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美国制造”是我们这个时代（ 要注意的是本书的第1版是写于20世纪50年代，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实际指的是20世纪5070年代。——译者注 ）的真正革命，而不是每天报纸的大标题中出现的任何“主义”。这些主义只是对时局动荡的暂时反映，是次要的，而不是本质的。真正的革命指导原则是大规模生产的思想。这一思想革命自亨利·福特推出第一辆“T型车”以来，在短短的40年里，对人类社会影响之快速、影响范围之广阔、影响程度之深刻，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尽管这一思想起源于底特律，是“底特律制造”，但它的影响绝不仅限于美国和传统的西方工业地区。实际上，它对原材料生产国以及处于前工业文明的国家的影响才是最彻底的。大规模生产以席卷之势颠覆了这些社会、摧毁了这些文明，它们对这股新的力量毫无抵抗之力，也缺乏工业化的背景和习惯模式来缓冲这股新力量带来的冲击。在中国，由于日本的侵略，随着人们的背井离乡，大规模生产从沿海城市转移到了内陆腹地，在这一过程中，它也逐渐动摇了世界上最古老、也是迄今为止最稳定的社会组织：中国式家庭。在印度，工业化正侵蚀着印度教种姓制度的基础，在工厂的环境下，不同种姓之间交往的繁文缛节根本无法继续进行。俄罗斯则试图运用大规模生产原理完成东罗马未能实现的事业：在东方专制思想指导下驾御技术成果，就是所谓的“欧罗巴与大公牛的结合”，以实现一种号称是东西方完美结合产物的世界新秩序。在美国，古老的南方是迄今为止受工业化影响最小的地域，南北战争之前的庄园式生活的残梦仍在这片土地上延续着，但工业文明正以快速的步伐将古老的南方拖曳着前进。事实上，将南方的农场改变成农业生产装配线，还极有可能成为解决南方种族问题的有效方案，它解决种族问题的方式是南方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做梦都没想到的：让黑人离开土地，到工业城市去谋生。
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是一个世代之前，所谓的工业社会仅局限在北大西洋两岸的狭窄区域。惟一的例外是日本，它是惟一一块成功地移植机器文明的新土地。那时，工业的基本组织，即使是在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中，也都是家族所有、家族管理的中等规模的工厂，雇用的工人一般不超过500人。那时的工厂与前工业时代的作坊最大的区别，仅仅在于使用了机械动力。
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没有经历过工业化洗礼的地域是孤立的、少数的。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方都遍布着工业化时代的典型代表、基本组织，也就是大型的、由不掌握股权的职业经理人管理着的、雇员数成千上万的大规模生产型工厂，这些工厂也许是按照完全不同的技术、社会与经济原则组织起来的。现在的工厂与1910年前后的工厂相比，尽管只有一代之隔，但是社会变化如此之巨大，使得20世纪10年代的工厂看起来更像是大规模生产型工厂的“老祖宗”——前蒸汽机时代的工匠铺子，而不像是它的“父辈”。新的工业化地区，仅仅在昨天还是田园牧歌，对机器和工厂一无所知，到了今天，就直接踏上了大规模生产的列车，省去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过程。
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扩张不仅广大而且深远，扩张的广度表现为地理上的范围，而深度则表现为其对传统的、前工业文明的、非工业化的领域与职业的渗透。值得强调的是，工业革命对这些方面的重要影响完全可与原材料生产国工业化相提并论。
仅仅在一个世代以前，大量的生产工作还是以工业化以前几百年（如果不是几千年）的古老的方式完成的。在那个时代，即使是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本质上也不具备真正的工业化特点。只有极少数一部分人，尽管在一些国家这一小部分人举足轻重，在真正以工业化的方式生活与工作。那时，即使在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大规模生产方式也仅被视为一种技术，比如生产装配线，而且常常局限于汽车工业。
两次世界大战教会了人们，使人们认识到，40年前，亨利·福特的第一家工厂所创建的大规模生产原则，既不是一种单纯技术，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工具，而是可以指导与组织一切生产制造活动的基本原则。今天的情形更进一步表明，大规模生产原则不仅仅适用于生产与制造活动，它实际上是“如何将人们组织在一起有效工作”的普遍适用原则。
苏联的集体农庄第一次将大规模生产原理运用于农业。它的劳动力组织——将每个人作为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工具使用，仅让他重复一项简单劳动，通过国有拖拉机站而实现的控制以及它的薪酬体系，无一不是大规模生产原理的具体运用。苏联的集体农庄当然已如同40年前的汽车工厂一样，成为历史陈迹。如今，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全机械化棉花农场、加州中心河谷灌溉土地上的蔬菜合作组织，它们与前工业时代的农业耕作传统的决裂就更加彻底了。英国人在宏伟的非洲花生种植计划中提出，要运用大规模生产思想对整个殖民帝国进行重组。传统上，农业即使不被人们视为前工业文明的传统世界的象征，也会被人们视为工业化的对立面，认为农业与工业化是不相容的，但是，事实表明农业也被大规模生产俘获了。
