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丁三

——责编手记之一

十年前的一天，一个素不相识的福建青年自称丁三，毛遂自荐。那是我的幸运日子。从业编辑30年，老天眷顾，给我很多的幸运日子，那一天，是幸运之最。

丁三自荐的“拙作”，经《当代》刊出，人文社出书，名为《蓝衣社碎片》，引发一片惊叹，也引发我的野心。我致电丁三说，哭过了蓝衣社特务，再哭一次，哭大汉奸汪精卫吧。

但是，丁三说，他不喜欢汪精卫。我说，你不喜欢汪精卫，也该喜欢“汪精卫”；你喜欢上“汪精卫”，你就一定能喜欢汪精卫；就算你不喜欢汪精卫，也不妨碍你哭汪精卫……

一番绕口令之后，丁三开始漫长的犹豫，我也开始我编辑生涯中最漫长的一次忽悠。

丁三是一个大志青年，却无处领取工资。他有一颗漂泊的心和很多漂泊的梦想，却有一个经不起漂泊的家庭、一个经不起漂泊的儿子、一副经不起漂泊的身体，还有更经不起漂泊的房贷。和他的才华相比，和他的志向相比，和他的同辈相比，他都算是穷困潦倒。

但是，我对他说，在我看来，他的漂泊是因为没哭汪精卫，他的潦倒是因为不哭汪精卫，我说我坚信，他家的房贷和他儿子的学费，乃至他脱贫致富和翻身解放，都将出自“汪精卫”；我说我坚信，他事业的巅峰和人生的辉煌，都将出自“汪精卫”。我说我坚信，他不哭汪精卫，无论此生如何，都将留下终生遗憾。

丁三是一个义愤青年，眼前有很多的禁忌，心中有无边的担忧，何况是哭大汉奸，何况是在中日两国关系敏感之际，何况是在“抗日”情绪高涨之时。

但是，我对他说，以我二十年的编辑经验看，所有的禁忌，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更多的是存在于作家心中。我说，人在三界内，两眼所及，四面高墙，八方陷阱。跳出五行中，背负青天往下看，一切都存在，又都不存在。

我说，你能哭蓝衣社那群杀人不眨眼的爱国法西斯热血狗特务，你就能哭那个臭名昭著的卖国大汉奸汪精卫。我说，你不仅要哭大汉奸汪精卫，还要哭我们汉奸辈出的“大中华”，还要哭我们民族的世仇“小日本”，进而哭天下苍生。

我说，只需要两个字：慈悲。或者再换一个字：悲悯。我说，天生一个一衣带水更一衣带血的东洋邻邦，命中注定一场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可歌可泣一个不世出的热血大汉奸，没完没了永无休止的中日争端，都在等待一个不世出的热血作家，成就一部不世出的“卖国史诗”。

我说，舍你其谁！

那是我编辑生涯中最不靠谱的一次忽悠。

终于，记不得是哪一年的哪些天，丁三一次次回函，说到他的血；说到他妻子、他的儿子；说到他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说到福建人，说到中国人，说到中华民族；说到中国历史、中国文学；说到屈原和他的《离骚》，太史公司马迁和他的《史记》；说到鲁迅和他的那句话：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字里行间，我看见泪在淌，血在流。

从此，忽悠结束，我开始了我编辑生涯中最漫长的一次期待。在此之前，我已将“汪精卫”的图书选题上报总编室。每年选题会前，总编室都问：“汪精卫”还留不留？我都回答说：留！这一留，就是十年。

于是，我见证了在穷困潦倒和病痛中最艰难的一次创作，不折不扣的呕心沥血。

我所能做，就是用三个铁钉一样的字，残忍地把他钉死在“汪精卫”身上。我不停地发去邮件说：我坚信，我坚信……

呜呼，世事无常，人生无常，天道无常，司马迁尚且受刑，屈原尚且沉江，我区区一个编辑，又哪里敢坚信，丁三之呕心沥血，不会如精卫填海！

所幸丁三坚信了，所幸丁三终于坚持下来。

第八章 “艳电”

1

抵达河内当夜，汪精卫一家连同他们的近亲、几名卫士和仆役，住进了高朗街的一栋小花园洋房，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则住在都城饭店。在后来的年月里，这栋洋房以及在河内的128个惊涛骇浪般的日夜，都让汪精卫刻骨铭心、永生不忘。

这栋洋房是他的密友、原陆军参谋总长朱培德的遗产。早在1938年10月，当陈璧君绕道香港、河内，去昆明试探龙云口风时，她就向朱培德遗孀赵慧君借下了这所房子，以备汪精卫出逃之用。他们原计划在昆明等待《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发表，而后在这里盘桓一两天就前往香港；但由于汪精卫改变了出逃日期，也由于龙云大张旗鼓倾城迎接，他们只能在这里等待那份决定命运的声明了。

一开始，汪精卫一行心情颇为轻松，乃至不失闲情雅致。《周佛海日记》记载：12月20日也就是抵达河内次日，“余与汪先生夫妇、希圣及汪公子，乘汽车经海防赴距河内一百公里之海滨……面对汪洋大海，心境为之一爽。目前之海阔天空，非十五日前踞处万山中之重庆时所可想象”；又一天后，“下午与希圣游文庙、武庙、博物馆及庙宇；文庙中林立进士题名录，不禁油然生怀古伤今之感”。这个处处充斥着中国痕迹、此时却已沦为法属殖民地首都的小城，让他们兴致勃勃、流连忘返。

又何止于此？在抵达河内的最初两天，一向好色的周佛海甚至与陶希圣、曾仲鸣等人频频出入妓院，以打发无聊时光。12月20日，“赴安南妓寮，老妓为吟月落乌啼、闺中少妇等诗，不禁眷念祖国，并感怀我国过去文物之盛，远被异邦”；次日，“晚仍与仲鸣、春圃、希圣赴昨晚曾去之处，小坐一小时。虽言语不通，而异国风光，亦可聊以解愁也”……这时候，他们还都把这个只有15万人口、混杂着法语和汉字的城市，看作是一个偶然经停、短暂逗留的次要所在。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到，汪精卫要在这里进行长达四个多月的徘徊挣扎，并最终做出了那个一生中最愚蠢、最无可挽回的决定。

几年后，一个汉奸文人、汪精卫的御用写手，曾描述过这个偏居一隅、然而色彩斑斓的城市：“河内全市的人口不过十五万，以安南人最多，法人次之，而华侨只有四千左右，远不及海防与西贡为多……能作为政治活动工具的报纸，在安南就只有用法语、安南语及中国语（仅限西贡，因当地有华侨数十万）三种，每天发行不过千份上下”；“河内的市街，因为是法属殖民地首都的关系，当然是富有法国风味的。除广东街和安南土人的几条街外，一般马路都很宽大，路旁树荫披覆、阴翳苍翠，其间点缀着一幢二幢的洋式住宅”（雷鸣，《汪精卫先生传》）。

就在这么一个通讯闭塞、近乎与世隔绝的城市，汪精卫迎来了一连串前所未有、让他方寸大乱的变故和挫败。首先是《第三次对华声明》的面目全非。

12月23日清晨，通过NHK（日本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汪精卫听到了《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全文。尽管只是略通日语，尽管收音机的信号时断时续，但，在听过这份声明后，他依旧大惊失色，如同五雷轰顶。因为，与梅思平带回的那份原稿截然不同，在这个广播讲话里，近卫文麿既没有谈到今井武夫、影佐祯昭在重光堂谈判中做出的任何让步，更没有涉及至关重要的“两年之内撤兵”问题。而倘若没有这些让步、许诺，汪精卫是绝不会单独对日媾和，更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地逃出重庆的。

那么，那个时年47岁、出生在“五摄政”之家、被誉为“国民希望”的青年首相，到底在《声明》中说了些什么呢？

开篇，近卫文麿首先表达了对重庆的敌意、对所谓“东亚新秩序”的渴盼。他说：“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

这些“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物，原本只包括北平的王克敏、南京的梁鸿志以及远在归绥的内蒙贵族德王等，现在，它又添上了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中华民国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对日本人来说，无论王克敏、梁鸿志还是德王，都要么是一些过气人物，要么早已声名狼藉。再也没有比汪精卫更体面、更拿得出手的合作者了。

尽管如此，日本人也丝毫不打算放宽自己的价码。在《声明》里，近卫文麿代表日本，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的名义，向汪精卫表达着一个又一个“真意”、提出了一项又一项要求。

所谓“善邻友好”，其核心是东北的归属。在梅思平带回的那份原稿里，没有涉及东北问题；今井武夫、影佐祯昭也认为，以密约形式承认“满洲国”，更有利于中日媾和。但在这份《声明》里，近卫文麿毫不含糊地表示：“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同满洲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倘若汪精卫按照原先约定、发出响应通电的话，仅仅这一条，他就将被视为葬送东北的罪魁祸首。

而所谓“共同防共”“经济合作”，更涉及内蒙问题、华北问题和经济合作问题。

在梅思平带回的那份原稿里，内蒙将驻屯中日联军，并且日本的驻兵期限受到条约限制；但在近卫文麿的这份《声明》里，日本将在内蒙永久驻兵，并将独霸内蒙：“为充分达到防共的目的起见……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在梅思平带回的那份原稿里，中日将共同开发华北，并且不危及第三国利益；但在近卫文麿的这份《声明》里，日本将垄断华北利权：“鉴于日华之间历史上、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的资源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在梅思平带回的那份原稿里，除了平津走廊，日本将不在长城以南驻兵；但在近卫文麿的这份《声明》里，驻兵范围只有一个空空荡荡的词汇：“特定地点”。也就是说，只要日本人有需要，他们可以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长期驻兵。

又何止于此？无论高宗武的冒死访日、周佛海的一力撺掇还是汪精卫的最终逃出重庆，都和日本的撤兵许诺密不可分。撤兵问题决定着龙云、张发奎、刘文辉等人的去从，也决定着西南政府、所谓“和平第三方案”的成败。但在这份《声明》里，压根就没有出现“撤兵”的字样，更不必说两年撤兵期限了……

换而言之，高宗武、梅思平以三日三夜之功，在重光堂为汪精卫赢得的那些许诺和让步，在这份《声明》里都没有得到体现。中国不仅将葬送东北、舍弃内蒙、半割让华北，它还得任由日本在长江流域、华南地区长期驻兵；日本不仅将成为东亚的霸主，它还将得到一个广土众民、渐渐复兴的仆从国，以共同对抗苏俄。而挟朝鲜、与中国之力，它或许能与强大的苏俄一决雌雄。

按照这份《声明》，所谓西南政府、“和平第三方案”不可能取得任何人的支持，而汪精卫的逃出重庆、抵达河内，也就变得毫无意义。难怪乎，在听过这份《声明》后，汪精卫惊慌失措，即使重光堂谈判的几名日方参与者，对此也深感不满。今井武夫说，这份《声明》是“单方面的”“高压的”；影佐祯昭叹息道：“这样一来，前途可遥远了。”几十年后，美国学者约翰·博伊尔更认为：“近卫12月22日声明的发表，几乎使汪的运动在顺利开始之前就夭折了。”（约翰·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值得一提的是，近卫文麿发表这份《声明》的日子，是中国传统的冬至日。它是一年中黑夜最长、最缺少光明的一天。

近卫文麿为什么不顾墨迹未干、对日本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重光堂协定》，而抛出这份让汪精卫进退维谷、势必要葬送“和平第三方案”的《声明》呢？几个月后，通过影佐祯昭、犬养健，汪精卫知道了《声明》的来龙去脉，首先与他的改变计划、推迟行程有关。

12月1日，梅思平在香港向今井武夫提交了汪精卫的日程表：他将在12月8日逃出重庆，并在12月11日抵达昆明；为此，近卫文麿决定在12月8日经京都前往大阪，三天后在大阪会堂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广播讲话。倘若一切按原计划行事，近卫文麿将发表的就是梅思平带回的那份原稿，“至于声明的内容、梗概，只需事先与陆、海、外务三位大臣碰一下头，商量一下就可以了”（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但，12月9日，在京都的旅馆里，近卫文麿却得到了汪精卫没有如期出逃的消息。他为此左右为难：倘若继续前往大阪，一旦汪精卫改变主意，或许如多少壮军官所断言的“不过是引诱日本做出宽大许诺的诡计”的话，他将处于覆水难收的尴尬境地。日本舆论会指责他太过“软弱”，那些少壮军官会认为他太无能，以至于上了中国人的当。甚至由此引发一场倒阁风潮。

在短暂的犹豫后，他开始了“装病”的老调重弹。他告诉他的两个朋友，“从今天夜里开始，我就要害病了”（原田熊雄，《西园寺公与政局》）。几个小时后，聚集在大阪的众多记者也得到消息：由于身体不适，首相已回到东京郊外的荻洼别墅静养，原定的大阪之行取消。

及至12月20日深夜，当汪精卫已出逃到河内的消息传来后，一切都发生了无可挽回的变化。过去几天，面对陆军的种种动态，近卫文麿甚至打消了再发表这份《声明》的念头。

动态之一，是那些少壮军官的汹汹舆论。一个多月前，当今井武夫携带《重光堂协定》草案飞回东京报呈陆军中央时，几十名大佐、中佐不是一再质疑这只是中国方面的骗局吗？在今井武夫、影佐祯昭一再保证后，他们不是最终以“共同负责”的方式，勉强接受了这份协定吗？十几天来，因为汪精卫的始终没有出逃，因为各种纷至沓来的消息太多，这种混杂着自卑和自大的疑心，已经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了。他们一口咬定，只是由于近卫文麿没有上当，汪精卫才跑到河内继续施展他的诡计；他们大喊大叫地表示，“这次再也不上当了”。

这些声音让签署《重光堂协定》的日方代表、当时远在香港的今井武夫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更不必说近在咫尺、对这些人又一向畏若蛇蝎的近卫文麿了。几十年后，今井告诉美国学者约翰·博伊尔：“连他都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像他的某些陆军同僚所说的那样中了圈套。他的确想过要剖腹自杀，因为要是他果真在重光堂受了骗，那么唯一合适的出路就是自杀。”（约翰·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而在少壮军官们群起质疑后，更重大的变化，则和陆军的人事变动有关。

长久以来，陆军参谋本部始终是“不扩大派”的堡垒。无论石原莞尔、多田骏还是影佐祯昭、河边虎四郎，都在参谋本部担任要职。但过去一年多，石原莞尔辞职，河边虎四郎调任驻德国使馆武官，影佐祯昭也调任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参谋本部只剩下多田骏、今井武夫、堀场一雄等寥寥几名“不扩大派”。其中多田骏不仅是“汪兆铭工作”的主要推动者，他也是这个日渐土崩瓦解的小派系的唯一高官。但，恰恰是在12月10日也就是近卫文麿取消大阪之行、从京都返回东京次日，在众多“扩大派”军官的抵制下，多田骏黯然去职，并调任华北方面军第3军司令官。更要命的是，接替这个职务的，是异常强硬、与东条英机沆瀣一气的陆军中将中岛铁藏。

这个人事变动，标志着一度权倾朝野、足以左右日本政局的“不扩大派”大势已去了。从此以后，以杉山元、梅津美治郎、东条英机为首的“扩大派”势力，成为日本陆军一枝独秀的力量。对此，近卫文麿看得一清二楚。对他来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作为《重光堂协定》权力基础的“不扩大派”都不复存在了，他又何必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国政治家，去得罪那些权势熏天、随时可以让他下台的军阀呢？

堀场一雄后来谈道，大约12月中旬，近卫文麿就改变主意了，“认为在有战争和牺牲的今天，如果发表轻易的条件，作为对内问题是非常危险的，因此犹豫不决”。而今井武夫也回忆说，在汪精卫抵达河内后，“日本政府对于一度中止的首相声明，已没有再予发表的意思，出现了因噎废食的情况”。

但在影佐祯昭的苦苦哀求，以及今井武夫一份份电报的催促下，12月22日中午，近卫文麿总算难得地松口了。毕竟，对这份声明，他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都有过个人许诺；毕竟，任由汪精卫在河内自生自灭的话，今后将不会再有任何一个中国政治家敢于和他们私相授受，更不必说合作了。在此之外，更重要的或许是，除了汪精卫，日本也实在没有别的既能结束战争、又能连皮带肉地吞下所有战利品的路子了……他为此表示，他愿意发表这份声明，但不是以个人名义，“而是正式的政府声明”；至于这份声明的内容、措辞，应该在原稿基础上由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再次讨论并修改。

这么一来，无论这份声明的最终面貌如何，他都不会得罪那些如狼似虎的军阀，更不会成为日本舆论的众矢之的了。对远在河内的汪精卫，他也算是有一个交代了。至于汪精卫能不能发起西南政府、未来将何去何从，那当然不在他关心的范围之内。犬养健后来谈道，与原定的大阪之行不同，“这次，由于是正式的声明，需要三个省协商后拟成正式文本。因此，从12月22日中午开始，三个省的官员们便开始这项工作”（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而那个拟定声明文稿、决定汪精卫命运的黄昏，在后来的年月里让犬养健终生难忘。

那个下午，犬养健始终在首相官邸的秘书室里苦苦等待着《声明》的定稿，近乎望眼欲穿。他说，海军省、外务省倒好说话，“但首先在要害的参谋本部发生意见分歧，声明没能修改成”。“时间一分一秒地白白过去了，不知不觉，太阳已西斜……不久，阳光暗淡下来，继而渐渐变成了苍茫的暮色”。

这时候，犬养健再也忍不住了。他给参谋本部打去了一个电话，让值日官去找影佐祯昭。不过几分钟后，影佐的电话就打回来了。影佐告诉他，陆军省、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近新调参谋本部来的要员富永少将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日期，因此，内部意见尚未统一”。

所谓“富永少将”，指的是时任参谋本部第四部部长、后来曾担任陆军省次官的富永恭次。在战争末期，他曾在陆军内鼓吹效仿海军、发动以自杀性袭击为主的“神风特攻”。他不仅是东条英机的盲目追随者，绰号“东条的裤腰带”；他还是新任参谋次长中岛铁藏的心腹亲信，正因为如此，几乎是中岛刚刚执掌参谋本部，他就把富永调进这个日本陆军的最高军令机关，作为左膀右臂使用。这一天，在这个决定汪精卫命运的会议上，富永以蛮横的嘴脸、有恃无恐的态度，一再勒逼影佐祯昭删掉“两年之内撤兵”的字样。

他说：“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的有损威严的事来，这样做，太对不起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他说，哪怕汪精卫具有谋和诚意，他也不一定能替代蒋介石，“一旦许诺撤兵日期，将对军队士气造成重大影响”。

他甚至谈道：“即使我的前任已经签字同意，我也不受拘束。在我任职期间是绝不会答应的。”（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又何止是富永恭次？这一天，与会的几十名少壮军官、那些曾对《重光堂协定》有过个人许诺的人，大多附和他的意见。又何止是两年撤兵期限？在这个会议上，举凡“满洲国”问题、内蒙问题、华北问题、驻兵范围问题以及经济合作问题，他们都一一加以指摘，要求全面修改。在这样的声势面前，影佐祯昭连同他寥寥无几的支持者，声音显得那样微弱、那样无足轻重。他一次次地做出让步、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删改，却始终无法说服富永保留“两年之内撤兵”的许诺。

可笑吗？在御前会议通过《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所谓“和平运动”已沦为不折不扣的诱降运动的情况下，从富永恭次到一个个嘴脸蛮横、不知信义为何物的少壮军官，他们居然没有一个人看清汪精卫出逃、“和平第三方案”的意义，居然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日本已迎来了这场战争的最大转机。尽管他们已决心吞并中国，但这和按照原先约定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是并不矛盾的。倘若他们按约行事的话，龙云、刘文辉、邓锡侯等人会不会哗变？这或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历史之谜。但从龙云的暧昧态度、他对蒋介石的深刻警惕来看，至少扼守滇缅公路、被视为自由中国咽喉之地的云南一省，是存在着哗变可能的。

倘若他们这么做的话，汪精卫的“西南政府”“和平第三方案”，至少不会像后来那样彻底落空。倘若他们这么做的话，中国的某些省份或许会陷入分裂、内战、自顾不暇的境地。无论哪一种可能，都意味着日本将坐收抗战阵营自相残杀的巨利。倘若他们更慷慨一点，如同高宗武、梅思平所希望的以几个师团的劲旅进攻大西南的话，那么，这场由汪精卫领衔的内乱或许会演变为一场滔天巨祸。到那个时候，他们可以彻底抛弃《重光堂协定》，而制造一个“分治合作”的中国；到那个时候，经历浩劫、元气大伤并且分崩离析的中国，将没有任何力量拒绝他们的要求。

所幸，1938年12月8日，由于汪精卫鬼使神差地改变了出逃日期，日本人愚蠢地放弃了赢得战争、征服中国的最后一线希望。它或许是汪精卫的大不幸，却是中国之大幸。

所幸，在1938年12月10日，又发生了多田骏去职、所谓“不扩大派”土崩瓦解的插曲。不然，影佐祯昭代表的陆军省和多田骏负责的参谋本部，还是很可能压服反对的声音、强行通过《声明》原稿的。那样的话，一切都无从预料，中国将面临千钧一发、前途莫测的危局。

更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决定性的日子里，担任日本首相的，不是伊藤博文，也不是山县有朋、桂太郎，而是那个无知、浅薄、装腔作势、哪怕对自己的国家也没有丝毫责任心的纨绔子弟近卫文麿。几十年后，犬养健详尽记载了这个黄昏他和近卫的一场对话，记载了日本帝国怎样错过那稍纵即逝的天赐良机。

接过影佐的电话后，犬养健听到了隔壁首相办公室传来的召唤声。他轻轻推开门去，“一看，首相靠着墙躺在长椅子上，腿上盖着毛巾被，正微睁着眼睛看我”。尽管他与首相相识多年、有着世交之谊，“（但）这儿与首相在荻洼的住宅以及华族会馆、餐馆不同，我是第一次在总理大臣的办公室与首相谈话，因而，一直清晰地记得当时的谈话场面”。

近卫文麿问：“方才，好像是你接电话，对方是谁呢？”

在犬养健介绍过陆军的纷争后，近卫又若有所思地说：“但撤兵一事不是高宗武等人一开始就提出的首要条件吗？”

借此机会，犬养健劝说近卫文麿打电话给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让他出面压服富永恭次、中岛铁藏等人。但近卫轻描淡写地说：“不行啊，不起作用。”

那要怎样才能起作用呢？近卫表示：“请你再次鼓动一下影佐，好吗？他是一个胜任内阁书记官长的人，而且不也是修改文章的一把好手吗？……”

对近卫的敷衍搪塞，犬养健无话可说。一年多以前，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次日，石原莞尔不就是通过这个办法，达成了“不扩大”的决议吗？在蒋介石发表《告抗日将士书》后，他不是甚至走进皇宫、“为天皇侍讲了形势”，从而决定以“石射方案”为基础与中国谈判吗？说到与皇室的关系，石原无法和近卫相提并论，但二者态度却截然不同。犬养健后来写道：“由于首相持第三者似的旁观批评态度，我不由感到失望。我想，爱咋样就咋样吧。想到这里，我回到原来的沙发边，从佣人那儿借来毛巾被，躺在沙发上……”

而在犬养健赌气地、像近卫那样躺了一个多小时后，影佐祯昭终于出现了。他带来了那份面目全非的《声明》定稿，并且沮丧地问犬养健：“哎呀，你一直在等我们吗？实在没有可安慰你的好礼物啊！”片刻之后，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就急匆匆地走出近卫的办公室，让秘书官知会等候已久的记者们，广播讲话将于8时20分开始。

在十分钟的广播讲话结束后，犬养健和影佐祯昭一起走出了首相官邸。那个晚上，在路灯映射下的长长身影中，两人进行了这样的对话：

影佐祯昭叹息说：“啊，这样一来，前途可遥远了。”

所谓“前途”，指的是汪精卫的前途、中日和平的前途还是日本的命运呢？谁也说不清。犬养健后来写道：“我觉察到影佐的心情，默默地听着，没有回答。”

在清冷的风中，影佐又一次悲伤地、带着几分自嘲地说：“啊，谎话是一切事情的开端吧？”（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2

近卫文麿的广播讲话，让汪精卫六神无主、呆若木鸡。毫无疑问，按照这份《声明》，无论龙云、张发奎还是刘文辉、邓锡侯，响应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而日本人是否具有谋和诚意，也在两可之间。但，他已经离开昆明、已经断绝了回去的路了。倘若就此罢手的话，他该怎么向百余万党员、四万万民众解释他过去五天的行踪和所作所为？

也就是说，在不经意间，龙云的大张旗鼓、倾城迎接以及他随后的仓皇去国，已经铸成了一个大错。倘若他按原计划在昆明等待那份《声明》的话，他完全可以置之不理、打道回府。作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他巡视国内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是理所当然的；即使蒋介石对他的前往昆明有所疑心的话，以他地位之高、蒋汪关系之微妙，也绝不会捅破那层窗户纸。

这个乱中出错，后来被视为汪精卫在渐行渐远的歧路上的第一步。紧接着，一个不大不小的意外又发生了：这一天，由于心乱如麻、绕室彷徨，汪精卫不慎跌倒在地，并造成一条腿轻微骨折。

这个细节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两天后，12月25日，周佛海在日记里写道：“汪日前因跌伤腿，须两周始能行，无妄之灾也。”但事实上，直到一个多月后的1939年2月1日，当高宗武从香港前来河内谒见汪精卫时，他看到汪精卫的腿上依旧打着厚厚的石膏，走路依旧不便。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意外，在那惊涛骇浪、变故丛生的一个多月，汪精卫始终只能逗留在河内，并以坐待、观望的心态，放弃了一个个全身而退的机会。

而在错走异国、一腿骨折之后，汪精卫终于做出了两个决定。他试图以此争取时间，并避免自己走上那险阻重重、前途莫测的不归路。

第一个决定，是移居河内郊外的避暑胜地三桃山，以避人耳目。对汪精卫来说，在近卫声明条件苛刻、所谓“和平第三方案”希望渺茫之际，当务之急是隐瞒自己的行踪，以便有时间拿出对策来。作为法属殖民地的首都，河内不仅有中国领事馆、种种代办机构，还有几千名华侨，显然不适合久居养伤。

与此相对比，那座距离河内大约87公里、海拔2400余米的石灰岩大山，是个再好不过的藏身之所。它虽是避暑胜地，但当时正值隆冬、人迹罕至；它的山腰处有一家多迦斯加·泰尔乔旅馆，“只有夏季是开放的，平常从十二月起至翌年三月，是关闭的”，但由于它是曾仲鸣、周佛海等人下榻的都城饭店的分店，也由于曾仲鸣的软缠硬磨、许以重金，这家当时空无一人的旅馆已经答应接纳汪精卫一行了。汪精卫希望，自己能在那里对何去何从做出选择。

当天下午，汪精卫就来到了三桃山。而在卧榻养伤、一觉醒来后，次日也就是12月24日，他终于又做出了一个决定。后来的历史表明，这是他在河内期间唯一正确的决定，它曾给了汪精卫在走投无路、身败名裂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那就是致电蒋介石，建议他以《第三次对华声明》为基础与日本人谈判。过去一年多，他不是曾不下十次致信蒋介石，呼吁尽快对日媾和、结束战争吗？在逃出重庆之前，他们不是还就媾和可能、国际形势、共产党问题等展开激烈的争辩吗？战和是谋国大事，作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他当然有权利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这么一来，原本耸人听闻、前途叵测的“和平第三方案”，就回到正常的意见表达渠道了。那么，日本人有没有和平诚意呢？那份条件苛刻、并且没有许诺撤兵和驻兵范围的《第三次对华声明》，能够作为中日和谈的基础吗？在一番思量后，汪精卫得出了结论：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

中日战争旷日持久、苏俄又虎视眈眈，为避免自己的灭顶之灾，日本怎么可能没有和平诚意呢？它所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不都是为了与中国结盟、摆脱两面受敌的战略威胁并彻底扭转东亚形势的不利局面吗？至于它所要求的承认伪“满洲国”、驻兵内蒙并开发华北，尽管条件过于苛刻，但也很可能是为了对付苏俄、弥补自身弱点的不得已之举……汪精卫认为，按照人之常情、世之常理，日本人不可能有别的算盘。

而在这种“人之常情”“世之常理”的分析中，对《第三次对华声明》，他也获得了种种一厢情愿的新理解：不是吗？这份《声明》只是从“默认”伪满洲国变成了公开承认、从按约驻兵内蒙到长期驻兵、从共同开发华北到“积极提供便利”而已。不是吗？除了没有规定撤兵日期、明确驻兵范围外，这份《声明》与原先的约定并没有太大的出入……在汪精卫看来，尽管它无法发起“西南政府”，却可以作为中日和平谈判的基础，并由此订立一份与《重光堂协定》相去不远的条约。更不必说，在这份《声明》的末尾，日本还做出了这样的公开表态：“日本在中国所寻求的既不是区区领土，也不是赔偿军费……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此后四个多月，对日本意图的这种分析、理解，始终伴随着汪精卫，并让他欲罢不能、越陷越深。无论如何，这一天，也就是1938年12月24日，汪精卫在卧榻上起草了一份“梗电”，并让曾仲鸣立即发出。为隐瞒自己的行踪，他决定让龙云转发这份电报，以造成自己还在昆明的假象。与以往大多数电文的条分缕析、长篇大论不同，在这封电报里，他只是简单地写道：“邃密。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详容函陈。弟兆铭。”（秦孝仪主编，《傀儡组织》）

但他没有想到，蒋介石早已知道了他的行踪。而到了这一天，他出走河内私自媾和，在重庆高层也已不是什么秘密。

早在1938年12月19日，也就是汪精卫离开昆明那天，龙云就以复杂心态，向蒋介石透露了汪精卫的行踪：“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两天后，在另一封电报里，他更谈到了汪精卫此行的目的：“（汪副总裁）临行前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条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秦孝仪主编，《傀儡组织》）

而在收到这两封电报后，蒋介石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心路、一言难尽的思考。

当时，蒋介石正在西安主持军事会议。12月21日，收到第一封电报后，他以为汪精卫又要下野出洋，为此深感独木难支、形影孤单。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下：“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藉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苦之至。”及至次日下午，在收到另一封电报后，他又愤怒不已：“不料其糊涂卑劣至此，诚无可救药矣！”

这个晚上，蒋介石失眠了。他担心此举会导致抗战阵营的分裂，乃至自己也无法维持最高领袖的地位；他担心百余万将士的伤亡付之东流，以至于重庆四面楚歌。他一次次地披衣而起，不断盘算着可能发生的种种连锁反应：“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特加慎重”；“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蒋介石日记》）

直到凌晨三时，蒋介石才勉强睡下。一觉醒来后，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的消息也传来了。这时候，蒋介石彻底明白了：无论战和之争、逃出重庆还是对日媾和，都是汪精卫和日方勾结已久的产物；在与日本和谈之外，汪精卫此行或许还有别的图谋。他为此反复思考：“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之人几何？”

但在细细看过那份《声明》后，他放心了。他断定除了少数几个嫡系外，没有人会跟着汪精卫跑。又一天后，12月24日，他回到重庆，并召集了一个党政会议；在这个党政会议结束后，他更是长舒了一口气：除了陈公博、周佛海等寥寥几人外，大多数广东将领以及“改组派”旧人均未与闻此事。依靠那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所谓“和平运动”不啻一个笑话。

他断定汪精卫此行必将身败名裂。当天晚上，正值西方的平安夜，他所思谋的已经是要不要再给汪精卫一个机会，让他体面地回到重庆了。他为此辗转反侧。他先是在日记里写道：“彼虽有意害余，而余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亦只有可怜与可痛而已。”但回想与汪精卫十余年的恩怨分合，特别是他终生引为憾事的自己并非孙中山法定接班人，他又产生了一种隐隐的快意。他最后写道：“余向来以至诚待之，礼遇之如总理，而彼乃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若复与之合作，使之自拔，岂不愚拙之至乎！”（《蒋介石日记》）

他打定主意，不仅袖手旁观，乃至落井下石。他决心让汪精卫越陷越深，直到无法回头，以便自己能填补他留下的种种空白、所有虚名和实利。过去十几年，在一个个危机、一次次军阀混战中，他不都是这么做的吗？在他迅速崛起、后来居上的背后，除了黄埔系的实力、江浙财阀的支持，他依靠的不就是这种翻云覆雨、长袖善舞的权术手腕吗？又何况，这一次汪精卫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这一天晚上，蒋介石颇有幸灾乐祸之意。但不过几个小时后，他的心思又一次发生了变化。

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蒋介石早早起床了，并和宋美龄、几个基督教教友一起进行圣诞祈祷。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个清晨的所思所想，但毫无疑问，飘荡在黄山别墅的天籁般的歌声，连同流血受难的耶稣圣像，都让这个冒牌的基督徒产生了一种近乎宗教的情绪。在心地渐渐光明洁净之际，他开始怀疑起了自己的决定。

这个怀疑，与七百万西迁青年以及两万万流血流汗、负载国难的底层民众有关。过去一年多，正是他们的质朴面容、不屈表情，支撑起了中国抗战的微茫希望。倘若任由汪精卫越走越远的话，他们会不会感到惊讶愕然？大后方的民心士气会不会受到重大打击？毕竟，尽管沦陷区已出现了几个傀儡政权，但直到此时，还没有任何一个国民党高官、重要将领通敌的事例，更不必说汪精卫地位之高、身份之显赫了。

这个怀疑，也和对抗战力量的清醒估计有关。这时候，从潼关到桂林的几千公里战线，已经略略平静下来了；中国只能进行局部反攻，但日本也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会战。对一个积贫积弱、依靠“九国公约”保护的弱国来说，如此战绩，让全世界刮目相看。它来自全民族的觉醒，来自国内各政党、各派系的齐心协力，其中也包括汪精卫。但在战场陷入僵局之际，任何一股力量的分裂、异动或投向敌方，都牵引着大局，都可能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自古以来，要么“祸起萧墙”，要么“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蒋介石愿意选择后者。更不必说，抗战本身就是后者的产物。

或许，这一天清晨，蒋介石的视野所及，还包括那沦陷了的东南半壁、华北大部？还有那铮铮史册、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脸面，以及远在大洋彼岸的西方国家？毋庸讳言，尽管一个国家已渐渐新生，但它还夹杂着种种腐朽、污秽和过往的痕迹。倘若将汪精卫逼上那条不归路的话，它会不会引发遗老遗少、地方将领以及失意政客的又一轮投降浪潮呢？它会不会导致傀儡中国与自由中国的对峙呢？在此之外，汪精卫一生都和国民党、中华民国相始终，在很大程度上，他风华璀璨的早年历史、他三十多年的光辉历史，都已经成为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主要象征之一了。作为国民党总裁，任由汪精卫渐行渐远、身败名裂的话，未来历史会怎样记载他的用心和肚量？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又情何以堪？更不必说，在全世界为中国所惊讶、钦佩、感动、赞叹之际，它还很可能改变西方国家对中国抗战的观感……

这一天清晨，在缥缈高远的圣诞歌声中，蒋介石的思绪渐渐超脱了个人恩怨、一己得失，而着眼于抗战大局。紧接着，龙云转发的汪精卫“梗电”也来了。尽管在这封电报里汪精卫依旧隐瞒着自己的行踪，尽管这种手笔不仅有失他的身份、也让人啼笑皆非……但，蒋介石仍然开始理解汪精卫的所作所为。特别是电文中“救危亡而杜共祸”的吁请，让他觉得汪精卫此行并没有太多的个人野心。毕竟，在过去的年头，为“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汪精卫付出太多太多了。

他决心劝说汪精卫回到重庆，以避免国家和国民党的分裂。他决定以宽恕之道去对待这个生平最大的政敌、这个让他一言难尽的人物，直到这个深不可测的事件无声无息地成为过去。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很少有过这种包容与善意、担当和慈悲，这使他的生命焕发着堪比《最后关头》《告抗日将士书》的光辉。因为，所谓宽恕，不仅救人，并且自救。

就在这种宗教式情绪的指引下，此后几天，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让汪精卫及时回头。

首先是争取林森的谅解，并防止风声的走漏。这一天，也就是1938年12月25日，蒋介石谒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报告了汪精卫出逃一事。没有任何史料记载他们的对话，但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异常淡泊、自居为“神龛中的神位”的国家元首，林森会赞同蒋介石的处置办法。与此同时，他也拍发了一份急电给龙云，一再叮嘱说，汪精卫与日方早有勾结一事，“勿为他人道”（《蒋介石日记》）。

这么一来，汪精卫的进退行止，就有了极大的余地了。紧接着，次日，也就是12月26日，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蒋介石又发表了《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的长篇演讲，正式拒绝了日本的《近卫声明》。史学界普遍认为，此举不仅为了代表中国政府表明立场，它更为了避免汪精卫抢先发出响应通电，以至于无路可走。

在这个演讲的开篇，他首先分析了抗战的局势。他说：“各位同志，我们抗战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最近屡次指出过去十八个月可名为第一期的抗战，就是抗战的前期；从今以后乃是第二期的抗战，亦就是抗战的后期。我们现在无论南北各战场上前方的士气，和战斗精神的旺盛，实为自开战以来，未曾有的好现象……”

所谓“第一期抗战”“第二期抗战”，概括了从战略撤退到战略相持的过程。那么，对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前方后方的种种表现，蒋介石是否有夸张之处或自欺欺人的嫌疑呢？唯唯，否否。也是这个月份，在一份绝密的《形势判断》报告里，几名日本参谋本部军官这么概括着中国的民心士气、双方的攻守态势：“国民党军队虽自日华开战以来屡吃败仗……但遗憾的是，仍拥有相当大的兵力，抵抗意志仍然旺盛。蒋政权仍然保持着统制力量，遵循原来方针，企图长期抗战”；“若站在单纯军事观点看，寻找敌军弱点继续进攻或夺取局部战略要点，固然多少也有一些希望，但这种作战将是事倍功半，因此，目前应当主要确保占据地区的安全”（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而在谈过抗战大局后，他又将话题转向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转向了日本的阴谋和诡计。他说：“在敌人方面，因为看到我们抗战的坚决和全国意志的团结，它就于军事行动之外，出以种种威胁计诱的办法……许多离奇怪诞的谬论，五光十色、矛盾百出，意在内欺其国民、外欺世界友邦，更对我中国国民妄想肆其麻醉迷惑恫吓之诡计。”换而言之，在倾举国之力依旧无法征服中国后，日本的战略重点已从军事行动变成了政治诱降。它试图从内部瓦解中国，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无论是以“东亚新秩序”为主旨的《第二次对华声明》，还是这一次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都不过是这样的伎俩。

不知道在听到这个演讲时，土肥原贤二以及那些自诩为“中国通”的少壮军官会不会大吃一惊？一年多以前，他们断言中国人自私、愚昧，断言抗战阵营将很快瓦解，为此发动了这场战争；而在付出五十余万人的伤亡后，尽管这个论断已被证明是大错特错的，他们仍然遵循着这个认识，在物色了王克敏、梁鸿志之后又将国运押在了汪精卫身上。但哪怕是对这么一根救命稻草，哪怕是对汪精卫这么一个名满天下的政治家，他们也吝啬一份《声明》的言辞，以至于蒋介石一下子看穿了他们的用心。

