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世界大战是为工业社会的结构而起，它所谋求的，是工业社会的原则、目标和制度。工业社会的一个论题，也是其惟一的一个论题就是社会与政治秩序问题：自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以来的大约200年期间，整个西方为自己创建起了一个全新的栖息地，在这个丰裕的物质世界里，其秩序是否与旧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有什么相同或不同呢？

最能清晰地反映这个论题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它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作为工业战争的一次大战——在这场大战中，工业不再是一个附属品，而成了战斗主力。工业战争所带来的必然是工业和平——在这种和平状态下，工业不再仅是和平时期社会组织的外围而成了其中心。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社会组织必然都建立在同样的原则基础上，遵从同样的结构规则，这是政治生活的一个规律。有时，它可能表现为一场缔造新社会，或者至少是逐渐显化新社会的战争；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它却可能表现为和平。这就出现了第一个论题，一个最为古老的推想——也是最无意义的推想——关于政治哲学的推想，实用主义的政治家可能感觉这无异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之类的推想。但是作为事实本身，并不存在任何疑问：战争社会与和平社会必然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当今的工业战争社会，必将成为明天的工业和平社会的先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还可能将工业体系及其社会组织仅仅视为纯粹的从属性副产品。虽然有用好用坏之嫌，机枪、飞机、坦克和汽车都还是被作为了步兵作战这种传统模式的辅助手段。就基本的社会单位而言，1914年的战争仍然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组织结构：步兵团中没有职能和技能的分工，它们几乎原样照搬封建社会的结构特征，治安官带领佃户和农奴随从出征。

的确，在那场战争的最后阶段，战争就已经开始演变为一种工业战争。1917年和1918年的诸多重大战役，都已是工业战役。但最后的和平并非是工业的和平。大战期间，西方世界的社会组织未曾解决工业社会的问题，它甚至未曾尝试找寻这种解决方案。而恰恰是由于这种差距，导致了凡尔赛体系的崩溃垮塌。凡尔赛时期及此后的若干年——直到1929年，很多国家甚至直到1939年——断然延迟和逃避解决这个工业体系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尽管这样做往往并无意识。此时，有一种试图恢复前工业社会(1913年)基本状态的强大愿望。基本上，在战争间隔之间的人们（其时间间隔非常接近，然而其思想甚至对于我们这些同类都完全难以理解）非常清楚差距所在。这点表现为他们坚持认为持久和平是维系凡尔赛体系的社会结构的一种方式。

认为自由社会经受不住再次战争的考验，这种想法（在1928年或者1934年很少有人会怀疑这点）就等于是说我们已知的自由社会不能够寻找到适合工业体系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结构。如果这一点还有什么意义的话，这实际上是宣判了自由社会的死刑，惟一可能的最大奇迹也就是祈望缓刑。指望永久的和平属于幻想中的太平盛世，而不是任何人间社会所能为的。事实上，死刑在即，随时可被执行。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够为自由而战斗，并非是由于自由国家中缓和姑息之类情绪有什么回归返潮，这种情感根源于认为工业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由社会的终结，实际上，我们还能够为自由而战斗只是因为希特勒自己的根本错误。

在下一次的和平会议上，我们可能再次致力于构建永久和平——尽管我认为我们都已经开始怀疑这种尝试是否明智。但是，我们无疑不能也不会推卸寻找解决工业体系基本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责任。而工业战争的现实，且不提战后的现实，更将使得它不可能去推卸这个责任。

今天，战争的工业机器是自发形成的，其他一切都以此为中心来构建。步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次要的战斗力。轰炸机的领航员与机组工作人员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或者坦克指挥与部下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如同生产线上的领班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它建立在技能和职能层级基础之上，同样也建立在指挥层级基础之上。今天，每一支军队的社会性困境，如旧军律、旧的升迁制度和论资排辈(个人技能水平无足轻重)等都无以维系甚至于难以为继，这些现象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军队陈旧的前工业社会状态已经无法组织和驾驭新工业社会的现实。在今天的每一支军队中，陈旧的社会形态都让位于新的社会形态——这点在纳粹军团中表现得最为剧烈，军队的战斗力和士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在未来社会里，前工业时代的旧社会形态将必须让位于新工业社会形态。

