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青年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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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除夕之夜，一种亘古流传、周而复始的天籁，回荡在日本列岛的上空。子夜时分，全国五万余所大小寺庙，僧侣们齐齐敲响了大钟。钟声苍茫、悠远，连绵不绝达一百零八响之久。在这响彻天际、启迪人间的钟声里，七千万日本人无不静坐家中，他们一边聆听着“除夜之钟”，一边祈祷着好年成、好雨水，祈盼家庭、社群、日本和苍生的好运道。

自从明治大帝颁行西历、废除春节，几十年来，日本人已渐渐习惯了新的除夕和元旦。比起来自中国的太阴历，西方的太阳历不仅更精确、更有规律可循，它也被视为一个国家文明开化的象征。然而，千年流传的习俗，却丝毫没有改变：除夕依旧被称为“大晦日”；钟声停歇的那一刻，大晦日就过去了，人们迎来了新年“正日”。在潦草一觉后，家家户户吃着新年的第一顿早餐，屠苏酒、荞麦面和砂糖芋泥。紧接着，男女老幼络绎不绝地前往神社，祭拜氏族神和土地神。

祭拜神灵后，是素食的、忙碌拜年的“三贺日”。新年的头三天，笃信佛教、神道教的日本人大多不食荤腥，但它丝毫无损新年的喜悦。在一个个街区、一处处町村，人们满面笑容、相互鞠躬、遍访亲友、饮酒唱歌，并以可掬的醉态开始了又一年的日子。除夜钟声的空灵、庄严，此时渐渐淡去，代之以市井的欢乐和凡俗的温情。

与几千年来没有什么两样，1937年元旦，千万日本人依旧以喜庆的态度，面对天地的新寿和人生的代谢。但，也是这一天，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却认为，“新年在一种不吉利的调子里开始了”。在列举了日本与英国、美国、苏俄关系的恶化后，他的元旦日记写道：“对中国已经变化了的新情况，日本似乎是最不能理解的一个国家。这是不可思议的，又是千真万确的。”（约瑟夫·格鲁，《使日十年》）

所谓“中国的新情况”，指的是1936年夏天以来一股突如其来、席卷全国的新气象。这一年8、9月间，“两广事件”的顺利平息，标志着这个分崩离析达20年之久的国家大致统一了。“而且，这次平定反叛基本上是和平的，使许多中国人相信南京当局并非只是一些军阀，并且相信蒋介石是一位英明能干的政治家”。紧接着，无论南方的水稻还是北方的小麦都获得了空前丰收，它结合一年前法币的成功发行，使四万万农民的当年收入骤然增加了45%，“农民开始购买1931年以来从不敢企望的工业品”。及至当年11月份，更为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了：傅作义将军在百灵庙击败了以日本人为骨干的内蒙叛军，此举不仅意味着日本在绥远省建立傀儡政权的企图化作泡影，它还是近十年来南京政府第一次对日本采取强硬姿态……凡此种种，都让千万中国人孕育着对未来日子的新希望，乃至一个古老民族再次复兴的悄然盼念。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撒尼尔-佩弗认为，“现在，中国人处于自信和爱国的热情之中”；《大公报》也谨慎地报道说：“在最近几个月内，国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复苏了。”（《大公报》，1936年12月13日）

但这一切不过是前奏。对这个经历了无数沧桑、近百年来希望一再落空的民族来说，似乎只有一种最极致的悲欢、最戏剧化的方式，才能引领着它告别过去，并跨入新命运的门槛。1936年年底，这样的悲欢、这样的戏剧性事件出现了，“西安事变”让四万万中国人共同审视着自己的命运，并集体地选择了一个民族的未来道路。

事变之初，许多人置身事外，许多人抱着看热闹的态度，一些人甚至感到幸灾乐祸。毕竟，在过去十年，蒋介石谈不上是一个受人欢迎的统治者；毕竟，他的倚仗武力、压制社会、禁绝学潮、控制舆论，都和现代观念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格格不入。但不过一两天后，一种奇特的担忧、仿佛只有失去时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的空白感，就悄悄地出现了：没有蒋介石的话，这个国家会不会又一次陷入内战的沼泽地呢？没有蒋介石的话，又有谁能率领四万万人奋起抵抗迫在眉睫的日本威胁？……在短短十三天之内，这种担忧、这样的空白感就迅速蔓延开去，并化作一个古老民族的集体共识。那就是中国需要蒋介石，特别是一个代表着五千年和四万万、不再向日本出让尺土寸地的蒋介石。

此后十三天，千万中国人忐忑、疑虑、悲伤、恐惧。而12月25日深夜，当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已乘坐飞机离开西安的消息传出后，这样的百感交集、这种对自身命运的深刻洞察，顿时化为一种情不自禁的狂欢：在武汉，鞭炮声、锣鼓声响彻了街头；在上海，几万市民拥出舞厅、咖啡馆，以一阵阵的欢呼将这个圣诞之夜推向极致；及至次日中午，当蒋介石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南京大校场机场时，“场内外伫立欢迎者，达四十万人”（《申报》号外，1936年12月26日）……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中国的统一已经完成了；从此以后，不会再有那种不流血的葬送，日本要获得每一寸土地，都必须在蒋介石以及四万万人的共同抵抗下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时刻之一。直到此时，蒋介石也没有在那份解决事变的协议书上签字，而四万万人对他离开西安的内幕更一无所知，但似乎无须多言、不必沟通，四万万人就和他们之间最具权力的那个人达成了一种默契。那就是蒋介石肯奋起抵抗日本的蚕食、侵略、种种无理要求的话，他们将拥戴他为全民族的最高领袖；而倘若他首鼠两端、继续妥协的话，那么，抗议将空前激烈、内战将彻底爆发，而类似的叛乱或许也会一再上演。这一天，这份心理契约已经达成了，大半年后，蒋介石告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倘若再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革命将爆发，南京政府将被公众舆论的浪潮所击垮”（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对这个划时代的转折，所有的西方观察家都一清二楚。几天后，它就被众多西方媒体评为堪与西班牙内战、墨索里尼占领俄塞俄比亚、柏林奥运会和美国经济复兴等相提并论的年度最重大新闻了。而对这个事件所蕴含的兼有悲剧和史诗意味的命运色彩，唯一不那么明白的，恐怕真的只有日本人了。约瑟夫-格鲁写道：“中国人表示决心，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以致日本全国皆有晴天霹雳之感。它就像一个惶惑不安的人那样，正在搔首踟蹰，不知今后如何是好。报上已有一些议论，提到要改变对华政策，但是朝哪个方向改，目前还看不到什么形迹。”（约瑟夫·格鲁，《使日十年》）

而对中国新情况的这种无法理解、“搔首踟蹰”，与几十年来日本人特别是日本陆军的中国观密切相关。

日本陆军的中国认识，从1884年10月开始。这一年，25岁的青木宣纯被派驻广州担任领事馆武官，“至此，军部内才诞生了第一个‘中国通’”。这个出身于藩士家庭、自幼爱读《三国志》的青年，几乎集大成着后来几代中国通的共同特征。他刻苦、勤奋。以语言为例，他原本学的是北京官话，到广州后难以开展工作，“于是下苦功夫学成一口流利的广东话，顺利地完成了情报搜集工作”。他温和、谦卑、有着巧言逢迎的天才。以他在1897年结识的袁世凯为例，直到贵为大总统时，袁世凯还人前人后地谈道：“青木是唯一可靠的日本人。”他深谙人性之弱并且极善于收买、利用。以他在日俄战争期间组织的“特别任务班”为例，这个仅有几十名日本军官、浪人参与的团体，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啸集了几万关东马贼，使搜集情报、破坏铁路、焚毁粮草、袭击小股部队等工作有声有色，以至于日语产生了一个描述谋略军官的新词汇，“特务”……

在长达28年的驻华时光里，青木不仅赢得了众多中国权贵的信任，他还形成了自己特定的中国认识，“非国论”。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基于文化认同而形成的泛政治体。无论“五胡”、蒙古人还是满族人，只要他们征服了农耕文明区，并接受了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那么，他们就可以被视为历代兴替的正统王朝了。中国丝毫没有以血缘、种族为基础的近代民族国家特征，它迟早会像宗教势力没落后的欧洲那样，分裂成盎格鲁-撒克逊人、雅利安人、日耳曼人、俄罗斯人等众多民族国家。更不必说，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几十年的西风东渐，那种基于农耕优越性的文化共识，早已是最落伍、最应该被抛弃的东西了。

青木宣纯的“非国论”，后来成为日本大陆政策的起点。如果说，这个观点以晚清中国为背景，并且包含了将中国分裂成汉人区、满人区、蒙古人区和穆斯林区等要素的话，那么，在他之后担任驻华使馆武官、被视为第二代“中国通”代表人物的坂西利八郎，却以军阀混战作为自己的认识依据。他的观点可以归结为“劣种论”。

与青木宣纯一样，坂西深得北洋军阀的信任。他历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等七任总统而不衰，始终被视为最可靠的外国顾问，由此赢得了日本舆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的赞誉；但在目睹了无数次党争、政潮和内战之后，他也形成了自己的中国看法，那就是中国已沦为一个劣等民族，日本才是东方精神的真正代表。他说，一次次的政权兴替、耀武扬威的登场，“我已经看多了”；无论立宪、共和还是联省自治，都不可能让中国凤凰涅盘，“建设只能是一场梦，事态正朝着破坏的方向发展”。而对这个观点，他的助手、后来的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有着更为直截了当的表述：“中国人缺乏组织国家的能力……要使他们具有国家观念，比等待百年黄河变清还要难……”（《斋藤恒史料》）

那么，在这种泥石俱下、恍若末世的中国图景里，该怎么为日本攫取最大的利益呢？

坂西利八郎认为，在德国战败、俄国发生革命后，分食中国这道大餐的，只剩下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了；日本无力向英法美同时挑战，但它可以通过扶持利益代言人乃至傀儡的方式，期待着在欧洲巨变后一举控制中国。他说：“不管是革命党、北洋派还是什么派，只要是在希望发展日中关系的理念上采取行动的人，我皆视之为同志。我想，应该以这样的态度来处理事情。”他的另一个助手林与三吉说得更为露骨：“不管中国掌握军权者是土匪与否，既然他们是中国社会必要的一员，而且在诸多事情上掌握实权，那么在推行现行政治时，控制和操纵他们，甚至诱导他们为帝国尽忠是极为必要的。”

1927年2月，在十八年的驻华生涯后，坂西利八郎发表了告别演说，从此退出军界。但这个时候，在“七代兴亡不倒翁”的声誉之外，他还取得了另一个更为重大、但当时无人觉察的成就，那就是他的“坂西机关”已培养出了一大群后来赫赫有名、执掌日本国政的第三代“中国通”。他们的代表人物，包括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矶谷廉介等人。

与前代相比，几乎刚刚踏上历史舞台，第三代“中国通”就面对着更加难以判定的形势、几乎前所未见的中国景象。这一年，从珠江流域出发的国民革命军不仅攻克了武汉、九江、安庆等长江重镇，他们还受到沿途民众欢欣鼓舞、一路挥舞着青天白日旗的夹道欢迎。对这股新兴势力，第三代“中国通”心情复杂、百感交集。以观察员身份一路跟随北伐军北上的佐佐木到一谈道：“这一考察的结果，我得出的结论是旧军阀已非国民革命军的对手，上海、南京不久就会被占领……从九江出现的多数传单和宣传画来判断的话，希望恢复国权的气息浓厚，共产主义的色彩也极为浓厚。”而时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的永津佐比重也认为：“显然，南方的革命行将唤醒沉睡着的中国，并承担起建设未来国家之重任……在青年中，特别是南方青年中，救国意识正在增长。”（转引自波多野澄雄，《日本陆军的中国认识》）

但这种认为中国青年已具有民族意识、这个古老国家将很快复兴的观点，不过是昙花一现。1927年4月，几乎刚刚攻克上海，蒋介石就宣布“清共”，此举意味着国民革命阵营彻底瓦解了；紧接着，在武汉的汪精卫和在南京的蒋介石也进入了对抗状态，国民政府分裂成了两个部分。此后几个月，桂系、粤系、孙科系、“西山会议派”……形形色色的国民党派系都出现了，旧的军阀割据已经死去，新的军阀混战又已诞生。它让第三代“中国通”如释重负，并愉快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佐佐木到一说：“面对一系列事件，我的梦想完全破灭，必须认识到广东时代的我还年轻。”而青木宣纯的女婿、第三代“中国通”核心人物之一矶谷廉介更断言：“支那毕竟是支那，将其视为日本简直是痴心妄想。”

而在作出“支那毕竟是支那”的结论后，他们提出了未来的中国设计。与前辈们相比，这个设计不仅更为清晰，它还被视为日本“国运”的兴衰关键。他们希望，依靠这个设计，日本有一天能够登临大陆，成为东亚的主人；他们更相信，在一代人的践行后，日本将像此前的蒙古人、满洲人那样，以入主中国的身份永载史册。这当中的唯一区别是，并非日本、大和民族被中国同化，而是代表着工业、近代文明、崭新亚洲精神的日本同化中国。

他们的这些观点、这个设计，其核心是“分治合作”。

所谓“分治合作”，从青木宣纯的“非国论”、坂西利八郎的“劣种论”出发，并结合蒋介石雄踞长江的现实，被视为一种最适合中国的政治体制：既然中国并非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那么，满洲、内蒙、新疆、西藏当然要分裂出去，中国最多只能拥有这些区域的宗主权；既然中国人自私、愚昧、永远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统一，那么，关内中国也应该分成彼此独立、互不统属的几个部分，比如华北以北洋军阀为主，西南几省留给本地军阀，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等人也不应允许南京染指他们的内部事务……在他们看来，再也没有另一个这么适合劣等民族并符合日本利益的中国景象了。这个广土众民、有着五千年历史与四万万民众的古老民族，将永远也不可能对他们形成挑战。

这不仅是一种设计，更不是什么臆想的图景。远在1928年4月，应济南领事馆武官、第三代“中国通”重要人物酒井隆的要求，日本就出兵山东，以阻止国民革命军对华北的“二次北伐”；两个月后，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的策动下，一小群日本军官又炸死了不太驯服、决心在名义上归顺南京国民政府的张作霖，以确保日本在满洲的特权……毫无疑问，这些都为了将南京政府限制在长江，以避免中国的统一和不可遏制。

可惜事与愿违，这些手笔大多有损而无益。以炸死张作霖为例，不过几个月后，身负杀父之仇的张学良就宣布“易帜”，一个半自治的、以奉系和冯玉祥系为主的中国北方出现了。至少在表面上，从珠江到黑龙江、从山东半岛到天山，处处都悬挂着青天白日旗了。

但是，伴随着世界性大萧条的爆发，日本内忧外患，第三代中国通已经将“分治合作”视为日本的唯一生路。而且，与前辈相比，他们敢想敢做、重在实行。于是，1931年9月，在石原莞尔以及两大“中国通”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的策动下，关东军占领了东北四省、建立了以爱新觉罗·溥仪为傀儡的伪“满洲国”。几代日本人的梦想、似乎遥不可及的“满蒙生命线”，几乎一夜之间就变成现实了，它让日本为之举国狂欢。此后十余年，大约166万日本居民移居满洲，在伊通河边的一片温润平原上，他们建起了日本帝国的未来首都。这个首都有一个大气磅礴、充满梦想色彩的名字——新京。

1935年6月，同样以酒井隆为主角，几个日本军官以冒名讹诈的方式，勒逼何应钦将第2师、第25师、复兴社、河北省党部等南京势力撤出华北，从而揭开了“华北自治”的序幕。紧接着，土肥原贤二又出现了。他先是要求南京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等派出机构，继而又成立了以冯玉祥旧部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而当年12月25日，在游说宋哲元以及拉拢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先后失败后，他又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以殷汝耕为首、包括河北22县与察哈尔3县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作为未来“华北五省自治政府”的样板。及至1936年5月，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一手炮制的、以德王为首的“蒙古军政府”，也在察哈尔嘉卜寺顺利开张了。日本战史这样记载田中隆吉的计划，“根据工作的进展，扶植其势力伸向绥远，然后向外蒙、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扩大之……真是一个庞大的泛蒙设想”。

短短几年之内，这些“中国通”就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取得了这样惊人的成就，它足以让青木宣纯、坂西利八郎瞠目结舌了。要知道，在青木的时代，担任驻华武官还被视为二流人物的选择，那些陆军大学的第一流毕业生总是以派驻欧洲为荣；要知道，坂西利八郎耗费了十八年的时间，才让西方人勉强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而没有获得尺土寸地，即使1914年占领的、后来引发了“五四运动”的青岛最终也还给了中国。更不必说，那些日本以无数伤亡、尸山血海换取的台湾、朝鲜和“关东州”，加起来也不足满洲、冀东和内蒙的七分之一。

这是日本开国以来最显赫的功业。在这样的功业中，一些“中国通”得意忘形，乃至毫不掩饰自己的图谋了。1935年7月，松井石根公开说：“领土广大、民情自然不同，支那现在立刻由南京政府国民党政权实现完全统一、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是非常艰难的，恐怕只是一场梦。作为支那统一的过渡，最好是将北、中、南、外部分成四种地方，采取所谓联省自治、中央统制的形式，（这样）比较自然吧。”而次年4月，在东亚调查会上，土肥原贤二也抱怨说：“过去日支亲善政策的失败，是因为将全体支那作为统一的一个国家而处理造成的。和各个政权合作，并让各个政权进行适当的调和，才是向着最为实际的合作之途迈进的方法。”（《东京日日新闻》，1936年4月14日）

让这些得意忘形的人理解“中国的新情况”，不是笑话奇谈吗？要他们以及七千万日本人觉察到“西安事变”所折射的人心潮流和历史变奏，不是对牛弹琴吗？他们认为，中国人不过是虚张声势，以对抗华北的“自治”。哪怕蒋介石胆敢诉诸武力，他所建立的抗日同盟也将在大日本皇军的赫赫武功之下迅速瓦解。这样的事情不是发生过许多次吗？以1927年为例，几乎刚刚夺取了长江流域，自私而愚昧的中国人就开始了内部火并，而国民党也分崩离析成了众多派系……

当然，在这样的声潮中，也夹杂着一些不同的声音。1937年年初，一股“中国再认识论”的舆论潮流，在日本国内渐渐兴起了。此后几个月，它吸引了众多日本观察家和知识分子，并引发了一场引人瞩目的论战。

2

远在1936年10月3日，参谋本部中国课的冈田酉次少佐就在《东洋经济新报》上发表了《支那的统一倾向与对支那之重新认识》一文，揭开了“中国再认识论”的序幕。作为军内不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冈田酉次主要从法币的成功发行出发，认为中国正渐渐统一，“分治合作”已沦为一种过时的东西。他说，“蒋政权的确立和统一支那过程的突飞猛进”，不是什么表面而偶然的现象，中国人愿意把自己的银元和银两换为纸币，是中国统一的最好试金石。他认为，“僵化的‘分治合作’观点，让许多人无法认识到满洲事变以来，支那领导阶级和知识阶层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构成了蒋政权的强大后盾”。

但这篇文章不过是昙花一现。冈田后来谈道：“本来预定连载，因文章内容不符合当局的意向……仅发表了绪言部分就作罢了。”对此，日本学者波多野澄雄却认为：“当时允许部分发表冈田的文章，这表明了，在不得不承认币制改革成功的背景下，陆军内部要求重新研究中国政策的呼声十分强烈。”

而在冈田酉次之后，1937年2月，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著名的基督徒和人道主义者矢内原忠雄发表的《支那问题之所在》一文，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这篇文章刊登在日本最有影响的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上。矢内原忠雄认为，无论法币的发行还是西安事变的种种变奏，都表明中国已经统一了。“只有采取认识、承认、援助的政策，才能有助于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和平”。对这个观点，满铁调查部的大上末广等人嗤之以鼻。他们谈道，蒋介石之所以能在军阀混战中胜出，是因为他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国民党的经济建设只能促使中国进一步沦为英美列强的殖民地”。在这两种泾渭分明的立场出现后，包括岩渊辰雄、绪方竹虎等著名报人和中西功、尾崎庄太郎这样的日本共产党人也加入了论战，并使这场论战为学界所瞩目。

岩渊辰雄既不赞同“统一论”，也不附和“殖民地说”。他反问道，如果中国并未统一、蒋介石只是英美的傀儡，那么，过去几个月中国人生机勃勃的景象从何而来？如果中国已经统一，那么，阎锡山、李宗仁等人会不会允许蒋介石过问他们的内部事务？他由此得出结论，这是一种脆弱的、由共同敌人而促成的表面统一，“一旦失去目标，随时可能像沙滩建筑那样轰然倒塌”。而对这个看法，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人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观点，“推进中国统一的力量基本不是国民政府，而是争取独立民主、走向团结的民族运动”。也就是说，无论国民党会不会再次分裂，中国的统一都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形形色色的见解中，当时最为人接受的，是《朝日新闻》记者、左翼人士尾崎秀实的分析。尾崎秀实谈到，中国的统一来自蒋介石和四万万人的一致选择，“但国民党政权自身绝没有领导、控制这场民族运动的能力”；在二者合拍时，这个古老民族将焕发出巨大的力量，“（但）稍有不慎，国民党政权就有可能被民族运动潮流冲垮”。这个说法既和岩渊辰雄有相似之处，又接近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人的观点，一时被视为这场论战的最大收获。

又何止是民间、舆论界？1937年1月，著名外交家佐藤安之助在一份报告里写道：“支那几乎已非昔日之支那，已经成为完全不同的新进国家……他们巧妙地将日本的压迫用于他们的内政，令人惊异的同仇敌忾心和国家思想已经开始抬头。”次月，在《对支政策意见》一文中，有着七年驻华经验的“中国通”楠木实隆不仅提出了类似看法，他还有意区分了“支那”和“中国”两个概念。他说：“看中国的现状，虽然反中央各派尚存，但都无法根本颠覆现存之中央政府……分治合作之构想，是只知日清、日俄战争时代之支那，而不知中国之现状。”换言之，这种认为中国已经新生、“分治合作”不再合乎时宜的观点，在日本政界、军界和知识界都有了为数不少的赞同者。

而在这场持续近半年、涉及不同观点和立场的论战中，几乎没有一篇文章受到新闻检查部门的干涉，更没有一个作者受到宪兵、秘密警察的传讯或盘问。因为，那些消息灵通的检查官和特高课人员都早已知道，这场大讨论的幕后人物，是当时权倾朝野、有着惊人实力、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

石原莞尔，1889年生，日本山形县人。作为“满洲事变”的始作俑者，过去几年，他的形象已渐渐被日本公众、各国舆论所熟知：他粗野、狂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贩子。十余年前，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当美国驻德使馆武官建议他考察美国时，他无比傲慢地回答：“不，我去美国只能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司令官。”一时被柏林社交界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物。他又才华横溢、目光远大，并且对众多事物都有着惊人的直觉。他的《战争史大观》、《最终战争论》等几篇文章，无不充斥着一种迷人、邪恶、近乎胡思乱想的天才光芒，以至于被视为“昭和新军人”之代表、“昭和时代的第一兵家（战略家）”。在过去的日子里，在此后的几十年，这样毁誉不一、异常极端的评价，始终伴随着他。

但很少有人知道，至迟从1935年开始，他就预感到了日本的战败命运。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1940年前后爆发，而日本不仅将卷入这场战争，它还很可能在几年后不可避免地战败、沦亡。作为日本佛教“日莲宗”的狂热信徒，此后一年多，他开始像六百余年前面临蒙古入侵的日莲一样，进行着不知疲倦的鼓与呼、四处奔走游说。

威胁来自苏俄。1933年1月，在遥远的莫斯科，斯大林宣布“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大约1500个大型企业投产，在机床、化学、飞机、汽车与拖拉机等工业领域，苏联均已跃居世界的前列；紧接着，他又颁布了雄心勃勃的“二五计划”，按照这个计划，1937年苏联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凡此种种，都让接受着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深刻认识着工业实力和现代战争关系的石原莞尔如坐针毡。

几十年来，日本始终以苏俄为头号大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石原等人的吞并满洲、觊觎内蒙，为的也是获得一个广袤的纵深区，以扭转对苏战略的不利局面。但伴随着苏俄的崛起，征服满洲的勋业顿时显得黯淡无光了。1934年，苏俄开始向远东大举增兵，当年兵力就达到13个师，大约23万人。与此相对比，日本陆军的总兵力也不过23万人，其中在满洲的关东军不过3个师团、1个旅团，兵力不超过5万。次年，这个差距扩大到17个师对3个师团、两个旅团。更要命的是，从这一年起，两国驻军的对抗事件骤然升级了，“仅昭和十年（1935）一年内即达176件之多……超过以往三年只发生的152件，特点是包括有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及至1936年，远东苏军已成为一股足以毁灭满洲、颠覆东亚的战略力量了。它共有19个师，大约30万人，并装备了1200余辆战车、1200余架飞机以及30艘潜水艇。它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日本陆军，“尤其是它的近代装备，和旧式装备的日本陆军相比，大大地领先了”。更不必说，倘若日苏开战的话，部署在中亚、欧洲的百余万苏军可以沿着西伯利亚铁路迅速前来增援，“估计苏军对日作战的兵力能达到50个狙击师”。日本战史后来记载：“苏联于昭和三年（1928）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着重加强红军的装备……昭和十一年（1936），红军约为160万，到翌年7月华北事变爆发时达到185万的阵势”。“从远东红军同日本陆军在朝鲜、满洲兵力的增强变化看……出现了无法相比的最坏、最危险的状态，尤其是空军兵力相差更为悬殊”（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为避免日本的灭顶之灾，1935年8月，石原莞尔回到本土，决心以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的身份改变日本的内外国策。8月12日，也就是他抵达东京当天，一名叫相泽三郎的陆军中佐闯进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的办公室，用军刀斩杀了他。石原和永田相交多年、彼此知心，并且共同有着“天才”的声誉。永田之死让石原悲痛不已，却意外地让石原成为“统制派”少壮军官的新领袖。

永田遇刺之后，是“二二六兵变”的爆发、日本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

1936年2月26日凌晨，大雪之夜，千余名“皇道派”叛军分九路袭击了众多元老重臣的官邸，并占据了东京永田町、霞关一带的政治中心。自内大臣斋藤实以下，众多大臣已被叛军杀戮，首相冈田启介生死不明，日本已处于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当天下午，石原就以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的身份调集了3个联队、3个步兵大队入京，并包围了叛军。

惊慌失措的天皇得知石原的行动后，又惊又喜又疑惑，他知道石原，却不清楚“石原是个什么样的人”。似乎是要回答天皇的惊疑，2月28日拂晓，在天皇下达24小时最后通牒令后，石原以戒严军参谋长的身份前往叛军的指挥中心山王饭店，勒令叛军缴械投降。当叛军首领之一栗原安秀中尉掏出手枪威胁他时，他也毫不示弱地掏出手枪，与栗原进入了对峙状态。

及至2月29日凌晨，通牒令到达最后时刻，两名“皇道派”首脑真崎甚三郎和荒木贞夫来到戒严指挥部，恳求石原给叛军最后一个机会。“石原毫不客气地把这两个大将赶了出去”（马克-皮蒂，《石原莞尔》）。

几天后，石原就以大佐军衔、课长身份，被任命为平定叛乱后负责整肃陆军的核心人物之一。外挟满洲势力、内靠众多“统制派”少壮军官的拥戴，在长达几个月的“肃军”过程中一举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1936年6月，参谋本部进行了一次重大改组，设立了战争指导课。“根据石原大佐的提议，在目前形势下应设置新的有关指导战争的主管课，专门研讨国防国策，这一提议被采纳了。6月上旬……在第一部内设置了主管指导战争和判断形势的‘第二课’，石原大佐任课长”。而按照新拟定的条例，这个课几乎具有宽泛无边、足以影响日本政治的权力。它可以确定国防战略，“制定指导战争计划的大纲”；它可以干涉政治，“为准备战争策划必要的有关国内改革的具体方案”；它还将上达天听，“拟定向天皇启奏的大纲和执行天皇亲裁的军事布局等事项”。（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

又何止于此？日本宪法规定，宣战、媾和的大权属于天皇，但在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下，天皇一般不会轻易驳斥主管部门的意见。这么一来，作为襄赞战和大事的唯一机关，石原就拥有了决定战和的最大发言权。而在此之外，次年3月，他又以少将军衔升任分管战争指导课、作战课和国土防卫课的第一部（作战部）部长，从而成为参谋本部一言九鼎的人物，将参谋本部九成以上的权限集中在自己手里。

然后，是日本战略的重新确定、各种国策的改弦易辙。

这些战略、国策，无一不是为了对付苏俄。也是1936年6月，在石原的建议下，“日德防共协定”谈判开始了。尽管众多大臣对刚刚武装起来的德国究竟有多少实力心怀疑虑，尽管“最后一名元老”、时年87岁的西园寺公望明确反对这个协定，当年11月25日，这个协定还是达成了。日本战史后来谈道，此举是为了争取时间，“寄望德国的复兴，将苏联牵制在欧洲”。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几乎是当时日本作出的最明智、最有意义的一个决策。此后九年，尽管日本陷入了中日战争的泥潭，尽管希特勒决定先对西欧动手，但在纳粹德国赫赫武功的威慑下，苏俄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直到德国战败、美国也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才对日宣战。

这个战略守势，不仅对苏俄，更针对英美。6月10日，与设立战争指导课、开始“日德防共协定”谈判几乎同时，石原起草了一份《国防国策大纲》。明确规定，在对苏战争尚无把握之前，日本将以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精神对苏俄退避三舍。“即使军备已充实，而且战争准备已接近完善，也应为使苏联放弃在远东采取攻势的政策，而开始积极的工作”。与此同时，日本将尽全力改善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在作长期战争准备还存在极大缺点的今天，如果不去保持和英美，最低限度和美国的友好关系，就难以进行对苏战争”。

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日本将只有苏俄一个敌人，并且绝不主动挑起战争，以便将这股祸水引向西方。而在日德结盟、战略守势之外，则是为期五年的重整军备计划。11月26日，石原制定了《军备充实计划大纲》，决心用五年时间使陆军拥有50个师团，大约150万人的动员能力，并将空军从54个中队扩编为142个中队。“根据这一设想，在大陆的兵力保持80%，是为了对付苏联的”。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1937年起，日本的军费预算必须从原本的7亿余元猛增到14亿元以上。为确保这个预算的通过，石原还考虑撤换掉“二二六兵变”后上台的广田弘毅首相，换上一个更听话的、最好是陆军出身的傀儡；不久后，以众议院议员浅原健三为中间人，他的两个代表与退役陆军大将林铳十郎开始了组阁秘密谈判……

就在这样的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中，1936年渐渐走到尽头了。石原认为，依靠日德结盟、战略守势和重整军备，依靠自己的手握战和大权并交好英美，日本或许能避免过早地与苏俄决战，并避免未来的灭顶之灾。但，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并预感到中日之间很可能爆发一场全面战争。他决心避免这场战争，避免自己的前功尽弃，并避免日本的最终沦亡。

日本战史后来记载：“参谋本部第二课长石原大佐于昭和十一年（1936）年底视察了华北，看到中国反对内战、要求国内统一的趋势越来越高……根据所见，对过去的对华政策再次进行了研究。”（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在“西安事变”之前，改变对华政策并没有进入石原的视野。1936年1月13日，也就是土肥原贤二领衔的“华北自治”渐入高潮时，日本政府制定了《处理华北纲要》。这份文件明确了分离华北的先后步骤：首先是实现冀东22县、察哈尔3县的傀儡化，“坚持冀东自治政府的独立性”；紧接着，“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而在做完这一切之后，“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合流”。对此，时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的石原莞尔并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他只是告诫说，“在这一时期，对外要慎重从事，不招惹是非至为重要”。

而在确定战略守势并交好英美后，1936年8月11日，日本政府又决定一方面拉拢中国加入反苏同盟，另一方面加快华北五省的分离工作，为此抛出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但石原同样没有觉察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他仅仅建议，为避免让中国感到更大的威胁，“对于其他地方政权，不特别采取措施帮助或阻止中国的统一和分裂”。

直到当年9月15日，当参谋本部制定《对华时局的对策》，提出在华中、华南采取克制态度，而在华北不惜使用武力时，石原也只是再三强调，“对华全面作战就会是持久的消耗战，应该绝对避免。就准备对苏作战而言，即使对华局部地区作战，都应该极力回避”（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但“西安事变”爆发后，一切都不一样了。石原认识到，无论华中、华南还是华北，对中国任何一个区域的作战，都意味着全面战争。日本将面对的，不仅是当地军阀，还有那个已经统一的中国，无比广袤的江山和多达四万万的民众。为此，1937年1月6日，几乎刚刚结束了对华北的视察，他就提出要修改对华政策。他不仅决心停止分离华北，他还放弃了将中国视为经济殖民地的企图。他的主张体现在修改后的《对中国实施的策略》以及《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里。《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写道：“这两个文件强调用‘文化和经济’的手段以实现两国的‘共存共荣’，并需要‘同情地看待’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努力。会议决定不再谋求华北自治或促进分裂工作，地方政权不再受到支持来鼓励分裂，相反，日本将试图在全中国造成一种互相信任的气氛……这是一个惊人的政策转变，也是对军方肆无忌惮的扩张战术失败的一次坦率的承认。”

又何止于此？此后几个月，石原还发出一个个信号、派出一个个使团，以避免中日关系的恶化。2月2日，在他的操纵下，林铳十郎内阁成立了。当天林铳十郎就在众议院发表演说：“日华关系除政府之外，还将扩大民间接触，配合两国国民的感情，使邦交明朗化，以共同实现东亚安定。”3月9日，佐藤尚武接任外相，他在贵族院公开谈道：“将从两国平等的立场出发，重新进行日华交涉……（将）正确认识正在加强统一的国民政府的力量，并尊重其统一。”而在内阁之外，3月12日，以日本国家银行总裁、日华贸易协会会长儿玉谦次为团长，一个高规格的日本经济使节团来到上海，“会见了蒋介石和中国要人以及经济界人士，至26日为止进行了几次会谈”。与此同时，石原也发起了那场“中国再认识”的讨论，试图让更多的日本人改变对华观感。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他还考虑取消“冀东自治政府”，以表达对日华和平的诚意。

但，来不及了。这一年7月7日，在北平西南郊的宛平城边，“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3

卢沟桥是一座千年古桥，始建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1937年7月7日，一队日本士兵在桥东的宛平城下进行夜间作战演习，与以往不同的是，“不论枪炮都装填了弹药”。带队官清水节郎中尉后来回忆说，这个夜晚，“一点风都没有，天空晴朗，没有月亮。星空中远远地、微微地浮现着卢沟桥城墙，只是隐约可见游动着的士兵。这是一个寂静的黑夜”（《清水节郎手记》）。

大约10点40分，演习行将结束时，众多官兵都听到了几声枪响。

小队长野地伊七以为，这是演习士兵误发的空包弹。但清水节郎以及几名参加过“满洲事变”的老兵却叫喊起来了，“是真子弹”。在片刻的惊愕后，清水节郎吹响了集结号，并让各小队清点人数。

清点的结果，是一名士兵不见了。对此，清水节郎怒不可遏，他命令兵曹岩谷兵治、上等兵内田太郎立即骑马去丰台，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情况。与此同时，他命令部队展开队形，“决心断然膺惩，作了应战的准备”（《步兵17联队第三大队详报》，1937年12月）。

但几乎是两名传令兵刚刚离开，那个失踪的士兵就出现了。原来，这个叫志村菊次郎的新兵在演习时迷路了。“在走上回途时，弄错了方向……没有找到中队，急得到处乱转”。几十年后，他的那些同伴这么追忆他的形貌：小队长野地伊七说，他时年20岁，“是从东京附近入伍的当年兵”；而与他同年入伍的福岛忠义谈道：“他是一位认真老实、不引人注目的男子，大概是由于肥胖的缘故，动作略显迟钝，但脑子不笨……”

清水节郎左右为难。他让两名传令兵送去的消息，既包括“非法射击”，更包括“士兵失踪”。与后者相比，那几声来历不明的枪响不过是区区小事。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对于这之后的中队的行动，虽多方考虑，难下决心……（直到午夜）终于下了决心，撤离现场移动到西五里店”（《清水节郎手记》）。

大约凌晨一时，清水节郎中队抵达西五里店。但这时候，这个貌似阴差阳错的插曲，已在几十里外的北平城引发了轩然大波。

首先是一木清直大队的出动。11时57分，两名传令兵赶到丰台，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了“非法射击”和“士兵失踪”。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时年45岁的一木清直少佐当即下令集结部队，开赴卢沟桥边的宛平城。他后来谈道：“虽然我不会因仅仅受到射击就大惊小怪，但我觉得部队少一个人则是大事，于是决心进行警备集合。”与此同时，他也拨通了北平城内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的电话，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牟田口廉也命令说：“速到现场，完成战斗准备后，把（卢沟桥的）营长叫出来进行交涉。”（《步兵17联队第三大队详报》，1937年12月）

这么一来，这个消息就从卢沟桥传到丰台、又从丰台传到北平城了。又何止于此？在接过一木的电话后，牟田口廉也立即知会了驻北平使馆武官、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让他与驻北平的29军进行交涉。而松井太久郎提出的要求是，中国方面立即打开毗邻卢沟桥的宛平城门，让日军连夜入城寻找失踪士兵。

但，听到这个要求后，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却顾虑重重、疑窦横生。

作为29军副军长，秦德纯兼任北平市市长，是“华北自治”的产物。1935年12月，在勒逼南京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等派出机构后，29军军长宋哲元出任新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秦德纯也成为北平市市长。上任一年多来，他目睹了日本人威逼利诱、分离华北的种种手段，“每日均有日方人员前来接洽，平均每天最少一次，或二次……我虽感觉不胜其扰，但抱定任劳任怨之决心，据理应付，使日方无借口余地”。与此同时，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军事举措，更让他深感警惕。

首先是日本的大举增兵华北。自从《辛丑条约》签订、日本获得在平津铁路沿线的驻兵权以来，三十余年间，华北驻屯军始终维持在一两千人的规模。但1936年4月18日，东京宣布增兵华北，并且事先没有知会中国政府。一个多月后，华北驻屯军升格为“中国驻屯军”，人数从1771人猛增到5774人，“同时变更一年交替制为永驻制”。它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

那么，秦德纯能够想到吗？石原莞尔的本意是以此阻止关东军对华北的插手。之所以采取“永驻制”，也为了避免满洲部队被派到华北。他后来谈道：“这件事成了华北事变的原因，痛感当时如不采取这样办法，而以统帅的威力扯住关东军的手可能好些。”

而在增兵华北之后，则是扼守丰台。派驻北平郊外的部队原定驻扎在冀东傀儡政权的首府通州，但在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的坚持下，它改驻丰台。那就是人数七百余人的一木清直大队。据说，梅津的理由是日本只有铁路沿线驻兵权，无权驻屯通州；但在千万中国人看来，此举包含着深不可测的祸心：作为平汉、平绥、北宁三条铁路的交汇处，丰台是北平咽喉；更重要的是，在冀东分离、长城两侧被划为非武装区后，北平已沦为一座孤城，它的唯一出口就是西南方向的丰台、卢沟桥地区。一旦卢沟桥失守，北平将旦夕沦亡。

1936年年底，在视察华北时，石原莞尔也注意到了这个因素。在《调整日华邦交要领》笔记里，他曾经写下，“丰台的兵力要转移到通州，确保通州、天津，明确冀东的防卫态势”。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半年过去了，这支部队始终没有移防。

更让人警惕的，还有1937年夏天以后的卢沟桥动态。从6月份开始，一木清直大队就日复一日地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作战演习。尽管它的名义是普及几个月前下发的《新步兵操典》，但它的主要内容却是夜袭卢沟桥、封锁北平城。也是这个月份，一个影影绰绰的说法就在北平城内传开了，“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而所谓“柳条沟”就是满洲事变的爆发地。更不必说，这一天正是7月7日，日本采取西历后的“七夕的晚上”。

所有这一切，都让秦德纯不能不认为，所谓“士兵失踪”、“入城搜查”不过是借口，日本人的真正目的，是一举控制卢沟桥，进而占领北平城。为此，这个深夜，他语气决绝、然而多少留下几分余地地表示，“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军更不得进城检查。惟姑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在此之外，为解决所谓“非法射击”问题，他派出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外交专员林耕宇以及绥靖公署副处长周永业三人，连夜前往东交民巷，与日本人进行紧急交涉。

就在王冷斋等人赶到东交民巷时，松井太久郎、牟田口廉也都已经知道了，那个士兵并没有失踪。

消息来自一木清直。大约2时3分，一木大队与清水中队在西五里店会合了。得知志村菊太郎已经归队后，一木一边派人知会北平，一边命令部队照常行进，并包围宛平县城。他后来谈道：“作为我的想法，既然从部队长那里接受了交涉的命令，却又因志村归队而中止，则中国方面将如何宣传不得而知……所以这回无论如何必须进行严重交涉。”（《朝日座谈会》，1938年7月）

也就是说，一木决定将错就错，趁机扩大事态。他唯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包围宛平、“入城搜查”的新借口。而在他看来，这个借口也是现成的：有人向日本军队“非法射击”，这个人或许躲在宛平城内。

这个蛮横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也成为北平城内松井太久郎的依据。在双方的唇枪舌剑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大约3时20分，一木大队的几百名官兵逼近了卢沟桥、宛平城。为震慑中国方面，一木命令炮兵中队先占领一文字山，并架起大炮。这个海拔只有几十米的小山丘，距离宛平县城不过一箭之地。从这里射击，炮弹可以直接落入宛平城内。紧接着，又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发生了：不等一木发话，通信班班长小岩井就将电话线从丰台一直铺到了西五里店，“经丰台中转可直接与北平通话”；一木清直后来谈道：“安装电话是小岩井的一大功绩……在我向联队长上报这边的情势、促成战斗决心，这电话帮了大忙……”

几乎是电话刚刚架设完毕，牟田口廉也打来了电话。他告诉一木，几分钟前，中日双方已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卢沟桥进行现场交涉。一木再也忍不住了。他告诉牟田口廉也，中国军队正袭击他的部队，“此时交涉根本没用，我认为占领卢沟桥后交涉会更好些”。后来，他这么解释着自己的用意，“我想，不能让战争打不起来，因此向联队长作了夸大的陈述”（《朝日座谈会》，1938年7月）。

对夜袭卢沟桥的要求，一开始，牟田口廉也含糊其辞。他暗示一木，“对于这件事，北京的中国军队不至于全面调动”。对此，一木更加急切地说：“既然尚未全面调动，便是个机会……在此之际，我认为猛打卢沟桥的中国军队是上策。”

在片刻的沉默后，牟田口廉也终于表态了：“可以打。”

一木惊喜不已地问：“真可以干了吗？”

牟田口廉也说：“可以干……我们对一下表，现在是4点20分，没错。”

一年以后，面对众多同僚、记者，一木清直不无得意地谈道：“我万万没有想到联队长会批准可以干，有些意外之感……然后真的干了。7月8日上午4点20分！这是事变开始的时间。”（《朝日座谈会》，1938年7月）

在得到牟田口廉也的批准后，一木当即下令埋锅做饭，准备拂晓攻击。一个多小时后，尽管中日联合调查组已进入宛平城，尽管这一行人中包括他的顶头上司、副联队长森田彻中佐以及特务机关的樱田少佐等，但一木还是以不管不顾的姿态，下令开炮。一时之间，一发发炮弹从一文字山上呼啸而下，落入了宛平城。

卢沟桥的星火，就这样被点燃了。但直到此时，无论中国的秦德纯、张自忠，还是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驻北平使馆副武官今井武夫少佐，都还试图着将它熄灭下去。此后八年，在几乎任何一次的中日和平交涉中，今井武夫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角色，就从他斡旋“卢沟桥事变”开始。

今井武夫，1898年生，日本长野县人。作为中日战争自始至终的参与者，他亲历了那个终生难忘的夜晚：几乎刚刚睡下，卢沟桥的消息就传来了。在一墙之隔的牟田口联队会议室，他看到一个个军装严整的军人纷纷赶来，并亲耳听到牟田口廉也对一木清直行动的许可。而天麻麻亮的时候，他还召集了在北平的各国记者，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他后来回忆说：“在勉强只能辨认出面容的晓色朦胧中，天井里放了几条长凳。大家坐在新绿的槐树荫下，听我发表昨夜以来发生的事件的经过情况。”（《今井武夫回忆录》）

十几分钟后，记者们散去了。在参拜招魂社、“为东洋的和平作了祈祷”后，天下起雨来。今井武夫后来写道：“恰巧就是在这一时刻，西南方响起了大炮声，震撼着云低雨蒙的昏暗天空……也许可以说是天意吧，这时候开始下起的雨，竟变成了几年来所未曾有过的霪雨，最后使华北的旷野浸在洪水之中……”

而在这样的狂风暴雨中，今井开始回顾几天来的蹊跷际遇。

6月26日，昭和天皇的姨父、在日本拥有大量信众的西本愿寺住持大谷光瑞，“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突然来到北平，下榻于靠近前门火车站的六国饭店”。次日，他邀请今井武夫见面，并旁敲侧击地问起了华北驻屯军的情况。在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行将结束时，大谷才透露了他的来意。原来，过去几天，那个“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事件”的消息也传到了东京。对此，刚刚上任二十多天的近卫文麿首相既惊又疑，这才派出大谷光瑞前来调查中国驻屯军的动态。

无独有偶的是，也是这一天，29军宣布北平城实行夜间戒严。紧接着，陆军省军事课的冈本清福中佐也来了，他担负着和大谷同样的使命。不过委派他前来调查的，是预感到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石原莞尔。

更蹊跷的还在后头呢！7月6日也就是事变前一天，今井前往医学博士、原北洋政府秘书长陈子庚的家里赴宴，不等开席，一个不速之客就匆匆赶来了。来者是冀北保安司令、一向与日本人关系密切的石友三。石友三语出惊人地说：“武官，日华两军今天下午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目前正在交战中，你知道这个情况吗？”

今井武夫大吃一惊。他宽慰石友三说：“我不知道这样的事，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吧？”但石友三却不肯透露消息的来源，他恳求说：“我在北平北郊黄寺的部队，对于日本军队没有作战意图。请你务必转告贵军，不要去攻击他们。”（《今井武夫回忆录》）

凡此种种，都让今井武夫产生了不祥的预感。这个清晨，他打电话给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表达了自己对事件“不扩大”的立场。桥本群满口赞成，并授权他予以斡旋。平息事态的第一个转机出现了：当时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重病在床，桥本群的表态，代表了驻屯军的态度。

紧接着，当晚7时许，又一个转机出现了。这一天，在瓢泼大雨中，今井武夫奔波了一整天，几乎一无所获。他后来谈道：“就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冀察政权的要人们似乎是在什么地方开会，（上门拜访时）他们家里的人一律回答说，不知道主人现在何处，（并）避免和日方见面。”但入夜时分，今井武夫依旧不肯死心，他再次前往秦德纯的私宅。

在秦宅外，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卫拦住了他，“说什么也不允许过去”。正不知所措之际，恰巧他的老熟人、132师师长赵登禹从宅院里出来。今井武夫赶紧叫住了他，请他代为疏通。他后来谈道：“赵师长是个老好人，他略微踌躇了一下，好像是改变了主意似的。尽管刚刚出来，又跑进里面替我斡旋去了。”

就这样，几分钟后，今井武夫见到秦德纯了。在简短的会谈后，双方都认可了“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至于具体的解决方案，“因为中国方面一言不发，所以未能得到解决”。

而当今井武夫一身疲惫、冒雨赶回北平武官室时，一个更重大的转机在等待着他。这一天，东京陆军省、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也作出了“不扩大”、就地解决的决定。他们发来了参谋本部第400号临时命令，这个命令言简意赅：“为防止事态的扩大，应避免进一步使用武力。”

这个命令，让今井武夫如释重负、喜出望外。

4

这一天清晨5时54分，与一木清直下令开炮、炮声震撼宛平城几乎同时，一份来自华北的急电到达了东京市谷台的军部大厦。紧接着，10时20分，第二封电报也来了：“丰台驻屯部队……又遭到龙王庙中国军队的射击，我军于5时30分对其进行攻击，并占领永定河堤防线。对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正予以解除武装中。”

收到这两封电报后，石原莞尔就决定“不扩大”、迅速平息事态。但这时候，一种借此机会、“彻底解决华北问题”的声潮，已经充斥了这栋灰色的大厦。原陆军参谋次长、几个月前已出任陆军大臣的杉山元甚至拍着扶手叫喊道：“太好了！终于干起来了！”

一时之间，对如何处置“卢沟桥事件”，几十名陆军将校分裂成杉山元领衔的乐观派和石原领衔的慎重派。在两派极端对立的氛围中，陆军省、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召开了。围绕着“扩大”还是“不扩大”的问题，两派将校进行了一整天的激烈争论。

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扩大事态是否会引发战争。

石原莞尔谈道，倘若扩大事态的话，29军必将奋起抗战，南京政府也将派兵北上，“使纠纷复杂化就会成为大事，这与目前我国应走的道路相违背……应该迅速地、简单地收拾事件”。但对这个观点，众多“扩大派”将校不屑一顾。武藤章认为，“只要满载士兵的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就会屈服。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也谈道，从本土派出的师团将不会踏上中国的土地，“其实只要将船开到塘沽附近，即使不登陆，北平也好，天津也好，就会投降”。也就是说，所谓“扩大事态”不过是一种恫吓手段。只要作出这个姿态，中国就会接受城下之盟，日本就将不战而屈人之兵。

尔后，是战争万一爆发、“日本能否承受”的问题。

石原莞尔认为，一旦战争爆发，即使将战场局限在黄河以北，日本也至少要动员15个师团才能取胜；哪怕战争只持续半年，日本也将付出几万人的伤亡、50亿日元以上的军费，并消耗一半以上的战略储备。为这么一场微不足道的冲突，如此代价是否值得？更不必说，所谓“华北作战”不过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战争爆发后，中国很可能进攻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这么一来，它将演变为全面战争，并且将是一场持久战。日本将深陷中国的泥潭，而无力应对苏俄的威胁和未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石原莞尔的这些话语，几乎预言了未来中日战争的走向。但“扩大派”将校嗤之以鼻。杉山元认为，什么西安事变、什么全面战争，都不过是危言耸听，“解决华北事变不会超过一个月”。与他相对比，十年前曾误判中国青年已具有民族意识、国民政府将统一中国的永津佐比重更加乐观。他说，哪怕南京政府派兵北上，“通过一次保定会战，即可解决一切问题”。也就是说，连一个月都用不上。

在双方的你来我往中，几个小时过去了。太阳渐渐西斜的时候，石原莞尔到底忍不住了。针对杉山元喋喋不休的“一个月解决华北事变”的论调，他尖刻地反问：“大臣，给你一部脚踏车，你一个月之内能从华北骑到四川吗？”

杉山元勃然大怒：“少将，请注意你的措辞。”

石原莞尔冷冷地回答：“大臣的分内所在是军政，我只希望大臣能处理好自己的分内事务……”

杉山元为之愕然、哑口无言了。原来，按照日本军制，陆军大臣及其陆军省只负责军政，亦即征兵、人事、行政等方面；而涉及到派兵、用兵、军事部署等军令问题，一概由参谋本部执掌。这种相互制衡、类似中国明代的军事制度，是杉山元所无法违背的。又何止是杉山元？听到这个回答后，会场一下子寂然无声了。石原的这个表态不仅咄咄逼人，并且无礼至极。在重视官阶、资历和上下级礼仪的日本陆军，它堪称是一个前所未有、惊世骇俗的侮辱性手笔。

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而在会议结束后，石原径自拜访了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获得了“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授权。并于8日18时42分以临命400号指示，发给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7月8日晚上，接到参谋本部临时第400号命令后，今井武夫和松井太久郎再赴秦德纯私宅。在一个多小时的谈判后，双方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首先是两军立即停止对射；其次，中国驻军撤往卢沟桥西岸，而日军也撤回丰台，双方摆脱近距离接触；最后，中国军队从此不再驻扎东岸的宛平县城，宛平防务由原保安队以及双方都能接受的石友三冀北保安队一部接防，“人数限三百人”……

这份协议，远谈不上什么平等。与塘沽协定、以往的众多协定一样，近乎无中生有的“卢沟桥事件”，让中国军队又一次从宛平县城撤退了，而日军仍然驻扎在丰台。但由于卢沟桥还在中国人手里，秦德纯答应了。

次日凌晨5时，双方开始撤兵。在乱纷纷的现场，由于金振中营的1400余名官兵和一木清直大队的700余名日本人都不愿撤离，终于引发了又一次隔岸对射事件。在秦德纯的一再勒令下，枪声渐渐平息下来，中国方面的撤兵完成了。“截至中午以后，中国军方面除剩下的一部分外，主力军全部撤到了永定河右岸。”（《今井武夫回忆录》）

但在签订正式协定时，双方冲突再起。

这个冲突，或许和协定文稿的措辞、用字有关，更和一木大队的始终没有撤离有关。这一天也就是1937年7月10日，松井太久郎草拟了三项要求，并提出附加条件，与中方代表、时任天津市市长兼29军38师师长的张自忠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判。由于双方条件不一致，谈判毫无进展。

第一个分歧，是中方不愿向日方道歉。协定文稿第一条写道：“冀察第29军代表应向日本军表示歉意，对肇事的负责军官予以处分，并负责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对此，张自忠的助手、冀察政务委员张允荣答复说：“惩处肇事的负责人有困难。”

这个答复，究竟是中国人的一个委婉说辞，还是暗指“肇事的负责人”是日本方面呢？谁也说不清。与这个分歧相比，第二个分歧远为重大。那就是卢沟桥的驻防。

卢沟桥横跨永定河，东岸是宛平县城，以金振中营为驻防部队，西岸则是金振中营所属的吉星文团卫戍区。按照两天前的口头协议，金振中营将撤离宛平，以保安队接防，而西岸仍处在吉星文团的控制下。但这份协定文稿的第二条却写道：“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不得驻防部队。”它的附加条款再次强调，“以上条件经中国方面同意后，日华两军应各返原驻防地，但卢沟桥附近应按我方要求执行。”所谓“卢沟桥附近”，不也包括西岸地区吗？谁敢说日本人不是想趁机将中国军队驱逐出卢沟桥呢？两天过去了，一木大队始终没有撤离，谁敢说在宛平留守部队撤往西岸后日本人不会趁机进驻呢？

又何况，这个协定文稿的第三条，是《何梅协定》的重申。但两年前签订的《何梅协定》，恰恰给千万中国人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

1935年6月9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北平使馆副武官、冒充“关东军代表”的高桥坦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勒逼何应钦将南京势力撤出华北。离开之前，他们留下了三页文件，“以日文缮就”。当时，无论何应钦还是他的众多幕僚、秘书，都没有发现日本人的诡计。在那三页文件中，第一页是“中方所承诺之事项”，第三页是“中方未着手之事项”。但在这两页文件里，还夹杂着一张莫名其妙、仅有三行文字的笺纸。它置放在第一页之后，似乎可以归类为“所承诺事项”，但它的条目又是独立的，即“第一条”、“第二条”和“第三条”，而非第一页所承诺九条的延续。在何应钦草草答应后，这异常苛刻的三款，日方可以任意驱逐“可能对日华关系造成妨碍”的人员和机关、日方有权过问冀察政权的人事任免，以及日本方面有监视纠察之权，就被日本人解释为“已承诺事项”。（梁敬，《日本侵略华北史述》）

凡此种种，都让中方代表停止了谈判。次日也就是1937年7月11日凌晨5时，秦德纯打电话给松井太久郎，“其它条件都可以让步，唯独对卢沟桥撤退中国军队的要求，绝对不能同意”。今井武夫后来谈道：“这是对我方所提出的条件表示拒绝的最后答复。至此，交涉完全陷入了僵局。”（《今井武夫回忆录》）

今井武夫依旧不肯死心。当天上午，他绕过松井太久郎，找到了前来北平视察部队、当时下榻在扶桑馆旅馆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表示决心，愿意负责打开僵局，请求委以重任”。在再次获得授权后，他首先拜访了宋哲元的亲戚、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的贾德耀，“结果知道他也无能为力”。随后，在外交专员林耕宇的陪同下，他来到张允荣家里，并在这里见到了他的老相识、同样担任冀察政务委员的齐燮元。