这一天清晨，对远在千里之外、仍然苦苦思索着下一步出路的汪精卫，蒋介石一语双关、意味深长地谈道：“近卫的这个声明本来不外是陈腔烂套，在我们一心抗战的期间，不但没有驳斥的必要，简直也没有理会的价值……（但）我深恐世上或者还有一小部分人，不明了他这种烟幕所包藏着的祸心，还以为他所提出的不怎么样苛刻，所以特地将敌国日本的用心整个地揭露一下……”

他说，所谓“善邻友好”，不过是奴役、独霸中国的幌子。针对过去几天日本朝野一再叫嚣的“东亚协同体”，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是要以他们的‘日满支不可分论’为理由，而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面整个地将中国及满洲吞噬合并为一个单一体。他们的杂志并且公言东亚协同体下的日满支，是立体关系，而不是平面关系；又说应该是家长制，日本为家长，而‘满支’为子弟……大家想想，这不是吞并是什么？这不是整个消灭中国是什么？”

他说，所谓“共同防共”更不值一驳，它不过是为了让中国仆从日本。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是要在华北驻兵并划内蒙为防共特区……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义首先控制我国的军事，进而控制我国政治文化以至于外交。”他为此反问道：“如果这个共同防共的要求，可以应允，还待今日吗？……老实说，如果华北驻兵可以允许、内蒙可以划为特区，我们也不会有七七的抗战……”

他说出了四万万人的心声。抗战的初衷，原本就是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以保全这片祖宗先民的发祥之地。在一年多尸山血海、艰苦卓绝的战争后，中国并没有战败，又怎能轻易割让这些中国的象征？这么做的话，国民政府怎么对得起几百万舍家西迁的青年、上千万死不瞑目的英灵？一代人又该如何面对无情的史册、自己的万世子孙？更不必说，在黄河、华北之外，日本人还要求葬送东北、舍弃内蒙。

至于第三个原则也就是“经济合作”，在蒋介石看来同样居心叵测、荒谬不堪。他说，“（此举）不仅是要操纵我中国关税金融、垄断我全国生产和贸易……逐渐推演下去，势必于限制我们中国个个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一些自由，生杀予夺，唯其所欲”；他谈道，它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民族做奴隶做牛马，在鞭笞吮吸之下整个消灭我们民族的生存”……

又何止于此？这一天，蒋介石还驳斥了所谓“不要领土”“不要赔款”、考虑废除治外法权并归还租界的空头支票。他认为，“在它的心目中，所谓领土当然是它所支配的领土，资源也就是它囊中的资源，既然席卷以去，还要求什么枝节的割地和赔款？”他谈道：“至于治外法权，如果让它掌握了中国整个的主权，那更是皮毛上之皮毛。”“所谓归还租界，也等于外府之寄……中国若承认了它的‘东亚新秩序’和‘日满支’协同关系，就是将中国全部领土变成日本所有的大租界……”

这就是蒋介石眼中的《第三次对华声明》。这就是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四万万民众对这份声明做出的回应。此后几天，它让众多参与制定《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的日本高官们大惊失色、瞠目结舌，因为，蒋介石比他们还清楚日本究竟要些什么。在一场场战役、一次次被激发出天性中的光明与倔强后，蒋介石前所未有地清醒、敏锐和深刻。他不仅说出了日本对中国的所有图谋，他还或有意或无意地预言了汪精卫此后的路。

当天晚上，在回顾这一切时，他在日记里问起了自己：汪精卫会不会领情呢？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否以至诚感动之”？

这一天，距离汪精卫逃出重庆、抵达河内，已经整整一周了。尽管蒋介石、龙云等人秘而不宣，尽管新闻检查机关严格禁止一切质疑报道，但，关于他的行踪以及逃出重庆的目的，早已引发了种种小道消息并成为各国通讯社的关注焦点了。早在12月22日，路透社就发布过一条简短电讯，“汪精卫逃出重庆，避往河内”；紧接着，法新社猜测他在香港，塔斯社则断言他已进入了上海……美国学者约翰·博伊尔后来谈道：“那几天，全世界的报纸都关注着汪精卫的下落。”

对这股舆论潮流，蒋介石早有所闻，并感到有澄清、回护的必要。正因为如此，这个清晨，当众多西方记者问起汪精卫的下落、他离开重庆的原因并求证外界盛传的“战和分歧”时，蒋介石毫不含糊，一一做了清晰而极富情感的回答。他试图以此告诉几千里外的汪精卫，悬崖勒马、回头是岸，重庆还需要他，这个国家还需要他。

他说：“汪主席已去河内，实有此事。但是，他是因为身体欠佳，前往治疗，这纯属他个人行动，于国民政府、于政治均无关系。”

对坊间流传的他与汪精卫在战和问题上的分歧，他表示：“汪先生与中央同人，尤其与中正个人久共患难之深切关系，无话不可明言，何事不可切商？果有不同的意见，亦必在中央公开或私人相互讨论……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

而当一些记者问起他对汪精卫的个人观感时，蒋介石慨然回答：“汪先生立身处世，真挚光明；为党为国，任劳任怨。”（《新蜀报》，1938年12月27日）

如果说，对汪精卫的行踪以及蒋汪分歧问题，蒋介石的回答还多少有些外交辞令的话，那么，对汪精卫个人品格的评价，不仅是为了抚慰汪精卫，它也间接表达了蒋介石对过去几年汪精卫谤满天下的愧疚和敬意，可谓情真意挚。无论过去蒋介石有多少对不起汪精卫的地方，无论在“蒋汪合作”期间他有着多少个人算盘，这一天，为避免国家和国民党的分裂，他的确已做到了仁至义尽。

又何止于此？此后一两天，在如何劝说汪精卫回头并顾全他的脸面的问题上，蒋介石也思虑周全、煞费苦心。当天下午，他先是发急电给中国驻英大使、汪精卫的私人朋友郭泰祺，让他劝说汪精卫或者回到重庆，或者以“养病”名义出洋，“勿公开主和、勿与中央断绝关系、勿赴港，但不妨赴欧”；紧接着，次日，也就是12月27日，他又或面召、或电告汪精卫的四个朋友，原奉军将领彭浩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驻美大使胡适以及“云南王”龙云，让他们也加入劝说汪精卫的行列。在给龙云的电报里，他恳切谈道：“（近卫声明）全为对汪之讨价，彼竟不察，而自上其当，幸此时尚未失足，尚可为之挽救也。”在给中国报界领袖张季鸾的电报里，他希望张季鸾能够把握舆论分寸，以免刺激汪精卫，“务当为之宽留旋转余地……不可出以攻击语调，此中机微，兄所明悉”（转引自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凡此种种，无不表明了蒋介石的处置原则、心理底线：只要汪精卫不公开响应《近卫声明》、不和日本人继续勾搭，他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直到这个耸人听闻的事件消弭于无形；到那个时候，重庆也好，海外也好，任何一个自由场所都是他的栖身之所。他仍然是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也仍然是那个有着辉煌早年、曾是孙中山遗嘱起草者和中国国民党第二代领袖的杰出政治家。甚至，这个冬天的短暂一幕，也无损于他的名声。它将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悄然湮没。

但蒋介石没有想到，也是这一天，与他发表《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演讲几乎同时，汪精卫也起草了一份主和通电。它不仅让蒋介石的一片苦心付之流水，也不仅让汪精卫在签订《重光堂协定》、逃出重庆后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歧路，在后来的历史里，它还被视为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的先声。

3

1938年12月26日上午，与蒋介石发表演讲、拒绝《近卫声明》几乎同时，在河内三桃山，汪精卫起草了一份主和电文。对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周佛海日记》记载：“十一时半返寓，汪先生宣言已拟就，嘱研究后下午四时讨论。”陶希圣后来也回忆说：“汪在卧榻中起草声明，响应近卫声明，主张和议。”（陶希圣，《潮流与点滴》）

这份电文，堪称汪精卫一生最重大的转折点之一。令人意外的是，建议起草这份电文的，不是“和平第三方案”的始作俑者周佛海，也不是对分裂国家、另立政府最为热心的陈璧君，而是那个汪精卫的莫逆之交，自始至终反对他逃出重庆、对日媾和的陈公博。它让人叹息历史的无常与吊诡。

11月30日，也就是汪精卫决心逃出重庆、梅思平也行将前往香港知会日方的第二天，陈公博回到成都，并在消沉彷徨中度过了十几天。他后来回忆说：“我回成都以后，苦闷达于极度。”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挣扎与两难：“第一想到我不随汪先生走，不难人家看作我个人在内地做汪先生内应的工作；就是不这样看法，我也不忍眼看各人在我面前大骂汪先生。第二想到我若跟汪先生走罢，故年来我苦心孤诣、隐忍自重以求党的统一的苦衷都尽付流水。第三，我更想到倘若是和平成功，满洲是丢了，内蒙共同防共也等于丢了，所谓华北经济合作也等于共有，于中国前途绝无好处。自回成都以后，每夜都不能合眼……”

在十几天的踌躇无计、借酒浇愁之后，12月13日，汪精卫终于派了一名副官来成都通知他，“务于十八日到昆明”。这时候，陈公博到底决定带着妻子李励庄离开成都了。他后来谈道：“我只有最后一个希望，即离川以后，以个人的努力，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更希望党对汪先生的制裁能够缓和，减少汪先生的冲动，这样我可以从容努力。”他说：“如果汪先生能够中止他的行动，这是旦夕所祈求的。”（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也就是说，陈公博此行不是为了参加什么“和平运动”，而是为了见机行事，以免汪精卫越陷越深。但在他决定赶赴昆明时，一些小小的意外因素出现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没能坐上12月18日前往昆明的飞机，倘若他按汪精卫的吩咐行事的话，那么，他将能在那架重庆起飞、经停成都的飞机上见到汪精卫；紧接着，次日由于天气原因，那个航班又停飞一天。倘若没有停飞的话，那么，他也能在昆明与汪精卫会合。

这些小小的意外，足以让人产生无穷无尽的联想。倘若他和汪精卫同时抵达昆明的话，他会不会劝阻汪精卫出走异国？汪精卫会听他的吗？倘若汪精卫一行始终逗留在昆明的话，近卫文麿会不会发表那份《声明》？此后汪精卫会不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所有这些，都是无法解答的历史之谜。毕竟，直到12月22日中午，近卫文麿还不打算发表那份《声明》；而汪精卫的离开昆明、逃往河内，也太仓促、太慌乱了。

无论如何，12月21日，陈公博终于经由滇越铁路来到河内了。在此之前，周佛海曾让陈春圃订下这一趟列车的加挂包厢，但因为汪精卫的再次延期而退掉了。抵达河内后，陈公博也没有急着和汪精卫联系。他先是写了一封长信给蒋介石，“中间略述我的主张，并盼党能对汪先生宽大，使我得尽最后的努力”；此后几天，他始终在默默地窥测着时机，以便让汪精卫及时回头。

12月25日，他也看到《第三次对华声明》的中译稿了。对日本人的背信弃义，他愤怒不已，却又喜出望外。从一开始他就认为汪精卫的对日媾和是逆大流而动，却也没想到日本人如此愚蠢、如此毫无信义。他认为劝说汪精卫回头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为此拟订了一个自以为深思熟虑的计划。这一天下午，他找到住在都城饭店的周佛海，并让他陪同自己和妻子李励庄前往三桃山。

和他们一起上山的，还有陶希圣、陈春圃两人。尽管汪精卫已经搬到那里两天，但这还是这一行人第一次前往这个远离市区的偏僻所在。当天晚上，周佛海在日记里写下了他对三桃山的最初印象：“车行两小时始达。此为河内避暑之地，名Jam Doa，中名三桃山。类似庐山，而草木之盛过之。”

从一开始，陈公博的建议就颇为有效。按照重光堂谈判的约定，在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后，汪精卫将发出下野通电，“与蒋介石断绝关系”；而在抵达香港后，“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与日本相呼应”。这一天，在三言两语的交谈后，陈公博提出的那个折中方案，却成为压倒性的意见。

那就是不发出下野通电，也不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而是公开致电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呼吁他们和日本媾和。陈公博认为，在这份《声明》如此空洞无物、众多西南将领不可能予以响应之际，与其铤而走险，不如退回到建议、“呼吁”的立场；与此同时，限期撤兵、长城以南不驻兵，是中日和平成败的关键，汪精卫也应该敦促近卫文麿就此明确表态。这么一来，原本旨在分裂国家、另立政府的“和平第三方案”，就变成了政见分歧、战和大计之争了。无论蒋介石怎样答复、近卫文麿如何反应，它都将为汪精卫的进退留下极大的余地。

那么，为什么要公开通电呢？为什么不私下里致电蒋介石、敦促近卫文麿呢？陈公博认为，不公开通电的话，汪精卫势必不会死心，他还很可能走到“和平第三方案”的路子上去。过去一年多，他不是曾屡次致信蒋介石、却没有丝毫效果，以至于最终逃出重庆吗？在大后方“抗战到底”成为言论主流、没有人敢发出主和声音的大氛围里，他不是一再悲叹当局和舆论界“不负责任”“不说老实话”吗？既然如此，那就干脆发表一封主和通电、以判明蒋介石和汪精卫孰是孰非好了。倘若这份电文引发各方响应的话，以蒋介石的性格，他很可能顺水推舟、改弦易辙；倘若大多数人主张抗战到底的话，那么，在一抒胸臆之后，汪精卫也可以抱着一种“我尽我心”、毫无遗憾的态度前往欧洲了。

在陈公博看来，这是最一劳永逸、最面面俱到的一个手笔。它兼顾了汪精卫的谋和热望，兼顾了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也能避免国家和国民党的分裂。那么，陈公博能够想到吗？在此之前，汪精卫已经发出“梗电”了。倘若这一天他建议汪精卫就此罢手的话，也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已明确了自己的心理底线：只要汪精卫不公开主和、不和日本人继续勾搭，他就一切既往不咎。在无意中，陈公博的这个建议，反而给原本对“和平运动”已毫无信心的汪精卫指出了一条新路子，并触犯了蒋介石“不公开主和”的底线。此后三个多月，正是这份通电，这种按兵不动、坐待观望的策略，让汪精卫错过了一个个全身而退的机会，并在身败名裂的不归路上渐行渐远。

无论如何，次日也就是12月26日中午，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就看到了汪精卫亲笔起草的、大约千余字的那份电文。

在这份电文的开篇，汪精卫首先引用了1938年4月1日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以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他说：“今年四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以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取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至去岁七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

如此大段地引用一份公开宣言，既不符合一个天才演讲家的地位，也反映了他内心的忐忑、挣扎和深感无法自圆其说。那么，在写到这里时，他是否会想起自己惨淡的三年行政院生涯呢？正是在《塘沽协定》签订后，他开始了千夫所指、谤满天下的苦痛心路。而对他来说，1938年4月1日也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那一天，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选蒋介石为总裁，他担任副总裁。他由此结束了自己长达13年的国民党头号领袖生涯，并为此怅然若失、不再洒脱。陈布雷后来回忆说：“汪于接受推举之即席演说中，即有不自然之情态见于词色。”（《陈布雷回忆录》）

在谈过中日战争的根源、中国抗战的目的后，他又分析起了近卫文麿的《第三次对华声明》。与蒋介石一样，他也从这份《声明》的“三原则”入手，去剖析中日和平的前景，去展现东亚局势的另一种可能。

首先是“善邻友好”。汪精卫说，日本内阁已明确宣布，“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打下去呢？他为此谈道：“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

对葬送东北、舍弃内蒙、半割让华北，他不置一词，却奢谈什么“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对日本的撕毁撤兵许诺、任意驻兵要求，他置若罔闻，却妄称什么“沦陷各地亦可收复”。更可笑的是，在“临时政府”“维新政府”两大傀儡政权并立，一个“分治合作”的中国轮廓已隐隐浮现之际，他视如不见，却拿着遥遥无期的“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大做文章……所有这一切，都让他的这些说辞显得异常苍白、极为无力。

而在自欺欺人地分析过“善邻友好”后，他又谈起了“共同防共”。他说，过去几年，日本政府曾屡次提出缔结《中日防共协定》以维持东亚的均势；但中国方面担心，“（日本）以此之故干涉及于吾国之军事及内政”，迟迟不肯做出许诺。现在，既然日本政府已明确宣示，“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

这个说法，不仅遮掩了日本驻兵内蒙、半吞并华北的实质，也未免抹杀了近卫文麿建立“东亚新秩序”的雄心。诚然，在两大强敌环伺包围、东亚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弱国，中国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诚然，国民党不仅面对着外部威胁，过去十年它还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对手，和日本结盟的话不仅能外御强敌，还能平定内患……但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日本以平等之心对待中国，都需要一份起码以“石射方案”为基础的同盟协定。日本人嘴上说得漂亮，“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但希特勒何尝要求驻兵亚平宁半岛？何尝勒逼意大利割让领土？更不必说，挑起这场战争的是日本而非苏俄。

在日本漫天要价、意欲控制中国北方之际，所谓“共同防共”不啻一个笑话。对此，汪精卫心知肚明，但他太害怕共产党的崛起、太希望能回到“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上去了。过去几年，为了这个国策，他舍弃了自己的名声、地位、派系以及众多盟友，并为此身中三枪、险遭不测；八天之前，为了这个国策，他又冒天下之大不韪地逃出重庆，决心以一己的残躯、万世的声名去换取它。对他来说，彻底剿灭中国共产党，以免“赤焰充塞”“人沦禽兽”，就是他余生的最大使命。

既然如此，对“承认（日本）帝国居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以及“在华北和内蒙的资源开发利用上为日本积极地提供便利”，他又会有多少迟疑、几分犹豫呢？他含羞忍辱、掩耳盗铃地谈道：“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

综上所述，汪精卫认为，所谓“近卫三原则”与《抗战建国纲领》并不矛盾，中日和谈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与此同时，按照陈公博的建议，他也向近卫文麿提出了限期撤兵、明确驻兵范围的要求：“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汪精卫，《艳电》）

当天下午，在陈公博、周佛海提出两点修改意见后，这份将引发轩然大波、被历史久久流传的电文，就彻底成稿了。他们决定，12月29日由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三人携带这份电文前往香港发表，陈璧君、陈春圃也同机前往，以便在香港、河内之间传递讯息。这么一来，河内将只留下曾仲鸣一人随侍汪精卫。而按照晚清状元洪钧创立的电报“韵目代日法”，这份将在12月29日发表的通电，其代韵将是“艳”字。

也就是说，这封在二十世纪中国最为著名、几乎家喻户晓的电报，将被称为“艳电”。

“艳电”成稿了。陈公博的审时度势、煞费苦心，似乎也收到它的效果了。但，对汪精卫集团来说，还有一些悬而未决、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这封通电不能引发国内战和问题的大讨论，又该怎么办呢？万一近卫文麿不肯明确撤兵日期、规定驻兵范围，他们又怎么指望赢得国内“主和派”、西南将领的支持呢？……当天晚上，周佛海在日记里写道：“晚复商量今后进行方针及步骤，惟无具体决定。”

所有这些，都伏笔着“艳电”的进一步变奏。次日，也就是12月27日下午，在曾仲鸣带来两封电报、一个消息后，那种灰色阴暗、夹杂着鬼魅气息的变奏就开始了。

第一封电报，来自在香港的高宗武、梅思平，“报告飞机场多人窥伺”。毫无疑问，在拒绝《近卫声明》并尽可能地对汪精卫释放善意后，蒋介石也担心汪精卫铤而走险，公开主和并与日本人继续勾搭，为此布置了特工人员防止汪精卫潜入香港。而让汪精卫等人大惑不解的是：蒋介石怎么知道他们下一个的目的地是香港？是谁泄露了他们的计划呢？

这一天，《周佛海日记》记载：“汪甚烦恼，余等亦觉赴港须小心。”

第二封电报则是汪精卫的旧日亲信、时任中国驻英大使的郭泰祺所发。如果说，高宗武、梅思平的警告已经为周佛海等人的香港之行蒙上一层阴影的话，那么，这封电报更是一个不祥之兆。在这封“俭电”里，郭泰祺按照蒋介石的吩咐，劝告汪精卫“勿赴港”“勿公开主和”“早日来欧……祺将辞职以侍”；但对汪精卫集团来说，它更似乎是一个嘲弄、一种威慑：郭泰祺能够将电报准确无误地发到曾仲鸣手里，说明重庆不仅了解汪精卫此行的目的，并且对他们的行踪也了如指掌。从此以后，他们将处处受制、步步荆棘。

但与曾仲鸣带来的那个消息相比，这两封电报又算得了什么？曾仲鸣告诉他们，昨天清晨，蒋介石已发表了《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的演讲，正式拒绝了近卫文麿的声明。而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不禁面面相觑：如果近卫文麿按约发表声明的话，那么，蒋介石拒绝也罢、驳斥也罢，他们都将发出下野通电，并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但“艳电”却与此不同，至少在名义上，它是汪精卫对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的个人建议。在蒋介石拒绝了近卫声明后，再发表“艳电”岂不是师出无名？这么做的话，除了让东京怀疑他们的谋和决心、让千万人质疑此举的叵测用意外，又能有什么益处？

也就是说，“艳电”的发表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重庆尚未做出决断，《近卫声明》还有着种种可探讨的余地，而国内“主和派”、西南将领的响应也不会被认为是心怀异志。那样的话，汪精卫的建议显得名正言顺，各种势力的附和显得自然而然，一场关于战和的大讨论或许也会勃然兴起。而到了这时候，一切都已无从谈起了。至少是“艳电”的出发点、陈公博所寄望的国内“主和派”浮出水面，已经不啻水中月镜中花了。

汪记“和平运动”已经山穷水尽了。抵达河内仅仅八天，因为《第三次对华声明》面目全非，因为蒋介石先发制人，周佛海的“和平第三方案”固然成了黄粱美梦，就连陈公博的“艳电”主张、观望策略也已显得不合时宜了。在重庆监视机场、掌握行踪、表明立场、来电劝说之际，汪精卫的唯一出路，似乎就是按照蒋介石的安排，以“养病”名义前往欧洲。这么做的话，不仅国家和国民党能避免分裂，汪精卫也能全身而退；这么做的话，伴随着时间的流逝、种种小道消息的湮没，他的名声也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害……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都是最好的选择。但，恰恰是这一天，恰恰是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周佛海却提出了又一个重大建议。如果说他的“和平第三方案”已经让汪精卫进退维谷、有国难归的话，那么，这个建议不仅让汪精卫在河内又滞留了四个月，也不仅让他失去了一个生平最亲信的友人，它还诱发出了隐藏在汪精卫灵魂深处的种种性格弱点，直至走上那不归路。

那就是借助日本力量、发起“西南政府”的图谋。这一天晚上，周佛海首先谈道，尽管蒋介石已拒绝了《近卫声明》，但汪精卫还是应该发出“艳电”。它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为了向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呼吁和谈，也不是为了引发那场希望渺茫的战和大讨论，而是与《近卫声明》相呼应，以免汪记“和平运动”无声无息地流产。毕竟，《近卫声明》已经发表好几天了，再拖下去的话，一切都将不了了之。

而在发表“艳电”的同时，汪精卫也应该向日本提出几个要求，以试探日本的和平诚意，并催生那个以反蒋、反共、中日亲善、一致对苏为宗旨的“西南政府”。

第一个要求，“在中日两国完成建设新东亚的基础之前，尽量避免与英美列强的摩擦”。具体地说，日本应重新阐述它的“经济合作”原则，并继续遵守“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九国公约”，保证不触犯西方的在华利益。周佛海认为，只有这样，日本才能保持对中国的战场优势，“和平”才会成为人心主流，而龙云、张发奎、刘文辉等人也才不会对国际形势心存侥幸，从而群起响应“西南政府”。

这个要求，无疑和一天前美国国会通过的首笔2500万美元对华贷款有关，也和当时正在英国下议院表决的2500万英镑贷款有关。在周佛海看来，这两笔贷款起于中国抗战的艰苦卓绝，但它的最终促成，却因为《第三次对华声明》的“经济合作”原则。日本公然提出独霸内蒙、垄断华北利权，这激怒了西方世界。

如果说这个要求旨在孤立自己的国家、已经足够让人发指的话，那么，接下去的三个要求更为具体、更加无耻。周佛海谈道：发起“西南政府”至少还需要三到六个月时间，“在准备举兵期间……每月希望日本方面援助港币约三百万元”；而为了打消汪精卫的疑虑，他自欺欺人地说，这并不是向日本乞讨，也不会影响未来的合作地位。这笔钱可以以“关余”为抵押，用中国钱办中国事，有何不可？

所谓“关余”，指的是中国关税收入在扣除庚子赔款、各国借款后的余额。它是中国财政收入的大宗，以1936年为例，它高达6.35亿法币，约占国民政府总收入的六成左右。但在抗战爆发、主要口岸沦陷后，日本人就逼迫总税务司梅乐和将这笔钱存入日本正金银行，并且不允许国民政府提取。周佛海希望以每月300万港币的经费发起和平鼓吹、造成和平声势，并间接促成龙云、张发奎等人的哗变。

当天晚上，《周佛海日记》简单地记载：“……并讨论庚款问题。”

而在孤立中国、乞求借款之外，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军事行动。远在重光堂谈判时，高宗武、梅思平不就提出过类似要求吗？“为使中央军的讨伐陷于困难……向宜昌、贵州等后方进攻”；而这一天，在所谓西南政府、“和平第三方案”山穷水尽之际，周佛海所要求的军事行动规模远为浩大、声势异常惊人。他希望日军能集中精锐主力，“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发动一场进攻……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北海、长沙、南昌与潼关，从大西南延伸到大西北，涉及几千公里的战线。在武汉、广州先后沦亡后，这几个城市是中国的战略门户，并集中了大后方最骁勇、最忠诚的部队。周佛海认为，只要日本人肯发动这场进攻，百余万中央军必将疲于奔命，龙云、张发奎等人就可能在毫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顺势起兵，中央军将陷入腹背受敌的战略包围。这么一来，大西南将一鼓而定，中国历史将彻底改写，而汪精卫的“西南政府”以及日本人梦寐以求的“东亚新秩序”，也将在这片无比苦难、经历了同室操戈惨剧的土地上应运而生。

这就是周佛海所说的“政治效果”。这就是这些自诩“救民于水火”、后来即使在审判席上也为自己辩论不休的人物，在这一天为中国设计的命运。而在这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进攻之外，还有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要求，“彻底轰炸重庆”。毫无疑问，此举为的是摧毁大后方军民的抵抗意志，并让汪精卫的“和平”主张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发表“艳电”连同对日本提出这四个要求，构成了汪记“和平运动”在汪精卫另立政府、陈公博试图发起战和大讨论之后的又一个新变奏。周佛海认为，只要日本人肯答应这些要求，所谓“西南政府”“和平第三方案”就还有几分希望。在日本人做出明确表态之前，汪精卫不应轻易放弃，更不要离开河内前往欧洲。换而言之，与陈公博一样，周佛海主张汪精卫留在河内继续观望，只不过陈公博寄望的是国内“主和派”的群起响应，而周佛海期待的是日本人的慷慨手笔罢了。

那么，汪精卫呢？对这些要求，汪精卫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没有任何史料表明，对这些开门揖盗、与外国侵略者相约里应外合的要求，汪精卫有过片刻的迟疑、犹豫或抗拒。当天晚上，《周佛海日记》记载：“晚饭后，假定重庆处置方法数项及应付之原则，条陈汪先生，蒙采纳……九时辞出，与希圣、仲鸣下山。”几天后，在一份发往东京的急电里，今井武夫也原原本本地转述了这些要求：“12月30日汪精卫表明对日本的希望如下：（一）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避免与英美列强的摩擦……（二）在军事发动以前的三至六个月期间，希望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约三百万元，但希望尽可能在对华文化事业费中列支……”（《今井武夫回忆录》）

也就是说，与发表“艳电”几乎同时，这些要求就被送到了日本人的手上。如果考虑到那天周佛海晚饭后才提出建议、而当晚九点钟他就离开三桃山的话，更可以断言，它是在几乎毫无争议的情况下被汪精卫接受的。那么，对这些后来饱受诟病、被视为通敌卖国铁证的要求，汪精卫为什么答应得那么痛快呢？以他二十年的从政经验、作为著名爱国者的品行，难道他不明白这些意味着什么？

或许，这和他当时的特殊处境有关？到这一天，所有人都知道他在河内了，他不愿有失颜面地回到重庆，更不愿一事无成、两手空空地前往欧洲。那样的话，除了背负一个私自媾和的名声，他又所为何来？而在另立政府希望渺茫、陈公博的“艳电”主张也已不合时宜的情况下，除了接受周佛海的建议，他又能做什么呢？更不必说，他的一条腿刚刚跌伤，哪怕要离开河内、前往法国，也要两三个星期甚至个把月才能成行。

或许，它也涉及汪精卫对和平前景的估计、对蒋介石先发制人的误解？过去几天，他一次次地让自己相信，按照世之常理、人之常情，日本人是有谋和诚意的。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发表演讲、拒绝《近卫声明》，不仅没有断绝他代表中国与日本媾和的念头，反而让他更不甘心，并激发出了一种潜伏在心底的、令人难以觉察的逆反心理：在过去的年头，这种釜底抽薪的手段不就是蒋介石的惯技吗？这一次他之所以这么做，不恰恰说明了国内“主和派”的广泛存在、各个阶层的人心厌战吗？既然如此，他当然要提出这些要求，并等待着日本人的回音、国内“主和派”与西南将领的响应。

而在这两个因素之外，更重大的理由，或许是他对这几个要求的独特视角、一种不同于大后方民众以及千万后人的个人理解。

对安抚英美、重新阐述“经济合作”，他并不认为是在孤立中国。远在重光堂谈判时，高宗武、梅思平不就据理力争，将华北合作限定为“共同开发”、将长江下游的“优先权”解释为最惠国待遇吗？现在，既然英美方面对“经济合作”原则极为不满、一再抗议，为什么不借力打力、折冲樽俎呢？它或许能让相关条款回到《重光堂协定》上来。

当然，倘若日本一意孤行的话，英美各国会给予中国更多的贷款、更大的援助。但在汪精卫看来，这些毫无意义，乃至不啻饮鸩止渴。与苏俄一样，这些西方国家还不是希望以微小的援助让中国长期抗战、拖住日本？它们还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甚至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图谋？在汪精卫执掌行政院、负责中国外交的几年间，他目睹了西方的种种见利忘义、以人作俑。更不必说，二十年前的《凡尔赛和约》，给千万中国人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反而被逼迫割让青岛、交出胶济铁路，其待遇与战败国一般无二。

他认为持久抗战只能让中国化为废墟，从而任由西方宰割。他认为哪怕中国能赢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的话，最终胜出的也只会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它背后的苏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承认“东亚新秩序”、彻底息战以换取未来中国的光昌盛大呢？在欧洲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为什么不休养生息以便在战后收回租界、废除治外法权并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呢？毕竟，在《第三次对华声明》里，日本也做出了这样的许诺。

他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三年后日本会去招惹美国，而这个国家与英国、苏俄不一样。在美国参战后，它不仅改变了东亚的力量对比，也不仅视中国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它还让中国代表亚洲、成为裁决战后世界的“四大国”之一。

安抚英美、重新阐述“经济合作”如此，其余的三个要求也如此。每月让日本拨款300万港币不过是区区小事，又何况从“关余”中划拨，如同周佛海所说的，用中国钱办中国事，有何不可？让日军大举进犯北海、南昌、长沙、潼关等地，固然骇人听闻，也注定了将被千万后人永久诟病，但日军哪一天不发起进攻、哪一天不筹划着新的战事？与其让战争长期持续下去，不如快刀斩乱麻，一举将战争从“持久战”态势转入和平轨道。至于“彻底轰炸重庆”，道理也是一样。自从1938年2月日军首次空袭重庆以来，它日渐频繁、逐步升级，哪怕不提出这个要求，它也很可能演进为战略大轰炸。

总之，一切都不过是权宜之计。总之，为换取东亚的长治久安、未来中国的光昌盛大，这些牺牲都是值得的。过去一年多，抗战已让这个国家生灵涂炭；再持续下去的话，这个圣贤辈出、文化灿烂的民族很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这个关头，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又算得了什么呢？一千多年前，东汉文学家陈琳不就写过吗？“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拟也”……

他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程序问题、自己的身份问题以及日本的谋和诚意问题。以拨款为例，不错，“关余”是中国钱，但它在海关总税务司的手里，日本人也无法提取，每月300万港币的款项还不是要日本人另外划拨？所谓“关余”充其量只是一个抵押而已，但在“西南政府”成立、汪精卫代表中国之前，他又有什么资格以此为抵押？以进攻后方、轰炸重庆为例，不错，日军每天都在发动进攻，对重庆的轰炸也确实日渐升级，但汪精卫此时并未发出下野通电，也没有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身份提出这些要求，这是何等行径？更重要的是，《重光堂协定》本身就是私相授受的产物，它是针对未来、事后的条款，它的前提是“西南政府”顺利诞生、汪精卫代表中国。在此之前，哪怕日本人再有诚意，汪精卫也不应提出任何要求；而伴随着这一纸要求的问世，就连汪记“和平运动”本身能不能维持下去、它能走多远，都要视日本人的态度而定，他们又怎能指望得到体面的和平呢？更不必说，他们的这个合作者，是那样的残暴、蛮横、贪婪而毫无信义。

汪记“和平运动”又一次偏离它的原定轨道了。“艳电”的出笼以及对日本的这一纸要求，都意味着它已违背了或者说无暇顾及那个决定战和的最大原则，那就是人心的潮流、四万万人的大势所趋。在此之前，蒋介石认为大多数人都已决死保卫华北、保卫黄河，为此发动了抗战；而汪精卫认为在“抗战到底”的声音之外，还有沉默的大多数，还有为国家社稷更久远的考虑，为此决心和平。但在此之后，这种对主和力量的考虑、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就已悄悄退居他和他的“和平运动”的次要位置了。他开始一次次地寄望日本，一次次地高估日本人的和平诚意，并为此放弃了一个个全身而退的机会。正如千万后人所看到的那样，正是这种寄望、这种高估、这种不能自拔，导致他在身败名裂的不归路上渐行渐远，最终被定格为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最臭名昭著的汉奸。

这就是令人唏嘘感叹的无情历史。这就是无比微妙的天道与人心。不知道在大错铸成后，自幼饱读经典的汪精卫会不会想起《尚书》上的那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论如何，1938年12月29日，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就带着“艳电”电文和那一纸要求，飞往香港、飞往那叵测的彼岸了。《周佛海日记》记载：“五时起，料理行装，六时即到机场……七时半起飞，十时至广州湾，停半小时。十二时到港。”

4

“艳电”的发表，并不顺利。这一天清晨，当陈公博、周佛海等人来到河内内拜机场时，他们首先撞见了中国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盖奉命查汪及余等行踪，渠等识公博而不识余”；几个小时后，飞机在香港降落了，一个英国记者又正等候着他们，“甫下机，公博即为一英记者所发觉，叩以此行目的”（《周佛海日记》）。

毫无疑问，他们这一行人的行踪，已经没有秘密可言。而在这两个小插曲之后，顾孟余的反对，更使“艳电”的发表一波三折、悬念重重。

顾孟余，1888年生，河北宛平人。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毕业于柏林大学，29岁就应蔡元培之邀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后来又成为北大教务长。他精通多门外语，1920年北大为哲学家杜威、罗素颁授名誉博士学位时，他担任典礼主持，“先讲一遍中文，再讲一遍英文，接着又讲一遍法文和德文，其发音准确、措辞隽雅，听者无不钦佩”。他不仅学识渊博，并且讲课深入浅出，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他）每逢上课，都是座无虚席，一定要安排在北河沿北大第三院的大教室才容纳得下”。（刘作忠，《顾孟余其人其事》）

但他又不是那种单纯的学者。早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就加入了同盟会；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他又出席了国民党“一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正是“一大”期间，顾孟余结识了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一大”主席团成员的汪精卫，两人一见如故、倾盖相交，从此成为生平知己。次年秋天，在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主席后，他受邀南下，以广东大学校长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此后十余年，顾孟余与汪精卫同荣辱、共进退，并与陈公博一起被视为汪系的两大台柱之一。1927年春天汪精卫回国复职时，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工人部部长，他也以国民党中央常委的身份兼任宣传部部长。1932年年初汪精卫执掌行政院后，陈公博是实业部部长，而他则是铁道部部长。及至1935年初冬汪精卫遇刺并前往法国养伤后，虽然他被国民党“五大”任命为宣传部部长，但他却公开放言“绝不和蒋介石共事”，从此闲居香港，并将部务撒手给宣传部代理部长周佛海。

他是汪精卫遇刺时与陈公博、曾仲鸣在医院里相对含泪的几个人之一。他是陈公博之外汪精卫最信任的密友和知交。正因为如此，在陈公博离开河内前，汪精卫交给他一封亲笔信并一再叮嘱说，“下机后即征询孟余之意见”。他希望和过去十余年一样，无论他做出什么选择、走上怎样道路，顾孟余都能义无反顾地站在他的身边。

但他没有想到，对他发表“艳电”公开和平主张，顾孟余神态之惊讶、反应之决绝，如同遭遇洪水猛兽。几十年后，陪同陈公博前往顾孟余寓所的陈春圃回忆说：这一天下午，顾孟余告诉陈公博，“（艳电）万万不能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他说，“我马上去电力争，未得他复电之前千万不要发表。如有延误，一切由我负责”。（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

在顾孟余的激烈言辞中，陈公博无言以对，“呐呐而退”。但在他之后，两名激烈的主张发表“艳电”者出现了。

第一个当然是周佛海。当天晚上，周佛海在日记里记载了他这一天的行踪：陈公博在香港机场被那名英国记者认出后，“余与希圣即出，思平来接，至半岛酒家，由大门入，即由后门出。寿民之车正候接，即至其家”；而在兜了这么一个大圈子后，“电淑慧和宗武，均先后来。六时同赴新居……”（《周佛海日记》）

所谓“寿民”，指的是原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中央造币厂厂长唐寿民。与众多银行家一样，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唐寿民避居香港，并盼望能以和谈方式结束战争，从而成为汪记“和平运动”最早的支持者之一。所谓“新居”，指的则是他让妻子杨淑慧租下的九龙塘约道5号寓所，梅思平、陶希圣等人也住在那栋大楼里。这个晚上，在唐寿民、高宗武先后告辞后，陈公博来了。他告诉周佛海，“顾孟余坚持汪先生宣言不宜发表……电汪阻止”。