每一位历史学家都知道，由于法国军队需要在新的社会形态基础上组织军队，这就迫使拿破仑战争期间的普鲁士和奥地利接受法国革命的基本社会准则。未来的历史学家将看到，正是出于要在工业体系基础上组织战斗的需要，促使我们这代人努力构建一个工业社会。确定我们这个社会要建构于什么基础之上，是我们这代人的特权，也是我们的责任。

这与参战本身的善恶问题完全无关。我也不会断言战争就是有意义的，它造就了什么东西或者解决了任何问题。相反，我确信，战争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它不能创造任何东西，或者解决任何问题。我要说的就是战争已是一个现实——一个至关重要、无法否认但又仅仅只是现实的现实。现实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它不能创造任何东西，或者解决任何问题。它们只是存在于那里。它们是否有意义，如果有意义，又是什么意义；它们是创造还是毁灭；它们是否解决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它们。

无疑正确的是，战争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设法克敌制胜。然而，同样正确的是，我们希望赢得胜利难道不是为了赋予这次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和平以某种意义吗。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它有什么意义，我们如何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法，这些就是本书惟一关注的问题。因此，全书的惟一主题就是：如何才能将一个工业社会建构为一个自由社会？

人微言轻，对于诸如战后蓝图规划、疆域划分、国际同盟、国家联盟或者金本位制之类问题，我显然很少能说什么，甚至根本就无法置喙，无话可说。当然我不是认为那些国内国际组织的现实问题就不够重要。实际上这种片面的想法就像我们某些蓝图制作者一样愚蠢，他们认为自己在寻找惟一可行的社会机制。总是不让两全——要么选择社会机制而没有政治原则，要么相反——这比无用更糟糕，而且非常有害。有时，具体现实的结果恰恰滋生于观点和原则的讨论当中。有时，一个政治上的堵漏人员，丝毫不曾考虑到一般的规则而只是单纯凭借现场随机应变一拍脑袋得出的一些贸然发现，就缔造了一门新的哲学。在政治领域，只能要么是个二元论者要么什么也不是，因此，“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都排除了单纯的政治效果论。然而，本书的研究并非是要试图就某些具体的情况给出具体的解决之道，而仅仅只是因为作为研究者很难了解未来变化的具体情况。按照笔者的观点，今天解决战后具体问题的惟一正确方法，应该是收集拟定多种在不同可能情况和偶然情况下的应对之道，以作为今后的方案选择备选——这就类似于参谋本部那样，总是要拟制很多作战方案，以便从中选择最适宜的方案。当然，完全达成这一任务不仅超出了压缩进一本书的范围所限，而且即便是穷一个人毕生精力也不可能完成。何况，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办法能够将战时自身的问题隔离开来，而单独只讨论战后的问题。在我看来，将来的某一天，和平得以在历史的旅程中实现只能是通过改车换骑，而不是结束我们的旅程或者重新开始我们的旅程。

简而言之，本书的任务是深入思考一些基本性问题，详解阐明一些基本性论题，基于我们现有的自由社会，未雨绸缪勾画准备一个全新的方案。在此笔者无意妄称自己未卜先知，能够洞察未来工业社会的图景，而只是希望能够指明如何平稳到达这一未来彼岸。

也许，在构建一个自由的功能性工业社会的准备过程中，最重要，显然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就是认识到我们的危机是一种正在严重威胁和影响到西方世界社会和政治基础的危机。所有西方各国通行的价值观、信仰和制度都在分崩离析，而在其废墟上，极权主义得以蔓延滋长大行其道。当前这场战争实际上是西方社会追求美好未来的一场内战，它不可能——除了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仅仅通过打退外来入侵者来赢得胜利。这表明解决之道就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内部：在于从原有成熟的自由原则出发构建新制度的过程中，在于新的社会权力组织形式的萌生过程中，总之在于我们再次思考和重塑我们的社会基础之际。这场战争最终，我希望也是最后的爆发带来了巨大动荡，要理解这种动荡的性质和特征，就必须把所有浅薄浮夸的理论都拒之门外，这些理论将这场战争和纳粹对社会的极权主义威胁，归结为德国人(日本人、意大利人)的“民族性”，归结为德国的历史走向，归结为德国人特定的信仰或制度。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因素的确存在，甚至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凡尔赛和平，德国出现的通货膨胀，希特勒在维也纳帝国度过的失落童年——所有这些都有一定影响。但是，它们仅仅解释了某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是谁做的，却并未解释为什么发生和最终的结果如何。