这一次，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在今井武夫保证绝不干涉西岸防务、并且签字的同时将一木大队撤回丰台后，秦德纯很快打来电话，授权齐燮元和今井签署协定。经过简单的商议，他们拟定了语气平和、内容明确的三条草案。其中“29军代表应向日本军表示歉意”改为“以地主之谊对于日本军表示遗憾之意”；撤兵范围明确为“卢沟桥城厢”也就是宛平县城；而事件的源头，也定义为中方更能接受的“抗日各团体之嫁祸”。今井武夫后来谈道：“当时仅花了三十分钟时间，就圆满达成协议。”

几十年后，今井武夫依然记得，这一天是难得的好天气，“夜来的阴云已经一扫而光，雨过天晴”。“通过这次交涉，我才恍然大悟，知道过去冀察政权所以顽强地不肯承认从卢沟桥撤兵的条件，怕的就是日本军要留在那里……至于日本军方面，则认为首先不看到中国军队撤退，就不能离开此地。双方都对对方难以信任，因此才僵持不下、互不让步。这与所有的日华交涉情况相同，日华间互相猜疑、各不信任，交涉总是以没有结果而告终。”（《今井武夫回忆录》）

在今井武夫看来，这种互不信任、纷争不断，并非因为日本人太过蛮横、经常言而无信，而是类似中国北方的一句歇后语：麻秆儿打狼——两头怕。但，也是这一天，几乎是他刚刚回到北平武官室，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的特急专线电话已经在等着他了。今井武夫后来回忆说：“当时专线电话只有两条线，而两条专线都在找我听电话，知道一定有非常紧急的问题。”

拿起听筒后，在电话的那一头，驻屯军司令部情报参谋寺田盛寿少佐以急促语气告诉他：“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朝鲜军的有力部队。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

寺田盛寿说：“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议，也予以撕毁！”

在后来的年月里，史学界、舆论界普遍认为，1937年7月11日，也就是华北已达成协议、东京却决定出兵的这一天，“是决定性的一天”。之所以如此，和众多大人物的纷纭态度、复杂心思有关。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他们的各自算盘、种种手笔，不仅改变了千家万户的命运，也改写了此后八年乃至更久远的东亚历史。

首先是杉山元。

在日本政界，杉山元的绰号是“傻瓜元”、“厕所之门”。前者指的是他粗鲁的举止、略显迟钝的反应，后者则认为他毫无主见，任何人都可以推动这扇门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但作为中日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杉山元绝非无能之辈。他性格坚忍勇决，乃至他貌似憨厚的外表，也只不过是他深沉心机的包装。

7月8日晚上，也就是石原莞尔作出“不扩大”的决定后，杉山元就召集了武藤章、田中新一等十余名“扩大派”将校，在他的陆相官邸举行会议。他们一致认为，即使南京政府将派兵北上，强大的日本陆军也有把握在一个月之内击溃敌人，并使华北沦为另一个伪“满洲国”。他们谈道，尽管对苏备战是日本国策，但为了保证后方，“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方背后的威胁，此为最上策”（秦郁彦，《日中战争史》）。

这就是此后几个月甚嚣尘上的“对华一击论”。

这个晚上，他们作出了几个决定，试图挑起这场速战速决的战争。

首先，宣布京都以西将于7月10日也就是两天后退伍的义务兵，一概延期退伍，“以此增加现役兵员4万名”。紧接着，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又连夜起草了一份《华北时局处理方案》。方案的要旨，是在“不扩大”的方针下向华北派出1个满洲师团、1个朝鲜师团和3个本土师团，以“救援孤军”、“保护日侨”。对这个自相矛盾的手笔，田中新一有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名言，“不扩大就不扩大，反正不攻陷南京，就不算扩大”。在方案里，武藤章更令人啼笑皆非地写道：“根据事变不扩大的方针……应向华北方面派遣必要之兵力。”（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然后，是对付石原莞尔。7月9日，在又一次陆军省、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上，武藤章抛出了《华北时局处理方案》。对此，石原莞尔勃然大怒，他训斥道：“你也想对我来一手‘下克上’吗？”而对这个来自顶头上司的责难，生性乖戾、被称为“实行能力比石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武藤章并不示弱。他反驳说：“石原少将不也这么干过吗？我现在学的是石原前辈在满洲时的做法，又有什么不对？”

这个对话，后来在日本陆军尽人皆知。它也是八年以后，武藤章以区区中将军衔被列为七大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的重大证据之一。以这样下克上的方式，当然不能搞定石原。次日，也就是1937年7月10日，在联席会议上，“扩大派”重要人物、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代理部长栗原幸雄出示了几份重要情报。第一份，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报告说，他走访了中国外长王宠惠，“但王外长态度强硬，并无准备妥协的诚意”。对此，石原不屑一顾。

随后，栗原幸雄又接连出示了三份情报。驻南京大使馆武官发来密电：“中国方面也确定了‘不扩大’的方针……但实际上，中央军已奉命向陇海路沿线集结，并向旧东北军的抗日部队发出了战时体制的密令。”上海特务机关报告说：“何应钦召开军事会议，对津浦线、陇海线一带的军队下达动员令，特别给津浦线上的第1军军长胡宗南发出了重大指令。”日本同盟社的消息则是：“蒋介石根据庐山会议决议，已命令驻在以徐州为中心的中央军四个师，以7月11日拂晓为期，集中于河南省境，准备进击。”

在石原莞尔将信将疑之际，栗原幸雄最后出示一份改变历史的情报：“本日（7月10日），海军方面将监听到的下述无线电报通报陆军方面：据可靠消息，宋哲元第29军的部下对日中现地协定不满，预计将对日方展开攻击……这是驻北平美国海军武官向其本国的报告。”（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这份情报，使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也加入了劝说石原的行列。不是吗？倘若29军全力进攻中国驻屯军，这支不足六千人的部队很可能全军覆没。而华北还有三万余名日侨。不是吗？中央军的北上本身就违反了《何梅协定》，可以视为中方的挑衅之举。更不必说，他继续反对出兵的话，一旦发生不测，他将威信尽失、千夫所指。

几份情报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几名“不扩大派”的中坚人物，石原莞尔以及河边虎四郎、柴山兼四郎等，集体地沉默不语。联席会议顺利地通过了出兵决定。对此，石原莞尔后来解释说：“既然采取了不扩大方针，当然不应该动员，这是一般的想法。但第一线出现了纠纷，而派兵需要数周时间……作为以防万一的准备，也有必要实施动员。因为万一事态恶化的话，再行动员时间就来不及了。”

对此，几十年以后日本防卫厅战史编撰人员对此评价道：“不扩大方针的核心人物石原作战部长，最终同意了出兵……以后他虽为不扩大事变竭尽了全力，仍被视为不可弥补的失策。事实上，中央军北上的情报过分夸大，现地的局势也并不那样紧张……”

这些战史编撰人员并没有谈到，所谓被截获的美国海军武官的密电，是杉山元、栗原幸雄等人伪造的。

就这样，出兵华北的决定，使中日和平又一次岌岌可危了。然而，卢沟桥的星火，要演进为持续八年、熊熊燃烧的烈焰，还需要一个大人物的上下其手、火上浇油。这个大人物，就是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当时被誉为“国民希望”的近卫文麿。

第二章
“近卫的先手”

1

近卫文麿，1891年10月12日生，时年46岁。他出生在一个异常显赫的家庭，其先祖可以追溯到一千三百年前的藤原镰足。作为皇室成员、“大化革新”的核心人物之一，藤原被孝德天皇封为“五摄政”之首，也就是天皇之外的首席贵族。一千多年来，藤原家与天皇家休戚与共、如同一体，他的嫡系子孙因此被称为“近卫”。在漫长的年月里，多达五分之四的皇后都出自这个家族。

作为这个家族250年以来的第一个嫡长子，近卫有着天之骄子般的人生轨迹。出生不久，他就被抱进皇宫，受到明治大帝郑重其事的接见；十余年后，他又成为年幼的昭和天皇的玩伴，两人以兄弟互称。但与寻常的贵族子弟不同，他生性温和、礼贤下士，自幼就受到广泛的赞誉。自从1904年父亲去世、他承袭公爵爵位以来，他的府邸始终向社会各界、形形色色的人群敞开着。他甚至说出过“叫花子也是宾客”的话语。

但他又不是那种古典的、仅仅有着传统礼仪和儒家风范的贵族。他身上混杂着新与旧、传统和现代，一如那个时期的日本。以家庭为例，他有好几房妻妾，但他时常和孩子们嬉戏玩耍，“没有日本式家长的威严，倒像是一个美国式的父亲”。他的长女出嫁时，一切仪式都和几百年前毫无两样，但刚刚送走老年宾客，他就和年轻人一起戴上假发，举办了假面舞会。他将长子送往美国留学，希望他在欧风美雨中长大，却为次子延聘了一个日俄战争时期的英雄当家庭教师，“意在使他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武士”……所有这一切，都让他显得既本分又开明，既让人敬重又可亲可近。

他由此成为那个时代的明星人物。贵族、官僚亲近他，因为他的性情；中产阶级信赖他，因为他的开明态度；传统农夫更仰慕他，因为他的古典风范。他超脱而优越，左右逢源又深入人心。他是那个断裂的、新旧交替的日本社会的最大异数。

又何止是公众形象、个人风格？他的政治观点也堪称驳杂斑斓、纷繁多变。他早年深受父亲近卫笃麿“泛亚洲主义”、传统精神的影响。父亲去世后，他被托孤给世交、日本宪政的中流砥柱西园寺公望，从此成为自由主义的拥趸。1912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哲学系时，他偶然听到了日本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讲座，为之深深吸引，一度成为社会主义的狂热鼓吹者。但1918年当他以西园寺公望随员的身份前往巴黎参加“凡尔赛和会”时，他又发表了《排除以英美为本位的和平主义》一文，为战败的德国鸣冤抱屈。他认为，作为新兴帝国的德国几乎没有殖民地，为此向英美开战，“想打破此种现状，诚为正当的要求”……

就这样，“泛亚洲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些曾先后风行于日本、各自拥有众多追随者的思潮，成为他相互纠结、界限模糊的思想来源。对此，杰出的中国记者、《新闻报》编辑陶菊隐曾充满嘲讽地说：“他的心脏是右倾，头脑是左倾……他把长子送到美国，想把次子塑造成一个严格的日本武士，他如果还有第三个儿子的话，当然要送往苏俄。那么，现代政治的三条路线，他可以‘头头是道’了。”也恰恰是这种多元倾向、复杂色彩，让他成为当时日本最具声望、最有魅力的政治家之一。

他口口声声扶助农工、实现“社会正义”，这使他深受几千万底层平民的拥戴。

他曾先后加入过“宪法研究会”、“火曜会”、“日本青年会”等政治团体，与几大现代政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他清新开明的形象、他和西园寺公望情同父子的私人关系，使选举政治的主体、千余万接受过西式教育的中产市民，将他视为宪政日本的同路人。

“满洲事变”爆发后，他发表了多篇文章，认为陆军是日本的希望。“军部有一个把日本引向何处的目标与计划……满洲事变以来所推进的方向，是我日本必须走的命运之路”（《元老重臣和我》）。这样的言论，当然也使军人们对他充满了好感。

至于宫廷、元老、重臣、财阀，更不必说了。这些人中，年长者看着他长大，年龄相仿者大多是他的朋友。远在十余年前他初入政坛时，他们就希望他能成为日本帝国的未来首相。他几次推辞入阁，尤其是在二二六兵变后，他以“身体欠佳”为理由拜辞了组阁敕谕，不仅为他赢得了“谦逊”的名声，也使这些人乃至千万日本人产生了一种若隐若现的心理暗示：一旦近卫肯出马，一个“举国一致”的内阁必将应运而生，日本所有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万众期待中，1937年6月4日，他终于率领他的十四名阁员登台亮相了。

几十年后，对近卫文麿出任首相、发表《共同努力、实现举国一致》就职演说的情形，千万日本人依旧记忆犹新。这一天，无论繁华都市还是穷乡僻壤，三百万台收音机齐齐打开着，以便倾听到他的声音。近卫的朋友、政论家岩渊辰雄后来写道：“就连毫不关心政治的家庭妇女和孩子们，也都围在收音机边，并且嘈嘈杂杂地说，‘近卫在说话了’，‘这下日本有希望了’。”（岩渊辰雄，《日本军阀祸国史》）

一时之间，“青年内阁”、“明亮内阁”、“青年首相”这样的赞誉充斥了几百份报刊的头版头条。几乎全日本都相信，伴随着近卫的执政，饥馑、贫困、持续不断的政潮以及在国际上的形影孤单，都将彻底地成为过去；如同伊藤博文和明治天皇的结合那样，近卫文麿连同昭和天皇，将缔造一个全新的日本时代。

但，谁也没有想到，上任仅仅一个多月，“卢沟桥事件”就爆发了。

远在6月下旬，当东京流传着“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时，近卫就异常紧张，为此委托大谷光瑞前往华北探听动静。7月8日上午，“卢沟桥事件”的消息传来后，他更既惊又疑。他怀疑这是中国驻屯军密谋的结果。直到几年后，他依旧在手记里写下：“若说哪一方面先动手的呢？无论如何，我方很可疑。”（近卫文麿，《日本政界二十年》）

但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不是一个蓄谋已久的行动，近卫多少放心了。紧接着，当天傍晚，陆军又通过了“不扩大”的决议，他更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次日上午8时许，当陆军大臣杉山元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出兵华北时，他委婉地表示了反对。在近卫眼中，卢沟桥事件，只是一个偶发的、微不足道的小冲突，于是，内阁确定了“不扩大”的方针。但他没有想到，仅仅一天之后，陆军又决定出兵华北了。7月10日晚上，杉山元拜访了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要他转告近卫，“于翌11日召开阁议，议题是有关向华北派兵和政府声明”。听到这个消息后，近卫沉默良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对西安事变、“中国的新情况”，近卫并非一无所知。他多少预感到，出兵华北有可能引发中日战争。作为“泛亚洲主义者”近卫笃麿的儿子、上任时还标榜追求“国际正义”的新任首相，他怎能承担侵略邻国的历史评价？但日本宪法明确规定，军队的统帅权归属天皇，与内阁互为平行独立的两个系统，亦即“统帅权独立”。连杉山元在军令问题上都没有太大的发言权，他又有什么力量改变陆军决议？

这个晚上，近卫召集了众多心腹、智囊，商讨应对之策。但在几个小时的讨论后，他依旧左右为难。这时候，他的老朋友、同盟通讯社社长岩永裕吉开口了。岩永裕吉说，在此之际，“应师‘俾斯麦之故智’……以为他日之准备”（近卫文麿，《日本政界二十年》）。这句话让近卫眼前一亮。

所谓“俾斯麦之故智”，指的是七十年前的一个著名典故。1866年爆发的普奥战争期间，在普鲁士军队大获全胜、行将攻陷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时，俾斯麦却下令停止进攻，并和奥地利签订了相对宽大的和约。在后来的历史里，这个手笔不仅奠定了日耳曼民族和解的基础，它也被看作是四年后普法战争爆发时、奥地利恪守中立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岩永裕吉希望近卫接受陆军的要求，造成兵临城下之势，而后再和中国签订一份温和的协定。这么一来，无论对陆军、对中国还是对未来的日苏战争，他都有了交代的余地。

如果说，这个晚上近卫还在犹豫的话，次日清晨的一个不速之客，让他下定了决心。

来者是石原莞尔。与近卫一样，尽管一天前默许了出兵决定，但石原依旧忧心忡忡，几乎彻夜未眠。他既担心不出兵会导致在华军队、侨民的灭顶之灾，又害怕出兵会引发中日战争，乃至伏笔着日本未来的战败命运。为此，他让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员堀场一雄连夜起草了一份《关于紧急措施意见》，决定将战和大权让渡给和他只有几面之缘、但在国民中深孚众望的近卫文麿。这份意见书开宗明义地写道：“迅速授权近卫首相在危急的情况下，直接到南京与国民政府进行最后谈判，决定和战”；“通过以上措施使陆军与国民之关系成为一体，关于和战应是国家综合意志”。（日本防卫厅，《中日事变陆军作战史》）

这个手笔让近卫既深感意外，又多少有些感动。进入昭和时代以来，这是军方第一次向内阁让渡权力，更不必说是战和大权了。而在送走石原后，一个大胆、新奇、似乎面面俱到的设想，在他的脑海里彻底形成了。

这一天上午11时30分，在首相官邸，包括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外务大臣和大藏大臣在内的“五相会议”召开了。会上，杉山元迫不及待地要求内阁发表出兵声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藏大臣贺屋兴宣等明确表示反对。双方僵持不下，都把目光投向首相近卫。

近卫文麿以他一贯的风度侃侃而谈。他说，29军下辖4个师、5个独立旅，共有兵员7万5千余人，而中国驻屯军不过区区五千余人。在两军冲突不断、相互仇视之际，任何微小的纠纷都可能酿成大祸。何况华北还有三万余名日侨。在中国的排日、抗日风潮愈演愈烈之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重蹈当年“义和团”的覆辙。

这么一来，形势顿时逆转。当时在场的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后来写道：“这些原来陆军大臣的论调，成了首相的理由。无论如何，既然指出了保护侨民生命财产的名目，便不能对此加以反对。”（风见章，《近卫内阁》）

就这样，“五相会议”决定发表出兵华北的政府声明了。而在会议结束后，近卫又开始了一整天马不停蹄的奔波。他试图以千万人的战争决心、一种“举国一致”的氛围，来表明日本的立场，来应对原本微不足道的“卢沟桥事件”。

被认为是“不扩大派”首脑的近卫，居然会赞同杉山元的“扩大”措施，和他与杉山元的微妙关系有关，更和日本的“统帅权独立”传统，以及二二六兵变后恢复的“陆海军大臣现役制”有关。

所谓“陆海军大臣现役制”，指的是内阁的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只能由军部从现役军官中选派产生。这么一来，在“统帅权独立”的前提下，内阁无法染指军部，军部却可以通过陆海军大臣操纵内阁。倘若军部对内阁不满，只需要陆海军大臣辞职，并且不再派出新的大臣，内阁就不成其为内阁，只能宣布总辞职了。在近卫出任首相之前，短短几个月之内，已经有两届内阁因此垮台、一届内阁为之流产了。

换言之，只要陆军大臣杉山元宣布辞职，他近卫的内阁就只能被迫总辞职。他多年积累的声望将一落千丈，他少年以来就孜孜以求、成为比伊藤博文和自己的先祖藤原镰足更伟大的日本首相的梦想，就将破灭。

在岩永裕吉谈过“俾斯麦之故智”，而石原也慷慨地将战和大权让渡给他后，他胸有成竹了。他决定在石原、杉山之间走一次钢丝，在“不扩大”和出兵华北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他的第一个手笔，就是在五相会议上决定“在不扩大的方针下出兵华北”。

不仅如此，当天下午3时20分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近卫将“卢沟桥事件”定名为“卢沟桥事变”，把“出兵”改称“派兵”，以示强硬。同时，批准措辞霸道刁蛮的《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

紧接着，下午4时，近卫又和杉山一同赶往叶山皇家别墅，向在这里度假的昭和天皇上奏派兵事宜，并恳请天皇授予他战和决定权。一开始天皇还有些犹豫不决，他问杉山元“要多久才能解决事变”，杉山回答“一个月”。但在看过石原莞尔的《紧急措施意见》后，天皇既感新奇，又觉欣慰。他一向为内阁、陆军的对抗烦恼不已。见此情形，立即批准了派兵令并授权近卫裁决战和。而在此之前，无论负责甲午战争的伊藤博文还是执掌日俄战争的桂太郎，都没有获得过如此的殊荣、这样的权限。

这一天入夜之后，近卫又在首相官邸先后接见了三批社会名流、各界人士，以制造“举国一致”的氛围。在同盟社社长岩永裕吉、《朝日新闻》主笔绪方竹虎和政论家岩渊辰雄等40名新闻界代表之后，是包括民政党总裁町田忠治、政友会首脑鸠山一郎在内的三十余位党团领袖。而当日本经济联盟理事串田万藏、工业俱乐部理事矶村丰太郎等23名财经界人士也步入他的客厅时，东京已经沸腾了。近卫的世交、时任同盟社上海支社社长的松本重治后来谈道：“在连续三次的会见中，所有与会者没有一人表示反对意见……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就在形式上达成了新闻报道所说的‘举国一致’。”（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这一夜，在东京日比谷公园，正欣赏交响乐演出的《泰晤士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被一阵阵的手摇铃声惊动了。在东京，这是几家主要报纸“又出号外了”的信号。他预感到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为此匆忙地走出露天剧场，来到大街上。他后来写道：“桥上交通堵塞了，一群群人聚集在那里读着令人激动的新闻栏……在人行道旁，站着一个身穿水手服的女孩子，手里摇动着一面纸旗，她无精打采，对父母迟迟不来很不高兴。这时，两名年轻的军校学员沿着桥轻快地走了过来，女孩子眼睛里流露出欣喜的神情，她突然把旗子举过头顶，高呼：‘万岁！’”（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

这一夜，在最繁华的银座一带，《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休·拜厄斯看到，大群男女聚集在有线广播的喇叭底下，迟迟不肯离去。而子夜时分，一条紧急新闻更将他们的集体情绪推向了最高潮：NHK（日本广播协会）中断了一切广播节目，一遍遍地播放着陆军的最新声明：“接到在北平达成停战协定的报告，但鉴于冀察政权一贯的态度，是否出于诚意，未可置信，恐日后将成废纸……”但对此，参加了卢沟桥事变“现地谈判”的松井太久郎后来却感慨说：“这一广播，相反却表明我方对协定并无诚意。”

手摇铃声从东京闹市区传扬开去，传向东京郊外，并传进了一个个府县和町村，传进七千万在国内或海外的日本人的耳朵。这一夜，很少有人意识到，战争行将爆发，更没有几个人觉察日本已处在毁灭、战败和被占领的边缘。在几千里外的上海，同盟社上海支社社长松本重治夜不能寐。他一次次地追问：“日本将走向何方呢？”

在几万里外的柏林，后来的日本外务省次官、当时在大使馆负责电讯工作的法眼晋作愤怒地谈道：“首相的所作所为怎么如此糊涂？据说他是为了从陆军手里夺回对华政策的主动权……但这种幼稚的办法，实在是将关系日本命运的大事视同儿戏！”（法眼晋作，《日本外交内幕》）

或许，这个夜晚，最真切地预感到日本未来命运的，是88岁高龄的西园寺公望元老。他的秘书原田熊雄后来写道，大约午夜时分，沉默良久的元老忽然开口了。他有气无力地问：

“这就是近卫的先手吗？……”

所谓“近卫的先手”，指的是一种自以为高明的欲抑先扬、欲和则战的恫吓手腕。毫无疑问，1937年7月11日这一天，近卫的如意算盘是，只要作出派兵的姿态，中国人或许会很快屈服。这么一来，他既能取悦陆军，又能兵不血刃地征服华北，而他刚刚开张一个多月的内阁，也必将赢得满堂喝彩。对他来说，再也没有这么划算、这么面面俱到的买卖了。

中国不是屈服过好多次了吗？1932年5月5日，在“满洲事变”的深痛巨创中，中国人依旧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从而将上海划为非武装区；1933年5月31日，在日军占领热河后，中国人再次签订了《塘沽协定》，从而将长城两侧划为非武装区；而1935年6月11日，仅仅是两名“中国通”的冒名讹诈，包括第2师、第25师、复兴社和河北省党部在内的南京势力，也就乖乖地撤出了华北……谁敢说“西安事变”后中国不会再次屈服呢？要知道，以往的任何一届内阁，从来没有这么高调地处理过中日纷争，更没有摆出过什么“举国一致”的姿态。

那么，万一中国人不肯再屈服呢？万一这个自私、愚昧而无可救药的民族决心一战呢？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在手握战和大权的情况下，日本完全可以先给它致命一击，而后再以无比宽大的姿态、相对温和的条件，重演一出昔日伊藤博文和李鸿章在马关春帆楼上的好戏。他从小就在这样的传说中长大，为之心驰神往，向往不已。而签订《马关条约》时，伊藤博文已经54岁了，他才46岁。

归根到底，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归根到底，最多通过一次保定会战，最多是一个月的时间。更大的可能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至于石原莞尔所说的持久战、全面战争，不过是一种痴人说梦般的呓语。无论哪一种可能，对他、对日本都一本万利……

2

“近卫的先手”激发的，首先是蒋介石的抗战决心。7月8日，在听到“卢沟桥事件”的消息时，蒋介石还无法判断这到底是一桩偶发事件还是日本军队的蓄谋行动。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成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蒋介石日记》）

次日，在近卫内阁发表“不扩大声明”后，他略略地松了一口气。但对日本人的种种手段，他是充分领教过的。他担心日本人在谈判桌上再次施展诡计，为此，这一天，在给秦德纯的电报里，他叮嘱说：“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需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也就是说，蒋介石做好了战和的两手准备。只要不再侵犯主权和领土，他愿意和日本人再次妥协。他等待着日方的谋和努力，等待着“不扩大方针”的具体表现。此后两天，当时在庐山召集“各界谈话会”的他，关注着华北的每一个动态、过问着中日谈判的每一个细节。

但“近卫的先手”改变了这一切。7月12日，在近卫内阁发表“派兵声明”后，他在日记里写下：“（日本）内阁昨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华政策，全国政党与产业界宣言拥护其阁议……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当天晚上，他电令宋哲元、秦德纯，“一、不准接受任何条件；二、不许后退一步；三、必要时准备牺牲”。（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料长编》）

也是这一天，他命令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进行应战部署。他下令迅速编组战斗部队，“在7月底之前秘密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司令部”。他决定将六个月的弹药用量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兵工厂万一被敌机炸毁，就向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并确保经由香港、越南路线运送回国”……只要日本的本土师团登陆华北，他就投入100万大军，进行华北决战。

“近卫的先手”改变的，又何止是蒋介石的战和态度？如果说，在此之前，无论在日本陆军中央还是中国驻屯军内，“不扩大派”和“扩大派”都势均力敌乃至前者略占上风的话，那么，伴随着近卫的种种手笔，这种微妙的平衡就被打破了。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替代行将病逝的田代皖一郎负责对华交涉的香月清司中将后来这样描述对时局的观感：“那种即时必要的紧急派兵、准备动员国内的数个师团、山东作战的意向等等，简直觉得对华全面作战就要开始了……”

香月清司如此，他的五千余名官兵更如此。一份中国驻屯军的《作战日志》记载，在近卫发表《派兵声明》、号召“举国一致”后，“士气顿时激昂。过去只把29军的一部分看作敌人……现在给旅团的命令确定‘29军为敌人’。过去的交涉当已失去作用，现在要转移到纯作战行动方面”（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至于社会各界、七千万日本国民，更不必说了。自从1929年世界性“大萧条”爆发、千万日本人开始忍饥受饿的日子以来，他们就如同无头苍蝇，迫切地渴望改变自身的命运。这种情绪结合严密的社会管制、结合别有用心的舆论误导，制造了一种随时发作、近乎毁灭性的战争狂热。在1931年的“满洲事变”、1933年的热河战役以及中日之间的无数次纷争里，处处可以看到这种狂热的痕迹。过去的几届内阁，哪怕是对陆军俯首帖耳的广田弘毅和被称为“军部橡皮图章”的林铳十郎，都不敢释放这种情绪，都勉为其难地压制着这种狂热。而在“近卫的先手”后，这种狂热就迅速地决堤而出，并化作一个蒙昧民族的战争决心了。对这股洪水猛兽，时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的河边虎四郎深有体会。他后来写道，在中日战争的最初阶段，“民众的态度最为强硬，其次才是政府。而陆军参谋本部的态度是全国最软弱的”（河边虎四郎，《从市谷台到市谷台》）。

无论如何，伴随着“近卫的先手”，那场微不足道、近乎阴差阳错的纠纷，已经转入战争轨道，并处在一触即发的边缘了。它反映了那个被称为“国民希望”的青年首相，对世道人心的惊人无知、对政治运作的轻率纨绔，以及他天性里不可掩饰的投机与浅薄。而7月14日，当香月清司代表日本，提出包括中国军队撤出北平城、默许“华北自治”等七项要求并勒逼宋哲元限期接受时，蒋介石予以了毫不含糊的答复。

这个答复，就是著名的《中国最后关头》演讲。

1937年7月17日，也就是近卫文麿发表《派兵声明》六天、香月清司也发出最后通牒三天以后，在庐山牯岭的传习学舍楼，蒋介石发表了《中国最后关头》的激昂演说。这一天，庐山骄阳似火，但聚集在这里的158名社会贤达面色凝重。那一个个中国近代史上的显赫名字，张伯苓、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竺可桢……交汇出了一个古老民族的苍茫表情。

在这些目光的注视下，蒋介石首先以酸楚的语气、诚实的态度，谈起了自己国家的衰弱，谈到了过去几年它所走过的路。他说：“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有忠实的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屈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

而在这个开场白之后，他的语气渐渐铿锵。他开始向一万里外的那个岛国、七千万双饱含敌意的眼睛，诉说着自己的决心，一个衰亡民族绝不屈服的坚强信念：

“我国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起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如果放弃尺寸土地和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他是这么说的。此后八年，即使在最艰困的时光里，他也是这么做的。这一天，1937年7月17日，面对聚集庐山的百余名各界人士、这个古老国家的主要精华，他发表了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点声明。这四点声明掷地有声、令人久久难忘。在这个民族经历了近百年风雨飘摇、任人凌辱的岁月之后，它是捍卫自己主权的一曲交响乐，一种绝不容许任何人践踏的底线：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但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蒋介石这四点声明，“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此后几年，在淞沪战败的黯淡时光、在武汉沦亡的危急时刻、在日本人一次又一次的求和努力中……他都始终坚持着这四点立场，并将之概括为“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及至美国参战、中日战争迎来重大转机后，他又将目光投向了满洲、投向了台湾、投向一份份不平等条约，决心洗刷这个民族的百年屈辱。到这场战争结束时，那个依靠《九国公约》维持独立、托庇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弱国，已经代表亚洲，成为裁决战后世界的四大国之一了。

当然，在这个庐山日照异常逼人、五千年与四万万都面临着叵测命运的日子，他无法预料后来的转机与新生、辉煌和荣耀。他只能倾尽一己的心力，向四万万人发出自己的号召：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迎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19日，也就是日本“限期答复”的最后一天，这份必将流传千年、永载史册的宣言，在中国各大报刊公开发表了。几十年后，松本重治不无遗憾地谈道：“这个引发了重大凡响的演讲，在日本国内却没有引起什么注意，这岂非咄咄怪事？”（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但，它引起了石原莞尔的注意。

几乎刚刚看到《中国最后关头》的演讲稿，石原莞尔就预感到了日本的灭顶之灾。为避免这场战争，他决定撤退中国驻屯军，并敦促近卫文麿立即飞往南京、向蒋介石表达日本的和平诚意。也是7月19日，他主动来到杉山元的办公室，希望他赞同这两个提案。他说：“发展为全面战争的危险很大，就像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一样，（日本）将陷入无底深渊。现在必须下决心把华北的军队全部撤退到山海关一带，并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促膝交谈，解决中日两国的根本问题。”（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对此，杉山元不置可否。但在场的梅津美治郎却反问说：“有关这一点石原部长有没有和首相商量过？首相有没有这样的自信？还有，石原部长要让在华北的日本人放弃多年的权益、财产吗？这样做就能换取‘满洲国’的稳定吗？”对这一连串问题，石原莞尔无言以对。随后，石原又来到近卫文麿的官邸，希望他遵守前诺，立即前往南京。但近卫让风见章转告在客厅里等候的石原，“我本来身体就弱，不知道能够活到什么时候。现在，如果认为我有必要飞到南京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话，我拼了命也会去。（但）我如今正在生病”。（矢部贞治，《近卫文麿》）

在这样的敷衍推托中，五天过去了。而7月24日，在和众多幕僚、智囊反复商议之后，近卫文麿终于找到了一条既能给石原以交代、又能避免全面战争、同时还可以让自己的内阁获得满堂喝彩的终南捷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是“近卫的先手”的延续，是这个被誉为“国民希望”的青年首相的又一个得意之作。

那就是派出密使、前往南京，让蒋介石明白他有“不得已的苦衷”，并相信他没有发动战争的心思，从而给他一个台阶下，以便他顺利收手。至于这个台阶，就是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干净利索地割让东北四省，好让七千万日本人的战争决心有个着落。在近卫看来，这是一个顺理成章、彼此方便的方案。日本占领满洲已有六年，而三年前关内与满洲的实现“通车”、“通邮”、“通航”，表明南京政府已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只要这片土地能够顺利交割，大多数日本人会感到满意的，他的内阁也能在短短一个多月之内就实现开张大吉。

近卫选择了两个密使，孙中山友人、原同盟会会员秋山定辅和“泛亚洲主义者”宫崎滔天的儿子宫崎龙介，让他们前往南京。启程前夕，他又将这个方案透露给杉山元，希望杉山能够以获得满洲为满足。对此，杉山元不动声色，但当天晚上，宫崎龙介就在神户码头被几名守候已久的宪兵抓捕了，与此同时，秋山定辅也被带到了东京宪兵队。他们的被捕理由，都是“间谍嫌疑”。

事情还没完！当近卫文麿质问杉山元时，杉山元装疯卖傻，演出了一幕活剧。他先是赌咒发誓地说自己没有与闻此事，继而，在近卫将信将疑之际，他又答应为近卫疏通疏通。而当近卫要求他马上打电话时，他又嘟囔起来了：“万一他们真是间谍呢？”政论家岩渊辰雄后来谈道：“杉山的答复，是非常摸不着头脑的……就在这样的敷衍拖延之下，把那极重要的一个星期的日子拖过去了。宫崎与秋山，都未能到中国去。”（岩渊辰雄，《日本军阀祸国史》）

而在这一周之内，近卫的唯一举措，就是派出第三个密使，西园寺公望之孙、时任外务省嘱托的西园寺公一。由于此行极端秘密，也由于西园寺公一的特殊身份，他顺利地抵达了上海，并见到了蒋介石内兄、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他后来回忆说，当他提出承认伪“满洲国”的要求时，“（宋子文）沉默好久，然后缓慢地说：‘办不到，不行！’”他退而求其次、提出以密约形式默认伪“满洲国”，宋子文才答应帮他疏通疏通。（《西园寺公一回忆录》）

但已经来不及了。就是西园寺公一在上海活动期间，华北风云急剧变化。7月25日，香月清司公开宣称，倘若中国军队两天内不撤出北平的话，“我军不得已只好采取单独行动”。次日傍晚，七百余名日军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决定从广安门进入北平城，受到北平守军的猛烈抵抗。紧接着，7月29日，由于宋哲元弃城而走，北平，这个七百年的都城、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这个为人类奉献了蔡元培、陈独秀和鲁迅的现代中国之光，就在一种近乎不设防的状态中沦陷了。次日，天津沦亡。在短短两天之内，中国就失去了七个最重要都市中的两个，华北的千里沃野，似乎一下子黯淡无光了。

“卢沟桥事变”扩大为“华北事变”了。在此之际，7月31日，已从庐山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日将士书》的悲壮演讲。与《中国最后关头》一样，这是四万万人划时代的宣言，是此后八年千万人历经饥馑、流亡、死难和叵测命运却无怨无悔的写照，是一个古老民族永久告别被欺凌、被践踏、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历史的伟大先声。

在四万万人的注视中，蒋介石以悲怆、坚定、近乎宗教徒的情绪，开始了他的演讲：“这次卢沟桥事变，日本用了卑劣欺骗的方法，占据了我们的北平、天津，杀死了我们的同胞百姓，奇耻大辱，无以复加，思之痛心！自从九一八以后，我们愈忍耐退让，他们愈凶横压迫，得寸进尺，了无止境！到了今日，我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了。我们要全国一致起来，与倭寇拼个他死我活！……”

他的声音越过黄淮、越过秦岭与昆仑，传向了一个个兵营，传向两百万身穿军装、血气方刚的青年：“我们军人，平日受全国同胞的血汗供养，现在该怎样的忠勇奋发，以尽保国卫民的责任？我个人做了全国的统帅，负国家存亡将士生死的全责，自然要竭我心力，操最后必胜的把握！……我们既战，就要必胜，只要我们全体将士能够一心一德、服从命令，结果一定可以打败倭寇，雪我国耻！”

他的声音传扬在长江两岸、长城内外，飘荡在一个个集镇、一处处县城，以及几个初初近代化的城市的上空，并化作了一个古老民族在存亡断续关头的浩瀚表情。他说，中国历史已进入了又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国家已到了危亡关头了，既是中华民族的同胞，就应该大家一致起来杀敌救国”。他说，接下去的抗战，将是一场民族战争，“这次抗战，尤其应该发动全国各地方全体民众的力量和敌人拼命……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天要死的，总要死得值得、死得光荣”。甚至，对他统治下的亿兆子民，他也表现出了一丝罕见的温情：“要希望民众和军队合力一心、合拍应手，一定先要对民众表示亲爱精诚，得到他们的信仰，才能达到希望。关于对民众表示亲爱精诚的方法，例如征用民夫，必须随时体恤，勿使过度疲劳，发生怨望；遇到落难妇女老幼，必须尽力补救，视同自己家人一样……”

而在表达过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最后必将胜利的决心后，他以这样的话语，召唤着两百万将士、四万万同胞以血肉铸就新的长城：“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逐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整个中国屏声静息。这一天，从山东半岛到天山，五千年和四万万，集体地沉浸在一种肃穆的情绪之中。自从明朝沦亡，这个以五谷与土地、社稷和伦理为象征的伟大民族喑哑无声以来，从来没有哪一种情怀，如此牵连着山川大地、亿兆众生。这一刻，在四万万人的血管中，涌动着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秋瑾的鲜血。在悄无声息中，一个衰亡民族在实现它伟大的精神复兴。

也是这一天，1937年7月31日，史诗般的大西迁开始了。而这时候，在大洋彼岸，石原莞尔依旧没有停止他拯救日本的努力。与蒋介石发表《告抗日将士书》几乎同时，他终于为中日和平赢得了最后一线希望。

这个希望，就是以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为起草者的《日华邦交全面调整方案》。

3

7月30日，也就是北平沦亡、天津也随之沦陷这一天，通过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石原莞尔向天皇表达了他的忧虑。当天下午4时，天皇召见了近卫，询问有关华北时局的事宜。《朝日新闻》次日报道，“陛下非常挂念时局，召见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奏详实后退下”。而日本战史后来记载说：“天皇问道：‘平定了永定河东北地区以后，停止军事行动不是很好吗？’首相回答：‘是要尽快解决时局’。”

所谓“永定河东北地区”，已包括了北平城区，天皇试图以北平为筹码开始谈判。又何止于此？次日也就是7月31日，当时发着高烧、身患重感冒的石原莞尔走进皇宫，“为天皇侍讲了军事形势”。他说，“作为军方，沿保定一线作战已是竭尽了全力，没有信心再扩大战事……我相信以外交手段收兵是最佳之策”。所谓“一个月解决华北事变”不啻于天方夜谭，倘若不彻底让步，中日战争将全面爆发。他提醒天皇，在苏俄虎视眈眈的情况下，这场战争不仅将耗尽日本的实力，也违背了明治大帝“绝对避免同时有两个敌人”的谆谆告诫……这些话让一生最敬仰祖父、有志于再造“昭和维新”的天皇缓缓点头。当天下午，他派人捎话给近卫文麿：“这件事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如何？”

身患疾病的石原能够进入皇宫，已堪称日本开国以来绝无仅有的事例，天皇的这个表态更属罕见之举。十余年来，以“恪守君分”、无为而治著称的裕仁天皇，只对两件事有过明确意见，那就是镇压“二二六兵变”以及这一天的平息华北事变。在得到天皇的授意后，石原喜出望外。当天下午，他就召集了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海军省军务局局长保科善四郎以及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让他们共同制定“三省和谈方案”。松本重治后来谈道，由于天皇有话在先，“在这次三省会谈中，陆军也没有怎么从中作梗”。

而次日也就是8月1日，以石射猪太郎为起草人，三省会议就抛出了多达几十款、被称为“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日华邦交全面调整方案》。

在后来的历史里，这个方案被称为“石射方案”。它首先包括两个苛刻的条款：签订“今后不再谈满洲问题”的密约，并缔结针对苏俄、“共同防共”的军事同盟条约。在石原莞尔看来，无论逼迫中国公开承认伪“满洲国”还是要它秘密承认，都是不现实的。但搁置争议却很可能被中方接受。至于一致对苏、“共同防共”，更是顺理成章之举。中日之间存在着满洲问题，但中苏之间也存在着外蒙问题；在“西安事变”后，尽管国共两党实现了短暂和解，但对蒋介石来说，共产党始终是他最大的潜在对手，而莫斯科恰恰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不必说，直到此时，孙中山、犬养毅开创的“泛亚洲主义”思潮在国民党内还大有市场，除了孙科之外，几乎没有哪个国民党派系赞同“联苏对日”……

这两个条款，完整地表现了石原莞尔的对苏战略。而作为回报，日本愿意废除《塘沽协定》，废除《何梅协定》，废除《土肥原-秦德纯协定》，废除冀东傀儡政权，废除冀东“特殊贸易”也就是走私贸易，并承认华北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冀察政权是南京政府的派出机构……一句话，华北将彻底地还给中国，日本将彻底地放弃“分治合作”的努力，并乐于接受一个统一的中国。

倘若南京政府还不满意，那就废除《淞沪协定》、废除上海的“非武装区”地位，甚至可以考虑取消日租界，放弃以往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总而言之，日本只要满洲，只要南京政府的一致对苏，别的都好商量。

石原莞尔认为，在国共两党各怀其心、同床异梦的情况下，蒋介石是一定会答应这些条件的。只要不再横生波折，卢沟桥的战火将彻底熄灭，中日两国将从相互敌对变成结盟关系，而东亚历史也将彻底改写。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在蒋介石召回大使、断绝与日本的一切外交渠道之际，该怎么把这份方案送往南京，送到蒋介石面前。

在石射猪太郎的建议下，日本的又一个密使人选，选择了原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船津辰一郎。而方案的送达对象，则是著名的“日本通”、年仅31岁的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高宗武，1906年生，浙江温州人。从17岁起，他就开始了长达八年的留日生涯，“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样”。1931年夏天，当时在九州帝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高宗武曾前往朝鲜调查因“万宝山事件”而引发的排华风潮，结果毫发无损。他后来不无得意地谈道：“我在朝鲜穿着帝大制服，不仅日本人以为我是日本人，而且帝大学生在日本人中拥有更崇高的地位。在日本有个说法，‘如果他有帝大学位，我愿意把女儿嫁给他’。”（《高宗武回忆录》）

也是这一年，他回到中国，出任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但不过一年多以后，他就进入了南京高层的视野，并伏笔了此后几年他在权力漩涡中心的挣扎浮沉。

大约1931年秋天开始，高宗武在《中央日报》上连载他的博士论文，并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众多文章。在中日关系急剧恶化之际，这些论述东亚外交的文章，很快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次年初冬，蒋介石召见了他，“拟委任侍从室上校秘书”。但对这个大多数人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高宗武却拒绝了。他后来解释说，“在内廷工作，动辄得咎，搞不好后半生的生活也成大问题”。

但他到底没能摆脱从政的命运。1933年12月，汪精卫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兼任外交部部长，履任之初，他的嫡系、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的李圣五就送来了几篇高宗武的文章，“汪看后表示愿意见见这个年轻人”。在一席长谈后，汪精卫也邀请他到外交部任职，参与对日谈判，这一次高宗武答应了。这主要因为他对汪精卫的极度好感，“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他后来喟叹说：“如果当时随蒋而不随汪，其后大半生则完全不同了。”

然而，对他的厚此薄彼，蒋介石并没有心怀芥蒂。或许是惜才，或许是同为浙江乡亲的缘故，对这个身材瘦小、体弱多病然而“非常精明”、“擅长辞令”的年轻人，蒋介石始终有着一种长辈的姿态。被公认为是“汪精卫的人”后，蒋介石依旧屡屡召见他，经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同时成为蒋介石、汪精卫的对日政策顾问了。

汪精卫的赏识、蒋介石的青眼有加，使高宗武的仕途一帆风顺。1934年5月，进入外交部仅仅几个月，他就出任日本科科长；一个月后，他又升任亚洲司帮办（副司长）。及至次年5月，年仅29岁的高宗武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负责对日外交的具体执行。南京官场普遍认为，在素有心病的蒋、汪之间，高宗武左右逢源，不啻于一个异数。

这个“异数”既惹人注目，又多少和沉闷、平庸、唯唯诺诺的官场格格不入。他称汪精卫“汪先生”，称继任外长张群“岳军先生”，即使对人人趋之若鹜、声口必称“委座”的蒋介石，他也不卑不亢地称为“蒋先生”。一个学者后来谈道：“高在外交部工作时向不称人官衔……这是高书生意气、甚为可爱的一面，但骨子里一种顾盼自雄、舍我其谁的心态又灼然可见。”（范泓，《高宗武旧事：从政七年如咯血》）

或许，正是这种顾盼自雄、“舍我其谁”，使他从1937年夏天起就走上了一条渐行渐远的歧路？也是7月31日，他面见蒋介石以及一天前刚刚从庐山返回南京的汪精卫，“请求承担这次对日交涉的最后重任”。他说：“时至今日，若一步错误则全东亚必灭。值此非常时期……宗武当以热诚说服近卫公爵，借近卫公爵的政治力量，以永定河为界，实现使日军从华北全面撤退的愿望。拯救中国、防止亚洲灭亡，唯此一途。”（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对这个表态，汪精卫当即表示赞成，“蒋介石沉默不语，既不赞成，也不否定”。当天下午，他就开始了寻求秘密交涉渠道的努力。

高宗武找到的第一个秘密渠道，是两年前认识的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作为原陆军教育总监西义一的弟弟，这个初初步入中年的日本人正直、热忱；更重要的是，他是满铁总裁、在日本朝野有着广泛影响的松冈洋右的门生。高宗武希望通过这个渠道，让与松冈洋右有着多年交情的近卫文麿，了解到中日两国还有交涉的余地。

当天下午，高宗武来到中国银行南京分行行长吴震修家，见到了西义显。两年前，他们就是通过吴震修认识的。对高宗武的委托，西义显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后来写道：“我当场慨允了。现在的问题不是事情能否成功，而是如果不能报答他们的热诚，我就不能算是东亚人。我热血沸腾，想到自己来南京任职，不是命该接受今日的委托吗？”（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高宗武想象不到，几乎与此同时，石原莞尔也已说服了天皇，并着手拟定“石射方案”了。在西义显匆匆赶往大连后，高宗武也在次日前往天津，寻找又一个交涉渠道。

那就是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几乎是“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川越茂就来到天津，并一直逗留在这里。此后二十多天，任凭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在南京等得望眼欲穿，任凭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一再拍发电报要他回南京复职，他都始终置之不理。他的蹊跷行踪，甚至引发了众多日本议员的不满。他们在众议院质问广田弘毅，“在此重要时期，作为大使却擅离职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么一来，急于和日本开始交涉的高宗武也只好亲赴天津找他面谈了。

与川越茂的会谈，几乎毫无结果。川越茂表示，他可以转达高宗武的意思，但此举应视为中国方面的主动求和。对这个下马威，高宗武一口拒绝了。作为一个精明强干的外交官，他怎肯在交涉之初就甘居下风？又何况，十几天以来，抗战的气息已弥漫了南京、弥漫了中国，“若有人稍作稳妥的议论，便会被人骂作卖国贼，我等实有孤城落日之感”。他又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求和者的身份进行对日交涉呢？

在两天的僵持后，8月3日，高宗武一无所获，怏怏不乐地回到南京。就是他抵达天津的那一天，“石射方案”出炉了。在遥远的东京，无论石原莞尔还是石射猪太郎，都在为怎么找到他而绞尽脑汁。

回到南京后，高宗武并不甘心。在一番思量后，他决定前往上海，寻找他的好友、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以建立再一个交涉渠道。

松本重治，1899年生，时年38岁。他出生在一个异常显赫的家庭，其祖父松方正义是与伊藤博文、西园寺公望齐名的“九大元老”之一。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他先后留学美国、瑞士，其间立志成为一名杰出记者。1932年12月，他来到上海，担任联合通讯社上海支局局长。三年后，联合通讯社与电报通讯社合并，升格为具有国家通讯社性质的“同盟社”，而他也改任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

他和近卫文麿自幼相识，并且是包括岩永裕吉、尾崎秀实、西园寺公一等人在内的近卫智囊团“昭和研究会”成员之一。自从来到上海，他就被上海社交界视为近卫文麿的私人驻华代表，以及最重要的亲华人士之一。他不仅在日本国内颇具声望，在中国的交游也极其广阔。西义显后来谈到，“因其地位和名望，被称为日本驻华的‘民间大使’”；日本学者藤井志津枝也认为，“松本重治是有名的记者……在政界、文化界均有深广的人脉。他活跃在日本高层要人之间，是位超派阀的重量级人物”。（藤井志津枝，《日本对华诱和及其“参谋本部”》）

过去几年，高宗武和松本重治一见如故，有着极好的私交。他称松本为“阿重”，而松本也称他“宗武”而不是“高先生”。在此之外，松本也是中日友好亲善的最积极倡导者之一，他对日本军阀有着天然的反感。这一切都让高宗武认为，无论于公于私、于情于理，松本都会向近卫文麿转达他的交涉意愿。

但，不等他上路寻访松本重治，一个消息却不请自来了：这一天，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堤孝告诉他，原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将于8月7日抵达上海，“需与高先生密谈”。高宗武又惊又喜。作为一名外交官，他预感到船津此行必定负有秘密使命。他让堤孝转告船津，“将于8日晚上或9日上午，拜访船津先生”（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船津辰一郎》）。

8月8日，高宗武来到上海，却没能见到船津辰一郎。这一天负责接待他的，是几天前刚刚在天津会谈、此时已回到上海的川越茂。在几句不痛不痒的闲话后，高宗武两手空空地告辞了。

次日，他再次来到船津的上海寓所，并终于见到了他。尽管高宗武一再试探，船津却没有透露他此行的使命、关于“石射方案”的只言片语。在一番不着边际的议论后，他建议高宗武和川越茂继续交涉，仿佛他只是一个局外人。

高宗武狐疑不已，但他依旧不肯死心。当天晚上，他再次约见了川越茂，却依旧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消息。几十年后，石射猪太郎愤怒地写道：“8月9日，船津见到了高氏，但是没有涉及东京赋予的使命，只是要求严厉取缔抗日救国会的抗日宣传，以此来敷衍搪塞。之后又举行了川越、高两人的会谈……却也没有向高氏说明停战方案、邦交调整方案的具体内容，没有产生东京所期待的效果。”（石射猪太郎，《一个外交官的一生》）

身负传达“石射方案”、挽救中日和平重任的船津辰一郎，为什么要违背东京的意图乃至天皇的圣谕呢？他为什么先让堤孝知会高宗武，临到头来却一再以川越茂为挡箭牌呢？

几乎从一开始，船津就不太愿意承担这个使命。8月1日，当石射猪太郎找到他时，他借口夫人重病、无法脱身，“因此，尽管石射求他，他也没有马上答应”。直到他的老上司、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亲自出面游说时，他才勉强接受了。这么一来，三天时间就被白白耽搁，8月4日晚上，他才离开东京、前往上海。

抵达上海后，那个擅离职守二十多天、以至于引发了议员们不满的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又神秘地出现了。他反对船津将“石射方案”透露给高宗武，并大包大揽地表示愿意替代船津出面交涉。石射猪太郎后来回忆说，对川越茂，东京并非没有疑虑，几乎是船津刚刚动身，他就拍发电报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说明船津氏的使命，并要总领事注意……‘外务省驻外机构不要介入’”。但船津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人密令川越茂立即赶回上海阻止此事。石射猪太郎写道：“川越大使回到上海，听了船津氏的使命，就说‘我去见高司长’，把船津挡了回去。冈本总领事坚持外务省的训令，反对介入这一会见，但是大使不听。船津氏就这样被耍了。”（石射猪太郎，《外交官的一生》）

紧接着，川越茂又连夜施展如簧之舌，说服船津绝口不提“石射方案”。几个月后，在南京大屠杀的无尽血泪中，川越茂在上海租界区偶遇了他的旧识、《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张季鸾悲愤地指责他破坏中日和平，他厚颜无耻地宣称“形势所迫，要救日本就救不得中国”。这句话让蒋介石耿耿于怀、恨之入骨。五年后，当中日战争迎来重大转机、中国已稳操胜券时，他依旧在日记里写下：“在我军由南京转进后，季鸾在沪遇倭驻华大使，彼语季鸾曰，‘今日欲救日本，即不能救中国’……当时吾闻之悲惨无已、终生莫忘。可知倭国文武皆以为非灭亡中国不能求生存，其愚昧至此……”（《蒋介石日记》）

就这样，中日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与高宗武擦肩而过了。不过，石射猪太郎也谈道，“即使按预定方案举行船津、高的会谈，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就是船津、高宗武约定会谈的这一天，1937年8月9日，在广漠的大上海，“大山事件”发生了。它不仅使卢沟桥的战火从黄河蔓延到了长江、使“华北事变”演进为“中国事变”，它还使蒋介石将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发动“淞沪会战”。

4

1937年8月9日傍晚，两名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大山勇夫、斋藤要藏开着一部福特牌敞篷车，试图闯进上海的虹桥机场。被中国士兵阻止后，他们大吵大闹，甚至拔出手枪进行威胁。他们不知道，此时卫戍机场的已不再是软弱可欺的保安队队员了。十几天前，中央军第2师补充旅一部已换上保安队制服，秘密进驻了这里。

在一番冲突后，几个士兵动手了。他们当场击毙了大山勇夫、斋藤要藏。紧接着，补充旅副旅长杨文瑔赶来，他匆促地作出一个决定：从上海监狱里提出一个死囚，换上军装后击毙在机场门口，以此制造日本人先动手的假象。

但此举却弄巧成拙。在各国外交使团调查组赶来后，他们很快发现了诸多疑点：死者蓬头垢脸、指甲很长，不像是一名士兵；死者身上有被绳索捆绑的痕迹；更重要的是，死者是被驳壳枪击毙的，而日本海军陆战队使用的都是小口径勃朗宁手枪……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气势汹汹。8月11日，按照东京的授意，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提出了撤退保安队、拆除市区防御工事、使上海成为不设防城市的要求；紧接着，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也命令日舰开进黄浦江口岸，以示威吓，并命令驻防长崎的海军第一陆战队随时准备增援上海……

“华北事变”渐渐扩大为“中国事变”了。在此之际，蒋介石作出了三个重大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加快中国工农红军的改编工作。远在1937年2月，围绕着改编的规模、组织和人事，国共两党就开始了长达半年的谈判。最早解决的是规模问题：共产党方面提出要编成4个军12个师，南京政府的方案则是两个师8个团。在相互让步之后，3月8日，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那就是给予3个师12个团兵员45000人的编制。

但在组织、人事等问题上，双方却分歧巨大、久悬未决。蒋介石提出：毛泽东、朱德必须到重庆任职或出洋考察；各个师的副职必须由南京方面指派；基层部队的党组织一概撤销；师以上的政训处必须由原复兴社书记长、“十三太保”之一康泽担任总负责人……对此，中共方面一一拒绝。直到7月中旬，在“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发表《中国最后关头》演讲时，两党的庐山改编谈判依旧无疾而终。

8月9日，也就是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代表飞抵南京再次谈判这一天，“大山事件”却意外地改变了谈判进程。此后十余天，蒋介石几乎放弃了在政治上控制红军的全部要求，8月22日，国民政府的改编令就得以颁布。在很大程度上，它改写了中国现代史。

而与改编红军几乎同时，蒋介石又决定和苏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公诸世界。

无论杉山元、梅津美治郎的“对华一击论”，还是石原莞尔、石射猪太郎的“石射方案”，为的不都是对苏备战并将中国纳入这个轨道吗？既然如此，那就先让日本人死了这条心。8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若先与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则可先打破其第一迷梦，不再要求（一致对苏）……联俄虽或促成倭怒，最多华北被其侵占而无损于国格。吾于此决之矣！”（胡佛研究所，《蒋介石日记》）

也就是说，在不知道“石射方案”的情况下，蒋介石已决定交好苏俄、全力对日。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是比这个条约更具威慑、更有力量的了：在苏俄的威胁下，只要中国能坚持一年半年甚至几个月，日本将不战自乱。它或许能够在战场上节节取胜，但满洲、朝鲜以及它的本土，都将成为苏俄随时可以攻击、并且毫无防御之力的命门所在。蒋介石认为，到那个时候，日本必将主动求和，而他也能以“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为条件，赢得体面而光荣的和平。