毫无疑问，陈公博此行不仅为了转达顾孟余的意见，他也有着从长计议乃至与周佛海共同劝阻汪精卫的心思。毕竟，他虽是“艳电”主张的提出者，但在蒋介石拒绝了《近卫声明》后，谁也不知道这封公开通电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但对此，周佛海勃然大怒。他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因为顾孟余一人的反对就不依期发表，那就散伙好了”；“我没有什么关系，我马上可以回重庆见蒋先生认错请罪，料想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打开天窗说亮话，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商量的？干就干，不干就拉倒”；“顾孟余不过是一个部长，我难道就没有当过部长吗？怎么可以由他一个人反对就推翻一切，连电报也压住不发呢？”（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

在周佛海的咆哮声中，陈公博左右为难。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后来谈道：“陈公博听了之后一时委决不下，后来叫了林柏生来，把顾孟余的意见告他。”这么一来，又一个激烈的主张发表“艳电”者出现了。

林柏生，1902年生，广东信宜人。作为汪精卫集团的一个次要人物，他年纪虽轻，却也追随汪精卫十几年了：早在1924年春天，时任执信中学训育主任的他，就在汪精卫密友、执信中学校长曾醒的推荐下，成为汪精卫秘书。从此以后，他开始了与汪精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生涯。

与汪精卫集团的大多数成员一样，林柏生也是一个笔杆子。1929年冬天，在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发起“改组派”时，他受命在香港创办“南华通讯社”，次年又创办了《南华日报》；1932年春天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后，他则成为汪系机关报《中华日报》总编辑，被视为汪系的宣传大将之一。及至淞沪战败、《中华日报》停刊，他再次来到香港，并以国民党中宣部驻港特派员的身份，兼任南华通讯社社长、“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会长，旗下拥有“国际编译社”、蔚蓝书店、《国际周报》社《国际通讯》社等多家机构。

他是香港新闻界的头面人物，其负责的《南华日报》被称为“香港五大报”之一。他的“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不仅“活动力最强”，其中还包括樊仲云、朱朴、程沧波、李圣五以及当时籍籍无名的胡兰成等文化界名人。甚至，在高宗武被免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职务后，他也托庇于林柏生，以香港“艺文研究会”下属的“日本问题研究所”所长身份继续进行和平试探活动……但，在他的众多头衔中，汪精卫最看重的却是中宣部驻港特派员一职。在新闻检查严密的内地，他的“艳电”是不可能发表的；而在大多数报人听命于重庆、林柏生被视为重庆代表的香港，他却可以瞒天过海，让“艳电”顺利问世。

在1938年12月29日这个决定性的日子里，由于顾孟余、周佛海的相持不下，也由于陈公博的迟迟难以做出决断，就是这么一个相对次要的人物，裁决着“艳电”的发表与否，也裁决着众多大人物的未来命运。陈春圃后来回忆说，这个晚上，来到九龙塘约道5号后，林柏生表现出了一个秘书的骄横、目中无人和奴才做派；对地位、资历远高于他的顾孟余，他丝毫没有放在眼里。他告诉陈公博，“我不管顾孟余说什么，由你交给我的汪先生的信就等于是他的命令，他命令我29日发表，我只知道遵办”；他并且谈道，“如果要改期，除非有他的命令。否则我要执行他的命令，决定如期见报”（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

这么一来，陈公博更拿不定主意了。顾孟余的劝阻电报已经发出，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也盼望汪精卫能够悬崖勒马、收回成命；但作为“艳电”的倡议者、观望策略的最早提出者，他更担心不发出“艳电”的话，汪精卫有可能铤而走险。这个晚上，在几经犹豫后，他终于又一次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延缓一天发表“艳电”，以等待河内的回音。

在他的好说歹说下，周佛海、林柏生总算答应了。当天晚上，周佛海在日记里写道：“公博主张不论汪有无回电，明日再发。余亦同意。”

12月29日就这样过去了。次日，尽管旅途疲惫，尽管因为“艳电”的争议很晚才睡下，周佛海还是早早地起床了。这一天，他的寓所人来人往、高朋满座：“九时起，慧女率刘长春来。寿民来，谈月笙、新之均有加入之可能。思平来，谈今后各项问题。旋何炳贤来，引余等三人至其家，与公博会谈。决定告日方，不应使伪组织响应近卫宣言，否则汪先生将同伪组织一样立场矣。”（《周佛海日记》）

所谓“慧女”“刘长春”，指的是他的女儿周小慧以及汪精卫的一名贴身侍卫，而“月笙”、“新之”分别指当时避居香港的上海滩大亨杜月笙与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至于何炳贤，则是陈公博最信任的心腹亲信、原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在汪记“和平运动”即将开张之际，杜月笙、钱永铭态度暧昧，时时与他们暗通款曲，何炳贤则完全唯陈公博的马首是瞻。

在几个人的高谈阔论中，上午过去了。当天下午，按照周佛海的授意，梅思平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活动。

大约午后时分，梅思平约见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已在香港等待了二十多天的今井武夫，表示将发出“艳电”，并转达了汪精卫每月借款300万港币、进攻大后方以及“不可激怒英美”“彻底轰炸重庆”的四项要求。紧接着，作为中宣部的另一名驻港特派员，他来到位于中环荷李活道49号的《南华日报》报馆，决定与林柏生共同召集各大报馆、通讯社，进行“艳电”的新闻发布。林柏生后来回忆说：“我和梅思平……因为是重庆的宣传部特派员，我们便公开地活动了：事前的工作，是开始集会文化人和通讯社，研究怎样来发表汪先生的通电的问题。在充满抗战意识的香港，我们是考虑到，不能不以生命来换取的。”（林柏生，《中日交涉秘话之二》）

由于梅思平、林柏生的特殊身份，也由于他们煞有介事地宣称“有重大新闻”，不过几十分钟后，上百家报馆、通讯社的记者们就陆续来到这里了。不知道在拿到“艳电”通稿时，那些后来载入中国新闻史的名字，如《立报》的萨空了、《星岛日报》的金仲华、《大公报》香港版的杨纪等，会有着怎样的惊讶、错愕与骚动？但直到这个时候，一切也还谈不上无可挽回。

首先是顾孟余的努力。作为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尽管顾孟余长期闲居香港，但在各个报馆依旧耳目众多。这一天，几乎是新闻发布会刚刚举行，顾孟余就得到了消息，并为此大惊失色。他立即打电话给陈公博，要求他出面制止；而在陈公博含糊其辞时，他又邀约陈公博在当晚六点半见面，以阻止通电的发出。次日，周佛海在日记里写道：“顾孟余昨约公博六时半见面，盖渠闻宣言仍将发，又欲阻止也。”

紧接着，重庆的反应也来了。大约入夜时分，来自重庆的电话打进了一家家报馆、通讯社，勒令不得刊发“艳电”电文。林柏生后来回忆说：“30日的晚上，重庆方面大概已经知道我们的企图了，便对香港的报馆，加以猛烈的警告……”

在重庆的严厉措辞面前，一向自居为汪精卫心腹、常有主高奴贵心态的林柏生，以及被视为CC系骨干、颇得蒋介石赏识的梅思平，到底都有些畏缩了。他们希望陈公博进行最后的定夺，以免自己干系太大。而这个时候，陈公博还在犹豫着是不是去见顾孟余，还在斟酌着发出“艳电”的利弊得失。这么一来，直到当晚八点钟，“艳电”仍未发出。

这个晚上，最烦躁、最为心神不宁的，或许是一整天呼朋唤友、无所事事的周佛海了。大约七点钟，他给梅思平打去了一个电话，询问“艳电”的进展；但梅思平却告诉他，“宣言尚有问题，本日能否发出，尚未可知”。听到这个消息后，周佛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先是让梅思平再次前往南华通讯社，“督促柏生即发”；此后一个多小时，因为梅思平的躲闪逃避、杳无音讯，他更陷入了六神无主的状态。他的日记记载了当时的心情：“待至八时半尚无电话，焦甚！如今日不发，则一切计划均破坏无余矣！……”

原来，周佛海担心在“艳电”通稿已散发给各大报馆、所谓“和平运动”已毫无秘密可言的情况下，倘若不连夜发出通电，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很可能会又一次先发制人，封锁消息并罢免林柏生、梅思平等人。到那个时候，那份通稿将成为他们的通敌铁证，而“艳电”的影响也仅限于香港一地。在周佛海看来，没有比这更糟糕的结果了。

在心急如焚之际，周佛海终于打电话给此前并不认识的林柏生，试图说服他发出“艳电”。但出乎他的意料，在电话的那一头，林柏生却告诉他，“艳电”已在几分钟之前发出了。听到这个消息后，周佛海长出了一口气。当晚临睡之前，他在日记里写道：“径电柏生询问，始知已发出，心为之安。晚补记日记数日，十一时就寝。”

就这样，“艳电”发表了。当天晚上，通过无线电波，它传向内地、传向南洋、传向全世界。十几个小时后，它就出现在北平、上海、东京和新加坡各大报纸的头版；紧接着，它又以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多种语言进行传播。在中日战争牵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之际，它不啻一枚重磅炸弹，引发了对战争前景的诸多猜测。但在广袤的大后方，没有一份报纸刊载“艳电”电文，也没有一家通讯社转发这个消息。影佐祯昭后来谈道：“由于严格的战时新闻检查，这个通电在后方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

这份通电，改写了汪精卫一生的命运。令人悲怆的是，与五天前的“艳电”主张、观望策略一样，这个晚上不顾顾孟余的反对、不顾重庆的警告、最终决定发出这份通电的，依然是与他情同手足、自始至终反对他逃出重庆的陈公博。几十年后，众多当事人写下了他当时的形貌。

接到顾孟余要求面谈的电话后，陈公博左思右想、犹豫不已。大约傍晚时分，陈春圃来到他借宿的何炳贤寓所，“其时其妻李励庄正在找来信笺并为他磨墨”。陈春圃告诉他，还没有收到汪精卫的回电，而顾孟余的急电是否到达了三桃山，也在两可之间。他问陈公博打算怎么办，陈公博说：“现在就写信给孟余，不再和他见面了，见面反而难说话。告诉他问题在于时间太迫……那么电报往返磋商就谈不上。”

他说：“因为柏生坚持非依汪先生命令之日子发表不可，既然他明白表示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这等于无商量余地，只好让电报如期发出。”

他并且谈道：“这回只好我负责了。”（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

真的是因为时间的问题或林柏生的坚持吗？真的只是“见面反而难说话”吗？在这些话语底下，事实上隐藏着陈公博自己也难以发觉的心迹。与学者出身、生性高介耿直的顾孟余不同，对汪精卫，他始终有着一种近乎纵容并夹杂着江湖色彩的态度。他在理智上当然知道“抗战到底”已成为人心所向，当然知道发表“艳电”近乎玩火自焚，但对汪精卫的特殊情感，又让他处处迁就，并产生了一种若隐若现、但无处不在的侥幸心理：只要汪精卫不另立政府，公开主和未必会让他身败名裂。毕竟，过去的一年多，担心共产党趁机坐大、国民党“败固败、胜亦败”的大有人在，汪精卫并非毫无胜算；毕竟，那些害怕蒋介石鲸吞蚕食的西南军阀，虽说未必敢参与什么“和平第三方案”，但他们毫无疑问会倾向“和平”……就在这种心态的主导下，他提出了“艳电”主张，并让汪精卫在河内继续观望。他不敢劝说汪精卫就此罢手，他太害怕激发出汪精卫的逆反心理，从而铤而走险、一发不可收拾了。

应该说，在提出“艳电”主张的那一天，他的这些判断大致是正确的。但在蒋介石拒绝了《近卫声明》后，尽管“艳电”已不合时宜，尽管周佛海的建议近乎走火入魔，但他却刻舟求剑，依旧抱着这样的侥幸心。或许，是一种近乎亲人的当局者迷，是过去十年蒋汪之间的分分合合，蒙蔽住了他的眼睛？他依旧相信，即使发出“艳电”，蒋介石也不会对汪精卫痛下狠手。毕竟，在过去的年月，这样的党内分歧、通电争议实在是太多了。而在那封长信里，他也向蒋介石一再阐明了，汪精卫此行绝没有什么个人野心。

就在这种一厢情愿、视军国大事如儿戏的心态下，他终于决定不再和顾孟余见面并发出“艳电”了。但最能说明他的忐忑心理，以及一种近乎本能的不祥预感的，却是这么一个事实：陈春圃当天傍晚就看到他给顾孟余写信，但这封信却直到当晚九点钟才派人送出。《周佛海日记》次日记载：尽管那封信早已写就，“公博至九时始以缄告之，谓此乃铁案，不能变更。故昨日迟发，实因此也。”

值得一提的是，或许是陈公博太过心神不宁的缘故，又或许是汪精卫“不得增删一字”的交代，这份在1938年12月30日发出的通电，其签署的日期依旧是“艳”字。

第九章 河内的正月

1

“艳电”发表了，1938年也行将走到它的尽头了。12月31日，也就是发出“艳电”次日，林柏生的《南华日报》刊登了“艳电”电文，并附《汪先生之重要建设》社评；与此同时，两家汪系小报《自由报》和《天演日报》也如法炮制。但除此之外，没有一份香港报纸肯这么做，它们只是口诛笔伐，而不愿让香港市民看到这份电文。这一天，《周佛海日记》记载：“九时起。阅报，知汪先生宣言已发表，惟各报无不攻击者。以目前形势论，此实为当然之现象，殊非意外也。”

而在短暂的沉寂后，以两个电话、一个不速之客为先声，种种不祥之兆出现了。

这一天清晨，几乎是《南华日报》刚刚送上报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怆、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就先后打来了电话。在电话里，他们直截了当地问林柏生：“周佛海现在在哪里？”对这个颇含敌意的问题，林柏生既不敢公然撒谎，又不愿透露周佛海已潜入香港的事实。他含糊其辞地回答：“周佛海的住处并不晓得”（林柏生，《中日交涉秘话之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不等林柏生把这个消息知会周佛海，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也打电话告诉他，军统局香港站站长郭寿华已拜访过她，“谓余已到，且有人见着，淑坚决否认”。周佛海为此提心吊胆，一再叮嘱杨淑慧，“本日勿来”。他担心军统特务顺藤摸瓜，追踪到他的九龙塘约道5号寓所。

但这一切不过是前奏。大约中午时分，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发出“世电”，呼吁蒋介石以汉奸罪名通缉汪精卫。此后几天，这封通电不仅揭开了全国性声讨的序幕，它还奠定了海外华侨、社会各界对“艳电”的舆论基调。

在这封通电里，陈嘉庚首先谈到了“艳电”的性质。他说：“汪精卫甘冒不韪，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迹，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我公庐山宣言抗战到底，全国拥护，已成抗日铁案，中途妥协、等于灭亡。汪固深知此义……乃敢弃职离都、背叛党国，殆谓南京傀儡已首席高悬，非彼莫属耶？……”

紧接着，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敬乞我公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

不仅如此，在这封通电里，这个65岁的老人、此前几乎已将毕生财产捐献给故国的华侨巨子还谈到了通缉汪精卫的法理依据。他说：“最近参政会决议，公务员中途言和，即为汉奸国贼。汪身居议长，岂竟充耳弗闻？……此而不诛，何以励众，更何以根绝效尤！”（秦孝仪主编，《傀儡组织》）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公务员中途言和者即为汉奸”的战时法规，就出自陈嘉庚的手笔。而它所针对的首要对象，恰恰就是汪精卫。这一年10月28日，在汪精卫先后向德国海通社、英国路透社表示中国愿以和谈方式结束战争后，陈嘉庚义愤填膺。作为国民参政会议员，当时身在新加坡的他无法前往重庆出席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但却通过电报提交了这么一份议案，并获得全票通过。谁也没有想到，仅仅两个月后，这份战时法规就派上了用场，而据以惩处的对象也是汪精卫。

又何止是陈嘉庚？这一天，旅美华侨领袖邝炳舜发出通电，要求对汪精卫“以汉奸论罪”；旅美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发出通电，同样希望通缉汪精卫；国民参政会议员陶行知、张一鏖则在香港联名通电，建议开除汪精卫党籍、“褫夺所任各公职”……及至傍晚时分，著名报人金仲华更在《汪精卫的真面目》一文中断言：“汪精卫离渝出走、发表艳电，主张对日求和，他非但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响应，而且（将）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星岛日报》，1938年12月31日）

但在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讨伐通电中，这一天，周佛海却依旧神闲气定。这个中午，他写了一封长信给陈布雷，“请其进言，对汪勿攻击过甚，或以恐怖手段对之，否则，恐逼其走上积极路径”；当天晚上，他还认为这一切都不出意外，“电话各方，无特殊消息”。他注意到重庆还没有对“艳电”做出表态，而迄今为止大后方也没有发出任何一份通电。他似乎吃定了蒋介石，认为他绝不敢冒着让汪精卫公开决裂、另立政府甚至投向日本的危险，采取什么断然措施。

但他没有想到，仅仅一天以后，重庆就做出了决断。

一如周佛海所预料的，对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主和，蒋介石愤怒不已，却也不打算采取什么过激手段。这一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汪之所为，害己害敌、害国害党，其罪非浅……本日，见汪响应敌相近卫宣言之明电，其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其多行不义必自毙也！”与此同时，他也召来了陈布雷，让他起草一份规劝电文。陈布雷后来回忆说：“初时蒋公犹欲处以宽大……嘱余拟电稿，将晓以大义，为留悛悔余地……”（《陈布雷回忆录》）

毫无疑问，蒋介石这么做，为的还是抗战大局、汪精卫的影响以及国民党的千秋声誉。只要汪精卫肯听他的规劝，他也不为已甚。但他没有想到，短短一天之内，“艳电”就引发了众多国民党元老、政府高官的普遍愤慨。他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了。

1939年元旦，清晨七点钟，在重庆的几百名党政要员、达官显宦济济一堂，遥祭中山陵并举行了元旦团拜会。元旦团拜结束后，十余名元老聚集在国府大楼的几个角落，谈论起了“艳电”以及汪精卫的所作所为。在你一言我一语、群情渐渐激愤之际，不知道哪个元老提议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以决定对“艳电”的措施和对汪精卫的惩处。此言一出，众人纷纷附和。汪精卫的朋友、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王世杰认为，这是事态恶化的一个关键，“汪先生事如不召开会议，则蒋先生处置之法尽有多种。现既召集会议，则在一般人心目中问题的中心便是和或战……（外界）将由此断定本党对于和战问题是否一改”（《王世杰日记》，1939年1月1日）。

也就是说，在召开这个会议后，对汪精卫的惩处就已不可避免，否则外界将认为重庆也有和谈倾向。紧接着，在这个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上，尽管蒋介石轻描淡写，认为“汪先生把事情看得太容易”“汪先生这种说话，很影响他的人格和地位，非常可惜”等等，但几名元老还是直截了当地问起了他的处置意见。对此，蒋介石回答：“想以个人的名义，去电劝其省悟。”

对这个表态，众多元老都深感不满。当时在场的考试院副秘书长王子壮后来谈道：蒋介石做出这个回答后，“溥泉先生起立发言，以为不可”；紧接着，“吴稚晖、林主席先后发言，意思略同，以汪将此电先在港发表，实有不测之胸怀，或已拟定如何做法，故必须严正拟定中央之立场，以免淆惑视听”。而陈布雷后来也回忆说：“会议时群情激昂，林主席及溥泉、稚晖诸公均极愤慨。”

所谓“林主席”“溥泉”“稚晖”，指的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国民党元老张继和吴敬恒。在如何惩处汪精卫的问题上，这三个人立场最鲜明、态度最激烈。这么一来，蒋介石陷入了极其为难的境地：在这三个人中，林森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张继是仅存的同盟会创始人之一，吴敬恒和他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对他们的意见，蒋介石不能不尊重；这些人已不大过问具体事务，谁也没有想到，“艳电”犯了众怒，以至于林森这样异常淡泊、私德无可挑剔的长者也要求严惩汪精卫。在这个关乎国民党形象声誉、千秋功过的关头，他们当然有极大的发言权。

但在元老压力、个人愤恨之外，确实还有抗战大局，确实还有种种更长远的问题。蒋介石为此表示，“拟再考虑，本日下午三时半再开会讨论”；他并且提出，下午的会议，“所有执监委员均予列席”。

他希望利用午休时间，再作一次通盘考虑。他决定召集在重庆的所有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参加会议，以进一步判明人心所向，并对汪精卫示以公正。即使如此，这个中午他还是很不好过。黄埔一期毕业生、时任侍从室第六组组长的唐枞当天在日记里写道：这个中午，侍从室所有人员集体到黄山别墅拜年，正热闹间，蒋介石回来了，“团拜也停止了……委座又在劳心焦思对于这问题的处置办法”；而陈布雷后来也回忆说：“汪案发生之后，舆论复杂、人心激动，中枢处理此事，甚费苦心。”

在几个小时的斟酌后，他终于做出了决定。他希望以不表态、不作左右袒的态度，在汪精卫何去何从与大后方的集体意志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至于如何惩处汪精卫，就交给几十名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去公决好了。

当天下午三点半，在国民政府礼堂，国民党五届中央常委会第108次会议召开了。蒋介石之外，共有13名中央常委出席这个会议，另有55名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列席。它包括了蒋系、桂系、晋绥系、“太子系”“西山会议派”等诸多势力，也包括了几名汪系人员；它既有形形色色的汪精卫昔日政敌，也有他的私人朋友如何应钦、王世杰等。蒋介石认为，这个会议足以代表国民党的意志，无论它将做出什么决议，自己都问心无愧。

这个下午，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会议主席的身份首先发言。他谈起了汪精卫出走河内的来龙去脉，不掩饰，不臆测，客观中立，娓娓道来。这一天，在场的王子壮惊异地发现，在一年多的战争后，一向表情呆板、言语无味的蒋介石，“演讲技术日有进步”；二十多天后，在聆听了蒋介石另一次讲话后，他更在日记里写下，“除一月一日报告汪先生去安南之经过外，此为第二次动人之演说”，由此可见一斑。对一己偏见与权术本能的超越，对天下重任负于己身的自信和勇气，让他这一天极为诚挚，并在此后三年间愈发大气。

蒋介石的讲话，让这次会议出现了一种短暂的庄重。在他的报告结束后，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率先发言。覃振的表态既不失风度，又立场鲜明，他说：“汪先生敢出于此，想必不以开除党籍为意，但我们必须处分者，乃昭告国民及世界耳。”紧接着，时任监察委员会首席委员、对党纲党纪负有主要责任的张继也表达了相同主张。《王子壮日记》写道：“（张继）主张尤力，以为纲纪所在，不容假宽。”

如果说，无论覃振还是张继都是“西山会议派”的重要人物，而他们的发言要么不失公允、要么是职责所在的话，那么，其余派系、其他人物未必如此。在他们之后，孙科、吴敬恒、方觉慧、狄膺、焦易堂、刘文岛、冯玉祥、邹鲁……众多国民党大员纷纷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们有的附和覃振、张继的意见，有的建议立即下令缉拿汪精卫“以彰国法”，更多的人却谈起了自己与汪精卫的恩怨纠葛、种种旧事，以至于破口大骂。当天晚上，王世杰在自己的日记里叹息道：“今日在会议时，大家对于汪先生之攻击，实多不实不尽之词，亦或泄怨之语。”

这一天，在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中，除了蒋介石连襟、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提出“设法令其赴欧”外，没有一个人的发言有利于汪精卫。至于那些汪精卫的昔日心腹、私人朋友，他们或为了避嫌起见、或感到问心有愧、或觉得无力回天，而集体地选择了沉默。会场出现一边倒的态势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明令通缉汪精卫。

这时候，是蒋介石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为汪精卫带来了又一线转机。在大势所趋、惩处已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他语气平和地谈起了自己对“艳电”、对汪精卫出走河内的看法。

他说，仅仅是公开主和的话，还不算什么大事，“汪先生如果为将来危险，怕共同担负责任，现以此声明主和，免去责任，原无不可”。

他诚实地谈道，“艳电”的背后，很可能还有分裂国家、另立政府的图谋，“汪先生去渝之日，英美借款已告成功，彼艳电之发又在我廿六日纪念周报告公布以后，是其此次之去，绝非消极的，或更有企图”。

他最后表示：即使如此，也没必要通缉汪精卫，造成种种严重后果，“吾人对汪先生亦不可逼人太甚，使其趋于极端。所以我拟有三种办法，（一）劝告；（二）警告；（三）开除党籍。请大家表决”（《王子壮日记》）。

所谓“表决”，用的是举手办法。但对“劝告”，无人肯予以应和；对于“警告”，也只有寥寥三四个人举起了手。及至对开除党籍、“褫夺一切公职”进行表决时，在场的68人却有64个人表示赞同。《王世杰日记》写道：“讨论历两小时余……蒋先生以举手法征询大家意见，于是到会六十八人，举手者六十四人。”“最后以大多数通过，开除党籍。”

到了这个地步，蒋介石也只能采纳众议了。他为此表示：“现只好按照大家意思办理，至于私人调解，只好另行设法。”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几个小时后，以吴敬恒为执笔人，一份大约千余字、丝毫不留情面的《国民党中央之重要决议》，也迅速地出笼了。当天晚上，它通过RTI（中央广播电台）的长短波节目，一遍遍地公诸世界：

“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艳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动摇国本。汪兆铭违法乱纪，永远开除党籍，撤除一切职务……”

就这样，在1939年的元旦钟声里，那个早年的青年志士、孙中山遗嘱起草者、中国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那个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的56岁政治家，汪精卫，已经不再是他参与缔造的、那个有着44年光辉历史的伟大政党的党员了。在过去的年头，他与这个政党一起走过了漫长的路途，并决定性地参与了它三大功勋中的两个：缔造共和时，他是同盟会的最高首脑之一、南北议和的牵线人；挥师北伐时，尽管他已身在海外，但他仍然是国民政府主席、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而到了这一天，在他的政党到达光辉的顶点、为五千年和四万万建立最不朽的抗战建国殊勋时，他却因为一己的偏见，因为对战和大势的懵然无知，而背弃了抗战阵营，并被自己的政党彻底抛弃了。它让人唏嘘于历史的无情、造化的作弄和人生的无常。

在过去的年头，在他与蒋介石一次次分庭抗礼时，尽管蒋介石也一再宣布开除他的党籍，但百余万党员、四万万黎庶无不心知肚明，只有他才是国民党的正统、孙中山的法定接班人。而到了这一天，当13名国民党中央常委、55名中央委员和监察委员以表决方式开除他的党籍时，他们所代表的已不再是哪个派系、哪个大人物，甚至也不仅仅是国民党本身。它的背后是无尽的江山、无言的大地，以及一个古老民族对自身命运的选择。更不必说，就表决过程而言，在任何一个有着传统、专制色彩的前现代政党里，几乎都找不出另一个比它更公正、更坦荡、更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案例了。

这就是个体与时代对抗的代价？这就是有着二律背反色彩的历史悲剧？直到这一天，他的用心还和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谋刺摄政王时一般无二，甚至更为决绝、更加悲壮，但结果却截然相反。那时，在那个死气沉沉、令人窒息的末世里，决心推翻清廷、缔造共和的也不过区区几千青年，他也同样是一个孤独者，但在不经意间，他却契合了人心的暗潮、时代的趋势，从而让自己的生命熠熠生辉；而到了这一天，尽管他还是孤独者，尽管他依旧怀抱着“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气概，但一切却都时过境迁、人是物非了。它不禁让人想起一句古老的西谚：“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对此，蒋介石一清二楚。在几天的顾全大局、问心无愧后，他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之讲演词与本日开除汪精卫党籍案发表，已奠定国基、克服国难矣！……下午召集临时中央常会及驻渝各中委讨论汪电，决议开除其党籍，解除其一切职权。元旦决定此案，实足为党国之大庆也！”

对此，不知道聚集在香港的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以及陈璧君、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做何感想？在后来的年月里，他们没有一个人谈及这个元旦夜晚，谈到当时的心情。几十年来，周佛海始终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在后来的颠沛辗转中，他的1939年的日记却偏偏遗失了；也就是说，从这一天起到当年年底，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没有通过日记保存下来。它不仅是汪伪政权史研究的最大缺憾，也让千万后人无从瞥见他们在这个夜晚的面貌。

对此，或许汪精卫也心知肚明？他只是一次次地告诉自己，这一切不过是蒋介石压服众议、排斥异己的产物？他只能让自己相信，暗中倾向和谈的大有人在？这时候，在河内陪伴汪精卫的，已经只有曾仲鸣以及三两个秘书、仆役了；三桃山的多迦斯加·泰尔乔旅馆冷冷清清，他们共同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夜晚。几个月后，他这样回顾这个夜晚：“在寺院似的大旅馆一室中，我们四五个人，在紧张中、但却静悄悄的，迎接和平运动开始后的第一个新年。元旦晚上，我得到情报，知道重庆方面在策划剥夺我和同志的国民党籍。对于这个情报，我和曾仲鸣俱颇黯然，这一晚，大家都沉思了一晚……”（汪精卫，《河内的正月》）

而在这一夜之后，狂风暴雨般的讨伐声响起了。

2

如果说，在发出“艳电”后的最初两天，所有讨伐通电、抨击文章都来自海外的话，那么，在国民党中央对“艳电”公开表态并开除汪精卫党籍后，千余份内地报纸也不再保持沉默了。1月2日，也就是《国民党中央之重要决议》公布次日，它们纷纷发表社评，声讨“艳电”并表示拥护重庆决议。

《大公报》认为，汪精卫的所作所为，是“极可痛而亦可喜”的事，“可痛的是，在如此紧急的抗战关头，以汪氏这样有历史地位的人，竟有这样的举动……可喜的是，此事是在敌欲毕露、国策人心均极坚定之时爆发，不致撼动大局”。《新蜀报》认为，国民党中央对汪精卫的处置，“处分得迅速而严明，党纪国法俱皆昭然”。至于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则以“汪逆兆铭”的称谓，将汪精卫视为汉奸：“这种人之淘汰，可以减少坚持抗战的障碍，可以开展一切有利于抗战的工作，可以减少敌人挑拨谣言的机会……无耻叛逆之肃清，只会使抗战营垒阵容日坚、团结益固、力量更增……”（《新华日报》，1939年1月2日）

而在千余份报纸的口诛笔伐中，还夹杂着一封封通电。

1月3日，自司令长官顾祝同以下，第三战区的45名将领联名发出“江电”，要求进一步惩处汪精卫；与此同时，以陈诚为司令长官、薛岳为代理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88名将领也如法炮制。次日，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代表全省官吏发出“支电”；又一天后，第四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张发奎领衔发出了“微电”……短短几天之内，十余个省份、几百名将领、数以千计的社会团体都加入了通电讨伐的行列，它充斥了各大报章的头版头条。自从清室逊位、定鼎民国以来，这种通电交驰、举国声讨的景象也不过出现了三次，那就是1916年的袁世凯复辟、1936年的“西安事变”和这一次的汪精卫发表“艳电”。

一时之间，汪精卫沦为千夫所指的对象了。那么，在看到通电名单上的那几个异常熟悉的名字时，他会不会百感交集，抑或产生日薄西山、走投无路的感觉？

第一个名字，自然是顾祝同。仅仅一年多以前，顾祝同还是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宅院的常客，并被视为“低调俱乐部”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但到了这一天，他却成了第一个发出讨伐通电的高级将领。汪精卫不知道，这究竟是顾祝同随大流、见风使舵的官场习性所致呢，还是时过境迁，他的战和观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也曾发生在他的私人朋友、“低调俱乐部”另一个重量级人物胡适的身上。早在1937年9月8日，也就是胡适前往美国担任驻美大使那一天，他就告诉汪精卫，他对中日媾和已经彻底绝望了；他在日记中写道：“离京那天我明告精卫、宗武、希圣三人，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两倍’的见解。”及至汪精卫逃出重庆后，他又接受了蒋介石的委托，接连拍发了两封电报给汪精卫；这两封电报，在重申和平之无望、日本的野心外，还谈到了国际形势的悄然变化、渐渐出现的胜利曙光。《王世杰日记》记载：1月4日，“胡适之来电，谓前接予电后，二电汪先生，请万勿公开主和。适之在开战前极力反对战争，近一年来则力主‘苦撑’，反对妥协”。

顾祝同之后，则是广东旧部、时任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的薛岳。如果说，顾祝同曾与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话，那么，薛岳则代表了他的亲信和故旧。在过去的二十年，薛岳的每一次升迁，几乎都是他青眼有加、着意栽培的结果；即使1933年5月蒋介石召回在香港赋闲已久的薛岳，让他出任第5军军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冲着汪精卫的面子。因为，恰恰是这个月份，蒋介石和汪精卫共同确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并做出了一者负责“围剿”、一者对日妥协的重大分工。

就是这么一个亲信旧部，却在顾祝同之后发出了第二封讨伐通电。在那封电报里，尽管薛岳列名在陈诚之后，但当时陈诚身兼军委会政治部主任、湖北省主席、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等诸多要职，九战区的通电无疑出自薛岳的授意。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莫非这是几年来他每况愈下、薛岳又攀上了高枝的结果？汪精卫当然知道，自从出任第5军军长、参与对朱毛红军的“围剿”以来，薛岳极得陈诚的赏识，连年擢升并在几天前刚刚出任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他无法判断，这是不是薛岳为了改换门楣、与他划清界限的官场手笔。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1月17日，也就是薛岳发出“江电”十几天后，他又以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的身份兼任湖南省主席。它给了汪精卫更多的联想、更凄凉的感受。

但与张发奎相比，顾祝同、薛岳又算得了什么？在这个河内正月的最初几天，在几百上千封的讨伐通电里，只有张发奎的“微电”，才给了汪精卫重重一击，并让他产生了众叛亲离的感觉。

张发奎，字向华，1896年生，广东始兴人。他出生在粤北山区的一个客家家庭，父亲是县衙门里的一名小吏。15岁时，他和两名同乡伙伴来到广州谋生，并在两年后考入了广东陆军小学堂。这个学堂当年招收了120名学生，几乎囊括了此后几十年广东军界的重要人物：叶挺、薛岳、余汉谋、叶肇、李汉魂、吴奇伟、邓龙光……张发奎后来谈道：“薛岳与我是好朋友，我俩是北江地区的同乡。他是个好学、上进心强的孩子，立场坚定、斗志昂扬……我是个很懒惰的学生，在全班名次总是倒数第三名。”（《张发奎口述自传》）

几乎从一开始，这些年仅十六七岁的年轻学员就和汪精卫结下了不解之缘：入校之前，他们就大多听说了汪精卫谋刺载沣的事迹，并引以为广东的骄傲，以张发奎为例，他后来情感复杂地回忆说：“我崇拜他，因为他的革命经历与谋刺摄政王之壮举使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入校之后，他们又集体加入了同盟会，而他们的入会介绍人就是汪精卫的外甥、被誉为“革命圣人”的朱执信，由此更增景仰；及至1920年汪精卫回到广东、成为孙中山主要助手后，这些青年军官大多都成为他的心腹部下。在昔日的百余名学员中，最受器重的当属薛岳、叶挺和张发奎三人。他们当时分任孙中山警卫团的第一营、第二营和第三营营长。

但与薛岳、叶挺相比，张发奎受知更早，知遇更深。或许是同为客家人、父亲又都是县衙属吏的缘故，从一开始，汪精卫就对张发奎另眼相看。而在1925年7月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后，张发奎迅速地超越同侪，脱颖而出：当年8月，他从团长被擢升为独立旅旅长，三个月后又升任副师长；次年1月，年仅30岁的张发奎就成为国民革命军最年轻的师长之一，并且所掌握的是号称“铁军”的第四军主力部队……如此半年三迁、破格任用，即使在大革命的时代也不多见。

不仅如此，在漫长的年月里，汪精卫对张发奎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视若手足，寄以腹心；而张发奎也对汪精卫异常敬仰，如同对待高山星辰。时人普遍认为，张发奎是汪精卫最忠诚的部下，“以伺候孙中山的虔诚来效忠汪精卫”。正因为如此，在过去的十余年，任凭汪精卫大起大落，沉浮荣辱，张发奎始终不离不弃，坚定地站在他的身边。1927年6月宁汉对峙、汪精卫决定讨蒋时，时任第四军军长的张发奎是武汉政府的东征主将；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时，尽管张发奎已被蒋介石任命为右翼第一路军司令官，但几乎是汪精卫刚刚宣布与桂系合作，他就发出了“拥汪讨蒋”的通电，而在阵前倒戈；及至1931年宁粤分裂时，尽管第四军已只剩下几千残兵败卒，但张发奎依旧拿出全部本钱，以前敌总指挥的身份担任讨蒋先锋……几乎可以断言，在蒋汪争雄的几年间，倘若没有张发奎，两手空空、只剩下资历和名望的汪精卫绝没有一次次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底气。而倘若不是对坐拥两广、辖有二十万家乡子弟、时任第四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的张发奎充满信心的话，汪精卫也未必会接受周佛海的建议逃出重庆，更不会在《第三次对华声明》面目全非后依然发出“艳电”。

但这一天，张发奎领衔发出的那封“微电”，其语气之森严、措辞之决绝，在几百上千份通电中都堪称绝无仅有。他首先表示拥护重庆的决议：“顷读东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关于汪兆铭违反纪律、危害党国、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决议案，敬知惩处叛逆、大义凛然。发奎、汉谋誓率第四战区全体将士，竭尽血诚，绝对拥护。”

紧接着，他谈起了自己对“艳电”的观感：“旋读汪兆铭艳日来电，申述其对中央提议，谬论谬辞、为敌张目，全体将士义愤填膺……汪兆铭乃丧心病狂，认敌为友，视数十万方里土地之失陷、百余万将士之伤亡、数百万人民之牺牲、数十万万财产之损失，曾不足以易其个人富贵迷梦。综其损失，曾不足以易其党之罪恶。虽加寸磔，未足蔽辜。”

而在这份电文的末尾，他也提出了进一步惩处汪精卫的建议：“窃以为中央对汪兆铭仅下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处分，似仍过于宽大。拟请钧座再向中央提议，对汪兆铭之降敌叛国，应交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归案、明正典刑，以肃纲纪而振士气……”（秦孝仪主编，《傀儡政权》）

如果说，在过去几天，无论拥护重庆决议还是要求明令通缉汪精卫都已成了陈腔滥调的话，那么，“丧心病狂”“个人富贵迷梦”“其党之罪恶”“虽加寸磔，未足蔽辜”……这样的字眼，依旧是前所未有、触目惊心的。更不必说，它的联署名单里还包括了吴奇伟、李汉魂、邓龙光以及余汉谋、叶肇等人，几乎清一色地是当年广东陆军小学堂的那批毕业生，也几乎囊括了汪精卫的所有心腹旧部。它旨在向全国军民表明自己的立场，那就是二十万广东子弟不仅不赞成“艳电”主张，恰恰相反，从此以后他们与汪精卫势不两立。

俗话说，“买卖不成仁义在”，哪怕张发奎无心追随汪精卫，他也可以发出一封泛泛其词、如同大多数人的通电；那样的话，他既可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又可以成全昔日的情分。他为什么要撕破脸面，不留丝毫余地呢？……汪精卫百思不得其解。

