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最繁荣的时期，亨利·福特正式宣布大规模生产新纪元的到来，他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代表了他的思想：《机器，新的救世主》（Machinery,the New Messiah）。列宁同样将技术视为“福特主义”的关键组成。列宁是20世纪初期福特的最大的崇拜者之一，他提出的口号，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加电气化”，完全表明了他对这个新原则，也是他急需采用的新原理，持有一种彻底的技术化的观点。

早期探索时期的这种天真的乐观主义早已随风飘逝了，1929年的经济崩溃标志着它的寿终正寝。即使是那些大规模生产的反对者和批评者，自1929年以后他们一直占着上风，也是以一种机械的原则看待大规模生产的本质。在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冒险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一书中认为，技术是罪魁祸首。这本书出版于经济大萧条的最低谷时期，表达了对先前雄心壮志的失望。同样，在卡雷尔·恰皮克（ 捷克小说家，剧作家。——译者注 ）的《罗索姆的万能机器人》（R.U.R.）的科幻戏剧中，技术也是罪魁祸首，这个戏剧还发明了“机器人”（robot）一词。在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Our Times）中，技术也被描写成人类社会的敌人。无论亨利·福特的《机器，新的救世主》和查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在看待技术对人类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方面是多么地迥乎不同，其实它们的本质都是相近的，它们都是以技术的视角看待新的工业化革命。将工业革命的原则视为一种新的技术，一种新的机器或一种新的使用机器的方法，一种新的组织非生命的、物质性力量的方法。人们过去讨论得最多的关键议题就是：“人服从于机器”。

但是，如果我们切实地分析一下这个所谓的“新技术”，我们会发现它根本就不是什么“技术”，也不是组织物质力量的方式，而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对福特的工作而言，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他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机械发明或发现，他所使用的所有机械都是已有的，为人们所熟悉的。只有他关于如何组织人进行工作的概念是全新的。

大规模生产革命的本质是人类社会秩序巨变的一个高峰，它代表着自200多年前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秩序巨变的巅峰。在大规模生产革命中，工业主义的基本原则已完全成熟。而且，通过大规模生产革命的扩散，这些原理变成了放之四海皆准的一般原理，它渗透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并为人们所广为接纳。200年前起源于技术的工业革命，在大规模生产革命中已孕育成一种社会形态。大规模生产原理不仅包含着消融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秩序的神奇元素，它还包含着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原理。

专业化与一体化

大规模生产的本质体现在两个重要的概念上：专业化（specialization）与一体化（integration）。这两个概念描述的都是一起共同工作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眼看上去，它们都是很陈旧，为人们所熟知的原理，没有什么新鲜可言。“专业化”似乎与我们熟悉的“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没有什么不同，除了最原始的社会，人类一直都利用这种原则赖以生存。类似地，任何生产劳动，只要是依靠多于一人的生产劳动，当然艺术家的工作除外，就必须要依靠“一体化”，或不同人劳动结果的“整合”，才能最终完成。

当我们用这两个词来描述大规模生产时，它们的含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化”以某个产品为界。鞋匠一生都在做鞋，制作家具的木匠只做家具，而房子的梁、椽子等的加工则由专门的木匠完成。国际分工的经典例子是：葡萄牙气候温暖、干燥，适宜于生产葡萄酒；而英国气候潮湿、多雨，适宜于生产羊毛。这个例子经常被自由贸易理论家引用，用来说明自由贸易的好处。在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分工中，“专业化”活动特指某个人或某个国家专注于生产最适合自身条件的某种特定产品。

也许有的人会争论说，你描绘的这种情景过于简单和形式化。就拿鞋匠来说，他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完成做鞋的工作，而是和一个熟练工人和一帮学徒一起完成的。这恰恰说明了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化”和新的“专业化”这两个概念的根本区别。鞋匠师傅可以很容易地只依靠自己一个人从头到尾把鞋做好。他这样做所花费的时间甚至不会比整个团队做出一双鞋所需要的工时多多少。熟练工也能只靠自己做出一双完整的鞋，尽管也许不是很好。学徒们可能还不会做一双完整的鞋，但他们可以花费很长时间做出一双也许是不合格的产品，因为他们是来学习关于做鞋的全盘手艺的，他们要学习做鞋的全部操作过程。当然，如果让熟练工和学徒做些简单的活，而不是让师傅从头到尾都自己做，这样，生产效率自然会高些。但是，需强调的是，鞋匠师傅不一定非得要这样做，他完全可以依靠自己一个人完成。相对于师傅而言，熟练工和学徒只是学习者或帮助者，在工作中相互之间是从属关系，而不是协调关系。