仅仅十天以后，8月21日，这份条约就得以签订了。又几天后，蒋介石就以复杂的态度、一言难尽的心思，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条约。据说，消息传来后，日本朝野乱作一团，“膺惩暴戾支那”的声音地动山摇；与此同时，石原莞尔黯然离开陆军中枢，自我放逐到了满洲。此后几年，深刻了解日本未来命运的他，再也不肯过问东京的国策。

然后，是将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并投入绝大多数的精锐部队，与日本进行逐巷逐屋、寸土必争的争夺战。在后来的历史里，这个决定被众说纷纭、毁誉不一。它和改编红军、中苏订约一起，被视为蒋介石一生中最大也最有争议的赌博。

远在7月21日，军事家蒋百里就建议蒋介石“淞沪开战并扩大之”，以此将日军主力引诱到东线战场。他认为，华北千里沃野，极有利于日本机械化部队的展开。一旦华北沦陷，日军很可能沿平汉线直趋武汉，“则中国将东西纵断为二”。到那个时候，国民政府无法西迁，势必陷入战略包围。

蒋百里的建议，主要从军事着眼。紧接着，陈诚、张治中、冯玉祥、黄绍竑……众多高级将领也从各自的角度出发，纷纷建议淞沪开战。其中陈诚的观点最值得重视：日本在不扩大方针下出兵华北，背后是根深蒂固的“分治合作”思维，亦即华北纷争与南京无关。淞沪开战却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姿态，它将向全世界表明，所谓不扩大、“战场局限于华北”，只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对这个古老民族来说，无论长江、珠江还是大西南、大西北，都和华北如同一体、不可分割。在这个意义上，淞沪开战标志着中国的统一。

陈诚的意见，主要从政治考虑。但直到8月7日，蒋介石依旧决定，投入100万大军进行首期决战，华北、河南75万，闽粤15万，江浙10万。“可见，当时尚未将上海地区作为主战场”（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但“大山事件”改变了这一切。8月11日，也就是日本勒逼上海撤防这一天，蒋介石下达密令，将原计划奔赴华北的75万大军投入上海。对此，史学界有着纷纭的猜测、长久的争论。但毫无疑问，它是卢沟桥事变扩大为全面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据说，它和蒋夫人宋美龄有关。在此之前，蒋介石担心中国无力维持一场全面战争，因此不顾蒋百里、陈诚的建议，决定以华北为主战场；但宋美龄告诉他，只要能在上海坚持几个月，英美必将介入、西方必将干涉，这场战争也将迅速而体面地结束。这么一来，一个“以战促和”、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设想，就在蒋介石的脑海里成形。倘若日本在苏俄的威胁、西方的干涉下求和，中国将赢得极大的谈判主动权；倘若媾和失败、战争继续扩大，那么，蒋百里的建议、陈诚的观点，也能保证中国立于不败之地。

无论如何，1937年8月13日，在广漠的大上海，“淞沪会战”打响了。

“淞沪会战”整整进行了三个月。8月13日，两个最精锐的全德械师，87师和88师首先投入了会战；紧接着，宋希濂的36师、桂永清的陆军教导总队也开赴上海战场。而这是南京政府仅有的四个全德械师。

在最初的十天，8万余名中国士兵向3千余名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3700余名“在乡军人”和千余名舰载水兵，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与此同时，8月14日，高志航率领的中国空军一举击落了六架日机，这个日子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在会战的第一阶段，尽管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日军的阵地却在不断收缩、动摇。

但好景不长。8月23日拂晓，松井石根率领的两个师团增援部队，从川沙、狮子林一线登陆了。此举逆转了淞沪战事，并揭开了双方源源不断地投入重兵集团的序幕。

几乎是会战刚刚打响，驻防江西的第3师、驻防山西的第6师、驻防福建的第9师、驻防湖南的第14师……20个尚在整编的半德械师，就如同滚滚铁流，从四面八方奔赴上海。作为中国军队的精华，它们大多不满员，每个师仅有十余门山炮、三十余门迫击炮。一个个士兵，大多头戴钢盔、手持国产中正式步枪或德制毛瑟枪，每月领取12元左右的薪饷，平均年龄是21岁。

他们从赣江来，从闽江来，从湘江边上来，从汾河流域来。他们大多接受过小学教育，能写简单的家书、懂得以身许国的道理。他们的领章背面，有着这样的字眼，“爱国家、卫民众”，“守军纪、抗侵略”；而在他们星夜赶赴上海的路上，也定然能够发觉，一处处茅舍、一条条街道已经刷上了一幅幅崭新的标语，“中华民国万岁”、“打败日本侵略者”、“誓死不当亡国奴”……他们决心以自己年轻的血，去浇灌出一个衰亡民族新的生机。

而在24个全德械师或半德械师之外，还有各省的地方部队。

湘军、桂军、川军、晋绥军、西北军……会战打响后，那些原本雄踞一方、割据自肥的地方军阀，也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钱。他们没有一个人旧习不改，没有一个人讨价还价。与三十多万参战的中央军士兵相比，这些部队的装备更加破烂、薪饷更为微薄。他们，大多在一个个偏远的乡村长大，从小眼巴巴地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去读书、去认字，自己却只能砍柴、喂猪、干农活。他们大多娶不起老婆，也订不下亲事，在某个收成不好的年份、或家庭遭遇灾难时，他们只能自己卖了自己，用几十元的壮丁钱帮家里渡过难关。进入军营后，他们大多经受过长官的打骂、凌辱、克扣军饷，从未感受到身为军人的尊严……

对这些青年来说，赤贫的生活、残酷的人世、蛮横的官吏、不知埋骨何处的凄凉……始终伴随着他们，如同命运的标签。在那个积贫积弱、麻木混沌的末世，他们如同一颗颗草籽那样自生自灭，渐渐地愚昧、自私、干瘪而荒凉。但上海改变了这一切。自从来到上海，他们改写了自己从军的意义，并焕发出生命的光辉。

他们在虹口作战，他们在闸北作战，他们在浦东作战，他们在日军源源不断地增援的滩头作战。而当主力撤出上海后，他们也留下了谢晋元及其八百壮士，在苏州河北岸作战。他们让四万万人且歌且哭，并感动了全世界。即使在灯光熄灭的前夕，一个叫杨惠敏的14岁少女，依旧游过苏州河，给谢晋元和他的四行孤军送来了一面青天白日旗。那一夜，三百万双眼睛都注视着这面缓缓升起的旗帜，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的歌声，更响彻了十里洋场、租界内外……

在持续三个月的大会战中，参战的78个师大约75万名中国军人，共有18.7万余人伤亡。其中包括几名将领、几千名校尉军官。但他们的牺牲并非没有价值，即使按照日本参谋本部公布的数字，截至1937年11月8日，在参战的9个师团大约28万名日本士兵中，也有9115人战死、31257人负伤。更重要的是，在千万青年前赴后继、慷慨死难的背后，是“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妄言的破产，是大洋彼岸或同情或诧异的目光，是一个在血与火中渐渐觉醒、如同凤凰涅盘般浴火重生的伟大民族……

在淞沪会战以血肉搏击钢铁、以筷子挑翻战车的死难中，高宗武没有放弃他的和平主张。他找到了他的众多同道，无一例外，都是政府高官、知名学者、社会名流。

首先是周佛海。

周佛海，1897年生，时年40岁。他出生在湖南沅陵县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7岁时就失去了父亲。但他生性聪颖、放纵不羁，丝毫没有孤儿寡母家庭的悲凉色彩。正是这种性格，伏笔了他青年时期的种种际遇、跌宕多彩的大半生。

从长沙兑泽中学毕业后，1918年，21岁的周佛海东渡日本留学。当时，伴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的沦为废墟，欧洲迷信已经彻底破产。在种种社会主义思潮席卷的日本，周佛海很快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1921年夏天，作为仅有两名成员的东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他出席了中共“一大”。

他在上海法租界度过的那个夏天，结识了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作为学养深厚、兴趣广泛的理论家，戴季陶不仅是中国最早研究《资本论》的学者，他还是中共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只是在“一大”前夕，由于孙中山不允许国民党员加入其它党派，他才不得不忍痛退出中共发起组，并为此痛哭了一场。在戴季陶离开渔阳里2号后，周佛海依旧和他频繁通信，两人交情日深。

在戴季陶的帮助下，1924年5月，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周佛海来到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宣部秘书；在戴季陶的帮助下，次年秋天，他创办了《社会评论》周刊，由此崭露头角；在戴季陶的帮助下，他的代表作《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畅销近百万册，并奠定了他国民党主要理论家的地位……更重要的是，1926年9月，他手持戴季陶的推荐信，投入戴季陶密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门下，并很快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亲信之一。

他历任军委会政训处处长、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南昌行营主任等要职，并在三十岁出头就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他是CC系的九名最高首脑之一，也是三青团、军统局前身“复兴社”的七名政治指导之一，被称为“嫡系中的嫡系”。在杨永泰遇刺后，他和陈布雷被视为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幕僚之一，一时炙手可热。而在抗战爆发后，他更身兼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大本营政略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三职，地位已隐隐在陈布雷之上。

但，也是抗战爆发后，他和蒋介石出现了重大的分歧。

分歧从庐山开始。1937年7月13日，周佛海来到庐山，参加“庐山谈话会”。上山伊始，各界名流、朝野人士对卢沟桥事件的义愤填膺，就让他深感不安。他后来谈道：“从当时的空气来说，对日强硬态度是很昂扬的……我以后曾加以思考，以为如果当时没有庐山会议，则中日关系恐怕不会变成了像今天的状态。”（周佛海，《我的斗争记》）

让他更为担心的，是蒋介石的态度。周佛海认为，那些鼓吹抗战的人，无论共产党、桂系还是黄炎培、张君劢之流，大多别有用心，“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以便让蒋介石和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蒋先生是绝顶聪明的，这种把戏，哪里瞒得过他？所以他们的调子唱得高，他的调子唱得更高”。也就是说，在周佛海看来，无论《中国最后关头》还是《告抗日将士书》都不是出自蒋介石的本心。蒋介石的抗战姿态，一方面是为了迎合舆论，“可以压服反对的人，使他们失掉反蒋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希望日本人知难而退，“使日本知道这次不是可以威胁成功，而促成日本的反省，以提早事件的解决”。

一句话，在周佛海眼里，和近卫文麿没有什么两样，蒋介石玩的是虚张声势的把戏。“他这种用心和办法……足以作茧自缚，逼迫他走上他不愿意走的路。”“当时我就对朋友说，弄假可以成真、玩火适足烧身，前途是未可乐观的”。

为此，《中国最后关头》刚刚发表，周佛海就委托他的几个朋友向蒋介石进言，试图让蒋介石改变主意。

首先是《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作为近代中国最杰出的报人之一，张季鸾在朝野有着广泛的声誉，蒋介石对他也极为敬重。但出乎周佛海的意料，与蒋介石一席长谈后，张季鸾却告诉他：“我想去说服蒋先生，却终为蒋先生说服了……一切都委诸蒋先生好了。”

在张季鸾之后，是中国青年党的两名党魁，李璜和左舜生。但蒋介石的态度极为坚决，以至于他们讪讪而退。周佛海后来在《我的斗争记》中说：“他们虽不被（蒋介石）说服，但结果也无济于事。于是我们的主张，遂不被蒋介石采用了……”

在两次努力徒劳无功、日军占领平津之后，周佛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唯恐事态一发不可收拾，为此又找到了两个社会名流，试图阻止《告抗日将士书》的发表。那就是北大教授胡适和陶希圣。

7月31日，受到周佛海的委托，胡适、陶希圣前往蒋介石官邸，试图寻机进言。这一天，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共进午餐的，共有五个人：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以及胡适、陶希圣。其中陈布雷与周佛海观点相近，梅贻琦也不主张扩大战争，是个再好不过的进言机会。但一个意外的插曲，却让他们迟迟无法开口。

那就是南开大学的被夷为平地。7月28日，也就是日军进攻天津这一天，“日机连续轰炸南开四小时”，试图炸平这个“一二九”以来的反日运动中心；次日，日军又出动一个飞行大队，以九二式50千瓦弹反复轰炸。及至7月30日天津沦陷后，“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火烟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

消息传来后，张伯苓痛不欲生。这一天，他老泪纵横。“一辈子的心血，就这样毁了……（但）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南开同仁将因此而愈益勤奋”。在如此悲怆的话语面前，蒋介石的眼角也湿润了。他这样宽慰张伯苓：“南开乃为国家而牺牲。有中国，必有南开……”

八年以后，南开因此成为唯一一所政府拨款、原址重建的大学。但这一天，因为这个插曲，胡适、陶希圣怎么也说不出和平解决的话语。直到告辞时分，胡适才谈道：“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蒋介石的回答是：“我是要找他谈话。”（《胡适日记》）

当天下午，高宗武为此求见蒋介石、汪精卫，“请求承担这次对日交涉的最后重任”。但由于川越茂的从中作梗、船津辰一郎的有辱使命，他到底也没能逆转大势。至此，周佛海山穷水尽、无计可施了。

但，“淞沪会战”爆发后，以周佛海、高宗武、胡适、陶希圣为主角，南京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谈话圈。这个谈话圈自诩清醒、理性，并视抗战的种种主张为“唱高调”；这个谈话圈以“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为基本估计，试图将蒋介石拉回到和平轨道上来。

这个谈话圈，就是所谓的“低调俱乐部”。

“低调俱乐部”源于高宗武的一句戏语。1937年7月30日，也就是寻机向蒋介石进言前一天，胡适到高宗武家里吃午饭。在谈及华北战事时，胡适问：“高先生有何高见？”高宗武回答：“我的名字可能‘高’，但我的意见却很‘低’。”几十年后，高宗武告诉美国学者格兰德·邦克，“从此，几个赞成以外交解决中日问题的人的聚集之所，得了个‘低调俱乐部’的别称”。（格兰德·邦克，《和平阴谋》）

这个“低调俱乐部”，以周佛海的南京西流湾8号住所为中心。平津沦陷后，与千万知识分子一样，陶希圣不愿北上，他托人护送家眷南下，住进了这个三面池塘、遍植垂柳和竹林的庄园式建筑。几天后，这里又多了两个借宿者，原江宁实验县县长、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梅思平，以及周佛海的同乡亲信、时任军委会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的罗君强。

这几个人连同胡适、高宗武，构成了“低调俱乐部”的雏形。而在“淞沪会战”爆发后，由于空袭不断，这所修建了防空洞的宅院更是人来人往、高朋满座。

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徐永昌……这些达官显贵、高级将领，几乎天天出没在这里。他们的话题，当然离不开渐渐扩大的中日战争。与周佛海一样，他们无不认为，“这次中日战争，真是冤枉极了，因为是阴错阳差的打起来，就不能不糊里糊涂的打下去。在卢沟桥事变初起的时候，两国的当局，何尝没有就地解决的意思？何尝不采取不扩大的方针？但是虽然都有不扩大的心，而都处于不得不扩大的势”。（周佛海，《回忆与前瞻》）

那么，对战争前景，他们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中国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拟的”。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日本当然是要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已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也就是说，“战必大败”，这是一场既阴差阳错、又毫无希望的战争。

与此相反，“和未必大乱”。在他们看来，日本的主要敌人是苏联，他们的和平条件不会太过苛刻。至于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他们之所以极力主战，与他们岌岌可危的处境有关。以桂系为例，作为最后一个不服从的军阀，它事实上已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至于共产党更不必说了。只要和日本签订相对宽大的和约，即使这些势力群起声讨，南京政府也能不费吹灰之力地镇压他们。周佛海后来总结说：“当时有三种观察：一是战必大败、和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必大败；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我研究的结果，竟得第三种看法是对的。”

在这样的议论声中，他们相互应和、彼此认同，渐渐坚定了谋和决心。周佛海后来回忆说：“自从庐山谈话会回到南京以后，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情形之下……恢复和平的关系。”

也是在这样的议论声中，淞沪会战的前景越来越悲观：10月15日，日军突破蕰藻浜防线，会战顿告危急；10月23日，大场镇失守，中方全线撼动。及至11月5日，大约12万人的柳川平助兵团在杭州湾登陆，几十万中国大军顿时陷入了被围歼的危险……仓惶中，南京政府的西迁开始了。此后几个月，顾祝同兼任江苏省主席；熊式辉留在了江西，“主持赣政长达十年”；而胡适不仅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他的战和观念也彻底改变了。他的日记记载：“离京那天我明告精卫、宗武、希圣三人，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两倍’的见解。”这么一来，“低调俱乐部”的成员，只剩下了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梅思平和罗君强五人。

11月15日，在大西迁的潮流中，高宗武踏上了前往武汉的轮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回头就是故都，但前方却是茫茫长江。在几天的旅程中，他回顾了几个月前的和平努力：川越茂已经无法指望了，松本重治他并未给予付托，唯一的希望西义显，却又不知道身在何方……面对滔滔江水，他只能一次次地追问：

“西君，你在哪里呢？……”

第三章
大矶海边

1

此时，西义显正在日本大矶的海边。

7月31日，在受到高宗武、吴震修的委托后，西义显很快处理了种种公私事务，并连夜赶往大连。一路上，不时有报童在码头上叫卖着中日战争的种种新消息，他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抵达大连后，他又听说松冈洋右已前往奉天，为此再次上路。次日中午，在奉天大和旅馆，他终于见到了他的老师、满铁总裁松冈洋右。

作为日本近代史的有名怪人，松冈洋右表示愿意促成这件事。“事已至此，实为日中两民族之宿命所定，在劫难逃。但愿也有机会，经过某个有机缘的人的活动，使两国恢复和平……既然中国方面信任你，你或许就是适合这一机会到来的人。”（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当天下午，西义显就携带着松冈洋右写给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的亲笔信，飞往了东京。在见过风见章和近卫文麿、“说了要说的话”后，西义显前往了大矶海边。此时，中日航路已经断绝了，唯一的自由港上海，又处在大战一触即发的边缘。他只能在这里等待着淞沪会战的结束，等待着中日和平的新转机，“并期待与中国方面同志的再次见面”。

此后三个多月，一个又一个传来的，是战争不断扩大的消息：11月12日，在粉碎了日本“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的狂言后，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发表了《告别宣言》，宣布上海沦陷；几十万大军撤离上海，撤退工作是如此混乱，以至于三道耗费巨资、被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的永久性工事都没有派上用场；12月1日，在松井石根的一再坚持下，天皇终于颁布了“向南京进军”的诏书，日本为之举国狂欢；又十余天后，南京沦陷了……

渐渐地，来自海洋的朔风越来越大。“中国同志”与他的联系，已经被炮火彻底隔绝了。然而，在日复一日的天地循环、潮起潮落中，他的心事也如同大海的波涛那样，起伏不定、汹涌澎湃。他每天站在伊藤公沧浪阁附近的沙丘上，“一边俯视着相模海滩的万里波涛，一边设想着如何重新建立正常的日中关系”（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所谓“小余缓岐”，是大矶的古称。作为避暑胜地，这片供奉着伊藤博文庙宇的海滩，此时却因为时值严冬而人迹罕至。在水鸟飞掠而过的阵阵悲鸣中，西义显下定决心，一定要和高宗武、和许许多多有志于中日和平的青年一起，促使中日两国政府回到谈判桌边，并实现东亚光荣的和平。

那么，该如何着手“和平工作”呢？这种和平的面貌，又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西义显看来，蒋介石、四万万中国人的和平底线，“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是再合理不过的了，“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最小限度”（西义显，《悲剧的证人》）。但，即使东京内阁能够接受这个底线，两国就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吗？“如果回到卢沟桥之前问题就能解决的话，这一次战争本来就不会发生”。

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谁敢说不会再有微小的纠纷，引发两国兵戎相见的惨剧呢？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谁敢说杉山元、武藤章之辈不会策动新的“中国事变”呢？所谓“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诉求。要实现两国永久、光荣的和平，不仅需要日本军队彻底撤出中国，也不仅需要归还华北、满洲乃至台湾，更重要的是，日本必须彻底改造国内政治，彻底根绝军阀当政的乱根。

毫无疑问，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东京市谷台军部大厦里的那些昭和新军阀。过去几年，他们已渐渐挟持了内阁，继而挟持了政党、财阀和议会，如今又试图挟持全日本，将之引领上战争之路。

问题在于，这一切的根源都必须追溯到1889年颁布的、被视为“万世不易之法典”的明治宪法。“明治二十二年制定的日本宪法，表面上披着立宪国的外衣，实质上很明显地是维护专制主义”。又何止于此？即使被视为东方传奇、后来大书特书的“明治维新”，也不过是一场巨大的历史悲剧。

这个冬天，在大矶的海边，深切担忧民族命运的日本人西义显，决心找到自己的同志，组成致力于中日和平的“第三势力”，以实现东亚永久的和平，并以此为契机彻底改造日本。

1937年12月30日，西义显离开大矶，准备前往上海了。这时候，长江下游的战火已经大致平息，而他苦苦寻找的吴震修，“也终于有了下落”。他所思谋的“和平运动”，似乎可以揭开序幕了。

12月31日，在长崎候船时，西义显又一次听到了“除夜之钟”。或许是境由心生的缘故，这一次，这个新年序曲已不再苍茫、空灵，而夹杂着浓重的血腥和暴戾气息。紧接着，1938年元旦，在千万人忙碌拜年的身影中，他踏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

两天后，1938年1月3日，他抵达了上海。

上海已经彻底变了模样。昔日繁华的老城厢、闸北，此时已经没有多少人家了，处处可见烧焦的木头和残垣断壁；与此同时，租界却呈现出一派畸形的繁荣。这个仅有区区22.6平方公里、被称为“建立在沙滩上的天堂”的国中之国，依旧维持着它远东第一都市的气派。

从大矶出发时，通过他的朋友、日本外务省东亚局事务官松村基树，西义显已经拿到了吴震修在上海的新电话号码。当他拨通这个电话时，对方告诉他，吴震修已经不住在这里了，并且“绝对不会见日本人”。询问过几个中国旧识后，他似乎知道吴震修这么做的原因了。1937年12月14日也就是南京沦陷次日，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临时政府”成立了。这个傀儡政权有意让吴震修出任财政部部长，但几乎刚刚放出风声，吴震修就不见了，并声明“绝对不会见日本人”。西义显认为，吴震修是为了避免当汉奸，才有意地躲了起来。

但在又一次拨通那个电话后，他才意识到，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

这一天，西义显在电话里反复表示，他和日本军方毫无关系，更无意让吴震修出任伪职。但任凭他怎么恳求，对方却始终一言不发。直到西义显不顾被监听的危险，说起他此行的目的、他和吴震修的约定时，对方才冷冷地表示，他愿意把这些话转告吴震修。而1月9日，在几天难熬的等待后，一个中国银行的职员终于来到他下榻的汇中饭店，并把他带到法租界愚园路的一栋花园别墅里。

几乎刚刚走进空寂无人的大厅，西义显就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紧接着，吴震修出现了。这个与他相识两年多、彼此知心的银行家让西义显大吃一惊。“本来他精力充沛，虽然受的是西洋教育，但有着东方的精神风貌，面色红润，待人和颜悦色。从他那朝气蓬勃的举止上，怎么也看不出已是年近六旬的人。可是那天的吴震修，却变成了一个毫无生气、面色灰白的老人，而且神情中明显地带有凄惨痛苦的痕迹。”（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一时之间，西义显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时候，吴震修开口说：“西先生，已经不行了。中日关系已经完了。”

他说：“日本只有自己处理自己所做的事，别无其它办法。”

他并且谈道，做出这等行径的日本民族，“不久也将落到十分悲惨的下场”……而在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中，西义显渐渐明白了一切。

几乎是淞沪会战刚刚爆发，被视为“亲日派”的吴震修，就受到蓝衣社的袭击。虽然幸免于难并逃到了上海的租界区，但他依旧没能躲过命运的诅咒：1937年9月，他唯一的儿子因为身患伤寒死去了；又几天后，他的夫人也发疯了。短短两个月之内，吴震修家破人亡。而在他看来，倘若不是因为亲日态度，这一切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

与家庭灾难相比，对他有着更重大打击的，则是“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开进南京。从这一天起，几万日军就开始了长达六周的劫掠、强奸、放火和杀戮。12月15日，他们押解两千余名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来到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并毁尸灭迹；几个小时后，又有九千余名士兵、市民被集体屠杀了，仅仅活下来九个人。

这一切不过是个开始。12月16日，5000余名战俘、难民在中山码头被集体杀害；12月17日，3000余名工人被勒令在长江边一字排开，日军以寻欢作乐的心态，泼上了煤油，点燃了柴火。到12月18日，屠杀达到了顶峰。这一天，五万余名中国战俘、普通难民被驱赶到下关草鞋峡，先是机枪扫射，继而刺刀屠戮，最后，又被纵火焚烧，残骸投进了长江。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哪一次集体屠杀有着这么多的花样，有着这种近乎狂欢的情绪……

又何止于此？在从无锡到南京的行军途中，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就开始了“百人斩”比赛。他们相约，谁先杀掉100个中国人，谁就算作胜者。如果说，这个约定已是人类丑行与暴行的登峰造极之作的话，更加丑陋、更为卑劣的，则是那些接受过现代教育、被视为知识分子的日本人。几乎是“百人斩”比赛刚刚开始，日本最大的报纸之一《东京日日新闻》就开始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并引发了日本媒体的集体狂欢。在向井敏明杀死了106个人、而野田毅也杀死了105人后，《东京日日新闻》报道说：“不知不觉，双方都超过了100人，这是很让人愉快的事……是谁先砍了100人都不去问了，‘算作平手游戏吧，再重新砍150人怎么样’？两人的意见一致了，150人斩的竞争就要开始了……”（《东京日日新闻》，1937年12月13日）

紧接着，四名《东京日日新闻》的随军特派员又开始追踪南京城内的屠戮，他们的姓氏分别是浅海、光本、安田、铃木。而70余年后，这份挑战了人类良知底线的报纸依旧存在着，只不过更名为《每日新闻》。它依然是亚洲最大的报纸之一，日均发行量高达四百万份。

直到西义显见到吴震修时，屠杀还在进行着。在这场持续六周的空前浩劫中，共有30余万中国居民被杀害，大约两万名妇女被强奸、轮奸，大约3万所房屋被付之一炬。这些被焚毁的房屋不仅占到南京建筑总量的三分之一，并且大多位于最繁华的街区。倘若不是费区、拉贝、魏特林等西方友人慷慨庇护的话，躲进“国际安全区”的25万中国居民，很可能也无法幸免于难……

南京成为一座死城了。南京之死，让吴震修为之发狂号泣。他毕生的亲日信念，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彻底坍塌了；经历了这样的大悲大伤、自我拷问之后，他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西义显后来描述说：“已经没有了愤怒、憎恶以及过去所做的无尽的梦。他虽然活着，却变成了信仰寂光净土的人。”

南京之死，也让西义显感到无地自容。他没有脸面再逗留在这所房子里，更没有脸面谈什么中日和平了。他后来写道：“对于吴震修……（我）找不出适当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感激。作为如此可耻的日本民族的一员，对他的这种警告，我不知如何感谢才好。我只是深深地祈愿他身体健康，而后便与他告辞了。”

但在走出那所花园洋房后，那种行尸走肉、世界荒谬的感觉，依旧久久地萦绕着他。几十年后，他回顾了这种感觉：“我怀着若有所失的空虚心情，挤进上海南京路的拥挤人群中。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大都市的寂寥。作为国际都市的上海，它的膨胀、混沌、喧闹以及无意义的轮廓，像重压一样使我喘不过气来。我如同失魂落魄，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汇中饭店。”（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此后几天，在汇中饭店的房间里，西义显足不出户。几乎一闭上眼睛，那个已经死去了的城市、那无尽的尸骨和血泊，就出现在他的眼前。渐渐地，他变得消瘦、憔悴。

但是，在几天的挣扎后，他还是下定决心，继续推进他所设想的那个“和平运动”。“日本民族所犯下的残暴罪行，虽然切断了我与吴震修的联系，但已确定了命运的目标……为了向中国民族和吴震修赎罪……应该以男子汉的精诚，向着为完成这一困难任务的方向前进。”（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那么，这个“和平运动”该怎么着手呢？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背信弃义，以及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国人还会信任日本人包括他这样的日本人吗？日本要以怎样的努力，才能化解这种仇恨，才能让这两个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国家重新回到谈判桌边来？

他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却没有意识到，新的命运已敲响了自己的家门”。

敲响汇中饭店这一扇房门的，不仅有命运，还有一双白皙、略显肥胖的手。“房门刚被敲过便轻轻地推开了，一个白皙肥胖的绅士悄悄地走了进来”。“（他）大声地向我打招呼，‘呀！好久不见，你好哇’”。“他飞快地跑过来，感情非常激动地伸出有力的手，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要和我握手”（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来者不仅是西义显的老朋友、可能致力中日和平的同道，更是西义显苦苦寻觅的高宗武的直接下属、时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的董道宁。

2

董道宁，浙江宁波人，生卒年不详，时年约40岁。作为日本华侨的儿子，他在横滨长大，“初中是在东京、高中是在名古屋、大学是在京都念的”，标准日语比一般日本人说得还好。过去几年，西义显时常笑称他为“日华人”，也就是说，他首先是日本人，其次才是中国人。

他们是在南京的满铁公馆俱乐部认识的。当时，董道宁刚刚从戴季陶担任院长的考试院调任外交部，正值反日潮流席卷全国之际，他的日本做派、日式风格，无不令人侧目。西义显后来谈道：“在亚洲司中，（董道宁）处境是孤立的。由于这样的原因，他的知心好友，不是在外交部，而是在南京满铁公馆俱乐部。特别是和我的关系，更是无所不谈。”

这一天，与往常没有什么两样，几乎一坐下来，董道宁就毫不掩饰地谈起了他的来意。

原来，他是为“陶德曼调停”而来。1937年9月23日，在走投无路之际，石原莞尔提出他愿意辞职，条件是以“石射方案”为基础与中国直接谈判。对这个交易，杉山元一口答应了。几天后，10月1日，日本内阁就顺利通过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它明确规定，“以不咎既往的、划时代的调整邦交条件进行外交谈判”。而10月21日，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约见了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希望德国劝说中国求和，“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办法，日本是欢迎的”。对此，作为中国最大的援助国、日本的反苏盟友，狄克逊一口答应了。

但蒋介石不肯给日本这个面子。他告诉前来传话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要和谈，就让日本人自己开口吧；至于他自己，既不会主动求和，“也不认为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已成为胜利者”。这么一来，东京着急了。11月2日，广田弘毅再次约见狄克逊，希望德国能出面充当调停人，以打破两国都不愿意主动求和的僵局。这一天，他开出的七项条件，让狄克逊大吃一惊。

在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的陈腔滥调之后，广田弘毅代表日本，提出了三个核心要求：内蒙自治；华北的“非武装区”扩大到永定河以西；上海作为不设防城市，“由国际警察管制，其他不变更”……而作为回报，“华北的全部行政将交给南京政府，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委派一个亲日的首长”。换言之，比起“石射方案”，它虽然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但依然以不染指关内为大致框架。

对这些条件，狄克逊又惊又喜。当时，淞沪、太原两大会战均已进入尾声，在这两个战场，日军均已胜券在握。狄克逊认为，蒋介石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条件，在请示了外交部长牛赖特后，他和驻节南京的陶德曼共同成为中日战争的调停人了。

但他们没有想到，蒋介石似乎无动于衷。11月4日，在会见陶德曼时，蒋介石表示和谈的前提是日军全线停火，“在敌对行动继续进行的时候，是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的”。对这个要求，陶德曼左右为难：在日军行将合围上海、太原也岌岌可危之际，让他们放下武器，不啻于与虎谋皮。他为此劝说起了蒋介石，“就是尽再大的努力，也不可能把日本的军事优势扭转过来了……推迟议和的时间越久，国家解体的危险性也就越大”。但蒋介石的回答，后来被久久流传：倘若不停火而议和，革命将爆发，“南京政府将被公众的舆论冲垮”；既然如此，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它还不如垮在日本人的刺刀和炮火中。

就这样，第一次“陶德曼调停”无疾而终。而11月25日，在国联布鲁塞尔会议闭幕、西方各国仅仅在道义上谴责日本的次日，广田弘毅又一次约见狄克逊，让他开始第二次调停。

这一次，蒋介石的态度有所松动了。一如广田弘毅所预料的，西方世界不肯制裁日本，让蒋介石极为失望。11月28日，他告诉陶德曼，和谈可以，但中国有两个先决条件：其一，日本不是战胜国，中国也不是战败国，双方平等谈判；其二，华北的主权、领土不容侵犯，也就是“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而12月2日，在召集各大政要会议、透露了日方条件并获得授权后，他又一次约见陶德曼，表示正式接受调停。不过和谈又多了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的协议”。换言之，作为抗战的产物，日本人休想对《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指手画脚，更别指望把中国纳入对苏战争的轨道。

对此，即使视苏俄为最大敌人的陶德曼也表示理解。但是，当狄克逊兴冲冲地将消息告诉广田弘毅时，日本人却变卦了。

12月7日，在和狄克逊会谈时，广田弘毅面露难色地表示，进军南京的诏书，已传达到了前线；在日本行将取得巨大胜利的前夕，“怀疑能否在一个月前拟定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对这个变故，狄克逊深感不满。他提醒广田弘毅，所谓“陶德曼调停”自始至终都是日本人采取主动，倘若言而无信的话，德国将很难向中国交代。这时候，广田弘毅表现出他的无赖本色了，他诡辩说，既然中国不肯撕毁与俄国的协议，那它就是德日反苏同盟的敌人，德国又何必为它效劳呢？……

消息传到南京后，陶德曼气急败坏地谈道：“日方实在是玩弄我方。在中国政府面前，我们已丢尽颜面。”（《德国外交政策文件》）

让他们丢尽颜面的事情，还多着呢！12月11日，当狄克逊又一次上门时，广田弘毅一口咬定，所谓七项要求“只是本大臣在11月2日谈话的一部分”；日本还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是狄克逊自己遗漏了，这才造成了误会。对这个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手笔，狄克逊气得七窍冒烟。

12月22日，在十几天的闭门造车、层层加码之后，一份共分四项、九款的新议和条件，到达了狄克逊的手上。对此，已经很后悔卷入这桩倒霉差使的狄克逊冷冷地表示，这些条件比德国战败后的《凡尔赛和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认为中国政府是完全不可能接受这些条件的”。但在广田弘毅的软磨硬缠下，他到底答应再次扮演“传话人”的角色了。据说，在收到这份文件后，蒋介石不怒反笑。12月26日，他的日记记载：“余见此为之心安。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则我国无从考虑，可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致纠纷矣！”（《蒋介石日记》）

至此，第二次“陶德曼调停”也濒临绝境了。对这个近乎绝密、只有少数最高级官员才了解详情的调停，董道宁也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他只是喋喋不休地抱怨说：高宗武又生病了，“每有麻烦事，他总是生病”；作为一个“日华人”，要和他自幼长大、如同第二故乡的国家折冲樽俎，“精神上是很不愉快的，但又无法摆脱”；倘若这个调停失败的话，他就放弃自己的外交官生涯，“回老家宁波隐居，去过与政治无关的生活”……听到这里时，西义显心念一动。他问：“除了陶德曼调停，你还有别的什么想法吗？”

始终滔滔不绝的董道宁，一下子哑口无言了。“突然好像有什么顾虑似的，说话变得吞吞吐吐、不再明了”。而在几分钟的沉默后，西义显再次试探地问：“有和日本方面直接谈判的想法吗？”

董道宁终于开口了。董道宁说，自从“陶德曼调停”陷入僵局，他曾几次秘密拜访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一开始，他希望川越茂说服东京、放宽条件，但川越茂置之不理；此后，他又几次暗示川越茂，希望能推动中日的直接和谈，但川越茂依旧装聋作哑。在他看来，倘若不绕过川越茂、日本驻华使馆与东京直接交涉，中日和平将遥遥无期……

这时候，一个大胆的设想，出现在西义显的心中。他后来回忆说：“我猛地站起身来，走到窗户边，向黄浦江对岸的浦东眺望。只见长江三角洲无边无垠地伸向远方……大地的尽头，水天一色，虽然遥远，却也雄伟壮观。此情此景，使我感情激动。”而在略略出神后，他回过头来，提出了一个异常惊人的建议：

“董先生，您已经到上海来了，莫如再渡海去东京，怎么样？”

董道宁惊呆了。作为“陶德曼调停”的参与者，无论蒋介石、汪精卫还是孔祥熙、王宠惠都过问此事，他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至于和川越茂的秘密接触，也大有搪塞推托的余地。但身为交战国外交官，倘若自作主张、私赴敌国，一旦被人发觉，他就注定了死路一条。更不必说，自从南京大屠杀以来，“凡言和者皆汉奸”、“人人得以诛之”的舆论声潮，已经铺天盖地了……

西义显明白他的顾虑。为此，这一天，他作出了几个保证。

第一个保证，是“绝对保守秘密”。西义显说，眼下中日航路已经断绝，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领事馆也都已空无一人，比起鱼龙混杂、出没着各色人物的自由港上海，“前往日本更易于保守秘密”。与其在上海如同无头苍蝇般瞎碰乱撞，不如前往东京，和日本的主和派势力直接接触。

其次，秘密访日，绝不会一无所获。西义显告诉董道宁，在日本的主和派势力中，最为坚决、最具实力的，莫过于陆军“不扩大派”。他将安排董道宁和陆军“不扩大派”的中坚人物会谈。众所周知，涉及战和问题，与陆军打交道要比和外务省、东京内阁交涉管用多了。

又一个保证，则是董道宁此行只以私人名义活动，而不以外交官身份作出任何许诺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他说：“虽然是个人的名义，但你是现任亚洲司日本科科长，仅仅这一点，东京就要感激你。这与办交涉不同，不是进行外交的讨价还价，而是以中国民族的诚意，打破日本民族的顽固丑陋……即使你只是飞往东京，什么都不干，这个行动本身就有很大的价值。”（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在作出这几个保证后，西义显又说起了他在大矶海边的所思所想，那种清新、璀璨、文明、康健的东亚前景。最后，他以这样的话语，结束了自己激情澎湃的游说：“董先生，您的命运不允许您把活动停止于上海！……”

或许是上海之行的一筹莫展，或许是西义显的几个保证太过诱人，又或许是作为“日华人”，董道宁对中日和平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望……西义显后来谈到，“当我说完这句话时，他的固执态度突然有了转变”。他站起身来，握住西义显的手，诚挚地说：“我的活动停止于上海的话，中日和平必定不能实现，我的两个祖国将陷于无法化解的深仇大恨。我这个‘日华人’的一生，也将成为一场悲剧。”

他说：“谢谢！西先生，我听从你的劝告，决定去东京……”

西义显热泪盈眶。当天下午，他就开始着手安排董道宁的行程。但，还不等他理出头绪来，一个来自东京的消息，就如同晴天霹雳，让他呆若木鸡：1月16日，近卫文麿代表日本发表了一份《对华声明》；在这份声明里，近卫公开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

也就是说，东京已单方面地断绝了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和谈渠道，并决意扶植一系列傀儡政权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董道宁甘冒杀身之祸、密访日本，也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了！

近卫内阁的《对华声明》，后来被认为是中日战争持续八年、日本彻底战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作为“陶德曼调停”的产物，它的渐行渐远、不断变奏，不仅折射了近卫文麿及其内阁贪婪、短视、毫无信义的嘴脸，它也反映了大多数日本人对和平的真实态度。从这份声明开始，所谓“中国事变”演进为一场持久的全面战争了。

12月14日，也就是南京沦陷次日，内阁会议上，近卫文麿大肆指摘蒋介石的三项议和先决条件，“作为战败国，如此提议实属无礼”；紧接着，他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对于一个不断取胜的国家来说……有意显示我们的宽宏大量是不妥当的”。（约翰·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那么，要怎样才妥当呢？

毫无疑问，满洲是必不可少的。新条款的第一项，就列为“中国承认满洲国”吧！

满洲之外，内蒙、华北和上海，也是不能不要的。内蒙必须自治，“其国际地位与现在的外蒙相同”，只不过一者处在苏俄的控制下、一者是日本人的地盘罢了。华北几省要彻底地分离出去，并设立“适当的机构”、赋予“广泛的权限”，以便为日本人源源不断地提供煤和铁、原料与市场。至于上海，租界当然维持现状，但在华界，“日华合作，负责维持治安和发展经济”。

又何止是吞并满洲、控制内蒙、分离华北？包括南京、无锡、杭州在内，长江下游的大片平原，都是日本士兵用鲜血换来的，当然要统统划为“非武装区”。在中国的其余部分，无论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还是航空、通讯等方面，“应签订必要的协定”，好让日本人的特权延伸进这个广袤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在此之下，国民政府参加“日满华”集团、一致对苏，那是理所当然的；七千万国民的感情也是不能不考虑的，“中国应向帝国赔款”。至于赔款的数额是《马关条约》的二万万三千万两，还是《辛丑条约》的九万万八千万两，那就到谈判桌上再说吧……

这就是1937年冬天日本帝国向中国提出的和平条件。这就是被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称为“比《凡尔赛和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日方要求。对这些条件，十余名阁员一致喝彩。他们兴高采烈，等待着自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来的又一个举国欢庆的时刻。

近卫文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在决定派兵华北之初，他不是还打算“师俾斯麦之故智”吗？在蒋介石发表《中国最后关头》后，他不是还派出几名特使，进行无疾而终的和平试探了吗？

原来，占领南京后，“日本朝野弥漫着一种氛围，那就是战争已经结束”。在近卫文麿看来，从古至今，哪有首都已经沦陷而战败方不肯求和的事例呢？以1812年的法俄战争为例，倘若拿破仑攻陷了莫斯科，亚历山大一世会不投降吗？以1870年的普法战争为例，普鲁士军队刚刚包围了巴黎，法国人不就签订了城下之盟吗？与他们相比，日本人的胜利更为彻底，所谓“迁都重庆”、抗战到底，不过是蒋介石虚声恫吓罢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狮子大张口一回呢？反正中国已经是砧板上的鱼、肉了。如果能订立一份比《辛丑条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和约，他不是既取悦了军方又能赢得千万国民的欢呼，同时还将以超越伊藤博文、藤原镰足的功勋，从此永载史册吗？这么一来，阴差阳错，让他摇摆不定的中日战争，不又变成一桩刀切豆腐八面光的买卖了吗？

这样的图景，让近卫文麿心驰神往。他清楚地知道，只要蒋介石答应了他的条件，他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举成为最伟大的日本人。不是吗？伊藤博文只赢得了台湾、朝鲜，而他却为日本赢得了满洲、内蒙和华北。不是吗？伊藤博文只是使日本跻身大国行列，而他却征服了东亚大陆，使日本成为不折不扣的亚洲霸主。即使千年以后，一代代的日本青年，也将反复传诵他的言行、风采和功业，而这，不就是他成年以来最瑰丽的梦想吗？……

但他没有想到，在他通往最伟大日本人的道路上，还有那么多碍手碍脚的家伙。

首先是德国人。如前所述，12月22日，广田弘毅又一次约见了狄克逊，让他转达新的议和条款。他趾高气扬地宣称，这些条件是“日本最低限度的要求”，中国必须在年底之前也就是九天之内作出答复，并且谈判期间日本不会停止军事行动。对此，狄克逊冷冷地表示，所谓“限期答复”有最后通牒的嫌疑，作为中国的友好国家，德国无法照办。这么一来，广田弘毅只好拿出他招牌式的笑容了，他答应把期限放宽五天，也就是放宽到1938年1月5日……

在近卫文麿通往最伟大日本人的道路上，德国人只是耽搁了五天，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却使他的不世功勋蒙受了些许玷污。

收到这份条款后，蒋介石大喜过望。原来，自从淞沪战败、南京沦陷，国民党内的“主和派”势力急剧抬头。包括孔祥熙这样的新贵，于右任、居正这样的元老，都纷纷主张对日媾和。在几次会议上，他们甚至指责蒋介石“太过优柔”、不够果断。为此，蒋介石曾在日记里愤然写下：“呜呼！此种糊涂讥评固不足计较，但一经失势，则昔日趋炎附势之辈，今皆变为下井投石矣。元老糊涂至此，此革命所以失败至此乎？”（《蒋介石日记》）

对蒋介石来说，这份条款不啻于党内纷争的最好灭火器。又何止于此？此后十几天，他把这份条款利用到淋漓尽致。他先是让日本人一次次地澄清条款的具体含义，以此消磨他们残余的耐心；接着，他将条款电告中国各驻外使节，“命其转告驻在国政府，听取他们的意见”。如同他所预料的，这份条款引发了全世界的普遍愤慨。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谈道，“这些条件是残酷的，甚至是残暴的，完全赞成中国的拒绝”。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认为，“如果目前向日本乞和，等于是投降”。至于在中国出生、拥有重大影响力的《时代》周刊创办人卢斯，更不必说了，他掀起了北美大陆上第一轮同情中国的舆论浪潮……

这么一来，近卫文麿坐不住了。1月5日，他让广田弘毅转告狄克逊，“日本无法忍受和平谈判演变为国际性之探讨”；次日，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发表公开谈话，敦促中方尽快答复。但蒋介石似乎置若罔闻，继续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要求日方澄清。在他恶作剧般的心态中，近卫文麿的声誉急转直下：《时代》周刊称之为“讹诈犯”、“战争贩子”；《真理报》认为，“他无疑是对这场战争负有最大责任的人”……一时之间，近卫灰头土脸。他有些拿不定主意：是该继续和蒋介石扯皮呢？还是干脆听从杉山元、末次信正的建议，给蒋介石一点颜色瞧瞧，给已经西迁到重庆的国民政府以“最后一击”？

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陆军内部残余的“不扩大派”势力。

这股势力，包括石原莞尔的几名追随者，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以及课员堀场一雄等，更包括几个月前替代病重的今井清出任参谋次长的多田骏，以及新任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本间雅晴等。他们四处活动，“坚决取消阁议决定”。他们的理由是，“本措施……不仅破坏国家的信义，且只能被解释为日本制造口实、继续进行侵略战争。而这是违背道义的”（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开战以来，这是第一次有日本人谈及战争的道义问题。在议和新条款被送达蒋介石以后，参谋次长多田骏决定以“帷幄上奏”之权奏请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日本何去何从。

所谓“帷幄上奏”，是统帅权的组成部分。在内阁、参谋本部出现重大分歧时，参谋本部有权奏请天皇作出裁决。1938年1月11日，在皇宫东厅，阔别三十余年的御前会议召开了。按照内大臣汤浅仓平的安排，广田弘毅首先发言，接着是杉山元、贺屋兴宣、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等人。无一例外，这些人都赞成内阁新决议。轮到多田骏发言时，一则大势已去，再则御前会议的尊严也不容许他发出激烈的言论，他只是草草地表达了自己的“保留意见”。结果，“五十五分钟的会议，天皇一句话没说就退席了”（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经过御前会议的讨论，那份决议更显庄严、更加难以撼动。御前会议结束后，为避免夜长梦多，近卫手脚异常麻利地抛出了那份《对华声明》。

这份《对华声明》，为的是彻底断绝与蒋介石的和谈之路。在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之后，近卫对蒋介石恨之入骨。而在他看来，“蒋政权已陷入了真正的困境……只要我们再推它一把，它就会垮台”。既然如此，他又何必费尽心机地与蒋介石谈判呢？

这份《对华声明》，更为了避免“不扩大派”的卷土重来。对近卫文麿来说，蒋介石固然可恶，那些危言耸听、一再阻挠他成为最伟大日本人的“不扩大派”更值得防范。既然如此，那就挟御前会议之余威，让他们彻底地死了和蒋介石谈判的心思吧！……

无论如何，1938年1月16日，在日本首相官邸，在密密麻麻的麦克风前，那个年仅47岁、出生在“五摄政”之家、几年后始终自诩为“不扩大方针”提出者之一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开始以翩翩风度、抑扬顿挫的声调，宣读那份《对华声明》了。在这份声明里，他首先回顾了日本人的宽容、耐心与和平诚意：

“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仍然给了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反省的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敢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的和平……”

也就是说，蒋介石不仅是中日战争的罪魁祸首，几十万人的被杀戮、上百万青年的伤亡、几千万人的流离失所，也都是他造成的。既然如此，对这个战争贩子，又有什么好客气的呢？

在几百名记者的注视、无数镁光灯的此起彼伏中，近卫的声音显得那样清亮、那样理直气壮：“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那么，这些将“与帝国合作”的新政权，包括哪些呢？远在1937年11月27日，在关东军的操纵下，内蒙贵族德王就宣布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了；紧接着，12月14日，以华北方面军为后台，王克敏的“北平临时政府”也粉墨登场了。与此同时，华中方面军不甘落后，他们一手炮制的梁鸿志“维新政府”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开张，而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清川也物色了一个叫苏锡文的汉奸，拼凑了“上海大道政府”……短短几个月之内，四个傀儡政权就先后出现了。近卫文麿为四万万中国人设计了这样的命运：北平“临时政府”将是未来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它之下，则是几个高度自治、“分治合作”的地方性政权，内蒙、“维新”以及尚未征服的国民政府，均在其中。这种四分五裂的格局连同“日满华”的紧密合作，将有助于中国人永久地匍匐在大日本帝国脚下。倘若有一天东京提议日华合并的话，这些傀儡政权想必是不会拒绝的，一如1910年他们曾经在朝鲜做过的那样。

当然，蒋介石手上还有一些残兵败卒，那些尚未征服的省份尽管大多地处偏僻、但也算得上广袤，这场战争还没有最终结束。为此，这一天，近卫以这样的号召，结束了这份声明：“现在，帝国对东亚和平的责任日益加重，政府希望国民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而更加发奋……”

广播讲话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天，没有几个日本人知道，在这份声明里，近卫又做了一个重大手脚：御前会议通过的《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是这样表述的，“如果蒋政权拒绝和谈，帝国今后将不仅仅依靠它作为解决事变的伙伴”；而在近卫移花接木之后，它变成了“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美国学者约翰·亨特·博伊尔后来谈到，“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动，无论在语调和内容上都更加好战”。

还不仅如此。在彻底羞辱了蒋介石、四万万中国人以后，近卫依旧意犹未尽。1月18日，风见章代表近卫，发表了一个更具侮辱性的《补充声明》：“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更不需要发布宣战布告。”也就是说，南京政府从来没有真正代表过中国，蒋介石只不过是诸多军阀中最大的一个，在迁都重庆后，它更沦为了地方性政权，当然不配东京下达“宣战令”……

就这样，战争初期的谋和努力，彻底地寿终正寝了。而这一天，当这个声明通过NHK（日本广播公司）的无线电波，传扬到大海对岸、传扬进上海汇中饭店时，摆在西义显、董道宁面前的问题是：和平究竟还有没有希望？董道宁甘冒杀身之祸、密访日本，究竟还有没有必要？

3

董道宁决定按原计划行事，西义显后来谈道，“近卫声明发表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董道宁）再次来拜访我，说他决心已定，一定要去东京，设法开辟中日交涉的路线”。而这时候，西义显多少有些犹豫不决，为此征求了松本重治的意见。“1月17日，将近中午的时候，满铁南京事务所的西义显先生给我打来电话：‘现在我在汇中饭店与董道宁先生交谈，董先生考虑现在去日本，是我建议他去的，你认为怎么样？’”（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接到电话，松本重治又惊又喜。他立即赶往汇中饭店，与西义显、董道宁面谈。在短暂的寒暄后，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认为这次访日旅行，对两国有重大的意义。像现在这样不相往来，对两国都不好……你的访日，说不定能成为挽救日本的第一步……”

这些话让西义显也下定了决心。然后，是访日行程的安排。

首先是让董道宁顺利入境。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海关出入境盘查严密，虽说董道宁日语流利，言行举止和一般日本人毫无两样，但他拿不出合适的证件。为此，西义显、松本重治决定，让他们的朋友伊藤芳男也参加“和平工作”，并护送董道宁前往日本。

伊藤芳男，1902年生，时年36岁。作为昭和时代的青年之一，他身上却有着明治时期、乃至古典阶段的浪人色彩。从长崎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他没有成为日渐庞大的中产阶级的一员，而选择了一种别样的生活：他先是混迹在马赛、汉堡、那不勒斯的码头，与搬运工人为伍，在赚到一张船票后就前往下一站；继而，他又前往非洲、东南亚，深入一个个土著部落和边陲村寨……直到1934年，他才以伪“满洲国”嘱托（顾问）的身份，拥有了第一份正式工作。西义显认为，“伊藤有着澎湃的激情，是那时为数不多、已经式微的‘泛亚洲主义者’之一”；松本重治后来也谈道，“他当时担任中外兴信所（实际上是‘满洲国外交部’的上海事务所）所长……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总是抱有远大的梦想”。

当时，伊藤并不在上海，他已经回国休假。但西义显相信，他是一定会参加“和平工作”的，而他所持的伪“满洲国”外交护照，也能帮助董道宁顺利入境。在入境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安排合适的会谈对象，以便董道宁的访日成为“破冰之旅”。

松本重治认为，“现在这个时候，外务省看来用处不大”。他为此建议，应该让董道宁和日本陆军特别是参谋本部的“不扩大派”接触，以寻求中日和平的新契机。而在他看来，原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时任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的影佐祯昭，就是一个很合适的桥梁式人物。

对此，西义显也深有同感。过去几年，他和影佐祯昭有过许多接触，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影佐是我从未碰到过的，有一定气量又能进行交往的少数政治军人之一，他很少表现出军人的那种骄横气息”；“影佐祯昭，是日本军阀中的俊杰，是超群的人物……他具有一种超过一般军阀的天资和良心”。（西义显，《悲剧的证人》）而以影佐为突破口，董道宁或许能见到石原莞尔之后的那些“不扩大派”首脑。

作为这一切的前提，当然就是西义显先行回国、找到伊藤芳男并游说影佐祯昭了。这一天，他们相互约定，倘若一切顺利的话，西义显将拍发暗语电报给松本重治，并让伊藤芳男赶回上海陪送董道宁入境。这封电报将只有一句话的内容，“东方放晴，速买舟而归”。

而在作出这些决定后，1月19日，西义显坐上了从上海前往长崎的轮船，踏上那无比叵测的彼岸。

与影佐祯昭的接触，进行得非常顺利。1月22日凌晨，西义显赶到横滨，见到了当时回家探亲的影佐。他不顾礼节，在天色未明之际就敲响了影佐的房门。西义显在《悲剧的证人》中记述了影佐被吵醒后，两人进行的对话：

西义显说：“影佐君，你知道董道宁这个人吧？”

影佐说：“不知道呀！这是个什么人？”

西义显多少有些夸张地说：“作为参谋本部的核心人物之一，你也太迟钝了！……现在汉口政府内部产生了和平势力，董道宁是那些少壮派的代表人物。他现在已经在上海了，还准备到东京来。”

影佐又惊又疑：“真有这个人吗？你不是在说梦话吧？”

时光凝聚在这个熹微的黎明，凝聚在这个后来被众说纷纭、令人一言难尽的少壮军人的脸上。此后几十年，对千万中国人来说，“影佐祯昭”始终是一个诡异、阴森、臭名昭著的名字，尽管他没有被列为战犯，但他依然是种种阴谋诡计的制造者，是引诱一个大人物堕入地狱的魔鬼，如同土肥原贤二之于爱新觉罗·溥仪那样。而在大海对岸，众多日本人却留下了关于他“诚实”、“正直”、“坦率”的回忆文字，以至于美国学者约翰·博伊尔也认为，他有着无可挑剔的军人品质。

至少这个凌晨，影佐祯昭并没有预谋，更没有什么恶意。他也丝毫不能意识到，从这一刻起，他将被命运之手悄然推入到一场巨大的历史悲剧中去。

影佐祯昭，1893年生，时年45岁。作为第三代“中国通”的后起之秀，远在1928年他就被派驻上海，开始了长达九年的中国生活。一开始，和武藤章、梅津美治郎等没有什么两样，他也认为中国永远不可能获得新生，“分治合作”、匍匐日本才是它最适合的道路；但在“西安事变”爆发后，他成为石原莞尔的坚定追随者了。西义显后来谈道：“影佐的主张，不像日莲宗信奉者石原那样彻底、强烈。从实际家的立场出发，他认为华北问题不那么容易解决，但就其目标、真意而言，是与石原完全相同的。”