或许，它和张发奎新近的春风得意有关？也是1938年12月，与薛岳同一天，落寞多年的张发奎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四战区代理司令长官，从而重掌方面大权。按照人之常情，他当然会格外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而身处微妙之时、是非之地，以超逾他人的决绝态度与老上司划清界限，也可以说是官场常态。

或许，它也因为汪精卫的不够坦诚、张发奎的心生怨怼？就在汪精卫逃出重庆前夕，张发奎与薛岳一起前来觐见蒋介石接受新的职务，期间汪精卫曾邀请他来家里吃饭。他后来回忆说：“汪精卫邀我赴家宴……他说，军队与民众都对战争前景感到悲观；我告诉他，据我所知，民众仍然坚定不移，军队士气仍高昂。他说，军队给养不足、逃兵日增，老百姓度日维艰，我同意这种看法，试图安慰他。他不吭声了，我们转换话题……他离开重庆已经使我够失望了，通电主和则更糟糕。我自忖：‘哈！我同他一起进餐时，他也不告诉我！’如果他坦率告诉我，我会强烈要求他别离开陪都。我完全被蒙在鼓里。”

又或许，更重大的原因还是民族大义，以及薛岳的从旁鼓动、火上浇油？在汪精卫发表“艳电”一两天后，薛岳与张发奎一起离开重庆，去各自的战区履任新职。张发奎后来谈道：“我也对蒋先生不满，因为他自私与独裁……（但）我敢毫无疑问地说，薛岳、余汉谋、白崇禧与我不是反蒋人士。我们不顾忌蒋先生的各种缺失，仍然不转向反对他，是因为他坚决抗日。薛岳对蒋先生的忠诚更甚于我，在那段时期，薛岳向我出示他的日记内文，说在抗战期间我们必须全心全意拥护蒋先生。他为何向我出示个人日记？因为那时流传了很多谣言，薛岳并不了解我的态度。”（《张发奎口述自传》）

无论如何，1939年1月5日，张发奎以及众多广东旧部联名发出“微电”了。除了与他并无渊源、只有利害关系的龙云外，汪精卫已经彻底地众叛亲离了。重庆已经开除了他的党籍，陈公博寄望的战和问题讨论、蒋汪共同媾和已不啻黄粱美梦；在日本人对他孤立中国、提供资金、进攻后方、轰炸重庆的四项要求做出答复前，他也丧失了发起“西南政府”、实行“和平第三方案”的全部希望。到了这个地步，除了流亡海外、从此无声无息地消匿于历史，他又能怎么办呢？

但他依旧不甘心。他依旧抗拒着这种命运，并等待着某种浩浩渺渺的奇迹。或许，这也是他的处境所决定的？他已经被开除党籍、千夫所指，在这种情况下，早走一天和晚走几天又有什么区别呢？又何况他的腿伤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即便要前往欧洲，也无法立即成行。事已至此，还不如在日本人做出答复后再行定夺。

他决定在河内等下去。他希望尽快听到日本人的回音，以决定自己何去何从。但他没有想到，与张发奎发出“微电”几乎同时，他等来了近卫文麿辞职的消息。

早在1938年10月20日，近卫就又一次流露出辞职的念头了。这一天，他来到静冈县的兴津别墅，透露了自己的想法并试探西园寺元老的意见。他告诉西园寺的秘书原田熊雄：“我如果现在辞职，会被认为是发生政变之类的事情，这对国内国外都非常不好。被认为我想逃避，也不太好……我想这么办：如果内大臣真想辞职，我就由首相转任内大臣，然后以担任宫内首席大臣的理由，让米内海军大臣接任首相。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原田熊雄，《西园寺公和政局》）

所谓“内大臣”，指的是体弱多病、曾几次提出告老还乡的汤浅仓平。对近卫来说，这是个再如意不过的算盘：他既能撂下这副烂摊子，又能躲避无能、不负责任的指责，从而为自己的复出埋下伏笔。毕竟，由首相转任内大臣，谈不上是仕途的挫败；毕竟，内大臣人选由天皇亲裁，外界听到这个消息后，只会以为这是天皇的旨意，而不会指责他逃避责任。

对这个要求，89岁高龄的西园寺元老一口拒绝了。这一天，在原田熊雄转达了这个口信后，西园寺以充满嘲讽的口吻说：“近卫能长久地坚持到今天，实在太辛苦了，我也很同情。但他能坚持到今天，是因为有陆军的支持。如果让近卫出任内大臣的话，等于陆军的势力到达了宫中……所以不管怎样，也不希望宫中出现那样的事情。”

他说：“我绝对反对让近卫当内大臣……对他自己应尽的责任，他要充分反思。不要说没有责任。”

最后，西园寺冷冷地表示：“如果近卫想辞职，那就让近卫光明正大地辞职去休息好了……我认为，在汉口攻取战结束后，就是近卫辞职的最好时机。”（转引自升昧准之辅，《日本政治史》）

就这样，在碰了一鼻子灰后，近卫只能怏怏不乐地打消辞职的念头了。但不过一个多月后，又一个关乎日本命运和他未来下场的问题，却如同梦魇一般地纠缠着他，让他一次次地产生辞职的冲动。

那就是加入“三国同盟”、与西方世界为敌的动议。早在1938年1月2日，时任德国驻英大使的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就向希特勒提出了拉拢日本和意大利、建立“三国同盟”的构想，“要同英法对抗，德国只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利用意大利和日本把英国的力量牵制在地中海和远东，并使其在欧洲也不能给法国以充分援助”。对这个“远交近攻”的战略，希特勒极为赏识，并在一个多月后任命里宾特洛甫为外交部长。而在出任外长后，里宾特洛甫频频向日本示好，试图将它拉上德国的战车：2月20日，德国宣布承认伪“满洲国”；5月3日，希特勒下达密令，实行对中国的军火禁运；又十几天后，柏林撤走了驻华长达十年、被视为中德友好象征的军事顾问团……及至当年7月，里宾特洛甫正式向东京提出了结盟要求。

对这个要求，东京的态度极为慎重。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认为，日本绝没有实力一边在中国作战、一边与苏俄对抗，同时还和英法为敌；外务大臣宇垣一成谈道，倘若欧洲大战爆发的话，“日本只对德国承担政治和经济义务，而没有外交责任”，更不必说军事介入了；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也明确表示，即使德国受到英法的“挑衅性攻击”，日本也将保留是否加入战争的自主权……8月26日，他们在五相会议上一致决定，“应缔结只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条约”。

也就是说，日本能够接受的“三国同盟”，仅限于那个庞大的宿敌。但这时候，又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出现了。此后两年，这个时年52岁、不过是区区少将军衔的驻外武官，执意要将日本的命运与德国捆绑在一起，并制造了一场又一场的纷争和政潮。

那就是驻德使馆武官、被称为“比纳粹党人还纳粹”的大岛浩。作为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近两年前，这个自幼受到德式教育、视德国为“第二祖国”的少壮军官，就在石原莞尔的支持下促成了“三国防共协定”；这时候，他又上下其手、兴风作浪，试图以再树强敌的代价钳制苏俄、独霸中国。这一年秋冬，在他的活动下，越来越多的“三国同盟”支持者出现了。

首先是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部长笠原幸雄。一年多以前，在石原莞尔极力反对出兵华北时，笠原幸雄就坚定地站在杉山元一边；及至战争旷日持久、日本国力疲敝之际，他又认为，重庆之所以迟迟不肯投降，是因为西方的支持、对“九国公约”的寄望。在他看来，加入“三国同盟”有百利而无一害：毕竟，德国实力惊人，英法无法抗衡，这些西方国家抽不出手来对付日本；毕竟，要建立“东亚新秩序”，日本迟早要和英法在远东一决雌雄，与其孤军作战，不如早结盟约……在这样的思虑中，8月29日，也就是日本内阁否决此项议案三天后，他在一封电报里这么暗示大岛浩：“（条约）矛头虽针对苏联，但不要给人印象，似乎英美等国亦列为我正面之敌……”

对此，大岛浩心领神会。此后几个月，他绕开日本驻德大使东乡茂德，继续自作主张地与里宾特洛甫秘密谈判。而在笠原幸雄之后，当年初冬，又一个赞成“三国同盟”的重量级人物出现了。那就是时任陆军省次官的东条英机。

东条生性粗野、头脑简单。对中国的迟迟不败，他感到大惑不解；在他两代世交、幼年同窗大岛浩三言两语的游说下，他接受了笠原幸雄的观点，并似乎一下子恍然大悟了。这一年11月28日，他在东京“在乡军人会”会馆公开宣称，“（日本）要对苏、中两国同时作战，同时也准备同英、美、法开战”。此言一出，日本举国大震、东京股市一路狂跌。它甚至惊动了天皇，次日，天皇就召来了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询问东条的言论是否代表陆军的意见。无奈之下，板垣只好向报界解释说：“（东条的说法）只是一种鼓励军需生产的宣传措辞……”

那么，天皇能够想到吗？此举又为“三国同盟”提供了一个决定性的支持者。他不是别人，恰恰就是时任陆军大臣、此前希望以“汪兆铭工作”结束战争、被誉为“昭和新军人之代表”的板垣征四郎。

12月2日，因为出言轻率、天皇指责，东条被调离陆军省，改任陆军航空总监。但此举却意味着板垣麻烦的开始：由于生性率直，快人快语，过去的几个月，东条在陆军中央已深受众多少壮军官的拥戴；对他的离职和调任，许多人认为这是板垣和一向“软弱”、被他们视为眼中钉的多田骏联手的结果，为此不再支持板垣。时任陆军省兵务课课长的田中隆吉后来回忆说：“许多人对于把东条次官调出一事抱有极大的不平，并且决定了这样干：今后对板垣陆相不再礼敬，因为他与多田次长主张相同之故。”（田中隆吉，《日本的军阀》）

对这个变故，板垣叫苦不迭。他自己就是以“下克上”、无视长官的手段迅速起家的，怎能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在此之外，对大岛浩、笠原幸雄等人的观点，他也并非毫无同感。更重要的是，与东条离任、汪精卫决定逃出重庆几乎同时，御前会议已通过了以“分治合作”为核心的《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此举象征着“东亚新秩序”和“九国公约”的冲突、日本与英法的必然决裂。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以赞同“三国同盟”的姿态、表示自己与东条毫无分歧，并以此换取陆军中坚将校的继续支持呢？

凡此种种，都让板垣改弦易辙了。12月5日，按照他的授意，大岛浩发回一份电报，公然对抗三个多月前的内阁决议，“倘若矛头只针对苏联，三国协定则难以谈判成功”。对这个悍然手笔，几名内阁首脑面面相觑，却又沉默以对，人人都知道它的背后是板垣。紧接着，板垣以此为依据，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了加入“三国同盟”的要求，并逼迫近卫表态。几十年后，《朝日新闻》记者铃木健二谈道：“对于加强日德意三国合作问题，近卫内阁及其后来的平沼内阁，态度都极为暧昧，究其责任，不能不说全在……板垣征四郎一个身上。在五大臣会议上应起主导作用的首相，私下对陆军参谋本部和革新官僚一味退让；而应坚持外交原则的外务省也是立场不稳、态度暧昧。”（铃木健二，《军人外交的登峰造极者大岛浩》）

就这样，一名下级军官的主张，又渐渐成为日本内阁动荡不安的根源了。对近卫文麿来说，所谓“三国同盟”是一种不可承受之重：哪怕他再生性轻浮、心怀侥幸，他也不敢在对华作战、日苏对峙的情况下再去招惹英法；无论板垣如何鼓吹德国的实力，他也不相信德国可以一边进军英法、一边灭亡苏俄。更不必说，倘若德国先进攻英法而不是苏俄的话，日本不仅要面对毫无后顾之忧的苏俄，还负有在远东对英法作战的义务……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意味着日本的彻底战败，他将被列为战犯乃至走向绞刑架。

在身败名裂的恐惧中，近卫变得惶惶不可终日了。但他又不敢与板垣公开对抗，担心此举会导致板垣的倒阁报复。此后二十多天，尽管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据理力争，尽管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以及时任海军省次官、曾留学美国的天才将领山本五十六都希望他做出表态，但他还是一次次地以“生病”的名义拒绝出席五相会议。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后来写道：“由于首相生病缺席，成了四相会议。但因陆相与外相意见对立，又得不出结论……”（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

在大半个月的寝食难安、绞尽脑汁之后，近卫终于做出决定了。这个决定不是与板垣对着干，也不是将日本国运押在德国身上、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豪赌，而是尽快辞职，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回到自己无所事事、谈论剧本和种种风雅话题的生活中去。而1939年1月4日，在他的软缠硬磨、苦苦哀求之后，西园寺元老和裕仁天皇到底也动了恻隐之心，同意他辞去首相职务了。听到这个消息后，近卫如遇甘霖，如逢大赦。当天傍晚，他就迫不及待地发表了《辞职声明》。

“日本之对华政策，并不因内阁辞职而动摇，盖此项政策之成立，曾经过日皇之批准。至于此次之辞职，则因相信需要在新内阁下，使人心能以观瞻一新。对华事件，现已达一阶段，需要将一切努力，集中于‘新秩序’之产生，吾人对此，必须采取坚决态度。依余之意见，如欲应付新局面，似必须采取新步骤，以振奋人心，此事可由新内阁应付之……”

近卫文麿辞职的消息，震动了东京，也震动了香港、昆明和河内。

这一天，影佐祯昭和犬养健正在赶赴香港、准备接应汪精卫的路上。1月5日清晨，在下榻的台北草山温泉旅馆，犬养健正迷迷糊糊地睡早觉，影佐穿着睡衣推门进来了。影佐气愤地说：“你听到刚才的新闻了吗？近卫内阁决定总辞职了，听说平沼是接班人。”

还不等犬养健做出反应，影佐又说：“近卫居然干出这种事来了。他把汪先生这样的中国元老拉到河内，而他却立即辞职，这简直就是没有一点国际信义……”（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说归说，骂归骂，作为两名下级僚属，他们又能怎么办呢？在三言两语的交谈后，他们只能匆匆收拾行装，踏上了返回东京的路途。他们的当务之急，是了解日本新内阁的动向：原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是否留任？新内阁是否将继续推行“汪兆铭工作”？倘若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无意于此的话，他又打算怎么安置流落河内、进退维谷的汪精卫呢？

作为重光堂谈判的两名参与者，对近卫辞职，影佐和犬养健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而与他们相比，更为心急如焚、更觉得无颜以对汪精卫的，却是当时身在香港的“和平运动”最早发起人西义显。

早在1938年12月初，也就是汪精卫决定逃出重庆后，西义显就乘坐大阪商船“广东丸”来到香港，并住进了位于麦克唐纳路的满铁驻香港办事处。12月9日，在听到近卫文麿“生病”、原定的大阪之行取消的消息后，他就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后来谈道：“本来，这个谈话的发表与汪兆铭的进退无关，实施重光堂会谈的决定才是解决日华事变的真正道路……（但）东京官僚政府似乎本末倒置了，好像把汪兆铭引诱出来才是目的本身。”紧接着，12月23日，他也看到那份面目全非的《第三次对华声明》了，为此愤怒不已，沮丧不已。他说：“当我在香港得知那经过脱胎换骨改动之后的《第三次对华声明》时，不禁哑然了。但中国方面的同志却并非仅仅哑然而已……汪对这一既成事实并没有口出怨言，至少我没有从他口中听到关于这最初失败的话。不过，高宗武却是不住地跺脚，后悔估计错误。”

这时候，对“西南政府”“和平第三方案”，西义显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他更关心的是汪精卫的处境，以及聚集在香港的高宗武、梅思平、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的去从。他没有想到，汪精卫还是发出了“艳电”，而重庆方面会开除他的党籍；他更没有想到的是，汪精卫会提出包括孤立中国、提供资金、进攻后方、轰炸重庆在内的四项要求，而近卫文麿对此的答复则是辞职……这一连串的变化，让他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几十年后，他依旧记得自己当时的尴尬境况：“就在进入了新一年的1月4日……近卫内阁突然总辞职了。这一来，使得包括汪兆铭在内的许多人都哑然了！连我也一下难住了，不知如何向中国方面做解释……”（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对近卫文麿的辞职，东京如此，香港如此。那么，重庆呢？河内呢？与此有着密切关系的昆明呢？

3

1月6日，也就是近卫辞职消息传来、张发奎也发出“微电”的次日，龙云拍发了一份电报给蒋介石，希望他对汪精卫网开一面。这封电报清楚地表明，在“和平第三方案”与抗战到底、被蒋介石渐渐蚕食吞并之间，这个出身彝族、被称为“云南王”的55岁军阀开始倾向后者。他之所以还为汪精卫求情，不过是出于愧疚之心，并试图为自己增添一个对抗蒋介石的砝码而已。

在这封电报的开篇，龙云首先以局外人的姿态，谈起了汪精卫的近况。他说：“僭密。汪先生离滇后，有谓其已到香港、九龙者，有谓仍在河内者，甚至谓其到上海者，其说不一。本日其内弟即陈璧君之弟现充飞机制造厂副经理陈昌祖者，到滇相晤，始悉汪本人尚在河内。因在旅馆楼板上滑跌，伤及膝盖，正医治中……”

如此陈述细节、煞费苦心，当然是为了撇清与汪精卫的关系，并掩盖自己卷入“和平第三方案”的事实。那么，龙云为什么要主动谈及他和陈昌祖的见面呢？在心怀鬼胎之际，这不是不打自招、承认自己和汪精卫关系密切吗？

原来，这一天清晨，陈昌祖携带一封汪精卫的亲笔信，从河内飞抵昆明。但他此行极不顺利：几乎刚下飞机，几名军统局特务就认出了他；紧接着，一个多此一举的举动又让军统局特务注意到了那封信，陈昌祖后来谈道，“一下飞机，我就把信交给在飞机场迎接我的妻子，让她妥善保管”；及至当天傍晚，“我与龙云将军通电话，并前去会面，把四哥的信交给了龙云”，此行自然也落入了军统特务的眼中。当天晚上，几乎是陈昌祖刚刚回到自己的住处，两名特务就闯了进来，“要看看我在飞机场交给妻子的信”。陈昌祖故作惊讶地说，那根本不是什么信，“而是一张占星图，是由香港一位算命先生新近才绘制的”，说着，还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占星图给特务看。但在龙云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却知道陈昌祖弄巧成拙：军统特务不过是为了试探那封信是否重要，以及它是否交到了龙云的手里，而陈昌祖的反应恰恰都证明了这两点。

在无秘可守的情况下，龙云干脆以进为退，向蒋介石主动谈及自己与陈昌祖的见面，并移花接木地解释了他何以知道汪精卫的行踪。紧接着，他又谈及汪精卫的打算，并分析让他前往欧洲的利弊：“据陈昌祖言，自中央临时会议决议发表后，汪态度消极，其夫人则甚愤慨。目前将有到欧洲或其他国家之行，内部正密商中。似此汪已在犹豫情况之下，若无转圜，将来纵不为日人利用，亦必与法西斯蒂勾结反共，顾虑实多……”

与法西斯蒂勾结反共？是德国，是意大利，还是西班牙？龙云的这个说法，近乎无稽之谈，它反映了这个老谋深算、左右逢源的彝族军阀内心的忐忑。至于“为日人利用”，倒的确值得忧虑。它将成为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奇耻大辱。龙云为此建议：“愚见此时最好由钧座派汪之亲信一二人到河内，以私人欢迎其回国。如能回渝最好，否则在国内任何一处居住，均可避免再与日人勾结，以免铤而走险……未识钧意如何？伏请电示。”

对这个要求，史学界后来有着形形色色的解释。但最大的可能却是，所谓“回渝最好”，不过是一种铺垫性的说辞，龙云的真实用意是让汪精卫“在国内任何一处居住”，也就是在昆明居住。这么一来，他不仅对汪精卫能有所交代，他还能请回一尊菩萨为自己镇庙，何乐而不为？毕竟，尽管汪精卫已被开除党籍，千夫所指，但在时过境迁之后，他或许还有不容小觑的号召力；毕竟，在过去的一年多，为防止蒋介石染指云南，他曾以礼贤下士的姿态，延揽了众多反蒋人士以及西南联大、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学府入境，昆明甚至被誉为“民主堡垒”，又何况是汪精卫？在他看来，蒋介石没有理由拒绝这个要求。1月2日，在公布《国民党中央之重要决议》后，重庆不是还发表了两份声明，并做出欢迎汪精卫回头的积极姿态吗？《王世杰日记》记载：“今日中央发表撤销汪先生职权及党籍之央议，并发表对内对外声明各一件。对外声明之末尾，有‘……更望汪先生早日痊愈，重返中央，与吾人携手前进，共同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等语。对内声明之有‘望汪先生幡然醒悟，重返抗战队伍，则于民族国家仍属可喜’等语。”

如果说这些分析尚未足信的话，那么，两天后他给汪精卫的那封回信，或许折射了他的真实内心。在那封委托陈昌祖带回的信件里，他依旧称汪精卫为“钧座”，并称蒋介石为“重庆方面”。他这么劝告汪精卫：“现日方虽内阁改组而政策不变，我方似存幻想，毫无其他办法。不久大战重开，静观如何应付。此刻钧座暂守缄默，甚为得宜，至于钧座所主张各节，将来必有实现之一日……”也就是说，尽管“西南政府”已成梦幻泡影，但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汪精卫未必没有翻身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蛰伏昆明、待机而动，无疑是他最好的选择。陈昌祖后来谈道：“在我到达昆明的第三天，妻子去见龙云，并带回龙云给四哥的信。同时，我也完全做好了离开昆明的准备。”（《陈昌祖回忆录》）

他希望汪精卫能“暂守缄默”，从而躲开风口浪尖。他希望蒋介石能网开一面，并允许汪精卫前来昆明。而在这封电报的末尾，他还试图缓和蒋汪关系，并为自己讨一个人情：“再：职曾面告陈昌祖，钧座此次提会，系不得已服从多数主张，但心中始终为汪留余地，请其转告汪，切勿误会云云。谨并奉闻。”（秦孝仪主编，《傀儡组织》）

但他没有想到，对这个建议，蒋介石一口拒绝了。

几乎是近卫辞职的消息刚刚传来，蒋介石就认为汪精卫已不足为虑。在此之前，他还多少担心广东将领的响应、西南军阀的异动，为此发动了接连五天的舆论攻势；在此之后，他所考虑的仅仅是给汪精卫留一条活路，以免他铤而走险，使国家和国民党蒙羞了。1月6日，他下达密令，让各报停止对汪精卫的声讨；次日，《王世杰日记》记载：“中央宣传部昨日对于各报之秘密指示，有停止‘讨汪肃奸’之一项。”

及至1月8日，在收到龙云电报后，他的心思更发生了异常微妙的变化。

或许是龙云电报里陈昌祖“来滇相晤”的误导，或许是此时他对龙云还没有丝毫疑心的缘故，这一天，蒋介石以为这是汪精卫委托龙云前来求情，为此齿冷不已。当天下午，他不顾原先的表态，回电拒绝了龙云的建议；当天晚上，他又在日记里写道：“汪见无路可走，又想转弯，卑劣已极，宜乎其生无立足之地也！”

这么一来，一个龙云无法预料到的结果出现了。如果说，在过去的十九天，无论汪精卫出走河内、发表“艳电”，还是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蒋介石都不为已甚、息事宁人的话，那么，到这一天，由于汪精卫的山穷水尽，由于他误认为龙云电报是出自汪精卫的请托，他却产生了对汪精卫极度鄙视的心理，乃至置之于死地的冲动。正如千万后人所看到的那样，此后十余天，他不仅一改前态，不再尝试规劝、说服汪精卫，恰恰相反，他还以恫吓、警告的方式，对付汪精卫的所作所为。这激发了汪精卫的逆反心理，并让他在歧路上越陷越深。

后来的历史表明，此后十余天蒋介石的步步紧逼、非常手段，是汪精卫在河内长期滞留的一个关键。那么，在那封给龙云的回电里，蒋介石说了些什么呢？

他首先拒绝了派人前往河内、劝说汪精卫返回重庆的建议。他说：“龙主席勋鉴：鱼电悉。对汪事，此时只可冷静处之、置之不问为宜。盖急求谅解或为彼代谋，徒增其疑窦，而于事无补……现若劝其返渝，则彼必以恶意推测，且彼亦必不出此……”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文人，汪精卫多疑、固执而自视甚高。倘若派人前往河内的话，他要么会怀疑这是重庆方面的诱捕阴谋，要么会错估自己对重庆的影响，从而愈发执拗、逆反，如同北方俗话所说的“蹬鼻子上脸”。在此之际，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自作选择，以免多生事端。

这是蒋介石的真心话吗？唯唯，否否。他对汪精卫性格的分析，当然不能说全无道理，但问题在于，他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无论“返渝最好”还是“在国内任何一处居住”，都出自汪精卫的授意。既然如此，汪精卫又怎么可能认为重庆想诱捕他？对返回重庆，他又怎么会“必不出此”？

这些分析，不过是蒋介石搪塞龙云的借口。紧接着，他也拒绝了让汪精卫“在国内任何一处居住”的建议。他说：“至于留住国内，无论何地，不惟敌国可借此造谣，甚至假借其名义，多所引诱，即国际亦复怀疑，而全国军民之惶惑更无论矣。如为彼计，此时当以赴欧为惟一上策，否则皆于公私有损……”

汪精卫回到国内，日本会借此造什么谣？它不是恰恰说明了日本人毫无信义，以至于像汪精卫这样满怀诚意、声名昭著的中国政治家也铩羽而归，并且只有回到抗战阵营的一条路吗？日本人要假借他的名义、“多所引诱”，前途不也恰恰是他滞留海外，甚至被日本人掌握在股掌之中吗？至于“国际怀疑”“全国军民之惶惑”，在重庆已宣布开除他党籍并曾表示欢迎汪精卫回头的情况下，也不过是胡乱罗织、极为勉强的借口。蒋介石已经表明了他的立场：他愿意给汪精卫的唯一生路，就是前往欧洲，从此无声无息地客死他乡。

不仅如此，或许是感到这几个理由都太过牵强，或许是自认为难以自圆其说的缘故，在这封电报的末尾，蒋介石越说越乱，几近信口开河。他说，倘若汪精卫回国的话，他无法躲过被通缉、抓捕的下场，“如彼此时留住国内，则全国要求通缉之令无法遏阻，如此则公私更难为怀矣”；他说，他不在乎汪精卫对他心生怨恨，“吾人于此，惟有先公而后私，只要抗战有利、国家有益，则私人关系虽受损失，亦惟忍痛一时”。最后，他干脆亮明了自己的底牌，让龙云也不再理睬汪精卫：“如其再派人来说时，请以正言告之。未知兄意如何？”（秦孝仪主编，《傀儡组织》）

这就是蒋介石对汪精卫的新态度。这就是在《声明》改写、举国声讨、故旧反目、近卫辞职之后，汪精卫面临的又一个新变故。龙云不失好意的从旁相助，反而激发了蒋介石的厌憎心理，从而使汪精卫处境更加艰难，选择余地更为逼仄。但即使如此，他后来的身败名裂，依旧可以归诸为自身原因。因为，恰恰是在龙云给他回信而蒋介石也拒绝让他回头的1939年1月8日，汪精卫又在《南华日报》上发表了《致中央常务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书》。后来，它被日汪方面称为“汪先生之第二次主和宣言”。它不仅引发了国内的又一轮声讨浪潮，还让蒋介石下定决心以非常手段对付汪精卫。

1939年1月8日，在《南华日报》上，汪精卫发表了《致中央常务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书》。这封公开信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远在汪精卫初抵河内、发出“梗电”劝说蒋介石以《第三次对华声明》为基础与日本谈判时，他就在电文中表示“详容函陈”；几天后，1938年12月28日，它就以暗码电报的方式出现在蒋介石面前。而到了这一天，它又出现在报纸上，让香港市民一睹汪精卫对和平前景的估计、对国际形势的观感。

在这封公开信的开篇，汪精卫首先回顾了他在出逃前夕与蒋介石的那次争论：“本月九日，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且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

这些分析倒大抵是实情。中国积贫积弱，在丧失了东南半壁以及至关重要的“关余”收入后，种种战略物资都异常紧缺，财政也一天比一天捉襟见肘了。至于日本，它已竭尽全力，又面临着北方强邻随时可以带来的灭顶之灾，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媾和。21天之前，汪精卫就是基于这个判断，才逃出重庆、抵达河内的。

那么，汪精卫知道吗？就在他发表这封信之前，1月6日，军委会参谋长何应钦刚刚在国民参政会作了一个军事报告。何应钦谈道，在恰好一年半的战争后，中国已有14503名军官殉国、28779名军官负伤，另有355068名士兵阵亡、704133名士兵负伤，中国的伤亡数字已高达1102488人。其中空军付出了最卓绝的努力、最重大的牺牲，“我空军自开战迄今，飞行员之伤亡约700人，开战时我飞行员驾驶驱逐机者，今已无一生存或健在……我军用飞机为敌毁者约480架，因失事而损伤或毁坏者约800架，共计约1200余架，约当开战时吾国原有飞机总数之六倍”。但与此同时，日本的伤亡数字也达到了约70万，接近中国的2/3。

这些数字有没有瞒报或夸张呢？中国军队的伤亡数字，向来被认为比较准确，唯一的争议是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是否被纳入了统计；至于日本人的损失，不久后日本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在一次会议上谈道，“已有十八万英灵战死中国”。按照日本陆军一比三的阵亡、负伤比例，它大致吻合何应钦七十万人的估计。而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八倍，中国的领土面积更达到日本的二十倍以上。

又何止于此？即使穷家薄业，但在七百万东部青年、两万万西部民众的支撑下，中国的兵员总额已从战前的不足200万增加到了250万人以上；中国的青年已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他们的局部反攻频频得手；而原先的老套筒、汉阳造，也全部换成了性能优良的中正式步枪，“我国军队现有之武器较开战时在数量上及素质上均优胜”……凡此种种，都意味着中国军队的愈战愈强，以及“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的惊人成功。蒋介石“最后胜利、必属我们”的判断，殊非虚言。

而在谈过和平前景后，汪精卫又谈到了国际形势。他说：“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决不能用于解决战事。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

这些话也大致是公认的事实。过去一年多，几个西方强国都对中国表示同情，并给予了一些道义支持。与此同时，苏俄虽然给了中国几亿美元的贷款和无偿馈赠，但它的真实用意是让中国拖住日本、从而在战后一举控制东亚。总而言之，这些善意或援助，用于战争则不足，用于“和平”则有余。而倘若中国决心谋和的话，即使与日本渐行渐近的德国、意大利，也会乐见其成的。

那么，汪精卫能够想到吗？就在他逃出重庆几天后，英美已给予了中国第一笔贷款，道义支持开始变成经济援助了；而12月31日也就是他发表“艳电”次日，美国已向日本提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要求它保证不破坏“九国公约”，英国也紧随其后。《王世杰日记》记载：“美国政府于十二月卅一日致一通牒于日本政府，重申美国绝不能承认单方变更条约之行为……美上院外交委员会委员毕德门同时发表谈话，谓美政府对日当采取经济报复手段，足见日美关系行将发生重大变化。”《王子壮日记》也写道：“英国之态度亦为积极，最近亦照会日本，严予责斥。其态度之严正，为英国外交文件中所仅见。”而这一切，恰恰是他予以响应的《第三次对华声明》带来的。

更不能想到的是，1月20日，也就是他发表这封公开信十余天后，国际联盟通过了《对华援助法案》。作为一个虚弱无力、被视为道义控诉和谴责舞台的国际组织，此举只具有象征意义，但从这一天起，“加盟国的对华援助就公开化了”。紧接着，2月，英法提出开发海南岛，以阻止日军的南侵；3月，英美又给予了第二批贷款，其中英国1300万英镑、美国1500万美元；而到当年5月，为解决中国迫在眉睫的飞机短缺问题，美国又提供了一笔无担保、无清偿物的紧急援助，为数1200万美元……与此同时，加入“三国同盟”、与西方世界为敌也已摆上了日本内阁的议程，并成为它最重大的议题。历史学家升昧准之辅后来谈道：“平沼内阁面对的主要问题仍是三国同盟问题……在整个平沼内阁期间，共召集了80多次五相会议，其中78次讨论这个问题。”一个泾渭分明、分为同盟国和轴心国的世界，正渐渐形成；蒋介石“苦撑待变”的战略，已渐渐见到曙光了。令人悲叹的是，它恰恰发生在汪精卫逃出重庆前后。汪精卫的出走时刻，是中国抗战最黑暗的时刻，却孕育着破晓，孕育着新生和转机……

如果说，这些判断无论对错，汪精卫都还发自肺腑的话，那么，在接下去的电文里，他谈及“陶德曼调停”，就多少有些刻舟求剑、居心叵测了。在认为《第三次对华声明》表明了日本的和平诚意后，他说：“犹忆去岁12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划、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

十余天前，他的谈及这次调停，就隐隐地有着将军、让蒋介石无从辩驳的色彩。而到了这一天，他将此事公之于世，更带有负气、质问、让蒋介石无法下台的多重意味。他似乎在说：你秘密谈和，我公开主和，为什么要开除我的党籍？为什么要发动全国报刊进行声讨？在这个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总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

他似乎不明白，蒋介石从来也没有反对过和谈，但条件是“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而因为日本的凶残、狡诈、毫无信义，他强调和谈必须由国际调停，并由第三国进行保证。他似乎忘记了，在“陶德曼调停”时，中日战争仅仅爆发三个多月，而日方的最初条件也以石原莞尔的“石射方案”为蓝本，并不是“不如此明划”“且较此为苛”。他更没有意识到的是，那时参与和谈的主体是中国政府，与此相对比，他的私自媾和、私相授受算怎么一回事？他的决心分裂国家、另立政府又算怎么一回事？而对这个关键，哪怕陈公博也比他看得清楚明白。远在他逃出重庆前，陈公博就告诉过他：“对外问题，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否则）万一失败，国亦不救。”

这个事实，后来被汪精卫一次次地强调、一次次地借以攻击蒋介石并作为自己公开主和的合法性依据。它意味着汪精卫在心态上的一种微妙而重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尽管他和蒋介石有宿怨、有一言难尽的往事，但促使他逃出重庆、抵达河内的，依旧是战和分歧；而在被开除党籍、举国声讨、旧部反目、近卫辞职之后，渐渐占据上风的，却是他对蒋介石的个人怨恨。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蒋介石造成的；他和蒋介石的战和分歧，由此也不仅仅是国家前途之争，而演变为一种个人之争、意气之争。否则，哪怕要发表“第二次主和宣言”，他也不会选择这么一封早已发出并且包含着国家机密的函电作为公开信。

在向日本提出四项要求之后，汪记“和平运动”再一次偏离它的既定轨道了。那么，汪精卫发表这封公开信，仅仅是为了攻击蒋介石并以此一泄忿恨吗？抑或是在铺天盖地的谩骂声中为自己做个辩白？唯唯，否否。几乎可以断言，与“艳电”一样，它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新上任的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四天前，近卫文麿不是在《辞职声明》中说过吗？“日本对华之政策，并不因内阁辞职而动摇”。次日，在就职谈话中，平沼骐一郎不是也重申了这个立场吗？又何况，在答记者问时，继任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公开谈道，此次他留任陆相的条件之一是对华政策，“要求对中国事变，应依御前会议所决定，坚持确实‘不动’的方针。关于近卫12月22日调整对华国交之声明，尤需全面支持和践袭”（《大公报》，1939年1月5日）……所有这一切，都公诸世界、见诸报章，更不必说与日本有着秘密联络渠道的汪精卫了。

也就是说，这封公开信是为了向平沼内阁表达自己的诚意，并敦促新首相尽快对几天前的四项要求做出答复。在经历了这么多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之后，汪精卫依然相信日本的诚意，并且依然采取“艳电”的做法。只不过“艳电”用以呼应《第三次对华声明》，而这封公开信旨在让平沼内阁看到自己的决心而已……

就是这封公开信，导致了林柏生的遇袭，以及蒋汪关系的急剧恶化。

几乎是这封公开信刚刚发表，种种不祥之兆就出现了。它的矛头所向，是林柏生的《南华日报》。过去几天，在举国声讨的潮流中，这份报纸堪称独树一帜：1月2日，在汪精卫被开除党籍后，它发表了社评《我们的郑重抗议》；次日，是《我们的郑重声明》；1月4日，该报编辑胡兰成又发表了《战与和》；及至1月8日，它刊登了那封公开信，并称之为“汪先生第二次主和宣言”……凡此种种，都促使蒋介石对它下手，以恫吓、警告汪精卫。

1月9日，军统局创始人、被誉为“中国最神秘人物”的戴笠亲临香港，并指名让林柏生去他下榻的思豪酒店见面。对这个邀约，林柏生欲去无胆、欲罢不能。所幸，在他最终爽约之后，戴笠也没了下文。

紧接着，1月11日前后，三份汪系报纸又发生了百余名工人的怠工、辞职事件。香港舆论普遍认为，即使这些满身油污、收入微薄的青年也不愿为“和平言论”张目；但林柏生却坚持说，这是军统局特务威胁的结果，“放出火烧和殴打的空气……排字房的和印刷部的工人，却在威胁下逃走了”。无论哪一种说法更接近真相，它都让林柏生等人烦恼不已。他后来回忆说：“我们的同志……便不能不从写原稿起，一直到自己来排字和印刷了。”（林柏生，《中日交涉密话之二》）

及至1月13日深夜，更加惊人的消息传来了。这一天，在林柏生住宅附近，一个与他年龄相仿、模样也有几分相似的青年被人暗杀了。它究竟纯属巧合呢，还是军统特务杀错人的结果？此后几天，街谈巷议为此争论不休。但林柏生却心知肚明，这是冲着他来的：戴笠的约见没有下文，原来是动了杀心；凶杀案的地点，恰恰是在他从报馆回家的必经之路上，不会巧到这个地步；更重要的是，他平时都是深夜两三点钟回家，但偏偏那一天，他在报馆里待到了次日凌晨……他后来谈道：“这一个男子也实在倒霉，而我却奇迹地没有送掉性命。”

仅仅四天以后，一次意欲夺命的袭击，证实了林柏生的判断。

那桩凶杀案发生后，香港警察被惊动了。1月16日，一名英国籍高级警官邀约林柏生去警察署谈话；次日也就是1月17日下午，林柏生应约而去，并和那个英国人进行了为时不长的交谈。那个警官告诉他，凶手应该是冲着他来的，并叮嘱他要小心。而在表达过谢意后，林柏生就离开了警察署，返回报馆。

但在经过皇后大道的告罗士打大厦时，两名大汉出现了。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中，从背后用铁器猛击着林柏生的脑袋，并使他陷入了昏迷状态。对他们所使用的凶器，几名与闻者说法不一：不久后入伙的罗君强谈道，凶手使用的是斧头。“当时英国统治者对香港华人带枪限制极严，军统有人无枪，同时考虑到枪声大，容易引起注意……因此决定用斧头”。另一个汪记“和平运动”的参与者金雄白却说是铁锤，“当他步行经过现在的历山大厦（按：原告罗士打大厦）门前时，忽然有两个大汉以铁锤从后向林氏头部猛击”。至于林柏生本人，则认为是铁棒，“在归途中，我果然被袭击，被二尺多长的铁棒从头上击倒了”。但由于袭击从身后而来，也由于他很快昏迷了，他的说法未必比罗君强、金雄白更可靠。