毋庸置疑，过去50年来，德国成了欧洲的“地质断层带”——在这里每一次的骚动都将演化出一次地震。但是，法国在之前的100年时间内实际上也同样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在这两个例子中，失去平衡、倾向暴政和诉求侵略都有其深刻的背景原因。它们与民族性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极权主义在任何工业国中都有可能发生，如果它并非首先发生在德国，那它可能在欧洲其他地方起源。魏玛共和制在德国的掌权，无疑是由于20世纪德国所具备的某些特质。希特勒主义的很多内容都是19或20世纪德国所特有的。但是，希特勒主义无论多么惊人多么壮观，德国卓绝一世的事业和特有的德国现象都只是问题的表象。它们解释了希特勒主义的“如何”甚至是“何时”的问题，但并未回答为何这样以及事实怎样的问题。

法国极权主义毫无疑问在很多方面与德国有所区别，比如其口号、具体制度和特定的表现等等。它们都与西班牙或者捷克斯洛伐克的极权主义大不相同。但是，如果它们所接受的基本原则一样，那么在本质上它们的区别也就微乎其微了。这些原则并非是“必然”，在民族性、历史或者制度结构方面都很难发现这些原则的影子。它们都经过了刻意的、有目的的选择，它们是赋予了自由意志的人们的选择。

民族性无疑是存在的。然而，它通常表现为行为方式的某种倾向——或不紧不慢或心急如焚，或谋定而后动或临时抱佛脚，或感性灵动或理性自持，或深刻透彻或肤浅草率。换句话说，民族气质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它并未给我们揭示出任何真正的行为本质，而只是一个事实：说某人是肤浅草率的，而另外某人是深刻透彻的，这个事实并未告诉我们谁更可能犯罪。除了一个民族或者种族的性格倾向之外，对于某种类型的人、某种类型的职业和某种类型的行为，存在一些有意识或者传统上认为的社会性优劣判断。正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社会“理想类型”，被错误地认为是“民族性”。但是，社会“理想类型”的变化是如此频繁、迅速并且令人难以捉摸，这是其他一切都难以企及的。昨天曾经非常受欢迎的东西，例如所有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误以为是美国民族性真实代表的美国佬银行家，到今天却已经风光不再。在每一个欧洲国家的历史上，“理想类型”都经历了多次变化。对于希特勒主义，惟一有把握可以说的事，如果确实存在，就是纳粹领袖们从来就没有成为过德国社会的“理想类型”，无论是在其背景方面，还是其个性、等级优先性、职业、行为或是信仰方面，这种类型以前都从未普遍化过。但它告诉我们什么呢？纳粹主义是一种革命？这纯粹是一句众所周知的废话而已，除此之外，它还能在革命的特性、根源及其意义方面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除了让我们知道德国有着与其他民族一样的革命能力之外，它没有再进一步告诉我们有关德国民族性的任何东西。

一般来说，那些接受了民族性解释的人也就对于希特勒教义有着天然的亲和接受力。因为在关于一个民族性不可避免和亘古不变的理论与关于种族的生生不息与不可改变的理论之间，实在是半斤八两差别甚微。一旦接受了这一点，那么离那种民族或种族天生优越论也就近在咫尺。为了战胜纳粹主义，我们必须采取传统的宽容原则立场，这种原则认为在德性方面，无论种族、民族或肤色如何，普世民众都差别无几。这本身不能解答纳粹主义源流——除了在纯粹个体性伦理领域之外。它也不是政治行动的基础，因为政治和社会生活模式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先天属性，而不过是伦理原则、客观现实以及伦理原则在客观现实组织上的应用——政治制度。原则和现实都与普通人的先天品性无关——原则是人类自由意志的抉择，而现实则是受制于外部的状况。但是两者都同样与什么民族性或种族性毫无关系。