而在观点、立场之外，还有两个貌似偶然的小因素，让西义显、松本重治不约而同想到了他，从而让他成为这场悲剧的主角之一。

1937年8月上旬，也就是淞沪会战一触即发之际，影佐调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回国前夕，他告诉和他有点亲戚关系的松本重治，“日华战争必须尽快停止”。更凑巧的是，在他回国途中，他曾与当时匆忙赶往大连、游说松冈洋右的西义显乘坐一船。西义显后来回忆说，“途中影佐曾真切地向我表白了他的真实心意”。而在过去的几个月，他们也影影绰绰地听说，为结束这场战争，“不扩大派”曾先后抛出《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反对进军南京，并发动了“帷幄上奏”。在这些努力中，影佐已渐渐成为“不扩大派”的重要人物之一。

这个凌晨，在西义显介绍过董道宁的访日计划后，影佐一再追问：“真有这个人吗？他真的来吗？”

西义显反问：“如果他来的话，你能下决心干吗？”

影佐祯昭斩钉截铁地回答：“如果真来，我当然干！”

而在得到影佐的承诺后，西义显又急急赶赴热海，找到了在这里度假的伊藤芳男。一如他所预料的，在三言两语的交谈后，伊藤也加入“和平工作”的行列了。他迅速前往上海，准备和松本重治、董道宁会合。

在伊藤芳男动身后，西义显向上海发出了“东方放晴”的暗语电报。

董道宁、伊藤芳男抵达日本，是1938年2月15日的事情。几十年以后，西义显依旧记得当时的情景：“当设法摆脱了最后的难关——上海、长崎的海上警察的讯问后，董道宁在我的迎接下住进了上野屋旅馆。他和伊藤芳男充满了突破惊险之后的欢欣，特别是董道宁……高兴得又蹦又跳……”

次日，他们乘坐快车前往东京。又一天后，2月17日，董道宁在下榻的旅馆里见到了影佐祯昭。

关于董道宁、影佐祯昭会谈的情形，史料记载得非常简略。西义显后来谈道：“初次见面时，董道宁以磊落大方、若无其事的姿态，表现出一种平易近人的风度，这不能不让影佐吃惊。”而影佐也以这样的开场白表达了自己的和平愿望：“事到如今，日本需要反省，中国也需要反省……再追究谁该对这场事变负责，就如同给死去的孩子计算年龄一样毫无意义。”（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

所谓“中国也需要反省”，指的是不是蒋介石发动“淞沪会战”呢？在小半个中国沦亡、几十万人被屠杀、上百万青年伤亡后，这样的论调，未免抹煞了千万人的鲜血。但对习惯用刺刀说话的日本人来说，这也算是一个难得的姿态了。这一天，董道宁流利的日语，连同影佐的诚恳态度，让他们相谈甚欢。

此后几天，在影佐的安排下，董道宁又先后会见了几个“不扩大派”的重要人物。

首先是今井武夫。1937年年底，这个原北平使馆副武官、曾与秦德纯签订《卢沟桥事件现地协议》的少壮军官，奉调回国出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在日本统帅部的四级机构中，“班”位于本部、“部”和“课”之下，是最低一级的官阶。不过，由于身处中枢，直接负责中国事务，这个微不足道的中佐也有不可小觑的能量。

在今井武夫之后，是两个远为显赫的人物，陆军参谋次长多田骏和新任情报部部长本间雅晴。

这一天，几乎刚刚坐下来，本间雅晴就开宗明义地说，“统帅部的实际想法，是迅速地实现对华和平”。如果说，这个表态已经让董道宁看到了和平的希望，那么，多田骏的一席谈话，更让董道宁感到不虚此行。

多田骏首先介绍了参谋本部的情况。他说，尽管石原莞尔已调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但闲院宫载仁亲王依旧倾向中日和平；在此之下，接替石原担任作战部部长的，是曾支持今井武夫与中方谈判的原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包括他本人、桥本群、本间雅晴以及河边虎四郎、影佐祯昭等在内的“不扩大派”，依旧是参谋本部的主导势力。倘若不是“扩大派”一意孤行的话，中日两国随时可以坐下来谈判。

而在谈过“不扩大派”的阵容后，多田骏又透露了近期日本政局的些许变化。

在《对华声明》发表后，“不扩大派”大势已去，但却酝酿着反击。2月11日，新任作战部部长桥本群首先给了杉山元一个下马威，他在内阁、参谋本部的大本营联席会议上提出，“鉴于中国事变的长期化、持久化”，陆军省必须在两年之内完成49个师团的整编。对此，杉山元不屑一顾，他说要解决中国事变，哪里用得着这么多部队？但桥本群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指出49个师团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开战以来，中国战场已先后投入了14个师团，但结束战争还遥遥无期；要发动下一场会战，至少还需要投入6个师团；更要命的是，在三十余万苏俄边防军的威慑下，仅有八万余人的关东军已抽调近一半兵力入关，“只靠虚张声势与俄国人对峙了”（秦郁彦，《日中战争史》）。

所有这些，让杉山元哑口无言，也让主持大本营会议的近卫文麿脸色骤变。两天后，参谋本部又单方面宣布从此不再参加联席会议，设立仅三个月的“大本营”无形中解体了。这么一来，包括杉山元在内的内阁就无法染指作战计划了。

更重大的变化，发生在2月16日也就是董道宁抵达日本前夕。这一天，大本营纷争剧烈、无形中解体的消息惊动了天皇，他召见了几名陆军将领询问战和问题。他问杉山元：“听说陆军在加紧对苏联的战备工作，海军也提出了扩军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能在中国进行一场持久战吗？”杉山元支支吾吾，他搪塞说，怎么结束中国事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方案。没想到这句话激怒了从不轻易表态的天皇，他尖刻地质问说：“你不是跟朕说过，至多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吗？”（原田熊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

杉山元如遭重创。九年前，因为关东军炸死张作霖，天皇训斥了不肯追查密谋人员的田中义一首相，田中内阁不得不总辞职了。有此先例，人人心知肚明，距离杉山元辞去陆军大臣职务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凡此种种，都让董道宁大喜过望。在这个“日华人”看来，中日和谈的主要障碍，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不是吗？既然参谋本部决心议和，杉山元又行将下台，还有什么人能阻止中日和平呢？不是吗？既然天皇已经发话了，又有谁会忤逆他的意思呢？剩下的唯一障碍，是内阁的《对华声明》，但只要近卫文麿下定决心，它也不过是个面子问题！

董道宁为此兴高采烈、笑语晏晏。而让他更加感动的，则是在他离开日本前夕影佐祯昭的一个冒死手笔。

1938年3月5日，董道宁结束了大约半个月的日本之行。这一天，在西义显、伊藤芳男的陪同下，他从横滨坐火车去神户，打算乘坐前往大连的“乌苏里丸”回国。火车即将开动之际，影佐祯昭匆匆赶来了。他不仅一再向董道宁表示谢意，还带来了一封书信，委托董道宁转交给他士官学校的校友张群、何应钦。之所以没有给蒋介石直接写信，“那是因为在近卫声明发表后不久，直接写信给蒋介石是不恰当的。并且还想，以一个课长的地位致信中国最高领袖，也是不妥当的”（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

作为一封秘密信件，这封信后来并没有保存下来。但通过西义显、影佐祯昭的回忆文字，后人还是能瞥见它的大致面貌。在这封信的开头，影佐首先表达了对中日战争的痛心，对董道宁密访日本的敬意。他说：“日中两民族不幸发生战争，并导致1月16日帝国政府声明之发表，东亚的命运，不能不说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关头。在此之际，首先是贵国出现了一个伟大的王伦……”

所谓“王伦”，指的是一千年前在“靖康之耻”后冒死前往金国求和的一个宋朝使臣。拿这个古人来比拟董道宁，倒也符合饱受屈辱的中国。而在这个开场白之后，影佐谈到了自己对打破中日僵局的设想：“（董道宁）以身传达贵国的诚意，使我当局大为感动，这是摆脱东亚困境的第一步。解决中日困局，决不能依靠‘有条件的交易’，而只能彼此赤诚相见，使种种条件渐渐成熟……”也就是说，在近卫内阁发表《对华声明》后，两国直接和谈已经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一个个秘密渠道、派出一个个秘密使者，去间接推动中日和谈的可能。

而在这封信的末尾，影佐祯昭发出了这样的召唤：

“但愿继他之后，有人再次东渡、启蒙我等，以使彼此之真意得以交流……深信日本作为武士道国家，有赤诚握手的气概……”

不知道影佐祯昭有没有想过，此举将使董道宁陷入极为尴尬的两难境地：倘若他转交这封书信的话，他的自作主张、私访日本自然也就毫无秘密可言，他将面临着被罢职、监禁乃至枪毙的危险。尽管如此，这个傍晚都让董道宁深为感动。西义显后来谈道，影佐的这封书信，“表示出决一死战的决心和赤诚”。因为，倘若中国方面无意和谈，只要公布这个信件，身为军人却“私通敌国”的影佐就只有死路一条。

美国学者约翰·博伊尔则认为，此举表现了影佐的个人风格。他说：“对于日本军人通常采用正式的、官僚主义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的作风，影佐是很蔑视的。这与他非常重视个人荣誉和忠诚的品质很相称。”（约翰·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无论如何，这一天，董道宁就带着这封书信，和西义显、伊藤芳男一同踏上前往大连的路途了。一路上，他们谈笑风生，深信此行满载而归；他们兴奋不已，认为中日和平已出现了重大转机。而在轮船渐渐开出港口、开进迷人的明石海峡后，一个值得一提的小花絮出现了。

或许是一时兴起，或许是为了今后联络、“保密”的方便，这一天，在乌苏里丸上，三个“和平工作”的参与者一边欣赏着海峡风光，一边相互约定，今后以代号称呼对方。其中西义显是“太郎”、董道宁是“次郎”，而伊藤芳男是“三郎”。“这既是偶然的年龄顺序，也是按和平工作的出场次序决定的”（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而在轮船抵达大连后，又一个让西义显激动不已的消息，也从上海传来了：几个月前已西迁武汉、久久没有音讯的高宗武，再次出现了。

4

高宗武的再次出现，与周佛海密切相关。

如前所述，南京政府西迁后，“低调俱乐部”星散流离，只剩下了五个人。在顾祝同、熊式辉、徐永昌等人或调任新职，或改变态度之后，称得上政府要员的，只有周佛海一个人；至于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和罗君强，不过是一些次要人物。但即使“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周佛海依旧制造着和平舆论，并寻求着和谈机会。

首先是“艺文研究会”的成立。1938年1月14日，在汉口英租界天津街4号，周佛海发起了这个包括众多社会名流、知名学者的言论机构，并自任事务总干事，而以陶希圣为设计总干事。这个貌似民间团体的组织，“隶属中央宣传部，但对外不公开”。它在成都、长沙、西安、广州、香港等地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尤以香港分会的活动力最强”。更重要的是，它的主要宗旨是“树立独立的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以造成一种氛围，“使政府可战可和”……

在周佛海、陶希圣以及负责香港分会的梅思平的努力下，此后几个月，艺文研究会先后控制了几十家报刊、出版了近百种图书和小册子，在举国言战、“抗战到底”的声潮中独树一帜。但与舆论造势相比，周佛海更关心的，却是日本的战和动态。

近卫内阁《对华声明》发表后，由于和谈渠道彻底断绝，高宗武成了一个闲人。这时候，周佛海极力怂恿他到香港去，以探听日本人的真实意图。在高宗武提交了赴港计划书后，他又游说起了蒋介石。“我便把此书提交给蒋介石看，等其看完才说出下面的话，‘……把高宗武留在汉口是没有用处的。此人是一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故把他派往香港，俾以搜集关于日本的情报才好呢’”（周佛海，《我的斗争记》）。

蒋介石同意了，“决定每月拨出八千元的经费”。但在高宗武赴港前夕，他又似乎有些放心不下。他让外交部长王宠惠转告高宗武，“你不可上香港去，在汉口办理就好，千万不要上香港去”。对此，周佛海心知肚明：蒋介石担心高宗武到香港后，“将要被和平派所乘，还是把他留在汉口安妥”。

周佛海依旧力劝高宗武私自赴港。“责任我愿负担，你还是放心去吧。”他说，“每月八千元的经费，我可代为争取。”高宗武答应后，他又一语双关地暗示说：“你到了香港之后，立即转赴上海去吧。在香港是仍得不到情报的，还是去上海吧。”（周佛海，《我的斗争记》）

就这样，在周佛海的一再推动下，高宗武抵达上海。下船伊始，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好友、被视为近卫文麿私人驻华代表的松本重治，以探听和平的可能。松本重治在《上海时代》中回忆说，接到高宗武的电话后，“我急忙驱车前去，按照他告诉我的地址，来到了法租界国富门路的一户人家，按响了门铃……互相庆贺健康后，也来不及寒暄，立刻就进入了谈话主题”。

这一天，1938年3月5日，以高宗武为代表的“低调俱乐部”开始了私自的谋和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影佐祯昭将那封书信交给行将回国的董道宁，也发生在这一天。与其说这个巧合反映了历史的惊人戏剧性，毋宁说，它仿佛是上苍在冥冥之中的一种命运暗示：此后二十多天，因为和董道宁的会合，也因为影佐书信，高宗武一错再错、步步歧途，并间接导致了那场中国抗战史的最大悲剧。

第一个错误，与近卫文麿有关。这一天，在法租界国富门路，几乎是松本重治刚刚进门，高宗武就迫不及待地发问：近卫文麿的《对华声明》，“究竟是否出自他的本意？”

对高宗武来说，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远在1937年7月31日，在求见蒋介石、汪精卫并“请求承担对日交涉的最后重任”时，他不就说过将“借助近卫公爵的政治力量”吗？从那时起到这一天，他不是始终以为，近卫文麿是“不扩大方针”的提出者，只是由于陆军的阻挠才导致战争爆发吗？毕竟，对统帅权独立、“陆海军大臣现役制”，他都知之甚深；毕竟，在他留学日本的八年间，近卫文麿给他以及千万日本人都留下了太过美好的印象。

但，松本重治的回答异常含糊。他说，这个愚蠢至极的声明与日军攻占南京有关，与“陶德曼调停”的失败有关，它还涉及到陆军“扩大派”或有形或无形的压力；但无论如何，作为正式的政府声明，“你要问是否本意，日本政府只能回答，‘是本意’”。

高宗武缓缓颔首，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他又问道：“但是，日本政府的这种姿态，究竟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在松本重治看来，这是个更难以回答的问题。在绕了一个大圈子后，他终于模棱两可地谈道：“1月16日的声明，是错误地采纳了北平方面的请求而作出的……所以，或者半年，或者一年，聪明的近卫先生也许会反省自己的错误想法吧？”（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所谓“北平方面”，指的是以寺内寿一为司令官的华北方面军。几乎南京刚刚沦陷，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北平“临时政府”，并希望东京与它建立外交关系，承认它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就松本重治的立场而言，他既无法直斥近卫文麿之非，也不愿断绝高宗武的谋和希望，所以处处闪烁其词。但这么一来，一种根深蒂固、后来被证明是致命的错误印象，就在高宗武的脑海里彻底形成了：作为“不扩大”方针的提出者，近卫文麿只是迫于陆军的压力，才驱策着日本的战车并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

此后一年多，这个南辕北辙的判断始终左右着高宗武、“低调俱乐部”，让他们在歧路上渐行渐远。又何止于此？三天以后，1938年3月8日，同样在法租界国富门路的这所房子里，一次对话，让高宗武在歧路上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那就是松本重治的谈及董道宁日本之行。这一天，松本重治试探道，中国政府有没有可能进行改组，以便给近卫内阁一个台阶下？他说，中日和平的主要障碍，是内阁的《对华声明》；但无论它如何蛮横、愚蠢，作为政府的正式声明，它都很难被放弃；而如果蒋介石愿意改组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吸收合并临时、维新等傀儡政权”，近卫对日本朝野、千万国民就能有个交代，两国和谈也将水到渠成。

与《对华声明》相比，这个建议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对此，高宗武一口拒绝了。他说：“从彻底抗战转向和平的话，事实上就是改组。”

会谈陷入僵局了。这时候，或许是为了表明国民政府并非一致主战，或许是为了强调中日和平的可能，高宗武谈道：“目前，在武汉政府内部出现了一股主和的势力，我现在不能讲出他们的名字。他们无法公开对抗‘一致抗战’的国策，但的确，他们在暗暗地摸索和平的途径……”

对这个消息，松本重治饶有兴趣。他问：“宗武，恐怕你也是其中之一吧？”

高宗武避而不答。他只是告诉松本重治，不久前董道宁抵达上海，与川越茂密谈，出自他的指派，“但是，从那以后就没有董君的消息，这次到上海，一方面也是想与董君取得联系”（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听到这里，松本重治犹豫起来了。他后来写道：“董先生去日本访问的事，是否要在这里告诉他呢？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但在片刻的犹豫后，他到底开口了。

他说：“宗武，如果你真的考虑和平的话，有件事我要告诉你，请不要生气。”

他说：“我老实对你说，董先生到东京去了……”

一开始，对董道宁的私自访日，高宗武异常警惕。松本重治后来谈道：“高君的脸色顿时紧张起来。”

紧接着，3月16日，在上海华懋饭店，面对访日归来的董道宁、伊藤芳男，高宗武也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不快。松本重治后来回忆说：董道宁汇报过访日情形后，“高君一言不发，默默地思考着”；而当伊藤芳男谈及影佐祯昭是“谋略课课长”时，“高君的脸色突然阴沉起来”。

无论时任第14师团长的土肥原贤二，还是关东军的田中隆吉、华北军的喜多诚一、华中军的原田熊吉，他们的特务机构，不都被称为“谋略机关”吗？过去几年，那些最臭名昭彰的汉奸，从爱新觉罗·溥仪到王克敏、梁鸿志，不都是由这些机关拉拢、劝诱并最终粉墨登场的吗？对千万中国人来说，所谓“谋略机关”充满了阴森诡异的色彩，更不必说与日本人打过多年交道、对日本“政治军官”深恶痛绝的高宗武了。

为此，这一天，围绕着“影佐书信”，他和董道宁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当董道宁决定前往武汉送信时，高宗武说，这件事必须慎重处理，“搞不好，你和我都要挨整”；而当董道宁再次坚持时，他摆出了上司的姿态，勒令董道宁把信交给他。他的态度如此强硬，以至于松本重治不得不打圆场说：“日中和平运动刚刚走出第一步时，同志中间发生争吵，是绝对不像话的……西君说月底直接去香港，还是五个人在香港见面后，再商量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吧。”（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在松本重治的劝说下，争议暂时搁置。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几天以后，高宗武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3月26日，经过五天五夜的艰苦航行、“冒着东北季风的不断侵袭”，西义显乘坐的从大连到香港的“热田丸”邮轮，终于缓缓抵达终点码头了。次日，在他下榻的浅水湾饭店10号房间，五名“和平运动”的发起者聚集在一起，商讨着下一步的行动。西义显后来谈道：“我和高的这次会见，是去年7月31日以来的第一次。”

这一天，会谈在松弛、充满笑声的氛围中进行着。他们首先谈到了彼此的代号，在西义显是“太郎”、董道宁是“次郎”、伊藤芳男是“三郎”之后，高宗武被称为“四郎”，而松本重治也成为了“五郎”。紧接着，他们又谈起了两国各自存在的和平势力，并一致认为，“如果日中两国的和平意向能够相互沟通，两国和平派交互作用……和平运动是大有希望的”。

但，在谈及影佐书信时，高宗武、董道宁又一次发生了争论。

董道宁再次提出，要前往武汉，将信送给张群、何应钦；高宗武却说，这封信应该直接交到蒋介石手里，“为了和平运动，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个信件更为重要”。董道宁认为，只要把信交给张群、何应钦，就已经不辱使命，“（他们）必定会把信送给蒋介石看”；高宗武却说，中国官场的习气，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况是这种关乎名誉、仕途乃至身家性命的大事？如果把信交给张群、何应钦的话，“很可能到不了蒋介石手里”。（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松本重治、伊藤芳男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十余天前，对“影佐渠道”，高宗武态度之冷淡、神情之戒备，依旧历历在目；但这一天，情形却恰恰相反，高宗武对“影佐书信”的重视和急切，比董道宁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时之间，两人惊讶不已、面面相觑。

原来，过去几天，高宗武又产生了一个重大判断。在此之前，他以为日本内阁主和、日本陆军主战，这才有了一边是“不扩大”方针、一边派兵华北的荒谬决定。但在目睹了影佐书信、听闻了陆军“不扩大派”的存在后，他接受了这样的说法：“所谓不扩大派，并不仅是近卫首相以下的文官，甚至在军内也是存在的……这些和平派最终被扩大派打败，其原因是未能具体而清楚地掌握中国方面的和平意向。”（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这么一来，种种光怪陆离、近乎自相矛盾的战和手笔，似乎一下子豁然开朗了：在卢沟桥事变之初，近卫就决定“不扩大”，只是由于抗日风潮的席卷华北、南京政府的派兵北上，“扩大派”才最终占据了上风；在平津沦陷后，近卫又和陆军“不扩大派”联手，抛出了“石射方案”并派遣密使前来中国，但又受到“扩大派”的阻挠而没有实现目的；及至战火蔓延到上海后，他们又一次合作，开始了“陶德曼调停”，但这时候一切都晚了……高宗武由此认为，对这场战争，蒋介石至少该负一半的责任。倘若不是他一意孤行，先是发动淞沪会战，继而又迟迟不肯理会“陶德曼调停”，那么，无论“扩大派”的声势大张、“陶德曼调停”后期的漫天要价还是近卫内阁《对华声明》的发表，都是不会发生的。如同周佛海所判断的，“这场战争是阴差阳错地打起来，又糊里糊涂地打下去”。

尽管如此，“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只要中国方面拿出足够的和平诚意，两国依旧能够回到谈判桌边。因为，近卫文麿与陆军“不扩大派”既有和平的意愿，也有主和的实力。在那个遥远的岛国，这两大势力的联手，是一股无人堪与匹敌的力量……

问题在于，这个判断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那就是把近卫文麿视为“不扩大”方针的中流砥柱。这么一来，高宗武不免大大地高估了日本“和平派”的实力。

问题更在于，即使近卫文麿此时决心和“不扩大派”合作，他就能挽回大势吗？唯唯，否否。如果说，在1937年7月“派兵华北”、在“陶德曼调停”初期甚至攻占南京之前，这一切还是有可能的话，那么，伴随着近卫内阁《对华声明》的发表、“彻底膺惩暴戾支那”呼声的地动山摇，中国只面对着两种选择，要么光荣地战胜，要么永久地沦亡。因为，到1938年初春，无论日本政党、财阀还是几十万普通士兵、几千万底层平民，都一个比一个贪得无厌，一个比一个歇斯底里，他们要求承认满洲、割让内蒙、控制华北、垄断长江利权，他们希望中国给予巨额赔款、以仆从国身份参与对苏战争，并实现“分治合作”的中国图景，以免有一天这个广土众民、气象泱泱的国家再次对他们形成挑战……近卫文麿释放出的那股洪水猛兽，此时已演进为席卷日本的滔天巨浪了。与这股力量相比，区区几十名“不扩大派”将校，不过是汪洋中的几座孤独的、随时可能被吞噬的小岛礁而已。

对这种微妙而浩荡的人心变迁、时局变化，高宗武抱以一种静态的、近乎刻舟求剑的态度，这就不可避免地铸成了大错。更不必说，所谓近卫文麿与陆军“不扩大派”的合作关系，从来也没有存在过。这是一个错上加错的判断。

高宗武的错误，又何止这些！1938年4月3日，在说服董道宁、携带影佐书信回到武汉后，他这么告诉周佛海：“日本为解决事变，抱着从未有过的道义方针，风格很高。因为按日本的国力来说，完全有余力干下去。”（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也就是说，日本“和平派”不仅有诚意、有实力，还有着远超伊藤博文、桂太郎的胸襟和视野。他们可以灭亡中国却不求灭亡，可以订立城下之盟却决心公正大度。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所谓“道义方针”，不啻于天方夜谭。无论石原莞尔、石射猪太郎还是多田骏、影佐祯昭，从来也没有过什么道义观念。他们决心以相对温和的条款结束战争，不过是因为苏俄的威胁、日本的内忧外患，以及中国的不可轻侮。至于那些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力量、没有觉察日本巨大危险的人，更是恨不得连皮带骨地吞噬下所有的战利品。3月27日，也就是高宗武、西义显等人在浅水湾饭店聚会这一天，华北方面军宣布，占领区内的所有煤铁、电力和交通资源都归属日本人所有；同一天，中国联合银行开始废止法币、发行伪钞，试图垄断华北五省的利权。紧接着，次日也就是3月28日，华中方面军也如法炮制，他们不仅宣布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成立，还为“华中开发公司”举行挂牌仪式，以控制长江下游的经济资源……所有这些都被大肆渲染、见诸报章，高宗武却视如不见。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都恰恰发生在他认为日本“抱着从未有过的道义方针”的同时。

“道义”如此，高宗武所说的“有余力”也同样靠不住。也是1938年3月，原棉和棉布已经在日本市场上脱销了，“铁稀少得跟黄金一样”。一个《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报道说，“现在已经很难买到一个炒菜的铁锅，恐怕一个月后就不可能买到了”。与此同时，农林省的几个化学家，“开始研究用老鼠皮制革”。这个月份，内务省假惺惺地宣布，最高劳动时限还是12个小时，“如果确有需要，也可以再加班两个小时”。消息传出后，即使最驯服的媒体也加入了冷嘲热讽的行列。因为，对日本劳工来说，每天劳作14个小时早已是家常便饭了。

这一年初春，在第73届日本议会上，近卫文麿一口气抛出了多达八十余项、被称为“打破历来纪录”的议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年度预算案”、《电力管理法》和《国家总动员法》。3月8日，高达80亿日元的年度预算案通过了，其中48亿是“临时军费”也就是对华战争支出。加上几个月前获批的30亿日元“临时军费”，日本人的赋税负担达到了正常年景的四倍。3月29日，《电力管理法》也毫无争议地出台了，从这一天起，东京最繁华的街区银座，霓虹灯长久地熄灭了，直到十余年后才重放光明。及至4月1日，当《国家总动员法》问世后，物质的匮缺甚至蔓延进了皇宫：这一天，内大臣汤浅仓平期期艾艾地告诉天皇，从此以后，他无法再品尝来自法国的洋酒了，不过日本清酒倒是应有尽有；为给千万国民做个表率，国产香烟和雪茄也将替代以往的舶来品，尽管日本烟草的质量绝谈不上有多好。而在这份缩减宫内开支的清单上，还有一项让天皇大失颜面的措施：他的名片和赐礼将改为银制品，“而不是以往的黄金制品”（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钢铁、煤炭、机械、石油、粮食、棉布、油盐酱醋、针头线脑……统统被纳入了国家统制的轨道。八十余项新法令，就如同八十余条大绳索，将七千万日本人捆绑在忍饥受饿、挥汗劳作、流血流泪、朝不保夕的天罗地网中。即使如此，捉襟见肘依旧处处可见，其中最成问题的是兵力。过去几个月，陆军省好不容易装备了6个师团的新兵，准备投入中国战场；但关东军抗议说，苏俄边防军又一次增兵了，满洲的敌人已达到40万之多，无论如何也要划拨一两个师团给他们。无可奈何之下，近卫不等《国家总动员法》生效，宣布从4月份开始就实行各级学校的全面军训；但陆军省又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在大萧条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征兵合格率不足七成……

石原莞尔预言过的投入15个师团、耗费50亿日元军费以及几万人的伤亡，已经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沦为一个天大的笑话了。在中国战场，仅有36个师团的日本陆军，已经投入了21个师团，并付出了十余万人的伤亡，但中日战争依旧遥遥无期。几个月后，影佐祯昭的一席谈话，或许可以折射出陆军统帅部的黯然心情：“我们参谋本部的军人，已经从全局上清楚地看出日本的兵力和攻守能力达到了极限……在中国本土上发动战争，背离了预定方针，是一个重大失误。”（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也就是说，表面上，日军节节取胜，但这种战术性的进展，丝毫不能弥补它战略性的挫败。更不必说，在国际舞台上，它失道寡助、四面楚歌，随时可能陷入灭顶之灾。高宗武自诩精明，但他所说的“道义方针”、“完全有余力”，与他所判断的近卫文麿立场、日本“和平派”的实力一样，是完全错误乃至南辕北辙的。作为“低调俱乐部”探听战和动态的使者，这些错误无疑会深重地影响周佛海等人的选择，乃至影响未来的历史。

不幸的是，对高宗武的种种说法，周佛海深信不疑。史料只是简单地记载：“高把董在东京得到的印象告诉周佛海……周听后受到极大影响，坚定了对日进行和平工作的决心。”（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更不幸的是，此后几个月，“低调俱乐部”就依据这些判断，开始了一意孤行、不惜代价的谋和活动。正如千万后人所看到的，它导致了众多“低调俱乐部”成员的身败名裂，以及那场中国抗战史的最大悲剧。

无论如何，1938年4月5日，在和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细细商议之后，高宗武就携带着影佐书信，面谒蒋介石。

第四章
厥土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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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围绕着蒋介石对“影佐书信”的反应，以及十几天后高宗武、西义显在香港浅水湾饭店再次会谈的情形，几个当事人出现了各执一词、截然相反的说法。1971年，在接受美国学者格兰德·邦克访问时，高宗武谈道，看过影佐书信后，蒋介石一言不发，只是叮嘱了他一句，“这件事不必让张群、何应钦知道”。（格兰德·邦克，《和平阴谋》）

也就是说，蒋介石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但，西义显的说法与此大相径庭。

在回忆录《悲剧的证人》中，西义显详尽回顾了1938年4月16日他和高宗武、董道宁再次会谈的情形，并写到了蒋介石对影佐书信的答复。他说，3月28日，在高宗武、董道宁前往武汉后，松本重治也回到上海，伊藤芳男则带着高宗武出现、“低调俱乐部”决心谋和的消息赶赴东京知会影佐祯昭，“浅水湾饭店只剩下我自己了”；他说，在大约三个星期的等待后，“4月16日早晨，我最挂念的董道宁出现在我所下榻的浅水湾饭店10号房间凉台上，他的神色显得特别愉快。正当我们放心地举杯庆祝时，高宗武也来了”……

之所以最挂念董道宁，是担心他的私自访日可能导致被囚禁、判刑乃至枪决。但这一天，董道宁不仅安然无恙，他和高宗武还都带来了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第一个消息，是蒋介石免去了他们的外交部职务。众所周知，身为外交官却私访敌国，哪怕不是死罪也必将引发舆论的哗然；但在被免职后，他们只是一介平民，无论往返上海还是私赴东京都不过是区区小事。换而言之，蒋介石不仅默认了董道宁的访日，他还为他们的进一步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其默许、鼓励的意味极为明显。

蒋介石之后，周佛海也作出了新决定。在和高宗武连日会谈后，周佛海已决心扩大接触、对日谋和。为此，他在香港设立了艺文研究会下属的“日本问题研究所”，并任命高宗武为所长，董道宁为研究员；他们将和梅思平、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的其余成员一起，组成中日和平活动的前哨站。

更重大、更为激动人心的消息，则是以一种近乎绝密的方式传达的。这一天，在介绍过武汉之行、他们的新职务后，高宗武以异常郑重的语气谈道：“有机密事，须和西义显单独相商，请董道宁回避。”对此，董道宁很不乐意，但在高宗武的一再催促下，他到底走出这个房间了。

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高宗武开口了。他说：“蒋介石读了影佐大佐的书信，非常感动，特别要我通过你向日本当局作如下传达。这是他向我口授的……由于太重要了，请好好听一下。”

他说，蒋介石告诉他，“向敌将致信，等于以武士的生命交予敌将。影佐敢这么做，足见其对两国和平所抱有的诚意……我方亦以武士之心情与礼仪，除对此事表示感激外，当绝对不发表，请予放心”。

在作出这个保证后，蒋介石谈起了他对中日战争的理解，并表达了他的和谈愿望。

蒋介石认为，日本之所以发动战争，一是为了全力对苏、避免两线作战；再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原料和市场。而中国之所以应战，“是由于不战就不可能亲日，至于胜败如何，则是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应战才能促使日本反省，才能让日本以平等之心对待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这场战争并不是必要的。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愿以现实的态度、足够的诚意，在三个前提下与日方进行和平谈判。那就是“先行停战”、“满洲与蒙古留待日后再谈”，以及“日方绝对尊重长城以南中国之领土主权的完整”。如果日方认同这三个先决条件的话，那么，以孔祥熙为首的行政院，随时可以与日方开始具体谈判。

高宗武最后说：“以上，是蒋介石先生亲口对我说的，请你原原本本地把它传达给影佐大佐吧。”

西义显的以上回忆，内容丰富、细节翔实。但对此，高宗武只有一句话的回应，“这些都是他虚构的”。而在他们之外，松本重治也提供了第三种说法。

在1974年出版的回忆录《上海时代》里，松本重治言语确凿地谈道：1938年6月，也就是高宗武、西义显在浅水湾饭店再次会面两个多月后，高宗武亲口告诉他，对影佐书信，蒋介石确实没有表态；但在和周佛海商量后，“高君于4月中旬来到香港，与正在那里等待的西君会谈。高君按照自己的理解对西君说：蒋介石的想法是，在他以往坚持的条件下，可以和平谈判”。

也就是说，西义显所说的浅水湾饭店传达口谕，并不是虚构的；但所谓“蒋介石口谕”只是高宗武编造的产物。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是真实的呢？

毫无疑问，高宗武的“虚构说”，几乎不可能成立。1938年4月19日，也就是与高宗武再次会面三天后，西义显就乘坐日本轮船“靖国丸”急急前往东京，向众多“不扩大派”将校转达了这个口谕。对此，无论多田骏、本间雅晴还是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后来都谈及了此事。以西义显的立场，他在几十年后或许会编造这个口谕，但在当时，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他都不会这么做。

高宗武的矢口否认，很可能是出于“为尊者讳”的心态。毕竟，在他的一生中，蒋介石对他有过太多的恩惠。而到1971年，对日谋和无论如何也不是光彩之举，哪怕蒋介石依旧严守着“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的底线。与此相对比，松本重治的“编造说”不仅符合高宗武的温州人性格，也符合“低调俱乐部”一意谋和的心态……

但，更大的可能却是，这个口谕真实地存在过。

“先行停战”、搁置满蒙问题、“尊重长城以南中国之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些不就是蒋介石始终的底线吗？不就是他在《中国最后关头》演讲中的立场、在“陶德曼调停”中的要求，以及他的一贯态度吗？更重要的是，在台儿庄大捷的背景下，它也符合抗战初期蒋介石以战促和、“以胜促和”的心思。

作为鲁南会战的一部分，台儿庄战役从1938年3月24日开始。这一天，在濑谷启少将的指挥下，万余名日军向这个毗邻大运河的集镇发动了猛烈进攻。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后来谈道，此后十余天，这个仅有三千多户人家的小市镇，“每日落炮弹至六七千发之多”。当时在战地采访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则以“炸裂了的土地”描述日本炮火的凌厉。但即使如此，日军的战报依旧充斥着沮丧、不安和挫败感：3月24日，“黄昏以一部突入台儿庄城墙东北角，但受到反击未能成功”；次日，“击退逐次增强的敌军围攻”；又一天后，“仍处于敌重兵包围之中”……（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直到3月29日，日军依旧毫无进展。无奈，坂本顺少将率领的第5师团一部增援台儿庄，台儿庄战役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此后九天，在一间间石屋、一条条街道的反复易手中，这个古老的市镇已经看不到几栋没有坍塌的房屋了。《朝日新闻》随军记者写道：“我越走近这座小镇，看到的尸体就越多……流经附近的大运河，已经被鲜血染红了”。而日本战报这样描述着中国士兵的形貌：“敌于此狭窄的散兵壕内，尸体相枕、力战而死的情景，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须为之感叹。曾令翻译劝其投降，绝无应者，尸山血海，并非我军所独有。”及至4月7日清晨，在十余万中国生力军行将合围台儿庄之际，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终于下达了全线撤退令，台儿庄战役以中国的完胜结束了。

台儿庄战役给日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仅仅在这弹丸之地，就有2369人战死、9615人负伤，相当于淞沪会战的四分之一。更不必说，日军投入战场的，是最精锐的第5师团、第10师团，而中国方面使用的是西北军、川军、奉军等杂牌部队。战役结束后，坂本顺被迫转入预备役，而他的顶头上司、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则考虑过剖腹自杀。作为中国战场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它的以弱击强、“以筷子挑翻战车”，极大地鼓舞了四万万人的抗战决心。在各个城市张灯结彩、无数人上街游行之际，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桥本群却心情黯然地谈道：“现在，中国人已经开始大言不惭地宣称歼灭日本军队了……”

凡此种种，都让蒋介石认为媾和时机已经成熟。不是吗？在苏俄的威胁下，日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迅速结束这场战争，而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已经让曾经喧嚣一时的“速胜论”彻底破产了。不是吗？自从淞沪战败、南京沦亡，在无处不在的悲观论调中，“胜可言和、败则再战”，就成为他对战和大计的基本方略。他要以中国的胜利，换取光荣的和平，从而在“攘外”与“安内”之间重新作出选择。

1938年4月7日，也就是台儿庄战役大获全胜这一天，他亲手拟定了一份宣传大纲。这份大纲第五条写道，“对敌加以笔诛之际，止对于日本军阀，绝不可报道对于日本皇室及民族之诽谤”。很可能，这是为即将到来的和谈留下余地的一个手笔。

4月9日，也就是高宗武转交影佐书信四天后，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此时可战可和，应重视和谈与准备。”考虑到时间如此吻合，几乎可以断言，西义显所说是真实的。

又几天后，4月13日，也就是高宗武再次赴港前夕，周佛海的日记也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应陈济棠之宴，未终席，赴宗武处，商今后对日办法。因宗武明日飞港，负有秘密使命也。”与蒋介石的日记、宣传大纲相印证，这个“秘密使命”，应该就是向西义显传达蒋介石的和谈口谕……

无论如何，1938年4月19日，西义显就带着这个口谕，匆忙地赶往东京，以寻求中日和平的新契机了。但他没有想到，在一路奔波、抵达日本后，他又一次听到了令人沮丧的消息。他后来回忆说，4月27日，在参谋次长多田骏的办公室，“我拼尽全力热情地演讲，但是，本应为‘不扩大派’总帅的多田中将，还有以军阀内部的自由主义者而闻名的本间雅晴少将，都像大佛一样沉默，三缄其口而不发一言。这反常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原来，几天前，在近卫文麿的推波助澜下，参谋本部已批准了“徐州会战”计划。如果说，从派兵华北到发表《对华声明》，中日和平已走进了死胡同的话，那么，这个决定也让董道宁访日、影佐书信带来的一线转机，再次搁浅了。西义显后来谈道：“我回到东京时，徐州会战已到决定阶段，日本朝野更加盲目乐观，竟不愿听取与之相反的政见……即使与此有特殊关系的影佐，面对这一情况也无能为力，只好白白地让时间过去。”（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之所以发动“徐州会战”，与近卫文麿的辞职想法有关。

至迟在3月17日，近卫就产生了辞职的念头。这一天，他告诉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中日战争的遥遥无期，已让天皇深感不安；过去几个星期，无论汤浅仓平、木户幸一还是宫廷侍从长藤田文德，都在悄悄地告诉他，天皇日渐“消瘦”、“憔悴”、“垂头丧气”。对大臣们的种种宽慰之辞，比如战争将很快结束、近卫能够控制局势，他都表示了深刻的怀疑。

这让近卫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作为“五摄家”之首、日本历史上最受器重的首相之一，倘若无法为天皇分忧，他无法想象未来的历史会怎么评价他。但在几次如意算盘落空后，对逼迫蒋介石签订城下之盟、体面地结束战争，他已经毫无信心了。

天皇之外，让他如鲠在喉、敢怒不敢言的，还有陆军大臣杉山元。

几乎从组阁的第一天起，风华正茂、被称为“聪明绝顶”的近卫，就被这个貌似愚钝、绰号“傻瓜元”的老军阀牵着鼻子走。对“统帅权”的应用，杉山是如此得心应手、不留余地，以至于近卫无计可施。近卫记得，战争爆发之初，他曾授意拓务大臣大谷尊由在内阁会议上装作若无其事地问起，“军事行动将至何地为止”？但杉山装聋作哑、一言不发。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有些过意不去，他回答说：“大致预定到保定、永定河一线吧。”这时候，被称为“老朽昏庸”、“脾气很好”的杉山对米内怒目而视。他训斥道：“此等场所，何以竟发是言？”（近卫文麿，《日本政界二十年》）

对杉山来说，内阁会议不过是“此等场所”。而在“统帅权”之外，还有“陆海军大臣现役制”。为制衡杉山、参与战争决策，1937年11月20日，近卫奏明天皇，设立了“大本营联席会议”。作为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的第三个大本营，近卫试图步伊藤博文、桂太郎之后尘，以文官身份裁决军事问题。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每次他发表了不同于杉山的观点，杉山就暗示他，他很可能辞去陆军大臣职务，并且不再派出新任大臣。这么一来，原本为了对付杉山的大本营制度，反而成为他挟持内阁、对抗“不扩大派”的筹码。三个月后，参谋本部就单方面中断了联席会议。

又何止于此！说起与杉山共事的大半年，近卫有一肚子苦水要倒。他告诉原田熊雄，2月16日，天皇训斥了杉山，据说杉山诚惶诚恐、狼狈万分，但当天傍晚，他就坐飞机前往了华北；没有人知道他在华北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但次日华北方面军就渡过黄河，在没有得到参谋本部许可的情况下发动了鲁南会战。近卫悲愤地说，“陆军所有的行动，都是这样干的”。他虽贵为首相，却只不过是个摆设，“我感到我简直像个橱窗里的服装模特儿”。（原田熊雄，《西园寺公爵和政局》）

凡此种种，让近卫度日如年，苦不堪言。他想起了过去四十多年优雅、闲适的生活，想到了那些只要发表无关痛痒的议论、就能引发阵阵喝彩的日子。他开始厌恶清晨起床，开始愤恨准时赴会。他最头疼的，就是在他谈论文艺、“忧伤”和王尔德的剧本时，内阁又打来电话，让他立即处置种种政务。在他的坚持下，每周的内阁例会从早晨拖到了中午、又从中午改成了下午，即使如此，他也往往要迟到一两个小时。渐渐地，他开始发现，这个号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务，其实是个最倒霉的差使。

他的辞职念头渐渐坚定。3月29日，他终于走进皇宫，向与他有着君臣名分、实则情同手足的天皇提出辞职。但他没有想到，此举却促成了“徐州会战”的发动，并阴差阳错地导致他与中日和谈的最后一次机会擦肩而过。

对近卫的辞职要求，37岁的裕仁天皇既感惊讶，又有些不满。过去几个月，近卫的日子不好过，他的日子也不好过。为躲避战争带来的烦恼，他屡次提出去叶山皇家别墅住些日子，但那些近侍重臣总是提醒他，作为全国臣民的典范，战争期间他应该呆在皇宫里。他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去宫内的“海洋生物御研究所”打发时间，但这些人依旧不依不饶。他们说，哪怕无所事事，也不能有任何闲情雅致……

一开始，天皇好言相劝。他语气平和地告诫近卫，在这个困难关头，“近卫家的子孙怎能不与朕同舟共济”？但近卫恃宠而骄，他喋喋不休地说起了自己的种种难处：上任以来，他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长此以往，必将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陆军压根不听他的，任凭他三令五申，他们依旧自行其是。他甚至自怨自艾地谈道：“要我这样有名望而无实权的理想主义者负责这个局面，是极端困难的……”（原田雄熊，《西园寺公爵与政局》）

天皇又宽慰了他几句，并且保证说，无论他要采取什么措施，宫廷都将支持他。但近卫依旧不肯罢休，这么一来，天皇被激怒了。

天皇尖刻地质问说：“卿是要朕自己组织内阁吗？……”

到了这个地步，近卫到底不敢说下去了。紧接着，汤浅仓平、铃木贯太郎乃至西园寺公望，众多元老重臣也纷纷劝告他收回成命，以免引发天皇的新烦恼。近卫进退维谷，干脆躲到东京郊外的荻洼别墅找清净去了。

这时候，是他的一群亲信，为他指出了一条新路子。

这些亲信，包括松本重治、西园寺公一以及前首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这样的名门之后，包括岩永裕吉、岩渊辰雄这些“昭和研究会”成员，也包括著名记者、几年后被判处死刑的左翼人士尾崎秀实等人。远在近卫担任首相之初，这些人就以“早餐会”的形式讨论着内阁的种种决策；尽管爱睡懒觉的首相很少参加聚会，但对他们的意见，他向来很重视。美国学者约翰·亨特·博伊尔后来谈道：“这些人代表着不同的观点，提出过各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但他们的共同点是，认为武力不是结束战争的有效手段。他们对于中国形形色色的、显然无力的傀儡政权，也差不多都同样表示厌恶。”（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这一天，“早餐会”成员，近卫的秘书牛场友彦，为首相带回了这些人的新建议：既然日军依旧节节取胜，与其挂冠而走，让世人发现他留下的其实是一个烂摊子，不如改组内阁，而后以“宽大姿态”结束战争。他们认为，这么做的话，尽管近卫无法跻身伟大日本人的行列，但至少可以全身而退。

与九个月前的“俾斯麦之故智”一样，这个建议让近卫眼前一亮。不是吗？他的主要烦恼是由杉山元引发的，只要将杉山赶出内阁，不就万事大吉了？不是吗？既然天皇已经许诺支持他，放逐杉山又有什么为难的呢？更重要的是，直到此时，外界还以为他是“不扩大方针”的提出者之一，只要中日媾和成功，他或许能以力挽狂澜、自始至终谋求和平的形象载入史册……

他为此回到了首相官邸，并且一改先前的萎靡、悲观、唉声叹气，又一次变得兴致勃勃了。在和那些亲信、智囊细细商议后，他不仅决心放逐杉山元，他还打算勾掉内阁名单上的另外几个名字，以确保中日和谈的顺利进行。

首先是广田弘毅。作为“牵线木偶人”，广田弘毅不仅对陆军俯首帖耳，对他也言听计从。但在近卫看来，无论“对华三原则”还是“陶德曼调停”，广田给千万中国人的印象都太过恶劣，撤换他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和谈信号。在此之外，对广田弘毅，他也有着一种隐隐的恨意：尽管派兵华北、改变“陶德曼调停”乃至发表《对华声明》，都以他的意见为主，但身为外相，广田却从不阻止，任凭他一错再错，岂不是大大的失职？

广田之后，则是大藏大臣贺屋兴宣、文部大臣安井英二。

作为日本战时经济的奠基人，贺屋兴宣被称为“理财圣手”。他独创的“财经三原则”、他惊人的聚敛天才，几乎可以和纳粹德国的雅尔玛·沙赫特博士相提并论。与此同时，安井英二操纵舆论的才能也颇为可观，他曾在一夜之间制造了“举国一致”、“膺惩暴戾支那”的狂热氛围。这些事例曾让近卫津津乐道，但如今时过境迁，他们已成为近卫下一步行动的绊脚石了。特别是贺屋兴宣，近卫认为，只要撤换了他，陆军就不敢恣意扩大战争……

但，撤换他们容易，驱逐杉山元以及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远在2月16日御前会议后，内大臣汤浅仓平就不断暗示杉山元，天皇已经不再信任他了，还是早早辞职为妙；但杉山装聋作哑，甚至表情憨厚地谈道，引发天皇烦恼是臣子的罪过，“只有加倍努力解决事变”。对此，约翰·亨特·博伊尔后来评论说：“杉山不肯给近卫一点便宜，悄悄地辞职了事。相反，他对近卫能够给他施加的全部压力，包括宫廷要他下台的暗示在内，抵抗了几个星期……”

决心改组内阁后，近卫召见了杉山。这一次，他有恃无恐地说，倘若杉山还不肯辞职的话，天皇将亲自下诏罢免他。在日本政坛，人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真闹到那一步的话，除了剖腹自杀，杉山没有别的路好走。至于继任陆军大臣人选，也由不得杉山做主。近卫告诉杉山，倘若他加以阻挠的话，天皇将直接任命陆军大臣。

直到这时候，杉山元依旧不慌不忙。他告诉近卫，辞职可以，但他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改组内阁必须拖延一些时日。杉山说，倘若暴露内阁分歧的话，中国的态度将更为强硬。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放出一些风声，做好一些铺垫，以便让这次改组显得自然而然。他提醒近卫：无论决心和谈还是继续战争，这么做都有好处。

或许是杉山言之成理的缘故，对此，近卫大度地答应了。

紧接着，是继任陆军大臣人选。杉山以进为退，表示将推荐梅津美治郎出任陆相；近卫忙不迭地谢绝了。在他看来，杉山依旧是“傻瓜元”，梅津才是那个煽风点火、幕后操纵的人物。他希望杉山能提名石原莞尔。

但杉山的反对，理由十足，无可厚非：石原军阶太低、资历太浅，在陆军历史上，还没有过少将出任陆相的先例。近卫退而求其次，希望杉山能推荐石原的密友、时任第5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中将。这一次，杉山同意了，但他的交换条件，是关东军参谋长、时年54岁的东条英机出任陆军省次官。

对东条英机，近卫很感陌生。对他来说，只要杉山、梅津能够离任，他就别无所求了。他并不知道，这是杉山、梅津深思熟虑的结果：东条与梅津情同手足，并且生性莽撞、好勇斗狠，只要他在任，“扩大派”就还能操纵局势。而且，东条也与石原水火不容。对头脑简单、有勇无谋的东条，石原经常蔑称他为“东条上等兵”，甚至认为他最合适的职务就是带领几十个士兵打打杀杀的陆军小队长。这么一来，凡是石原的主张，东条一概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否定。不久后，近卫就对自己的这个许诺深感后悔了。“我本来对板垣抱有很大的希望，可是杉山和梅津却要求让东条担任次官，这给我埋下了祸根……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其实东条和梅津就像是一个人似的。”（重光葵，《外交回忆录》）

众多历史学家更认为，此举伏笔了两年后东条的出任陆相、三年后的受命组阁，并伏笔了日本的加入“轴心国”、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以及日本的彻底战败。

而在推迟改组、起用东条之后，就是“徐州会战”的发动。

这一天，一向口齿不清、言语笨拙的杉山元极尽巧舌如簧之能事，怂恿近卫去游说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以发动“徐州会战”。他说，在大海对岸，千万中国人正彻夜狂欢，认为台儿庄战役意味着战争的转机；他说，该役伤亡虽大、实则无伤大局，但该死的蒋介石却利用它大做文章，说它是近百年来中国对外战争的第一场胜利，它让四万万人改变了对战争前景的估计……

改变这种估计的，又何止是四万万人？4月9日，也就是台儿庄战役结束两天后，路透社电讯说，“英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关注。最初中国军队获胜的消息传来，各方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在证明日军确实溃败了”。《泰晤士报》则概括道，“英人心理，渐渐转变，咸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中国”。而在一次各国驻华武官的聚餐席上，当几名武官谈到中国有可能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时，美国武官、后来的中印缅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大声喊道：“对，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芭芭拉·塔奇曼，《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凡此种种，都让鲁南会战、台儿庄战役的始作俑者之一杉山元恼羞成怒。他说，只有占领徐州，才能改变西方各国对中日战争的观感；他说，徐州一带，现在聚集了几十万中国大军，“只要达到歼灭这股敌军的战略意图，就能……决定性地促使蒋政权屈服，亦可挽回我军在台儿庄的不良影响”。他最后谈道，这么做的话，不仅他可以体面地辞职，近卫也能获得对华和谈的主动权，顺利地结束战争。于公于私、于情于理，都应该发动这场会战。

经不住他三言两语蛊惑，近卫答应了。

2

徐州会战的发动，让西义显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他不知道该怎么给高宗武以及他背后的蒋介石以交代。无奈之下，他在东京逗留了十几天，直到会战行将结束时才再次前往香港。“5月17日，我幸运地乘上大阪商船布宜诺斯艾利斯丸，由神户启程，经神户往香港，再次驶向可爱的大海。”（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抵达香港后，他住进了九龙车站附近的半岛饭店。又一两天后，通过电话预约，他再次见到了高宗武。

几乎一坐下来，西义显就为日本之行的徒劳无功表示了歉意。他说：“非常遗憾，关于蒋介石先生的重大提案，未能从日本带回任何答复……这一次，又没能打动日本当局，怎么说也只是尽了一点微力，应当受到谴责。”

紧接着，他又谈起了对中日和平工作的新估计。他说，尽管徐州会战耽搁了两国和谈，但它也不全然是坏事。几天后，日本内阁将全面改组，板垣征四郎出任陆军大臣，池田成彬出任大藏大臣，而深受中国方面信任的宇垣一成也将出任外务大臣……所有这些人，都赞成以和谈方式结束战争，这是一个焕然一新的内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为了中日媾和而改组的。

内阁之外，还有陆军。板垣征四郎替代杉山元后，影佐祯昭将从参谋本部调任陆军省，并出任军务课课长。更重要的是，他的顶头上司、新任军务局局长是身患疾病的中村明人少将，此后几个月，影佐将代行中村的职权。凡是了解日本政局的人，都知道这个职位意味着什么。几十年后，日本学者丸山真男概括说，“职务是管理政务，所以他能插手政治；由于他的职务只是管理政务，他又不负政治责任”。约翰·亨特·博伊尔更谈道：“影佐新职务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陆军省组织系统表上所载明的……实际上，他代行了他的顶头上司、健康状况不佳的军务局局长中村明人少将的职务。在军事系统里，军务局局长一职非常重要，他的一项职责是与其它政府部门进行联系。”（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也就是说，作为陆军的政治代言人，影佐将是板垣的左膀右臂，并在最大程度上影响着内阁决策。在西义显看来，参谋本部原本就是“不扩大派”的大本营，现在板垣征四郎、影佐祯昭又即将执掌陆军省，中日和谈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大趋势。

而在作出这些分析后，西义显又提出了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高宗武迅速返回武汉，向蒋介石汇报日本政局的新变化。他说，尽管徐州会战使两国和谈山重水复，但近卫的谋和决心、日本内阁的改组以及影佐的新职务，都将使中日和平柳暗花明，“这一点，请（蒋介石）充分地加以注意”。

这个建议之后，西义显更希望高宗武步董道宁之后尘，尽快访问日本。他说：“如果你能飞往东京，把上次对我说的条件亲口向东京当局建议的话……这一事件本身就可以使影佐一派为结束战争而在军阀内部获得优势，这是确定无疑的。”他并且说：“我们这次来香港，就是欢迎你到日本去的。”（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但对这个建议，高宗武却沉默良久，一言不发。

5月30日，高宗武飞抵武汉，以便向蒋介石汇报日方的回音。在此之前，5月27日，通过NHK（日本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他已经确认了西义显所说的日本内阁改组；又两天后，新任外务大臣宇垣一成更公开宣称，“1月16日所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之意义，不过不与往来，并非不承认国民政府之意”……直到这时候，他才认为谒见蒋介石的时机已经成熟。

那么，高宗武能够想到吗？这次武汉之行，却堪称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这一次，他不仅没能见到蒋介石，并且终其一生也没有再见过他；更重要的是，此次在武汉逗留的六天，是他在自己土地上、在青天白日旗下栖息的最后日子。从此以后，他开始了大半生的漂泊零落，直到56年后埋骨异国。

抵达武汉当日，高宗武就求见蒋介石。《周佛海日记》记载，“宗武自港来。一时半偕宗武到部，谈中日关系前途二小时。三时半送宗武至布兄处”，而所谓“布兄”就是蒋介石侍从室的第二处主任陈布雷。但出乎高宗武的意料，这一天，蒋介石却拒绝接见他。

次日也是如此。直到6月1日，在高宗武第三次求见、并呈递上一份简单的报告书后，蒋介石才通过陈布雷向他传达了一个口谕。语气之森严、态度之决绝，让高宗武如遭重创，呆若木鸡。

首先，所谓“和平工作”到此为止。什么日本内阁改组、什么陆军“不扩大派”，蒋介石既不想听，也不愿加以理会。倘若高宗武一意孤行、继续谋和的话，“以谋逆罪名处置”。

其次，高宗武已不再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战和大计已不在他的置喙范围之内。对他的新职务，艺文研究会所属的“日本问题研究所”所长，蒋介石不愿越级干涉，他也可以继续前往香港。但除了搜集对日作战情报外，“严格禁止其它活动”。