受此重创，林柏生却没有死于非命。对他大难不死的原因，几个人的说辞也不一致。林柏生认为，“幸而我的头骨非常坚牢，不然连命都没有了”。罗君强谈道，之所以如此，和这一天他头上戴着一顶“软质薄绒帽”有关。金雄白则将原因归结为两名外国水手的出手相救。“林受伤倒地，暴徒仍继续向其额部面部痛打，林已奄奄一息。幸而有两个外国水手经过，当场将一名叫陈林的凶手擒获，另一名则乘间逃逸”……但无论如何，林柏生很快被送到了香港玛丽医院，并在一个多月的治疗和休养后渐渐痊愈。

林柏生的遇袭，带来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后果，那就是蒋汪交恶、河内与重庆从此不通音讯。在此之前，尽管已公开了战和分歧，尽管还有“西南政府”“和平第三方案”的腹案，但双方依旧鱼雁往来、音讯不绝。以汪精卫为例，直到1月4日，他还给孔祥熙写了一封回信，“来书谓‘此时国际情势，爱恶益为明显’，诚然诚然，然此等爱恶，仅能因势利导，使和平谈判有利于我，不能以为各国必出于参战”；以周佛海为例，直到1月18日，王子壮还在日记里写道：“周佛海自港来函，谓汪先生仍居河内，甚为局促。主张议和既普遍遭国人之反对，又不肯降事敌人，而若干报纸仍在丑诋”……在此之后，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了。汪精卫、周佛海等人都唯恐重庆派人前来刺杀，又怎会再自行投书上门？

又何止是蒋汪交恶、河内与重庆断绝联系？它或许还让汪精卫想起了三年多以前的那次疑窦重重的遇刺，从而对蒋介石的忿恨一发不可收拾。这结合他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处境，使他产生了一种极端偏执、自作悲壮的谋和冲动，并形成了一种赌徒式的心态，那就是把日本对他四项要求的答复视为一根救命稻草。此后一个多月，正是这种忿恨、这种冲动、这种心态，连同来自遥远北方的一个消息，使他在歧路上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这个来自北方的消息，就是吴佩孚宣布出面“收拾时局”、响应“和平救国会”的通电。

4

吴佩孚，1874年生，山东蓬莱人。作为北洋军阀的后起之秀，他一度雄踞中原，拥兵三十余万，被视为“中国最强者”。与此同时，他还以开明的形象、洁身自好的“儒将”色彩，以及在那个时代难能可贵的言行一致，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1923年5月，美国《星报》评论说，吴佩孚是中国军阀中的巨魁，“不难流芳百世，当为国人所崇拜”；次年年初，《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鲍威尔认为，“他是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人物”；及至1924年9月8日，他的头像更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从而成为第一个荣登《时代》封面的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半期，是吴佩孚的时代。

但与大多数北洋军阀一样，在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后，吴佩孚很快丢掉了自己的所有地盘，宣布下野并逃往四川。此后几年，他先后流寓大足、奉节、达县、成都等地，直到1931年冬天才返回北平什锦花园故宅居住。到这个时候，他虽然依旧在家中设立“八大处”、保持着以往的威仪，但他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昔日人物、过气将军了；更要命的是，由于生平不蓄私财，他和他的众多随从都只能依靠故友、旧部的资助度日。著名记者陶菊隐后来谈道：“吴虽已落魄，家中仍供养二三百人，每日开席几十桌……一应开支，全仰仗夫人张佩兰多方筹集。”（陶菊隐，《吴佩孚传》）

在十余年的漂泊闲居、隔绝外界之后，他已经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了。谁也没有想到，中日战争爆发后，尽管他与日本人素无渊源，尽管他的反日态度尽人皆知，但他还是成为日本人的诱降对象，并一跃而为中日双方相互争夺、炙手可热的热门人物。

吴佩孚与日本人的接触，从1937年9月开始。当时，太原会战还在进行中，但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长、被视为第三代“中国通”重要人物的喜多诚一，却已经在迫不及待地物色傀儡人选了。他先后看中了曹锟、靳云鹏、曹汝霖和吴佩孚四人，“计划以靳或吴任总统，或分任总统、副总统，曹汝霖则为总理”（徐吉村，《地下战场》）。但此后一个多月，曹锟被认为“要价太高”；靳云鹏以“礼佛有年、无心问世”的理由婉拒；曹汝霖则借口老母在堂、身有疾病；至于吴佩孚，他的态度最为变幻不定……无奈之下，喜多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被视为“治事长才”、但并没有什么政治号召力的王克敏。

这个选择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无论王克敏还是南方的梁鸿志，都无力筹组一个略微像样的政权，更不必说帮助日本人结束战争了。这么一来，次年7月，也就是高宗武秘密访日前后，五相会议通过了《对中国现中央政权的对策》，决定“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以达到招揽人心、瓦解重庆的目的。负责这项工作的“对华特别委员会”首席委员土肥原贤二，又相中了唐绍仪、靳云鹏、吴佩孚三人，决定让他们出面发起新的“中央政府”。

这一次，土肥原的进展略微顺利一些。尽管靳云鹏又一次拒绝出马，唐绍仪在两次接触之后就被军统特务赵理君劈死在家中，但吴佩孚却松口了。当年10月，在土肥原机关的大迫通贞少将、近卫文麿的私人朋友国古护次郎先后前来拜访后，他开出了六项条件。它包括撤销“临时政府”、日军撤出华北、日本不干涉具体政务以及组建三十万军队、日方提供五千万元“建国开办费”等，堪称漫天要价。但土肥原还是为之大喜，他立即开始了与吴佩孚的讨价还价。

双方很快陷入了僵局。这一年11月15日，原青岛市市长、当时已沦为汉奸的陈中孚来到北平，代表土肥原要求吴佩孚发出主和通电。他说，这个通电对吴佩孚是举手之劳，对日本却是当务之急。他谈道：“通电一发，则国府中之亲日派与中央军之一部将领亦将响应。”但吴佩孚丝毫不为所动，他说：“他们既拥戴我，应由他们先发通电才是。”

也是这一天，在遥远的上海重光堂，高宗武、梅思平和今井武夫也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僵局。在高宗武、梅思平的一再坚持下，今井武夫总算答应日本先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1月21日，土肥原先是让一群遗老遗少发出通电，呼吁吴佩孚出面“收拾时局”；与此同时，他抛出了组成“中央联合政府”、由吴佩孚出任“大总统”的诱饵，条件是吴佩孚通电响应这些吁请。但对日本人的自导自演、自抬价码，吴佩孚却冷冷地表示，这些人不能代表什么，“（是否担任大总统）应由民意，且不接受任何方面委任”。

仅仅八天以后，汪精卫就不顾陈公博“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唾弃”的告诫，决定逃出重庆、对日媾和了。

在吴佩孚的敷衍观望中，此后两个月，土肥原渐渐有些卑躬屈膝，心力交瘁了：11月底，他苦苦哀求说，倘若再不发出通电的话，他将无法向东京交代；次月，他将五百万巨款交给陈中孚以及吴佩孚的枢要处长符定一，“嘱其运动吴夫人及吴之左右”；及至1939年1月，他又退而求其次地表示，倘若觉得时机尚未成熟的话，先通电响应“和平救国会”、就任“绥靖委员会”委员长也是可以的……台湾学者徐积村后来谈道：在做出这个让步后，“（土肥原）派人表示其苦心，并谓此次吴倘再不接受，土即无颜回国，即将自杀”（徐积村，《地下战场》）。

就这样，1939年1月22日，包括陆宗舆、江朝宗在内的42名遗老，通电发起“和平救国会”；两天后，北平各大报刊也刊登了吴佩孚的响应通电。一时之间，华北舆论为之大哗。而当这个消息传到河内、传进汪精卫的耳朵时，他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平沼骐一郎对他不理不睬、汪记“和平运动”毫无起色的根本原因。

早在1938年12月底，在发出“艳电”、听说土肥原有意让吴佩孚出山的消息后，汪精卫就拍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吴佩孚响应其和平运动”。几天后，他收到了吴佩孚不卑不亢、被称为“意味深长”的回电。这时候，近卫文麿已经辞职了，在六神无主之际，汪精卫也顾不上再和吴佩孚联系。

如果说，拍发电报、“要求响应”，折射了当时汪精卫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心态的话，那么，进入1月份后，伴随着近卫辞职、平沼上台，他的底气越来越不足了。毕竟，与近卫不同，平沼对他从未有过任何许诺；毕竟，作为一个72岁的老派人物，平沼生长在北洋军阀叱咤风云、统领中国的记忆里，他对吴佩孚或许更有兴趣。此后大半个月，这个担忧似乎渐渐被证实了：对他的四项要求，平沼迟迟没有回音；而对吴佩孚，他们却不惜血本、有求必应。

对此，或许他会感到有些不平？十余年前，吴佩孚曾被国民革命军打得丢盔弃甲，堪称他的手下败将；对此，或许他又会有些悻悻然？毕竟，日本人对他有过许诺，而平沼也宣布过不改变对华政策。但在这些之外，他更有些心虚、有些感慨。心虚的是，他和日方的合作基础，是“西南政府”成立、他能够代表中国；感慨的是，日本人如此具有谋和诚意，以至于在《重光堂协定》彻底落空后，他们不惜对一个过时人物如此降尊纡贵……

就在这种复杂心态的主导下，1939年1月，汪精卫决定发起自己的组织、制造“和平”声势并与吴佩孚一争高下了。尽管他四面楚歌，走投无路，但他不相信自己还比不上那么一个年已65岁、堪称垂垂老者的过气军阀；更重要的是，哪怕他不做出这个决定，在遥远的香港，周佛海、梅思平也已在筹组他们的“和平”组织了。

这个组织的核心，是“最高委员会”。这时候，由于汪精卫发表“第二次主和宣言”，顾孟余已经离开香港前往重庆了。对这个决绝姿态，汪精卫有苦难言，陈璧君也只是淡淡地表示，“学者胆小，不足与谋大事，未足惋惜”。但这么一来，“最高委员会”就只剩下七个人了。

这七个人，当然就是陈公博、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陈璧君和曾仲鸣。他们要么是汪精卫的至亲至信，比如陈公博、陈璧君、曾仲鸣；要么是“和平运动”的最早策动者，比如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在逃出重庆大约一个月后，汪记“和平运动”的首脑名单上没有增添任何一个新名字。

这些人被称为“首义分子”，不久后每人获得了5万港币的安家费。这些人也很快有了自己的代号：陈公博是“群”，周佛海是“典”，高宗武是“深”、梅思平是“福”、陶希圣是“学”……这些代号足以引发后人的联想：莫非它和分工有关？毕竟，在这个阶段，陈公博负责组织、周佛海负责财务、高宗武负责对日交涉，而梅思平协助组织、陶希圣负责宣传，这些分工与他们代号的字面含义大致应景。至于汪精卫，他的代号先是“昭”、继而是“明”，陈璧君先是“菊”、继而是“兰”，其含义更是不言而喻的。

设立代号的目的，原本是为了联络方便、躲避军统特务的电讯检查，但它很快就变成一种资历、一种身份的象征了。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后来谈道：一开始，除了汪精卫和七名首脑，汪记“和平运动”的其余参与者都没有代号；但在林柏生伤愈出院后，为了表示嘉勉和慰问，他也获得了“琇”的代号。至于他自己的代号“农”，则是1939年下半年才被指定的，那还是因为他负责内部联络的原因。

而在“最高委员会”之下，则是政治、军事、财务三个委员会。

汪精卫自兼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七名“最高委员”，也大多都是它的成员，其中周佛海是负责具体事务的秘书长。陈春圃后来谈道：由于他曾担任过广东省政府机要课课长、国民党中宣部秘书，“在香港期间一直被指定负责内部的联系交通工作”。但除了这么一个跑腿打杂的，所谓“政治委员会”不过是一个空空如也的机构。

政治委员会如此，军事委员会更不啻一个笑话。它只有三名委员，分别是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但汪精卫远在河内，周佛海有多项兼职，这么一来，至关重要的策动军队、招降纳叛的使命，就落在陈公博一个人的身上了。但屋漏偏逢连夜雨，自从汪精卫发出“第二次主和宣言”后，陈公博虽然没有效仿顾孟余一走了之，却也异常悲观、心灰意冷。罗君强后来谈道：在那几个月内，陈公博甚至不肯透露自己住处的电话号码，并且对周佛海、梅思平等人颇怀怨心，“只在香港出席政委会数次，在私人间也不和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往来”（罗君强，《伪廷幽影录》）。

也就是说，除了汪精卫外甥、曾在粤军任职的沈次高之外，这个委员会只有一块空空荡荡的招牌。那几个月，沈次高虽然一再和广东将领接触，却依旧一筹莫展。而与这两个委员会相比，工作最得力、活动最见成效的，倒是周佛海担任主任委员、连一个跑腿当差的人都没有的“财务委员会”。以向唐寿民、钱永铭等银行家筹款为例，汪系的代表原本是陈公博，但在钱庄学徒出身、市侩气极重的唐寿民提出要写一张收条并签字画押时，陈公博勃然大怒、拂袖而去。这时候，周佛海却开导陈公博说：“这有什么关系呢？签什么样的字，都签给他们好了。试问，我们要一帆风顺成立政府，还怕他们来要债吗？否则我们一败涂地、亡命四方，他们又有谁敢出来提这一件事呢？……”

果然，在降尊纡贵、签字画押之后，20万港币很快到手了。一如周佛海所预料的，在后来的年月里，唐寿民不仅不敢催讨这一笔陈年旧债，也在沦为汉奸后，他还动辄吹嘘着自己汪记“和平运动”最早赞助人的身份。而在爱出风头、性喜揽事之外，周佛海的牛皮之大、脸皮之厚，在民国也都堪称无出其右。这一天，为说服日本进攻后方、进一步轰炸重庆，他告诉今井武夫说，龙云已经以“币制改革”的名义向香港汇来了2900万元法币，可见不久后必然哗变；但仅仅几天后，他似乎忘了这件事，又恬不知耻地告诉今井武夫，为发起“和平运动”，汪精卫集团每月急需日本提供300万港币。好在对这些人的诚信、品行和道德水准，一向贪得无厌的日本人从不苛求。他们没有追问那笔可兑换1700万元港币、相当于云南一省两年财政收入巨款的下落，尽管当时法币依旧坚挺，每百元就可以买到一头牛。

在周佛海的巧舌如簧、长袖善舞之下，汪记“和平运动”尽管来来去去就是那么几个人，显得寒碜无比、贻笑大方，却也献款不断、财源滚滚。在给七名主要首脑每人发放了5万港币安家费之后，这期间入伙的各色人物，也都根据他们原先的官职大小、级衔高低，按月领取生活费了。在1939年1月中下旬，汪记“和平运动”的第一批追随者出现了。

这些追随者，有的身在海外，有的蜗居上海，但大多数人还是在香港就地下水的。《南华日报》、蔚蓝书局、“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的那些大小文人，自然是首当其冲的群体；而在他们之外，也还有一些值得一提的人物。陈春圃后来谈道：第一个投靠汪精卫的军人是叶蓬，“后来叶竟以第一个军人下水者而自负”；第一个依附这个组织的文人是樊仲云，“是以中国本位主义文化相标榜的所谓十大教授之一”；第一个不远千里从大后方前来投奔的是罗君强，“与周佛海为湖南同乡，历来与周共事，也由周提携”；第一个从海外归来参加“和平运动”的是周化人，“他是改组派分子……由顾孟余以考察铁路名义由铁道部派往英国的”；而第一个公开拥护“艳电”主张的华侨是张永福，“他是老同盟会会员，与汪精卫为数十年老友……”（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

这些追随者有七八十人，或百余人，“绝大多数都是三四流人物”。除了张永福这样因为多年交情、或周化人这样感念汪精卫提携之恩的，他们也大多是一些不得志的分子。在这个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群体中，后来成为汪精卫集团重要人物或变得比较有名的，包括罗君强、叶蓬、傅式说、赵正平与胡兰成等。

罗君强，1902年生，湖南湘乡人。他生性贪财好色、品行卑劣，并且一生都充满着随波逐流、寡信负义的色彩。作为青年毛泽东的旧识，早在1920年他就加入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并在两年后加入了共产党；不久后，因为按照旧礼俗为父亲举办葬礼，他受到湖南中共组织的来信批评，为此在长沙登报宣布脱党。两年后，因为孙中山决定与共产党合作，他又写信给毛泽东，从而恢复了党籍并成为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但在国共合作纷争不断、暗潮汹涌之际，他再次脱党，并转身加入了国民党。

如果说，在大革命的时代，这样的投机钻营、见风使舵尚属平常的话，那么，1926年年底他与周佛海的相识，则堪称是他人格败坏、生活堕落的起点。作为周佛海的同乡晚辈，他很快沾染了周佛海的种种毛病：热衷权势、大言不惭、花天酒地、荒淫无度……却唯独没有周佛海擅理论、好文章、讲人情、重义气的优点。1932年10月，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姨太太杨淑云吞食鸦片自杀，并在临死前投书报馆，从而酿成了轰动朝野的丑闻；及至抗战爆发、西迁武汉后，他又和一名孔姓交际花公开同居，并逼迫他的原配罗吉羽离婚，再次闹得满城风雨……

还不仅如此。在早期“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中，忧心国势者有之，顾虑共产党坐大者有之，怀抱卧薪尝胆之志者也有之，却只有他，早早产生了依附汉奸、卖国求荣的心思。大约1937年12月，他就告诉他的几个同僚：“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组织，多般利害，影响必定不少。如今我们可以随意选择我们的去处，哪一处待遇好，我们便到哪一处，横竖都是中国人的统治，又何必分彼此呢？”……这些话连他的那些朋友都听不下去。当天晚上，汪精卫同乡、时任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在日记里写道：“这段话似乎是说笑，又似乎不是说笑，介松、彦远听了都很生气。我最担虑的倒不是君强个人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许多人会如此动摇起来。”（《用五日记》）

在汪记“和平运动”鸣锣开场、广纳污垢之际，这么一个头上生疮、脚底流脓的角色，不远千里地前来投奔，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而与罗君强相比，叶蓬阅历之离奇、际遇之荒诞，都堪称空前绝后。他投靠汪精卫，不仅因为不甘寂寞、热衷权势，也因为对蒋介石的深刻仇恨。

叶蓬，1896年生，湖北黄陂人。他先后毕业于湖北陆军小学堂、保定军官学校，历年累升而在1931年出任武汉警备司令，从此跻身高级将领的行列。但不过三年后，一桩稀奇古怪、近乎笑谈的案件，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那就是轰动一时的武汉“掘金案”。1934年端午节，武汉大雨，雨水冲垮了同盟会元老、著名士绅孔庚位于武昌粮道街的屋后坡岸，并冲出了一些金锭银锭。时值半夜，一个叫彭幼南的普通市民发现了这些金银并见财起意，他一路捡拾金银并挖开了孔庚家的院墙，整整装了20大箱。三天后，当彭幼南与他的兄弟彭石荪试图将这批金银运送出城时，却受到了武汉警备司令部一名军官的盘问。彭氏兄弟一边宣称这笔金银是自己祖上所留，另一边以重金贿赂叶蓬，让他压下了此案。

这时候，这桩奇闻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孔家不肯罢休。他们先是告上法庭，宣称这批金银主要从孔家掘出，仅仅在彭氏兄弟所挖的、通往孔家厨房的那条地道里还遗留着上千两小银锭；继而，他们又找到了孔庚的旧识、时任湖北省主席的张群，让他主持公道。在张群过问下，叶蓬很快被撤职了。

在无比荒诞、近乎天方夜谭的“掘金案”后，1936年春天，叶蓬又卷入了更加离奇、堪称匪夷所思的“刺杀张群案”。因为投靠蒋介石侍从秘书、时任复兴社书记长的邓文仪，叶蓬已经复出，并担任铁道部警察局局长。这一天，在南京国府路外交部附近，两名鬼鬼祟祟、探头探脑的闲汉引起了便衣警探的注意，并被抓捕。两名闲汉供称：他们是来刺杀已调任外交部部长张群的。他们的主使人，不是别人，就是在“掘金案”中与张群结下深怨、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叶蓬。

叶蓬连声叫屈。这时候，国内的政治刺杀案接二连三、已引发了一次次轩然大波。在汪精卫遇刺之外，外交部次长唐有壬遇刺身亡，蒋介石的把兄黄郛也遇刺受伤……盛怒之下，蒋介石将叶蓬撤职查办。在走投无路之际，叶蓬辗转托人请在法国养伤的汪精卫求情。结果是叶蓬躲过了这个大劫，却从此被打入冷宫。及至抗战爆发、东南半壁沦陷，这么一个人物，自然不免失去军职、沦为普通商人的下场了……

叶蓬的入伙，结束了汪记“和平运动”没有军人的历史。但这期间，最迅速地脱颖而出、进入汪精卫视野的，却是一个无比潦倒、异常无行、近乎一无是处的末流文人，33岁的胡兰成。

因为与女作家张爱玲的婚恋，胡兰成后来变得极为有名。但在1939年年初，与通电响应汪精卫的上海大厦大学校长傅式说、暨南大学校长赵正平相比，他不过是个可怜巴巴的小角色。他出生在浙江嵊县，早年当过村小教师、邮局邮务生和北大抄写员，眼巴巴地要挤进主流社会却始终在边缘；他以文人自诩，却偏偏只是那种戏台故事、言情小说浸泡而成的穷酸文人，并集大成着这类文人眼高手低、性好意淫、浑身上下没有一根骨头的性格弱点。更要命的是，他极为眼馋权势和富贵，“我不抢官做，但喜爱官人的贵气”……凡此种种，结合他异常好色、无比轻浮的天性，使他早早地开始了以身为饵、骗财骗色、处处吃软饭的生涯。几乎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由一连串的拈花惹草、始乱终弃构成的。

早在1929年，在寄居他的同学、杭州大户斯颂德家里时，尽管寄人篱下，尽管斯家太太对他极为照料，已经结婚生子的他依旧试图勾引年仅16岁的斯家妹妹，结果被赶出了家门。紧接着，他又迎娶了一个叫全慧文的女人，他说：“我那年28岁，不要恋爱、不要英雄美人，惟有老婆不论好歹总得有一个。”但这不过是他长长风流账单的一个开端，此后几年，应英娣、张爱玲、周训德、范秀美、日本的有夫之妇一枝……一个个女人先后出现了，并且都是他骑驴找马、以已婚身份勾引上的。以范秀美为例，那是日本战败、他在逃亡途中结识的一个寡妇，这时候他已习惯了随行就市，不过就是为了骗吃骗喝。他后来厚颜无耻地说：“我在忧患惊险中，与秀美结为夫妻，不是没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见我不老实。但我每利用人，必定弄假成真。”而与这些女人相比，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他的最后一任妻子——上海滩著名的流氓、日后臭名昭著的汪伪“76号”打手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在漫长的风流浪荡、鲜廉寡耻之后，他却被这个生性泼辣但极工心计的女人收拾得服服帖帖……

1939年年初，就是这么一个货色，进入了汪精卫、陈璧君的法眼，并一度被视为汪精卫的“文胆”。陈春圃后来谈道：“这一小撮中最突出的是胡兰成，他当时以‘流沙’笔名，在《南华日报》上发表一连串以谈战和问题为名的臭文章为汪精卫的汉奸理论张目，并以此为垫脚石，后来做过多次地位相当高的伪官。”而罗君强也回忆说：“在汪精卫发表‘艳电’后，他忽然大谈汉奸理论，连续发表文章……其中《战难，和亦不易》一文，极为陈璧君所欣赏，认为他是个人才。经过打听，才知道他还是一个月支薪水60元的小编辑，一家生活很不易维持，且眼病甚重，无法应召去见‘夫人’。陈璧君狠狠地责备了林柏生，认为他埋没了真才……”（罗君强，《伪廷幽影录》）

1939年年初，也就是这么一些为人不齿的人渣和乱世杂碎，与汪精卫、七名“最高委员”以及陈春圃、沈次高等人，拼凑成了汪记“和平运动”的最初组织雏形。而就在周佛海、梅思平忙于开门迎客、藏污纳垢之际，1月28日，汪精卫离开三桃山，回到河内高朗街了。他的“河内正月”即将过去，但因为他的下山，也因为遥远内地的一个变故，新的选择、新的转机，又一次悄悄出现在他面前了。

第十章 高朗街的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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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转机，与1月8日龙云写给汪精卫的那封回信有关。大约1月9日，陈璧君最小的弟弟、从小跟着汪精卫在法国长大的陈昌祖，携带这封书信坐上了从昆明到河内的火车。他后来谈道：“沿途崇山峻岭、道路崎岖，火车只能在白天行驶，夜间就停在车站。因此，从昆明到河内要用整整三天时间。火车停下来的第一个夜晚，平安无事，一切顺利。照此下去，翌日傍晚就有望到达印支边境的河口。”（《陈昌祖回忆录》）

但次日也就是1月10日中午，他却在蒙自遭遇了拘捕。

如前所述，1月6日，几乎是陈昌祖刚刚抵达昆明，军统特务就盯上了他。他的行踪无一例外地落入了军统特务的眼中。1月9日清晨，他们就试图在昆明火车站拦截陈昌祖，好在龙云早有警觉，暗中派人一路保护陈昌祖上车。但在火车停靠蒙自时，几名特务不由分说，上车抓走了他。

让陈昌祖惊讶不已的是，这些人既没有搜查他的身上，也没有翻检他的行李，而是直接将他押往昆明。当天晚上，他们在沿途的一家旅馆投宿。陈昌祖后来回忆说：“夜间，士兵的警戒非常松懈……因此，在我去洗手间时，得以有机会销毁了龙云写给四哥的回信……”

处置了这封牵连极广、后患无穷的书信后，陈昌祖轻松不已。那么，他能够想到吗？军统特务哪怕再愚蠢、再无能，他们也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他们早已用微缩胶卷拍下了这封信，并派人专程送往重庆了。他们之所以没有惊动陈昌祖，只不过是因为这封信干系太大、唯恐逼反了龙云的缘故。

被押回昆明后，陈昌祖开始了一周有余的囚禁生涯。但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封异常重要、关乎全局的书信，直到1月19日前后才到了蒋介石的手里。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滇龙对汪态度不明，此事关系重大。成败存亡，全系于云南唯一之后方，不可不察也。”次日，他又写道：“敌与汪勾结已深，而滇省是否受其影响、汪之背景何在，皆不得不研究也。”更有甚者，1月23日，他还在日记里抄录了龙云书信的部分内容，可见其煎熬之深、态度之郑重其事。

也就是说，在1月8日复电龙云、并决心让汪精卫“生无立足之地”后，他又一次感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第一次意识到，龙云和汪精卫牵连极深，他报告行踪、来电求情，都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图谋；更可怕的是，汪精卫或许也不像自己想的那么不堪一击。在沸沸扬扬、语气决绝的全国声讨之下，西南军阀乃至广东将领，或许也有着各自的心思。

在这样的惊惧、疑虑中，他先后做出了三个决定。后来的历史表明，这种惊惧、这些决定，曾给了汪精卫最后一次全身而退的机会。

第一个决定，是立即释放陈昌祖，让他把并未遭遇搜查、那封书信也已销毁的消息带给龙云和汪精卫。蒋介石当然知道，这种蒋干盗书式的把戏欺瞒陈昌祖容易，要蒙混过龙云或汪精卫却不啻天方夜谭。但只要龙云略存侥幸之心，他就会继续观望，事态就不会一发不可收拾。

释放陈昌祖的过程，显得自然而然，毫无破绽。过去几天，陈昌祖的妻子已将他被捕的消息知会汪精卫、陈璧君。陈昌祖后来谈道：“一个中国式的营救方法立即付诸行动……四哥和四姐他们立即给重庆方面发了一个电报，要求蒋介石放人，在香港的母亲也同样向蒋介石请求放人。”这时候，蒋介石做出了陈昌祖母亲卫月朗是老同盟会会员、需要给她一个面子的姿态，不仅释放了陈昌祖，还恢复了他中德航空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可笑的是，终其一生，陈昌祖始终不知道他被囚禁又被释放的来龙去脉，更不知道那封书信早已落入了蒋介石的手中。

而在释放陈昌祖之后，则是安抚龙云。

一开始，对龙云与汪精卫的勾结，以及他的两面三刀、骑墙观望，蒋介石极为恼怒。1月23日，在抄录了龙云称汪精卫为“钧座”而称他为“重庆方面”的书信后，他甚至考虑过公布这个证据并趁机解决云南问题。但在短暂的冲动后，他很快冷静下来了。早在1935年，他就认识到云南和四川不同，“云南政府全体成员的团结一致，是四川无法相比的”，又何况是在抗战军兴、龙云扼守着作为大后方咽喉之地的滇缅公路的情况下。

他决定恩威兼施。1月26日，他先是委托白崇禧前往昆明“防龙叛变”；作为民国罕见的军事天才，白崇禧在西南将领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他坐镇云南循循善诱，无疑会影响龙云的去从。紧接着，他又让有过五年滇军经历、在云南人脉深广的李宗仁去昆明“养病”，一住就是三两个月。据说，抵达昆明后，李宗仁一语双关地告诉龙云，蒋介石有意撤走戴笠在云南的全部人马，因为他们破坏滇系和中央的关系，“今后如有人假借军统的名义在云南活动，你可拿人”。

对此，龙云是为之苦笑还是惊悚不已呢？他和汪精卫的勾结往来，痕迹比比皆是，再行辩白的话只会欲盖弥彰。又何况汪精卫大势已去，在滇军精锐60军出省作战、云南实力空虚之际，他又怎么会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去以卵击石？

而在释放陈昌祖、稳住龙云之后，还有第三个决定。那就是以谷正鼎为使者，前往河内劝说汪精卫尽快赴欧，以免夜长梦多。

谷正鼎，1903年生，贵州安顺人。他是国民党内著名的“一门三中委”的谷家小弟。1935年11月，在国民党“五大”上，谷正鼎和他的两个哥哥谷正伦、谷正纲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一时传为佳话。但又和大哥、被称为“中国宪兵之父”的谷正伦不同，他和谷正纲都是汪精卫一手提携的嫡系，并且都跻身“改组派”十大首脑之一。在过去的年月，他们的地位仅在陈公博、顾孟余之下。

但在蒋汪合作、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后，一切都发生了微妙而重大的变化。那几年，汪精卫不仅谤满天下，在蒋介石分化瓦解的种种手笔之下，他的“改组派”也渐渐趋于无形。在这当中，谷家兄弟正是两个最重要的疏汪而亲蒋的人物，此后几年，与其说他们是汪派，不如说他们是蒋派。更不必说，所谓“一门三中委”的盛举，是在孙凤鸣的枪声、汪精卫奄奄一息的血泊中实现的……

在蒋介石看来，谷正鼎与汪精卫既有渊源、又是晚辈，又因他和汪精卫疏远已久，不必为此行的使命而愧疚，是个再合适不过的传话人。为此，1月20日，也就是看到龙云书信次日，尽管他已决定委派叶楚怆或陈立夫前往河内，但几天后，他还是召来了当时远在西安的谷正鼎，让他跑这一趟。1月26日，也就是白崇禧前往云南的那一天，他的日记记载：“派员赴越。”

那么，对这个使命，谷正鼎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几十年后，1974年，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陈纪滢的采访时，谷正鼎谈起了当时的情形。他说：“临去以前，谒见总裁，总裁叫我转达的话，我一一记起。总裁叮嘱完毕，我把总裁的话重复一遍，问有无错误？总裁首肯以后，我又向总裁表示，我的职位与党内资格，都觉不适合担任这样重任……总裁听了我的报告，一面鼓励我，一面说，‘万一还需要别人去，等你回来后再说’。”（陈纪滢，《抗战时期的大公报》）

如此谨慎、细致乃至琐碎，它折射了谷正鼎的复杂心态。毫无疑问，对劝说汪精卫前往欧洲，谷正鼎既感尴尬，又觉必要。作为汪精卫的多年旧部，谁敢说汪精卫沦落到这个地步，和他们当年的改换门庭没有关系呢？倘若任由他越陷越深，铸成大错，自己的余生又怎能心安？但作为原先的“改组派”成员、后来的蒋系人物，他又只能扮演最中立、最超然的传话人角色，所以务求一字一句都没有谬误。更不必说，万一汪精卫曲解了他的意思，无论造成什么后果，他都承担不起责任。

就在这种心态的左右下，1月30日，谷正鼎带着几本护照以及蒋介石的委托，乘飞机经昆明抵达河内了。他此行相当顺利：当天下午，在中国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的安排下，他就在都城饭店见到曾仲鸣了；更重要的是，两天以前，汪精卫已经离开三桃山回到高朗街了，他甚至不必再费周折地前往那个远离市区的偏僻之地。而倘若仍在三桃山的话，曾仲鸣未必会承认汪精卫在河内，汪精卫也未必会答应见他。

无论如何，当天下午，谷正鼎就见到汪精卫了。那么，蒋介石要他转告的，究竟是哪些话呢？

直到1974年，谷正鼎仍然不肯向陈纪滢透露它的具体内容。他说：“总裁与汪的谈话内容，恕我不能奉告，因我在职务上必须守信。”它的唯一记载，出自十余年后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的罗君强。在一份交代材料里，罗君强写道：“谷正鼎原本是汪精卫的心腹部下，他奉命带了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的出国护照和巨款到河内，向汪转达蒋介石的话说：‘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罗君强，《伪廷幽影录》）

这些话是否完全属实呢？唯唯，否否。谷正鼎后来纠正说，他的河内之行，“只（带）有护照没有钱”；与此同时，“（护照）好像只有两本，绝对不是三本”。但考虑到当时夫妇可以同用一本护照，考虑到谷正鼎对罗君强所说的其余内容不置可否，更重要的是，对后来的演变，罗君强的描述和当时在场的陈璧君的事后回忆极为吻合，大致可以断定，这些内容不会有大的出入。

至于汪精卫当时的反应，更不见任何记载。谷正鼎只是谈道：“见了汪，先把总裁交代的话一一转达，接着汪也把他的答复说给我听。我也把汪的话记在纸上，并且等他说完了，我念给他听，问有无错误？等他认可后，我把护照留下，我们才谈别的。”（陈纪滢，《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但从他收下护照并且还跟谷正鼎谈了“别的”的情形来看，这一天汪精卫心态颇为平和，宾主也相洽甚欢。毕竟，以他的温厚性格，他不会轻易口出恶语，更不必说谷正鼎比他年轻20岁，算是他的晚辈；毕竟，一个月过去了，日本对他的四项要求还没有任何回音，而对聚集在香港的那些追随者是怎样的货色，他也不会一无所知。收下护照，随时可以赴欧，无论如何也算多了一条出路。

但仅仅十几个小时后，他的态度又发生了骤然而彻底的变化。

1月31日，也就是“河内正月”的最后一天，谷正鼎再次来到高朗街。“第二天，汪与我又有一次谈话。总之，那时汪很牢骚，语气中不免有愤激之言……第三天我就回重庆复命。”（陈纪滢，《抗战时期的大公报》）

或许是“为尊者讳”的缘故，或许是对汪精卫的最终下场难免叹息同情之意，谷正鼎始终没有透露这一天汪精卫发了怎样的“牢骚”、说了怎样的“愤激之言”。但十多年以后，在上海的监狱里，罗君强以及当时在场的陈璧君却分别为它留下了一份记录。考虑到这两份材料的吻合程度，以及当时罗君强和陈璧君绝无串供、互通音讯的可能，它应该是极为可信的。

这一天，从见到谷正鼎的那一刻起，汪精卫就极为冷淡，丝毫不肯假以辞色。他不愿称呼谷正鼎的名字或别号，而是叫他“谷同志”。如此开场，当然会让追随他十余年并且一直受他提携的谷正鼎陷入极为难堪的境地。而以陈璧君的乖张性格、不平心态，她当然也不会转圜场面或给谷正鼎一个台阶下。

紧接着，汪精卫又以悲愤的语气、决绝的神态，谈起了蒋介石的冷酷无情，以及十余年前的一桩旧事。他说：“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戾、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至绑我及璧君的票。”他谈道：1927年年底，共产党在广州发动暴动，当时他旅居上海，全靠陈公博、张发奎镇压下去，但蒋介石不仅反咬一口，还试图要他的命，“我被他苦迫出国，我亡命海外，船经新加坡，他致电该地政府，以共产党名义引渡我回国，说我勾引贺龙、叶挺、张发奎等祸粤。事为同志、侨胞所闻，一面与该政府交涉，一面守卫码头，直至船离码头始散去”……

所有这些，当然都是事实。而他所说的“枪伤我”，也表明他对1935年遇刺的调查结果始终将信将疑。那么，对这次蒋介石的送来护照、游说出洋，他又是怎么看的呢？

他一口咬定，这不过是蒋介石的又一个阴谋。他说，1927年出洋时，“我何尝要过他什么护照？”他说，“他现在要我拿了他的护照，凭照抓人，使人侮辱我、拘禁我，一如孙总理在英京公使馆的被诱入、钉箱，（然后）送回给他安排”……也就是说，蒋介石的真实用意，是诱使他离开当局愿意给予保护、与他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法属殖民地，而后在路上抓捕甚至处死他。

不知道在听到这些话后，谷正鼎有没有为蒋介石进行辩解？就他和蒋介石的接触而言，他当然知道蒋介石绝无此意，否则他也不会接受这个使命。但就算辩解又如何？以他的尴尬身份，他的话又有几分说服力？蒋汪误解之深，恩怨之多，处处牵扯极广，又岂是他这个小人物所能排解的？更不必说，从一开始，他就抱定了只当一个中立的“传话人”、绝不卷入蒋汪是非的念头。

说完这些话后，汪精卫下了逐客令。他说：“谷同志你回去告诉我们的同志，叫他们好好工作……他如果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生不回国亦得；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陈璧君，《与日本谋和我是现在仅存的罪魁祸首》）

就这样，谷正鼎只能怏怏告退了。次日也就是2月1日，他就飞回重庆复命了。无论如何，汪精卫已经收下了护照，而他也转达了蒋介石的交代，也算是完成使命了。不知道他会不会把汪精卫这一天的话语转告蒋介石？但说不说都无关紧要了。在派他前来河内劝说的同时，蒋介石也已密令大批军统局特务南下河内了。

终其一生，谷正鼎都以为汪精卫所说的那些，只是“牢骚”“愤激之言”。但他没有想到，那些话尽管武断蛮横，却也不是信口开河的无稽之谈。过去几天的种种迹象，以及谷正鼎前来拜访的阴差阳错，都让这一天的汪精卫，对蒋介石的用心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怀疑。