与以上情况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大规模生产组织中，没有人有“专门的技能”。一个人在一个制鞋工厂工作了几乎一辈子，只要经过几天的简单培训，他就能成为电气设备工厂的完全合格的工人。这种情况甚至也适用于高层管理工作。实际上，这是现代管理思想的一个基本原理，认为一个能把制鞋厂管理得很好的生产副总裁，同样也能经营好一家钢丝绳厂；销售汽车经验丰富的销售总监，同样能把化工产品销售得很好。

建立在大规模生产原理之上的劳动组织，单个劳动者工作的单位不再是一个产品，而是一项操作，甚至可能是一个动作。而产品是成千上万个操作的结果，每一项操作均由一个劳动者完成。没有任何一个操作者能单独生产出一个产品，无论他花费多少时间。只有一个组织、一个工厂才能生产出一个完整的产品。当然，只有极少数（如果存在的话）的行业或工序能达到大规模生产模式的理想状态，即将每个劳动者配置到一个动作上。但是，我们的确可以看到，新的“专业化”不是以生产出某个产品的能力为依据进行分工，而是以单个的操作或动作为依据进行分工，这才是当今组织工业化劳动的根本指导原则。

如果我们对这个新概念进行象征性的描述，我们就能马上明白它的社会含义。传统意义上，惬意生活最广为人们接受、最古老的象征性形象就是一个远离尘嚣的隐者，他自己为自己做鞋子，饲养蜜蜂，自给自足。换句话说，他是传统意义上的、完全投身于“专业化”活动的典型形象。而工业时代，惬意生活的典型形象莫过于一位隐者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操控按钮或不停地为假想的汽车安装刹车装置。这样的情景，一个人独自在旷野中操作一台高速运转的车床，也许是最令人捧腹的，但它也是对我们的工业文明最尖刻、辛辣的讽刺，这是一幅代表着彻底的绝望、彻底的空虚，最可诅咒的情景。

新的“工业化”概念的核心不是说工作中的技能被消除了。“技能消灭”的说法只是一种想像，而不是事实。实际上，在绝大部分行业里不需要多少技能的操作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规模生产恰恰是把众多技能高超的劳动者组织在一起，才带来效率和生产率的空前提高。而且，从另一方面看，传统社会的生产中也有很多完全不需要什么技能的作业，如给庄稼锄草，除掉土豆叶茎上的害虫，推犁耕地等。

但是，在传统的作业中，无论它是多么不需要技能，也是与产品的生产直接有关的。假设一个人做着丝毫不需要技能的工作，但他自己不生产产品，那么，他就是生产产品的那个人的一个帮手而已。比如说一个农民，尽管他可能参加播种、庄稼的培植或收割的工作，但不是他自己生产粮食。而在新的专业化中，没有一个人生产产品，每个人都仅局限在某项操作或某个动作上（ 以上两段有些不容易理解，因为德鲁克的这两段有些简略。这两段主要说的意思有两层。第一层是，新的专业化并不意味着技能的消灭，实际上新的专业化中某些工序、操作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可能会非常高，如IC设计，说新的专业化消灭了技能要求是一种误解。第二层意思是说，传统生产方式和新的专业化中都有不需要技能的工作，但是两者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者是生产某种产品的一个必要组成，而后者无论是需要高技能，还是不需要技能，都只是一道工序、一项操作或一个动作，它不可能生产出产品。——译者注 ）。