大规模商业企业的文书工作，既没有生产装配线，也没有传送带。但是，在今天，这些工作的组织方式与亨利·福特的T型车生产的组织方式毫无二致。大型保险公司的打字工作、大型银行的支票分检、邮购公司的订单分类与填写以及商业企业、政府部门的成千上万的其他类似工作，尽管在形式上和汽车生产装配线毫不相关，但是，它们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无形的生产装配线。
类似地，科学研究也可以以大规模生产装配线的方式组织起来。在美国工业界主导的工程与化工研究中，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多年了。目前，大规模生产方式正被移用到医药、生物的研究中。位于纽约新成立的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Sloan-Kettering）主要是由两位汽车工业先驱的捐赠而创建的，该研究所采用的工作理念与工作方法就是生产装配线的理念和方法。在战争时期，大规模生产方式在军事科学研究中的运用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这是其他任何工作方式都不能做到的。在美国许多高产的实验室，如贝尔电话系统实验室和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些实验室，即使在进行目的不在于应用的纯理论研究时，也采用大规模生产的组织方式。
大规模生产方式甚至还被成功地运用到那些常被认为是极具个性的工作中。梅奥诊所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该诊所成功地将诊断与检查等工作组织成一条生产装配线，由此带来了效率与效果的明显提高。亨利·卢斯(Henry Luce)的“杂志群”模式，实际上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生产装配线，在这条生产装配线上，《时代》、《生活》与《财富》等著名刊物应运而生。
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大规模生产方式在军队中的运用。在所有的前工业组织中，军队是最正规、也是似乎最不易改变的组织。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规模集团军进攻完全是按照大规模生产方式计划、准备与执行的。每个军官只执行一项高度专业分工、高度机械化的任务，而且很少从一个任务转到另外一个任务，他们对自己的任务与总体战略的关联也毫不知情。将大规模生产方式运用到战争中可能是美国对二战胜利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也是自500年前西班牙的“大首领”（Gran Capitan）创建现代军队的概念以来最大的军事组织变革。
"industry"一词曾表示人类劳动的任何组织。只有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也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这个词的词义范围才逐渐缩小，特指“制造业”。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就是大规模生产的到来，"industry"这个词的词义又开始回复到它原本的含义。今天的工业生产原则，也就是大规模生产原则，能在同样的理论基础上，根据同样的概念有效地组织几乎所有类型（无论在哪里，是何种工作）的群体劳动。这一原则不仅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具革命性的生产原理，也是最具一般性的生产原理。
大规模生产原理绝不是一种机械的教条。否则，它的运用绝不可能超越制造业，也不可能脱离生产装配线、传送带及标准制造件等。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原理——是一种人类组织的基本原理。福特的工厂中，创新的方面不是它如何组织机械设备，而是它组织工人完成一项普通任务的独特方式。这也就部分地解释了这一新的原理为什么会给传统文化、人与社会及人与家庭的关系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在所有这些影响中，最显著的就是：劳动者与产品及生产工具的分离。
人们早就观察到这种分离。过去，人们一直将这种分离归结于法制或经济的“上层建筑”。这种分离被认为是工业体系中的偶然现象，而不是本质现象。它还被其他所有研究第一次工业革命影响的重要学者所沿用。不仅如此，它也是教皇颁发的两条关于工业秩序著名通谕的假设，这两条著名通谕是《新事物通谕》及《四十年通谕》。那时，普遍的观点认为，只有当劳动者被赋予了对劳动工具的合法控制权，他们才能真正地控制生产。