汪精卫离开三桃山回到高朗街，与林柏生遇袭带来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有关。一年多以后，他在《河内的正月》一文中写道：“1月17日，发生了同志之一的林柏生，在香港为暴徒袭击受重伤的事件，空气紧张了起来。是1月28日吧，得到紧急情报，说有十几个怪人，从山下向‘唐泰鸟’来，我便下了山。当他们到达旅馆的时候，我已经走脱……”

所谓“唐泰鸟”，就是汪精卫居住了37天的多迦斯加·泰尔乔旅馆。那么，这些“怪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是不是军统特务？唯唯，否否。三天以后，蒋介石日记才第一次出现了派遣军统人员前往河内的字样；更重要的是，后来负责河内刺汪的军统局华北区区长陈恭澍，几乎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他们在河内的每一个细节，却也始终没有谈到三桃山、“唐泰鸟”。直到晚年，陈恭澍才通过他人的文字，得知汪精卫曾藏匿三桃山一月有余。

也就是说，那些人压根不是什么军统人员，它不过是汪精卫捕风捉影、疑神疑鬼的产物。而在回到高朗街两天后，谷正鼎的登门拜访，更加深了他的种种误解和怀疑。

对见到汪精卫的过程，谷正鼎只是简单地说：“我到河内以后，就住进一家旅馆，然后打电话给中国领事馆，请总领事代我找曾仲鸣。下午我跟曾仲鸣见面了，他带我到高朗街朱培德公馆去见汪……当时汪对于重庆方面知道他所住的是朱培德公馆，深为诧异。”但这寥寥几语，却透露了诸多细节。很可能，对谷正鼎的求见，曾仲鸣一开始拒绝了，直到谷正鼎提及他知道汪精卫住在高朗街后，他才带谷正鼎前往那里。否则，汪精卫怎么会知道重庆方面掌握着他的行踪？又怎么会“深为诧异”？

但这个细节结合着那“十几个怪人”、结合着自己离开三桃山的原因，却给汪精卫造成了一个错误印象。那就是三桃山也罢，高朗街也罢，重庆自始至终都知道他藏在哪里。否则，他前脚刚刚被那些“怪人”逼离三桃山，谷正鼎后脚怎么就前来访问了？他不会想到，尽管许念曾等人早已发觉高朗街住进了他们一家老小，但对三桃山的藏匿地却一无所知。他更不会想到的是，那些“怪人”只是他的一个错觉，而谷正鼎前脚赶后脚地来到河内，更只是一个巧合。

这么一来，一种根深蒂固的、几乎是致命的判断，就在汪精卫的脑海里形成了。那就是谷正鼎的来到河内、劝说出洋，谈不上有多少好意。蒋介石派人袭击林柏生在前、又让大队人马前往三桃山在后，直到这一系列恫吓、警告的手段之后，他才顾虑着法属殖民地当局的态度，顾虑着逼人太甚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而假惺惺地派遣谷正鼎前来劝他出洋。对年轻时曾谋刺摄政王、此时尚存着几分血气的汪精卫来说，如此行径，当然会让他勃然大怒，进而质疑蒋介石的图谋。终其一生，他也不知道蒋介石是为了龙云书信才又一次采取了低姿态的。

而在谷正鼎告辞后，他的一句话语，或许也能佐证这些分析。陈璧君后来谈道：谷正鼎走后，“汪对曾说，‘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要消灭我们三个人了’。”

就这样，悬崖勒马、前往欧洲的又一个机会，再次与汪精卫擦肩而过了。又何止于此？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港越行动人员注意。”如果说他1月26日日记的“派员赴越”指的是谷正鼎之行的话，那么，这些“行动人员”，却无疑是军统局的特务。

2

“河内的正月”就这样过去了。一年多以后，汪精卫这样回顾着这些刻骨铭心、堪称一生转折的日子：“在实践自己的信念的途中，时常陷于孤独中，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我心中绝无所悔。脱离了重庆、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记的。”（汪精卫，《河内的正月》）

而在“河内的正月”结束后，次日，也就是2月1日，高朗街27号又迎来了一个客人。此后一个多星期，汪精卫闭门谢客、足不出户，与他反复探讨着下一步的行动，以及汪记“和平运动”的何去何从。

这个人就是高宗武。

过去的一个多月，在聚集香港的众多汪系首脑中，说到压力之大、心情之坏，无过于高宗武。西义显后来谈道：早在1938年12月8日，当汪精卫没有如期出逃时，“高宗武过于忧虑，以至发高烧躺倒在床上”；而在汪精卫抵达河内当夜，“在周隆庠的搀扶下，他于夜间化装偷偷来到我的住处，流着泪把这一消息告诉我”。及至《第三次对华声明》发表后，他更陷入了极端自责、不知道怎么交代的境地，“不住地跺脚，后悔估计错误”。毕竟，汪精卫是根据他对日本的判断，才逃出重庆前往河内的。

又何止是自责？伴随着《声明》发表、近卫辞职，他还成了众矢之的，“由于在对日本的认识上‘负有责任’，因此自然有时遭到同志们的谴责”。在内外交困之下，他日渐沉默了，也日渐消极了。他的这种态度，倒与陈公博颇有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之处。罗君强后来谈道，在香港期间，“（陈公博）在私人间也不和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往来”，却与高宗武过从甚密。

大约1月下旬，他收到汪精卫让他前往河内的电报，就立即上路了。不知道在离开香港前夕，他是否和陈公博商议过此行的对策？几年后，他这样回忆着自己在高朗街27号的所见所闻：“从去年6月离开汉口之后，我就没见过他。此时的汪，一条腿上了石膏，原来他走路不小心跌倒，造成轻微骨折。他显得非常忧郁”；“我在河内期间，有时住Metropole Hotel（都城饭店），有时住在汪之家内。汪在河内之住宅，可以说非常之简单，一切用具都是最便宜的东西，十足的表现难民的色彩。我在河内住了两星期，每天和汪的谈话时间平均有四小时，汪在那时候任何客人都不见。”（《高宗武回忆录》）

就在这种简陋、寒酸而又阴云笼罩的氛围中，一场关乎汪精卫命运、汪记“和平运动”去从的谈话开始了。几个月后，今井武夫在一份报告里写道：“高宗武于2月1日到达河内。从1日至5日，每天以七八个小时进行讨论。最初三天，由汪向高了解：（一）一般情况估计；（二）根据情况估计，检讨有关‘汪本人应不应该出山拯救国家和民族’；（三）第四日，汪提出他个人的想法供两人研究。”（《日本外交档案》，S493号）

所谓“一般情况估计”，其核心是日本人是否具有谋和诚意，以及平沼内阁还有没有意愿和汪精卫合作。对此，今井武夫当然无从得知。高宗武后来回忆说：“有一句话，汪前前后后问过我不止三四次：‘日本人的诚意如何？’我的答复：‘至多只能把它当百分之四十看待。’关于这个问题，汪每次问我的话都是一样，我每次答他的话也是一样，可以说一个字也不改。”

这么一来，这个问题就变得无从判断、悬而未决了。紧接着，围绕着“汪本人应不应该出山”的讨论，高宗武的回答虽说明确，却也不能解汪精卫的燃眉之急。他说，“目前除了等待日本的下一步之外，什么都不要做”，也就是说在河内继续观望。但汪精卫已经在河内滞留四十多天了，他已经无法日复一日、望眼欲穿地等下去了。

就是这么几句话，两人翻来覆去地谈了整整三天。如果说，这些问题都不让高宗武感到意外的话，那么，第四天也就是2月4日，汪精卫提出的“个人想法”，却让高宗武大吃一惊。

那就是前往日本、与东京当局进行面对面接触的念头。汪精卫说，日本要结束这场战争，只有三种方案，汪记“和平运动”的当务之急，是了解平沼内阁将采取哪种方案。在河内这么等下去，不是办法；与其进退维谷、困顿愁城，不如自己上门去问个明白，以决定何去何从。他认为，这么做可以“了解日本人的真正态度”。

这个念头让高宗武脸色骤变。过去的一个月，尽管汪精卫已被开除党籍、千夫所指，但除了共产党以及少数激进报纸外，尚且没有人指斥他为汉奸；在战争期间私访敌国，这是怎样的罪名？虽然汪精卫可以用已被“褫夺一切职务”、沦为一介平民的借口为自己开脱，但以他的昔日身份、个人影响，这个借口焉能堵住天下万众的悠悠之口？可以预见，只要汪精卫踏上日本的土地，重庆会立即颁布通缉令，那些原本还为汪精卫留有余地的报纸如《大公报》等，也会立即视他为汉奸国贼。

不知道在汪精卫吐露了这个想法后，高宗武进行了怎样的劝阻？不久后，在一份报告里，今井武夫写道：“以高宗武为中心的想法，（与此）似乎有很大悬殊。”那么，他所说的“三种方案”，又是哪三种呢？

第一种方案，“日本和蒋介石妥协”。汪精卫认为：“本案对收拾时局最宜，只要日本承认便可。本人和蒋介石虽然在政治上不能共事，但个人将尽最大的努力促成之。”

这确实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过去一年多，尽管日本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声明》，并以“蒋介石下野”作为中日媾和的先决条件，但这些都出自近卫文麿的手笔。在近卫文麿下台后，谁知道平沼骐一郎打的是什么主意呢？在中日战争旷日持久、“和平第三方案”也已彻底落空的情况下，谁敢说他不会选择这个最直截了当、最没有风险的办法呢？毕竟，在汪精卫看来，《第三次对华声明》的条件并不异常苛刻，而蒋介石生性投机、首鼠两端，只要日本不勒逼他下野，他很可能会回到谈判桌边。

但所谓“个人将尽最大的努力促成之”，也使这个说法充满了自欺欺人的试探意味和虚伪劲儿。哪怕日本人不顾脸面、与蒋介石重开谈判，又有他什么事？在失去党籍、为千夫所指、旧部反目并赶走谷正鼎之后，他又有什么力量“努力促成”？它不过是为了试探日本内阁的新动向，并表明自己“矢志不渝”地推动“和平”的决心罢了。

与这个方案相比，所谓“第二方案”更加虚伪、更加言不由衷。汪精卫谈道：“第二方案，以王克敏、梁鸿志、吴佩孚及其他实力派负责中国之统一。如果认为可以，自己则以在野之身积极加以援助。”

王克敏？梁鸿志？如果这些汉奸傀儡能够成事的话，这场战争怎么会持续这么久？日本人又何必诱降他？更不必说，在此前和此后，汪精卫以及他的追随者又有什么时候把这些人放在眼里过？远在重光堂谈判期间，高宗武、梅思平就轻蔑地谈道，在千万中国人看来，这两个傀儡首脑不过是汉奸，“（应）取消这两个组织”；而在汪精卫发出“艳电”、公开主和那一天，周佛海还和陈公博商量，“决定告日方，不应使伪组织响应近卫宣言，否则汪先生将同伪组织一样立场矣”……正如千万后人所看到的那样，哪怕在汪精卫的卖国勾当比这两个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时候，他们还保持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认为自己为理想、为和平而来，而王克敏与梁鸿志只不过是为了一己私利才下水的。

毫无疑问，汪精卫的谈及王克敏、梁鸿志，不过是一种铺垫之辞，并有着货比三家、舍我其谁的色彩。而在此之外，他谈到吴佩孚，不仅涉及这一天他“个人想法”的来由，也不仅有着插标卖首、待价而沽的意味，它还折射了汪精卫沾沾自喜、反客为主的心态。

汪精卫为什么会突然提出访问日本？在三天反反复复、一筹莫展的交谈之后，他为什么会忽然产生这些“个人想法”？原来，它和遥远北方、和吴佩孚的新动态有关。如前所述，1月22日，包括陆宗舆、江朝宗在内的42名遗老联名发起“和平救国会”；两天以后，吴佩孚也予以通电响应。但这时候，一个消息已经传到了河内：不仅吴佩孚的那份响应通电是日本人伪造的，在1月31日，他还和日本人闹翻了。

1月24日，在无计可施之际，土肥原贤二指使已被收买的吴佩孚秘书陈廷杰，以及老牌汉奸、张之洞之子张燕卿，伪造了吴佩孚的响应通电，试图造成既定事实。一时之间，华北舆论为之大哗；当消息传到重庆后，中统局局长朱家骅也信以为真，他给中统天津站站长吴世仁下达了这么一份密令：“如郑白（吴佩孚化名）无可挽回，希即以严厉制裁。”（转引自徐积村，《地下战场》）而所有这些，恰恰都是土肥原希望的结果。他试图让吴佩孚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从而乖乖就范。

但此举却弄巧成拙。这一天，当陈廷杰将那份伪造电文呈递吴佩孚时，“吴气得将之怒掷于地”。而在与自己原先的参谋长、此时已被中统买通的蒋雁行商议之后，他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月26日，他向日方提出三个出山条件：其一，必须由他身兼“和平救国政府”主席、“和平救国会”总裁与“和平救国军”总司令三职；其次，“和平救国军”每在一地“确立治安”，日军就撤出该地；其三，“允许吴组织实力”，包括为数三十万的私家军队。对这些要求，土肥原一一答应了，但他的前提条件，却是吴佩孚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将《和平救国宣言》公之于世。台湾学者徐积村后来谈道：“吴答应召开记者会，然而却有自己的盘算。”

1月31日，什锦花园车水马龙，几百名中外记者济济一堂。大约中午时分，吴佩孚出现在大厅里，记者招待会开始了。但这时候，一个谁也没有料想到的场面出现了：他将日方准备好的《和平救国宣言》撇在一边，自顾自地宣布，作为中日战争的“调停人”，他对日本有三个条件，那就是日本完全撤兵、将满洲四省归还中国并“充分尊重中国主权”。他并且表示：“我吴某人一生反对国民党，但此乃我中国人自己家中事，不容外人干涉……（日本撤兵后）我吴某人自会率军反蒋，与国民党作战也。”此言一出，几百名记者为之耸动。徐积村后来谈道：“吴的临场反应让中外记者及日方愕然。记者会结束后，因吴未按日方所拟原稿谈话，外国记者电报都被扣留，并由日方‘同盟社’拍发日方原拟之谈话稿。”

但已经来不及了。当天傍晚，这份谈话稿就通过中统天津站的秘密电台，迅速传到了大后方；此后两三天，消息又传到香港、上海租界、河内。大约2月4日前后，它也传进了汪精卫的耳朵，并让汪精卫认为，他和平沼内阁合作的最大障碍已经消除了。从此以后，日本人只剩下他这么一个选择，他期待已久的“汪精卫——平沼谈判”很快就可以开始了……

也就是说，他所说的第二方案、“以在野之身积极加以援助”，不过是一个欲擒故纵、欲扬先抑的手笔而已。在被日本人不闻不问、不理不睬地扔在河内一个多月后，他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堂堂正正地和日本人讨价还价了。而在故作谦逊、并隐约地提醒日本人别无选择之后，他终于不再羞羞答答了。他提起第三种方案，并开出了自己的价码：“如果日方认为以汪兆铭为收拾时局之最恰当之人，则以下列条件作为方针加以妥善处理……”仅仅从这一句话，千万后人就可以想见他当时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志满意得。更让人叹息的是，它更意味着汪精卫心态的又一个重大变化：在滞留河内一个多月后、在吴佩孚事件的冲击下，他把对日本人的要求，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了。

那么，这一天他开出的条件，都包括哪些呢？

首先是一个与吴佩孚一般无二、近乎东施效颦的组织计划。十余天前，陆宗舆、江朝宗等人发起的那个团体，不是叫“和平救国会”吗？他也想步其后尘，发起一个“反共救国同盟会”。这个名称不仅点明了他逃出重庆的最大初衷，又能让人想起他昔日的光辉岁月，想起他推翻清廷、刺杀摄政王的壮举，岂不是一举两得？

在此之下，这个团体将具有多重色彩。它首先以自己为首脑，却是一个大杂烩般的组织，“国民党予以提倡，并包括标榜反共救国的所有团体和个人”；它不仅是一个政治团体，还拥有数量颇为可观的军队，“军事建设的目标是12个师，师的编制由过去的部队重新编成”；最后，它不仅在香港、上海租界等地发展基层组织，“在日本的占领地区和通往未占领地区的重要地点（也）组织支部，目前为汉口、广州”……汪精卫认为，在来者不拒、下辖军队、扼守大后方与沦陷区交界处的情况下，它将容纳为数众多的叛逃者和哗变军队，从而导致重庆政府的最终瓦解。

在汪记“和平运动”的编年谱系上，这是他第一次提出进入沦陷区、第一次谈及将与国民党之外的势力合作。而在乞求日本赞助这个团体之后，则是那个历久弥新、无时或忘的条件：日军进攻大后方。

在重光堂谈判时，高宗武、梅思平希望日军进攻宜昌和贵州；在发出“艳电”前后，周佛海也建议日军进攻北海、南昌、长沙和潼关。而这一次，是汪精卫自己，是他在没有受到任何同僚、追随者影响的情况下，要求日军进攻西安、宜昌和南宁。作为回报，他愿意再次发表一份声明。他认为，包括龙云在内的西南将领之所以迟迟没有响应，一方面是因为日军始终没有发动这场进攻，另一方面，它也和“艳电”以及“第二次主和宣言”的问题有关。这个问题就是主体不清晰、立场太暧昧，观望的气息也太浓重了。他为此谈道：“过去的声明是采取对蒋介石建议和平的形式，相反地，这次的声明，汪毅然声明自己愿当收拾时局、实现和平的负责人……”

在汪精卫看来，只要他和日本里应外合、双管齐下，一切都将迎刃而解。他说：“接着，龙云在云南表明态度”；“随后，号召西南各将领发表通电……”而在一个多月的彷徨挣扎、走投无路之后，他也渐渐明白了不见兔子不撒鹰的道理。他委婉地提醒日本人：“（发表声明）时间要看日本军的作战情况，四月中旬或五月前后。”

而在“同盟会”声势大张、西南军阀群起响应之后，则是中日两国《共同宣言》的发表，以及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成立。

他说，在时机成熟之际，“和日本的当事人会见，发表共同宣言”；“宣言内容，再次确认12月22日和29日两次声明及其它”；“同盟会的内容（也）公诸于众”……而在做完这一切后，当然就是那个以汪精卫为首脑，以南京为首都，以反蒋、反共、中日亲善、一致对苏为宗旨的新中央政府的诞生了。汪精卫希望，“以‘双十节’为期，在南京组织新‘国民政府’，同时解散同盟会”；他要求，到那个时候，“马上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其人员吸收在新中央政府机构中”；他也许诺说，在继承孙中山遗志、尊奉修订的三民主义的前提下，“（新中央政府将）以平等、对等为前提，和日、满密切提携，即实现日满华共同体”。而为了实现这一切，还有第五项也就是最后一项要求，“资金二亿元，由日本借款”（《日本外交档案》，S493号）。

综上所述，汪精卫共向日本提出了五个条件，那就是赞助包括12师军队在内的“反共救国同盟会”、进攻后方、发表《共同宣言》、撤销两个傀儡政权并“还都南京”，以及借款2亿元。那么，对这一切，他的回报仅仅是那份由他出面“收拾时局”的通电，以及对“日满华共同体”的许诺吗？唯唯，否否。这一天，尽管他狮子大张口，尽管他认为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但他到底有些心虚，到底不敢提出比吴佩孚更高的条件而不肯投桃报李。

吴佩孚要求日本撤销“临时政府”，并撤兵华北。他的条件更高一点，要求撤销两个傀儡政权，但限期撤兵、明确驻兵范围的要求，却悄悄地消失了。吴佩孚要求日本提供“建国开办费”五千万元，他则是两亿，但他也同时许诺，“（此项资金）主要在中央和华北使用，并适应其它地区用法币或元”。也就是说，他已经拐弯抹角地向日本人表示，他将在华北废止他们绞尽脑汁、却始终无法禁绝的法币流通，甚至在“中央”也就是长江下游也使用日元或其他伪币。在此之外，在他所提出的那一长串的、令人目不暇接的条件和许诺中，最让人大惑不解的，或许是这么一句话，“同盟会的内容（也）公诸于众”；但考虑到它被汪精卫归类为《共同宣言》一项，考虑到这份宣言将不仅承认《第三次对华声明》、承认“艳电”，还有“其它”，那么，大致可以断定，汪精卫在这里还向平沼骐一郎做出了一个暗示。那就是日本肯赞助他的“同盟会”的话，别的要求也可以谈判，一切都好商量……

这就是1939年2月4日汪精卫的全部计划。这个计划最令人瞩目的一点，就是他第一次将目光投向了沦陷区，并第一次在没有规定撤兵日期、明确驻兵范围的情况下提出“还都南京”。与此恰成对比的是，对还都南京的日期，他却有了极其清晰的计划：1939年10月10日。也就是说，无论那时南京还屯驻着多少日军、刺刀和太阳旗如何醒目，他都将回到那个经历了屠城、此时依然奄奄一息的六朝古都。它让人惊叹于造化的鬼斧神工、过去一个月汪精卫心态的急剧嬗变。

更让人叹息的，还有这么一个事实。在这一纸要求的末尾，汪精卫写道：“汪今后的行动：现在仍住原地，南京建立政府时，将乘军舰进南京。”也就是说，这一天，在万事悬而未决、一切遥遥无期的情况下，他已经浮想翩翩，将目光投向军舰缓缓开进长江口、开进石头城的那一刻了……

所幸，这一天与他对话的，不是陈璧君，也不是周佛海或梅思平，而是对所谓“和平运动”已暗暗惊惧、心生悔意的高宗武。此后几天，高宗武费尽口舌，终于避免了汪精卫过早地踏上他的不归路。

首先是打消他亲自访日的念头。这一天，当汪精卫提出前往日本、并以高宗武为助手和翻译时，高宗武断然拒绝了。他谈了此行的严重后果，谈了日本人的反复无常。在他的苦口婆心之下，汪精卫眉飞色舞、急不可耐的兴头，终于渐渐熄灭了。

但在河内苦苦等待，束手待毙，显然也不是办法。汪精卫为此提出，如果他访日时机尚未成熟的话，只有让高宗武替他跑一趟。对此，高宗武答应了。他后来谈道：“我无法拒绝。他当外交部长时我是他的部属，过去数年来我一直是他的日本事务顾问，他待我极好。再者，我是他的七位亲信中唯一能够做这件事的人，我深信我（此行）绝不会为国家带来更多的困难。”（《高宗武回忆录》）

所谓“待我极好”，包括了种种无法忘却的往事。1937年秋天，在淞沪会战的硝烟中，高宗武和未婚妻沈惟瑜结婚了，“汪是我和沈小姐的证婚人”；一个多月后，上海沦陷在即，他和沈惟瑜踏上了西迁之路，“我们从南京撤退时，汪很担心我弄不到江轮房舱。那时所有电话线都不通了，汪亲自去负责撤退的张群家里找他，愿意把他自己的房舱让给我，事后他从未向我提起这件事”……又何况，汪精卫沦落至此，难道不是他和周佛海两人造成的吗？在香港同僚纷纷出言责备之际，汪精卫何尝说过他一言半语？更不必说，日本人究竟打什么主意、平沼内阁居心如何，确实事关重大。与其让汪精卫忍煎忍熬、日久生变，不如去一趟日本，把一切搞得水落石出。

凡此种种，都让高宗武决定再次赴日探路。但他所说的“绝不会为国家带来更多的困难”，却包括了一个汪精卫所不知道的决定。

再次赴日，使命有二。一是“了解日本人的真正态度”，再是将汪精卫的那一纸要求转交平沼骐一郎。在汪精卫看来，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倘若日本人肯答应那五项要求的话，就足以说明他们具有谋和诚意；但在高宗武看来，这二者却不可混为一谈。哪怕日本人答应了这些条件，谁敢说他们会信守《第三次对华声明》呢？在不肯许诺撤兵日期、明确驻兵范围之后，谁敢说他们不会进一步予取予求呢？《重光堂协定》已经彻底落空了，《第三次对华声明》就是汪记“和平运动”的底线。

也就是说，一切视日本人的态度而定。倘若他们有足够的诚意的话，他将转达这些要求，并和日本人进行初步谈判；倘若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意在吞并中国、所谓《第三次对华声明》只是表面文章的话，这一切也就无从谈起了。他将不会吐露这一纸要求的任何内容，以免汪精卫渐渐驳杂的人生再添污点。

在离别河内前夕，他获得了汪精卫的保证：“汪和我相约他的行动，是视我到东京后，打听东京的意见明白之后再作决定”；“汪答应在看到我的报告前，他不会有所行动”……也就是说，此后一个月，汪精卫将不会再触怒重庆。在高宗武看来，只要汪精卫暂守缄默、不为已甚，重庆就不会采取什么断然措施。

就这样，高宗武踏上返回香港的路途了。几天后，2月14日，他乘坐“热田丸”轮船前往日本。那么，他能够想到吗？此行却落入了军统特务的眼中。2月18日，在得知高宗武再次赴日后，《蒋介石日记》记载：“汪伪真无赖无耻，吾未见卑劣狡诈之如此也！”

3

高宗武抵达日本，是1939年2月20日的事情，犬养健奉命前来迎接。几年后，对抵达长崎的第一个夜晚，两个当事人有了不同的说法。高宗武谈道：“日本方面派我的老朋友犬养健到长崎接我，我到长崎之后，第一个要去看的人是我的同乡前辈黄群先生……我约他到云仙山上的一家旅馆见面，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在那里。”而犬养健却回忆说：当天下午，他们就乘坐飞机前往东京，“这架飞机是专为接高宗武而等候在福冈的雁之巢机场的。与上次相比，日本政府这次对高的接待大不相同，显得更隆重了”（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这个细节之外，两人其余描述都完全吻合。很可能，犬养健记忆错误，忽略了这个晚上的结果。而这个夜晚绝不是无足轻重的。

与几个月前不同了，这一次，高宗武对日本人产生了极大的戒心。当天晚上，在和他的同乡、原北洋政府财政部顾问黄群走进云仙山旅馆后，他先是细细检查了房间的各个角落，以防止日本人安装窃听器；两个人坐下来后，他们又用温州方言交谈，以防止隔墙有耳。高宗武后来谈道：“温州有一种土话，与其它任何中国的土话都不同。”

就在这种处处提防、万无一失的氛围中，两人进行了一夜长谈。高宗武将自己此行的目的、汪记“和平运动”的来龙去脉，都原原本本地告诉黄群；而这个六十余岁的长者，越听越脸色凝重，越听越摇头叹息。及至次日凌晨四点，他们做出了两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我到东京后，只听日本方面的意见，不作任何主张”。也就是说，高宗武将不会转达汪精卫的五项要求，更不会透露他曾有过亲自访日、讨价还价的心思，以免日本人利用汪精卫的性格弱点上下其手。在他看来，那五项要求与汉奸只有一步之遥，它既不利于国家，也不利于汪精卫，那就干脆绝口不谈。

与在河内时相比，这个决定更进了一步。接下去的决定更加重要、更具决定意义，它伏笔了汪记“和平运动”后来的分歧与对抗、转折和巨变。高宗武告诉黄群，“无论如何总要设法叫汪不被日本人利用，任何日本人分化中国的阴谋都要把它破坏了”。也就是说，从这一天起，高宗武将不再扮演汪精卫使者的角色，恰恰相反，他还将全力隔断日本人和汪精卫的联系，全力阻止任何诱降阴谋。

从日方的记录以及此后几个月他们对高宗武的疑忌丛生、视为眼中钉来看，这个说法无疑是真实的。那么，作为汪记“和平运动”的始作俑者，他的态度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彻底的变化呢？他怎么一下子走到它的对立面去了呢？

或许，它和黄群的规劝有关？作为备受高宗武尊重的一个同乡前辈，这一天黄群的态度极为明确。高宗武后来谈道：“黄先生对我说，他本来是进步党，与国民党处在对立的地位。他今天之所以流亡海外，国民党也不能完全没有责任，但在国家这种危急存亡的时刻，只有希望国民党成功，蒋委员长抗战胜利。”

或许，它也因为日军进攻海南岛？2月10日，也就是高宗武离开河内返回香港前后，万余名日军在海南登陆；四天后，海南沦陷。对这个貌似多此一举的手笔，蒋介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事变，是日军进攻英美属地的前奏，“不仅为中日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件重大事件，实为三十年来太平洋局势改变之唯一关键”。而日本战史也记载说：“日本攻占海南岛，使有关各国产生极大的疑虑：‘日本军要南进’。”作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高宗武对此中意味不可能一无所知。

但更大的可能却是，它是汪记“和平运动”本身的变奏带来的。在半年没有见到汪精卫后，这次在河内的交谈，给高宗武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极大的冲击。他无法想象，原先那么温厚、大气、风华绝代的一个人物，会变得如此潦倒、如此蝇营狗苟。他的五项要求、他的决定在沦陷区发起“反共救国同盟会”、他在不要求日本撤兵的情况下希望“还都南京”，都已经彻底违背了他逃出重庆的初衷，以及汪记“和平运动”攘外安内的长远目标。既然如此，无论是为国家计，还是为汪精卫计，当然都应该这么选择……

无论如何，这一天，高宗武改弦易辙、悄然变计了。他的心中酝酿着新的方向、新的思考，而这些也极大地影响了他对此行的观感。以次日飞往东京的那架飞机为例，犬养健认为“显得更隆重了”，高宗武却说：“我从长崎乘坐美国罗克希特的新飞机飞往东京，日本人要利用你的时候，会非常客气、向你九十度鞠躬，满足你的任何要求。”以他下榻的东京富士屋旅馆为例，犬养健认为是出于保密的需要，“由于这次高的身份不同于上次，很容易惹人注意，因此政府把箱根的富士屋旅馆四层楼房全部租下来，供高宗武住用”；而高宗武却谈道：“这旅馆是箱根最大、最新式、最舒服的地方……或许是日本人对我有所希望，于是招待得格外周到也难说的。”以那些陪同高宗武的日方人员为例，无论犬养健、松本重治还是西园寺公一，都是那一代日本人中最富修养、最有见识的人物，高宗武却认为：“我在那边（富士屋旅馆）住了一个星期，陪我谈天的人都是首相之子、元老之孙，他们都是日本数一数二的自由主义者，所以和我格外谈得来。这或许是日本军人知道我的弱点，若要骗我，一定要我相信他们吧。”（《高宗武回忆录》）

就在这种极其警惕、无比戒备的状态中，高宗武先后会见了五个日本的大人物。他们是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原参谋次长多田骏、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满铁总裁松冈洋右，以及原首相、时任枢密院议长兼“列班大臣”的近卫文麿。

与板垣征四郎的接触，给高宗武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他后来谈道：“（板垣）给我的印象极坏，面相像个粗人，说话带乡音。他在一本正经地说话时总是闭上眼睛，似乎在表达一种辛辛苦苦才抓住的思路，不允许有任何令他分心的干扰……”（《高宗武回忆录》）

在女用人倒过茶后，板垣很客气地进行了开场白。他说：“先生孤身深入敌国，本人特地表示敬意。”对此，高宗武警觉地回答说：“余此来，既非和平之使节，亦非代表政府或个人，仅以我自己个人之自由立场，欲明了贵国之态度。你把我当作战时敌国的情报员看待也可以的。”换而言之，从一开始，高宗武就否认了自己作为汪精卫使者的身份。

而在这个序曲之后，两人开始了长达几个小时、令人啼笑皆非的对话。

板垣说，除非蒋介石下野、国民政府改组，否则日本不会结束战争，“日本之作战目的，在……彻底消灭抗日、亲英美之国民政府，但并非针对中国”。对这个无稽之谈，高宗武反唇相讥说：这句话他听不懂，“日本若以为中国之抗日情绪，由蒋介石先生而来则误矣。中国之抗日情绪，乃日本数十年来侵略政策之所致”。但板垣坚持说：“本人不承认对华有侵略行为，此皆英美人之离间政策，切不可信……”

可笑吗？原来日本只是与蒋介石、国民政府作战，并不是侵略中国。而在这样的奇谈怪论之后，高宗武毫不客气地结束了这个话题。他说：“我不敢希望日本不侵略，你也不必和我解释这一层。问题是日本侵略政策有无止境？（请）率直奉告。”

进入这个比较实质性的问题后，板垣狡猾地偷换了概念，他谈起了“决心”。他说：“中日问题只要中国有决心，则日本不侵略之态度甚易表明。”对此，高宗武冷嘲热讽地反问：“请问如何则可谓中国有决心？所谓决心者，中国决心做日本之朝鲜乎？‘满洲国’乎？”板垣毫无愧色，他振振有词地回答：“先生欲先得条件而归乎？若无决心，而先谈条件，则根本错误。”听到这里时，高宗武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义正词严地谈道：“你问中国有无决心，则我先问日本之决心如何？……现在日本有几十万大军在中国领土上，中国并无一兵一卒在日本领土上。日本若无决心把军队撤退，则中国即有十二分决心，亦无济于事。贵国军人从前也曾对我说过日本在满洲无领土野心，日本政府对世界上宣传之政策，亦说对满洲无领土野心，试看今日情形，谁敢相信？……”

对高宗武的一针见血、直指要害，板垣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他既不愿谈到最具实质意义的“撤兵”问题，也不愿直面与他有着莫大关系的“满洲”问题。这么一来，继“侵略”之后，有关“决心”的话题也结束了。在短暂的沉默后，板垣以不变应万变，继续东拉西扯，谈起了“东亚新秩序”的陈腔滥调。

他说，日本追求的，是一个东亚人的东亚，“日本政策之核心，乃在求亚洲人与欧美人之绝对平等，而后方有资格与欧美讨论其它问题”。他说，这个东亚人的东亚，其核心就是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日本在精神上绝对对中国平等，日本对华政策军事上为共同防共、共同排斥苏联，经济上为经济合作、共同打击英美”。他并且谈道：“经过此次大战后，日本深感中国军队作战之能力，若将来能与日本分担防御亚洲之任务，则实属理想之事。”（《高宗武回忆录》）

但已经够了。高宗武已经产生了一个重大判断，那就是日本绝没有从中国撤出军队的决心。与此同时，对一种奇妙的日本心态，他也有了深刻的理解。几年后，他在回忆录里冷静地概括说：“与许多我谈过话的日本人一样，板垣完全忽略了他说词中的历史事实和真相……经过多次这种经验，我得到结论，说这种论调的日本人并非有意说谎，而是他们实际上相信这种谎言。”

而在板垣征四郎之后，是多田骏、平沼骐一郎、近卫文麿和松冈洋右。

与板垣相比，原陆军参谋次长、时任华北方面军第3军司令官的多田骏，给高宗武留下了好得多的印象。他后来谈道：“多田将军与板垣明显不同。在日本人里边，多田算高的，身材瘦削……多田有一张长长的学者型的面孔，说话流畅，逻辑比板垣强……”

不仅外表、形象，多田的态度也比板垣诚恳得多。作为“不扩大派”的主将之一，从一开始，多田就承认日本负有战争责任。“日本必须改变它的政策。日本有侵略后遗症，每个日本人的头上都需要一个冰袋。”他说，“日本必须改正以前的错误。我真的相信，如果中国派出负责的代表，日本方面不会有问题。”

仅此而已。一旦涉及实际问题，多田和板垣也不过五十步笑百步。他谈道，日本需要在内蒙和华北驻兵，“利益仅限于开发天然资源，以防御和建立攻击苏联的基地，所有土地权利将归还中国”；至于在长江下游的“经济提携”，日本绝无恶意，“日本不会干涉中国的内政……日本没有领土野心，不会提出无理要求”。但当高宗武问他“例外驻兵”的范围时，他又含含糊糊、闪烁其词……这么一来，继“撤兵”问题之后，高宗武又得出了一个重大结论，那就是日本将在中国无限制地长期驻兵，无论内蒙、华北还是长江流域，都毫不例外。

在这样的对话中，高宗武的态度渐渐强硬。他说：“中国对华北、内蒙和‘满洲国’的态度，和日本是完全不同的。”他说，“如果中国不要经济合作，谁能强迫它？……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地域都是中国领土，不需要日本的‘仁慈帮助’。”

这个表态，表明高宗武已超越了《重光堂协定》的立场，不仅拒绝驻兵内蒙、开发华北，甚至也不肯承认伪“满洲国”了。又何止于此？此后几天，在和平沼骐一郎、近卫文麿和松冈洋右交谈时，他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

与外界盛传的好战、强硬名声不同，新任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是个瘦高个、外表文静而异常啰唆的老头儿。他翻来覆去地表示，除了对抗欧美、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日本对中国没有别的要求。但高宗武仅仅举出了一个“经济合作”的例子，就让他哑口无言了。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太太是日本人，“对于日本的行为总是给予最有利的解释”；但日本占领上海后，抢走了他的工厂、掠夺了他的全部财产，结果他把太太送回日本，自己去大后方参加抗战。高宗武说：“这仅仅是一个案例，还有太多这样的例子。”而对此，平沼有气无力地说：“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事情，不过我很感谢你跟我说这些老实话。”

然后，高宗武把话题转向了“共同防共”。他说，的确，中国外部有苏俄、内部有共产党，他之所以主张中日和平，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反共。但，“中国‘亲共’或‘反共’，是中国自己的事务，与日本无关”。

在与近卫文麿交谈时，高宗武明确谈道，“满洲”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从来就属于中国。他说：“日本报纸经常使用‘中国、日本、满洲国’这样的句子，中国人非常不满。这完全是日本人分而治之的毒计，请问先生也认为‘满洲国’是一个独立国家吗？”而当近卫故作轻松地表示“满洲国”确实不成样子时，高宗武代表在他身后的那个国家，言语铿锵地表示：“‘满洲’，也就是满洲四省，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中国的。”

至于那个喜欢夸夸其谈、绰号“五万言先生”的松冈洋右在他面前卖弄着种种谬论时，他干脆一言不发、轻蔑以对。他后来谈道：“他自以为是他塑造了世界的命运，他为日本发明了这样的宣传语，比如‘满蒙生命线’……在和松冈分手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高宗武回忆录》）

所有这些，战争责任、撤兵问题、“例外驻兵”问题、拒绝“经济合作”“亲共”或“反共”，以及“满洲”的归属……这，还是那个汪记“和平运动”的始作俑者、重光堂谈判的参与者吗？还是那个坚持“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并认为苏俄和共产党的威胁更甚于日本的年轻外交官吗？在这次长达三周、密访日本的行程中，与其说高宗武是汪精卫的追随者，毋宁说，在涉及中日关系的所有重大问题上，他都与蒋介石如出一辙。

1939年3月11日，高宗武结束了日本之行，从神户乘坐美国邮轮格非尔总统号返回香港。不知道在那五天的行程中，他产生了怎样的决心和勇气、信念与希望，但毫无疑问，在经历了这么多变故和挫败、经历了这次日本之行后，他已经完成一种化蛹为蝶、凤凰涅槃般的身份转变了。那就是从汪记“和平运动”的最早发起人，变成它最坚决的反对者，乃至它在道义上的主要葬送者了。