由于在现代工业的社会秩序中，没有人能单独生产产品，因此，“一体化”这个概念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只有当为数众多的个人所进行的操作或动作被组合在一起，并整合成一种模式时，产品才能被生产出来。正是这种模式才具有生产能力，而不是个人。现代工业要求群体性的生产组织在远见性、精确性和凝聚力方面都要远远地高于我们所知道的任何组织。

正是亨利·福特为我们提供了“一体化”的原创性典范，此后的所有工业企业都纷纷模仿该模式。19世纪20年代，福特在新建的工厂里，开创了协调工人劳动与物流的方法，他不仅使那里的8万名工人的工作以及原材料、零部件的供应在时序上衔接紧密，浑然一体，他还把这种工作的一体化、富有节奏和及时性向前推广至原材料生产及采购阶段，包括在密歇根北部的铁矿开采及在巴西的橡胶采集；并向后推广至经销商的新车销售。这项计划涵盖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两三年的工作。尽管福特本身的尝试当时以失败告终——因为计划太庞大，方法还不成熟的双重原因，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当时苏联的五年计划实质上就承袭了福特的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伟大的诺曼底登陆过程中，福特的思想在前所未有的人员规模、作业规模上得到运用，这次战役所涉及的人员数量、作业数量及其复杂程度，都是福特本人从未尝试过的。

大规模生产在技术性要求方面实际上比人类以往任何一种生产系统都要高。一体化过程中需要的新技术要远远多于专业化过程中消除了的技术。然而，所需要的新技术不是手工的，也不是关于工具和材料的知识。它一方面是技术性和理论性的，如对原理及工艺过程的知识；一方面又是社会性的，如组织劳动者以合作无间的团队方式工作的技能，确保劳动者的作业速度和能力相协调的技能。总之，所需要的新“技能”是一种能看明白、理解、乃至于创造出一种生产模式的能力。很显然，从这个定义来看，这是一种高层次的，甚至是艺术性的想像力。

能充分说明以上这一点的典型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美国海军生产舰用战斗机的故事。珍珠港事件爆发时，这种战斗机是经过测试惟一适合于太平洋作战的机型。但是，当时实际只生产了十几架该类战斗机，而且是由一家小型的飞机设计制造厂商完成的。当时，海军马上就需要数以千架这种战斗机，而不是十几架。原来的设计厂家根本不具备如此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他们甚至没有进行大批量生产的蓝图。一家大公司匆匆接手，将自己最好的工厂进行改造，配备了该公司最好的工程师、机械师和技术精湛的工人，匆匆忙忙地开始生产。然而，这家大公司一架飞机也没能生产出来。在理论工作完成之前，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这里所谓的理论工作包括：对飞机的分析；将它分解成组成部件；在将每一个组成部件细分成组件；每个组件再继续细分成单项的作业和动作；然后，再把作业整合成组件；将组件整合成部件；将部件整合成飞机。这些工作完全是纸面上的工作，最终会产出好几百吨重的设计图纸。这个工作完全是根据大生产原理展开的，在飞机专家看来，毫无价值。但是实际生产工作要由以前毫无生产飞机经验的工人来完成，所以，这项工作就是十分必要的。这项工作的进展十分缓慢，几乎用了一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一架飞机也没有能生产出来。但是，一旦这项工作完成了，工厂几乎马上就能满负荷生产，发挥出全部的生产能力。在最后一张蓝图绘制完成后的第5个星期，工厂就能以年产6000架飞机的速度进行生产了。

如果没有整合，不仅不可能生产出任何产品，而且每个人都会没有工作可做。无论是对个人而言，还是对社会而言，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真正能促成生产的因素是一种概念，也有人更愿意称之为“全局眼光”（vision）（ vision这个词在管理学中有十分丰富的含义，现在常把它译为“愿景”、“远景”，那是在战略管理文献中常出现的一种含义，是指要看得“远”。但在这里是指一种能看到整体图景的能力，是指要看得“全”，因此我们将之译为“全局眼光”。——译者注 ），它是一种整体性观念，是一种对完整模式的全局把握。在大规模生产模式中，没有一个人能只依靠自己生产出产品。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作业没有完成，这个模式也会变得混乱无序。整个组织也就变得毫无意义，所有的生产都会因之而停止。在大规模生产模式中，没有哪项作业是“决定性”的，也没有哪一项是多余的、不必要的。