然而，在大规模生产的体系下，这种观点将不再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与产品及劳动工具的分离是绝对的，它是这种体系的一种本质特征。它与法定控制权或政治制度毫无关系。劳动者自己无法生产，他必须融入到由人、机器和工具组成的复杂组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工厂中去，他才能发挥作用。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即使劳动者的联合组织，如合作社、工会或工会联盟也无法控制工厂，除非是形式上的，或完全是假设意义上的控制，更不用说单个的劳动者了。
事实上，即使在工厂里，劳动者也不再是从事从前意义上的“生产”（produce），而只是在“工作”（work），完成某项具体的任务。产品不再是由某个工人或某一群工人独立地生产出来的。任何一种产品的产出都会使用到整个工厂的所有资源。这是一种“集体性”的产品。而单个劳动者甚至都不能确定自己的工作在这件产品的产出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在一般情况下，他指不出产品中的哪个部件，或哪个生产过程是他个人的工作。
类似的情形普遍地存在于运用大规模生产原理的所有组织中。最明显的例证甚至出现在制造业以外的行业中。比如，办公类型的组织，似乎没有什么“生产工具”，当一名书记员、计算机操作员或航运公司职员脱离了他们的组织之后，他们就会变得百无一用，也不能实现任何产出。类似地，工程师或工业化学家，无论他们受过多么良好的专业训练，只有当他们融入到特定的组织之中，才能有所作为，否则也将会是百无一用的。到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生产工具是一个生产元素，它融合于组织之中，是作为这个组织整体的一部分存在着的，而不是简单的物质工具。
人类历史上一直都存在着一些交易活动和职业，个人必须要依赖于组织才能完成这些交易活动、才能有效地工作、才能获得成果。一个勇士携着自己的武器单枪匹马地打拼，神话般地建立起自己的王国，这样的故事只可能存在于人类历史久远的过去。确实，除了极少数的社会，大部分社会里的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必须依赖于邻里之间的物物交换，这种交换当然是某种意义上的“合作”行为了。但是，我们应注意的是，尽管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仅靠自己难以完全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但是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人能够独立地生产，除了使用一些祖辈相传或自己制造的工具之外，他们不需要其他额外的工具。狩猎者、牧人和农民都是这样。即使是工匠和有专业技能的人，也是如此。裁缝、车匠、面包师、牧师、医生和抄写员都能独立地、有效地实现自己的“产品”生产。
在工业社会，情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有极少数的艺术家及掌握着某些专门技能的人，能够完全依靠自己进行创作与生产。其他所有的人，都必须依赖于某个组织，才能实现产出。在工业体系中，是组织，而不是个人，才能实现产品的产出。
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这种分离威胁着所有传统社会的原有的地位与声望体系，无论是西方的传统社会，还是东方的传统社会。它令传统社会解体，使个人失去了原有的根基，如漂泊之草。
它还会使失业问题及失业的威胁成为不堪忍受的噩梦，倒不是它的经济后果有多可怕，而是它的社会后果令人难以忍受。这个问题反过来又迫使政府面临一个新的、以前从未遇到的任务，那就是如何阻止、救治由于失业而造成的经济萧条，这项工作超过人类迄今为止创立的所有政府组织的能力范围。
最后，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分离还会导致一个老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那就是权力集中问题变得前所未有地迫切需要解决。如果听之任之，这完全有可能带来一种新的极权。
如果是组织而不是个人才能实现产品的产出，那么个人的工作（work）本身是不会带来社会地位、声望和权力的，能带来这些的是个人在组织中的职位（job）。社会地位、声望和权力源自你所属的组织，及你在组织中的地位、声望和权力。
我们应该认识到，认为大规模生产技术会泯灭个人的技能及精美手工艺带来的满足感的观点是错误的。相反，如果说它可能会消灭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则是基本正确的。当然，大规模生产对掌握高超技能的劳动者的需求是空前巨大的，而且它所需要的人数及技能的种类还在不断地增长。但是，新的大规模生产型社会所需要的技能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意义上的技能，它们是社会性的、智力上的技能，而不是使用工具与材料的技能。
因此，工业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消除了传统社会中职业与技能所带来的社会声望、从事传统工作时带来的满足感。它将个人从他赖以生长的土壤里连根拔起；它使传统的价值体系不再适用；它令传统的行为模式寸步难行。
工业体系显然与前工业时代的社会结构、社会地位与阶级体系不能相容。工业化粉碎了这些社会中的制度刚性，也消除了这种制度刚性滋生的机会。我们只要看看所谓“自由职业者”的年老的中产阶级面临的经济与社会压力就知道了。而在西方，自由职业是他们传统上谋求社会地位提高的主要途径。