3月16日，格非尔总统号抵靠香港码头。

回到香港次日，3月17日，汪精卫就发来电报，要求高宗武立即去河内汇报访日详情。但由于旅途劳累、肺结核时愈时发，这一天，高宗武再次病倒了。这么一来，前往河内传递讯息的差使，就再次落到了当时也在香港的陈璧君身上。这一天，陈璧君订下了两张两天后飞往河内的机票，打算和曾仲鸣夫人、从小跟着她长大的方君璧一同前往。作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声洞的妹妹，方君璧是1912年跟随汪精卫前往法国留学的七个人之一，并被汪精卫的子女称为“十一姑”。早在1938年12月，她就带着子女离开重庆抵达香港，此时已有三个多月没有见到曾仲鸣了。

考虑到汪精卫已困居河内三个多月，并且望眼欲穿，这一天，高宗武强撑病体，写下了一份《东行报告》。在这份报告里，他认为日本人的真实目的是吞并中国，无论《重光堂协定》还是《第三次对华声明》，都不过是旨在分裂中国的诡计。他说：“我的东京之行显示，日本人还在使用从前在南京、我在外交部时的旧技巧，一点都没变。实际上他们做的比从前更差，因为胜利撑大了他们的胃口……”他为此建议汪精卫，立即偃旗息鼓，前往法国。

与这份报告相比，更重要的却是高宗武起草的一封长信。

如果说，《东行报告》只是代表了高宗武的个人观感，那么，这封信却清楚地表明，到了这一天，无论始终反对的陈公博、心存犹疑的陶希圣，还是最一意孤行的周佛海、梅思平，都不赞成汪精卫再干下去了。至于那个对汪精卫最有影响力的女人，陈璧君，她虽然脾气暴躁、生性乖张，此时却将一腔怒火全部发泄到日本人身上去。在这个汪精卫命运的转折关头，她态度之决绝、立场之鲜明，甚至比高宗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是她迷信天皇权威至高无上的神话，而在提出日方宣言与协定必须在“御前会议”上通过后派出高宗武、梅思平前往上海谈判的；毕竟，在逃离重庆前夕，是她以激烈的言辞、声色俱厉的态度，逼迫当时犹豫不决、一再反复的汪精卫下定决心，而最终酿成大祸的……高宗武后来谈道：在这封信上，“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陈璧君和我都签了名”（《高宗武回忆录》）。

1939年3月19日，陈璧君与方君璧就带着这份报告、这封联名书信，从香港飞往河内。她们决心说服汪精卫，就此罢手，不要再对日本人心存侥幸了；她们打算在河内闲居几天，而后准备去法国的行程。毕竟，在三个月的治疗和养伤后，汪精卫的腿伤也已经彻底痊愈了。

那么，汪精卫呢？对这些建议，汪精卫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几乎是当天傍晚，在听过陈璧君的意见、看过那份报告和联名书信后，汪精卫就决定几天后动身去法国。几十年后，在接受美国学者约翰·博伊尔访问时，已届古稀之年的方君璧回忆说：“当时汪已明确表示要去法国，但因为两天后的那个事变改变了计划。”（约翰·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说法应该是真实无疑的。在过去的两个多月，汪精卫从来就不缺乏就此罢手、黯然出洋的心思。他之所以在河内滞留这么久，无非是对日本人不肯死心，而其间开除党籍、举国声讨、林柏生遇袭、吴佩孚事件等变故，又让他或愤愤不平或心存期待罢了。

第一个迹象，是他在1月中旬向英国驻河内公使馆申请的旅英签证。1月30日，在一份给华盛顿的报告里，美国驻重庆代办佩克谈道，在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征求过蒋介石的意见后，这份签证已经发放下去了；十几天后，通过日本海军部门截获的电报，西园寺的秘书原田熊雄也知道了这个消息，并把它写进2月15日的日记。换而言之，早在“河内的正月”时，他就在为自己的再度出洋做准备了。之所以申请英国签证而不是法国，很可能是河内作为法属殖民地、申请法国签证太容易惊动重庆的缘故。

紧接着，与英国签证到手几乎同时，谷正鼎也送来了护照，而他也欣然收下了。倘若不是那些阴差阳错的误解，他很可能会就此出国。但即使如此，在赶走谷正鼎时，他也并没有退还护照。而他的那些话语，“他如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生不回国亦得；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也说明直到此时，出洋仍是他的首要选择。

高宗武抵达河内后，他表达了亲访日本、讨价还价的心思，但这不过是吴佩孚事件带来的冲击罢了。在吴佩孚事件过去一个多月后，日本尚未对他的四项要求予以答复，又何况是后来的五项要求？他之所以还是迟迟不走，只不过是因为高宗武还没有回来，他还最后残存着一丝侥幸之心罢了……现在，既然高宗武已对日方态度作了最悲观的估计，而包括他妻子在内的所有人都劝他就此罢手，他还会有什么犹疑观望呢？

高宗武的报告与书信，连同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意见，打破了他内心原本此起彼伏、势均力敌的两种思谋。在“观望”和“出洋”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出洋。毕竟，他已经观望太久了，而那是一片再熟悉不过的土地。远在二十七年前，他就带着新婚妻子陈璧君、妻弟陈昌祖，以及曾醒、方君瑛、曾仲鸣、方君璧和曾醒的幼子方贤椒等人前往那里，并在那里从青年走到了中年。毕竟，在过去的年头，在他每一次悲伤、失意、受挫乃至遭遇刺杀时，他都选择前往法国。这一次，既然一切图谋都已成空，既然谤满天下、身心俱疲，他为什么不再度前往那里呢？

或许，更能说明这个晚上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是他的这个提议：这一天，在为方君璧接风的家宴上，他提出次日也就是3月20日，他们一家连同曾仲鸣夫妇、他的外甥孙女朱薇等，一起去三桃山春游。在他抵达河内轻微骨折之后，他还从未出游过；而倘若不是做出决定后的全身轻松、心无挂碍，他是绝不会有这样的闲情雅致的……

但他没有想到，此行险些让他葬身河内。

4

早在1月31日也就是汪精卫赶走谷正鼎前后，戴笠派遣的十余名特务就分批到达了河内。几十年后，原军统局华北区区长、负责“河内刺汪”的陈恭澍回忆说：“有一天，实在想不起是哪一天了，突然收到戴雨农先生拍来的电报，时限等级列为‘十万火急’……待我亲自译成明文一看，却只有‘克日来港电话联络’这么几个字。电报来得的确突然，事先一点征候都没有，实在估不透是什么事情……”（陈恭澍，《河内“刺汪”始末》）

抵达香港后，陈恭澍才得到戴笠面谕，即日与曾留学法国、能说一口流利法语的方炳西，以及戴笠的原贴身侍卫、有着神枪手之称的王鲁翘一同前往河内，负责监视汪精卫。戴笠再三强调，在得到他的明确命令之前，不得有任何轻举妄动。

戴笠的口谕，说明此时蒋介石还迟迟没有下定刺杀汪精卫的决心。或许，正因为他的徘徊犹豫、复杂心理，所谓“河内行动”才破绽百出、笑话一个接着一个？

笑话之一，是关于汪精卫的行踪。在此之前，郭泰祺已经准确无误地将电报发到都城饭店的曾仲鸣手里了，谷正鼎更曾两次前往高朗街27号，但戴笠却没有把汪精卫的落脚地告诉陈恭澍。此后大半个月，陈恭澍带着先后抵达河内的众多特务，在这个小城瞎摸乱撞，却始终没有发现汪精卫的行踪。他后来谈道：“令人发噱的是，重庆来的人可以找得到汪的落脚之处，并和他直接见面与之接谈，而我们身负秘密任务奉命监视他的人，却不知道他在哪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如果不是笔者道出，谁会相信？……”

笑话之二，则是如何刺杀汪精卫的种种方案。

大约2月底，戴笠终于通过中国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向陈恭澍透露了汪精卫的行踪。紧接着，他又派来了一名化学博士余乐醒，准备以投毒方式刺杀汪精卫。这么做的理由是，“无论成败，顶多只能引起一些猜测，绝不致惹出太多麻烦”。而在余乐醒抵达河内后，他先是打算在汪宅每天订购的面包里下毒，但这么做不仅可能导致汪家全体毙命，更要命的是，在注射毒液后，“面包瓤里有淡黄色的斑点，其接触注入药水的那一部分，甚至结成了黄豆大小的块状”；继而，他又决定在汪精卫的浴室里放一个小小的毒气罐，他告诉陈恭澍，“这也是液体，有极大的挥发性……吸入人体，可由休克导致死亡。如果放置在洗澡房里，而又是洗热水澡，那就更见效果……”（陈恭澍，《河内“刺汪”始末》）

那么，怎么将这个毒气罐放进汪精卫的浴室呢？这么一个毫无来由的毒气罐，会不会让汪家的人疑心呢？万一洗澡的是别人，会不会打草惊蛇？……所有这些，都让余乐醒束手无策。这些计划很快无疾而终了。

在军统局终于分两次送来大批枪械后，第三个笑话又出现了。那就是一个来历神秘、被称为“身怀绝技”的军统特务。

当时，住在高朗街27号的男女，多达二十余人，其中既有汪精卫的子女、亲戚，又有他的秘书和警卫。在决定以枪械射杀汪精卫后，当务之急是弄明白汪精卫究竟住在哪个房间。为解决这个问题，戴笠派来了那个叫唐英杰的特务。据说，这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举止鬼祟的四川人，自幼在深山练就一身轻功和缩骨功，“不仅蹿房越脊如履平地，就是十丈高楼，也能够上下自如”；据说，他原本在武汉以杂耍卖艺为生，被戴笠看中、加入军统后，他曾因触犯“家法”而被囚禁，“禁闭期间，为了防他脱逃，曾加戴刑具。不料他竟而能够脱下手铐脚镣，皮肉丝毫无损”。戴笠认为，让他搞清楚汪精卫住在哪个房间，不过是小菜一碟。

这么一个人物，简直是武侠小说里才有的角色了。但几年前，陈恭澍就与他有过接触，“不但没有什么表现，却闹了不少笑话”；抵达河内后，他又屡屡不听指令，经常擅自外出。这一切都让陈恭澍头疼不已。所幸，这一次他很快确定了汪精卫的卧室。他说，汪精卫就住在三楼临街的那个房间里，他是在楼顶用“倒卷帘”、脚钩房檐头朝下的方式探望到的，“看得清清楚楚”……

无论如何，在一个多月的奔忙后，3月19日凌晨二时，戴笠亲自下达的“制裁令”终于来了。当天下午，陈恭澍就对十余名特务进行了分工，决定在三天后也就是3月22日的深夜闯进高朗街27号，执行刺杀任务。与此同时，他让一名叫张逢义的特务陪同唐英杰再去查看，一方面是担心汪精卫调换房间，另一方面则是防止唐英杰虚应故事。而几个小时后，唐英杰与张逢义回来报告说，汪精卫确实住在那个房间。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陈恭澍只等着3月22日的到来了。但，不过几个小时以后，一个意外的插曲出现了。这个插曲使陈恭澍决定提前行动。

3月20日上午，大约九点半，陈恭澍在河内发展的下线魏春风匆匆来到他们的下榻地，报告了一个消息，“汪家正在打点行装，有全家外出模样，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几分钟后，中国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也打来电话说：“他（汪精卫）偕同家属准备午前启程到打叻去，是否在那里住几天，或者转道西贡、就此放洋，此刻还弄不明白。”（陈恭澍，《河内“刺汪”始末》）

这个消息让陈恭澍顿时紧张起来。倘若汪精卫就此出洋，这个成员多达十余人、且已收到制裁令的行动组是无法向重庆交代的。这一天，在片刻的沉吟后，陈恭澍匆匆率领六名杀手，挤上了一部只有两个门的福特牌小轿车，往汪精卫一行必经的红河大桥赶去。其中陈恭澍亲自开车，而王鲁翘、余鉴声等六名杀手都携带了枪械。

事实证明，陈恭澍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一天，汪精卫一行不过是去三桃山春游罢了。几十年后，汪精卫的女婿何文杰回忆说：“两位老人家、十一姑丈夫妇、国琦、微姑和我们两个，带着一个卫士，分乘两部汽车，趁天气还未太热，便赶早起程……”（何文杰，《河内“刺汪案”疑云》）

所谓“两位老人家”，指的是汪精卫夫妇，“十一姑丈夫妇”则是曾仲鸣、方君璧。另外四个年轻人分别是陈璧君侄子陈国琦、汪精卫外甥朱执信的女儿朱微，以及新婚的何文杰、汪文惺夫妇。早在魏春风前来报信时，汪精卫一行就已经出门了；而在陈恭澍、王鲁翘等人匆匆上车追赶时，他们的汽车已经开过了出城的红河大桥。

饶是如此，还是有几个小因素，使这一天汪精卫险些命丧当场。

第一个因素，是当时红河大桥正在施工，只能单线通行。这一天又恰值星期一，从郊外赶回河内上班的法国人特别多。这么一来，轮到交通信号变灯、单行线从进城改为出城时，汪精卫一行已经耗费半个多小时了。而这时候，陈恭澍等人已经赶到红河边了。

紧接着，过桥之后，考虑到太阳已高、路途还远，两部汽车就寻找起了暂歇处。何文杰后来回忆说，“见到有空地，就停下来歇息”；而陈恭澍则回忆说，他们的过桥要顺当得多，“还好，我们这部车刚刚赶上绿灯，车辆排队成行，大家首尾衔接缓缓前进”。几乎刚刚驶过大桥，陈恭澍就远远地看到了那两部汽车：“遥遥望去，相距约有八九百公尺处，有两部黑色大轿车，停在路边一块空地上。虽然看不大清楚，由于正好是两辆大轿车，莫非这就是汪家的一行人吗？……”

陈恭澍继续驾车前行，并在距离汪精卫一行约三百米处停了下来。这时候，一名叫陈邦国的特务提出立即动手，而另一名叫余鉴声的杀手却说，万一杀错了人、惊动了法国当局，再想动手就难了……在几个人的七嘴八舌中，陈恭澍再次发动了汽车。他决定从那两辆车面前驰过，倘若真是汪精卫的话，六名杀手再发枪齐射也不迟。

到这个时候，汪精卫已经几近毫无生望了。它足以让人产生无穷无尽的联想：倘若这一天汪精卫死在河内的话，后来的历史将怎样书写他？他逃离重庆，发表“艳电”并多次希望日军进攻大后方，是否够得上“汉奸”的罪名？他苦心孤诣，横死异国，是否会引发后世的同情乃至愤慨？……但这一切都是无从回答的历史假设。就在那一瞬之间，一切都发生了悄然而重大的变化。

这一天，驾车追赶汪精卫的，不仅有陈恭澍等人，还有法国殖民当局的一些警探。就在陈恭澍的汽车缓缓驶过他们面前时，一个法国人也已走到了汪精卫的身边。何文杰后来回忆说，“（他）向我们出示证件声称是警局人员，劝我们不要到僻远的地方，他们接到情报说有人对汪先生不利”；而陈恭澍也回忆说，这时候他们已经看到汪精卫了，“两部汽车上包括司机在内共有九个或十个人，其中只认得三个，除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外，还有一个曾仲鸣”……

但，太晚了！就在陈恭澍打算调头、下令射击时，那两部汽车已经很快启动，并又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了。屋漏偏逢连阴雨，陈恭澍追赶到红河大桥边时，又赶上了交通信号变灯，而他与汪精卫的座车之间还隔着一部汽车。他后来谈道：“眼看着汪某他们两部车刚刚通过，轮到前一部的时候，灯光一闪，变成红色。遇到这种情形，急不得、恼不得，除了捺着性子等下去之外，难道还能飞越红河桥不成？……（换了绿灯后）过了桥，走了一程，已不见前车踪迹。”（陈恭澍，《河内“刺汪”始末》）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汪精卫躲过了迫在眉睫的杀身之祸。在那六名持械特务中，王鲁翘曾参与过击毙“民国头号杀手”王亚樵之役，陈邦国是有名的神枪手，能够连发点射、百步穿杨，而张逢义、陈步云、余鉴声、唐英杰四人，也都是军统局精中选精、杀人如麻的人物。更不必说，他们所使用的或是美国出产、杀伤力极大的斯维斯手枪，或是可装20发子弹、连续射击的快慢机。倘若看到那两部车时陈恭澍没有停车商议，倘若那个法国警察不是那么及时地出现，甚至，在驶回红河大桥的途中，如果不是交通信号瞬间变灯的话……汪精卫都绝无逃生之望。它仿佛是一种上苍不断徘徊犹豫的产物：在冥冥之中，一切让汪精卫就此死去的机缘都出现了；而到最后一刻，上苍又改变了主意，以便让这场空前绝后的历史悲剧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那么，对比后来的生不如死、万世骂名，这个安排对汪精卫公平不公平呢？汪精卫的逃过一劫，究竟是幸呢，还是不幸？

直到在台湾去世，陈恭澍也不明白这一天汪精卫究竟要去哪里，为什么把车停在那片空地上，又为什么突然原路返城。他后来谈道：“（这些问题）不但笔者无法解释，而且是永远不会再有答案了……民国三十年十月在上海失事被捕，在讯问时，汪妻陈璧君曾提出不少问题，现在想来，为什么当时不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去问问她呢？不就可以解开这个多年闷在心里的疑团了吗？”（陈恭澍，《河内“刺汪”始末》）

陈恭澍始终也没有问。但当时，这个插曲却使他担心风声已经泄露，为此很快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提前动手，在当晚，也就是1939年3月20日晚上闯入高朗街27号，执行刺杀汪精卫的任务。

当晚的行动，进行得极为顺利。大约十一时四十分，陈恭澍带着六名杀手出发了。按照分工，除陈恭澍负责指挥调度之外，陈邦国负责破门、唐英杰负责引领登楼，王鲁翘、余鉴声两人则执行刺杀；与此同时，张逢义、陈步云在户外巡回、“以为警戒”。也就是说，将闯入高朗街27号的，是陈邦国、唐英杰、王鲁翘、余鉴声四人。

这时候，高朗街27号已经没有灯光了。大约零时前后，那四个人翻墙而入，行动开始了：陈邦国手持利斧，劈开了院子内的那道后门；王鲁翘、余鉴声、唐英杰三人闪身而入，快步登楼。此后几分钟，在杂乱的脚步声中，枪声响彻了高朗街，陆陆续续地有人受伤，乃至最后死去。

第一个受伤的，是汪精卫的卫士戴芸生。他住在底楼，听到劈门声后就开门张望；但留守底楼的陈邦国二话不说，举枪便射。何文杰后来谈道：“卫士戴芸生闻声出来看，就遭受枪击，弹中手臂；陈国星伏身汽车后面，也被扫射，水泥地面的碎片溅伤了他的胸部……”（何文杰，《河内“刺汪案”疑云》）

而在戴芸生、陈国星之后，第三个受伤的是陈璧君侄子陈国琦。或许是现场情况太过混乱的缘故，在这里，陈恭澍的描述与何文杰的回忆出现了唯一不一致的地方。陈恭澍谈道，“正待转上三楼之际，突然有个年纪轻的人从楼梯后面钻出来，恰好和鲁翘打了一个照面……（王鲁翘）用枪口对着那个人摆了几下，也顾不得那个人下一步动作，转身又跨级跃登三楼”；而何文杰却说：“刺客从底层的楼梯上二楼，国琦已经听到声音走出房门，正伸手把电灯熄灭，就被刺客的手电筒照射到，跟着就是一排枪。幸而只是洞穿右股，被迫退回房间。”

接连不断的枪声，早已惊醒了高朗街27号的所有住客。几乎所有人都开门张望，而在断定那些声音并非鞭炮而是枪响后，他们又不约而同地跑回房间，锁上房门并躲藏进各个角落。对这些手无寸铁、大多是老幼妇孺的人来说，他们能做的也就是听天由命了。但杀手们显然顾不上他们，王鲁翘和余鉴声直接扑向了三楼临街、位于楼梯右首的那个房间。

与大多数卧室一样，那个房间的门紧紧地关闭着。王鲁翘先是推门，推不动；继而扭动门上的把手，也扭不开。他退后两步，用脚猛踹着那扇门，却还是不能踹开。这时候，唐英杰闻声而上，送来了那把利斧。陈恭澍后来谈道：“鲁翘、鉴声合力劈掉了这房门中间的一块木板……此刻，房门上已露出一个一尺见方的大窟窿。鲁翘蹲下身子，歪着头朝里一看，在灯光照射下，只见床铺底下趴着一个人，而且是个大男人。他上半身掩蔽在床下，完全看不见，腰背双腿则全部暴露在外面……”

王鲁翘当场断定，那就是汪精卫。他毫不迟疑，立即用快慢机接连射击，几乎枪枪命中。在混乱中，一个女人扑向了伤者，王鲁翘依旧毫不手软，直到打完那个弹夹后才逃离了现场。何文杰后来谈道：“事后刺客们仍循原路退走。因为我们实实在在手无寸铁，所以他们来去之间绝未受到阻挡。他们离开的时候还留下胶鞋手套和两排全未用过的子弹。”

在这片枪声响起时，留守在院外、正坐在汽车里准备接应他们的陈恭澍看了一下手表，发现已经是零时九分了。也就是说，这时候已经是1939年的3月21日了。

但与刺杀行动的生龙活虎、一气呵成相比，杀手们的撤退并不顺利。大约零时十一分，在高朗街一带驾车兜圈子的陈恭澍看到了王鲁翘，急忙招呼他上车；但此后几分钟，除了王鲁翘之外，“其他的几位同志……一个都没有见到”。又兜了一个圈子后，大批警探赶来了。陈恭澍后来谈道：“我和鲁翘情知已不可留，乃不得不及时驶离现场回到我们的寓所。”

不久后，唐英杰、陈步云也先后回来了。陈恭澍说，“他们是异途同归，彼此并无联系”。但这却是全身而退的最后两个人。在几个小时的焦急等待后，大约凌晨四时五十分，电话铃声响起了。在电话的那一头，中国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异常焦急地说：“有三个人被逮去了！”

被逮捕的三个人，无疑就是余鉴声、陈邦国和张逢义。但与另一个消息相比，这三个人的被捕又算得了什么？许念曾又劈头告诉陈恭澍：“你们搞错了！那个人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受伤的是曾仲鸣……”

这个消息让陈恭澍呆若木鸡，久久说不出话来。

后来的历史表明，发生在高朗街27号的这桩刺杀案，对此后几个月汪精卫的选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此之前，他已经打算出走法国了；在此之后，他却以一种不惜代价、不顾毁誉、不计成败的决绝，将自己的残躯、声名与未来，都投入到那场毫无希望、并且渐渐灰暗蒙昧的“和平运动”中去。对此，美国学者约翰·博伊尔后来评价说：“一个并不太重要的政客的死，而且是死于弄错了刺杀目标的情况，这么一个事件的影响竟然如此之大，这真是历史上偶然因素起作用的惊人例证。”（约翰·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合作政治”》）

那么，这一切真的都是偶然吗？的确，它有着太多的偶然色彩。恰恰是在陈璧君携带高宗武书信来到河内、而汪精卫也决心就此出洋的那一天，戴笠的“制裁令”下达了；恰恰是那一天陈璧君又携来了久未与曾仲鸣见面的方君璧，曾仲鸣才离开他长期下榻的都城饭店，住回高朗街27号。否则，曾仲鸣绝不致被误杀身死。

而在此之外，还有一些同样不容小觑的偶然因素。

案发当夜，汪精卫究竟住在哪里？后来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是：曾仲鸣所住的那个房间原本是汪精卫的卧室，但恰值方君璧前来探视，汪精卫顾念他们夫妻久别重逢，所以把自己那个最大、最整齐的房间让给他们，这才导致了那桩阴差阳错的误杀案。这个说法不仅出现在军统局的报告里，后来还载入了国民党党史，长久以来都被视为定论……但对此，几十年以后，何文杰却断然否认了。他说：“当时我们住的房子的格局，高朗街25号和27号，是连在一起、每层中间都有门相通的三层洋房……他们（汪精卫与陈璧君）住在25号三楼前房，从来没有移动过。他们根本没有在27号三楼那间前房住过。”（何文杰，《河内“刺汪案”疑云》）

原来，朱培德遗孀借给陈璧君的这栋洋房，不仅包括高朗街27号，也包括了毗邻的、内部相通的高朗街25号。在一个多月的查访、监视中，陈恭澍等人都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而始终将目光对准了高朗街27号。

这个误会的产生来自曾仲鸣遇刺的那个房间的用途。何文杰后来谈道，在曾仲鸣、方君璧住进那个房间之前，“（那间房）没有人住，只是用来见客而已”。如果考虑到所谓“高朗街27号”的消息是中国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透露给陈恭澍等人，考虑到此前谷正鼎拜访汪精卫时，汪精卫就是在这个摆放着一套新家具、“既可用作卧室也可见客”的房间里接待他的话，那么，很可能，从一开始陈恭澍就先入为主地判断那是汪精卫的卧室，而忽略了一墙之隔的高朗街25号。

在这个阴差阳错之外，更重大的阴差阳错，则与那个叫唐英杰的特务有关。

为确认那个房间是否汪精卫的卧室，陈恭澍不是两次派出唐英杰前往高朗街27号勘视吗？在案发前夜第二次勘视时，陈恭澍不是还派出被称为“有勇有种”“浑身是胆”的张逢义与唐英杰同去以防止他敷衍其事吗？他为什么始终信誓旦旦地说那个房间就是汪精卫的卧室呢？……此后几十年，这个问题都让陈恭澍困惑不已。如果说唐英杰两次勘视时，都恰逢汪精卫在那个房间的话，那么，它也不能解释一个重大疑点：第二次勘视时，方君璧已经来到河内，曾仲鸣也已经住进那个房间了；难道三更半夜汪精卫还会滞留在这对久别重逢的夫妇的卧室里？即使汪精卫确实在那里的话，难道唐英杰没有看到那个房间里的曾仲鸣、方君璧？

最大的可能是，那个江湖卖艺的出身、行踪鬼祟、对自己的来历吹嘘得神乎其神的四川人，压根就没有勘视过高朗街27号。第二次勘视时，压根就不会什么飞檐走壁、轻功和缩骨功的他，又说服了张逢义与他一起敷衍陈恭澍。在号称“纪律森严”但实则也是官僚机器组成部分的军统局，这种欺上瞒下、应付了事的手笔绝不是什么罕见的；正如误杀曾仲鸣之后戴笠也以“换房说”来敷衍蒋介石以应付了事那样。再加上方君璧来到河内；曾仲鸣住回高朗街27号，住进这个平时从不住人的房间，案发当时又躲到床下；王鲁翘、余鉴声没有查验死者尸体，未能发现并逐屋搜索，直至将汪精卫本人毙命于枪下……

这就是环环相扣、令人唏嘘嗟叹、充满了偶然性的历史。而在这些阴差阳错、这种偶然性之外，汪精卫后来的不顾一切、铤而走险，还有必然成分。还有上苍在冥冥之中的无言安排。

第十一章 “北光丸”

1

曾仲鸣的遇刺，让汪精卫肝胆欲裂，五内俱焚。不久后，在一个寂静的深夜里，他以伤逝、悲愤、无比痛楚的心情，写下了《曾仲鸣先生行状》一文。在这篇悼文里，他首先谈到了相距四年的两次遇刺、他和曾仲鸣的彼此易位。

他说：“呜呼！余诚不意今日乃执笔为仲鸣作行状也！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余在南京中央党部为凶徒所狙击，坐血泊中，君来视余，感甚，余以语慰之。此状今犹在目前，乃今则君卧血泊中，而以语慰我也。余当日虽濒于死，而卒不死，乃今则君一暝弗视也……”

四年前，他身中三枪，险些命丧当场；这一次，他虽然毫发无伤，但凶手的目标依旧是他，只不过曾仲鸣替他一死而已。这是怎样的悲恸、怎样无法弥补的创伤？既然如此，那还不如拿这个将老的生命、未死的残躯，用以酬谢知己并告慰故人好了。至于酬谢的方法、告慰的路途，当然就是继续投身那个前途茫茫、不知所向的“和平运动”。他说：“死者已矣，生者当以死继之，其有济于国与否，未可知也。”他说，“即幸而济，茫茫后死之感，何时已乎？”

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什么国家的兴亡、天下的盛衰，都已经退居到次要地位了。至于成败利钝、是非毁誉，更不在他的考虑之列。因为曾仲鸣的死，他从此与蒋介石势不两立；而在以后的年月里，他活一天，就是替曾仲鸣而活，他的奔走呼喊，都是为曾仲鸣而奔走而呼喊。仿佛那双与他相知相望了三十年的眼睛，将始终在遥远的天际注视着他那样。

在做出这个阴阳相隔、只有穿透浩茫时空才能彼此感通的许诺后，他终于回顾起了曾仲鸣的一生、他过去四十三年所走过的路：

“君以中华民国纪元前十六岁次丙申二月二十八日，生于福建闽县。幼孤，母氏至贤。君于诸兄弟姐妹中，年最少。姊氏醒，适方氏，少孤，携孤子贤俶与夫之女弟君瑛，及夫弟声涛、声洞同留学于日本，先后加入中国同盟会，从孙先生致力革命……”

所谓“福建闽县”，就是福州市。这里有着太多的死难，太多的孤苦无依。曾仲鸣自幼丧父，唯一的姐姐曾醒又早早守寡，到这一天，他的妻子方君璧和他的三个子女，也成为寡妇孤儿了。这里又有着太多青年的心、慷慨的志，乃至一个国家生生不息五千年的秘密：曾、方两家不仅都是福州世家，并且累代深交，亲上加亲；在抵达日本后，他们“举族赴义”、共有六名青年先后加入了同盟会的故事，堪称一个时代的传奇。

那么，写到这里，他是否会想起自己与这两个家族长达三十年的相依相伴、相濡以沫呢？来到日本后，无论曾醒、方君瑛还是方声洞、方声涛，都成为他最好的朋友；无形之中，这些赤忱的青年、如花的男女，更把他视为自己的领袖。正是这样的交情，1909年冬天，曾醒、方君瑛才跟随他集体北上、谋刺载沣，“庚戌之岁，（曾醒）尝与君瑛暨黎仲实、喻云纪、黄复生、陈璧君及兆铭谋刺清摄政王，事败，复生、兆铭被执”；正是这样的交情，在他以必死之心、烈士之志与绝命之笔换来同盟会的再次团结，并换来次年春天震动天下的“黄花岗起义”时，曾醒、方君瑛才参加了这场被称为“碧血横飞”“浩气四塞”的史诗般壮举，而方声洞更在此役中慷慨捐躯，成为堪与谭嗣同、陈天华、林觉民、喻培伦并列的伟大志士之一……他一生最光辉、最灿烂的日子，都是与曾、方两家的青年一起度过的。他们彼此之间的情感，早已不是“朋友”所能描述的，乃至超越了寻常的手足同胞。

也正是这样的交情，他才与比他年幼十三岁的曾仲鸣相识相知，并度过了此后的二十多年。他说：“（民国）元年，与君瑛、璧君等得官费留学于法国，各携其弟妹偕行，节三四人之所得，以资六七人之用……”他说，“君于此时，年十五，君瑛之妹君璧，则少于君二岁。自幼时，备闻姊氏之教，知以身许国之义……”

又何止是“姊氏之教”？在曾仲鸣的成长岁月中，他又耗费了多少心血、多少关注！来到法国后，曾仲鸣先是进入了蒙达尔纪中学，学习法文、数算和物理，但每逢寒暑假，他都亲自为曾仲鸣讲授《论语》《春秋》和《中庸》，“每学校休假，则移游学之晷，以补习国学，兼程并进，学识日懋”。在曾仲鸣先后获得法国波铎大学化学学位、里昂大学文学学位后，他更引领着曾仲鸣的志趣与关注，引领着他此后的路，“复在里昂中法大学任秘书长之职，于华法教育，多所尽力，且留心国内政闻，其政治主张，亦确定于此时也”。更不必说，在曾仲鸣完成学业、长大成人后，他又为曾仲鸣与方君璧操办了婚礼，使曾、方两家又增添了一门姻缘……如果说，他的长子汪文婴由方君瑛带大，为此取名“婴”以感念方君瑛，而他的长女汪文惺主要依靠曾醒照料、为此取名“惺”的话，那么，他对曾仲鸣却如子如弟、如徒如友，而自幼失怙的曾仲鸣也视他为半父半兄、亦师亦友。他们之间角色之多重、情感之深沉，超越了世俗的想象。

在法国期间，他们同屋而住，三家如同一家。而在三家人先后回国后，他与曾仲鸣依旧朝夕相伴，此后十余年几乎没有分离过。

1925年7月，几乎是汪精卫刚刚出任南方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主席，曾仲鸣就成为他的机要秘书，“是为君尽瘁国事之始”。此后十年，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行政院秘书长、铁道部次长、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曾仲鸣渐渐跻身中华民国高级官员的行列了。但与其说这些是他的官职，毋宁说只是一些头衔，一种身份和资历的象征罢了。从那时起直到死去，曾仲鸣的主要角色，都是他的贴身秘书。唯一不在他身边的日子，不过是担任铁道部次长的一两年间。汪精卫写道：“君在铁道部，佐部长顾孟余改进路政，虽库帑奇绌、债务累积，而运筹作策、不遗余力。先后举办京浦轮渡、延长陇海铁道，复完成粤汉铁道。此为前清末造以来，举国所跂望而迄未能竣事者。至是始得由广州直达武汉，与平汉铁路相衔接，于国防民生，贡献甚钜……”

在过去的年头，曾仲鸣始终在他的羽翼下升迁沉浮，也始终照料着他的饮食起居、会客出行。即使1936年春天在他大难不死、前往法国休养疗伤时，陪伴他上路的也是曾仲鸣，而不是陈璧君。在长达二十七年的日日夜夜中，曾仲鸣已成为他的臂膀、他的依靠、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人。不是子女，胜似子女；不是手足，却似乎已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只有在失去时，才能感受到那种“悠悠苍天，此恨何极”的巨大悲怆。

现在，这个人死去了，再前往法国的话，一路上又有谁与他为伴、倾听他的讲话？这个人死去了，倘若将那具冰冷的尸体留在河内、而他就此罢手的话，在遥远的异国，他又该如何度过自己惨淡的余生？如何安妥孤独的灵魂？更不必说，原本该辗转呻吟于医院并最终含恨死去的，是他，而不是曾仲鸣……

他的笔锋终于写到了那个噩梦般的夜晚，写到了曾仲鸣最后的音容笑貌、弥留时刻。

他说：“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晨丑时，天未明，凶徒四人，持械突入寓所，发弹数十，伤五人，君伤最重……”他说，“夫人君璧以奋身救君，亦中三弹，余三人伤，轻重不等，凶手被捕者三人。越日，法文各报皆以大字标明蓝衣社所为，且据凶手供称，谋杀目的实在兆铭……”

他并没有谈到的是，那个晚上，在凶手脱身而去后，他立即要前往曾仲鸣的房间探望，被他的女婿何文杰阻止。何文杰走进那个房间后，看到了令人肝胆欲裂的一幕。到处都是血，淤积着，厚厚的，有些滑腻。而在昏迷的方君璧身边，曾仲鸣强忍着自己的呻吟声。

他也没有谈到的是，救护车很快来了，但何文杰和陈璧君再次阻拦住了他，不肯让他陪送去医院，而将他留在了聚集着大批警察、各国记者也纷纷赶来的高朗街27号。此后十几个小时，在那个寂寥、荒凉的房间里，他欲哭无泪、失魂落魄，只能一次次地给河内法国陆军医院打电话。他听说那家医院极其简陋，在曾仲鸣被送进手术室后，他那也身中三弹的妻子就无人照料；他听说那家医院甚至没有储备血浆，而在何文杰为曾仲鸣输血时，使用的还是一副古旧的复式唧筒，以至于满地都淋漓着何文杰的血；他听说平时最怕疼、贪玩爱笑得如同小孩的曾仲鸣，在受到这致命的重创后反而异常镇静，甚至还对何文杰说：“阿杰，浪费你的血了。”他最后听说，在切除了一尺多的小肠后，曾仲鸣的内脏由于创伤太多、无法缝补，医生宣布回天无力……

到这个时候，他终于无法忍耐了。他再次给何文杰与陈璧君打去了电话，坚持要去医院见曾仲鸣最后一面。无奈之下，何文杰与陈璧君只好回来接他。他们坐在一个法国朋友的车里，让汪精卫躲在后座上，并尽量压低身体；而一左一右，还有着遮拦他身影的何文杰与汪文惺。就这样，他终于来到医院了。

他来到医院时，曾仲鸣已进入了回光返照的弥留状态。但他还惦记着他经管的账户。他担心汪精卫取不出钱来，没有钱花。他打算签一张空白支票，以便汪精卫可以提取出全部现款。他的手颤抖得厉害，签了一张又一张，总算签出了一张字迹不算太走样的。

当汪精卫热泪横流、与他执手相望时，他说出了这一生的最后一句话：“国事有四哥，家事有十一妹，我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所谓“四哥”，正是近三十年来曾仲鸣对他的始终称呼。而在弥留之际，他还始终不知道，他那从小一起长大的妻子、方家最小的妹妹，也身中三弹，正呻吟辗转于隔壁的病房，只不过最后幸免于难而已。

在与曾仲鸣见过这一面后，何文杰与陈璧君又劝他赶紧离开。而他也知道再留也没有益处。与前来医院时一样，他压低身体躲在了那辆汽车的后座里；而他的两侧，依旧坐着何文杰与汪文惺。回到高朗街27号后，他一边抹拭着眼泪，一边为曾仲鸣找出了一套干净衣服，以便陪伴他长眠在那异国的地下。那一天是怎样的一天？而这个遥远的他乡，究竟是曾仲鸣的葬身地，还是他前世的故乡呢？……

他说：“君自受伤至逝世，神志清明，语亲友曰，‘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无不放心者’。”他说：“夫人君璧，身受三伤，目睹君之临命，茹痛言曰，‘在此时代，抗战可死，致力和平亦可死，吾人要当以一己之死，换取国家民族之生存’。”他说：“君卒时，三子皆幼。方曾两家，自前清末造，参加革命，至于今日，或身死国事，或尽瘁未已。兆铭往还既密，以公义兼私交，于君之死，为国家痛，为两家痛。”他说：“仓促记述，未足以尽君之生平，仅举其志事之大者，告之同志，俾知所缀述云尔……”（汪精卫，《曾仲鸣先生行状》）

而在曾仲鸣死后，他又以悲愤的心情、决绝的态度，先后发出了一封电报、两篇檄文。这些电报与文章，不仅宣示着他与蒋介石的公开决裂，也表达了他义无返顾、“以死继之”、不惜一切代价投身“和平运动”的决心。

3月22日，也就是高朗街枪声大作、曾仲鸣死去次日，汪精卫给高宗武拍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从中斡旋、达成他与王克敏的合作并推动中日“和平”。对此，高宗武后来回忆说：“汪是最富情感和最易冲动的人，于事变之第二日，即来电要求赴北平帮王克敏之忙，从速恢复中日和谈，以贯彻他的主张……”（《高宗武回忆录》）