最后，从即日起，停止发放每月八千元的活动经费……

这道口谕，标志着“高宗武—影佐渠道”已走进了死胡同。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对他一向青眼有加、极为赏识的高宗武，他又为什么下达这么一个几乎不留余地的口谕呢？

毫无疑问，这和蒋介石倔强而自尊的性格有关。他以中国最高领袖之尊，回应一个区区大佐的来信，姿态之低、诚意之足，都堪称空前绝后。但他等来了什么？他等来了日本人不知死活的轻蔑，等来了“徐州会战”的爆发。此举不仅让他觉得所谓“影佐渠道”毫无价值，也彻底地激怒了他。

性格之外，它更和蒋介石对战和大计的新判断有关。在此之前，他认为日本人虽然狡诈、蛮横，但作为东亚先进国家，必定秉持着明治时代以来的理智选择和清醒判断；但从《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陶德曼调停”到影佐书信，日本人一次次的翻云覆雨、背信弃义，让他瞥见了日本政局的真相。它混乱、动荡，有着种种先天不足，以至于陆军挟持了内阁；它盲目、短视，如同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以至于为了平衡各个派系，不惜一次次地破坏对它来说性命攸关的战和大计。无论中国作出多少让步、达成怎样协议，只要有一个大佐反对，这些协议就很可能沦为一张废纸。更不必说，自从战争爆发，蒋介石从来就没想过要作出什么让步。

如果说，在此之前，蒋介石希望以战促和、“以胜促和”的话，那么，从这一天起，“苦撑待变”、持久抗战就成为他对中日战争的基本信念。不久后，他在日记里写道：“倭少壮派军人之侵略思想……其政府不能控制，不能守信”；“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方有和平之道也”。（《蒋介石日记》）

也就是说，蒋介石已决定不再对日谋和。此后几年，尽管中国一次次地面对着山穷水尽的局面，尽管日本人一次次地伸出和谈的橄榄枝，但他要么抱以姑妄听之的态度，要么将之视为“政治战”的手段，并屡屡勒令日本人“限期答复”。他的这个决心如此重大、如此影响深远，以至于这一天也就是1938年6月1日，可以视作中日战争的又一个分水岭。西义显后来评价说：“这件事使他感到日本军阀政治是根深蒂固的……即使近卫内阁的改组，也不能改变既定政策。只要是军阀统治下的日本，蒋介石就不再信任。”

而这个决心，或许也和花园口的滔天洪水、千万人的流亡与死难有关。

5月20日，徐州会战结束了。日本人出动了7个师团20余万大军，仅仅占领了一座空城。日本战史后来评论说：“总计约50个师的中国军于5月中旬向西南方从我包围间隙冲出。在直径达百数十公里的辽阔大平原上，以区区几个师团准备围歼敌军，但因网孔过大，到处有空隙，战果之微出乎意料。”（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即使如此，徐州的沦陷也使中国抗战进入了极为悲观的境地：几百年来，“徐州的得失是衡量每个王朝是否稳定的标准，徐州一旦陷落，王朝也就维持不了很久了”；作为津浦、陇海两大交通动脉的枢纽，占领徐州后，日军可以沿陇海线大举西进，并和沿平汉线南下的华北方面军夹击郑州；更要命的是，从徐州撤出的几十万中国大军还在向武汉缓缓行进，一旦郑州失守，武汉将旦夕沦亡。在众多政府机构、大量物质和各地新兵聚集武汉之际，倘若无法组织起“武汉保卫战”，中国将面临精华尽失、无兵可战的灭顶之灾。

在这个关头，蒋介石决定掘开黄河大堤、“以水代兵”，以阻止日军的迅速南下。

远在1935年8月20日，德国驻华首席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将军就提出，一旦中日开战，“黄河则为最后的战线……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以增厚其防御力”（《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但当时，哪怕是对这么一个纸上谈兵的计划，蒋介石也犹豫不决。他先是在这份建议书的中译本上作了“最后抵抗线”的五字眉批，随即又划掉了。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1938年4月13日，陈果夫又上书说，一旦日军逼近河南，“只须将沁河口附近北岸决开，全部黄水即可北趋漳、卫，则我之大厄可解，而敌反居危地”。紧接着，伴随着徐州的日渐危亡，程潜、陈诚、白崇禧乃至冯玉祥……众多高级将领也纷纷提出了“以水代兵”的建议，但蒋介石始终无法下定决心。5月15日，他下令发动兰封会战，试图将日军阻挡在黄河北岸。

但兰封会战很快失败了。5月24日，兰封沦陷；又五天后，商丘失守。6月1日，在日军行将打通津浦、陇海两线并随时可以进逼武汉之际，蒋介石终于下达了决堤命令。

负责决堤的，是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他先是选择了中牟县的赵口河堤，但在四天四夜的挖掘后，“仅流丈余……水道堵塞不通”；紧接着，千余名士兵又挖开了第二道决口，但决堤仍告失败。无奈之下，商震派出了新八师上尉参谋熊先煜，以及工兵营长黄映清、工兵连长马应援和水利专家张国宏四人，沿着黄河大堤寻觅新址。

6月7日凌晨，他们来到了花园口河堤上。这时候，开封也已经沦陷了，日军正逼近铁路枢纽郑州。几十年后，熊先煜谈起了那个中国抗战史的最悲怆时刻：“河堤上，有一个冷清的关帝庙。庙中无人，门大开，我们全都进去了……我跪在地上默默祷告，‘关老爷，中华民族眼下遭了大难，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惨。我们打不过他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

决定在花园口决堤后，“众人神色庄严，泪光蒙胧皆不能言”。熊先煜一再逼问张国宏：“你是我们请的专家，你要表态，定在这里，行，还是不行？”张国宏却目光呆滞、答非所问地说：“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

这时候，工兵营长黄映清扑通一声，跪在了河堤上，“举眼向天，热泪长淌”。紧接着，其余三个人也都跪了下去。熊先煜后来谈道：“（我们）四个人跪成整齐的一排，面对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直到工兵连和2团9连的官兵来到堤上，我们才住声。”（熊先煜口述，《花园口决堤真相揭秘》）

在几百名中国士兵、两千余名沿岸民工的努力下，6月9日，滚滚黄水终于漫出了大堤。这一天，苍天也为之哭泣，干旱已久的豫东平原迎来了接连几天的瓢泼大雨。水借雨势，雨助水威，黄河两岸的十余万日军顿时陷入了灭顶之灾。日本战史后来记载，华北方面军下属的第2军，“死于洪水人数便达到7452名之多”；众多中国人更亲眼目睹，驻防开封的土肥原师团为此元气大伤，“全师团之机械化军器……计大炮七八十尊、坦克二百余辆、卡车数百辆。迨撤退时，仅轻型坦克一辆、卡车数辆而已”。更重要的是，大水为武汉会战赢得了宝贵时间。《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评论说：“这个策略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入侵者暂时被阻滞，进攻武汉的战役，可能被推迟了三个月。”

但，在无边大水中死去的，不仅有万余名日军，还有大约89万中国居民。大水漫过河南、漫过安徽，并漫向了苏北，所过之处，鸡犬之声不闻。一个特定的地理名词“黄泛区”出现了，它至少包括44个县份，涉及一千万人口。历史学家弗兰克·多恩后来写道：“大约四五千个村庄和11个大城镇尽成泽国，据说有二百多万人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甚至七年以后，在一些村庄里所能看到的，还是从几英尺河道淤泥中露出的庙宇的弧形屋顶，和光秃秃树木顶端的枝桠。”（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

花园口决堤让蒋介石终生为之不安。近十年后，在内战又起、南京政府处处捉襟见肘之际，他依旧投入巨资，试图让黄河回归故道；直到晚年，他依旧绝口不提此事。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奇耻大辱的话，那么，对蒋介石来说，花园口大水却是他一生最大的心病。他把这笔账算到了日本人的头上，为此恨之入骨。

何况，5月30日，高宗武初次求见时，他正在为是否决堤徘徊不已。6月1日，也就是高宗武第三次求见时，他刚刚下达了决堤黄河、“以水代兵”的密令。

无论如何，蒋介石的这个口谕，意味着高宗武、西义显领衔，以周佛海、影佐祯昭等为幕后人物的“和平工作”，彻底地寿终正寝了。西义显接近一年的游走奔波、董道宁甘冒杀身之祸的访日决心，以及影佐祯昭的冒死投书，都在花园口的滔天大水中化作泡影了。从此以后，中国只面临着一种命运选择，而日本，也是如此。

但，在此之际，却有一个人决心改变“和平工作”的走向，并将这个注定要夭折的努力维系下去。他为此抛出了“和平第二方案”，决定在蒋介石、近卫文麿之外，组成斡旋中日和平的“第三势力”，以制造和平舆论、聚集和平人士，并在时机成熟时作为“蒋介石与日本之间媾和的媒介”。

这个人就是周佛海。

自从授意高宗武私自赴港，三个多月来，周佛海的心情大起大落，纷繁而复杂。3月5日，也就是高宗武在上海与松本重治会谈、影佐祯昭也将书信交给董道宁那一天，他在给寓居香港的妻子杨淑慧的家书中写道，“最好是我能（亲自）赴港”；几天后，3月13日，在另一封家书里，他又叮嘱说，“宗武若回，你可留他们夫妇暂住我家，俟找得房子再搬”，随信并附“致宗武夫妇一函”。及至3月21日，也就是高宗武目睹了影佐书信、听闻了陆军“不扩大派”的存在后，“高宗武……便回到香港，从香港以长途电话打来汉口”（周佛海，《我的斗争记》）。这一天，周佛海大喜过望，他告诉他的妻子：“我已买定下月14日的飞机票，大约临时没有重大事故发生，我一定可以到港一行。”

但他却最终没能成行。3月27日，也就是高宗武、西义显等人在浅水湾饭店聚会时，陈布雷给他打来了电话，“谓余下月中旬赴港小住之意须打消，因有种种关系，不便前往。否则，恐起物议”。这一天，《周佛海日记》记载：“闻之不胜懊丧。”

在这样的“懊丧”后，他却迎来了中日和平的最大转机。4月5日，在蒋介石下达准备和谈的口谕后，他送走了高宗武，并以一种望眼欲穿的急切等待着日本的回音。但在四十多天的翘首期盼后，5月20日，他却等来了西义显之行徒劳无功的结果。这一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接宗兄缄，所事渺茫。此本为余意料之结果，惟闻之，不无焦灼失望耳。”

而在蒋介石下达不再谋和的严令后，他与高宗武连日商量对策。6月1日，《周佛海日记》记载，“过江返寓，饭后小睡……即至德明访宗武，六时回寓”；次日，“八时半起，宗武、孝炎来谈”；6月3日，“十时散会，赴宗武处略谈”；6月4日，“十时散会，仍到宗武处略谈……午约笔江、宗武便饭”……

也是在这样的交谈中，他私自谋和、实行“和平第二方案”的决心渐渐坚定。他并且为这个方案物色了一个主角，这个人不是蒋介石，也不是同样有意谋和的孔祥熙、张群或何应钦，而是一个有着辉煌早年、曾是孙中山接班人和中国国民党的头号领袖、被称为“望之可亲、即之也温”的大人物。

这个人有着高洁的品行、绝代的风华、无可挑剔的资历和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对中日和平有着无人堪与比拟的热切和期盼。周佛海认为，无论在哪一个意义上，他都是“和平第二方案”主角的不二人选。

这个人就是中华民国的第二号人物，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的汪精卫。

3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1883年5月4日，他出生在广东省三水县的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一名县衙里的师爷。作为十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他自幼深受父母的宠爱。但他13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次年，他75岁的父亲也撒手西去。从此以后，他孤苦伶仃，依从他的长兄汪兆镛度日。

他聪明绝顶，少年清发，17岁就连中县试府试，并且都名列第一。他被称为“文气磅礴纵横”，天才之名传于邑中。不久后，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聘请他为家庭教师，由此开始了自谋生路、抚养寡嫂弱侄的艰难生活。他后来回忆说：“父亲殁后，并无遗产，我衣食住之费，都仰给于长兄。至17岁便出去做‘子曰先生’……每月平均得膏火银20元左右。18岁三兄病殁，19岁二兄病殁，和两寡嫂一孤侄，持此度日。”（《汪精卫自述》）

在几年困苦、低沉的日子后，他终于迎来了自己生命的转机。1904年，他考取了留学日本的官费生资格，付梓东渡，并由此开始了将自己的名字镌刻进这个古老国家皇皇史册的壮丽早年。

这个镌刻，与他的生逢其时、风云际会有关。这一年，在聚集日本的2395名中国留学生中，包括了这样一些名字：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陶成章、秋瑾、徐锡麟、鲁迅、胡汉民、戴季陶……与汪精卫一样，他们大多来自偏远的县城或集镇，从小读四书五经长大。抵达日本之初，他们还大多蓄着辫子，怀抱着报效朝廷、安邦治世的传统之心。但不过几个月后，这种古老的、仿若历代儒生的志向，就如同出土的木乃伊那样，迅速地风化瓦解了。

格致、算术、地理、体操……这些来自西洋的科目，让他们重新打量自己身处的世界。在声光电化、法政实业之后，纷至沓来的，是一些前所未闻的词汇：自由、民权、宪政、革命、竞争、进化、华盛顿、西乡隆盛……他们为此创办刊物、寻求新知；他们为此集会结社，并一再发出“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在不经意间，他们站在千年历史的转折点上，并渐渐成为一股堪与紫禁城分庭抗礼的力量。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极少数青年就可以改变大多数人命运的事例，也不过是区区几个。

这个镌刻，更与他出色的文笔、恣意汪洋的口才以及有口皆碑的人品有关。1905年，几千名青年怀抱着埋葬传统政治、缔造现代中国的梦想，与孙中山结合了起来。这一年，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黄兴出任执行部庶务、宋教仁出任司法部检事长，而汪精卫也成为评议部评议长。一时之间，这个年仅22岁的青年，成为中国革命党的主要领袖了。

而次年《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更使他名噪一时，成为全国性的知名人物。

1905年年底，围绕着“革命”还是“立宪”的问题，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和《新民丛报》开始了长达年余、影响深远的大论战。一开始，《民报》以章太炎、陈天华为主要撰稿人，但他们面对的，却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被誉为“支笔横扫千军”的天才报人梁启超。论战之初，梁启超一口气发表了《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等文章，大占上风。

这时候，汪精卫写出了《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一文，认为梁启超的中国民众“程度太低”、“不具共和国公民资格”等言论，不过是为独裁专制张目。紧接着，《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一系列条分缕析、富有煽动性的文章，使他替代了章太炎、陈天华，成为大论战的《民报》主角。几年后，在谈到汪精卫的决定性影响时，孙中山依旧感慨不已：“自精卫先生《民报》第六号《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一论出，言中外情势原原本本，使中国人士恍然大悟，惧外之见为之一除……拜读精卫先生革命可杜瓜分之论，不禁五体投地，神圣奉之。”（《孙中山全集》）

他由此奠定自己作为历史人物的地位了。而1910年的谋刺摄政王载沣，更使他成为那个时代众口相传、万众景仰的象征性人物之一。

1909年12月，汪精卫携带喻培伦、黄复生、但懋辛、陈璧君等几名青年北上，以“守真照相馆”为掩护，试图刺杀摄政王载沣。如果说，他的加入同盟会、与梁启超论战，无处不在的是“青年意气”的话，那么，这个惊天手笔，不仅与同盟会的四分五裂有关，也和晚清以来在知识青年中激扬鼓荡的“烈士之气”有关。

这种“烈士之气”，以谭嗣同为先驱。1898年，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慷慨赴死，并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壮烈诗篇。从那时起，这种“烈士之气”就成为一代青年的普遍风骨，让他们以头颅作笔、鲜血为墨，去书写一个国家的绝望和希望、新生与转机。

1903年，在刑部大堂，面对慈禧太后的“杖毙”手谕，31岁的沈荩谈笑自若，从容受刑。在连挨二百余杖、“骨已如粉”时，他依旧没有发出一声呻吟。而当刑部堂官以为他已经毙命时，他抬头笑道：“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

1905年，在写出《暗杀时代》后，27岁的吴樾在北京安徽会馆设宴与友人诀别。三杯过后，“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歌声渐渐响起，曲音渐成徵声、举座为之饮泣。这时候，吴樾纵声放歌，旁若无人。次日，他在谋刺出洋五大臣的炸弹中化作齑粉。

又几个月后，为平息同盟会的内部纷争，31岁的陈天华在写下《绝命书》后，纵身跳进了日本大森海域的冰冷海水。此后几个月，他的灵柩被送出东京，经过上海，送往长沙，所到之处，万人空巷，眼泪漫天。及至在长沙岳麓山下葬时，数万名送行者皆着白衣，长沙满城似雪……

然后，是秋瑾、徐锡麟、熊成基……而1910年春天，又一个照耀历史、启迪来者的名字出现了。27岁的汪精卫决心以自己的血，换取同盟会的再次统一，并浇灌出一个衰亡民族新的生机。

谋刺载沣的过程，拖泥带水，无可称道。但在“守真照相馆”被查获，汪精卫、黄复生等人锒铛入狱后，历时13天的审讯以及长达几个月的媒体报道，却展示了一个27岁青年炽烈的心、纯粹的志、高洁的品行和近乎完美的形象。

入狱之初，汪精卫、黄复生都声称自己是该案主谋，极力为对方开脱。汪精卫说：“黄君等皆不知精卫目的所在，相处月余后，见精卫行止可疑，颇疑心……”而黄复生则说：“此次之事，纯余一人之所为，精卫不过客于余处……”两份供状，不仅让警察署长路廷秋、巡警厅丞章宗祥为之感叹，它更让民政部尚书善耆唏嘘不已。几天后，善耆告诉他的一个友人：“其同党相惜、笃守友道，大有古仁人之风……不意如此人物，竟入革命党。”

紧接着，在囚禁期间，两人自忖必死。为此，在写出洋洋四千余言《自白书》、力辩革命之必要后，汪精卫要酒要菜，“饱醉酣睡，形若无事”；而黄复生则借来了一卷残书，挑灯夜读。如此景象，让清廷为之气夺。善耆吩咐他的手下，“一切皆照国事犯文明之法相待”。从此以后，汪精卫、黄复生不必下跪，在狱中照常读书看报，更没有遭遇刑讯逼供。在后来的历史里，它被视为中国优待政治犯的最初案例。

而在酒与书籍、必死之心和烈士之志外，还有诗歌。在等待判决的13天里，汪精卫逸兴横飞，写下了众多诗词。其中四首《口占绝句》经狱卒传出后，迅速被世界各地的华文报纸刊载，成为传诵一时、脍炙人口的名篇。

在这四首绝句里，他首先说起了自己“精卫”名号的由来，以及凭借一己心力、埋葬那无边无际专制大海的情怀：

衔石成痴绝 沧波万里愁

孤飞经不倦 羞逐海鸥浮

他轻视那随波逐流、和光同尘的卑琐人生，宁愿孤独地飞行，也不愿自己的高洁品行沾染尘世之埃。在此之下，他深信自己年轻的血，将化作自由的花，并催生一个文明、雄健、光华、灿烂的新中国，一如文天祥、谭嗣同、陈天华、秋瑾那样：

姹紫嫣红色 从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 忍取血痕斑

他还将目光投向了行将到来的那一天。自古以来，活着难，但选择死更不易，所谓“千古艰难惟一死”。但到头这一生，谁逃那一日？人生在世，当然要自由、欢畅、光彩夺目，但只有死得其所，才能无愧少年的心、自由的血。事实上，死正是生的一部分，并且将完整地诠释生。是死的力量、高度，才使生显得苍茫、厚重起来。他为此激昂写道：

慷慨歌燕市 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那么，在生的彼岸，会有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是冰冷、黑暗、无知无觉，还是远比人间灿烂美好的净土？抑或是尘归尘、土归土，“永入苍茫无炎凉”？但即使是天堂，他拳拳的心、殷殷的志，依旧眷念着这个苦难的人间，眷念着自己的家园、民族、孩子和苍生。那个死后的灵魂将不会稍离注视，如同每天都将在天际边出现的那些星辰那样：

留得心魂在 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 夜夜照燕台

如此豪迈、辛酸而执着，无怪乎，在这四首绝句发表后，千万人含泪相传，无数青年准备了香烛与纸钱、松柏和丧服，打算为他送行。在那13天里，一个古老国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年轻的后生，那些远为显赫的人物，无论摄政王、袁世凯还是梁启超、孙中山，似乎一下子都黯淡无光了。

又何止于此？在这期间，同盟会的报刊又发表了他的众多信件、文章和血书，从而奏出了这一曲慷慨悲歌的最强音。

在给吴玉章的书信里，汪精卫谈道，革命譬如煮饭，“煮饭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一曰薪”。釜在于“恒”，水不能蚀，火不能熔，“水火交煎，皆能忍受”；而薪在于“烈”，炬火熊熊、光焰万丈，尽管体质焚毁，“借其余热，可以煮饭”。他说，“弟素鲜恒德，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

在给孙中山的书信里，汪精卫表达了自己效仿陈天华、以杀身成仁换取同盟会再次团结的决心：“盖此时团体，渍裂已甚，维持之法，非口实所可弥缝，非手段可以挽回，要在吾辈努力为事实之进行，则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此非臆测之言，前事可征也……”

所谓“前事”，指的正是陈天华蹈海。而在入京前夕，他还咬破手指、给他的好友胡汉民留下了八字血书：

“我今为薪，兄当为釜！”……

凡此种种，都使他和他的事迹，成为绝唱，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而在幸免于死、仅仅被判处终身监禁后，1911年11月6日，因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因为清廷的大赦政治犯，他昂首步出了牢门。从此以后，他挟天下之厚望、万众之瞩目，开始了他新的人生。此后十余年，他以自己高洁的品行、无可挑剔的风范，渐渐被视为堪与张謇、蔡元培并列的三大“民国完人”之一。

出狱之初，汪精卫异常忙碌。1911年11月25日，他奔赴上海，迎接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并为他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紧接着，他又往返南京与北京，为“南北议和”、鼎定共和奔走游说。次年初春，清帝宣布逊位，共和国诞生了，而袁世凯也替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的首任大总统。此后大半年，大批同盟会元老纷纷出任要职，孙中山也接受了“全国铁路督办”的职务……

但，谁也没有想到，在此之际，年仅29岁、被各方看好的汪精卫，却宣布“功成身退”，决定去法国留学。

1912年9月，汪精卫携带新婚妻子陈璧君，踏上了前往法国的路途。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他的知交密友、“黄花岗72烈士”之一方声洞的几个家人，妹妹方君瑛、方君璧和寡嫂曾醒，以及曾醒的弟弟曾仲鸣、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等。这种近乎古代仁人的选择，让各大报刊为之感叹，并永久定格了那个在刑堂上慷慨陈词的青年形象。

此后八年，他始终定居在法国，其间只短暂地回国三次。但他的种种事迹，依旧在国内流传着：

他风度翩翩、风华绝代，被誉为“民国第一美男子”；他的妻子陈璧君却相貌粗鄙、异常任性。但他对妻子却不离不弃，始终一往情深。

他和先后抵达法国的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了“进德会”，实行“六不主义”。那就是不当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他以此宣言着自己与那个传统、专制、腐朽世界的彻底决裂，并且影响深远。几年后，蔡元培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也发起了“进德会”。大约三分之一的北大师生加入了这个旨在修身进德、砥砺品行的社团，从而奠定了一所伟大大学的伦理基础。

他又参与创办了“中法里昂大学”，并发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到1920年，已经有六千名中国青年先后抵达法国。翻开他们的名单，后人可以发现众多震撼人心的名字：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陈毅、聂荣臻、李富春、邓小平……

凡此种种，都让千万青年耳目一新，并使他成为众口赞誉的“民国完人”。在那个腐朽、荒诞、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年代，一个个昔日的大人物，都沦为被轻视、被鄙夷的对象了。即使伟大的报人、曾深刻地影响了一代青年的梁启超也不例外。在宋教仁遇刺、黄兴病逝、蔡锷病逝后，似乎只有汪精卫、张謇和蔡元培，才能象征一个古老国家仅存的元气和希望。

而1920年，当他应孙中山的召唤，回到广州、步入政坛时，他作为道德楷模、社会表率的形象不仅没有过去，反而更加深入人心。

他拒绝出任更有权势的职务，而以广东教育会会长的身份，开始了改良社会、改善民生的努力。他说，在这个惨淡的末世，“与其去混入政治舞台，不如本其所学，干一些切实改良社会风气的工作来得有益”；他说，“这时洁身自好的先生，对于政治当更不欲问鼎，而惟社会改良事业是从”（雷鸣，《汪精卫先生传》）……而任职期间，他禁绝赌博，增加教育经费，大力培养现代医师，推行公共卫生政策，成为现代化广东的领导者之一。后来，他异常谦逊地谈道：“民国十年至十一年6月以前，广东有一些市政的进行，有些教育计划的设施，也有些县知事民选的试办，表面看去，似乎是有革新的倾向了。然而按之实际，平民政治的基础，全未奠定；和平民政治最不相容的如募兵制等问题，全未解决……”

改良广东的努力，因为1922年夏天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彻底决裂而告终。但这个事件，不仅没有使他淡出公众的视野，恰恰相反，它伏笔了汪精卫最璀璨、最耀眼、近乎辉煌的人生顶峰。那就是成为孙中山接班人、中国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

这一年，在陈炯明的炮声中，56岁的孙中山踏上了“永丰”舰，开始了长达五十多天的水上漂移。此后一年多，汪精卫随侍左右，始终不离不弃。他的披肝沥胆、患难与共，深刻地感动了晚年孙中山。后来，他当众谈道：“二十多年来……追随我的（人）很多，但总是想打他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来革命的，如汪先生一样的不出二十个。”（《政治周报》，1924年1月）

他的接班人地位，是不是此时被确定的呢？这或许是一个无从证实的历史猜测。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年多，也有一个36岁的青年军官始终随侍孙中山，并伏笔了他令人目眩、后来居上的发迹。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无论如何，从这里开始，汪精卫的接班人地位渐渐巩固。1923年10月，在击败陈炯明、再次入主广东后，孙中山指定汪精卫、廖仲恺、李大钊、张继、戴季陶五人负责改组国民党，以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其中汪精卫是首席改组委员。

1924年1月，作为五名主席团成员之一，汪精卫主持了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与此同时，陈璧君也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她从美洲筹集来的30余万元捐款，成为创办黄埔军校的最初经费。

又几个月后，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应邀北上，与奉系、冯玉祥等人“共商国是”。在他的随行人员中，汪精卫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巨星陨落、大树飘零，孙中山再也没有回来。此后几个月，汪精卫不仅成为孙中山遗嘱的起草者，他还被推选为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并以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载入史册……

至此，那个年轻的广东才子、在大论战中激扬文字的风云人物，那个在北京监狱里倾诉着生平志向、并成为一个时代传奇的年轻志士，那个品行高洁、被誉为“民国完人”的42岁政治家，已经肩负起一个苦难国家从沉沦到转折、从贫弱到新生的重任了。他完美的履历、他绝代的风华、他无可挑剔的品质，都让千万人无不深信，他必将引领着这个国家走出长达百年的沼泽地。

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这个中华民国最显赫的职位上，他仅仅停留了九个月。

1926年3月23日，因为扑朔迷离的“中山舰事件”，中国国民党领袖汪精卫挂冠而去，再赴法国。之所以如此，与蒋介石的目中无人、拥兵自重有关，也与他的以一己退让、避免国民党分裂的决心有关。

3月20日，在蒋介石下令广州戒严、扣押了大批共产党代表后，众多高级将领纷纷请求弹压。当时，国民政府下辖八个军，蒋介石只拥有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第一军；而无论李济深、程潜还是朱培德、谭延恺，都听从汪精卫的号令。在此之际，汪精卫却悄然离去，不知下落。他后来谈道：“3月20日之事，事前中央政治委员会没有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的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3月20日，广州戒严，军事委员会并没有知道，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我只责己而不责人，我以为皆我不能尽责所致，所以引咎辞职。”（汪精卫，《复林柏生书》）

他已经觉察到了党内暗流汹涌的“反共”倾向，却不愿背弃晚年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已经意识到国民党的分裂近在眼前，却不愿以领袖的权威导致流血事变。更重要的是，在骨子里，他是一个文人式的侠客，或侠客式的文人。他不愿让自己的清白之躯，蒙受任何权术、阴谋、勾心斗角和利益斗争的玷污。他进退不萦于心，如同古代的隐者，即使面对着中华民国的最高权力，也是如此。

那么，他能够想象吗？这个异常洒脱的手笔，不仅伏笔了蒋介石的崛起，还伏笔了国民党的纷争四起、血流成河。古谚有云，“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何况是他自己放弃了那只鹿？

他更不能想象的是，此举意味着国民党对兵权的旁落、对形形色色新军阀的无能为力。而自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一大”召开以来，建立“党军”、实行党的领袖对兵权的全面控制，就是孙中山一以贯之的目标。在不经意间，他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并伏笔了新一轮的军阀混战。此后几年，面对军人的跋扈、一个个新军阀的挟兵权以自重，任凭他怎样声讨、调停，都已经无力回天了。

他只能一次次地回国，又一次次地黯然离去。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伴食地位、国民党的沦为军队附庸，但一旦涉及权力纷争，他依旧不愿卷入其中。1928年6月，他在一封书信里这样表白自己的心迹：“弟亦文人，所自觉比较其他文人干净些者，则弟始终保留‘合则留、不合则去’之精神。当其与武人共事时，尽心合作；及觉其不能共事，则决然舍去，决不受其羁縻。”但对此，即使他的毕生知交、深刻理解他的品行和内心世界的陈公博，也深感无奈，异常不满。“我最不喜欢汪先生遇事便出亡。”（陈公博，《苦笑录》）

而到1932年1月，他终于不再出亡了。因为，日本已经吞并了满洲，他所深爱的这个国家，正面临着鲸吞与蚕食、沦亡和苦难。他决定留下来，并且捐弃前嫌，与蒋介石携手合作；他决定留下来，与自己的国家共度危难，如同莘莘赤子反哺贫病母亲、天地万物回报皇天后土那样。

他没有想到，他由此开始了自己誉满天下、同时也谤满天下的苦痛历程。他更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三年多，他不仅故旧星散，形影孤单，甚至几近身败名裂。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他对中日战争的特定观感，一种拼将残躯、换取和平的非凡决心。

而这个观感、这种决心，正是周佛海试图以他为主角、实行“和平第二方案”的根本原因。

4

1932年1月28日，在“满洲事变”的深痛巨创中，国民党三大派系捐弃前嫌携手合作。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负责军事，而汪精卫成为行政院院长。仿佛是一种命运的暗示，上任当夜，“淞沪战争”就爆发了。

一开始，汪精卫立场鲜明、言语铿锵。“（中国）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流血的亡国，还有复兴的机会，不流血的亡国，永无复兴之日”。但不过几天，他的态度就发生了悄然的变化。

“淞沪战争”是汪精卫目睹的第一场现代战争。他看到日本飞机呼啸而过，他看到日军炮弹遍地开花，短短几天之内，从本土出发的日本增援部队就抵达黄浦江口岸了。与此相对比，中国士兵躲在战壕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有在日军发动集体冲锋时才能予以零星反击。惨烈的现实，让他认识到了中日国力的巨大差距。“以我国现有军备与日本较，等于弓箭与机枪，若贸然与之宣战，将必演成义和团之第二”；“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下着着后人，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申报》，1932年2月14日）

而在国力对比之后，则是西方的唯利是图、不可信赖。

1933年1月22日，在日内瓦国联大会上，汪精卫阐述了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主张。“日本的举动，正如强盗明火打劫一般……遇着强盗入室，唯一的办法，便是一面向他迎头痛击，一面鸣笛报警、协同捉拿”；“中国现实无力对日宣战，但将倾注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对日本的南侵，将取陈述国联与抵抗侵略同时进行的政策”……

这些话语，字字沉痛，被视为“民意与实力的最大公约数”。但，几乎同时，所谓“交涉”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汪精卫发表这个讲话八天后，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纳粹德国迅猛崛起；在英法无力东顾之际，“九国公约”沦为了一张废纸。又两个月后，日本退出国联，南京甚至丧失了它唯一的控诉舞台。此后几年，众多外交官的悲凉话语，折射了这个国家一空傍依、孤立无援的处境：驻英公使郭泰祺说：“中国对英国和美国寄予厚望……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不认为，西方实际上没有为中国做什么事。它习惯用好话和决议安抚中国，一旦自己有需要，又习惯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外交部次长唐有壬更是酸楚而愤懑地谈道：“吾人深知各友邦，无一愿对中日纠纷插手相助。则向我友邦透露交涉内容，徒足激怒日本，增加交涉困难……”

也就是说，无论“抵抗”还是“交涉”，都已经走投无路了。在战和两难的尴尬处境中，汪精卫形成了他对中国前途的一个重大判断。在后来的年月里，他的这个判断从来没有动摇、从来没有改变过。

那就是“攘外必先安内”。1933年3月27日，在热河沦陷、日军进犯长城的硝烟中，汪精卫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命运性的会谈。他们一致认为，在剿灭共产党、实现国家统一之前，中国无力对日本作战；他们作出了重大分工，由蒋介石负责围剿，而汪精卫负责对日妥协。次日，蒋介石告诉他的几个心腹：“于寇患与匪祸二者，对前一项，应取守势；对后一项，应准备速剿。”（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如果说，所谓“守势”、“速剿”还多少语焉不详的话，那么，汪精卫的表态却毫不含糊、异常清晰。5月1日，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他公开宣称，“日本单独侵略中国，为祸固烈，然若共匪得意、蔓延长江，势必至于各国共管，为祸尤烈”；他并且举起了明朝亡国的例子，“若以不祥之例言之，恰如明末之李自成张献忠。当满洲在辽东与熊廷弼、袁崇焕战斗正烈的时候，李自成张献忠……反而趁这个机会，在中原各省肆意纵横，弄得赤地数千里、流血成河，卒之北京沦陷，中国云亡”。（《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

紧接着，7月28日，汪精卫、蒋介石又联名发出了《时局通电》，宣示中国内外政策的新走向。在这份汪精卫起草的电文里，他们开宗明义地谈道：“今日救国方策，治本莫要于充实国力，治标莫急于清除共匪……匪氛肆虐，患在腹心；赤焰充塞，人沦禽兽。若不剿除，不特人民无安居乐业可言，即一切计划均受牵掣……”

那么，日本呢？对业已沦亡的满洲，以及岌岌可危的华北，他们打算怎么办呢？

这份通电并没有谈及中国的对日政策。但，几天后，汪精卫就兼任外交部部长；紧接着，唐有壬、高宗武、董道宁……众多留日毕业生进入了外交部。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等亲英美派外交官的大权旁落，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变化。1934年4月，以唐有壬、高宗武为主角，中日开始了关内与满洲的通车、通邮、通航谈判。舆论界普遍认为，此举意味着南京事实上默认了伪“满洲国”。

对此，汪精卫曾在私底下告诉他的毕生知交陈公博，所有这些，不过是“曲线救国”。只要不公开承认伪“满洲国”，以中国的广土众民、万众一心，一旦实现现代化，满洲是随时可以收复的。换而言之，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羁縻日本，争取时间，以换取未来中国的光大昌盛。

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了谤满天下的苦痛心路。

1933年5月3日，在黄郛前往华北谈判《塘沽协定》时，汪精卫慨然谈道：“除签字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件外，其它条件皆可答应……弟绝不听兄独任其难，必挺身负责。”几天后，他再次致电黄郛、何应钦：“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弟必奋身以当其冲，绝不令二兄为难。”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不久后，他就发表了书面谈话，为《塘沽协定》延揽了全部责任。“抵抗之不能得到胜利，自始而知之。”他说，“知之而犹抵抗……以行其心所安耳。”换言之，抵抗不过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中国能够选择的，只有流血的妥协。此言一出，千万青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狂风暴雨般的咒骂声响起来了。

又几个月后，他的一个重大选择，更使自己沦为了千夫所指的对象。

那就是兼任外交部部长、将自己推向前台。1933年8月，在外交部长罗文干执意辞职，而郭泰祺、陈友仁、王宠惠等人都不愿意出任的情况下，汪精卫决定兼掌该职。消息传出后，他的早年朋友、时任立法院副院长的覃振规劝他，不过是个“打短工”的，又何必去背无穷无尽的黑锅呢？他喟然长叹：“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而当陈璧君、陈公博等人群起反对时，他凄然谈道：“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国难当头，总得有人跳火坑，那就让我来跳吧。”话未落音，一家老小痛哭起来。

果然是“跳火坑”。此后几个月，伴随着中日关系的逐步和解，众多诋毁、攻击汪精卫的报刊杂志出现了。以《社会新闻》为例，“每次都有系统的登载共产党的秘史，和制造改组派的谣言……似乎我们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非尽量丑诋不足以平其愤”。而改组派正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派系。以《扫荡报》为例，它公开宣称汪精卫是“当代秦桧”，是阻止中国对日宣战的卖国贼。更有甚者，一份月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幅漫画，“绘着一家妓院，将汪先生绘成一个大茶壶，在门口拉人，门边挂着许多妓女的招牌，写着陈璧君和方君璧等等”（陈公博，《苦笑录》）。

又何止于此？1935年5月17日，在汪精卫的努力下，中日两国不仅恢复了正常邦交，并且率先将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从这一天起，“当代秦桧”就成为汪精卫终生难以摆脱的评价了。又一个月后，因为两名日本军官酒井隆、高桥坦的冒名讹诈，汪精卫不仅批准了《何梅协定》，将南京势力撤出华北，他还颁布了《友邦敦睦令》，禁绝一切反日言论。这一天，北京大学的学生公开焚毁了汪精卫的画像，而在杭州岳王庙附近，有人效仿秦桧、王氏夫妇的下跪铁像，摆出了一对汪精卫、陈璧君的悔罪泥塑……

渐渐地，那个同盟会元老、孙中山遗嘱起草者、中国国民党的头号领袖，那个有着近乎完美的履历、无可非议的私德、被称为“民国完人”的绝代人物，彻底地面目全非了。而在这个过程中，让陈璧君、陈公博等人最为愤慨的，却是蒋介石的落井下石、居心叵测。

“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妥协、“曲线救国”……所有这些，是谁的主意？毫无疑问，它是蒋介石的主张。因为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因为“安内”与“攘外”的无法兼顾，汪精卫接受了这些主张，并慨然担负起对日妥协的重任。但此后几年，蒋介石却大耍两面手法，在公开谈话、媒体报道中，他处处表明自己不妥协的立场。陈公博后来谈道，这么一来，“汪先生之妥协，本是蒋先生授意的，但主和之罪完全推在汪先生身上”。

如果说，这个说法只是陈公博的一家之言、未必足信的话，那么，在《塘沽协定》谈判期间，黄郛的一封电报则可以说明蒋介石的用心。作为蒋介石的把兄、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对蒋介石的深藏幕后、以人为俑大感不满，以至于发电报质问说：“毋使天下后世，以弟为爱国者，而以兄为卖国者也。”对与他情同手足的黄郛，他尚且如此，又何况是毫无渊源、乃至积怨颇深的汪精卫？

又何止于此？此后几年，蒋介石还有意制造着自己主战、汪精卫却一再阻挠的舆论氛围。在他的授意下，任何诋毁、丑化汪精卫的文章，都能顺利问世、大行其道。陈公博为此尖刻而悲愤地嘲讽说：“谁说中国出版不自由？他们也是经过检查的，居然出版，居然行销。中国真变成民主国家了。”

在一次金融界会议上，蒋介石的连襟、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公开宣称：“蒋先生主战，汪先生主和，中国之不战，坐于汪先生从中作梗。”消息传出后，舆论为之哗然。对这个谈话的致命性后果，陈公博后来概括说：“至于一般受盲目宣传的人，以为中国应该立刻和日本宣战，中国的力量不但可以取回东四省，还可以直捣日本的东京。南京对于这件便宜而顺利的事不肯干，就因为有一个汪精卫在那里做秦桧。大家差不多以为汪先生一去位，中国便立刻可以宣战，日本便崩溃了。”

在长达三年多的合作中，除了万世的骂名，蒋介石什么也不肯留给汪精卫。

几乎是汪精卫刚刚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的内兄宋子文就上门拜访，劝告汪精卫不要插手军事。陈公博谈道，“他说蒋先生最怕汪先生过问军事，如果汪先生要合作到底，最好是不要过问军事”。这么一来，“汪先生自是对于军事毫不过问……即对他以为是属于自己的第四军，也时刻避嫌，不愿接近”。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汪精卫的嫡系“第四军”，就是北伐路上的那支无敌“铁军”，其前锋是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就是南昌起义骨干部队的来源；就是“淞沪战争”的主力、不久前名扬天下的第十九路军的前身。近十年前，它是中国的头号劲旅，其实力远胜蒋介石的黄埔第一军。但在经历了这么多沧桑巨变后，它只剩下一副残余的躯体了。仅仅在悲怆的“淞沪战争”中，它就有四千名将士死在日军的炮火下。

军事之后，则是财政、外交。1934年年底，蒋介石决定“废两改元”、发行法币，但对这个划时代的举措，直到次年法币问世前夕，汪精卫也只影影绰绰地听闻了一些风声。至于他独担骂名、一开始就由他负责的外交部，“汪先生也是难于作主的……汪先生兼了外交部，蒋先生的外交情报还是到不了行政院之门”（陈公博，《苦笑录》）。

陈公博后来谈道，“一个行政院，也就是一个内阁，它的大作用跳不出军事财政和外交三者……三件重大事情到不了行政院，每次行政院开会都讨论琐碎而又琐碎的问题”。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以剿匪的名义，兼管了七省地方行政，这么一来，“行政院更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了”。陈公博异常心酸地回忆说：“蒋先生忽而在牯岭召集全国财政会议，忽而召集全国建设会议。牯岭是一个很悠闲的避暑地，那时已变了南京的太上政府……而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不，秘书处也够不上，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

更让人忍无可忍的是，在以汪精卫为傀儡、让他独担万世骂名之后，蒋介石还上下其手，试图摧毁汪精卫的党内影响、残余的“改组派”势力。

作为资历极浅的同盟会会员，直到1932年，蒋介石的党内影响，还无法与胡汉民、戴季陶相提并论，更不必说汪精卫了。但此后几年，他的两个心腹亲信陈果夫、陈立夫却把持了中央党部组织部，并挟持了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怆、宣传部部长邵元冲。这么一来，作为国民党头号领袖、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对中央党部，汪先生也难得过问”。

在蒋、汪合作之初，汪精卫就下令停止“改组派”的活动，以示精诚团结。令众多改组派高干大失所望且深表不满，并纷纷投靠了蒋介石。对这些人物：甘乃光、谷正鼎、谷正纲……蒋介石来者不拒，一一笑纳，“无不置之高位”。而对地方党部负责人，他还需要一个投名状，那就是“骂汪先生和改组派”。以那份将汪精卫描画为妓院大茶壶，将陈璧君、方君璧描画为妓女的月刊为例，它的创办人，就是陈璧君曾以为最亲信的广东同乡李恩炤。陈公博充满嘲讽地说：“李恩炤先生不知为着什么，也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了。”

对依旧不肯离开汪精卫的改组派人物，蒋介石则选择了流氓手段。1935年国民党“五大”选举期间，“浙江省党部可以把改组派的人绑票，等到选举完竣才放出来；山东省党部更不客气，关了许多改组派，选举完竣，还囚在牢里，老不释放”。陈公博认为，这未必出自蒋介石的授意，“但底下的从龙人物，揣摩风气者多……一直等到二十五年改组派的朋友都变了羔羊，这些奇怪的现象才慢慢减少”。

短短几年之内，被视为国民党正统、汪精卫的唯一依靠力量“改组派”，彻底地灰飞烟灭了。除了陈公博、顾孟余、曾仲鸣等几个至交，汪精卫形影孤单、踟蹰独行。所有这一切，让昔日最不喜欢汪精卫“遇事便出亡”的陈公博，力劝汪精卫挂冠而去，再赴法国。但这时候，汪精卫却绝耳不听了。陈公博后来谈道：“我力劝汪先生不干，一而再、再而三，汪先生也讨厌我起来。”

而在几年无所事事、尸位素餐的生涯后，1935年8月5日，陈公博终于决定单独辞职了。但几天后，汪精卫却和他进行了一席长谈。记录在陈公博《苦笑录》中的这番谈话，让陈公博终生感念、无时或忘。

一开始，对陈公博的辞职要求，正在青岛治疗糖尿病的汪精卫同意了。他并邀请陈公博去青岛小住一些日子，“谈了一阵继任的人选问题”。陈公博为此兴高采烈，接连几天，他呼朋唤友，天天喝得酩酊大醉。

但这一天，1935年8月11日，与他有着通家之好、不避男女嫌疑的陈璧君，却叫醒了在沉醉中酣睡的他。陈璧君说：“汪先生有事找你去。”

紧接着，在汪精卫下榻的韩复榘别墅里，汪精卫告诉他：“我决定了，我是不走的，我劝你也不要走。”

汪精卫说：“我们要中国复兴，起码也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今年已五十多了，我没有其他报国之道，只要中国再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是我毕生的工作。”

而当陈公博觉得这种牺牲“不值得”时，汪精卫却说：“说到牺牲，都是无计划的，有计划便不能算牺牲。我决意作这牺牲品，我已五十多了。”

“我已五十多了”，这是这一天汪精卫反复提及、令人心酸无限的一句话。而在这一番谈话后，陈公博终于决定收回辞呈，陪他继续“跳火坑”。他告诉陈璧君，“我从来没听过汪先生那样决心的说话，十几年来今天还是第一次”；他说，“既然汪先生决定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看吗？我不走就是了”。

但无论陈公博还是陈璧君，都没有想到，仅仅两个多月后，汪精卫就遭遇暗杀、险些命丧当场。

5

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复成桥中央党部大礼堂，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了。作为“五大”的预备会议，它冠盖云集，济济一堂。这一天，在拜谒中山陵后，国民党领袖、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发表了开幕词。他说：“今当开会之际，所能报告者，便是精诚团结精神，永远不散。我们对于国难之痛心，增加了我们无限的责任。我们决心以无限之勇气，来担负这责任，来谋国难之解除……”

开幕仪式结束后，9时30分，全体中委聚集在会议厅门前，合影留念。但不等镁光灯闪起，一个外披大衣、内穿西装的青年却闪身而出，朝汪精卫连开三枪。汪精卫顿时躺在了血泊里。

在乱纷纷的现场，陈璧君赶来了。她左腿跪地、用手臂托起了汪精卫。在几百人的围观中，他们的对话令人无不动容：汪精卫忍着剧痛说：“我为革命党，结果如此，毫无遗憾！”陈璧君则哭喊道：“四哥，你放心吧，你死后由我照顾儿女！”

紧接着，蒋介石也匆匆出现了。汪精卫对他说：“蒋先生，我死以后，大概要由你一个人负责了……”

作为民国时期最重大的刺杀案之一，几十年来，围绕着“刺汪案”的来龙去脉，学界始终众说纷纭。关于它的幕后主使，关于它的动机与真相，恐怕是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历史之谜。但毫无疑问，它给了汪精卫以重大打击，并在九年后夺去了他的性命。

在德国医生诺尔、中国医生牛惠霖的两次手术后，汪精卫大难不死。但射进他脊椎骨附近的一个弹头，从此永远地留在了他的身体里，并伴随着他下葬。不久后，几乎刚刚从昏迷中醒来，他就以他近乎天性的温厚，为案犯求情说：“凶手的动机也并不坏……要从轻发落，不要判处死刑。”

这个表态，究竟是一个昔日名噪天下的刺客、对后来者的惺惺相惜呢，还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对日妥协，也感到有苦难言？无论如何，从刺客到被刺者，这当中包含了太多令人唏嘘感叹的历史话题。而在不经意间，他也扮演了昔日不愿承担的“釜”的角色。过去三年多，他不是“水火交煎、皆能忍受”吗？在水蚀火熔之后，这只釜不是锈迹斑斑，只剩下一个残余的躯壳了吗？

接下去的审讯，更让他心如死灰、悲怆无已。无论刺客孙凤鸣还是他的幕后主使人之一余立奎，都是他视为腹心的原第四军、后来第十九路军的退役军官。他们的谋刺动机，不仅与汪精卫的对日妥协有关，也和他在“蒋汪合作”之初、力主蒋介石出任军委会委员长有关。

1932年3月，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围绕着军委会委员长的人选，众多高级将领发生了激烈的争议。李济深、李宗仁、阎锡山……都成为该职的热门人选。其中李济深是原第四军军长、汪精卫的旧日亲信，而李宗仁、阎锡山也是他的多年盟友。在此之际，汪精卫却力排众议，提名蒋介石。在他的一再坚持下，蒋介石如愿以偿了。

汪精卫认为，在国家四分五裂之际，只有实力最强的蒋介石出马，才可能统一事权，攘外安内。他似乎不知道，李济深之所以孤注一掷，让十九路军拼死抵抗日本的侵略，不仅为了抗日，也为了反蒋；他似乎不知道，多年以来，他之所以能在政坛上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与李宗仁、阎锡山等人的支持密不可分。这么一来，他不仅给李济深、李宗仁、阎锡山留下了反复无常的印象，也注定了他形影孤单、任人宰割的地位。陈公博后来谈道：“汪先生于洛阳的二中全会提出蒋先生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是，也失了胡展堂先生的期望，和李、白对汪的热诚。”

又何止是李济深、胡汉民、李宗仁、白崇禧。在蒋介石出任军委会委员长后，他赞助秘密团体复兴社，实行特务统治；他厉行独裁教育，鼓吹“一个国家、一种主义、一个领袖”；他甚至指使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刺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凡此种种，都让汪精卫的密友蔡元培、李石曾深感不满，并迁怒于汪精卫。也是1935年，在一次面谈中，这两个同盟会元老、在学界有着重大影响力的社会领袖指责汪精卫对蒋介石太过迁就，“纵然不是养成独裁，也是掩护独裁”。

而在汪精卫遇刺次日，当蒋介石替代他在六中全会上作外交报告时，他的早年朋友、同盟会元老张继不顾多年交情，更不顾他的昏迷未醒、奄奄一息，大声喊道：“我们不信任外交当局，我们只拥护蒋先生。打倒外交当局，打倒外交当局！”陈公博后来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一时拍掌附和之声，震动屋瓦。”而这一天，去医院看望、陪护汪精卫的，已经只剩下陈公博、顾孟余、曾仲鸣等寥寥几个友人了……

在蒋汪合作、“安内攘外”三年多以后，他已经一无所有、空余骂名了。在此之前，他誉满天下，而这时候，他谤满天下；在此之前，他交友遍天下，而这时候，昔日的友人或疏远，或反目成仇了；在此之前，尽管他一再出洋，但他仍然是孙中山接班人、中国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而这时候，他故旧星散，即使“改组派”也已不复存在了……不知道在他昏迷的梦魇中，一缕残存的神志会不会让他无声饮泣？那一头，是国民党“五大”召开的璀璨焰火、弹冠相庆，这一头，却只有他妻子、孩子的默默垂泪，只有几个友人的相对无语。

即使如此，在他渐渐康复、再次出洋后，对过去的三年多，他依旧抱着一种虽九死而犹未悔、“岂余心之可惩”的态度。他坚信“攘外必先安内”是这个苦难国家的唯一选择，他坚信自己的遭逢大难、身败名裂，是一个孝诚儿子对贫病母亲的最大反哺。尽管举世滔滔，他仍然相信清者自清，历史会记载他的苦难与牺牲、悲伤和付出。几个月后，在给陈璧君的一封电报里，他这么写道：“数年以来，因剿匪军事关系，南京等于空城。我以赤手空拳，支柱其间，最大责任，在使后方不致沦陷，前方军事不致因而扰动，其余皆放在第二着。此是数年以来我对于国家之最大责任，亦即我鞠躬尽瘁之最大贡献。”（蔡德金主编，《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与陈璧君等来往电函》）

但他没有想到，几乎与他发出这封电报同时，他以如此良苦用心、巨大代价换取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却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远在1935年6月，也就是汪精卫批准《何梅协定》、南京势力撤出华北后，蒋介石就决定改弦易辙、联俄抗日了。他清醒地认识到，日本下一步的侵略目标，必定是华北；无论日本内阁还是陆军持重派，都无法阻止“华北自治”的演进。他决心不再退让。为此，这个月份，他派遣他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出任驻俄使馆武官，并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密商国共合作事宜。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希望和国民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

紧接着，10月18日，蒋介石秘密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商讨建立中苏同盟、一致对日的问题。在一份给莫斯科的报告里，鲍格莫洛夫写道：“会谈是绝密进行的，只有委员长和我两人，由孔祥熙担任翻译……在交谈过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后，委员长认为，这些只具有形式意义，他希望两国能签订一个实质性的条约。他强调他不是以政府首脑，而是以军事指挥官的身份提出这个问题的。毫无疑问，他要的是一个秘密的军事协定。”（《苏联外交文件》，第18卷）

由于双方条件差距太大，这个协定没有达成。但，一年多以后，“西安事变”爆发了。

1936年12月14日，也就是西安事变爆发两天后，何应钦代表国民党中央，电请汪精卫立即回国“主持中枢大计”。次日，汪精卫赶往意大利港口热那亚，并在那里坐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由于船运缓慢、路途遥远，1937年1月12日，在他抵达香港时，西安事变早已和平解决了。

这一天，在香港码头上迎接他的几名特使中，包括了周佛海。在此之前，他们从未有过任何接触，彼此的恶感远大于好感。

抵达上海后，汪精卫前往溪口看望蒋介石。但这一天，蒋介石对他极为冷淡，绝口不谈和平解决的来龙去脉。

紧接着，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在汪精卫的坚持下，这次大会通过了“根绝赤祸”的决议，但大会的《宣言》却对日本空前强硬。又几天后，以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人领衔的中共代表团，开始与宋子文、顾祝同、康泽等人进行国共合作的具体谈判。这时候，汪精卫恍然大悟：蒋介石之所以接受“根绝赤祸”的决议，是因为共产党早已接受了改组苏区政府、改编中国红军的决议……

凡此种种，让汪精卫深刻地怀疑，“蒋从西安回来时，是带了秘密协定的”（周佛海，《回忆与前瞻》）。凡此种种，更让他悲怆不已，仿佛经历了一场噩梦：为了“攘外必先安内”，他失去了那么多，忍受了那么多，从誉满天下到半人半鬼，从万众景仰到仅存残躯，但到头来，所有这一切都被证明是毫无价值的。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以他温厚的心、忍辱的志，没有发出不协调的声音，而加入了持久抗战的大合唱：1937年7月16日，他在庐山谈话会上表示，“国难如此严重，救亡图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9月6日，他又发表广播讲话说，“我们誓必继续的将所有血汗都榨出来……合成一起成为江河，扑灭尽了侵略者的凶焰，洗涤尽了历史上被侵略的耻辱”；直到1938年4月，他还在大声疾呼，“‘中途妥协，只有灭亡’，这八个字不是恐吓的话，更不是鼓励的话，而是有深刻的意义存在。中途妥协，除了屈服以外，还能得到什么？绝对得不到和平！”……但在私底下，他不时地流露着对中日战争的不以为然，对“安内攘外”、联日抗俄的悄悄期盼。

在淞沪会战渐渐悲观之际，汪精卫经常在家里长吁短叹，“流泪叹息”。与他交情极深的唐生智后来谈到，汪精卫几次告诉他：“这个战不能再打下去了……能和就和吧。”至于陈璧君，“对抗战却时常采取讥嘲讽刺的态度”。

1937年10月，汪精卫告诉他的旧识杨玉清：“以我的主张，现在还不应该发动抗战。候我们有了飞机，可以答复敌人的飞机，我们有了大炮，可以答复敌人的大炮，到那时候我们再打……中国的问题，在抗日就不能剿共，剿共就不能抗日，政府没有力量双管齐下。”（杨玉清，《我所知道的汪精卫》）

而在上海沦亡、南京危急时，汪精卫更是心急如焚。那些日子，汪家愁云惨雾、举座不欢，但除了一再致信蒋介石，他没有别的办法。周佛海后来谈道：“在南京陷落以前，汪先生为此事写给蒋先生的信，在十封以上，当面也谈过多次……”