即使在西方，工人与产品及生产工具的分离所带来的破坏性的社会影响也是随处可见的。底特律的南方白人和南方黑人面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还有广为报道的大型工业化城市中的“第二代美国人”问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该问题体现的是工业革命对这代人在故乡成长过程中获得的价值观与文化传统的冲击。但是，“工人与生产工具的分离”对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满意程度造成更具摧毁性影响的区域却是在西方社会以外。
大规模生产本身的固有特征——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分离，决定了萧条和失业问题在工业社会中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并不是失业问题的经济性后果使之成为每个工业化国家挥之不去的噩梦。在美国，我们经受住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考验，使大部分劳动者未受到长期失业的困扰，并确保他们的家庭经济水平远远高于维持生存的水平，甚至比100年前的富人的生活水平还要高些。即使在经济大萧条的最初几年里，既没有设立相应的机构，也没有制定相应的决策，我们也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如此，在美国，大萧条仍然在人们的心理上，在社会层面上及政治层面上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长期失业的主要影响不是表现在物质上，而是表现在心理上：失去了自尊；失去了主动性；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失去了理性。失业带来的结果是一个人失去了他所依附的组织。然而，在工业社会中，人们一旦失去组织，他就变成了一个无用的“零件”，他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完成生产。此时，他就像是一个没有家园的游荡的幽灵。“大萧条冲击”不仅对那些饱受长期失业之苦的人群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对于那些从没有失业，或从不用担心失业的人群也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整整的十年里，人们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担心自己会在下一个发薪日被解雇。这种笼罩在恐惧感下的生活，甚至还不如真的已经被解雇了，那样反倒痛快了。
正是由于工业社会的体系将劳动者和生产工具永久性地分离开来，这才使得如何阻止经济萧条及失业的持续蔓延成为每个工业化国家必须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工业社会的公民无法理解、也无法控制这股将他们抛离社会、剥夺他们体面的公民生活的力量。只有当现代工业社会设法驾驭好这种力量，它的社会成员才会认为这是一种可接受的或合理的社会形态。否则，这样的社会就会沦落成为毫无意义、缺乏理性、群魔乱舞的社会，最终变成挥之不去的噩梦。从解决经济萧条及由于萧条而导致的失业问题的途径来看，我们必须求助于适当的经济手段或经济政策工具。可见，它们确实是经济问题。但是，从它们的本源及其带来的恶劣后果来看，它们又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们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及心理问题。概括地说，它们是深刻的文化巨变而导致的问题。
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分离使得我们不可能依靠“自然的调节系统”。如果听任其自身的调节，也许有可能在经济方面实现迅速的“康复”。但是这样做，或许还没等到它即将可能实现经济康复的那一天，我们这个社会就可能会因为社会性方面的动荡和问题暴露而早已崩溃了。
如果你说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政策的放弃，那你就没有说到点子上。“自由放任”政策意味着放弃严格的监管。经济大萧条和失业问题当然不会需要严格的监管，它们需要的恰恰相反，是积极的经济促进措施。
但是，这与放弃“自由放任”政策完全是两回事，它不是简单地放弃“自由放任”政策，而是难度要大得多的政策设计。只有少数政府在一定的范围内尝试着做这件事，而能成功地设计并实施积极的经济政策的政府更是凤毛麟角。
首先，经济层面上的积极促进政策的设计与实施需要非常可靠与完整的信息、非凡的政策决策能力与经验以及同样非凡的行政管理技能。这就要求政府官员能集经济学家、政治家、训练有素的管理者的最优品质于一身，同时还要以自身的正直与诚实统领这些优秀品质。这样的完人去哪儿找呢？更何况，社会需要的不是一两个这样的完人，而是要求大部分政府官员都能如此！
