第一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