所有这一切，也让周佛海下定决心，以汪精卫为主角，实行“和平第二方案”。

在周佛海的构想里，所谓“和平第二方案”的大致面貌是：以汪精卫为领袖，结合“低调俱乐部”、众多主和人士组成“第三势力”，以劝说蒋介石暂时下野，让汪精卫代表中国与日本和谈；而在中日和平实现后，汪精卫再把权力还给蒋介石，从而功成身退。周佛海认为，以汪精卫对中日和平的热望，他无疑会再次“跳火坑”；而他高洁的品行、他温和敦厚的性格，以及他所剩无几的政治实力，都决定了这个方案不会引发国民政府的权力倾轧，不会演进为一场“反蒋运动”。

那么，蒋介石会答应暂时下野吗？

在周佛海看来，这一切并不是不可能的。自从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始终有着媾和的心思，但他不愿背负媾和的骂名，更担心再次妥协会成为众矢之的。正因此，这场战争“阴差阳错地打起来了”；也因此，他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这场战争又“糊里糊涂地打下去”了。而近卫内阁《对华声明》的发表、徐州会战的发动，更断绝了他以战促和、“以胜促和”的图谋。在这种情况下，与几年前的“蒋汪合作”一样，让汪精卫独担媾和的骂名，而他依旧保持着主战的声誉，谁敢说蒋介石会一口拒绝呢？

又何止于此？中日和谈的主要障碍，不是近卫内阁的《对华声明》吗？倘若以汪代蒋，这个障碍不就消弭于无形了吗？这么一来，“和平第二方案”几全其美，它既给了日本内阁一个台阶下，又回避了蒋介石的心病，同时还满足了汪精卫的和谈热望。周佛海认为，再也没有比这个方案更惠而不费的和平计划了。

问题在于，《对华声明》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那么，日本人欢不欢迎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出面解决问题呢？在临时、维新两个傀儡政权出现的情况下，它愿不愿意舍弃王克敏、梁鸿志呢？如果它一意要扶持这两个傀儡政权的话，那就只好再打下去。

问题更在于，倘若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许诺，“和平实现后不干涉蒋重新上台”，这个方案是不可能行得通的。蒋介石不会答应下野，而以汪精卫的谦让风格、他的尴尬身份，他也不会提出替代蒋介石的要求。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想法，并得到日本方面的保证。

出于这些考虑，周佛海极力怂恿高宗武接受西义显的邀请，“赴日探路”。他后来写道：“我在高宗武再次上香港之前后，对他说过，‘你还是上日本去吧，上日本去和他们直接联络吧’……再三地对他鼓舞的结果，高宗武遂就下了大决心，决定上日本去了。”（周佛海，《我的斗争记》）

就这样，1938年6月6日，高宗武结束了为期七天的武汉之行，踏上从武汉飞往香港的飞机。那么，在飞机起飞的那一刻，他又会作何感想呢？毫无疑问，他的心中一定充满了不安、忐忑和前途茫茫之感，一天前的《周佛海日记》记载：“晚，武兄来，云明日奉命飞港。谈半小时，握手而别。将来再会何处，实难预测。”但即使如此，他也断然无法想到，这是他最后一眼看到武汉，最后一次接触青天白日旗覆盖下的土地。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几个小时后，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徐徐降落。

第五章
“和平第二方案”

1

或许是实行“和平第二方案”的干系太大，或许是预感到了前路的叵测，直到6月14日，高宗武才出现在西义显下榻的香港半岛饭店。这一天，西义显注意到，高宗武的脸色异常苍白，“这主要是他患有肺病，也表现出他为了和平的大义，而不得不暂时地违背蒋介石命令的悲壮决心”（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在高宗武说明来意后，西义显对他的访日计划极为欢迎。十余天前，他就邀请高宗武前往日本，与板垣征四郎、影佐祯昭等人面谈。但，对“和平第二方案”，他却颇为踌躇。

毫无疑问，以汪精卫替代蒋介石进行和谈，有着种种显而易见的好处。在回避了《对华声明》的障碍之外，它也能让七千万日本国民更容易接受和平。毕竟，过去几年，在汪精卫主持行政院期间，他给千万日本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毕竟，他的遭遇刺杀、濒临于死，更引发了日本朝野的普遍同情。但，他既担心这个方案会演变为反蒋运动，更害怕日本方面狮子大张口，以至于一意谋和的汪精卫不惜签下一纸新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

为此，这一天，西义显起草了一份《第三势力备忘录》，并和高宗武共同签名，“以为互相之戒”。

这份《备忘录》共分四条。它首先谈到了“第三势力”的成因，“鉴于日中两国的内部情况，拟集结居中斡旋和平的第三势力”。也就是说，无论蒋介石还是近卫文麿都有谋和的意愿，但由于两国主战势力的广泛存在，由于西安事变、近卫内阁《对华声明》等因素，中日和平需要“第三势力”出面斡旋。这个势力，在中国方面以汪精卫为首，并以周佛海、高宗武等人为骨干；在日本方面，则以影佐祯昭为首，以西义显、松本重治、伊藤芳男等为骨干。

那么，“第三势力”寻求的是一种怎样的和平呢？它又将怎么进行斡旋呢？

西义显写道，“第三势力对于交战的日中两国，应能保持公正的立场”。而这个“公正”，主要针对日本方面的和平条件。它为此强调：“实现和平的绝对条件，是日本放弃帝国主义政策，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尊重。这一条件是和平的前提，也是第三势力能够从中斡旋和平的条件。因此，首先希望在日本方面确立能够接受此条件的进步的指导势力，并使之实现上述条件……”

换而言之，“第三势力”的和平底线，是“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事变之前”；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的第一步就是让日本当局接受这个条件。在此之下，为保证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和平运动不至于演变为一场反蒋运动，西义显写下了这份《备忘录》的最后一条：“第三势力在达到斡旋和平的目的时，即行解散，不使之成为实现中国统一的障碍。”（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这份《备忘录》真诚、坦荡，充满了一种近乎青年人的理想色彩。但在诡异而又深不可测的人心、历史与命运面前，它太渺小、太一厢情愿、太微不足道了。它后来导致了一场巨大的历史悲剧，并让汪精卫身败名裂、万劫不复。几十年后，西义显充满悔恨地谈起几个月前他和董道宁的会面，以及他这一天的接受“和平第二方案”。他说：“谁知道我和董道宁的这个协商，出乎意料地竟成了后来的所谓‘汪兆铭工作’的开端”；“事实上，对于中日和平，只有第一方案，没有第二方案”……

在签署了这份《备忘录》后，西义显立即赶往日本，为高宗武的访日进行着种种准备。但此后十余天，高宗武依旧心神不宁、瞻前顾后。

6月14日，也就是签署《第三势力备忘录》这一天，高宗武提出要和松本重治见一面，以决定自己何去何从。为此，西义显给松本拍发了一份急电：“四郎希望你立刻来香港。”三天后，松本重治乘坐的轮船抵达香港，前去迎接的伊藤芳男告诉他：“高君最终准备去日本，但他还要听‘五郎’的意见。如果赞成，他才下最后的决心。”（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之所以要征询松本重治的意见，为的是确定日本方面的谋和决心。毕竟，无论近卫文麿的立场、“不扩大派”的实力还是日本的“道义方针”，都不过是他猜测的产物；毕竟，蒋介石已严令禁绝他继续谋和，倘若日本人毫无诚意的话，他岂不是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正因此，这一天也就是1938年6月17日，在自己下榻的香港格罗斯特旅馆，他不仅一再追问近卫文麿的战和态度，他还倾诉了自己的担忧与顾虑、矛盾和挣扎。

他说，战争初期的对日交涉，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许可；三个月前他来到香港、前往上海，也可以看作是蒋介石默许。但这一次，他却是自作主张，稍有不慎就可能闯下大祸。更不必说，此行的目的地是敌国日本，而所谓“和平第二方案”又涉及到异常微妙、无比复杂的蒋汪关系。

他说，在私人情感上，他更亲近汪精卫，“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在战和大计上，更是如此，“从我的信念出发，我只能站在汪先生一边”。但蒋介石毕竟大权在握，一旦触怒了他，生杀予夺都由不得自己。

他甚至谈到了那个真假难辨、令后人聚讼纷纭的说法：两个月前，他向西义显传达的蒋介石口谕，是他“按照自己的理解”编造的……

对此，松本重治只能一再保证说，从近期日本内阁的改组看，近卫文麿既有谋和的决心，也有控制局势的实力。而为了让高宗武下定决心，他还许诺在高宗武访日期间全程陪同，以便他作出判断。但这些说辞都不能打消高宗武的恐惧，在内心深处，他似乎隐隐约约地知道此行将意味着什么。

然而，次日也就是6月18日，松本重治的一席谈话，却让高宗武最终下定了访日决心。

这一天，也是在格罗斯特旅馆，松本重治主动谈起了日本的撤兵问题。“宗武，近半年来，我一直在考虑和平运动的关键是日本方面的撤兵。”他谈道，“以徐州作战来说，日本已经是相当勉强了，如果要进行汉口作战，就更加勉强了，要筹集足够的兵力都有困难，再加上还有苏联问题。”他最后表示，“我的想法是，事实上军队早晚会面临撤兵问题，或者先发表一个《撤兵声明》，这样中国方面的和平派不就可以振作起来了吗？……”几十年后，他记忆犹新地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提到撤兵的事，高先生的眼中闪烁着光辉。”（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几乎是松本重治话音刚落，高宗武就激动地说：“问题正是这样。日本方面如果声明在一定期间内撤兵，只要有这个声明，和平运动必定会成功。”

高宗武说，这个声明发表后，哪怕蒋介石不愿意下野，以汪精卫为首的主和派势力也将占据上风，“一旦出现那种情况，也许蒋先生就不能长期抗战了。到那个时候，蒋先生就不得不引咎下野”。

高宗武还展望了此后“和平运动”的面貌：蒋介石下野后，汪精卫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主持和谈；中日媾和成功后，“根据蒋、汪两人之间的心照不宣，短时间以后，蒋先生恢复军事委员长，由他们两人一起收拾事态”；这么一来，哪怕共产党、地方军阀发动叛乱，蒋汪政府也有足够的实力镇压他们，而这个国家也将回到“攘外必先安内”的轨道，以中日结盟的方式对抗苏俄的威胁……高宗武说，尽管还没有向汪精卫透露这个方案，但只要日本人愿意发表《撤兵声明》，他是一定会再次“跳火坑”、再次承担起万众的声讨和天下的骂名的……

就这样，高宗武访问日本、实行“和平第二方案”的决心，渐渐坚定了。此后几天，围绕着撤兵期限、驻兵范围的问题，他和松本重治又进行了一次交谈。

关于撤兵期限，松本重治表示，“因为是大军撤退，需要一年半或者两年”。对此，高宗武并没有什么异议，他只是追问说：“撤兵是否可以解释为恢复卢沟桥之前的状态？”松本重治回答道：“这事要去东京与影佐等人会谈后才能了解，但有可能在防共驻兵的名义之下，在一定时期内，在华北部分地区、在接近蒙疆的地方继续驻兵。”听到这句话后，高宗武长出了一口气。他说：“如果以那样的名义，而且有一定的期限，大概不反对吧。”（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所有这些，发表《撤兵声明》、规定撤兵期限、明确驻兵范围……究竟是出自近卫文麿的授意、板垣征四郎的表态还是影佐祯昭的一己安排呢？松本重治并没有谈及。但在日本内阁改组、“主和派”声势大张之际，毫无疑问，它反映了某些裁决日本命运的大人物的意图。松本重治认为，这些条件与“和平第二方案”相结合，将保证中日和平的水到渠成。到那个时候，日本不仅能从中国这个泥潭里及时脱身，它还将得到中国这个强援，以共同对抗苏俄。十余万将士的伤亡、延续近一年的尸山血海，将换取东亚的新格局、日本的长治久安。

而在这几次会谈后，松本重治回到上海，高宗武也订下了从香港经由上海、最终抵达横滨的“日本皇后号”船票。负责将他护送入境的，依旧是伊藤芳男。但，7月2日，也就是“日本皇后号”停靠上海、行将再次起航的夜晚，一种不时出现、挥之不去的不祥预感，却再次笼罩了高宗武的内心。

这个晚上，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汉密尔顿大厦，松本重治没有出门。他后来写道：“这艘轮船在7月3日凌晨两三点起航，因此，乘客都必须在半夜12点钟以前上船。我想高君在上船之前可能找我联系，所以我从8点钟左右起，就独自一人在汉密尔顿大厦的寓所中吸着烟斗等待他。”（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一如他所预料的，大约10点钟的时候，门铃声响起了。松本重治后来谈道，“（高宗武）戴着墨镜，好像换了个人似的”。而在进门后，他始终心神不宁，“好像在沉思什么，没有往常那样的精神”。

在几分钟的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之后，高宗武终于开口了。他说：“阿重，其实我是来商量的……我考虑了各个方面的事情，还是想不去日本了。”听到这句话后，松本重治有些惊讶，他问：“这是为了什么原因？在香港下了那么大的决心。”高宗武没有正面回答，他说：“我怕你责备，踌躇不定。总之我是想再听听你的意见，才到这里来的……”

对他的种种顾虑，松本重治似乎一清二楚。他首先劝慰道，私访日本并不会让他沦为汉奸，“我和日本方面保证，绝对不会使你们成为汉奸，如果有这样的事，我们、你们都可以中途停止”。

紧接着，针对“和平第二方案”涉及蒋汪关系、干系实在太大的问题，松本重治说：“你与蒋先生之间的问题，周佛海不是说由他负责吗？你到东京去，绝不是背叛蒋先生和中国呀。你到东京去，是为了中国永久和平与幸福。”

松本重治最后谈道，自从他决定访问日本，十几天来，东京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伊藤君已经等在船上，西君与影佐先生也在东京等着你”。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到这个时候，怎么还能打退堂鼓呢？

这些话语让高宗武的心神渐渐安宁。但那种近乎直觉的恐惧，依旧无处不在。这时候，时间已经是深夜11点了，距离“日本皇后号”登船封仓的时刻，只剩下一个小时了，高宗武却依旧不肯起身。在松本重治的委婉催促下，他居然冒出来这么一句话：“要乘船就非得经过外白渡桥不可，我担心如果遭到那里的陆战队哨兵盘问，事情就麻烦了。听说夜里的警戒更加严密……”

松本重治哑然失笑。他后来谈道，“高君与以往不同，显得很胆怯”。此后几分钟，在他的安排下，一部同盟社上海分社的汽车停在了楼下，它的车头插着日本国旗；松本重治让高宗武佩戴上随军记者徽章，并在他的衣袋里放上自己的名片；为防止万一，他还让高宗武戴着自己的日式礼帽……而在做完这一切后，他甚至倒上了两杯酒。他说：“还有半小时，时间足够，让我们举起酒杯，为你壮行。”

一如松本重治所担保的，在日本哨兵的一再敬礼、处处放行中，这部汽车顺利地抵达了黄浦江码头。而这时候，轮船的汽笛已经再三鸣起，在甲板上等待的伊藤芳男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几分钟后，这艘悬挂着英国国旗、排水量高达26000吨的庞然大物，就缓缓关闭了舱门；又两个小时后，它就驶离了上海码头，驶出了黄浦江，并驶向波光粼粼、浩渺莫测的日本海。

两天后，“日本皇后号”抵达横滨码头。此后几十年，西义显都无法忘记那恍若命运的一幕：“7月5日下午，在夏日的强烈阳光照射下，东京湾海面反射着闪闪金光。突然，海面上出现一个异样的小黑点，随即迅速地变大，最后呈现在眼前的，是那白色船体上耸立着三根黄烟囱的轮船。”（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2

与董道宁访日时不同，这一次，日本为高宗武准备了庄重的仪式、盛大的接待。几乎是“日本皇后号”刚刚抵靠码头，大批保卫人员就出现了，“身穿便服的宪兵和警察们排成森严的队列，宛如一道人墙”。对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手笔，美国学者约翰·亨特·博伊尔后来写道：“高非常惊讶，甚至以为日本人要扣押他。”而西义显近乎无奈地谈道，“鉴于高宗武的秘密使命，这种欢迎的阵势，虽是出于最大的好心，也是不受欢迎的……真没想到日本的官僚组织，在这件事上也表现得如此麻木呆板。”（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而在高宗武、伊藤芳男走出码头后，几部汽车就立即将他们送往东京著名的“花蝶”旅馆。

影佐祯昭原本想让高宗武下榻在市谷台军部大厦的附属旅馆，但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同样重要的客人了。几天前，为逃避斯大林的大清洗，苏联的克格勃头子之一柳什科夫将军叛逃到了伪满洲国，并被迅速送到东京。这个爆炸性的新闻让各国驻日记者闻风而动，军部大厦的附属旅馆被包围得水泄不通。这么一来，为保密起见，影佐等人包下了以设施豪华、服务周到著称的私人旅馆“花蝶”。

此后十余天，这个旅馆只有高宗武一个客人，包括年迈的女主人铃木米在内，几十名侍者为他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但饶是如此，他的日本之行也远谈不上顺利。

一开始，高宗武绝口不提“和平第二方案”。他依旧试探着近卫文麿与蒋介石直接和谈的可能，那样的话，他的私访日本或许能得到蒋介石的谅解，更不会卷入异常微妙、太过复杂的蒋汪关系。但抵达日本当夜，在和影佐祯昭初次会谈时，影佐就以一贯的直率态度告诉他，几天前西义显就向陆军中央、日本内阁提交了一份《高宗武先生来日本的前前后后》，并谈到了“和平第二方案”。此次高宗武访问日本，所有安排都是以这个方案也就是“以汪精卫为对手”设计的。无论内阁还是陆军中央，都非常欢迎汪精卫出面收拾残局。

这个消息让高宗武苦笑不已。紧接着，次日也就是1938年7月6日，在和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会谈时，高宗武又一次试探起了和蒋介石直接谈判的可能。但今井武夫告诉他：“日本政府也有公开的立场，总理大臣的声明不能那样简单地取消。参谋本部原来激烈反对，但仍然发表了这一声明，也是事出有因的。”（犬养毅，《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在两次试探后，高宗武终于断绝了近卫、蒋介石直接谈判的念头。此后几天，在和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等人会谈时，他都没有提出这个建议。作为这两次会谈的陪同人员，今井武夫后来回忆说：“我得到的印象是高对于以蒋介石为中心收拾日华事变的方案已经断念了。他态度一变，不再提出这个问题，只是一门心思地听取日本方面的发言。”（《今井武夫回忆录》）

而7月11日，也就是他抵达日本六天以后，在和同盟社社长、近卫文麿私人代表岩永裕吉会谈时，高宗武终于听到了日本方面的新和谈条件。

这些条件，首先包括三个近乎陈腔滥调的要求。那就是“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和“日华经济合作”。岩永裕吉认为，为实现中日和平，日本需要放弃华北、撤兵长江下游，以这样的代价换取承认伪满洲国，并不为过；与此同时，苏俄既是日本的大敌，也是中华民国的心腹大患，“共同防共”符合双方的利益。至于“日华经济合作”，在中日结盟的前提下，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而在此之下，则是四个前所未有、引人注目的条件。

首先是国民政府与临时、维新两大傀儡政权的合流，“以国民政府为主”。也就是说，中国方面不仅不能追究王克敏、梁鸿志的卖国罪责，他们还必须跻身中国政界的高层名单。岩永裕吉说，这两个政权分别得到华北方面军、华中方面军的支持，为了进行和谈，东京不能不迁就寺内寿一、松井石根；但在和平实现后，中国方面可以罢免掉他们的官职。

紧接着，则是“华北特殊化”。如果说，在长江下游，日本主要致力“经济合作”的话，那么，华北的政权形态，应该是“半自治”的、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国民政府拥有华北主权，而东京内阁拥有经济主导权。岩永裕吉认为，在此之前，国民政府的权力版图，从未在华北落地生根；而1935年出现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也是和日方妥协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条件并没有违反“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

第三个条件，则是“日本将在若干区域驻兵”。尽管岩永裕吉没有指出明确的驻兵地点，但高宗武心知肚明，从此以后，无论内蒙、绥远、察哈尔还是长城两侧，将处处飘扬着日本的太阳旗。

最后，蒋介石必须下野，由汪精卫负责和平谈判。岩永裕吉保证说：“关于蒋下野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近卫首相1月16日声明的关系，但是日本并无阻止蒋异日再起之意。”而对此，当时在场的松本重治更补充说：“哪怕蒋先生只下野几个月，东京当局对于日本国民，也就有了交代。”（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对这些条件，高宗武依旧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倾听着。但，在会谈的尾声，他也向岩永裕吉、日本内阁提出了一个重大要求。在高宗武看来，倘若日本方面不肯答应这个要求的话，他的日本之行将徒劳无功，而所谓“和平第二方案”也无从谈起。它关乎中日和平运动的成败。

那就是近卫文麿给蒋介石写一封亲笔信，“保证蒋的下野是暂时的”。高宗武认为，倘若没有这个保证的话，蒋介石是不会答应下野的；而以汪精卫的性格、他与蒋介石的微妙关系，他也不可能提出再次“跳火坑”的要求。换言之，没有这封信的话，所谓“和平第二方案”不过是一句空话。

对这个要求，近卫文麿拒绝了。近卫文麿认为，“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给敌国领袖写信，无论如何也是不妥当的”（原田熊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但对此，高宗武寸步不让。此后几天，他一再强调说，他之所以甘冒奇险违令访日，为的就是这封书信；他并且谈到，影佐祯昭委托董道宁带回的书信，都曾使中日和平柳暗花明，又何况是近卫文麿的亲笔信？

会谈陷入僵局了。一连几天，松本重治往来奔走在首相官邸和高宗武下榻的“花蝶”旅馆之间，却始终一无所获。而在高宗武预定的回国日期越来越近之际，是影佐祯昭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

那就是由板垣征四郎替代近卫，以私人名义致信蒋介石，保证中日和平实现后日本绝不干涉中国内政。影佐祯昭谈道，作为陆军大臣，板垣对内阁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作为“昭和新军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前线官兵也极具号召力。更重要的是，“板垣固执己见，并近于野蛮，不大听劝告。但一旦承诺下来，便以全力来实行它。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超过陆军中的各派军阀，并在少壮军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西义显，《悲剧的证人》）。影佐认为，板垣的这个保证，效力绝不在近卫文麿的亲笔信之下。

在松本重治的好说歹说后，高宗武勉强地答应了。大约7月15日，高宗武携带着板垣书信，踏上了返航的“日本皇后号”。那么，高宗武能够想到吗？就是在他私访日本的十几天里，东京内阁已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清楚地表明日本人所追求的“和平”是怎么一回事，而他的访问东京，对汪精卫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3

抵达上海后，一连二十多天，高宗武始终没有和日本方面联系。美国学者约翰·亨特·博伊尔则认为，“总而言之，他觉得要说服蒋辞职恐怕没有什么可能。由于悲观失望、精疲力竭并为个人前途担忧，高宗武自七月中旬回来后，约有六个星期没有露面……高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从未意料到的境地，还没有得到汪支持他的切实保证之前，就同蒋切断了关系”（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合作政治”》）。

但事实上，在这期间，高宗武并没有停止活动。

7月22日，在高宗武的授意下，同样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时任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科长的周隆庠，携带着板垣书信、高宗武的《东渡日记》和《个人观感》飞往了武汉。对这个不大不小的人物，西义显后来描述说，“他在相貌上又像中国人，又像日本人”；众多史料更谈到，在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期间，他曾是汪精卫的日语翻译，“日语说得比大多数日本人还要好”。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也被派驻香港，并在他的老同学高宗武三言两语的拉拢下，加入了“和平运动”的行列。

抵达武汉后，周隆庠没有丝毫耽搁，径自前往周佛海寓所。这一天，《周佛海日记》记载：“宗武派周隆庠送其报告呈委座，召其来谈，并约希圣来谈……对方坚持要委座下野，令人失望。”

而在将高宗武报告、板垣书信呈递蒋介石之前，周佛海首先面谒汪精卫，试探他对“和平第二方案”的态度。

过去一年多，周佛海与汪精卫迅速接近，几近无话不谈。他后来回忆说，1937年7月，当他和陶希圣拜访汪精卫、希望他出面阻止战争时，“汪先生也以为我向他劝说或者是依蒋介石的命令来试探他的内心的，所以汪先生非常的警戒我”；而在几次交谈后，汪精卫戒心渐消，开始视周佛海为自己的和平同道。及至南京政府西迁时，接连几天，汪精卫与周佛海同处一船，相对叹息。到这时候，他已经把周佛海视为与陈公博、曾仲鸣一般无二的知交了。周佛海为此谈道，“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周佛海，《回忆与前瞻》）。

但这一天，在看过高宗武报告、板垣书信后，汪精卫大吃一惊。他异常坚决地表示：“我单独对日言和，那是不可能的事。我绝不瞒过蒋先生。”（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由于话不投机，这一天他们的对话异常短暂。《周佛海日记》记载：“五时谒汪先生，谈半小时。”

但这半个小时，周佛海并非一无所获。在汪精卫一口拒绝后，他又试探说：“（这份报告）因为有写着日本人是希望你出马的字句，倘使您对此字句认为不大好，不妨把此‘汪先生’的字削除起来为妙。”但对此，汪精卫却似乎毫不在意。他告诉周佛海，“这是没有关系的”。（周佛海，《我的斗争记》）

这个表态，让周佛海认为汪精卫并不拒绝“和平第二方案”，也愿意出来再次“跳火坑”。他的断然拒绝，无非是因为自己身处尴尬之地，并且担心引起蒋介石的疑忌而已。倘若蒋介石答应暂时下野的话，他将以他孱弱的身躯，再次负载起举世的声讨、万世的骂名。到那个时候，中日和平指日可待。

次日，通过陈布雷，周佛海向蒋介石提交了高宗武的报告，以及板垣的书信。但他没有想到，对这个建议，蒋介石万分恼怒。

远在6月24日，蒋介石就知道高宗武擅自赴日的消息了。这一天，在离开香港绕道上海赴日前夕，高宗武就通过长途电话，让周佛海透露自己的行踪，以便为将来留下余地。周佛海后来谈道，“蒋介石听到高宗武上东京的消息，便说出‘太荒唐了’，他只说了这句话而已，再无说过别句话”；而当天晚上，蒋介石也在日记里写道：“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蒋介石日记》）

所谓“大胆”，不无一种隐隐约约的欣赏之意。几十年后，学界普遍认为，尽管两天后《蒋介石日记》出现了“高宗武行踪及其处置”的字样，但以蒋介石对他的青眼有加、特殊好感，至多不过是略施薄惩、留待后用罢了。

但，在高宗武提出“和平第二方案”、卷入微妙而又重大的蒋汪矛盾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这一天，在看过板垣书信后，蒋介石勃然大怒，耿耿于怀。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倭寇对我变更态度者……与高之荒谬赴倭亦有关系也。”他认为几天前板垣征四郎发表的“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公开谈话，不仅意味着近卫内阁《对华声明》的悄然转向，也暗含着将以汪精卫为对手的叵测居心。而这一切都是高宗武造成的。

紧接着，他找来了自己的密友、行政院副院长张群，让他把板垣书信、高宗武报告交给汪精卫，征询他的意见。毫无疑问，这个“征询”有着以进为退、敲山震虎、示以轻蔑的多重色彩，并包含着一种“舍我其谁”的睥睨心态。周佛海后来谈道，“那时蒋介石还不知道，汪先生已在事前看过”。

这么一来，汪精卫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又两天后，7月25日，蒋介石又约见了汪精卫、张群，商讨对板垣书信的处置办法。没有人知道他们进行了怎样的对话，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日记里满怀敌意地写道：“觉汪神情皆不自然，果有愧怍之心乎？”

而在警告、震慑了汪精卫后，蒋介石意犹未尽。几乎是汪精卫、张群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召来了陈布雷，怒气冲冲地责问说：“高宗武这混蛋，他现在在哪里？”

这一天，蒋介石斥骂高宗武的话语很多，也很刺耳。周佛海后来记载了其中关键的两句：“高宗武真是太大胆了，谁让他去日本的？”“自今日以后，我与高宗武断绝关系了，完全与他无关系了。”（周佛海，《我的斗争记》）

也就是说，蒋介石不仅丝毫没有下野的心思，他甚至还要严惩高宗武，并追查他的幕后主使。这么一来，高宗武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他的私访敌国、他的擅议大政、他和板垣征四郎的暗通款曲，都可能成为他被囚禁、被审讯乃至被枪毙的理由。周佛海后来谈道：“这一来，对高宗武答应过愿负责任的我，就陷于非常的困难了。”而几十年以后，一个学者更写道：“蒋的这一态度，使欲建奇功的高宗武大受刺激，不禁咯血，导致结核病复发，沉寂了好几个月。”（范泓，《从政七年如咯血》）

从此以后，高宗武再也没有回到武汉，再也没有见过蒋介石。毫无悬念，“和平第二方案”仅仅酝酿一个多月后就必然流产。不仅因为近卫内阁的《对华声明》连同蒋介石的强硬态度，更因为无处不在的日本“扩大派”势力，以及四万万人“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

山穷水尽之际，周佛海却决心与日本人继续谈判，并实行“和平第三方案”。

大约8月10日，在上海杨树浦医院治疗肺结核的高宗武，给松本重治打去了一个电话。这时候，距离高宗武访日归来杳无音讯，已经三个多星期了。“因为高宗武所从事的运动以后暂时未见进展”，影佐祯昭“以为高的计划已遭挫折”；一些参与了与高宗武会谈的日本人更怀疑，“说不定高来日本只是为了搞间谍活动”。（影佐祯昭，《漫谈》）

接到电话后，松本重治喜出望外。他立即赶往杨树浦医院，询问“和平第二方案”的进展。但高宗武只字不肯透露，他只是要求松本重治在月底之前赶往香港，以便双方进一步谈判。

8月27日，松本重治乘坐日本轮船“白山丸”抵达香港。这时候，高宗武已经大致康复了，“但仍处于时起时卧的状态”。这一天，在两人共进早餐时，高宗武提出了一个建议：由于健康原因，接下去的谈判将以梅思平为中方主角。“请你与他仔细地谈谈好吗？”

松本重治颇感为难。他说：“我不能与不知底细的人谈判。”但高宗武告诉他，作为“低调俱乐部”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梅思平绝对可靠，“与我们在一起考虑和平问题已经有半年多了”。尽管他从未到过日本，更不会说日语，但周隆庠将作为他的翻译，与松本重治进一步交谈和平条件以及和平方案。

在高宗武的一再坚持下，松本重治答应了。

梅思平，1896年生，浙江永嘉人。作为北京大学政治系的毕业生，他参加过“五四运动”，并且是与匡互生、罗章龙等人纵火烧毁曹汝霖住宅的六名主角之一。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与北大同学陶希圣成为同事；几年后，他又以中央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的身份，参与了民国三大论战之一“社会史论战”，由此结识了当时兼任《新生命》杂志主编的周佛海。从此以后，他渐渐成为学界的知名人物。

让他进一步声名大噪的，则是1933年出任江宁实验县县长。这一年，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主角，“乡村建设运动”如火如荼，席卷全国。在此之际，南京政府也划出五个县份，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毗邻南京的江宁县。在江宁县县长的任上，他复兴农业，鼓励乡村自治，推行公共卫生政策，实行近代教育，一时成为风头极健的新闻人物。他的名声甚至传扬到了大海彼岸，松本重治的朋友、前首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后来谈道：“梅思平这个名字，我是在很早以前从书上得知的。当时，他被提拔为一个地方的行政官……梅的业绩在美国都已经报道。”（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也是在江宁实验县县长的任上，他结识了温州同乡、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由于这一层关系，高宗武与周佛海、陶希圣也渐渐接近。加上周佛海的心腹嫡系罗君强，至此，后来“低调俱乐部”的五大要角会聚齐全了。到1938年年初，他以“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会长的身份，被认为“影响最大”、“活动力最强”；及至高宗武病倒后，他又代表“低调俱乐部”，以及对此还一无所知的汪精卫，开始与松本重治进行“和平第三方案”的谈判。

8月29日，在松本重治下榻的香岛酒店，梅思平与他进行了第一轮会谈。这一天，两人以寒暄、相互了解为主。松本重治后来谈道：“在第一次会谈中，为了解梅君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或者说说笑话，或者谈谈自己的经历，他也渐渐不紧张了。”而在最初的拘谨之后，梅思平谈锋极健，他说起了自己的早年阅历，说起了“五四运动”、江宁实验县县长生涯以及“低调俱乐部”……

直到分别之际，两人才切入了正题。松本重治说，和平运动的关键是日本撤兵，“为了撤兵，日本方面认为蒋介石应该下野”。但梅思平认为“这种方式不好”。

次日，在高宗武下榻的格罗斯特旅馆，两人进行了第二次会谈。几乎一坐下来，梅思平就激烈抨击着日方“蒋下野”要求。他说，倘若日本方面坚持这一点的话，“一切谈判就无法谈了”；他说，即使日本人愿意先发表《撤兵声明》，以此换取蒋介石的下野，后果也不堪设想。桂系、共产党不会善罢甘休，“内战将重新开始”……在他滔滔不绝、极富逻辑的言辞面前，松本重治不知道该声辩“蒋下野”是高宗武首先提出来的呢，还是该强调一旦和平实现，蒋介石随时可以复职。他只能以进为退地说，倘若蒋介石不愿下野的话，中日和平也有一个替代方案，那就是公开承认伪“满洲国”。这么一来，近卫文麿就能够说服主战势力，以及七千万日本国民。

这一天，双方唇枪舌剑、争辩不休。紧接着，又一天后，8月31日，在一家中国人经营的小旅馆里，两人进行了第三次会谈。这一天，梅思平问起了撤兵期限，以及“例外驻兵”的区域问题。对此，松本重治早有准备。他说：“撤兵至少需要一年半或两年时间。”他并且进一步解释说，这个期限对国民党政府也是必要的。在一年多的战争后，无论华北还是长江下游，处处活跃着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游击队，“如果撤兵过于匆忙，在撤兵区域内也一定会发生中央军与八路军、新四军互相争夺的情形”。

在此之外，日本将在内蒙、华北部分地区长期驻兵。松本重治说，这个举措并非针对中国，而是为了防止苏联从外蒙、黑龙江流域两面夹击关东军。“以防共的名义驻兵，但不仅仅是名义，实际上确有防共的必要……日本方面主张在一定期限内在这些地区继续驻兵”。对这个要求，梅思平大体接受了，但他一再强调，华北大部、长江下游的日军，必须在约定期限内完成撤退。

第四次会谈，在另一家中国人经营的小旅馆里进行。这里更为偏僻、家具设施等更为简陋，几乎就是一个鸡毛小店。对此，松本重治开玩笑说：“会谈的场所好像逐渐降级了，但是谈话可不能互相降级啊。”但这一天，他们交谈的，的确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比如反日教育的取缔、“抗日救国会”的解散……

但，这四次会谈，不过是梅思平欲擒故纵、试图摸清日方底线的烟幕弹。1938年9月3日，在松本重治下榻的香岛酒店，在第五次会谈中，梅思平终于抛出了“和平第三方案”的核心内容。这个计划，不仅让松本重治大吃一惊，它也意味着持续一年多的“和平运动”的巨大转轨，意味着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渐行渐远的歧途上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并伏笔了汪精卫后来的身败名裂。

所谓“和平第三方案”，就是以汪精卫为首脑，以他的旧部张发奎、邓龙光，以及云南军阀龙云，四川军阀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为响应者，组成与重庆分庭抗礼、并独自对日媾和的“西南政府”计划。周佛海、高宗武认为，在武汉、广州都岌岌可危的情况下，蒋介石将以云贵川为主要根据地；但无论龙云、卢汉还是刘文辉、邓锡侯，都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蒋介石蚕食、吞并自己的地盘。只要日本发表《撤兵声明》、汪精卫号召发起“西南政府”，这些地方军阀是会群起响应的。到那个时候，蒋介石自身难保，只能默认中日和谈的进行、中日和平的实现；及至日本完成撤兵后，汪精卫再宣布下野，将权力还给蒋介石……

这个计划，就是不久后《重光堂协定》的主要基础。对此，松本重治表示了自己的怀疑：“总觉得有些地方未必像你希望的那样去发展，例如在杂牌军将领呼应这一点上。”但梅思平异常自信地说：“和平运动必须由汪先生领导，周佛海等我们的同志将集结在汪先生的旗帜之下。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那些将领，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地方势力、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已经秘密取得了联络。中国不会有人反对停战、撤兵的。”（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果真如此吗？唯唯，否否。直到这时候，就连汪精卫对这个计划都一无所知，又哪里谈得上龙云、张发奎、刘文辉？周佛海、梅思平试图以瞒天过海的手笔，换取日方《撤兵声明》的许诺，再以此为筹码去说服汪精卫。他们认为，只要日本答应撤兵，汪精卫一定会再次“跳火坑”的。至于那些地方将领，在日本威胁解除之后，他们当然会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群起响应。

这个掮客式的、买空卖空的手笔，是后来那场巨大历史悲剧的关键因素之一。

又何止于此？这么一来，所谓“和平运动”不就演变为反蒋运动了吗？不过两个多月前，西义显、高宗武刚刚在香港广东饭店签署了《第三势力备忘录》，但它墨迹未干，就被抛到了脑后。以松本重治为例，这一天，他只是质疑这个计划的可行性，而丝毫没有涉及它的道义问题；以周佛海、高宗武为例，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汪精卫的私人品质，认为一旦媾和成功，汪精卫一定会把权力还给蒋介石，以便进行剿灭共产党的内战。但这种视军国大政如儿戏的说法，不过是一厢情愿、自欺欺人罢了。

它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分裂国家、破坏抗战的运动。即使“西南政府”顺利问世，谁敢说日本人一定会如约撤兵呢？即使顺利签订了“汪精卫—近卫文麿”和约，蒋介石、桂系和共产党又怎会听任他代表中国媾和呢？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意味着一场惨绝人寰的内战，乃至这个古老国家永久沦亡于日本的灭顶之灾。

如果说，对近卫文麿的谋和决心、日本“不扩大派”的实力，周佛海、高宗武的判断都刻舟求剑、大错特错的话，梅思平“中国不会有人反对停战、撤兵”的说法，也不过是以偏概全、管窥之见。诚然，自从淞沪战败、南京沦亡，国民党党内的谋和呼声不绝于耳；诚然，这一年秋天，在武汉危急、广州危急的情况下，这种声音再次高涨起来，以至于给了周佛海、梅思平一种“无人不主和”的印象。但，几乎从卢沟桥事件爆发的那一天起，共产党、桂系以及千万知识青年，就决心抗战到底了；而在“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战役后，这种决心更弥漫在青纱帐里、万山丛中，弥漫在两百余万中国士兵、几千万普通市民和几万万质朴农夫的脸上。它如此鲜明、如此热烈，几乎可以视作四万万人的集体表情。与这种苍茫而又壮阔的历史图景相比，所谓“主和派”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

4

几乎是“梅思平—松本重治”谈判刚刚结束，周佛海就寻求着进言机会，试图向汪精卫兜售“和平第三方案”。但此后一个多月，武汉会战日渐危急，史诗般的大西迁在枪林弹雨中艰难地进行着。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周佛海、陶希圣还是远在香港的高宗武、梅思平，都认为进言时机尚未成熟。

而到1938年10月，在武汉行将沦陷、汪精卫也一再发出妥协论调时，周佛海终于授意梅思平，向汪精卫挑明这个计划。

与六年前的“淞沪战争”一样，武汉会战给了汪精卫以巨大冲击。6月11日，以波田支队为前锋，华中派遣军进犯安庆，揭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负责卫戍安庆的，是川军杨森的第27集团军。它下辖四个师两万余人，但其中大半是新兵。他们所接受的训练，不过是队列、口令以及区区五发子弹的实弹射击。这一天，他们目睹了前所未见的景象：溯江而上的军舰一再轰鸣，从芜湖起飞的飞机一波波地轰炸着他们的阵地；而在工事残破、尸首相枕之际，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发动了登陆作战。不过几个小时后，日军登陆成功，并占领了安庆机场。

江防阵地的沦陷和安庆机场的失守，使日军如虎添翼。一艘艘运兵舰送来了源源不断的增援部队，从安庆机场起飞的飞机，将一颗颗炸弹精确地投向各个战略要地。在中国守军的指挥系统陷于瘫痪之际，波田支队发动了对安庆城的总攻，次日黎明，安庆沦陷了。

如果说，安庆战役反映了双方军队在训练、装备上的巨大差距，那么，马当要塞的失守，则折射了两支军队在组织程度上的天壤之别。

与安庆城防的匆促部署不同，几个月前，中国政府就耗费巨资，苦心经营着这个长江天堑。在江面，它共分三层障碍物：江底密布木桩和乱石，江中处处是由凿沉的驳船和乱石组成的人工暗礁，水面上还漂浮着无数水雷；在江岸，它拥有一支训练有素、以原海军第三舰队官兵为骨干的江防部队，并设置了几个或险要或隐蔽的炮兵阵地。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大口径火炮大多是从“海忻号”、“海琛号”与“肇和号”等军舰上拆卸下来的舰炮，而那些舰艇，早已在南京沦陷前就凿沉江中、用以封锁长江航道了。蒋介石认为，以马当要塞的军备火力，至少可以阻挡日军一个月以上。

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仅仅三天时间，马当要塞就失守了。

6月22日，波田支队搭乘海军军舰，来到马当要塞的封锁线外。这一天，在发现敌舰后，几处阵地的大炮一起开火，当场击沉了三艘登陆艇；与此同时，日军排雷舰也负伤累累，只得仓皇逃离了战场。初战告捷，让要塞指挥官鲍长义上校兴奋不已。

但，几个小时后，日军却从陆路迂回包抄了要塞，并切断了要塞的补给线。原来，这一天，负责陆上阵地的第16军正举行着一场别开生面的庆典活动，连长以上军官集体出席，各处阵地形同虚设。更要命的是，在这个为期两周的“抗日军政训练班”结业典礼结束后，几百名军官又举行了聚餐会。这一天，任凭鲍长义如何求援，在醉酒中酣睡的第16军军长李蕴珩始终置之不理。两天后，在几个附属阵地被日机夷为平地后，只有千余人的鲍长义部弹尽粮绝，只得含泪弃守了要塞。令人唏嘘的是，在撤离之前，这些青年并没有忘记拆卸要塞的大炮，并沉入江中，以免为敌所用。而这些大炮，是他们从永生难以忘怀的军舰上拆卸下来的……

然后，是彭泽、湖口、九江、广济、信阳、田家镇……在这场持续四个多月、席卷徽赣豫鄂四省的大会战中，尽管一百一十余万名中国士兵前赴后继、英勇作战，并付出了25.4万余人的伤亡；但他们大多是新兵，没有任何现代战争经验，并饱受长官的腐败、无能、官僚主义之苦。他们令人悲怆地战败了，与此相对比，在这场中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中，参战的9个师团大约三十万名日本士兵，仅仅付出了3.5万余人伤亡的代价。而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水土不服，因为疟疾、霍乱的流行，日军因病减员的人数，却高达6.7万余人。

武汉会战深刻地震撼了汪精卫。他愈发相信，至少二三十年之内，中国无法与日本匹敌；他更加固执地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才是这个苦难国家的唯一选择。而在他从武汉西迁到重庆、并住进上清寺官邸后，他的语调渐渐灰凉、沉重。

9月25日，在鄂东要塞田家镇失守、武汉危在旦夕之际，他发表了《在抗战中建国》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语气含糊、态度暧昧地谈道：“近代战争是经济战争，军事力量之强弱，有系于经济力量之丰歉。我国东部尤其是东南为经济重心，一切出入口贸易，以至工业及金融等等，皆集中于此……失了这些地方，便失了军事上最重要的资源。”

十几天后，他又发表了国庆感言《信念与刺激性》。他说：“人生最危险的物事，无过于幻想。自己有了幻想，误了自己的终身；为国家为民族，有了幻想，误了国家，误了民族。因此，要排除一切刺激性的宣传。”

如果说，这些言论不过是“唱低调”、一如过去一年多他的所作所为的话，那么，10月11日，在日军前锋逼近武汉时，他却公开寄望第三国的调停、中日的和平谈判。这一天，在接受德国海通社记者采访时，他这么宣称：“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此项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可以成为讨论之基础，否则绝无谈判之余地。”

又十天后，他告诉英国路透社记者：“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碍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以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之余地……吾人被迫诉诸武力，目前战事，非吾人所发动；吾人愿意随时和平，不过须有不妨碍中国独立之条件耳。”（《申报》，1938年10月22日）

凡此种种，让周佛海认为进言时机已经成熟。10月21日，也就是汪精卫公开向日本求和的那一天，周佛海密令梅思平，将日方条件、“和平第三方案”全盘托出，以供汪精卫定夺。周佛海相信，只要让汪精卫明白别无选择，他是一定会接受这个方案的。

10月22日上午，梅思平来到上清寺官邸。《汪精卫年谱》记载：“梅思平来谒，告日本希望能脱离重庆、另组政府，谈判和平条件。”梅思平告辞后，汪精卫久久徘徊、苦苦思索，始终难以作出决断。

毫无疑问，对汪精卫来说，这些条件极具诱惑力。一天前，广州已经沦陷了；而在他独处上清寺官邸的这个房间一支接一支吸烟时，武汉郊外也已响起零零星星的枪声了。在奉天、北平、天津、上海与南京之后，中国的七大都市已经全部沦亡了。至于剩下的那些城市，无论重庆、成都还是昆明、西安，都不过是传统的、以农业赋税为基础的行政中心。它丝毫不能代表这个国家的工业实力，特别是至关重要的战时生产能力。

东南半壁和华北大部，都处在太阳旗的覆盖下了。它大约包括三百余座城市、两万万人口。自从中国开埠，它是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以无数血泪换取的精华，是它近代化的主要象征。它也是中国的主要产粮区，最繁华、最富庶的十余个省份。此后三年，尽管天公作美，以四川、湖南为核心的国统区连年丰收，但在粮食之外，无论原棉、纱布、药品还是制造子弹的钢铁、驱动战车的汽油，都依赖唯一一条对外通道滇缅公路，以及越来越困难的走私贸易。

更要命的是，与东南失陷、华北沉沦几乎同时，平浦线、平汉线、陇海线、同蒲线、玉南线……中国几乎所有的铁路干线，都处在日军的控制下了。长江、大运河与漫长的海岸线，纵横驰骋的，也都是日本的军舰。从此以后，无论困守西南一隅的国民政府训练出多少兵员、发动怎样的反攻，它都不可能夺回这些战略要地了。事实上，直到1944年5月，在史迪威将军、孙立人将军率领的中国驻印军已进抵中缅边境时，卫立煌将军指挥的20余万中国远征军，才发动了一场后来被大书特书的滇西大反攻。而这个会战的主要目的，也不过是恢复被日军切断了的滇缅公路。

从此以后，“一片孤城万仞山”，蜀道和险峻的大西南，将成为日军进犯的天然屏障，但它也是中国军队发动反攻的最大障碍。在武汉沦陷后，无论蒋介石还是远在延安的毛泽东，都发出了中日战争行将进入“相持阶段”的预言，对此，汪精卫并非毫无觉察。但这种国破家亡、山河破碎的状况，究竟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毕竟，在沦陷区的两万万民众，过着铁蹄下的、水深火热的日子。

更让他忧心忡忡、如鲠在喉的，或许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游击队的迅猛崛起。

过去一年多，伴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撤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游击队，却深入众多集镇、每一个乡村。在华北和长江下游，他们所过之处，党支部、共青团、牺盟会、妇救会、儿童团……形形色色的核心组织与外围组织，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到1938年秋天，他们已建立了上百个或大或小的根据地，并急剧扩军在30万人以上。而在过去的年月，即使是1933年，它最为鼎盛、汪精卫决心“攘外安内”的年份，它也没有拥有这么惊人的实力、如此浩大的声势。它是沦陷区的真正主角，无论日本人还是已经撤入西南的国民政府，都对他们束手无策。这一年，在一份发往东京的电报里，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说：“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和兵力的减少，敌人游击活动逐渐活跃……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的范围内。”（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汪精卫认为，倘若不尽早结束战争，共产党必将进一步地星火燎原。到那个时候，即使中国侥幸取胜，残破不堪、仅仅依托西南几省的国民党军队，也不是坐拥广漠乡村的共产党的对手。在这个意义上，无论中日战争结果如何，国民党、中华民国都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岩永裕吉、松本重治代表近卫文麿提出的七项要求，尽管颇为苛刻，但它仍然可以作为中日和谈的基础。问题在于，在他放弃九州重鼎、故旧星散零离十余年后，那个西南政府能够顺利问世吗？那些手握重兵、与他素无渊源的地方将领，无论云南的龙云、卢汉还是四川的刘文辉、潘文华，会听从他的号召吗？在周佛海、梅思平开列的那份名单里，他略略有把握的，也不过是他的心腹旧部、原第四军军长张发奎，以及粤军将领余汉谋两人而已。

问题更在于，即使西南政府能够如愿诞生、中国与日本能够达成有条件的和平，万世子孙、铮铮史册会怎样评价他呢？过去几年，为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已背负了无穷无尽、终生引以为憾的骂名，又何况是分裂国家、另立政府、终结抗战、独自求和？

“和平第三方案”风险太大、前途太叵测。此后两天，他足不出户，一个人在房间里苦苦思索着。而在他困顿愁城之际，众多影响着他的人物、事件和声音出现了。

首先是周佛海。

10月24日，周佛海从成都回到重庆，“思平、希圣来，谈各项重要问题”。次日下午，他来到上清寺官邸，面谒汪精卫并游说他实行“和平第三方案”。这一天，《周佛海日记》记载：“三时谒汪先生，对于情势有所报告及陈述，四时辞出……”

在这一个小时的交谈中，他们谈了些什么呢？

他们谈到了日方的和平条件，以及这些条件对中国生存与独立的影响。周佛海“向汪先生说明日本的原则，陈述日本所希望的条件对于中国的国家存立并无若何影响，且以这种程度的条件，而缔结和平还是不错的”；更何况，他们还能在谈判桌上进一步地折冲樽俎、讨价还价。

他们谈到了中日和平的其它可能，并断言除“和平第三方案”外别无选择。周佛海认为，“以日本方面的希望条件，要说服蒋介石是不可能，所以不可不再想别个办法”；而汪精卫不离开重庆、另立政府的话，发出和平言论尚且受到各方攻忤，又何况是对日和谈、缔结条约？

他们还谈到了共产党的声势大张，以及越来越悲观的国际环境……

这些话语，让汪精卫渐渐心动。次日，他召集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三人，在自己的官邸共进晚餐，并细细密谈了“和平第三方案”的种种可能。《周佛海日记》表明，这一天他们的谈话长达三个小时，“七时……赴汪公馆晚饭，十时返寓”；而陶希圣后来谈道：“他们最初主张不邀我参加，但汪极力主张我参加……汪在会商之外，单独接见我，问我的意见。”（陶希圣，《潮流与点滴》）

在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三人的极力劝说下，汪精卫似乎下定了决心。次日清晨，他召见周佛海，决定启动“和平第三方案”；《周佛海日记》记载，“七时为电话惊醒，汪先生召见，有所指示”。但不过几个小时后，因为一个人的极力反对，他的决心又渐渐动摇了。与周佛海不同，在过去的十几年，这个人与他同甘苦，共进退，彼此知心，情同手足。他对汪精卫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这个人就是陈公博。

几年后，在被枪决前夕，陈公博回忆起了自己与闻“和平第三方案”、并极力劝阻汪精卫的过程。他说，大约10月26日，“我接到汪先生电报，说参政会开会在即，嘱我早一两天到重庆”；接到电报后，他立即启程，并于10月27日清晨抵达重庆。陈公博谈道：“我还记得是早上去见汪先生的，当时汪先生通知我，对日和平已有端绪。我真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一句话也不能说，只听汪先生自己讲述……”

在明白了汪精卫打算、“和平第三方案”的主要内容后，陈公博大吃一惊。他告诉汪精卫，自从汪精卫辞去南方政府主席职务以来，十几年间，“经过好几次党的分裂……方今国家多难、不容再破”；他说，“对外问题，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万一失败，国亦不救。”更重要的是，“日本情形，我绝不熟悉，但由过去几年交涉而论，日本绝无诚意……我们不知道它对我要求至何限度，猝然言和，是一件绝对危险的事。”（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陈公博的这个说法，得到了《周佛海日记》、陶希圣回忆录的证实。这一天，周佛海在日记里写道，“公博来谈”；而陶希圣后来回忆说：“他来到重庆，参加会商，一时摸不到头脑。比及知有此种条款，不禁惊慌失措。”（陶希圣，《潮流与点滴》）考虑到此后一年多陈公博始终没有参加汪精卫的和平活动，而陶希圣早已和汪精卫阵营决裂、并回到了重庆，这一天他的极力反对，应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这一天，两个密友进行了整整一天的激烈争辩。陈公博后来谈道，中午时分，陈璧君打断了他们的交谈，“说你们辩论时间太久了，食过中饭再来谈罢”；而当天下午，在汪精卫午觉起床后，“我再见汪先生，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这样又辩论到黄昏”。

在陈公博的激烈言辞中，汪精卫的决心渐渐动摇了。两天后，10月29日，一份来自遥远海外的电报，更几乎使汪精卫彻底断绝了另立政府、实行“和平第三方案”的念头。

那就是华侨领袖陈嘉庚的禁绝和谈提案。几天前，作为国民参政会议员，无法回到重庆参加参政会第二次大会的陈嘉庚以电报形式提交了三份议案，其中第一项就是反对言和，惩处汉奸。“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而在参政会秘书处润色后，这份30个字的提案被浓缩为9个字：“凡官吏言和者即汉奸。”毫无疑问，这个提案针对的是重庆政府内部渐渐甚嚣尘上的主和言论，而首当其冲的，正是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主席汪精卫。

更令人尴尬的是，按照惯例，这份提案必须由汪精卫宣读，并提交议员们讨论。这一天，著名报人、参政会议员邹韬奋觉察到，汪在宣读这份提案时，“脸色突然变苍白。在倾听激烈辩论时，神气非常不安，其所受刺激深矣”（邹韬奋，《抗战以来》）；而在众多议员纷纷要求他表态时，这个会议主席、被称为孙中山之后中华民国最杰出演讲家的55岁文人，居然不伦不类地说了一句：“孙总理常说和平救国，如果谈和平就是汉奸国贼，那么总理也是汉奸国贼了？”

或许，这一天汪精卫的反常表现，不仅因为这份提案对他颇含敌意，也不仅因为他心怀鬼胎。也许，他已经隐隐约约预感到了此行的叵测、未来的身败名裂？众多迹象表明，在此后的几个月，这种预感始终伴随着他，并且挥之不去。

这一天傍晚，在回到官邸后，他告诉陈公博：“这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等到将来发展再谈吧。”（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似乎他决心悬崖勒马、放弃这个方案了。那场将他钉在耻辱柱上的历史悲剧，似乎要和他擦肩而过了。但，这时候，又一个人出现了。

周佛海与他交情甚浅，只是在过去一年多才行迹渐密。陈公博尽管与他多年患难、也只能以友人身份施加影响。而这个人，却是他生命中最亲密、最重要的伴侣。在过去几十年，这个人与他相濡以沫、情深意切；她虽然任性刻薄，甚至略显粗鄙，但在他作出任何一个选择时，她都追随着他，并陪同他经历世态的炎凉、人生的悲欢。

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陈璧君。

第六章
重光堂协定

1

陈璧君，1891年11月5日生，时年47岁。她生长在南洋槟榔屿的一个富有华侨家庭，从小受到父母的溺爱，并养成了她天真娇憨、异常任性的性格。1907年秋天，在当地华侨、同盟会会员吴世荣的介绍下，16岁的陈璧君结识了前来槟榔屿筹集经费、发展当地同盟会组织的汪精卫。这一年，汪精卫24岁。

对风华绝代、口才恣意汪洋的汪精卫，陈璧君几乎一见倾心。此后几个月，无论刮风下雨，路途遥远，每逢汪精卫上街募捐演讲，陈璧君每讲必到。正值汪精卫最纯粹、最光华灿烂的年龄，他的演讲悲愤时怒发冲冠、哀痛时声泪俱下，而陈璧君也追随着他的话语，目睹了那个瓜分豆剖、死气沉沉的国家，目睹了在大海彼岸的那一群同盟会青年，“汪喜亦喜、汪忧亦忧”。不久后，她就向父母亲提出，要退掉与她的表哥、原本青梅竹马的梁宇皋的婚约。