其次，积极的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还要依赖于充分掌握信息的公民（我们不要求是聪慧的），以及一个完全不受公众意见及舆论影响的独裁体制。要想制止或克服经济萧条，就必须制止消费的突然增长。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能确保它的选民能避免圣诞节的激增消费。即使是纳粹德国，它们完全不受选民左右，在面对公众舆论与压力的情况下，它们也从未有效地实施过反通胀的政策措施。
最后，应对经济萧条的积极经济政策更意味着政府应采购大量的资本商品（ 资本商品是相对消费商品而言的。一般地能形成固定资产的商品都可以称为资本商品，而即时消费即消失的商品则是消费商品。前者的例子如屋宇、交通工具、机器、武器装备等；后者的例子如粮食、易耗品、假期旅游等。——译者注 ）。然而，迄今为止，除了军火订单外，还没有一个政府对其他资本商品下过大订单。
应对经济萧条的有效政策要求政府在经济领域采用全新的概念，它既不是“自由放任”，也不是集权主义的，而是一种共同承担责任的观念。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应该拒绝承担制定与实施这项政策的责任。然而，这种责任对政府的要求又远远地超过已有的任何政府的能力范围。因此，它要求的是一种共同承担责任的观念。
新利维坦（ 名著《利维坦》（Leviathan）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的代表作。中译本由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所谓“利维坦”，是圣经中记载的一种巨大的海兽，力大无穷。霍布斯以此来命名，意在比喻一个强大的国家。该书为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政治统治奠定了理论基础。《利维坦》体系完备，论证严密，可以同古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遥相匹比。该书是为资产阶级登台论证的一部力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译者注（根据史彤彪的论述附注） ）
个人可能会被剥夺运用生产工具的机会，同时，他又不能完全依靠自己完成生产。这些情况还会导致权力的集中，使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危险得多。
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掌握于政府手中。由于个人的生存依赖于对生产工具的获取，这就使得一个政权有可能完全控制个人，也就使得极权体制变成可能。如果个人能否进入一个生产组织的控制权掌握在某个人或某个组织的手中，这种控制权就可能被利用，成为对个人的控制。这种控制是十分有力的，即便不掌握着个人的命运，也掌握着个人的生活水平、社会和政治地位。只有在人们敬畏于未知的黑暗力量的原始部落里，我们才会发现同样程度的彻底、完全的控制。工业化革命能增强政府实施完全控制的能力，而在这之前，政府根本不可能实现这种操控，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得以享受到一定程度的自由和隐私。
公民的社会生存完全依赖于他是否能进入到一个生产组织中，这一点又使独裁专制体制有了一种新的魅力。当自由导致社会无法克服长期失业的风险时，自由就会变得不堪忍受，这时，独裁专制就会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进行大规模生产的社会必须要有一个拥有足够权力的强有力的政府来应付长期失业问题的威胁。同时，它又需要是一个有限的、柔和的政府，这样才不至于威胁到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隐私。
在人类的历史上，曾有过许多独裁专制政权、警察国家和暴政。但是，除了在原始社会的部落里，魔力、禁忌和礼仪控制着人的全部生存，我们尚未看到完全意义上的极权体制——也就是这样的体制，个人本身及其所有的活动完全依附于国家。专制与极权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极权的“集总性”体现为它完全彻底地否定个人。在一种个人可以完全依赖自身而实现生产的文化中，也就是个人可以完全依赖自己而实现社会意义上的生存的文化中，完全意义上的集权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任何独裁专制统治，无论是多么残酷暴戾和专横独断，如果它不能使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听命于它的命令，那么它的专制总是有限度的。
除此之外，只要个人依赖于自身就能实现生产，他就可以把自己武装起来反抗独裁专制和暴政。将“革命暴动权利”视为捍卫自由的最终的和最根本的手段，是传统政治学的真知灼见。然而，在一个完全工业化的社会里，公民完全没有可能去反抗掌握着生产工具的政府。面对轰炸机和坦克，“革命暴动权利”只能变成一种空洞而抽象的概念。即使是“全体罢工”这样的法宝，在极权者的专制统治面前也会变得同样苍白无力。公民们能做的事只有表面上尽量顺从，而在自己的心灵里留出一片空地，来抚慰自己的灵魂。一个极权政府即使不能控制人们的心灵，它却能控制公民的所有活动。可是，如果一种信念永远也不能付诸实施，它又能维持多久呢？