如果民族性的解释不能成立，那么各种民族历史的解释就毫无意义。如果德国没有发展出纳粹主义，而是发展了德国版本的甘地和平主义，那么我们现在将可以看到很多书籍都会滔滔不绝地谈论按照宗教改革运动、路德、康德、贝多芬或者 F. W. 福斯特等的观点，这种发展是多么地“不可避免”。在1927年的德国，和平主义忠诚者的数量远胜于纳粹忠诚分子。而如果英国人发展了极权主义哲学，那么那些伪历史学家们就会逮着亨利八世、极端的极权主义分子克伦威尔、霍布斯、边沁、卡莱尔、斯宾塞和博赞基特等不放狠命挖掘。在任何国家，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和行为都将被曲解为某种“必然性”，同时，却又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对立结论。一个世纪前，英国和美国都有这样一个惯例，在每一本历史书籍中都以大段的赞美诗开篇，赞美体现在阿米尼斯、路德和腓特烈大帝等人物身上所体现的日尔曼人的高贵品质如何引领着欧洲挣脱拉丁暴政的统治，让自由重见天日。其后的敌人来自法国和天主教会。现在，则有纳粹主义的危险横亘面前。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理论，认为希特勒的暴政是必然的，因为罗马帝国的文明辉煌从来没有照耀到北部德国使之跟上文明的步伐，再加上因为路德的宗教改革摧毁了中世纪的天主教文化。然而，面对挪威人，或者面对尽管罗马化程度更低但同样属于新教的苏格兰人或荷兰人，这种理论做何解释又如何自圆其说呢？

实际上，这些尤其让人目瞪口呆的纳粹教义和口号，其直接先驱者几乎都不是德国人。极权主义最早而且最一以贯之的哲学家是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19世纪最具影响的著作家之一。孔德是第一个将思考的目光集中投射到工业的思想家，这点非常重要。他的极权主义，尤其是他那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道德自由所充斥的愤恨，都源于要围绕工业制造商来组织社会的企图。激进的反犹太种族主义也起源于法国，它是由戈宾诺首次宣示提出的；而戈宾诺自己，又是法国那样一支长长政治思想家队伍的嫡传弟子，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将法国社会秩序及其正当性用不同社会阶层的种族起源和不同种族天生的优劣性来解释和辨识。他们甚至像纳粹那样，披着同样 “科学主义”的外衣而大放厥词。(雅克·巴赞先生在这个领域做了先驱性的工作。他的书，尤其是《法国的种族》和《种族：一种对迷信的研究》，对于那些希望理解当前政治思潮中伪科学生物进化理论的真实本质的人来说，应该是必读书籍。)拿破仑叔侄俩所制定的对外政策原则，大多数被希特勒所吸收采纳；而这叔侄俩则是从奉行强权政治哲学的马基雅维里以及精明狡诈的威尼斯和荷兰政治家们那里寻找思想泉源。“上帝特选子民”的概念诚然是从犹太人那里直接拿来的，却又被凶残恶毒地用做反对犹太人本身的理由。而美国人威廉·詹姆斯所首创的非经济的等级制度思想，却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纳粹偷来用做建立其纳粹集团及其组织的基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是许多思想被沦落的典型方式，詹姆斯首次在一篇题为《战争的道德价值》的文章中提出这一思想的初衷，却是探讨如何构建永久和平。“地缘政治学”的基础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奠定的。而现代总体战争的经济则是1917年的美国战时工业委员会首先拟制。让戈宾诺、詹姆斯或者其他什么人对纳粹使用或滥用其理论的行为负责，这显然就像仅仅因为很多著作家和政治家们的国籍，就称他们——法国人、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为先天的法西斯主义者或必然的法西斯主义者一样荒谬可笑。同样，要想从德国历史中去追踪某种必然性的逻辑，这样的做法同样愚蠢可笑。我们既然能够确认各种欧洲文化都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存在广泛持久的交流接触，那么那些关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先天特性”的论说如何能站得住脚，这难道不是同样荒谬可笑吗？

事实上，每一个国家在其历史和民族特性中都存在着为善和造恶的无限能力；每一种正面行为或负面行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先例和权威辩说；由此，每个国家的决策都只是其自身的决策，而用不着拉出其民族本性或者是过去的传统来解释辩护。