每项作业的本质特征，实际也就是大规模生产技术的社会秩序，是在“专业化”和“一体化”的相互作用之中、在非本质的和可替代要素的相互作用之中，以及本质的和不可替代要素的相互作用之中体现出来的。结果表明，大规模生产的社会秩序基本上是一种等级秩序，当然是一种特殊的等级秩序。

其实，工业时代的大规模生产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关于中世纪人们如何建筑教堂的微不足道的知识告诉我们，当时人们也是以专业化与一体化相结合的生产模式进行教堂的建筑的，这与现代的大规模生产模式十分相似。其他可类比的例子如：原始部落的宗教仪式舞蹈；剧院里的表演，一群演员按照几乎相同的原理共同完成戏剧的演出。交响乐团的演出是更加贴切的类比。

这些类比只是用来说明大规模生产秩序的特殊特征。部落宗教仪式中的舞者知道自己在这个仪式中只有少量的“戏分”，不可能有“重头戏”，因为重头戏要留给头领们。但是，如果他的动作和头领的动作十分相似，他就能理解“明星人物”的作用，也就能把握全局，理解自己的动作与全局的关系了。同样，交响乐队的定音鼓手永远也不可能替代首席小提琴的角色，更不用说指挥了。但是，他必须能识乐谱，甚至还要比较熟练地识读乐谱，否则他就不能跟上节奏，及时完成自己的动作。建筑教堂“生产线”上的学徒、非熟练帮工与大工匠师傅、艺术家之间，及他们与教堂本身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相互关系。

在大规模生产的社会秩序中，作业与作业之间、职位与职位之间的差距是如此巨大，专业化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人们对后面的工序根本没有直观的认识，甚至连一点肤浅的知识都没有。自己的工作与产品的关系更是模糊不清。只有处于顶层的少数人——拿交响乐队来做比喻，那就是指挥——能够总体把握、明白每个人的工作与整体的关系。他们心中有一个整体模式，他们理解它的秩序，掌握着整体运行的经验，有远大的全局眼光。但是，在下面具体工作的人，什么也看不到，看到的只有混乱、无序和莫名其妙。离顶层越远，你就越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秩序和目的。

大规模生产秩序只有依赖于“一体化”“整合”才能达到浑然一体、高效率的境地，而一体化则需要很高程度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想像力和智慧。它还要求组织中的每个成员的理解和支持，其程度超过任何传统社会的要求。如果说公民素质（citizenship）是指社会的个体成员在智力层面上参与到全局之中，那么公民素质在大规模生产秩序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在大规模生产秩序中，公民素质也变得更难获得。

这种困难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局限于体力劳动者。新生的工业社会的中产阶层，包括责任心强、被雇用的低级技工、工程师、监工、会计、统计师及部门经理等，同样会发现，自己和体力劳动者一样会觉得，如何将自己的工作整合到整体之中是一件困难的事。而这个阶层是所有现代工业社会里增长最快的阶层。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个阶层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处于决定性的位置。正如一位苏联哲人在25年前所预言的那样，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是朝向一无所有者的胜利，而是朝向办公室阶层（secretariat）的胜利。然而这个阶层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如此缺乏理解，就如同操作机器的人缺乏对机器的了解一样。

这种“沟通的缺乏”（用了一个完全技术性的词汇，但说的却不是技术问题）是现代工业中固有的问题，也是现代工业社会秩序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可以确信，这个问题无法通过机械的方法加以解决，也不可能通过公众媒体、良好的意愿或演说来解决，更不可能通过现代管理的魔法——所谓的“组织结构图”加以解决。它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如果不能建立起畅通的“沟通”，那么，大规模生产原理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种能发挥作用的社会秩序原理。如果社会成员不能看到社会是理性的，也就是说，如果社会成员总是不明白自己的工作及目的与他所处社会的目的与模式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工业社会本身就不能正常运转，甚至会难以生存。 ql/f8wWWXf1t6GrAdSAwfDd0uO6MhOdsYOfHNrGy/8obOZy+RyU0m7By07Npe5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