过去，通过法律的条文和限制就可以约束权力的滥用。如果政府违宪，人民就会采取最后的措施，用武装将之推翻。然而，在工业社会里，政府绝对地、完全地掌握着权力，因此人们不可能采用类似的手段。世界上最完善、权力制衡的设计最完美的宪法，也不可能阻止希特勒的篡权，更不用说阻止他篡权后的所作所为。希特勒当时不可能遭到反抗，因为他掌握着获取生产工具的权力，这使得他的政权是完全集权的，也使他的政权有能力掌握所有的社会活动，从而缔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工业社会。
合理的工业社会必须要分散独裁者手中的权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要防止另外一种倾向，也就是权力的过度分散而使之堕入无政府主义社会，就像15世纪那样，到处是没有主教、盗贼横行的小公国和自治城市。那样的后果同样是人类难以承担的。相反，合理的工业社会必须要有合理的权力集中和统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施应对经济萧条的有效措施。
除非工业社会能分散生产工具获取的予夺权力，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的社会，它就会永远处在向极权社会演变的危险之中。但是，如果权力过分分散使之失去了采取行动的能力，那么它又不能成其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
在西方，由于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相分离而导致的问题尤为棘手，至少，它们是我们最能直接感知的问题。然而，工业化革命的真正的革命性影响却体现在北大西洋区域组成的旧的工业化地区之外的地域，具体地表现为它动摇了组成一切社会组织的细胞：家庭组织。
过去所有的社会，从最原始的形态到最发达的形态，都是建筑在人类的生理性社会单元、心理性社会单元、生产性社会单元三者合为一体的基础上的。换言之，在过去，如果人类社会的这三类基本构成单元是相互分离的，则构成不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家庭，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细胞，尽管它的起源是出于人类生存繁衍的生理性需求，但是它已演变成人类情感联系的载体，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除了极少数情况之外，丈夫和妻子的结合无一例外地是人类繁衍生存所必需的生理性的、心理性的和社会性的伴侣关系。同样，除了极少数个别例外，孩子不仅被视为心理性社会单元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样也被视为社会性单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旦度过了他们的婴孩时期，孩子们就会被作为正式成员而纳入到生产性社会单元之中，就像他们在出生时，作为一个成员纳入到情感和家族的体系中一样。
在原始社会，妻子负责挖掘根块食物、采集野果、捕捉小型猎物；而丈夫则要外出狩猎；孩子们则守着母亲，帮她做一些小事，直到男孩长大后随父亲一同外出狩猎。在畜牧业社会里，妇女主要负责照看田园、驯养小型动物、纺纱织布以及为丈夫及牧羊犬准备一日三餐；而丈夫的任务则是外出放牧；孩子们则在家里帮助母亲纺纱织布，直到长大之后随父亲出去放牧。在农业社会里，生理性社会基本单元、心理性社会基本单元及生产性社会基本单元合而为一的程度更是空前的，这也可能是家庭型农业社会中，家庭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且一旦反抗也特别有力的主要原因。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中，工匠和手工业者要依靠他们的妻子照看店铺、操持家务、照顾熟练工人和学徒们的生活，同时还要负责接待顾客。而孩子们则是家庭这个社会单元的年幼成员，像学徒一样参与到家庭生活和工作之中，即便不是这样，至少也是一个近距离的观察者。
在工业化社会中，这种生理性、心理性社会单元与生产性单元的重叠将不复存在。工业化使得家庭脱离出社会。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不再合而为一了：父亲每天要到离家数里之外的工厂或办公室上班。妻子和孩子不再是生产性工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们也许可能会有自己的工作，也会各自到自己的工作地点去上班。但是，即使他们一家都在同一家工厂或同一个办公室工作，他们也不再是以家庭为单元进行生产活动了。
19世纪英国纺织工业普遍存在的童工问题，通常总是被人们视为工业化导致的结果。即使是五六岁的孩子被雇用来捻纱或纺纱，他们所做的工作也并不是他们这个年龄的小孩完全不能做的事，包括一些相对富裕家庭的小孩，到这个年龄也是可以做这些事的。童工问题令人憎恶、不道德的方面不在于让孩子们所做的工作，而是在工作的性质，它是工业化的工作。当纺织工作从一个纺织匠的家庭转移到大工厂，尽管工作是同样的工作，但它们的性质却完全不同了。尽管在工厂里，孩子们也许同他们的母亲并肩工作，但是，他们已不再是作为家庭成员的一分子参与工作了。他们只是在空间上和母亲并肩工作，并不是作为一个社会生产单元整体里的一部分和他们的母亲一起工作，就像在前工业社会的家庭里那样（ 原文是They worked next to, but not with,their mothers. 英语的介词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而在中文中却没有相应的对照。因此，要译出这句话的含义，只能敷衍成文。——译者注 ）。即使他们的母亲就在他们身旁工作，他们也不是作为一个家庭单元进行生产活动。此时，他们不再是以小孩的身份参与工作，而是正常的发育成长被生硬地裁断了的小大人。