在退婚被父母拒绝后，陈璧君鼓起勇气，向汪精卫写了一封求婚信。在她青涩的、情窦初开的心中，倘若汪精卫愿意接受她，她就抛弃一切、离家出走，追随着他做革命党，做被朝廷通缉的亡命徒。但几天后，汪精卫写来了一封回信，婉言谢绝了她的情意。原来，在遥远的家乡，他也有一个未曾退掉的婚约；而在他年轻高洁、铿锵有力的心中，革命者应该随时准备作薪、作炭，将自己光焰万丈地付之一炬，而不敢有家室之累。

在收到这封回信后，陈璧君伤心不已。但此后两年，陈璧君依旧时时追寻着汪精卫的行踪、倾听着他的声音，仿佛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风华绝代的青年。而两年后，恰恰是汪精卫的作“薪”，成全了他们的姻缘。

1909年初冬，在汪精卫决心北上刺杀载沣之际，陈璧君赶赴日本，坚决要求加入他的七人暗杀团。这个暗杀团由四男三女组成，在时年26岁的汪精卫、时年26岁的黄复生之外，它还包括时年23岁的喻培伦、时年25岁的方君瑛以及方君瑛的寡嫂曾醒。它是这个古老国家的青春记忆，是它延续五千年却始终年轻的秘密所在。而在汪精卫、黄复生入狱后，陈璧君先后提出了两个营救方案。与那个暗杀团的青年面容、它的纯洁之心与慷慨之志一样，这两个貌似幼稚、令后人取笑不已的方案，也是一个伟大民族青春诗篇的组成部分。

方案之一，是组织敢死队大规模劫狱，而劫狱所需经费则从澳门赌场赢取。这一天，陈璧君女扮男装，与她的同伴李佩书以青年夫妇的身份，进入了葡京大赌场。这个异常拙劣、近乎戏台故事的手笔，让见多识广的赌场伙计窃笑不已。几个小时后，她们不仅毫无斩获，并且输掉了全部的四千银元现金。

方案之二，则是在北京城挖掘地道，直通监狱内部，让汪精卫从地道中脱身。这个近乎天方夜谭的想法，不仅反映了陈璧君异常懵懂、近乎无知的面貌，它也折射了那个以青年为主角时代的风华与璀璨。毕竟，所有的革命者都与理想相亲，而一切严谨的思辨、无尽头颅无尽血的泼洒，也都为了重建天真。

在这两个方案无疾而终后，1910年冬天，陈璧君又冒着严寒前往北京，并通过层层围墙，给已经被判处终生监禁的汪精卫送去了十几个鸡蛋。在一枚鸡蛋中，陈璧君暗藏了一封短信，表达自己终身不嫁、终生守候的心意。正是这封书信，让汪精卫感念不已，并陪伴他度过了一年多的囚徒生涯。

他咬破手指，写下了四字血书：“信到平安。”

他以一首《金镂曲》回赠陈璧君。这一阕古词，情深意切，荡气回肠。它充满了壮志未酬的怅惘、乃至头颅依旧安好的遗憾：“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愧戴却头颅依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他并且许诺说，只要他能活着走出监狱，他将娶陈璧君为妻，与她终生厮守……

与汪精卫的酒和诗歌、必死之心与烈士之志一样，他们的爱情故事，已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并被铸入了这个苦难国家永志不忘的青春记忆。此后二十余年，尽管按照世俗的评价，陈璧君与品行高洁、风华绝代的汪精卫并非良配，尽管外界始终流传着汪精卫“惧内”、而陈璧君异常飞扬跋扈的说法，但，事实上，他们相濡以沫，彼此一往情深。汪精卫对她的忍让，不过是一种长兄般的态度；而对汪精卫的任何选择，陈璧君都义无反顾地追随，并且始终无怨无悔。

在陈公博眼里，蒋汪合作的三年多时间里，“不止汪先生对蒋开诚布公，连汪夫人也对蒋弃嫌修好。每次我们稍有一两句批评蒋先生，（陈璧君）即用斩钉截铁的态度，封住了我们的口说：‘我是相信他的，我不懂你们怀着什么坏心思。’”（陈公博，《苦笑录》）

直到1935年11月1日，在刺客孙凤鸣的枪声中，汪精卫躺在了血泊里。

这一天，在与汪精卫互诉衷肠后，陈璧君冷冷地质问匆匆赶来的蒋介石：“蒋先生，有话好好说，何必这么做呢？”

原来，几个月前，南京就盛传着蒋介石嫡系复兴社要刺杀汪精卫的传闻。这一天，在百余名中委分五排站立、准备合影留念时，蒋介石却迟迟没有到场；而依照常理，在这个象征着国民党团结、统一和继往开来的时刻，即使他身患疾病，他也应该参加合影。更蹊跷的是，在会务人员一次次催促他下楼时，他却说，“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他似乎对刺杀案早有所知……

在戴笠的努力下，刺杀案的幕后主使渐渐水落石出。但此后几年，对这个结果，陈璧君始终将信将疑。她怀疑余立奎、王亚樵等人，都不过是蒋介石栽赃嫁祸的产物。毕竟，经办该案的主要人员，都是蒋介石的心腹。

如果说，对汪精卫的险遭不测，陈璧君耿耿于怀的话，那么，更让她鄙夷不已、愤怒不堪的，却是蒋介石的抛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与共产党合作并发动抗战。在她看来，蒋介石不过是为了一己活命，才在“西安事变”中答允国共合作，并彻底改变了内外政策。而这么一来，汪精卫的谤满天下，他所有的努力和付出、悲伤与苦难，都毫无价值，恍若一场噩梦。

她心疼自己的丈夫。她决心成全他对中国前途的思考、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执着。自从抗战爆发，她关心着每一个和谈消息，并盼望这个国家能够回到过去的轨道。陈璧君认为，只有这样，汪精卫的一生，才是完整的、有始有终的。

在过去的一年多，每当中国军队从一个又一个城市撤退时，她总是异常不屑、尖酸刻薄地说：“你们看，我们又‘转进’了。不知道要转进到什么地方为止。”

1938年6月，当她的侄子、广州《民国日报》编辑陈曙风应邀到汪公馆做客时，她长篇大论、滔滔不绝：“我们哪里是日本人的对手？幻想什么保持‘主权领土完整’，奢谈什么‘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介石语）……其实，能够从日本人手里得回黄河以南的地方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北，甚至于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

她甚至认为，哪怕葬送满洲，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她说：“其实中国以前何尝有东三省？奉天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理由反对呢？”（陈曙风，《汪精卫投日前后侧记》）

由此可以想见，1938年10月26日，在听闻了周佛海、梅思平等人的“和平第三方案”后，她会怦然心动、无比热切，甚至将它视为汪精卫人生的又一个重大转机。

《周佛海日记》记载：“谒汪先生，略谈。汪因事先出，与汪夫人谈一小时。”而在周佛海告辞后，她一遍遍地盘算着龙云、张发奎、刘文辉等人的态度，一次次地推敲着计划的细节。在她看来，只要西南政府顺利问世、中日和平如期实现，不仅汪精卫的所有委屈、所有遗憾都能得到回报，过去几年的骂名、众叛亲离的处境以及至今还留在汪精卫脊背中的那颗子弹，都能获得崭新的解释。汪精卫将以力挽狂澜、再造中国的名声载入史册。

她的决心渐渐坚定。为了让汪精卫接受“和平第三方案”，她甚至不愿让汪精卫最好的朋友、时任国民党四川党部主任的陈公博与闻此事。她告诉汪精卫：“公博最近太懒，等到成功再通知他。若是我们都走，他是不能单独再留的。”陈公博“听见这句话，默然无话可说，只得长叹一声。心想，哪里怕我懒，怕我反对罢了”（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但汪精卫毕竟召来了陈公博，毕竟接受了他的意见。这一天，10月30日，当周佛海、梅思平又一次来到汪公馆，而汪精卫含糊其辞、心生退意时，她却越俎代庖，替汪精卫作出了决定。她告诉周佛海：“只要日本在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

也就是说，关键是看日本的和平诚意，关键是看周佛海、梅思平们能在谈判桌上为中国赢得怎样的条件。只要大体上能接受，她将推动汪精卫开始新的人生。对此，当天晚上，周佛海在日记里写道：“决疑定计，实非易事也……十二时始返寓，辗转不能成寐。时势造英雄欤？英雄造时事欤？时势如此，能否旋转乾坤，使国家不至于灭亡，端赖今后努力。”

对此，陈公博却扼腕叹息，引以为终生最大憾事。几个月后，他告诉陶希圣：“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会败事。”（陶希圣，《潮流与点滴》）

如果说，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执着，蒙蔽了汪精卫的眼睛，那么，蒙蔽陈璧君眼睛的，就是对蒋介石的仇视和对汪精卫遭遇的疼痛。他们不知道，为发动“武汉会战”，日本已竭尽了全力；他们更不知道，这场会战的主要目的，就是瓦解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并诱降汪精卫这样的“中国第一流人物”。

远在1938年6月，在发动武汉会战前，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联席会议就悲观地估计道：“早日解决中国事变是陆军省、部的一致希望……但是占领武汉和广东，能否使蒋政权屈服，尚无把握。”为此，7月22日，他们设立了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对华特别委员会”。主要使命，就是分裂中国、进行形形色色的政治诱降活动。此后几个月，以上海虹口东体育会路的重光堂为中心，它制定了五花八门的诱降计划：“鸟工作”决心起用唐绍仪、吴佩孚等北洋系官僚，以孤立以国民党为核心的抗战阵营；“鸠工作”打算加强临时、维新两大傀儡政权与未沦陷区的合流；“鹰工作”意欲掀起中国社会的反蒋运动；“鹭工作”为了离间重庆政府的旁系将领和政客；“鹫工作”则旨在建立一个反蒋、反共、推行中日亲善政策的“西南政府”……

紧接着，为发动这场伤亡惨重、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会战，他们决定再向中国派出13个师团大约40万兵力。其中9个师团派往中国战场，另外4个师团则驻防满洲，以防止苏联红军的大规模突袭。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征召24万名新兵，以补充伤亡、负责新占领区的守备。这么一来，在付出20余万人伤亡、接近10个师团灰飞烟灭后，中国战场已吸引了日本的23个师团70余万兵力。而在此之前，甲午战争的全部投入兵力不过24万人，日俄战争也不过27万人。

那场发生在卢沟桥畔的微不足道的纠纷，已渐渐演变为这个蕞尔小国的不可承受之重了。此后一个多月，为征募新兵、动员民众，日本各级政府倾巢而出。松本重治的朋友、前首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后来谈道，远在发动徐州会战时，形形色色的社区演讲、街头演讲就开始了，很快又蔓延到农村。即使如此，这个国家也陷入了防务空虚、岌岌可危的境地。日本战史后来概括说：“兵力全部为34个师团，其中对苏战备9个师团，在华兵力23个师团，国内仅保有2个师团……苏联的远东兵力，昭和十二年（1937年）年底即达20个师团，并且仍在增加。因此，对苏战备极其薄弱，呈现危险状态。”（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那么，在倾举国之力，攻克武汉、广州后，他们对战争前景又是怎么估计的呢？

10月7日，当武汉在望时，日本内阁向各级政府下发了一份《关于攻陷汉口时国民的各项活动》通知，事无巨细地规定了种种庆典活动。按照这份通知，10月25日深夜，当《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发回“冲进武汉一角”的电报时，无数手摇铃声瞬间响起，七千万国民纷纷拥上街头，开始了长达五天五夜的狂欢。凌晨2点钟，40万人聚集在二重桥广场，向皇宫山呼“万岁”；当天晚上，在后乐园体育场，著名作家吉川英治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十万人举行了大合唱，盛大的焰火将东京夜空照耀得如同白昼……

10月27日，庆典活动进入了高潮。这一天，《读卖新闻》报道说：“祝胜的帝都一片欢腾，圣上乘爱马，自二重桥点头致意……”小俣行男后来谈道：“东京参加提灯游行和举旗游行的人达到50万之多，二重桥前的广场一片灯海。庆祝游行持续到29日、30日，东京市内所有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战争已经结束的气氛。”（小俣行男，《侵略——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

但，这种“战争已经结束”的气氛，恰恰是日本内阁、陆军中央极力避免的。这一天，也就是陈公博苦口婆心、极力劝阻汪精卫时，日本内阁又十万火急地下发了一份秘密通知：“应强调汉口虽陷落，但在蒋政权溃灭前仍须继续进行军事活动……要举行追悼、祈祷仪式，加强后方的支援。”而陆军“不扩大派”成员之一、日本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班长堀场一雄更心情黯然地写道：“汉口陷落后，国民狂喜。祝贺行列从宫城前至三宅坂日夜不停，但欢呼万岁之声在战争指导当局的耳中，只不过留下了哀调，越发担心战争的前途。”

又何止于此，事实上，日本已处在覆灭的边缘了。如果说，在此之前，速战速决、“绝对避免同时有两个敌人”，是日本成功的秘诀，也是明治大帝对自己国力的清醒估计的话，那么，到这个时候，它已处在两个大国的环伺包围中。它竭尽全力尚且不能征服中国，又遑论远为强大、尚未折损一兵一卒的苏俄？它在国际上形影孤单，这就注定了它必将走上与德国、意大利结盟，组成“轴心国”并与全世界为敌的道路。它在中国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它的耀武扬威，都不能掩盖它在战略上的彻底失败。更不必说，它政局混乱、政出多门，无论近卫文麿、石原莞尔还是日本天皇、西园寺公望，都无力把握时局，无力引领日本的方向。

在这个中日战争的转折点上，陈璧君昧于大势，力促汪精卫走上了他的不归路。不知道21年以后，当她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孤独地死去时，对深爱她的汪精卫，她会有怎样的歉疚，怎样的悔恨？倘若有另外一个世界的话，不知道他们再次相逢时，那个生性温和、对她毕生迁就的男人，会不会再次以长兄的姿态宽慰她？而这个时候，汪精卫早已死去15年了，他已经彻底地身败名裂、并被永久地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他甚至被撒骨扬灰，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他没有留存任何的痕迹。

几十年后，日本战史这样记载他们在1938年秋冬的处境：“集中国力，特别是集中了陆军主力，终于在昭和十三年10月底攻占了武汉和广州。这是为在年内解决中国事变所下的赌注，然而中国的抗战意志仍然旺盛。除在汪兆铭工作上多少有些进展外，解决的预兆，无可期待。”（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1938年11月2日，在得到陈璧君授意后，梅思平离开重庆，绕道云南前往香港。这一天，《周佛海日记》记载：“七时起，与思平共早点，旋即握别。”他要在香港与高宗武会合，并分头前往上海，以便与日方代表开始正式谈判。

这一次，与梅思平同行、并担任他的翻译的，依旧是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科长周隆庠。几十年后，在回忆录里，日方代表之一、时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的今井武夫记载了他们的行程：“梅于11月2日从重庆出发，9日到香港，从香港乘法国轮船‘道尔曼号’于12日到达上海。次日即13日高宗武乘意大利轮船‘戈普特亚号’到达上海。至此，中国方面的人员已经到齐。”（《今井武夫回忆录》）

而在抵达上海码头后，几部没有任何标记的汽车接走了他们，并将他们送往虹口东体育会路的一栋西式住宅。几天前，今井武夫已经把这所大房子修缮一新，并从附近的东亚旅馆租用了种种用品和两个日本女佣。此后几天，两名中方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以及翻译周隆庠，将与三名日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养健以及助手伊藤芳男，谈判一份后来广为流传、永载史册的中日和平协定。由于这所房子的名字是“重光堂”，这份协定也被通称为《重光堂协定》。

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重光堂还有一个臭名昭彰、诱降了众多大汉奸的旧主人，他的名字是土肥原贤二。他的新近身份，是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首脑。

2

一开始，日方只有一名代表出场。1938年11月12日，当伊藤芳男将梅思平、周隆庠接到重光堂后，曾参加过《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谈判、接待过董道宁和高宗武访日的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为他们举行了接风晚宴。在这顿宴席上，一个令人莞尔的小花絮出现了。

作为汪精卫集团中少有的没有去过日本、也不会说一句日本话的成员，这是梅思平第一次走进日本餐馆，第一次吃日式料理。今井武夫后来谈道：“那天晚上，我第一次邀请他到六三亭花园日本酒馆去，他竟穿着皮鞋阔步于铺席之上，坐到壁龛里去，使我们不知如何是好。”（《今井武夫回忆录》）

而在晚餐结束后，两人不顾高宗武还在路上，立即开始了持续三天三夜的预备谈判。

谈判的第一个重大议题，是伪“满洲国”的归属。作为序曲，今井武夫首先谈起了几天前近卫文麿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他说，11月3日，近卫文麿在这份声明里提出了以日满华三国为核心、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建议。它不仅表明了日本政府对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新政权的热望、“对东亚新建设的一贯态度以及对将来的热忱”，它也是日方的和平底线。那就是中国公开承认伪“满洲国”。

对此，梅思平没有允诺，也没有直接拒绝。他绕了一个大圈子，说起了外交部次长徐谟说过的一个笑话：“满洲好比中国的妻子，现在日本同她发生了不正常的关系，并引诱她从家中逃跑。作为丈夫确实是很不愉快的，但对于变了心的妻子也没有追回她的心思……但是现在日本竟然利用这个丈夫的弱点要同这个妻子举行婚礼，并且硬逼着这个丈夫出席，你说这个丈夫该怎么办？”

这个说法，未免抹煞了马占山、杨靖宇等人的鲜血，也无视千万不愿当亡国奴、从满洲流亡到关内的青年的心声。自从1936年张寒晖写出了一曲《松花江上》，这首无比忧伤、充满了对白山黑水拳拳眷念的歌曲，立即成为一个古老国家最风行的音符、最动人心魄的节奏。梅思平的“没有追回它的心思”，不过是罔顾事实、自欺欺人的说辞罢了。

但无论如何，梅思平已经表达了汪精卫集团对满洲的态度，那就是默认伪“满洲国”。对此，今井武夫寸步不让。他说，在一年多的战争，并征服了众多城市、大片领土之后，倘若一无所获，日本无法向百余万士兵、七千万国民交代。而这么一来，所谓“和平运动”也必将横生波折……

这个问题伴随着高宗武的到来而更显复杂。次日，高宗武抵达上海，同样住进了重光堂。此后几天，高宗武始终心神不宁，丝毫不见往日的精明强干。他忽而锱铢必较、异常强硬，忽而魂不守舍、极其软弱。他的反常表现甚至让今井武夫怀疑起了他的真实用意。几十年后，今井武夫写道：“（我）同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双方都是从爱国的真情出发，不仅彼此可以理解各自的立场，反而因此对双方真诚的态度感到钦佩和信任……反之，我觉得高宗武的态度始终是批评式的，甚至是虚无的。他有时又非常随便地同意日本方面的主张，反而使我对他的真意感到怀疑……”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前后矛盾、心怀惴惴，几天后，在分别呈送给东京和汪精卫的《重光堂协定》文本里，双方出现了唯一不一致的地方：梅思平告诉汪精卫，中方同意以密约形式承认伪“满洲国”，但一开始不公开建交；而在今井武夫的报告里，这个问题则是中国方面“无异议”。

在满洲问题之后，围绕着战争赔款问题、经济合作问题以及废除驻外法权、归还租界等问题，双方唇枪舌剑、争辩不休。

对战争赔款要求，高宗武、梅思平一口拒绝了。对此，今井武夫表示理解，但他解释说，这是大藏省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过去一年多，在进行战争宣传、国民动员时，它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因此，中方应该支付象征性的赔款，以减少中日和平的障碍。

在今井武夫的好说歹说之下，这个要求被变通为赔偿在华日侨的损失。与其说它是一笔补偿金，毋宁说它是五十万在华日侨的封口费。但这么一来，中方已隐约地承担了战争责任，而近卫文麿、杉山元、梅津美治郎等则成为事实上的胜利者。至于沦为死城的南京、近乎废墟的上海华界，以及众多残破的城市和乡村，则是中国方面冒犯大日本皇威的必然代价了。

如果说，无论满洲问题还是战争赔款问题，高宗武、梅思平都作出了重大让步的话，那么，在华北问题、“经济合作”问题上，他们也有几个不大不小的收获。今井武夫希望保留几个国策公司如“华北开发公司”，以保证日本对华北的经济垄断。但高宗武、梅思平只同意“日华合办”、共同开发。至于日本在长江下游的“经济优先权”，两名中方代表强调，所谓“优先权”仅仅指最惠国待遇。几天后，在给东京的报告里，今井武夫写道：“中国方面一直坚持希望在第四款中取消‘优先权’一词，因为在中国国内人们会认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在国外则会助长其它强国要求给予同等待遇的压力。”（《今井武夫回忆录》）

不仅如此。在谈及开发华北问题时，梅思平还偷梁换柱，试图收回绥远、察哈尔两省的治权。一年多以前，在关东军的支持下，德王宣布所谓“内蒙自治政府”包括绥远、察哈尔两省；而梅思平谈道，千百年来，中国约定俗成的华北概念，始终包括平津两市和河北、山西、山东、绥远、察哈尔五省。因此，“日华合办”的经济合作，应包括这两个介于游牧区和农耕区之间的省份。但对此，今井武夫只是口头表示留待日后协商，而没有将华北范围写进协定草案。

与“日华合办”、华北范围一样，双方对废除治外法权、交还在华租界的问题，也没有达成明确许诺。高宗武、梅思平谈道，自从1842年中国开埠以来，租界、“领事裁判权”以及众多不平等条约，始终是这个古老国家屈辱的象征；既然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新政府愿意中日结盟、一致对苏，那么，日本方面应该率先废除治外法权并交还在几十个城市大大小小的日租界。这么一来，千万中国人必定会感受到日本的善意与和平诚意，并为未来中国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埋下伏笔。它对日本来说惠而不费，对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却极具象征意义……

高宗武、梅思平的这些说辞，入情入理、事关重大。倘若日本方面愿意率先废除治外法权、交还在华租界的话，毫无疑问，以汪精卫为首的“和平运动”必将获得更多中国人的支持。但对此，今井武夫反复强调，“只要西方列强仍然在上海、天津等地继续保有租界，日本肯定不会放弃它重要的租界”；它不仅是日本作为一个世界性强国的象征，也是几十万在华日侨的真实需要。毕竟，在一年多尸山血海、家破人亡的战争后，千万中国人对日侨满怀敌意，他们需要租界区、治外法权的保护。

反复交涉后，这个问题再次被搁置了。几天后，在最终签订的《重光堂协定》里，它是这么被表述的：“中国承认日本在中国内地之居住、营业权，但日本亦考虑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交还租界。”（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之后，则是更为复杂、至关重要的撤兵和“例外驻兵”问题。

在谈到撤兵和“例外驻兵”问题时，今井武夫态度强硬、寸步不让。他首先表示，“（日本）愿意结束对中国的军事占领”，愿意从华北大部、长江流域撤出它的全部军队，但他不肯明确许诺最终的撤兵期限。与此同时，他还要求在内蒙长期驻兵，以解决关东军受到苏联红军两面夹击的问题。而为了确保关东军与内蒙驻军的联络、补给与调动，日本必须在平津走廊驻兵，“以便保护交通线”。

对此，高宗武、梅思平据理力争，逐条反驳。

高宗武不顾杀身之祸违令访日，不就因为松本重治主动提及了为期两年的撤兵问题吗？从周佛海到陈璧君，他们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决心分裂国家，另立政府，对日言和，不也因为相信日本将如约撤兵、中日和平将水到渠成地实现的吗？毕竟，在苏联咄咄逼人的威胁下，日本需要从中国脱身，也需要得到中国这个强援。历史学家约翰·亨特·博伊尔后来谈道：“汪精卫集团感到，要使中国人民相信这个政权是在为他们最大利益而奋斗的，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设法证明它一直是在努力促使日本军队撤离中国。为此，它要求日本撤出除内蒙之外的全部军队，而留在内蒙的日军可以作为占领区的警备部队，但是他们要作为或至少表面上作为联合反共的防御力量的一部分。”（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合作政治”》）

为此，高宗武、梅思平反复强调，一旦汪精卫代表中国与日本订立了和平条约，日方应“立即撤出部队”。撤兵过程必须在几个月之内完成；平津走廊的驻兵问题不予考虑；而内蒙的驻兵问题，也必须有明确的期限规定……他们认为，倘若日本对这些问题不作出明确许诺，无论龙云、张发奎还是刘文辉、邓锡侯，都不可能群起响应。这么一来，所谓“和平第三方案”将是一句空话。

但今井武夫愿意作出的让步极为有限。他说，在几个月内完成大军撤退，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在“西南政府”与重庆政府相互对峙之际，倘若匆促撤兵，华北大部、长江流域必将沦为共产党的地盘。在此之外，内蒙驻兵关乎日本国运，而平津走廊的驻兵也是极为必要的。在这些问题上，日本只愿意作出措辞、名义上的让步，而不能有任何实质性的更改……

在双方讨价还价、相互折中之后，日方许诺伴随着沦陷区“治安的恢复”，日本将逐步完成撤兵，“（最后期限）不超过两年”。在此之外，平津走廊驻兵问题暂时搁置；至于内蒙驻兵问题，“规定日本军在内蒙驻兵期限即为防共协定的有效期限”。而作为回报，中方许诺以密约形式订立《中日军事同盟条约》，并在新疆大规模驻兵；一旦日苏战争爆发，中日联军将从满洲、内蒙和新疆三地同时发起进攻。这么一来，在外蒙的苏联红军必将陷入战略包围，日本可以彻底扭转极为不利的战略态势。

在高宗武、梅思平看来，这些条款意味着东亚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此之前，中国面临着日本、苏俄两大强敌，并在联日对苏还是联苏对日问题上摇摆不定；正是这种摇摆不定，造成了共产党的崛起、国民政府的内忧外患。而在中日结盟后，不仅东亚局势得以均衡，更重要的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政府可以腾出手来，继续剿灭共产党。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日本驻兵内蒙还是驻兵平津，都是极为必要的；他们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讨价还价，不过是为了让千万中国人更容易接受汪精卫政府，更容易接受中日结盟的事实而已。

但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愚蠢、最玩火自焚的手笔。固然，从李鸿章时代以来，联日对俄还是联俄对日，就是中国外交最重大的命题；固然，为了避免灭顶之灾，日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从中国脱身，并信守与中国的一切协定。但，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坚强、统一的日本政府，都需要七千万日本人以平等之心对待中国。而自从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日本的“泛亚洲主义”思潮退去后，它不仅政局混乱、分崩离析，它并且形成了一种异常轻蔑、无比傲慢的中国心理。它今天可以利用中国的国共矛盾、利用中国在外交上的两难格局，提出割让满洲、驻兵内蒙、垄断华北利权，谁敢说它明天不会利用蒋介石、汪精卫、共产党三大势力的分裂，而进一步予取予夺呢？

在中国历史的这个最重大关头，汪精卫选择了与狼共舞，这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而远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山西军阀阎锡山将军就明确谈道：“能自存自固，联日好，联俄亦好；不能自存自固，联日无益，联俄亦无益。”在他看来，自从抗战爆发，这种“自存自固”就是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至少在武汉会战前，阎锡山不仅与蒋介石密切合作，他甚至放手让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发展“牺盟会”组织。《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记载，“不久，山西105个县中大约有70个县都由牺盟会的人担任县长，而省内7个较大的行政区中有5个据共产党人所说是在‘我们手中’”。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即使与阎锡山这个割据自肥、略显土气的人相比，那个早年曾感动了四万万人的青年志士，那个中国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那个风华绝代、辩才无双的中华民国最杰出演讲家，都表现了惊人的偏执、惊人的愚蠢。

而在共分六款并附带两个秘密条约的《重光堂协定草案》之后，则是汪精卫出逃重庆的计划，以及“和平第三方案”的具体实施。

3

1938年11月14日，在《重光堂协定草案》大致形成后，高宗武、梅思平代表汪精卫，向日本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希望日本方面此时火速给予可否的答复”。他们说，12月15日，国民党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将于12月上旬到达重庆”；更重要的是，对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活动，蒋介石似乎已隐隐起疑，“万一拖延时日……恐将受到严密监视，形同监禁，便不可能逃出”。因此，汪精卫出逃的最佳时机，是蒋介石回到重庆之前；这么一来，他们必须在11月21日完成协定的签署，以便搭乘次日起航的轮船前往香港，策应汪精卫的行动。

对此，今井武夫痛快地答应了。他说，他将搭乘次日下午前往东京的飞机回到日本，将《协定草案》报呈陆军中央、日本内阁批准；三四天之内，他将偕同陆军省代表影佐祯昭、近卫文麿私人代表犬养健重返上海，与高宗武、梅思平签订协定。之所以让犬养健代表近卫文麿，是因为高宗武更熟悉、也更为信任的松本重治已身患伤寒，卧床不起。

高宗武、梅思平的第二个要求，则让今井武夫面露难色，斟酌良久。

那就是在汪精卫逃出重庆、抵达昆明后，日本内阁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将“如期撤兵”、“不要赔款”、“考虑废除治外法权”等许诺公诸天下，以便汪精卫的响应师出有名。他们认为，只有这样，龙云、张发奎等人才不会犹疑观望，“西南政府”才能顺利问世。“本条件的公布，为此次工作的起点。可以说，国内反蒋热潮（将）由此勃然而起，赞同汪精卫政见的人将大为增加，这次起事亦可受到全民族的支持”。（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但今井武夫却表示：“本条件于事前以日本政府名义发表有困难，所以需要再加研究。”毕竟，倘若发表这份《声明》后汪精卫不肯响应，日本将处于覆水难收的困境；毕竟，在东京三宅坂军部大厦，众多与闻了这个计划的军官，都怀疑它不过是中国方面的骗局。

为说服高宗武、梅思平，今井武夫先后提出了四个替代方案。第一个方案，“用传单向中国重要城市发表”；但中方代表认为，此举毫无意义，大多数中国人将视它为“宣传战”的一种。今井武夫又提出，“以中国独自的立场发表本条件”；但高宗武嗤之以鼻，他说，这么做，汪精卫领导的就不是“和平运动”，而是分裂国家的卖国运动了。而在汪精卫先发表“和平宣言”、东京再公布《对华声明》的建议也被拒绝后，今井武夫最后表示，“与中国方面发表和平宣言的同时，发表日本方面的解决条件”；但高宗武、梅思平依旧不为所动。他们强调，让汪精卫扮演“响应者”的角色，将极为有利于汪精卫的形象和“和平第三方案”的名声。

会谈陷入僵局了。此后几个小时，任凭今井武夫软磨硬缠，高宗武、梅思平也没有松口。在他们看来，这个要求不仅是“和平第三方案”的成败关键，它也关系着汪精卫的一生荣辱、万世声名。日本政局的混乱是有目共睹的，只有向全世界公开许诺这些条件，东京才不会出尔反尔、言而无信，而“和平第三方案”也才不会横生波折、夜长梦多。

这是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为汪精卫设计的日本“投名状”。他们甚至表示，倘若近卫文麿不愿意这么做的话，至此为止的重光堂谈判一切作罢。压力之下，今井武夫终于作出重大让步。他说，他将尽力说服日本内阁、陆军中央，“在汪到达昆明之际，公布日华解决和平的条件”。（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谈判结束前，高宗武、梅思平又代表汪精卫，向日本提出了第三个要求。如果说，无论私自谋和还是“和平第三方案”，都还多少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这个要求则使《重光堂协定》蒙上了一层异常灰暗、无可辩解的阴影。在后来的历史里，即使最同情、最袒护汪精卫的历史学家，对它也不无微词、颇有诟病。

那就是让日本军队发动一场对宜昌、贵州等地的进攻，“以使中央军（对龙云、张发奎等）的讨伐陷于困难”。高宗武、梅思平说，“和平第三方案”的关键，是地方将领们的群起响应；但在几十万中央军的监视下，龙云、张发奎等人未必敢起事。如果日军进攻大西南的话，那么，中央军将无暇它顾，一切也将水到渠成……

他们居然要求入侵者的军队，进攻本国的未沦陷区！这还是那个风华绝代、自觉为“薪”的青年志士吗？这还是那个为了避免同室操戈，异常洒脱地离开中华民国最高权位的国民党领袖吗？甚至，它也不像是那个以“跳火坑”的心态、一再对日妥协的行政院院长的所作所为。在后来的历史里，即使最偏袒汪精卫的历史学家也只能辩称说，没有证据表明这个要求出自汪精卫的授意；但毫无疑问，十几天后，他就看到了包含这个要求的那份密约，而他自始至终也没有表示过反对。

那么，在日军发动对宜昌、贵州等地的大规模进攻后，他将如何发起“西南政府”，如何实现中日和平呢？

高宗武、梅思平谈到，近卫文麿发表《对华声明》后，汪精卫将在昆明发出下野的通电，“当天乘飞机到河内，再赴香港”；抵达香港后，“立即与建设‘东亚新秩序’相呼应，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紧接着，“云南军首先反蒋起义，其次四川军与之呼应”；而在坐拥云南、四川两省地盘后，日本方面首先从广东、广西撤兵，以便汪精卫的心腹旧部张发奎接管两广。这么一来，“西南政府”呼之欲出，汪精卫将成为堪与蒋介石匹敌的力量，“在他的旗帜下，使同志汇合，以两广、云南、四川四省为正式建立新政府的地区”（《今井武夫回忆录》）。

事情还没完呢！“西南政府”成立后，汪精卫将代表中国，与日本订立以《重光堂协定》为基础的和平条约。此后两年，伴随着撤兵计划的进行，日本每让出一块地盘，汪精卫就接管一块地盘。湖北、江西、长江下游、华北大部……将成为这个以反蒋、反共、中日亲善、一致对苏为宗旨的新政权的辖区。到那个时候，“西南政府”将替代重庆国民政府，成为中国的中央政权。这个古老国家的命运将被改写，而东亚新秩序也将在这片拥有五千年历史、四万万人口的广袤土地上得以确立。

唯一不那么让人兴奋的，是盘踞北平以及驻节南京的两个傀儡政权。高宗武、梅思平轻蔑地说，在千万中国人的心中，王克敏、梁鸿志不过是汉奸，“因此热切希望日本方面考虑取消这两个组织”；对这个五十步笑百步的说法，今井武夫接受了。但他强调，这两个政权毕竟是在日本的扶持下成立的，“此事与我帝国的信义有关，因此诸如约定将它们取消之类，则远在考虑之外”。而在一番热烈的交谈后，双方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汪精卫政府成立后，临时、维新两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它们为救国而一时出马，现汪政府既已成立，则可自行引退”……

以高宗武、西义显为发起人，曾经不失青年意气、璀璨理想的这场和平运动，至此与他们的初衷渐行渐远了。他们难道不知道，中国竭三百万将士、四万万同胞之力，也不过把日本人阻挡在了西南天堑之外。倘若这场分裂国家、另立政府的浩劫果真发生，这片苦难的土地还不任由日本人宰割？他们难道不知道他们所寄望的这个合作者，是那么的反复无常、贪得无厌？

11月15日，也就是今井武夫携带《重光堂协定草案》飞回东京这一天，大约午后3时许，今井武夫抵达东京，见到了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等人。历史学家约翰·亨特·博伊尔后来谈道：“十多个高级军官到会听取他的汇报，会议从四时开到六时。会后，局长以上的高级军官离开了会场，留下低一级的课长、班长来讨论上海所发生的情况。”

如此重大的议题，多田骏、板垣征四郎等人为什么要提前离席呢？原来，这就是日本陆军根深蒂固的“下克上”传统。十余年来，由于派系林立、倾轧不断，高级将领们已习惯了让他们的部下全权处理问题，以避免自己受到指责。约翰·亨特·博伊尔后来概括说：“任何把高级军官说成是低级军官搞‘下克上’阴谋的牺牲品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事实是高级军官都不愿意别人把爆炸性政治计划的最初阶段情况告诉自己，生怕该计划会失败。等到某个计划开始露出有成功迹象时，再去承认它并把功劳归于自己，也是为时未晚的。”

也就是说，所谓“下克上”，不仅是指下级的抗令、反叛甚至刺杀，它也是日本陆军的政治运作传统。有功归己、有过则推诿给下级，这就是“下克上”的实质。对这种首鼠两端、令人作呕的官僚习气，今井武夫后来更一针见血地谈道：“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叫作‘下克上’，但问题的实质是首脑们缺乏责任感。”

那么，在十余名将领离开后，又发生了些什么呢？

在多田骏、板垣征四郎等人离开后，围绕着《重光堂协定》，几十名大佐、中佐又进行了整整三个多小时的讨论。一开始，他们普遍认为，“汪精卫和蒋介石是互相勾结在一起的，和平运动不过是缓兵之计，是一个企图松懈要粉碎中国全面抗战的帝国陆军决心的诡计”；进而，他们又怀疑这是一个骗取“日本向全世界作出宽大许诺”、而后引发国际干涉的政治骗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之所以不信任汪精卫，与他早年的誉满天下的光辉历史有关。比如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他就一再质疑：作为著名的爱国者，汪精卫怎么可能背着蒋介石私自求和？

会议进入了决策环节，一个多小时期间，几十名军官面面相觑、相互推诿，没有一个人愿意对《重光堂协定》负责，没有一个人表态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计划。

几十年后，在接受约翰·亨特·博伊尔的访谈时，今井武夫说，由于高级军官们不愿负责，“在和平运动中，差不多我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按照我个人的意图做的，并非根据官方意旨”。换言之，什么“两年之内撤兵”、什么“长城以南除平津走廊外不驻兵”、什么“考虑废除治外法权并归还租界”，都不过是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的自作主张。都只是他们认为东京有可能接受这些条件而已。倘若汪精卫改变主意，或如同这些军官所质疑的是个骗局，他们将遭遇降职、罢官甚至杀身之祸。在这次访谈中，今井武夫的一个身体语言让约翰·亨特·博伊尔印象深刻，“他说到这里，用日本习惯的手势，把一个手指横着往脖子上一抹……来说明他要说的话”（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合作政治”》）。

在无止休的沉默、扯皮和闪烁其词后，“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提议，大家不要去管个人的责任，只要共同负责同意接受上海的协议就行了。其他军官一致同意，会议于晚上九点结束”。

这么一来，一个让高宗武、陈璧君们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局面出现了：对汪精卫的出逃、“和平第三方案”，日本陆军真正负有责任的，不过是将在《重光堂协定》上签字盖章的今井武夫、影佐祯昭两人而已。他们一个是中佐，一个是大佐，一个是班长，一个是课长；即使他们对《重光堂协定》满怀诚意，他们也丝毫无法左右日本政府对汪精卫、对中日和平的真实打算。约翰·亨特·博伊尔后来谈道：“没有高级官员负责的决定，对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带来了严重后果。因为汪精卫和他的同事们把在重光堂会议上所立下的保证当作日本政府的旨意，把日方代表当作是日本政府的全权代表。但是他们不久就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日本陆军如此，近卫文麿呢？那个屡屡自作聪明、使卢沟桥事件演进为行将毁灭日本的熊熊大火的青年首相呢？

11月16日清晨，应影佐祯昭的邀请，松本重治的朋友、前首相犬养毅之子、时任日本众议员的犬养健来到他的办公室，与他共同起草《第三次对华声明》。后人无从知道这份文稿的具体内容，因为，它从来也没有被发表过，因而没能进入历史。但，通过犬养健、影佐祯昭、梅思平等人的事后回忆，后人还是能瞥见它大致的面貌。

这份文稿没有出现“承认满洲国”的字样。这一天，犬养健说，“在近卫声明中最好不接触这个问题”，以免刺激中国人；影佐祯昭也认为，“都放在将来、事后地解决……是今井君和梅君的一个高招”。

文稿旗帜鲜明地表示，“日本在中国所寻求的，既不是区区领土，也不是赔偿军费”。影佐祯昭、犬养健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中国人的共鸣”。

更重要的是撤兵问题。《重光堂协定草案》第六条写道：“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自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随着治安的恢复，在两年之内完成撤兵。”犬养健认为它是重光堂谈判的最大收获。但他强调指出，“在写正式条约时，需要就‘治安的恢复’这一条以附件或其它形式统一地解释一下。如果不解释明白，中国人就会有顾虑，怕一旦旅居在中国的日本人有一人受伤，就会停止撤兵”。（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在此之外，不垄断华北利权、驻兵内蒙只是针对苏联、“考虑废除治外法权并交还租界”……所有这些，也都在这份文稿里得到清晰的表述。西义显后来谈道：“重光堂会谈正是由于明确了撤兵和驻兵这个重大之点……才确实值得作为实现日中和平的基础，而被中国方面确认下来。”

当天下午，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携带《声明》文稿、《重光堂协定草案》来到首相官邸，征求近卫文麿的意见。这一天，尽管高朋满座，近卫文麿还是拨冗接见了他们。

影佐祯昭后来说，在听取报告时，近卫文麿的态度热情而专注，“很快表示了赞同”。十几分钟后，他就起身送客了，因为他还要和他的众多智囊、朋友谈论王尔德的剧本，谈论种种高级、优雅、近乎塞纳河左岸的话题。对首相还缺乏了解的影佐祯昭，丝毫没有发现这当中漫不经心、视军国大政如儿戏的做派。他兴冲冲地告诉犬养健：“我乘19日的飞机与今井一块去上海……也请你一块来。”

就这样，那两份将决定汪精卫命运的文件，《重光堂协定草案》和近卫文麿《第三次对华声明》文稿，在东京完成它的授权了。1938年11月9日，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与犬养健三人坐上了前往上海的飞机，准备与高宗武、梅思平两人正式签约。其中影佐祯昭代表陆军省、今井武夫代表陆军参谋本部，而犬养健代表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由于只是私人代表身份，犬养健将不在那份协定上正式签字。

几十年以后，犬养健依旧记得签订《重光堂协定》那一天的情形。他说，抵达重光堂时，“留在那儿的三个中国人和关照他们生活的伊藤芳男，都穿着薄棉睡衣，光着脚，就像刚走出温泉似的，一起过来迎接我们”；当天傍晚，在进行了两处细微的修改后，双方又誊写了两份正式文本，并举行了短暂的签字仪式。在签字仪式结束后，两名中方代表高宗武、梅思平连同他们的翻译周隆庠，与三名日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养健以及他们的助手伊藤芳男，举杯庆祝协议的达成。这一天，影佐祯昭发表了这样的祝酒词：“在大家长期辛苦的努力下，终于在今天签订了协议书。但前进的路上，无论日本和中国，都有许多险阻，因此请大家更多配合协助。谢谢大家，干杯！”（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这一天也就是1938年11月19日，汪精卫迈出了他万劫不复不归路的第一步。

4

重光堂谈判结束次日，高宗武、梅思平坐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临行之前，他们与三名日方代表约定，他们最迟在12月2日左右将汪精卫的答复、他逃出重庆的日程表送达日方联络人伊藤芳男。届时，近卫文麿应着手安排《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发表。如果不出意外，汪精卫将在12月10日之前逃出重庆。

但此后十几天，这个计划的进行却波折重重、变故横生。

首先是梅思平行程的耽搁。11月24日，《周佛海日记》记载：“闻思平本晚乘直航机来渝，未知明日何时到达。”次日，他心神不宁、望眼欲穿，却始终没有等到梅思平。直到傍晚时分，他才得到消息，“思平昨晚未起飞，本晚或可来”。

原来，由于天气原因，这一天从香港到重庆的航班停飞。11月26日清晨，梅思平总算出现了。他带来了那份写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的《重光堂协定》抄件。这一天，周佛海在日记里写道：“八时起，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时始散。”

这个上午汪精卫还跃跃欲试，几个小时后，他就改变主意了。当天下午，周佛海、梅思平再次来到汪公馆，与他商议出逃日期并安排种种准备事宜。但汪精卫“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需商量”。在当晚的日记里，周佛海写道：“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

大失所望的周佛海“返寓后，与思平谈及汪之性情，咸认为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十余年屡遭失败也”。对此，梅思平倒多少抱有理解的态度。他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的光荣历史只怕一笔勾销了。”（《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虽有微词，周佛海异常清楚《重光堂协定》在汪精卫心里的分量。这一天，他在日记里准确地预言：“惟对于此事，则断定其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原定计划也！”

为此，周佛海以退为进。11月27日，他迟迟没有露脸，直到傍晚5点钟才再次来到汪公馆，“与汪先生及夫人商谈”。这一天，当汪精卫一再质疑日本人的和平诚意时，周佛海摆出了一拍两散的姿态，“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一如他所预料的，轮到汪精卫心有不甘了。在长久的沉吟后，汪精卫表示，他可以接受承认伪“满洲国”、共同开发华北、赔偿日侨损失等条件，但附带的两份秘密协定也就是《中日军事同盟条约》和《日华亲善协定》，“留待将来再商”。对此，周佛海同意了，“决定照此复电”。当天晚上，周佛海又在日记里写道：“益发觉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兹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

果然是“左思右想”、“前顾后盼”。陈璧君的堂侄、当时住在汪家的侨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陈春圃后来谈道：“我所亲眼目睹的，就是‘密约’交到他手的最初一段时间内，他一直心神不定。每天晚饭后总在上清寺寓所的院子中踱来踱去，一言不发，一个人陷入穷思极想的苦海中。”而陈璧君则更煎熬，她担心蒋介石听到风声，派人搜查汪公馆。她先是把装有密约抄件的箱子存在她妹妹陈淑君的家里，次日又把它取了回来。她告诉陈春圃：“这张密约昨晚在淑君家过了一夜，我怕万一泄露风声会被搜查，今天取回来索性把它烧掉，省得提心吊胆。”（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

11月28日，也就是看到《重光堂协定》、《第三次对华声明》文稿两天后，汪精卫到底还是又拍发了一份电报，让他的挚友、多年来患难与共的陈公博再来重庆，以定夺自己何去何从。

陈公博抵达重庆，是11月29日的事情。几年后，他这样回顾这个命运性的日子：“至十一月底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了，我又接汪先生从重庆来一个电报，叫我立刻至重庆。我到重庆时，汪先生告诉我，中日和平已经成熟，近卫已表示了几个原则。”（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但无论承认伪“满洲国”、驻兵内蒙还是共同开发华北，都让陈公博大摇其头。对汪精卫逃出重庆的计划，他更是极力反对。这一天，两个密友又进行了一整天的激烈争论。在争论中，汪精卫的声调渐渐低沉、悲凉。他说：“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难道我们袖手以待亡国吗？现在我们已无路可退，再退只有过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他并且解释道，他绝没有分裂国家的用意，“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也就是说，所谓西南政府、“和平第三方案”，不过是他再次“跳火坑”的手笔。一旦实现和平，他将功成身退、宣布下野，将权力还给蒋介石。不知道在作出这些表态时，汪精卫有几许真诚？几许悲壮？几许自欺欺人？抑或，所有这些都兼而有之？在这个愁云惨雾、貌似绝望的秋天，他那异常温和的面容下，包含着一颗极端偏执的心。

然后，他谈起了不久前发生的“长沙大火案”。

1938年11月11日，在湖湘门户岳阳失守后，长沙全城大震。舆论界普遍认为，日军将很快进攻长沙。这时候，原有43万人口的长沙城，只剩下大约4万名老弱病残了。时任湖南省行署参谋处副处长的史说后来回忆：“到10日前后，商店开门的很少，街上已不像前几天那样忙乱。行人不多，黄包车一辆也没有了，连一个交通警察也看不见……整个长沙城呈现一片凄凉冷落的景象。”（史说，《长沙大火见闻录》）

在此之际，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决定疏散剩余民众、纵火焚毁长沙，以实行坚壁清野、“焦土抗战”的国策。但忙中出乱，11月12日深夜，由于天心阁附近的一处民宅失火，在城中各处等候已久的纵火队员以为别处已经动手，纷纷点燃了手中的火把。一时之间，长沙城处处火光，凄厉的哭喊、男女老幼临死前的哀嚎以及满街的混乱身影，构成了长沙恍若人间地狱的景象。当夜也在长沙的郭沫若后来写道：“一街都是火海，一街都是人海，一街都是车子海。”一个记者则报道说：“虽远在数十里外，而光可灼人犹如咫尺，火焰之烈，可以想见……火势之大，实为本世纪以来未有也。”（《新华日报》，1938年11月16日）

长沙大火整整燃烧了五天五夜。大约九成的房屋被付之一炬，大约两万名伤兵、长沙居民在大火中化作了焦骨。大火过后，万余名劫后余生者回到已成死城的长沙，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家园、亲人的尸骸了。无数人相对含泪，无数人悲楚咽哭，更多的人，却默默无语，仿若行尸走肉。《长沙志》悲怆地记载：11月19日，长沙废墟上重新出现了菜市，“卖肉者三人，卖菜者二人”。

长沙大火深重地震撼了汪精卫。他清楚地知道，无论被枪决的长沙警备司令丰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长沙公安局局长文重孚，还是被处以“革职留任”处分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都不过是蒋介石的替罪羊。远在武汉沦陷时，蒋介石就决定彻底破坏长沙。就在大火前夕，他还给张治中拍发了一份“限一小时到”的密电：“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而在大火当夜，张治中、丰悌等人都没有下达纵火的命令。

11月16日，他面见从前线回来的蒋介石，怒气冲冲地要求蒋介石与他联袂辞职“以谢天下”。但蒋介石丝毫不为所动，他冷冷地反问：“你我若辞职，谁来承担政治责任？”

蒋介石的冷漠态度，进一步激怒了汪精卫。11月23日，他发表了《为什么误解焦土抗战？》一文，字字沉痛地谈道：“我们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了‘自然汉奸’……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奸的话，自然又怎么会变成汉奸呢？如果像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怎么处理？带他们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

他辞锋尖锐地质疑了“焦土抗战”政策。次日，在《牺牲的代价》演讲中，他更彻底质疑起抗战的意义，一年多以来无数尸骨、无尽血泪的价值。他认为，无论是战是和，民众的福祉都应该是第一位的；“国家”是什么？它不就是由一个个人的生计、悲欢和命运组成的吗？他说：“从前法国有一个国王，叫做亨利四世，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里的火炉子上面、瓦罐子里面，都煨着一只鸡。’我们再看看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他们从小到老都在劳动，田地和工厂接受了他们的血汗，等到血汗用尽了，生命也完了，就离开了世界。那好比火炉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贡献出来，只剩下灰烬、只剩下煤屑的时候，不讲情面的铁铲就把他们铲出去，不让他们再在火炉里停着！”

这一天，在对陈公博谈及长沙大火时，汪精卫越说越激动。“我们革命党死何足惧，难道眼看着几千万的老百姓也跟着我们同死吗？”他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正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他最后异常冲动地表示：“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

片瓦无存、惨绝人寰的长沙大火，让他进一步相信自己逃出重庆对日媾和，是一种以自己的声名、残躯与叵测命运换取四万万人福祉的选择。但对此，陈公博一字一顿地告诫说：“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这时候，陈璧君又出现了。陈璧君说：“好了，我们是一定要走的。你不走的话，就留着做蒋介石的官儿吧。”而对此，陈公博仰天长叹，久久无语。“我们辩论，到了此时，已无法可辩。我也无法可阻汪先生离渝了。”（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就这样，1938年11月29日下午4时，当周佛海、梅思平又一次来到上清寺官邸时，汪精卫告诉他们，“决定……八日赴成都，十一日赴昆明”（《周佛海日记》）。他们并且细细商议了接下去的行动计划：梅思平立即动身赴港，将汪精卫的决定知会日本人；此后几天，周佛海、陶希圣以及汪精卫的一对小儿女，将分批抵达昆明；至于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等人，将以赴成都演讲的名义，逃出重庆而后前往昆明，并在那里等待近卫文麿《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发表。

在这决定性的一天，还发生了一个饶有意味的小插曲。这个晚上，汪精卫设家宴为梅思平饯行，“临送出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精卫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罗君强，《伪廷幽影录》）。

而汪精卫连声回答：“决定了，决定了。”

汪精卫“决定了”的次日，也就是11月30日，在遥远的东京，日本又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日本陆军以及近卫文麿对《重光堂协定》的态度，已埋下了不祥的伏笔，这次会议上，就注定了汪记“和平运动”、所谓“和平第三方案”的命运。

这一天，为配合汪精卫出逃，几十名日本高官重臣聚集在二重桥皇宫，讨论以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班长堀场一雄为主要起草人的《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草案。此前几个月，这份草案已经过陆军、海军、大藏省、外务省的广泛讨论，又由于天皇在场，会场没有出现激烈的争论。会议为未来的汪精卫中国、那片栖息着四万万人口的广袤土地，涂抹了各种色彩、划分了不同区域，并确定了与日本或彻底隶属、或间接仆从的种种关系。

中国将被划为五大区域。其中黑色的、彻底隶属于日本的，当然是满洲。它早已被践踏在日本军队的铁蹄下，只不过还需要得到汪精卫的认可，以便他们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而已。这一天，在谈及废除治外法权、交还各地租界问题时，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说：“就治外法权而言，满洲和我国的关系是完全不可分割的，而且其司法制度业已完成，因此可以说，早已将其归还了。中国不能和满洲同样看待，很明显，目前还不能归还治外法权。”（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

满洲之后，则是紫色的、将处于日本军事管制下的内蒙。会议得出一致结论：“在蒙疆地方……特别为了防共，应取得军事上、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平沼骐一郎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在蒙疆……应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但在其内政上，应使之独立。从它同满洲国的关系来看，也必须如此。”

与内蒙相比，华北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日本人决心垄断华北利权，“在华北和蒙疆划定国防上、经济上（特别是有关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的日华紧密地区”；日本人决定在华北长期驻兵，“在治安确立以前，应继续驻扎军队”。更有甚者，无论内蒙、华北还是日本人打算继续驻兵的长江三角洲，所有军费都将由汪精卫中国负担，“中国对于上述日本为协助治安而驻扎的军队，负有在财政上进行协助的义务”。

又何止是满洲、内蒙和华北，又何止是将在长江三角洲继续驻兵！汪精卫中国的其它地区，也必须任由日本人蹂躏、控制和掠夺。最繁华、最富庶的长江几省，将被辟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在长江下游，划定日华在经济上的紧密结合地区”；最关键、最重要的兵权和警察权，将由日本人彻底垄断，“日本对中国军队和警察的建设，以派遣顾问、供给武器等办法予以协助”；最核心、最要害的那些交通动脉，将由日本人负责掌管，“日本对于驻兵地区内的铁路、航空、通讯以及主要港口、水路，一概保留军事上的要求权和监督权”。最后，对汪精卫中国的一切政务，日本人当然也应该插手过问，“日本对新中央政府派遣少数顾问，协助新建设，特别在紧密结合地区或其它特定地区，应在必要的机关内配备顾问”。而所有目睹或听闻过伪“满洲国”政治生态的人，都知道所谓“顾问”、所谓“协助”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说，在吞并满洲、内蒙和华北之外，日本人愿意给予汪精卫的，是一个不折不扣、与伪“满洲国”一般无二的傀儡政权。它比近卫文麿在第二次“陶德曼调停”期间提出的要求还远为过分，它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空前苛刻的和平条款。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日本师老技穷、在战略上已陷入岌岌可危境地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都是在《重光堂协定》墨迹未干、汪精卫一天前刚刚决心逃出重庆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它反映了这个仅有区区四岛、七千万人口的蕞尔小国异常贪婪的嘴脸、无比狰狞的面目。

还不仅如此。在这次御前会议上，那些决定日本命运的人，还给中国涂抹了第五种色彩，为他们的帝国增添了几块飞地：“上海、青岛、厦门根据既定方针，规定为特别行政区域”；“在长江沿岸的特定地点、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以及与此有关的地点，驻扎若干舰艇部队”。而这个华南岛屿，无疑是指海南岛……

这就是大日本帝国为四万万中国人设计的命运。这就是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日本政府，愿意给予决心分裂国家、另立政府、甘冒万世骂名与他们私相授受的汪精卫的全部东西。今井武夫后来谈到这份旨在彻底吞并中国的《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在11月的最后一天在御前会议上予以决定，成为不变的国策”。

那么，《重光堂协定》呢？对十一天前刚刚签订、墨迹未干的《重光堂协定》，这些决定日本命运的大人物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没有史料表明，这一天，三名曾对《重光堂协定》作出过个人许诺的大人物，近卫文麿、多田骏和板垣征四郎，在御前会议上提及了这份协定。

多田骏正为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在陆军省次官东条英机、新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杉山元以及众多少壮军官的内外夹击下，几天来，三宅坂军部大厦正流传着他行将去职的种种传闻。而这个56岁的陆军中将、日本陆军“不扩大派”的核心人物心知肚明，所有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他很快要退出裁决日本命运的行列了。