关于纳粹主义，或者关于其他种种历史现象，最经不起推敲的理论，就是那些试图以某种特定的制度或者某种地理位置的巧合，来解释或阐释其意义和起源问题。有时，人们容易天真而盲目地轻信纳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控制下工业长期集中发展的结果。当然毫无疑问的是，某些纳粹制度的具体细节是由这种发展形成的。但是，作为德国邻邦的捷克斯洛伐克其工业更为集中，卡特尔化更为严重，政府控制更为全面。而被说成是德国工业发展的必然产物的纳粹主义，显然在捷克斯洛伐克却是不存在的。在现代欧洲，家长制经济政策最为严重的国家是法国，那里18世纪的重商主义从未被真正放弃。然而，如果要让法国的贸易监管部门对那些亲纳粹的“维希的男人们”负责的话，那就实在太可笑了。

再者，纳粹主义向东扩进并征服了欧洲东部和东南地区的一些小国，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纳粹主义不仅是东进运动政策，也不仅是一场德国-斯拉夫的千年战争。每次德国试图扩张的时候，它都不可避免地要与斯拉夫人发生冲突，只是由于斯拉夫人而不是暹罗人居住生活在了德国东部边陲。出于同样的原因，斯拉夫人常常也西进。换句话说，斯拉夫人和德国人在过去的一千年来，不可避免地有着非常密切的接触，偶尔彼此发生战争，但是彼此也能和平共处相互学习。德国与斯拉夫国家接壤，这个事实本身并未解释纳粹极力想征服或者主宰世界的强烈欲望出于何因。而德国过去试图征服斯拉夫领土的企图也解释不了它现在这种想法的本质——除非中欧的地质和地理面貌仍然保持五百多年前的原貌未变。

纳粹主义不能用德国的民族性、德国的历史或者是德国的制度和地理条件来解释，理解这点非常重要。如果未意识到这点，目前的战争就将变得毫无意义，而更为严重的是，纳粹主义巨大的危害也可能难以为人们所充分意识到。如果确实像人们通常流行的说法那样，纳粹是德国的某种民族性或者德国的历史中某种必然性的结果，那么英国或者美国参战就毫无道理了。恐怕难以看得出美国会有什么明显的兴趣必然要去阻止德国“历史的难以消解的”对征服斯拉夫的欲望。想遏制这种念头的希望是渺茫的；我们难道指望在过去五百多年都未曾做到的事情在五年的战争中就化解吗？必然性理论的惟一结论将是，听任德国人自己按照其必然的途径大行其道为所欲为，再插手坐地分赃。希特勒本人作为必然性理论的主要人物，他显然正希望别人都持这种想法，同时他的全部政策也都建立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之上。

我们必须能够意识到，纳粹主义的本质正是在于尝试解决西方文明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即工业社会的问题，并且意识到纳粹这种尝试所基于的基本原则绝不可能仅仅限于德国，否则，我们就连我们参战所反对的是什么、支持的又是什么这种基本参战目的都浑然不知。我们必须清楚，我们虽然需要构建一个功能性的工业社会，但我们要反对将这种解决工业社会问题的努力建立在奴役和征服的基础之上。否则，我们所构想的建立一个不仅是功能性的而且是自由的、和平的工业社会的努力，就没有基本的立足之地。如果这样，那此时我们能够期望的就只是消除纳粹主义的一些根本无足轻重的特征——那些可归因于德国1933年经济地位的偶然因素，或者是其具体制度的意外事件而已。如果我们都认为自己只是在为反对国际贸易中的易货贸易制度而战，或者是仅仅为支持莱茵河边界而战，那么我们就是在玩火自焚，抱着赌博撞大运的心态拿战后整个西方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不当回事。

极权主义专制的凶残暴虐已经充分证明，那种为这一噩梦这一危险的可能出现提供了滋生地的社会，必然没有履行好自己的基本功能。极权主义残酷压制人们的自由，这表明它们是在试图通过否定自由来使社会得以发挥功能。为了战胜极权主义，我们就必须重新构建一个功能性社会，而且这个功能性社会至少能像极权主义的伪社会那样成功发挥功能。同时，它必须是一个自由的社会。理解这一难题，明确这一任务，找寻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这不仅对于赢得和平至关重要，而且它本身就是这场战争所取得的胜利的一部分。 /OjoBhIQ3NZyNW0aGmDEy7uyQ+S+nKTW3ySrb36UoBO42Wpn2gbIKru/fL2mZFD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