尽管是基于不合理的论证，我们对早期工业化时期的童工问题的反应却是正确的。无论是像工厂委员会所错误地相信的那样，认为雇用童工是一种创新之举；还是认为将传统的以家庭为单元的劳动形式转移到工厂中是邪恶的、残忍的和不道德的，所有这些已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人们已达成共识，认为工业体系中雇用童工是一种心灵的摧残和邪恶的行为，这种行为必须被制止。但是，这并不能彻底解决工业社会里的儿童问题。
在任何一个传统社会里，未成年人眼中的母亲是力量、成就感和社会权力的象征。然而，在工业社会中，即使能找到比打桥牌更好的消磨时光的方式，未成年人的母亲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问题。对社会来说，她们也是一个问题。在前工业社会里，“妇女平等”这个问题几乎不存在。男人们似乎掌握着法律意义及宗族意义上的权力，但除了一小撮不用劳动即可生存的统治阶层之外，女人实际上掌握着社会性权力。在经济上，丈夫和妻子则是完全平等的，因为生产是一种共同努力。然而，在工业化社会里，妻子或母亲被排除在生产之外，也就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了。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男人为了妻子及不能自立的孩子的生活而外出工作。男人的外出工作打破了家庭单元原来的三位一体，使之失去了生产性社会单元的功能，从而导致了妇女问题的出现。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失业工人风雨一肩挑，苦苦地忍受着煎熬，为了摆脱困境宁愿做出任何牺牲。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在工业社会里，只有当家庭与生产相分离，家庭才能得以维系。如果妻子不得不外出工作，这对男人来说是一种耻辱，这种思想在工人阶层中十分流行，同样也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家庭作为一个生理性、尤其是情感性社会基本单元，仍是社会存在的必要基础。由于家庭与社会的分离，使得它在情感方面的特征更为突出，以至于人们对母性、孩子及家庭关系的赞美无以复加。然而，这反倒暴露出日益紧张的家庭问题，尤其是，一方面人们对家庭情感价值赞美有加，另一方面离婚率却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家庭分崩离析。如今，家庭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品，孩子不再是一种经济资产，而是一种经济负担。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工业化的过程总是伴随着生育率下降的过程，这绝不是偶然现象。从另一方面看，家庭情感又变得越来越弥足珍贵。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情感的变故只不过是一件令人头痛的小麻烦；但在工业社会里，它却可能会变成严重的危机，导致“心理失调”“精神失常”“心理综合症”等问题，对个人和家庭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处在前工业发展阶段的非西方社会，对这种冲击传统家庭的力量毫无招架之功。他们的文化在这种冲击之下很快就土崩瓦解，就像感染了一场瘟疫。即使是在西方，家庭的削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家庭与社会的分离同样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正是这种分离，使得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变得令人恐惧、如虚幻泡影、令人压抑，就像是高楼林立的荒原。这与贫穷无关——实际上，底特律工薪阶层整洁的五居室之外停靠着崭新的轿车，冰箱、洗衣机也司空见惯。然而，所有这些只能给荒原城市平添了更多的苍白。居处和家庭不再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这才是城市给人以诡异、暂时栖居地感觉的原因，也是现代工业城市表面看上去文明，暗地里却涌动着暴力和违法行为的根本原因。所有这些，与新的工业化大生产的整洁、漂亮、井然有序、富有节奏，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
由大规模生产技术推动的工业革命仍会一往无前地扩张。在它的背后，蕴藏着两股推动社会变革的最强劲的力量：人们对高标准生活的渴求和国家防卫的需求，也就是国家对更高的作战能力的渴求。
农民运动分子抨击工业化罪恶的说教、所谓智者对物质主义危害的警告，所有这些在印度、南美或苏联中部人民悲惨的生存境地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这些说教即使不是纯粹的谎言，也是一种谬论，它只是一小撮特权分子玩的把戏，试图用它来掩盖他们企图永久维持统治的妄想。哪怕是最低限度的物质条件的改善，对于那些处在前工业阶段的赤贫国家（每个国家在前工业社会都会处于这种赤贫之中）的人民来说，都像无法抵抗的流感。