自身难保之际，多田骏显然无暇顾及汪精卫和《重光堂协定》的前途。

一个多月前，1938年10月，自幼接受德式教育、被称为“比纳粹党人还纳粹”的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向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提出了一个重大建议：加入德国、意大利联盟，形成“三国轴心”以威慑苏俄；这么一来，日本不仅将摆脱两面受敌的战略威胁，还可以倾尽全力逼迫中国投降。这是个极具诱惑的选择，但它的附带条件却遭遇了内阁的集体反对。那就是与德国同进退、与整个西方世界为敌……

在板垣征四郎看来，德国的力量不仅足以扫平西欧，还可以威慑苏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放弃大片领土、交还种种战利品给中国呢？为什么不以这一着妙棋反客为主，从而腾出手来彻底征服中国呢？

日本又一次走到命运的十字路口，近卫文麿又作何打算？

毫无疑问，由“三国轴心”引发的内阁纷争，是他这一天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重大难题。他不相信德国可以一边牵制英法、另一边威慑苏俄；他更不愿意自己一手造成的中日战争，再次演进为日本与西方世界的对抗。他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倘若坐上以德国为首的战车的话，日本很可能彻底覆灭，他很可能会以战犯的身份被送上绞刑架……

而在内阁纷争之外，还有他对日本政局的新思考、对首相身份的彻底厌倦。

在七十年的日本近代史中，从来没有哪一任首相，有着他这样的门第、形象、与各种政治势力的渊源并获得了宫廷的倾力支持。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他都是史无前例、得天独厚的天之骄子。但过去一年多，他依旧处处受制、处处捉襟见肘。近卫文麿认为，这并非因为他无能、愚蠢或不肯尽力，而是因为陆军太蛮横、军阀专政太严重。杉山元不必说了，即使是他曾寄以厚望、一开始对他处处尊重的板垣征四郎，在涉及“三国轴心”的纷争时，不是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吗？

他又一次产生了辞职的念头。又一次希望回到过去无所事事、谈论文艺和“忧伤”却依旧誉满天下的日子。他打算撂下这个烂摊子，让那些出身苦寒、对首相职位受宠若惊的人去收拾局面。与他的这些烦恼相比，汪精卫和《重光堂协定》又算得了什么？它无非是几个僚属军官所寻求的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之一，并且很可能中途流产，让日本一无所获；它无非是一个失意的中国政治家寻求东山再起的努力，与王克敏、梁鸿志、唐绍仪或爱新觉罗·溥仪没有什么两样。更不必说，在这一天的御前会议上，那么多重臣同僚、高级将领都力主分割中国，他又何必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物，去自讨没趣、自损形象呢？

对此，历史学家约翰·亨特·博伊尔后来谈道：“《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反映出对重光堂协议精神和文字的蔑视，而这个协议却是促使汪叛逃的基础……可以说，汪精卫的悲剧，是从第一天开始就注定了。”

第七章
大江大河1938

1

一开始，分批出逃的计划，进行得颇为顺利。11月30日，与日本御前会议通过《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几乎同时，梅思平离开重庆前往香港；这一天《周佛海日记》记载：“十二时……忽得思平电话，谓欧亚机即时直航香港，因即赶回，珍重握别。”几天后，12月5日，周佛海以前往昆明视察宣传工作的名义，顺利脱身；当天晚上，他就在这个边陲城市写下了新的日记：“别矣，重庆！国家存亡、个人成败，在此一行！……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欤？”紧接着，陶希圣也以赴西南联大讲学的理由，与周佛海在昆明会合……

但，12月8日，护送汪精卫的两个子女——16岁的幼女汪文恂和10岁的幼子汪文悌前来昆明的陈璧君堂侄陈春圃，却捎来了一个让周佛海颇为担心的口信：“布雷昨已到（重庆），蒋先生今日可达。汪先生嘱一切慎重，因将明日之行取消……展缓行期。”（《周佛海日记》）

对汪精卫集团来说，蒋介石返回重庆，并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消息。远在11月15日，梅思平就在重光堂告诉今井武夫，“蒋介石将于12月上旬到达重庆”，因此汪精卫出逃的最佳时机是11月30日左右；紧接着，12月1日，陈布雷也电告还在重庆的周佛海，“蒋先生十号以前将来渝”。到12月3日，也就是周佛海出逃两天前，汪精卫还召见了他，“询蒋先生来渝日期”。

那么，汪精卫为什么会改变原定计划呢？周佛海百思不得其解，并开始猜测蒋介石已经听闻了些许风声。毕竟，以戴笠为首、拥有四万余名大小特务的军统局，太可怕了。

或许是心怀鬼胎的缘故，远在12月1日，周佛海就在日记里形象而令人啼笑皆非地写道：“闻蒋先生十号以前将来渝，心理上有莫名其妙之感想，如小学生闻先生将至。”此后几天，他更是杯弓蛇影，一日三惊。12月8日，也就是汪精卫没有如期出逃这一天，他的日记记载：“午睡不能成寐，苦心焦思，为平生所未有……思平两度赴渝，蛛丝马迹，在在可寻。一旦发现，国未得救，而身先丧矣”；12月10日，“如事机不泄，汪必于廿日以前来昆；如不能离渝，则必为事泄……余今后之亡命运命，现已决定矣”；12月11日，“八时起，希圣、春圃来，推测汪先生行动是否自由……如廿以前不能离渝，则事败矣”（《周佛海日记》）……

但无论周佛海、陶希圣还是在香港已等得如同热锅上蚂蚁的高宗武、梅思平，都没有想到，汪精卫改变计划迟迟不至，与泄密无关，更不是什么“失去自由”。在1938年12月8日这个命运性的日子里，他又一次悬崖勒马、临阵退缩了。他决定再和蒋介石谈一次，以说服他接受以《重光堂协定》为基础的中日和平；他决定劝说蒋介石暂时下野，而后让自己再次担当天下的声讨、万众的责骂。这么一来，他不必逃出重庆，不必实行那个注定了谤满天下的“和平第三方案”，也不必独自面对叵测的命运、历史与上苍在冥冥之中的无言裁决。

史料没有记载，对他的这个决定，陈璧君有着怎样的反应。

12月9日，也就是蒋介石回到重庆次日，他前往黄山官邸，与蒋介石又一次探讨起了战和大计。这一天，在孔祥熙、叶楚怆、王宠惠、朱家骅等党政要员面前，两个国民党领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汪精卫认为，中日和平有着巨大的现实基础，“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两者皆自知及互知之，故调停之举，并非不可能”；他说，所谓“苦撑待变”，不过是一厢情愿，在纳粹德国崛起、英法无力东顾之际，“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以为单独行动……似无可疑”。他并且说，倘若战争持续下去，除了共产党，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赢得中国……

对此，蒋介石逐条反驳。他说：“以日寇之狡狯毒辣，若我有人向其谋和，则寇之狰狞面目必毕露，万不可为。”哪怕国际形势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至于汪精卫所担心的共产党的崛起，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回顾了自己的答复：“下午，与党政各同志谈话……明告其（汪精卫）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蒋介石日记》）

也就是说，蒋介石宁愿国民党亡于共产党，也不愿中国亡于日本。又何止于此？这一天，他还坦率地告诉汪精卫，几天前，他已在桂林和周恩来进一步协商国共合作问题，“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三天后，也就是西安事变两周年的日子，他还将在重庆接见王明、博古、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共代表，再次商讨国共合并……

所有这一切，都让汪精卫无言以对，心如死灰。几个月后，他谈到了这一天的情形：“12月9日，军事委员长蒋中正至重庆，（兆铭）复激切言之，卒不纳。”（汪精卫，《曾仲鸣先生行状》）

这时候的汪精卫，会何去何从？12月12日的《周佛海日记》记载：“布雷来电，谓汪先生嘱即返渝……不禁失笑与心焦。”汪精卫的内心挣扎，可见一斑。

又三天后，12月15日，汪精卫再次作出了出逃决定。12月16日，《周佛海日记》记载：“春圃来谈，知汪先生昨电余，马日（21日）可赴港。”也就是说，汪精卫决心在12月18日出逃，次日去河内，而后从河内飞往香港。为此，陈春圃预定下了一节从昆明到河内的滇越铁路加挂包厢。

也是12月16日，汪精卫再次前往黄山官邸，探望感冒卧床的蒋介石。这一次，他们的会谈只有短短半小时，并且没有涉及军国大政。史学界普遍认为，“这次会面在汪来讲，算是暗中告别”。

但，又几个小时后，汪精卫又拍发一封急电给陈春圃，表示将再次延期。12月17日清晨，周佛海得到了这个消息。“八时起，春圃来谈。谓汪来电，取消十九赴河内之车票”（《周佛海日记》）。

凡此种种，让周佛海心力交瘁、气急败坏。远在12月13日，在得知汪精卫没有及时出逃的真相后，他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渠二十日尚不能来，余应赴港抑返渝？……去留问题委决不下，烦恼之至”。12月15日，他心魔大作、产生了种种联想：“前尘影事，历历回忆，即童年之事亦自然想及……岂今生将告结束耶？”及至12月17日，当汪精卫第三次取消出逃计划后，他的烦乱达到了极点，种种念头纷至沓来：“余究应如何？实难决定。心绪之烦，向所未有。见客五人，强作应酬，内心实痛苦万分也……本日心绪十分之八返渝，十分之二赴港……”

也就是说，这一天，即使“低调俱乐部”的核心人物、一年多以来无时无刻不在谋求和平的周佛海，也萌生了一拍两散、打道回府的念头。毕竟，“和平第三方案”的主角是汪精卫，倘若他不肯出逃的话，一切都无从谈起；毕竟，在十余天的反反复复、饱受煎熬之后，他已经彻底腻烦了汪精卫的风格和做派。

但，次日也就是1938年12月18日，当他坐车路过昆明巫家坝机场时，他却看到了一幕让他惊喜不定、狐疑不已的景象。当天晚上，他的日记记载：“经飞机场时，见有队伍及军乐队，沿途皆有宪兵布岗，异甚！抑蒋先生或汪先生来昆欤？蒋来必坐专机，何以航校不知？汪来，何以春圃不告？”

在1938年的中华民国，只有这两个人才享有这样的威仪、如此的待遇。周佛海为此一路忐忑，心潮起伏。但在汽车驶入昆明城后，他很快听到了一个让他振奋不已、欣喜若狂的消息：来者不是蒋介石，而是那个昔日的“民国完人”、孙中山遗嘱起草者、中国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的汪精卫。

12月17日清晨，也就是第三次取消出逃计划几个小时后，汪精卫打电话给他的嫡系、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让他预定六张次日前往昆明的机票。当时，中国仅有区区三条航线，重庆到香港、重庆到嘉定（今乐山）以及重庆到昆明，全年客运量不过八千余人，机票异常紧张。但对彭学沛来说，这依旧是小事一桩。他痛快地答应了。

出于战时保密需要，当时机票不进行乘客的身份登记，因此汪精卫的出逃计划，没有引起军统局的任何警觉。几十年后，针对不绝于耳的蒋介石“故意放行”说，时任军统华北区区长、不久后执行了“河内刺汪”使命的陈恭澍谈道：“军统局自戴雨农先生以下，没有人知悉汪精卫与日本有往来的任何情报。如果有半点消息，谁也不敢隐瞒，即使在判断上认为是‘无稽’，但也不能搁置不办……就连我们的最高负责人戴雨农先生和郑介民先生，相信他们也都毫不知情。”（陈恭澍，《河内刺汪》）

即使如此，为了掩人耳目，这一天也就是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一行依旧分两批到达机场。作为目击者之一，军统局成员、时任重庆珊瑚坝机场航检站站长的王云孙后来回忆说：“上午九时光景，先是陈璧君偕同曾仲鸣及另外不知姓名的两个人，共四人一行到达珊瑚坝机场，汪精卫并未同来……陈璧君在候机楼中，不时地朝外了望，一会儿低头和曾仲鸣交头接耳说几句，一会儿又指手画脚地像是在调排什么，看样子显得好心急。”

直到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汪精卫才在他的心腹卫士桂连轩的陪同下，匆匆抵达机场。对他的突兀出现，没有任何人敢于拦截和盘问。王云孙后来说，他虽负有防止间谍渗透、盘问可疑乘客的使命，“对于像汪精卫地位这么高的人，在通常情况下，他的行止是不会受到干预的”。

但，此后几个小时，汪精卫一行六人依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先是飞机延误了起飞。直到晚年，王云孙也没有搞明白延误的原因，“是加油？是机件故障？还是等候另外的要人？始终未明究竟”。但他清楚地记得，在等待起飞的十几分钟里，陈璧君掩饰不住内心的慌乱，“对机场的管理人员扬言，他们是陪同汪先生去成都军校作一次讲演，停留一天就回来”。

紧接着，进入机舱后，又一个让他们忐忑不安的人物出现了。宋美龄心腹、时任中国空军司令的周至柔也在飞机上。见到汪精卫后，周至柔上前敬礼问安；而在得知周至柔将在成都下飞机后，汪精卫说，他将前往昆明演讲。

更要命的还在后头呢！飞机起飞后，周至柔离开座位，表示要为汪精卫进行飞行表演。他走进了驾驶室，几分钟后，飞机又掉头向重庆飞去。一时之间，汪精卫等人大惊失色，不知所措。所幸，在重庆上空盘旋两周后，周至柔重新出现了，而飞机依旧向南飞去。大约午后一点钟，汪精卫一行抵达昆明。

在国统区的最后二十多个小时，他又是怎么过来的呢？

几乎是飞机刚刚下降，汪精卫就大皱眉头、叫苦不迭。在此之前，他已经让他的内侄、负责打前站的陈春圃转告龙云，“只许龙云一个人来接，此外千万不要告知第二个人，理由是要保密以防日机的中途拦击”；但这一天，在龙云之外，几乎云南全省的达官显贵都来到巫家坝机场了。更要命的是，在进城的路上，他看到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不断敬礼的宪兵；而车队进入昆明城后，“各条街的商店也零零落落地挂起了所谓‘国旗’”（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

也就是说，原本极端秘密的前来昆明，已经成为云南全省的头号新闻了。这么一来，他已经断绝了回到重庆的退路。毕竟，蒋介石不知道他要去昆明，而他此行太隐秘诡异，难免惹人起疑。更重要的是，这么一来，他也无法在昆明等候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了。毕竟，他来到昆明的消息，将在一天之内传到重庆；而在延误了原定日期七天以后，谁也不知道这份声明将在什么时候发表。

昆明成为不可久留之地了。为此，来到下榻地后，他以身体不适的理由，拒绝接见云南省的大小官僚，乃至他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众多朋友。陈春圃后来谈道：“当时由曾仲鸣转述汪在机上因颠簸太甚，脉搏又间歇，‘改日延见’为辞挡了驾。”

然而，龙云却是非见不可的。这一天晚上，在与龙云的密谈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西南政府计划、“和平第三方案”全盘托出，供龙云定夺。毕竟，龙云肯不肯响应、愿不愿意参加西南政府，是这个计划的最大关键。他的内侄，后来汪伪政权的行政院秘书长、广东省省长陈春圃谈道：在说出这一切后，汪精卫表示：“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报给蒋先生，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功。”而龙云回答说：“汪先生说哪里的话，我完全同意。只是有一点，日本要两年之内撤兵，时间太长一点，最好改为一年。”（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

但对陈春圃的说法，龙云后来的回忆大相径庭。他说，这个晚上，他宴请奉命考察滇缅公路的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当晚宴席散后已深夜，未与汪见面”。而次日上午，当他去探望汪精卫时，汪精卫告诉他：“我明日要到香港。”龙云问：“到香港什么事？”汪精卫回答：“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

在这两种说法中，毫无疑问，陈春圃的话语更为可靠。毕竟，在逃出重庆、行将去国之际，此前一再反复、几经徘徊的汪精卫，不可能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踏上自己的不归路；毕竟，在汪精卫身败名裂后，异常精明、身处嫌疑之地的龙云为自己虚言开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作为最可靠的史料之一，《周佛海日记》为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提供了重大注脚。

12月7日，也就是周佛海抵达昆明第三天，他前往五华山官邸拜会了龙云。这一天，他的日记写道：“五时访龙治舟主席，谈一小时半，对于抗战前途及收拾时局问题交换意见。其态度文雅、识见高超，令人感服。”

如果说，所谓“抗战前途”、“收拾时局”，还未必涉及西南政府、“和平第三方案”的话，那么，次日也就是汪精卫预定出逃的12月8日，周佛海在日记里写下“缄治舟主席，报告展缓行期，并电港，嘱缓发表”的文字。所谓“缓发表”，无疑是指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而从龙云与闻近乎绝密的汪精卫出逃日期来看，他对西南政府、“和平第三方案”不会一无所知。

更重大的证据则是12月18日的日记。龙云说，这个晚上他没有与汪精卫会面；但《周佛海日记》记载：“今晚汪先生与志舟谈话，结果必甚佳。因此刻尚未见召，否则，汪性急，必召商也。”

而在得到龙云的许诺后，12月19日，也就是汪精卫在国统区的最后一天，他与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反复商议着离开昆明的办法。

在此之前，陈春圃已退掉了那节挂车包厢，下一趟经由滇越铁路前往河内的火车，将在12月21日发车。这一天，龙云又告诉他们，倘若愿意坐飞机前往的话，他将以省政府的名义向欧亚航空公司包租一架客机。当天上午，这一行人为乘飞机还是坐火车商议不休，“乘机较快而有危险，乘车安全而需坐候两日。机欤？车欤？二十分钟内变化七八次，仲鸣出而追回者三次”（《周佛海日记》）。

最后，他们决定冒着被日机拦截的危险，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天下午2时许，在龙云的陪送下，汪精卫一行十余人前往巫家坝机场。军车在前面开路，他们一路畅通无阻；而渐渐繁华的昆明街道，依旧处处是为汪精卫抵达昆明而悬挂的国旗。那么，这个午后，在前往机场的路上，这个文采出众、辩才无双、被称为“民国第一美男子”、有着三十多年光辉历史的国民党副总裁，会想些什么呢？

或许，他以为自己不久后就能再次抵达昆明？这一天中午，当龙云留他多住些日子时，他说，“我要再转来的”。

或许，他会想着自己的出逃，到底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些什么？无论如何，这一去之后，成功或者失败、和平或者内战、再次问鼎或者身名俱裂，他面对的只有这些极端选项。在这当中，绝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又或许，当车队渐渐接近机场时，那种不时浮现、挥之不去的凄凉预感，已彻底地笼罩了他的心头？

巫家坝机场很快到了。没有史料记载，这个午后机场里还有没有一天前的盛大仪式。车队停下来后，一行十余人纷纷下车。在与龙云握手道别后，他们一个个地踏上了飞机舷梯，并走进了机舱。在与汪精卫一同出逃的人群中，包括周佛海、陶希圣；包括他的妻子陈璧君，他的一对小儿女汪文恂和汪文悌，以及陈璧君的三个侄子，陈春圃、陈国琦和陈常焘；还包括从各地分头赶来的陈璧君弟弟陈君慧，他的长女汪文惺与未婚女婿何文杰。而在他的身边，还有着他的秘书，二十余年来形影不离、亲如家人的曾仲鸣，以及桂连轩等三两名卫士。

在飞机下，龙云与众多送行官员还在频频挥手；而视野所及，处处是他参与缔造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气象资料表明，这一天昆明是晴天，有着很好的太阳。在远处山川和近处平原的衬托下，花啊，草啊，不时飞过的蒲公英种子啊，还有远远奔跑的孩子、若隐若现的牛哞声……一切都显得那么静谧、那么美好。自从1938年9月28日首次遭遇轰炸以来，昆明空袭不断，但这一天日机也没有出现。

他在国统区、在自己土地上的最后几分钟，就这样过去了。三点一刻，飞机巨大的轰鸣声响起来了，它带着这一行十余人，离开了地面。渐渐地，地面上送行的人群变成一个个小黑点了；渐渐地，飞机飞过一个山头，宛若几条细痕的盘龙江、玉带河再也看不见了。此后两个小时，它飞过云南境内的珠江上游西江，飞过这片栖息着众多民族、美丽得近乎旁若无人的土地，并飞过国境线，飞向了河内。

2

飞机飞过西江。作为珠江的源头，它是云南省的六大水系之一。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红河和独龙江，与它共同哺育了这片多姿多彩的土地。其中澜沧江流过大半个东南亚，它的下游被称为“湄公河”；怒江流向缅甸，并成为它的第一大江“萨尔温江”；而独龙江与红河也分别从缅甸和越南入海。在这六大水系中，只有西江和金沙江流向东方，但它却使这个“彩云之南”、状如孔雀的省份，成为广袤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几千年来，中国先民始终不知道金沙江是长江干流，他们称它为“泸水”、“金沙江”；直到四百年前徐霞客溯江而上、实地考察时，他才得出了结论，“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

金沙江的上游，是青藏高原的通天河。它汹涌澎湃、蜿蜒而下，并在接纳了岷江后流过四川宜宾的李庄镇。从这里开始，江流被定名为“长江”。它流过四川，流出夔门，并催生了那些与中国一样古老的城市：荆州、汉口、九江、南京、扬州……而在流经扬州时，它又通过大运河与两大水系彼此交融，并共同成为五千年与四万万的母亲河。那就是淮河和黄河。

大运河由南向北，在淮安与淮河交汇；它继续前行，在临清和黄河结缘。如果说长江盛产诗歌，是一条让屈原、陶潜、李白和苏东坡魂牵梦萦的江，而淮河则以老子、庄子、三曹父子为骄傲的话，那么，黄河却是中国文明更古老的源头。它是孔子、孟子的故里，是《诗经》反复咏叹的大河，是五谷、社稷、礼乐、典章的发源地。三千多年前，几万周人正是从黄河上游出发，将以农耕、周礼、敬天知命的生活方式为核心的华夏文明，播撒向淮河与长江。

长江、大运河、淮河与黄河，勾勒了这个国家广土众民、气象恢弘的盛大格局。直到1938年，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还都在这四条大江大河边。而在这四条主要江河之外，几乎每一个中国省份，也都有一条让远行少年不时梦回的母亲河：陕西是渭水，山西是汾河，湖南是湘江，贵州是赤水，江西是赣江，而福建是闽江……在这片无比广袤、无比峻伟的土地上，千万条河流奔腾纵横，并使五谷丰饶、六畜繁盛、一代代人生生不息。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有着如此壮丽的山川、如此多彩的地貌，并为世界奉献了这么多恍若星辰、无比璀璨的先贤圣哲。

这就是汪精卫决心逃离、并以为还将回来的国家。因为，在这种苍茫图景、浩瀚面貌之外，他还看到了另外一个中国。

这个中国，恍若19世纪初期的欧洲。直到十余年后，中国城镇居民也不过5765万，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包括600个城市、千余个县城在内的城市群，还有着浓重的、依靠农业税赋维持的传统色彩。以北平为例，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裁撤大量机构后，十余万人力车夫顿时陷入了半失业状态；以武汉为例，在它120余万的居民中，与机器、现代分工结缘的，也不过区区十万人……

这是一个半新半旧的城市群。它的种种近代象征，无论学堂、报刊还是厂矿、新型职业，都处在初初萌生、乏善可陈的阶段。以学堂为例，在四十年的惨淡经营后，它仅仅拥有41922名大学在校生，以及87902名师范生、56822名职校生和482522名中学生；以报刊为例，自从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以来，它群星璀璨、人才辈出，但直到1938年，哪怕最大也最杰出的报纸《大公报》，发行量也不过区区8万余份。至于厂矿、工业，更不必说了。直到战争爆发前，日本每年炼钢580万吨、炼油169万吨，煤炭产量更高达5070万吨；而中国的钢产量不过4万吨、炼油量不过1.3万吨，唯一值得一提的煤产量也不过2800万吨，其中一半还处在西方投资的控制下。

城市如此，农村更陷入了千年停滞的局面。直到1938年，在聚居乡村的大约四万万中国民众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他们没有见过电灯，没有接触过任何近代设施；他们喝着没有经过净化的井水和河水，平均寿命是38岁。每10个孕妇中就有1个死于难产或产后感染，每10个婴儿有3个在周岁前夭折。

他们以集镇为中心，进行每三天一次或七天一次的原始贸易。与一千年前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交换的商品，仅限于猪肉、家禽、农具、盐巴这样的必需品。许多地方甚至不使用货币，而沿袭着以货易货的古老方式。煤油灯已经风行于沿海、沿江的乡村，但在内陆尚属稀罕之物。倘若有人买走一个热水壶的话，它必将引发众多看客的啧啧惊叹。

无处不在的庙宇、五花八门的神仙，折射了他们贫瘠荒凉的生活，以及对命运的深重无力感。他们终年劳作，却饥肠辘辘；他们温善驯服，却终生处在贫困、战乱、蛮横的官吏以及横征暴敛的重压下。所有这一切，泯灭了他们眼睛里残余的光泽，并泯灭了他们对生活的全部希望。他们如同牛马一样劳作、如同草木一般生活，从生到死，值得记忆的日子，或许只有新婚之夜和几个成年以前的春节……

这就是开埠近百年后的中国。在两千余年的开风气先、辉煌灿烂之后，它因为越来越严密的专制制度，因为无穷无尽的战乱和社会停滞，而沦为了一个任人宰割、只能以血肉搏击钢铁的国家。汪精卫认为，他应该引领着这个国家，以葬送满洲、半割让华北为代价，换取三十年以上的重建和复兴时期。

他认为这是中国的唯一选择。他决心代表这个为人类奉献过孔子、孟子、庄子、屈原、司马迁、陶潜、李白和苏东坡的伟大民族，以卧薪尝胆之志行苟延残喘之实。直到这个时候，他心中还有着这样的自我期许、悄然盼念：倘若中日媾和成功，在几十年的千夫所指、万众责难之后，未来历史或许会记载他的良苦用心和忍辱之志……

但，他没有看到，在一年多的战争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一个现代中国已经悄然诞生了。

现代中国的诞生，以卢沟桥事件、淞沪会战为序曲，以青纱帐里、万山丛中无数青年农夫的自觉从军为前奏，并在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中奏出了它的华彩篇章。及至1938年秋冬，也就是汪精卫逃离重庆、逃离抗战阵营时，它以滇缅公路的修筑、一个古老国家的大举西迁为高潮，而奏响了它的最强音。

滇缅公路的修筑，从1937年11月2日开始。这一天，包括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工务科科长赵履祺、技正汤仁寿、技佐吴文熹在内，二十余名青年踏上了从昆明到畹町、长达959.4公里的滇缅公路中国段勘测之路。他们来到广通，并提出了从昆明到广通的百余公里简易公路的改造意见；他们抵达下关，决心在已筑成的大约300公里路基上继续施工。然后，他们开始了从下关到畹町、长达548公里、几乎处处是悬崖峭壁路段的艰苦勘测。

他们翻越了众多大山，在此之前，几乎没有汉人到达过如此荒凉的区域。他们攀登了无数悬崖，在过去的千万年，只有猴子和飞鸟才在这里留下过影踪。他们还渡过了几条大河，并惊叹于一座座古老的、连接两岸峡谷的悬索木桥或竹桥。在这个过程中，与他们同行的，是几十名抬着滑竿、强壮而风趣的轿夫。滇缅公路管理局局长谭伯英后来说，“抬轿子有一个悠久的、严肃的和诗意般的传统”，那就是不时响起简洁而富有韵味的对唱声。在遇到水洼、乱石或山高路滑之处时，前头的轿夫总要唱起歌来，比如“天上明晃晃啊”，以提醒后头的轿夫；而后头的轿夫也心领神会，他们对唱“地上水汪汪啊”……

这样的对唱声，响彻了云南的千山万壑。此后七个月，依靠最简单的仪器，依靠目测和感觉，二十余名青年完成了这条当时世界上最险峻、最不可思议的公路的勘测工作。令人惊异的是，他们的目测、感觉，达到了近乎完美的效果。“仅有的测量工具是普通的酒精水准仪……后来我们进行二次勘测和完善公路时，发现第一次勘测的路线很少有大的变动”（谭伯英，《血路——滇缅公路修筑纪实》）。

在冥冥之中，上苍赋予了这些青年惊人的直觉、不可思议的本能。而当这些大多在彝胞和傣胞的竹楼里，在菜油灯微弱的、不时明灭的灯光下完成的测绘图，送达年仅26岁、出生在福建惠安县的滇缅公路总设计师李温平手里后，那条伟大的、行将改变四万万人命运的道路，就渐渐浮现出它的轮廓了：它将翻越六座大山、盘过八道悬崖、并渡过六条大河；它需要架设243座桥梁、凿通1789个涵洞，并完成三千多万个土石方的工作量。倘若顺利完工的话，它将西接大约188公里长、从畹町到腊戍的滇缅公路缅甸段，并通过从昆明到重庆的西南公路，形成一条此后几年中国连接海洋、连接世界的唯一生路；倘若顺利完工的话，战略物资将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将永远不会战败，更永远不会投降。

滇缅公路是中日战争的成败关键。对此，日本人表现了近乎傲慢的漫不经心。他们认为，哪怕战争再持续十年，这条路也不可能完工，为此慷慨地没有出动轰炸机。对此，西方舆论普遍认为，在没有任何现代机械的情况下，它至少需要三年时间。而国民政府也殷殷期盼，含泪嘱托：无论如何，这条路必须在17个月之内实现通车……

1937年11月18日，也就是滇缅公路开始勘测16天以后，一支多达20万人、被称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筑路大军，悄悄出现了。

这是一支衣裳褴褛、行程缓慢的劳工大军。他们牵着牛赶着羊，牛背上往往还驮着口粮和锅碗瓢盆；他们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仅有1200万人口的云南已经送走几十万从军青年了，而剩余的青壮还要留守家园种植庄稼，以供给在外的子弟作战。“这是一支奇特的行军队伍，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民族，他们的各式服装大部分是用蓝色土布制作的。其中只有很少的男人是壮劳力……孩子们都带着自家的宠物，狗、鸡和长尾巴的小鹦鹉。在一些傣族地区，那些跟着大人来做工的孩子还带着猴子。”（谭伯英，《血路——滇缅公路修筑纪实》）

他们从大理来，他们从保山来，他们从腾冲来，他们从龙陵来。他们是汉族、白族、傣族、彝族或景颇族。在短短一个月之内，17个滇西县份共动员了14万名男女老幼，以开凿从下关到畹町的千里山路；而为了改造、修竣从昆明到下关的路段，也有6万余名男女来到了八百里工地边。许多村寨倾巢而出，“留下空荡荡的村落，连烟囱里也没有缕缕炊烟”；许多没有受到征召的人也自发上路，“因为他们深深懂得这条路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而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艰苦、漫长、充斥着死亡和疾病的叵测之路。

在地广人稀的云南，从村寨到工地，往往要跋涉三四百里乃至更远。一路上，他们要翻越山岭、穿过峡谷，并在出没着毒蛇和猛兽的荒野里露宿。一些人失足摔下了山崖，一些人死于毒蛇或猛兽的袭击，更多的人却死于寒冷、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由于缺少被子，许多老人从此长眠，许多妇女和孩子患上了感冒、支气管炎和肺炎。而在青霉素比黄金还稀缺的年份，肺炎患者的治愈率只有6%。谭伯英后来回忆说：“许多人死在途中。许多人到达后患病，需要治疗才能恢复健康。但是没有一个人中途返家……一些人甚至拒绝领取工资，另一些人则坚持自己带饭。他们充满着爱国主义精神和乐观的情绪。”

他们埋葬了死者，并继续赶路。他们如同在非洲草原上大规模迁徙的斑马群，对沿途倒毙、掉队或无法前行的同伴不屑一顾。陆陆续续地，在上千人死去、几千人患病后，20万劳工先后抵达从昆明到畹町、蔓延近两千里的工地边了。

他们面对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修筑这条总长959.4公里、宽约7米、路基高达2米多的碎石公路，他们需要完成295万个石方、2754万个土方。即使分摊到最衰弱的老人、年仅五六岁的孩子头上，每个人也需要完成150余个土石方。而每个土方大约36担，每个石方更达到55担以上。更不必说，滇缅公路的大部分，都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面对乱石、悬崖和沉寂了千万年的山壁，他们甚至没有炸药，而只有制作鞭炮的中国黑色火药。

没有压路机，他们就使用石碾子。这些庞然大物往往在山上依石而凿，为了将它们送上工地，几十上百个人拉拽，此起彼伏的号子声响起来了。谭伯英后来说：“将石碾送到公路上本身就是一首动人的叙事诗。”

号子声之后，则是夯歌声。在一担担碎石、一挑挑泥土送上公路后，为混合土石、夯实路基，一阵阵的夯歌声传过下关，传过保山，传到畹町。谭伯英后来谈道：“操纵夯的两个人必须来自同一个地方，能唱步调一致的夯歌……常常有数百人在同一个小地段进行着夯实路面地基的工作，所有人都在用自己的方言唱，所有的夯都同时砸在地面上。”

加油干哟……夯！

咬紧牙哟……夯！

举起来哟……夯！

不要怕哟……夯！

……

这样的夯歌声，日复一日地传扬着。而在工地附近几公里内，是密密麻麻、恍若蚁群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他们负责挖土掘泥、敲碎石块、运送土石。妇女是其中的壮劳力，她们的斗笠、背篓和簸箕，从崖底连到了山头；在许多地段，她们需要匍匐地、近乎爬行地将土石送上工地。至于几万名孩子，他们也有各自的分工：大一点的孩子挥动锤子敲击石块；那些年仅五六岁、没有丝毫力气的孩子，则驱使着他们的狗，将搁放着几块石头、几十把泥土的小背篓送往目的地……

这是苦难、悲怆、充满斑斑血迹的开天辟地之路。这是一个古老国家黄金般璀璨、水晶般透明的动人时刻。在那天地无言的几个月，或许，除了一声声号子、一阵阵夯歌以及孩子们呵斥着他们的狗的纯净童音，整个中国屏声静息。四万万人都在努力地捕捉着这些声音，都在含泪地注视着一条公路的进展。

也是在这样的号子声、夯歌声和孩子们的稚嫩童音中，1938年春节到来了。这一天，20万劳工度过了滇缅公路通车前的唯一一个休息日。此后几个月，尽管还有清明、还有端午，但他们一天也没有停止劳作。而这时候，他们搭建的临时茅棚，已经遍及千里云南了。谭伯英后来谈道：“我们无法提供住房，他们就像早年美国西部的拓荒者那样……用树枝和草建造那种单面斜坡屋顶的房子。”这时候，他们在茅棚附近种下的蔬菜，播下的花种，也已经一茬茬地收获，或静悄悄地芬芳吐艳了。在人类栖息过的任何一个角落，从来没有哪个地方有着云南这么多、这样美丽的花朵。无论杜鹃、玉兰、百合还是无处不在的山茶花，都有着任何地方所没有的热烈与灿烂。

然后，1938年4月，雨季到来了。

远在雨季到来前，在从昆明到畹町、特别是下关到畹町的千里工地上，就有近万名劳工死去了。《保山志》后来记载，从1937年11月到次年4月，为开凿从瓦窑坡脚到老营的路段，保山一县共有523名男工、218名女工丧生；《盈江志》也记载说，短短五个月之内，盈江共有156名男工、23名女工死去。至于滇西17县的全部伤亡，云南省政府只有一个最保守的统计：1667人罹难、3334人伤残。

但与疟疾相比，死于打眼、塌方和种种工程事故的人数，不过是一个零头。也是雨季到来前，仅仅在龙陵到畹町的137公里工地上，至少有七八千名劳工死于疟疾。

如此惊人的死亡，与疟疾发作的毫无征兆、异常凶猛并且无声无息有关。在傍晚时分，在一个人熟睡时，倘若有一只蚊子吸吮着他的鲜血的话，那么，一两个小时后，他很可能高烧不退并陷入昏迷状态，“以至于在他可以告诉其他人他的病情之前，就已经神志不清”。如果没有奇迹发生的话，次日清晨，他的亲属、工友将发现他已在茅棚里死去。谭伯英后来谈道：“初期，由于我们没有良好的医药和设备，大多数被疟蚊叮过的人都死亡了。后来，即使在一年5个月的旱季中，配备了良好的公共卫生设备并有适当的医疗条件，疟疾患者的死亡率仍然高得可怕：8000名患者中仅仅有500人能从死亡中幸免于难。”（谭伯英，《血路——滇缅公路修筑纪实》）

看不到尽头的坟茔和白幡，让两百余里工地边的几千个茅棚一片死寂。对于还活着的人来说，最难熬的莫过于每天临睡前。因为谁也无法预料，这一睡之下，会不会有一只疟蚊飞进茅棚，次日清晨他还能不能醒来。大量的辞工、逃亡出现了，及至1938年4月，在长达七个月的雨季到来前，“一万多汉族工人包括最后一人都走了”。从龙陵到畹町的百余公里工地，终于彻底停工了。

之所以如此，与疟疾横行、朝不保夕的恐慌有关，更与南疆雨季蚊虫肆虐、无处可躲、恍若末日降临的可怕景象有关。在保山，在龙陵，在瑞丽，处处镌刻着这样的石碑：雨季来临时，“即使飞鸟也飞不过此地”。更不必说，在长达几个月的漫天大雨中，无论挖土采石还是夯实路基，都有着无穷无尽的困难。

但，在此之际，那些来自外省、大多只有20多岁的工程技术人员，却决心恢复这个路段的施工。

他们拜访了附近山上的一个部族首领，得到了300名身强力壮、沉默寡言的青年。没有史料记载这个部族属于哪个民族，但从他们依靠狩猎和劫掠为生来看，他们很可能是景颇族的分支。谭伯英后来回忆说，一开始，这些青年对他们非常戒备，“每天早上从山寨默默来到公路上，晚上又悄然消失在群山中”；但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彼此的接触，“当他们发现我们非常信任他们时，马上就变成最容易管理和最可信任的工人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似乎对疟疾有着天然的免疫力，“只有很少的人得病和死亡”……

紧接着，他们清理草丛、茅厕、沟渠等疟蚊孳生地，并从保山调来了几千米蚊帐布，从上海采购了大量蚊香，从各地征召了数以百计的医护人员。这些医护人员带来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和疟涤平。在这些努力下，又有几千名劳工走出家门，冒雨来到工地上。此后几个月，他们在大雨中劳作，在自己的茅棚里点上蚊香，并在临睡前仔细地放好蚊帐。即使如此，1938年7月，在雨越下越大、蚊子越来越多之际，还是有几千名劳工患上了疟疾。由于药物的作用，他们不至于很快死去，但打着摆子、无法出工的人还是一天天多起来了。谭伯英说：“汉族劳工除了25岁左右的壮年人外，其他人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得了疟疾、痢疾以及其它痛苦的疾病。”到这个月份，又有大约一半的疟疾患者死去了。所幸，在人心惶惶、百余公里工地再次面临停工威胁时，医护人员发现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在一次巡回治疗中，他们让患者同时使用奎宁和疟涤平，“结果非常成功”；而在此之前，因为药物的稀缺，因为患病的劳工太多，他们通常是不会使用这个内服疟涤平、外加静脉注射奎宁的方法的……

就在这样的牺牲与死难、绝望和希望中，1938年8月31日到来了。这一天，蒋介石内弟、时任西南运输处主任的宋子良，亲自率领几辆满载军火的卡车通过畹町，并驰向龙陵，驰向保山，驶向昆明。尽管滇缅公路还远谈不上完工，尽管功果桥和惠通桥还需要卸下物资才能承载汽车，尽管在最初的几个月，经由滇缅公路运往大后方的物资不过区区6000吨……但，中国通往海洋、通向世界的门户，毕竟被打开了。而从开工到通车，20万各族劳工耗费的时间，不是西方人估计的三年，也不是国民政府希望的17个月，而是短短287天，区区九个多月。

这个创世纪的壮举，让全世界目瞪口呆。《泰晤士报》连续三天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这是一条用手指凿出的公路……堪与巴拿马运河相媲美”。它“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多少有些不肯相信，他指派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沿路考察。不久后，詹森评价说：“此次中国政府能于短期内完成如此艰巨工程，此种果敢毅力与精神，实令人钦佩。且修筑滇缅路，物质条件异常缺乏，第一缺机器，第二纯系人力开辟，全靠沿途人民的吃苦耐劳精神。这种精神为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能企及。”及至1945年春天，在中国行将迎来光荣的胜利、谭伯英在美国出版他的英文著作《滇缅公路的修筑》时，责任编辑在出版前言中激情澎湃地写道：“为战争物资从海港仰光到达昆明，在1938年开始建设和完成的、著名的滇缅公路提供了一个通道。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它扮演了一个生死攸关的角色……它是人间的伟大戏剧……”

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12月18日，也就是汪精卫逃出重庆这一天，詹森刚刚完成了他从仰光到昆明、考察滇缅公路全程的使命。这一天，在欢迎酒会上，他言语铿锵地谈道，能够修筑滇缅公路的民族，不可能被任何侵略者征服。

更值得一提的是，12月26日，也就是汪精卫出逃河内7天后，罗斯福说服了已被滇缅公路深深感动的美国议员们，决定给予中国首批2500万美元贷款，用于采购军火和战略物资。与此同时，英国也决定给予中国2500万英镑贷款，用于修筑云南境内的铁路。在苏俄之后，中国又拥有了两个强大的援助国，并伏笔着未来的对日同盟。

而在滇缅公路之后，一个古老国家的大举西迁、七百万青年的前往西部，更奏响了现代中国诞生的壮美音符。

3

飞机飞过国界线，飞向了河内。如果说，滇缅公路的修筑，折射了1200万云南人的不屈表情、悲怆面容的话，那么，一个古老民族的大举西迁、七百万青年的走向西部，更意味着四万万人的觉醒、一个现代中国的悄然诞生。

大西迁的初潮，从平津涌起。1937年7月29日，也就是北平沦陷、天津也行将沦亡这一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的万余名师生，被迫离平、津南渡，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在日寇炮火逼迫下，再度痛离长沙西迁到昆明。以闻一多为首的11名教授、257名学生不畏艰辛，毅然组建步行团，一路西去。

他们所有的装备，是军装一套、绑腿一副、草鞋一双、油布伞一把，以及由一路必须之生活用品打包的八公斤行李。正是隆冬季节，他们冒着严寒，趟过湘江、沅江、资水……翻过一座座高山，穿越一道道峡谷……悬崖峭壁边，激流险滩中，隐约三百年前伟大的先贤徐霞客的足迹。他们风餐露宿，从不停止讲授、听课、吟诗、拉歌。生死置之度外，辛苦视若等闲。

他们经过雅安，并发现了几个前所未见的物种。他们渡过金沙江，并断言那个云雾缭绕、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大峡谷里蕴藏着丰富的铁矿和煤矿。他们目睹了雪山、谷地、温润平原并存的胜景，并一再惊叹自己的国家如此丰饶、如此美丽。几十年后，他们走过的那片金沙江边上的峡谷，有了一个众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地名，“攀枝花”……

他们终于抵达了昆明，并与几千名先生、同学一起，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行程三千里，历时两月余的艰苦路途中，他们没有一个人走散，没有一个人掉队。而在他们之外，中央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国立艺专……77个院校的几万名青年，也先后加入了大西迁的行列。此后几年，任凭日机一再轰炸，任凭日本军队几次逼近西南，他们一天也没有停止上课，一天也没有中断自己的步伐。他们送走了一批批毕业生，并迎来了更多的新生。他们更卓绝、更刻苦地研究学术，以为这个苦难的国家源源不断地输入元气。后来，社会学家孙本文统计说，在那苦难的八年，“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现代中国社会问题》，1946年版）。

在那苦难的八年，中国的教育和学术事业不仅没有夭折，它反而因为血与火的淬炼，因为一代人被不断激扬的气象，而空前繁荣，并结出了累累硕果。这一年，继发现苯的同位素移动后，伟大的物理学家、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又开始了原子碰撞理论研究，从而伏笔了十多年以后他的两个学生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的“宇称不守恒”发现；这一年，在几乎没有任何仪器、被称为“家徒四壁”的实验室里，中国电子学奠基人之一孟昭英连同他的研究团队，制造出了中国第一个电子管；这一年，伟大的数学家华罗庚创立了矩阵几何学，从而为人类数学宝库增添了一门新学科。与此同时，杰出的新儒家学者冯友兰完成了《贞元六书》、《新理学》；伟大的诗人和民主战士闻一多完成了《唐诗杂论》、《楚辞校补》；伟大的历史学家钱穆则在每个假期前往宜良县山中的一个小寺庙，并在那里完成了他的皇皇巨著《国史大纲》……无论战前还是战后，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学术成就，能够与抗战期间相提并论。

又何止于此！在抗战期间，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也大大地发展了。如果说，直到战前，中国的新式学堂与学生人数还都和1909年大致相当的话，那么，到1945年，中国在校大学生的人数却从41922人激增到了155036人，而师范生、职校生与中学生的人数，也从627246人迅猛增加到1878523人。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民族创造过这样战火中的奇迹、轰炸下的盛举。它让千万中国人永志不忘，久久流传。

而在教育界大西迁之后，是工业界的大西迁，以及七百万青年的自发西迁。

1937年7月31日，也就是蒋介石发表《告抗日将士书》这一天，工业界的大西迁开始了。在长江码头，先是146家战略工厂的25000名工人、1.5万吨设备；继而，639家私人企业大约4万名工人也加入了西迁的行列。他们负责运送12万吨设备前往武汉。现场的情况是如此混乱，以至于出现了兵工厂工人与维持秩序的宪兵相互射击的场面。

一船船工人、一堆堆设备和物资，开向了长江深处，开往了武汉。但，几乎还来不及组装设备恢复开工，武汉会战又迫在眉睫了。他们又一次整理行装准备西迁。这时候，中国已经没有军舰了，有着太阳旗徽标的轰炸机，日复一日地轰炸着长江。伟大的实业家、民生轮船公司创始人卢作孚愿意承担这个使命，但他只有几艘轮船、四十天时间。他为此制定了严密的计划，准备着巨大的牺牲。他告诉他的青年职员，要把这个国家的残存希望，全部送到重庆去。

轮船不够，就拖着木船。日机轰炸，就昼伏夜行。一个个深夜，在长江两岸，一声声的川江号子此起彼伏地响起来了。这声音发自喉咙、发自心底，发自一个苦难民族最久远的历史源头。不久后，一名工程师记载了从秭归到白帝城的风雨路途：“沿途要经过75处险滩，顺风顺水、天气晴朗的时候，每小时可行五里。赶上狂风大作的日子，每小时可前行两丈……每条船都轮换了几百个纤夫，每个纤夫都拉断了几根绳子……”

每小时两丈！民生轮船公司的几百名青年，连同长江两岸的几万名纤夫，就这样将一个国家从长江中游拉到了上游。在四十天的时间里，卢作孚以117名船员的牺牲、几千个船员和纤夫的伤残，将3万名工人、10万吨设备送到重庆，完成了这个中国工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他为此几乎破产，但中国抗战的微茫希望、一个古老民族存亡断续的转机，到底如同闪闪星斗，从此闪烁在雾都重庆的上空了。

而在教育界、工业界大西迁后，1937年11月19日，蒋介石发表的一份简洁、有力、字字铿锵的《迁都声明》，揭开了七百万青年自发西迁的序幕：

“我们始终相信，暴力是不能打垮我们的。”

“终有一天，会由敌人制造的废墟中出现崭新的国家。只要地球存在，这个国家就将继续存在。”

“敌如进攻南京，我们就保卫南京。”

“敌如进攻四川，我们就保卫四川。”

“只要敌人继续侵略，我们就继续抵抗。敌人不懂得中国领土是不可征服的，中国是毁灭不了的。”

“在敌人侵害下，中国只要有一处自由场所，国民政府将依然作为最高机关存在！”

这份仅有区区149个字、却如同进行曲一般的宣言，其悲壮、慷慨与沉毅，比三年后丘吉尔发表的“绝不投降”著名演说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它出自伟大的中国报人、《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的笔下。在蒋介石漫长的一生中，他只留下了几篇辉映后世、足以流传千年的文字，《最后关头》、《告抗日将士书》和这份《迁都声明》，均在其中。抗战初期的孤立无援、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蛮横，激发了他天性中的倔强，并焕发出他生命的最大光辉。

这也是四万万人的集体倔强、共有光辉。此后一年多，每当一个城市沦亡时，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总是自发地踏上漫漫西迁路。安庆三万人西迁，九江五万人西迁，长沙十万人西迁，而从武汉出发的西迁人群，更达到八十万之多……他们告别年迈的父母，甚至将历代沿袭的房舍与店铺付之一炬，而后跟随着青天白日旗的行踪，一次次地上路。在短短一年又几个月之内，共有400万青年前往了大西南，同时有300万人前往了茫茫大西北。即使元嘉南渡、靖康南迁，其规模也远不能与这次悲壮的西迁相提并论。更不必说，这样的西迁，是在炮火和轰炸中进行的。

他们大多是青年，也大多接受过新式教育。他们居住在重庆，居住在成都，居住在昆明，居住在西安，居住在兰州……而当城市不能再容纳时，他们又走向了内陆的市镇、乡村。不久后，一名记者报道说，即使是广西的一个普通小镇，也出现了“许多操外地口音的外乡人”（《大公报》桂林版，1939年5月3日）。

他们大多是公务员、军官、教师、记者、工程师、技师、医生和学生。他们大多出身在中产以上的家庭。在东南开埠近百年以后，他们是这个古老国家以无数血泪换取的精华，是这个初初现代化国家的希望。伴随着他们的前往西部，这个国家的社会重心，也就转移到了西部。

他们带来了西部居民物态、心态、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以昆明为例，战前无论城乡，人人只吃两餐，伴随着几百万青年的拥入，一日三餐开始成为延续至今的习惯；以遵义为例，战前妇女多着灰蓝大褂，自从浙江大学西迁至这座山城以来，“四季蓝布旗袍，青鞋白袜……竟成一时风尚”。在几年的混居后，云南路南县的尾则山区，“好些彝胞儿童都会讲汉话了”；而跟随父母入川的孩子，“说着圆滑如鸟啼的四川方言，使父母的耳朵发胀”。在《中国的惊雷》一书，美国记者白修德惊叹道：“北平籍的男孩子与四川籍的女孩子结婚了，上海家庭里的女儿嫁给了广东人。”而另一些观察家的描述则更为具体、更加确凿：自从滇缅公路开通，成千上万来自南洋、以福建籍和广东籍为主的汽车机工，“大约65%是和云南女子结婚的，绝大多数属于初婚”。

在他们的带动下，遵义民众第一次目睹了“电”、“引擎”为何物，贵阳妇女的识字人数从1937年的4962人增加到了1942年的20716人。在他们的带动下，昆明1938年的离婚案件只有8起，这个数字在五年以后变成了541起。而远在西北、被称为“民风古朴”的陕西同官县，也“教育发达，女权渐伸，离婚案件已开端倪”（《同官县志》）……在这个意义上，拥入西部的几百万青年，不啻于现代文明的使者。他们消弭着东部与西部、现代与传统的千年壁垒。

而在这种语言、习俗、婚姻和生活方式的东西部大融合中，心理上的大融合也开始了。

这种融合，从一系列现代词汇开始：“中国人”、“中华民族”、“抗战”、“救亡”、“义勇军”、“亡国奴”……1939年10月8日，在《陆川的救运报导》一文中，一名年轻记者这样描述着广西省陆川县的抗战宣传：“路旁的每幅墙壁，每根电线杆子，都写满了各色各样的抗战标语。触目是鲜明的大幅壁报，到处都飞扬着宏亮的救亡歌声。”几乎与此同时，一个署名“一凡”的青年，也留下了更多的细节、更为生活化的场景：“在任何一个角落里头，也听见几岁的小孩歌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救亡歌曲”；“他们未始真明白这些歌曲的意思。不过是听多了，总由一两个大孩子挑头，他们就合伙唱了起来。声音是参差不齐的，但也没有走调的”……

此后八年，广播、报刊、演讲、集会、口号、标语、传单、募捐……构成了自由中国的生活背景，并铺张出一种热烈、沸腾的情绪。在东南半壁、华北大部先后沦亡后，七百万东部青年连同两万万有余的西部民众，负载起了一个国家天崩地陷般的重荷。尽管筋骨欲裂，到底默默支撑。在滇缅公路通车后，湘桂铁路、甘川公路、中苏公路……一条条为打破日本封锁、输入盟国物资而开工的交通大动脉，构成了西部四通八达、贯穿几省的交通网络。与滇缅公路一样，在几百万青年报名从军后，一个国家的战时生产，渐渐转移到了妇女的肩上。当时的报章连篇累牍地记载西部妇女夜以继日、筚路蓝缕的筑路身影：“湘桂铁路的筑成，是五万以上湘西南妇女的殊勋”；“甘川公路是中国妇女的新光辉”；“滇缅公路和中苏公路的大部分，是由女工完成的”……

一个国家的心灵密码，就这样被悄然改写了。如果说，在此之前，一代青年与他们的父辈、祖辈没有什么两样，田土、店铺、家族、“光宗耀祖”，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那么，自从抗战爆发，“平时军人开小差，一般人夸为精明干练；今日壮丁逃避兵役，人人骂为冷血动物”（张静如，《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的变迁》）。崭新的词汇、崭新的观念、崭新的话语符号以及崭新的动员模式，催生了一代人崭新的民族意识。

如果说，在此之前，“你是浙江人，我是四川人”，“你是汉族，我是彝族、藏族”，是这个民族挥之不去的人际思维的话，那么，从此以后，浙江人、四川人，都是中国人；汉族、彝族、藏族，都是中华民族。在这个意义上，抗战是一个大熔炉，它不仅锻造、淬炼了民族意志，它还融合、焊接了原本“此疆彼域”界线极为鲜明的亿兆苍生，使之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四十年，尽管有谭嗣同、陈天华的鲜血，尽管有从梁启超到张季鸾两代报人的卓绝努力，尽管蔡元培、陈独秀与鲁迅的北京大学和“新文化运动”曾经交相辉映、照耀历史……但这个国家依旧混沌蒙昧、风气未开。是日本的侵略，是四万万人的奋起抵抗，彻底改写了这一点。它使最清新、最进步的启蒙思潮，结合着最古老、最坚实的传统道德，并使这种真与善的风云际会，演奏出以滇缅公路和大西迁为象征的壮美诗篇。它催生了胎动四十年、将育而未育的现代中国。

在这个意义上，滇缅公路的修筑和千万人的大西迁，勾勒出了一个古老国家在存亡断续的关头，它坚忍、不屈、夹杂着微茫希望的浩瀚表情。它化腐朽为神奇、变危亡作新生。它是一个伟大民族嘶哑苍茫、开天辟地的创世纪史诗，正如1935年作家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所预言的：

“中国过去是一种文明，不仅仅是一个民族。”

“40年来，一个民族在形成，它最终从一个文明之中脱胎出来……然而，它不是一个由铁路、收音机和宣传机构组合在一起，并有良好装备以进行侵略或抵御外族入侵的好战的民族。他们发展为现代民族的每一步，都是由于一个幻想破灭的痛苦教训所使然。”

“是日本的武装侵略使中国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使得中国团结得像一个现代化国家应该团结的那样众志成城。在现代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团结一致地行动起来，像一个现代民族那样同仇敌忾，奋起抵抗。”

“在这种血与火的洗礼中，一个现代中国诞生了。”

……

也是在这种血与火的洗礼，如同史诗般壮丽、交响乐般大美的图景中，汪精卫的目光，却依旧停留于1895年、1901年或他曾参与缔造的辛亥革命，这就注定了他的悲剧。诚然，无论甲午战争还是庚子国变，四万万民众大多漠然国事、置身事外；诚然，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国输掉了几乎任何一场对外战争，并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以至于汪精卫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世无不和之战”的观念。但所有这一切，只是六百年专制制度特别是三百年异族统治的产物。无论“一盘散沙”还是让鲁迅痛心疾首的国民性，都不是这个圣贤辈出、文化灿烂、繁衍生息了五千年的伟大民族的天然标签。而在四十年的努力后，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无数仁人志士抛却头颅洒尽血之后，这个古老国家已经彻底觉醒了。令人悲怆的是，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恰恰是他为之毕生奋斗的目标行将大功告成时，他却懵然无知，并背弃了这个国家。它是五千年以来最反常也最无情的历史事例，是上苍与历史在冥冥之中有意嘲弄或警醒芸芸众生的杰作。否则，它不会选择这么一个风华绝代、品行高洁、并立志为自己的国家终生奋斗的人物，领衔主演这个划时代关头的空前悲剧。

无论如何，1938年12月19日，下午5点半，汪精卫一行乘坐的飞机，在河内内拜机场徐徐降落。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周昌义 MWzXv691N6HUB+dyhMQk54zqpWAtXQJKBm7MGZImlaRxjYQgKuFozHEA45Ckp8i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