这并不是说工业化是一个快速的、无痛苦的过程。它也并不意味着贫穷的消除。即使在美国，经济最繁荣鼎盛的时期，仍然存在着令人触目惊心的贫困，尽管它们主要分布在非工业地域。同样，这也不意味着其他所有国家都能达到美国的生活水平，因为美国享有地理位置优越、人口密度低、原材料供给充足等独特优势。当然，没有一个国家，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像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同时享受着最高标准的生活和最高标准的作战能力。
换句话说，工业化本身不会带来人类经济的新纪元。但是，它可望带来生产效率和生活标准的大幅度提高。这个幅度要远远高于自游牧时代到农业定居时代任何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提高。
对作战能力提高的渴求同样强有力地刺激了大规模生产式的工业化进程。大部分国家更大更强的武装工业化常以牺牲人民享受更高标准的生活为代价。在全能武器时代，除非我们能减少战争及战备对武器的需求，否则大规模生产革命带来的可能只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当然，军需的膨胀倒不会减缓工业化的进程。相反，一个国家越贫穷，越缺乏国防力量，它反而越有压力去建设国防工业，以抵御外来的侵略。
这场革命带来的社会与政治危机将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普遍。关于“西方危机”，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但我认为“东方危机”将会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危机，它将危及社会与文化的根基。
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如何建设运转良好、充满自由的工业社会的新制度，是西方社会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尤其是美国，首当其冲，义不容辞。因为美国是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它的财富和生产效率使它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而其他的国家可能正为贫穷或社会关系紧张所困扰，根本无暇顾及这些问题。美国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也处于更为关键、敏感的位置，毕竟它的工业体系是最发达的。事实上，所有的证据都表明，美国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处理这些问题，也许是十年，或者是1/4个世纪，当然不会比这个时间更长了。
更重要的是，作为大规模生产革命的发祥地和重要推动者，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然而，迄今为止，美国的领袖地位仅局限在技术领域，还未能构造出与这种技术相适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但是，大规模生产技术对所有处于前工业阶段的文化和社会秩序而言，犹如一种无法抗拒的腐蚀剂，因此世界需要一种工业时代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典范。如果没有这样的典范供模仿和学习，那么大规模生产革命可能只会带来持续数十年的世界大战、混乱、绝望和毁灭。如果这个典范不是由西方树立的，如果它不是一个自由的工业社会的典范，那么它就会沦为奴隶工业社会的样式。
美国处于树立工业社会典范的最佳位置，这倒不完全是因为世界的技术是由“底特律制造”的。美国的领袖地位不像30年前那样广为接受，那时，世界相信亨利·福特找到了答案，“福特主义”在印度、德国或列宁的俄国都成为具有同等号召力的口号，这也是事实。这种幼稚的信念，即如亨利·福特自己的信念：“机器，新的救世主”，很快就被大萧条击碎了，最终销声匿迹。
但是，因为美国在技术上的领袖地位以及它无与匹敌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同时也因为美国仍是西方世界的理想标本，因此，只要我们能付诸行动，领导者的位置仍可能是我们的。
然而，如果美国不能成为工业社会的模范，如果我们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起一个运行良好、高度自由的工业社会，我们所拥有的技术领先地位只会给世界和我们自己带来灾难。这将会使世界接受一种本来无法接受的制度与信仰，这种制度与信仰仇视植根于美国传统的信仰和制度以及一切西方传统。在这样的世界里，美国就不能维系自己的制度，甚至不能维持自己的独立。届时，无论军队多么强大，无论外交多么成功，无论马歇尔计划多么成功，都无法阻止这种大趋势。这些措施在那时尽管也是必要的、有益的，但那只是苟延残喘，最终不会起到什么效果。除非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能得到认同，这些措施的作用才会彰显。而美国要获得世界领袖地位，只有通过创建“自由的工业社会”的典范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