毫无疑问，在汪精卫看来，无论是他还是王克敏，都不足以和日本人平起平坐；但倘若他们联手的话，就有资格要求日本人重开谈判。之所以让高宗武扮演牵线人的角色，与王克敏对高宗武的青眼有加、极为赏识有关。高宗武后来谈道，几年前在北平谈判关内与东北的通车、通邮问题时，“王几次提出要把他们家最小的六小姐嫁给我”……但这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却是，因为曾仲鸣之死、因为对蒋介石的深刻仇恨，汪精卫已经不惜与他一向鄙视、斥之为“汉奸”、时任北平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的王克敏合作，乃至屈尊在他之下了！

而在表达过与王克敏的合作意愿后，此后几天，汪精卫又先后发表了《举一个例》《答华侨某君书》两篇文章。如果说，前者意味着他和蒋介石的公开决裂的话，那么，后者却全面阐述了他的战争估计、和平主张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在后来的历史里，它被视为汪记“和平运动”的行动依据和理论来源。

首先发表的是《举一个例》。3月27日，在《南华日报》上，汪精卫公布了1937年12月6日最高国防会议的会议记录并质问蒋介石说：“我因发表艳电，被目为主和……这是我一人的主张么？不是，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这话有证据没有呢？证据何止千百！今且举一个例吧……”而这个例子，就是蒋介石的接受陶德曼调停。

在引用了那份会议记录后，汪精卫说：“此外还有证据没有呢？何止千百。但其性质尚未过去，为国家利害计，有严守秘密之必要，而德大使调停之事，则已成过去，故不妨举出来作一个例。”他并且谈道：“于此便会发生以下疑问。”

第一个疑问：“德大使当时所说，与近卫内阁去年12月22日声明相比较，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

他似乎没有觉察到，作为一个弱国，以国际调停的方式结束战争，与在谈判桌上直接折冲樽俎是大大不同的。他更没有觉察到的是，陶德曼所转达的七项条件，无论“内蒙自治”“华北不驻兵区域须扩大”“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还是“禁止排日”“关税改善”，都远比《近卫声明》宽大、明确。更不必说，那时战争爆发不久，还不涉及撤兵和“例外驻兵”问题。而所有这些条款，都列举在他所引用的这份会议记录里。

第二个疑问：“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

他似乎永远想不到，在陶德曼调停时，淞沪会战已宣告了日本“三个月结束事变”妄言的破产，并预示着持久战的到来，正是中国与日本媾和的最好时机。他更无法想象的是，恰恰是东南半壁、华北大部的沦陷，极大地刺激了日本人的胃口，以至于他们不顾两面受敌的战略威胁，执意不肯撤兵中国，执意要以“诱降”方式结束战争。更不必说，这时候日本人已经把国民政府视为和临时政府、维新政府一般无二的“地方性政权”了。

第三个疑问：“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

他似乎无法明白，战和是谋国大事，完全视条件和情况而定，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他更无法明白的是，蒋介石的非常手段、误杀曾仲鸣，不是因为他的公开主和，甚至也不是因为他的再次派遣高宗武赴日探路，而是因为他与龙云的勾结、他的一再催促龙云哗变响应。3月15日，他又拍发了一份电报给龙云，而这封电报偏偏被重庆方面截获了。三天后，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汪通敌卖国之谋益急，而其行益显，奈何！”这么一来，才有了几个小时后陈恭澍收到的那份制裁密令……

但与1月8日发表的“第二次主和宣言”一样，这个例子还是让蒋介石陷入了极为难堪的境地。虽说战和互为手段，但过去一年多，蒋介石毕竟被视为最坚决主战、最能代表四万万人意志的抗战领袖。而在重庆组织吴敬恒、陈布雷等笔杆子予以反驳时，3月30日，汪精卫又发表了《告华侨某君书》，全面阐述了他对国际形势、抗战大局以及未来历史的种种判断。正如千万后人所看到的那样，这些判断没有一个不是南辕北辙、大错特错的。

在这封公开信的开篇，他首先以充满嘲讽的语气谈道：“我的老朋友陈嘉庚说，‘言和平就是汉奸’。为什么言和平就是汉奸？如此说来，宪法上规定国家有讲和的大权，是规定国家有做汉奸的大权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匾子，其解释应该是‘忠孝仁爱信义汉奸’了！……”

这个说法，当然不能说全无道理。但从他过去的平和文风、深情演讲，到如此尖锐刻薄的话语，依旧可以看出他心境之凄厉、怒气之勃发。而在强调过自己的主和权利后，针对那个华侨所说的欧洲大战一触即发、“我们何苦于此时和”的问题，他又剥茧抽丝、逐一反驳。

他说：欧洲大战会不会爆发，“连欧洲的政府当局，也不知道……你怎会知道？”即使欧洲大战爆发了，英、法、俄自顾不暇，美国只会削弱它对中日战争的关注，中国将更加孤立无援，“你盼望它作甚？”即使欧洲战争能够速战速决，“胜利属于何方面，你怎么断定？”即使英、法、俄能够最终获胜，“现在国际关系如此错综复杂，各国间的利害冲突，如此变化无常、动荡不定，你怎么断定这一方面的胜利必然有大造于我？”……一句话，对于越来越多的中国观察家所认为的世界将划分为两个阵营、同盟国家将最终战胜法西斯国家的论调，他不屑一顾。他反问道：“这样渺渺茫茫的乐观论，你难道就要根据之以决定抗战到底的策略吗？”

这是汪记“和平运动”的核心观点之一。就常理而言，这些分析是极有道理的。但不幸的是，那些被他认为“渺渺茫茫”、无稽之谈的判断，后来都成为了事实。不过几个月后，欧洲大战就爆发了；不过两年多以后，伴随着美国的参战，战争天平开始向中国倾斜。而六年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家果真战胜了法西斯阵营，中国更代表亚洲跻身世界四强之一。

在国际形势之后，则是对抗战大局的判断。针对那个华侨“现在我们抗战一天比一天好”的观点，他嗤之以鼻，认为是受重庆政府蒙蔽的结果。

他说：“自从抗战开始以来，人民出钱出力、受尽颠沛流离，没半句怨言，将士奋勇牺牲、前赴后继，绝无反顾”，这些当然都是事实。但这绝不能说明“抗战一天比一天好”。恰恰相反，“老实告诉你罢，如今抗战实实在在一天比一天艰难了，如何可以说一天比一天好？你难道不知道自抗战以来，所失去的地方，其幅员之多，时间之短，历史上宋亡明亡的时候，都没有其例么？”针对重庆政府的宣传，他不屑一顾地谈道：“许多重要城镇，在失去的时候，加上些‘转移阵地’、‘变更战略’等等字样，更重要的（城镇），再加上些‘已无战略上之价值’，‘已予敌以重创、战略上之目的已达、无固守之必要’等等字样，说出来时，脸上没有一点难过。你听了，自然以为抗战一天比一天好了……”

这是汪记“和平运动”的又一个核心观点。在汪精卫看来，所谓“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持久战国策，压根就是错误的。它的唯一结果，就是国土沦丧、民众水深火热，以及重庆政府的“不负责任”“不说老实话”。但不幸的是，恰恰是在他逃出重庆、抵达河内时，这个战略已经使战场态势从退却转向了相持。从那时起直到1944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的六年间，中国再也没有丢失过一座重要城市，几大战略门户桂林、长沙、南昌和西安都坚如磐石。而在“一号作战”进行时，日本败局已定、不过是在做垂死挣扎罢了；与此同时，几十万无比精锐、所向披靡的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也已经在中缅边境发动战略大反攻了。

他说：“你须牢牢记着，我们对于抗战的力量，及其可以得到的效果，固然不可估量过低，却也不可估量过高。如果估量过高，会把已经出了的力量，白白的糟蹋，会把可以收到的效果，白白的送掉……”换而言之，过去一年多的尸山血海、艰苦卓绝，唯一的价值就是换取不亡国的和平条件。如果不接受《近卫声明》、继续打下去的话，就连葬送东北、舍弃内蒙、半割让华北的条件也不可得。

这是汪记“和平运动”的再一个核心观点。不幸的是，六年以后，中国不仅没有丧失内蒙和华北，它还收复了东北和台湾，帮助朝鲜获得了独立，并代表亚洲跻身世界四强。与此相反，在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不仅只保留了本土四岛和冲绳岛，它还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盟国占领军，其中原本包括两个军的中国部队，只不过由于内战爆发没能成行而已。更不必说，真正连葬送东北、舍弃内蒙、半割让华北的条件也不可得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汪精卫自己。正如千万后人所看到的那样，仅仅几个月以后，日本人愿意给他的就是一份“从天空卖到地下”“从物质卖到精神”“从祖宗卖到子孙”“从过去卖到未来”的《梅华堂协定》了。而即使是这份协定，日本人也是在长久拖沓、无可奈何之际才答应他的……

这就是汪精卫在离开河内、踏上卖国投敌的不归路前，对国际形势、抗战大局和未来历史的主要判断。这些判断，后来一次次地出现在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等人的文章和演讲里，成为汪记“和平运动”谬之千里、贻笑万古的几个显著标签。它的唯一结果，是使汪精卫一次次地自欺欺人、越陷越深，直至被定格为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最臭名昭著的汉奸。

而与汪精卫发表《举一个例》《答华侨某君书》几乎同时，在一千里外的香港，围绕着汪记“和平运动”何去何从的问题，几名“最高委员”也发生了异常激烈、决定命运的争论。这些争论，堪称汪精卫以略有瑕疵、但无损大节的形象载入史册的最后一个机会。不幸的是，与过去几个月的那么多转折瞬间一样，他到底也没能抓住这个机会。

2

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汪精卫下一步该去哪里，香港、上海还是法国？毫无疑问，在曾仲鸣死去、大批杀手还隐匿在河内之际，那个法属殖民地的首都绝非久留之地。陈恭澍后来也谈道，在误刺曾仲鸣后，尽管他被召回重庆述职，“可是我们留在河内的同志，在汪精卫尚未离开河内这段时间，仍然没有放弃制裁汪精卫的行动”。

高宗武认为，尽管发生了如此不幸的事件，但汪精卫的上上之选，还是立即前往法国。他担心汪精卫真的北上与王克敏合作，“一旦东去，等于溥仪出关，最危险不过，结果则欲罢不能”。对这个看法，陈公博当然极为赞成。但他谈道：“现在汪先生所受刺激太深，而且曾仲鸣一死，赴欧事则极度困难。因为过去汪之出走，一切皆由仲鸣料理，今仲鸣一死，出洋一层事实上已不可能，徒增汪之伤心。现在唯一补救的办法，只有分两层去做：第一，我们反对汪去北平；第二，我们答应汪先生来香港或去上海。这样，或可减少汪的反感或伤心，以后的事再从长计议……”

也就是说，与发表“艳电”、建议在河内观望一样，陈公博再次提出了折中主张。但在曾仲鸣身死、汪精卫悲愤已极的情况下，这或许是最明智的一个做法。高宗武后来谈道：“我们以为陈公博的话很合乎情理，大家都赞成。就照他的意思给汪拟了一个电报，告以我们正设法接他来香港或去上海，但北平无论如何是不能去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乎是这封电报刚刚发出，香港政府就公开声明，倘若汪精卫进入香港，“不负保护之责”。这么一来，汪精卫的唯一去处，似乎只剩下上海了。但围绕着他们这一行人是否也去上海的问题，几名“最高委员”再起纷争。

周佛海、梅思平认为，香港当局既然不肯保护汪精卫，当然也不会保护他们。与其在这里束手待毙，不如先行前往上海，在那里迎候汪精卫。陈公博、陶希圣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倘若汪精卫一个人去上海，外界不会有什么猜测；但如果是大举赴沪，就会给人以“‘汪记运动’的中心由香港转移到上海”之感，势必后患无穷。陶希圣的儿子陶恒生后来谈道，那些日子，“父亲与梅思平、周佛海等人每次见面，神情都显得甚为焦虑，后来才知道他们为……应否进入沦陷区，有激烈的争论”；而高宗武也回忆说：“周佛海、梅思平主张速干，马上离开香港；陈公博、陶希圣主张慎重。我呢？表面上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当时我的用意是想维系朋友们的感情，有事大家好好商量，而对外则极力想推迟汪的行动……”

但在周佛海、梅思平日渐激烈的态度中，高宗武越来越感到不安。他似乎预感到了此行意味着什么，以至于再次推翻了让汪精卫前往上海的一致决定。他后来谈道：“汪在法租界有房子，法租界不能算是日本占领地，法国当局和汪个人的感情亦不坏，所以当时我的朋友们一心一意赞成他到上海去。但是我总觉得不妥当，十分迟疑。”这个晚上，当他和陈公博在九龙林肯道的一个朋友家中聊天时，他忽然建议陈公博，“二人再去一电报给汪，做最后之劝阻”。

对他的种种顾虑，陈公博似乎深有默契。他甚至没有问高宗武原因，而是提出了一个更为有效的办法：“与其联名打电报，不如分别去电。因为彼此分别去电，在汪看来，我们两人意见不约而同，或者效力大一点。”高宗武后来回忆说：“我第二天就发了一通很长的电报，劝汪再作考虑，取消东行，最好到欧洲去，不然迁居西贡或其它地方亦可……”（《高宗武回忆录》）

就这样，关于汪精卫的落脚地，又变成两种意见了。在这个问题还悬而未决之际，另一个更为重大、关乎汪精卫命运的争论，又悄悄地出现了：汪精卫去上海做什么呢？在种种图谋先后落空后，汪记“和平运动”又该何去何从呢？

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旷日持久、无止无休。除了已经死去的曾仲鸣以及在河内陪伴汪精卫的陈璧君，五名“最高委员”，也就是陈公博、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和陶希圣都卷入了这场纷争。高宗武认为，过去三个多月的种种变故表明，所谓“和平运动”在根本上就是大错特错、毫无希望的。它的几个重大前提，日本具有谋和诚意、除承认伪“满洲国”和“一致对苏”外别无企图，以及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和平、地方军阀也试图以此抵制蒋介石的蚕食渗透，都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汪记“和平运动”的唯一选择，就是偃旗息鼓、作鸟兽散。哪怕汪精卫前往上海，也应该以暂事休养、平复心灵创伤为主；在那个噩梦般的夜晚渐渐成为过去后，他还是应当前往法国。

不仅如此，几乎刚刚听到曾仲鸣惨死的消息，高宗武就断定，这是日本企图离间蒋汪关系、使汪精卫沦为他们傀儡的一个手笔。否则，为什么死者不是汪精卫，却偏偏是与他有着极深厚感情的曾仲鸣？为什么这桩刺杀案不早不晚，恰恰发生在陈璧君携带他的报告和书信前往河内、几名“最高委员”也一致赞成汪精卫就此罢手的次日呢？几年后，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他依旧愤愤不平地写道：“我深信曾仲鸣的被杀是日本特务所为。他们企图让汪相信蒋介石是幕后策划者，从而离间汪、蒋，以诱使汪一头栽入他们的圈套，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我的报告在枪手攻击汪府、杀死汪的秘书曾仲鸣的前一天才送到汪手中，我的报告原本可能发生的作用，都被这个悲剧抵消了……攻击时间的准确设定，是要破坏我报告的效果……”（《高宗武回忆录》）

与高宗武相比，陈公博和陶希圣再次选择了较为现实、能够被汪精卫接受的方案。他们认为，让汪精卫就此罢手，与劝说他前往法国一样毫无希望。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他在上海租界写写文章、发表一些“和平”言论以一抒胸臆呢？毕竟，汪精卫已沦为一介平民，鼓吹“和平”谈不上是什么罪过。毕竟，在高朗街枪声震动世界、各国舆论都极为关注的情况下，一心要争取西方同情，同时着力塑造自己民主国家抗战领袖形象的蒋介石，也未必会再干出那种骇人听闻、与现代观念格格不入的事情来了。

陈公博、陶希圣的这个判断，倒是极为准确。3月22日也就是高朗街血案次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汪未刺中，不幸中之大幸也。”对刺杀汪精卫，他始终徘徊矛盾，犹豫不决。3月18日下达制裁令，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时冲动的产物。冲动过后，西方各国的视听、国内人心舆论的逆转，以及汪精卫铤而走险的可能、国民党的脸面和千秋声誉……所有这些，又一一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了。更不必说，在内心深处，对曾仲鸣的惨死，他也产生了几分羞愧、些许内疚。

在汪精卫的心情、蒋介石的态度之外，还有屈膝事敌者的现身说法。那几天，为打消汪精卫前往北平、“与王克敏合作”的念头，陶希圣让他的学生、原“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成员武仙卿专程北上，征求他的老朋友、不久前刚刚出任伪职的周作人的意见。如果说，作为一个极为热衷权力、投机性极强、一生游刃有余于政学两界的御用文人，陶希圣此举未必没有试探成分的话，那么，几天后他转达周作人意见，却无疑也是为了阻止汪精卫走上他的不归路。

周作人说：“日本少壮军人跋扈而狭隘善变。一个宇垣一成大将，（先是）被他们抬高到九天之上，又被他们压制到九地之下。他们对本国的军事首长尚且如此，对于外国的政客如何？可想而知。”

周作人说：自从下水以来，他没有一天不后悔。至于王克敏，他貌似享有“一国元首”的尊荣，但论其分量和权威，尚且比不上日本宪兵队的区区一名大佐、中佐，“见人常流泪，乃至失声痛哭耳”。

最后，这个鲁迅的弟弟、著名作家、北京大学教授表达了三个字的意见：“干不得。”（陶希圣，《潮流与点滴》）

但无论是高宗武的理由、陈公博的判断还是陶希圣转达的周作人的意见，都不能打消周佛海、梅思平对汪记“和平运动”的新设想。如果说，促使蒋介石与近卫文麿谈判是所谓“和平第一方案”，以汪代蒋、实现“和平”后汪精卫再宣布下野是“第二方案”，而策动西南将领、以分裂国家另立政府的手段实现“和平”是“第三方案”的话，那么，大约1939年4月上旬，周佛海、梅思平却提出了“第四方案”。后来的历史表明，正是这个方案，伏笔了晚年汪精卫的生不如死，也伏笔了周佛海的命丧囹圄、梅思平的刑场毙命。

只是，陈公博何辜？他同样被送上刑场、至死不悔，又该责怪谁呢？

这个方案，与3月23日前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捎来的一个口信有关。那一天，在曾仲鸣死去、陈公博等人不知所措之际，他转达了日本内阁的新动向：“3月18日，政府在五相会议上决定了促使汪兆铭出马。”十余天后，他又上门知会说：“在4月1日的兴亚院会议上决定在四月以后的六个月内，从海关余款中每月支付出三百万元，合计一千八百万元，作为汪兆铭一派的反共救国同盟会所需的经费。”（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也就是说，在两个多月的耽搁后，在汪记“和平运动”经历了这么多变故、近乎走投无路之际，日本人的回音终于来了。这是怎样令人哭笑不得、啼笑皆非的一个事实？对这个消息，五名“最高委员”观感不一、各怀心思。

这个消息让陈公博极为消沉，并渐渐萌生去意。作为汪精卫的多年知交，他当然知道这个消息意味着什么。在曾仲鸣身死、汪精卫怒不可遏的情况下，它势必让汪精卫不顾一切，一头扎进日本人的怀抱。他后来谈道：“我那时悲观达于极度，想请汪先生不要离开河内恐怕不能实现了。我那时真是感觉人微言轻，以我和汪先生二十年的关系，不能阻止他离渝，以六年来苦心孤诣以求党的团结统一而败于一旦，我尚有何话可说？恰值我的母亲病重，我遂闭门不出，更不表示意见。”

对此，陶希圣认为，在悲观之外，陈公博还有着以自己誓不相从的姿态促使汪精卫冷静的心思。而与他相比，高宗武的反应却直接得多、激烈得多。

高宗武更加警惕，也更加确信曾仲鸣之死是日本人的阴谋。所谓每月拨款三百万“作为反共救国同盟会的经费”，表明日本人已经知道汪精卫2月4日的设想和五项条件了。而在访日期间，他并没有吐露任何一个字。考虑到3月17日他才完成《东行报告》，这个决定在3月18日做出，而曾仲鸣死在3月21日子夜，日本人的图谋似乎昭然若揭了。他断定此前两个多月日本人不过是欲擒故纵，直到汪精卫提出“还都南京”和进入沦陷区后才趁机收网；他认为日本人的真实用意，是让汪精卫扮演沦陷区傀儡首脑的角色，以达到分裂中国、瓦解重庆的目的。

此后二十多天，他以一种不顾一切的方式，阻止汪精卫进入沦陷区，阻止日本人和汪精卫的接近。大约4月3日，他拜访当时也在香港闲居的杜月笙，透露了汪精卫的五项条件和日本人每月拨款三百万的许诺。两天后，或许是以讹传讹，或许是为了反击汪精卫的《举一个例》《答华侨某君书》，《大公报》重庆版刊登了汪精卫已和平沼签订密约、要求日本进攻大后方并予以拨款的消息。而在举国舆论为之大哗、各大报刊纷纷出言抨击之际，日本人怒气冲冲地上门质问了。外务省事务官矢野贞记后来告诉犬养健：“正好在你们乘“北光丸”航行在海上的日子里，重庆《大公报》详细地报道了汪先生和平运动的计划。恰巧我当时在香港，于是与市田中佐一起找高宗武调查报道的材料来源。高宗武说，‘这个消息是日本方面透露的’；但一向老实厚道的市田君，正言疾色地质问高宗武，‘报道内容中有一点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对此，你有何解释？’”（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而在透露消息、试图以舆论压力逼迫汪精卫收手之后，4月中旬，他又一再反对日本人前往河内接应汪精卫，为此不惜表明自己的新立场。

4月11日，作为日方的先行人员，矢野贞记决定乘飞机前往河内。听此消息，高宗武急急赶来。他恳求矢野贞记：“请你们千万别去。”而在矢野贞记问及原因时，他终于谈道：“从汪先生的做法看，还是以蒋先生为中心来搞和平运动为好。”不久后，矢野贞记在一份报告里写道：“高宗武几乎每天都是这样，顽固地要求市田和田尻两人阻止影佐和其他人去河内……当阻止汪和影佐及本职等直接会面而不成后，高又向矢野表示仍企图以蒋为首收拾时局的意图。根据这一点，我认为他是害怕影佐到河内去促进汪的工作。”

大约4月16日，在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抵达河内前后，高宗武又给汪精卫发去了一份急电，“请汪勿见这两个日本人，以免麻烦”。与此同时，他还让汪精卫转交一封他给影佐、犬养的电报。这封电报措辞强硬，丝毫不肯留有余地。他后来谈道：“（电报的）大意是，我东行的结果，知道日本并无充分的诚意，所谓日本已经因中日战争而觉悟，乃特务人员之外交辞令，无法可信。已上台的北平王克敏，近来天天对人流泪，说上了日本人的当，所以我不愿我的朋友汪氏再做第二个王克敏。”而犬养健则回忆说，它不是以电报方式传达的，也没有经过汪精卫的手，而是高宗武委托当时也在香港的伊藤芳男转交的，“就那么几行字的书信，伊藤君在香港装到信封里，托人带来的。我到达（河内）的当天，总领事馆的事务官把它拿来了”（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凡此种种，都让日本人疑忌丛生，以至于产生了要除掉他的念头。而与陈公博闭门不出、高宗武竭力阻止几乎同时，周佛海、梅思平也形成了他们对汪记“和平运动”的新构想。这个方案的核心，就是进入沦陷区、依靠日本人的力量发起汪记“国民政府”，而后再代表中国与日本媾和。

早在2月下旬，当时已升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的今井武夫就拜访了周佛海、梅思平，询问高宗武是否隐瞒了汪精卫的意图。在听到这个疑问后，周佛海急急地给河内拍发了一封电报，由此获悉了汪精卫的新计划。几天后，今井武夫不仅向东京详尽报告了那些内容，他并且谈道：“以高宗武为中心的想法，似乎有很大的悬殊。”（《日本外交档案》，S493）这时候，尽管今井武夫表示尽力斡旋，但对日本人会不会答应汪精卫的五项条件，周佛海、梅思平还毫无信心。

紧接着，3月中旬，今井武夫又奉命前往北平，“调解土肥原机关同华北军、临时政府之间尚未表面化的对立关系”。谁也没有想到，与今井武夫的调任新职、汪精卫的新计划一样，此行为汪记“和平运动”带来了又一个新转机。原来，在1月31日被吴佩孚搞得灰头土脸之后，土肥原贤二依旧没有放弃让他出山的努力：3月初，大迫通贞前往拜访，敦促他去开封就任“绥靖”委员长一职，但吴佩孚回答，“日既未声明撤兵，并无和平可言，赴汴（开封）时机未到”；几天后，土肥原又委托吴佩孚的枢要处长、曾是毛泽东老师的符定一进行劝说，但吴佩孚表示，“请土肥原带日本天皇国书来谈”；及至土肥原亲往拜访时，他又提出了五项异常苛刻的条件，其中包括练兵五十万、一应枪械军费由日本提供、“划冀鲁豫晋察绥苏皖鄂等九省为实力范围”以及日军退出上述九省等。台湾学者徐积村后来谈道，这些条件让土肥原深感为难，“因为华北方面军绝不可能同意”。

至此，所谓“吴佩孚工作”已经山穷水尽了。而在今井武夫抵达北平后，他也劝说土肥原放弃吴佩孚。他后来谈道：“本来我就认为，捧出吴佩孚等旧军阀是不能收拾中国民心的，这个工作完全是时代的错误……这时我又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向土肥原中将提出了这一点。土肥原也采纳了我的意见，放弃了推举吴的念头。三月间，他调任另职，留下来的工作由大迫少将和川本芳太郎中佐接替。”（《今井武夫回忆录》）

这么一来，一个谁也没有料想到的局面出现了。在两个多月的不理不睬、拒人于千里之外后，平沼骐一郎终于又想起被冷落已久的汪精卫了。尽管他一向对北洋军阀情有独钟，尽管他坚信让吴佩孚雄踞一方有利于“分治合作”，也尽管他认为汪精卫谈不上有什么实力，过去两个月的举国声讨、众叛亲离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但，除了这么一根救命稻草，他又有什么办法瓦解重庆，结束战争呢？所谓死马当作活马医，那就做出一个表态、施舍少量金钱，姑且让汪精卫试一试吧！

当然，这么一个人物，不能与吴佩孚相提并论。他的进攻后方、组建军队、撤销傀儡政权以及借款两亿元等要求，当然不能予以考虑。3月18日，他在五相会议上这么概括所谓“汪兆铭工作”的面貌：“汪的工作不是用成立中央政府来造成和平运动，而是在重庆政府外部发展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和平运动，并加以扩大，改变一般舆论乃至重庆的意向，以导致与日本进行和平合作……”也就是说，除了瓦解重庆、分裂国民党以外，日本对他别无指望；除了为期六月、每月三百万元的拨款外，日本什么也不想付出。

平沼骐一郎的许诺，微不足道。他让田尻爱义转达的日本政府的表态，也有着毫不掩饰的勉强、观望色彩。但就是这么两句话，却让周佛海、梅思平振奋不已，视为汪记“和平运动”的重大转机。他们认为，日本要结束这场战争，终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合作者；他们断言，除了曾担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外，日本人找不到另一个有着如此地位、辉煌历史的主和者。更重要的是，哪怕涉及日本一意驻兵、垄断利权的华北，东京也愿意与吴佩孚那么一个过气人物讨价还价，又何况是汪精卫？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汪精卫进入沦陷区，以葬送东北、舍弃内蒙、半割让华北的代价，去成为那半壁江山的主宰者呢？为什么不在重庆、西南之外，另外开辟一块新天地呢？尽管交好英美、进攻后方等要求都没了下文，尽管日本人并没有对汪精卫“还都南京”的路线图予以回应，也尽管每月三百万的经费与原先的期待相去甚远，因为港币和法币的兑换汇率大约是1比1.7……但周佛海、梅思平还是相信，这是东京内阁接受汪精卫2月4日计划的一个前奏。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未来的“还都南京”以及汪记国民政府的成立，都指日可待。

还不仅如此。

毫无疑问，所谓“和平第四方案”，首先是周佛海、梅思平自私自利的产物。不久后，在一封家书里，周佛海向妻子杨淑慧这么谈自己的所思所想：“我想我只有三条路可走。第一，仍在重庆；第二，老死在香港，不问世事；第三，就是现在的路。走第一条路是不可以的，就公言，明明是误国的政策，我决不盲从；就私言，已惨炸两次，今后更要常炸，大有炸死之可能。走第二条路，不单放弃救国的责任，而且闲着无事，住在家中，也实在难过，日子也不易消遣。所以只有走第三条路了。”（转引自蔡德金，《朝秦暮楚周佛海》）

所谓“惨炸两次”，指的是1938年夏秋日机对上清寺中央党部的两次轰炸。与这一年开始的战略性大轰炸相比，那两次空袭近乎不值一提，却也足以让周佛海胆寒了。而在怕死之外，以平民身份蜗居陋巷了此残生，更让异常热衷、沉溺权力而不能自拔的周佛海不寒而栗。这么一来，他的唯一出路，似乎也真的只有前往沦陷区、寄望日本人的仁慈宽大、慷慨开恩了。

而在别无他路之外，还有野心。这个月份，周佛海心中升腾着种种不可抑制、如火如荼的欲望和狂想。在他看来，只要汪记“国民政府”应运而生，以汪精卫的文人本色、陈公博的无心任事，这个政权还不就是他的？倘若日本人再好说话一点，果真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废除治外法权并交还租界”的原则处置日华关系的话，那他岂不就成了中华民国的奕、李鸿章？……对此，几乎是他刚刚提出前往上海，陶希圣就心知肚明。他后来颇为鄙夷地谈道：“汪之旧人不恤离去以相争，只有某某新交力主组府。”

对此，高宗武更是看得一清二楚。他后来评价说：“周佛海和梅思平，都拥有出众的事业……两人都感到中国在这次战争中毫无希望，因而追随汪精卫。但后来的发展证明，他们各自的内心深处，都怀有自己的打算和不顾一切的野心。而这种心态日益膨胀……”（《高宗武回忆录》）

无论如何，1939年4月上旬，在十余天的私室密议、欲说还羞之后，周佛海、梅思平终于提出这个方案了。在困顿香港三个多月、经历了无数变故和挫败后，这种进入沦陷区、先建立一个与重庆相对峙的政权而后再谋求和平的设想，终于出现在汪记“和平运动”的会议桌上了。在后来的日子里，它被众多当事人称为“周佛海路线”。为了这个路线，周佛海利欲熏心，以至于不惜对自己的家庭、众多同伴乃至汪精卫最好的朋友陈公博恶语相向。

在他的妻子杨淑慧一再阻拦、苦苦哀求时，他拂袖而去。几天后，他在一封家书里近乎威胁地告诉杨淑慧：“即使妻不以我为夫，子不以我为父，仍当贯彻初衷，勇往直前。如将来所作所为，于国无益，自当自杀，以谢国人……现在与你约，家事完全托你，我决不过问；国事我有主张、有办法，你也不必过问。”

在陶希圣一再反对并认为“组府岂易为哉”时，他摆出了一拍两散、各走各路的姿态。高宗武后来谈道：“这时候，周、梅和陶因为主张不一致，时有口角。”

而4月中旬，当他决定给汪精卫发出密电、陈公博前来阻拦时，他振振有词地说：“这何尝是我的意见？这明明是汪先生的意见。只是汪先生还想着云南、四川，我只想着汉口、广州罢了。我的意见是，有汉口、广州，兴许还有云南、四川，若眼睛只盯着云南、四川，则连汉口、广州也没有，我们也不能回到南京……”

凡此种种，都表明汪记“和平运动”的内部纷争，达到了近乎沸腾的顶点。作为这一切的结束，大约1939年4月15日，周佛海、梅思平终于带着他们的三名亲信，乘坐日本商船“浅间丸”离开香港前往上海了。他似乎料定了汪精卫会采纳他的建议，既然如此，就没必要再理会什么陈公博、陶希圣、高宗武了；他也似乎算准了日本人会最终接受以汪精卫为首的傀儡政权，既然如此，与其困顿香港、余生潦倒，不如放手一搏，豪赌一场。毕竟，成与不成，将付出最大代价的都是汪精卫。而在这个赌局中，他所失者小、所得者大。

不幸，至少周佛海的第一个判断，是极其准确的。4月16日，与他们这一行人离开香港几乎同时，影佐祯昭和犬养健所乘坐的那艘载重量5500余吨、用以将汪精卫带离河内的“北光丸”，也已经驶过南中国海的茫茫海域，到达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的海防港港口了。

3

这艘“北光丸”，隶属山下轮船公司。早在3月24日前后，在与船主、著名实业家山下龟三郎有着亲戚关系的松本重治的安排下，就驶离当时停泊的三池港，并抵达了影佐祯昭指定的九州大牟田港；但直到4月6日，影佐、犬养以及他们的五名随员，才登上“北光丸”，踏上前往河内的路途。

之所以耽搁这么久，与影佐为汪精卫此后活动所做的种种准备有关。六年以后，在东京大审判的作证席上，影佐强调说：从东京出发去河内接应汪精卫时，五相会议的指示是，“关于（把汪精卫）救到什么地方……应该尊重汪的意思进行行动”；至于后来汪记“国民政府”的成立，更完全是按照汪精卫的意愿，“日本政府当时完全没有要求汪氏建立政府，也没有怂恿汪氏建立政府”。如果说这些话谈不上是撒谎的话，那么，此后十余天影佐的一系列作为，却表明事情也不是这么简单。

3月22日，几乎是曾仲鸣遇刺的消息刚刚传来，五相会议就做出决定，“命令影佐把汪精卫从河内救出”。接到训令后，影佐找到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询问该把汪精卫送到哪里去。对此，板垣回答，“应该尊重汪的意思进行行动”。但在听过这句话后，影佐却表示，他将辞去陆军省军务课课长的职务，以专程前往河内接应汪精卫。

如果仅仅是把汪精卫送到安全的地方，影佐为什么要辞职呢？哪怕汪精卫要前往法国，也不过是一两个月的行程。更不必说，在过去的大半年，影佐已成为板垣的左膀右臂，即使要物色一个合适的继任者也是大费周章的事情……凡此种种，都表明此行绝不是“把汪精卫从河内救出”这么简单。至少在心理上，影佐已做好了汪精卫提出前往上海、发起汪记“国民政府”的准备，而他打算辞去职务，不遗余力地予以协助。

又何止是影佐？这一天，几乎是影佐刚刚决定辞职，板垣就同意了。他慷慨地表示，此后一段时间影佐将没有具体职务，但仍然直接对他负责。紧接着，影佐又谈道：“向河内出发时必须要考虑的是我的身份问题。这种工作不能光是陆军单方面的工作，我认为必须加进海军、外务省、兴亚院，可能的话，也要加进民间人士，联合一起，进行工作。”对这个大动干戈的要求，板垣也没有二话地答应了。

此后几天，在影佐的牵头活动下，各个机构的代表陆陆续续地到位了。以海军省为例，“米内海相慨然答应，后来指定派须贺彦次郎少将”；以外务省和兴亚院为例，“同意派外务省书记官兼兴亚院事务官矢野贞记”；以所谓“民间人士”为例，“小山松寿众议院议长，同意犬养健以众议院议员资格与我同行”……也就是说，对汪精卫下一步要做什么、影佐此行的使命是什么，几大衙门都心知肚明，只不过心照不宣罢了。影佐后来也谈道：“从在五相会议上接受指示的经过，又从各个成员所属单位来看，可以了解和我同行的人不是陆军的派遣人员，而是由五相会议或者由各关系部分派遣出来的。这一点也影响到（未来）梅机关的性质。”（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

就这样，一个后来广为人知、臭名昭著的“顾问机构”——梅机关，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拼凑出它的雏形了。而在影佐行将前往河内时，发生在五相会议上的一个花絮，更表明所谓“尊重汪的意思进行行动”“日本政府完全没有要求汪氏建立政府”是怎么一回事。

这一天，影佐接到通知，要他“到五相会议上报告救汪的计划”。而在谈过此行的一些细节后，不知道哪个大臣沉不住气了。他到底打破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将话题转向东京政界一度盛传的蒋汪“唱双簧”的猜测，“认为汪的逃出重庆也许是在蒋介石的许可下进行的”。

蒋介石？许可？在曾仲鸣身死、汪精卫肝胆欲碎的情况下，居然还有身居高位的日本大臣怀疑这一点，这究竟是汪精卫的悲哀呢，还是日本的不幸？影佐没有谈及这个大臣是谁，但在这个最高会议的五名参与者中，板垣是这项工作的发动者，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也都极为热心，也就是说，它不是首相平沼骐一郎，就是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对此，影佐没好气地回答：“我也同意这种说法，并且希望如此。”

所谓“希望如此”，指的是倘若蒋汪果真在“唱双簧”的话，那就说明蒋介石也有谋和意愿，而东京也能摆脱欲罢不能、骑虎难下的两难困境。但这个细节进一步表明，五相会议完全知道所谓“汪兆铭工作”的下一步是什么，否则平沼骐一郎或石渡庄太郎不会提出这个疑问。

无论如何，1939年4月6日晚上，影佐、犬养以及他们的五名随员，在九州大牟田港登上“北光丸”了。在开船前的准备中，又发生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插曲：一名叫松尾的军曹携带一条狼狗，要求搭便船去河内；原来，作为与闻“北光丸”航程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日本驻河内领事馆武官臼田中佐向当时回国度假的松尾透露了这个秘密，并让他带一条日本狗给自己。对此，一再强调保密的影佐虽然心生不快，却也没有多说什么。犬养健后来谈道：“轮船一直开出九州大牟田港后，（山下）公司才密令“北光丸”的船长，关于航向问题听从影佐大佐的指示。”又一个小时后，影佐才找来了船长，“命令他指挥轮船开往真正的目的地法属印度支那的海防港，同时禁止他向目的地用无线电发报”。而在几天的航行后，“北光丸”驶入了南中国海海域，“潮水显得深蓝，每天都有成群的海豚排成长列，跟在轮船后面追逐着。大量的鱼卵凝聚成的黄色带子，足有三海里多长，随着海潮摆动着，漂浮在海面上。外行人也看得出是驶进了南海，再有两三天，就要到目的地了”（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4月16日傍晚，“北光丸”缓缓驶入了海防港。

在踏上安南土地、见到汪精卫之前的两天，影佐祯昭和犬养健是在一系列不大不小、有惊无险的花絮中度过的。十余年后，犬养健详尽回顾了这些小插曲，以烘托他第一次见到汪精卫的情景。

首先是化名和伪造护照的问题。这一天，直到轮船驶向红河河口的税关大楼时，随行的丸山准尉才把护照和身份证递给他们，并且叮嘱说，影佐的报关身份是日本糖业联合会的庶务课长，犬养则是这个行业协会的书记员。由于对这个机构一无所知，他们都不免有些忐忑。更要命的是，那个搭便船的松尾军曹并不在报关名单之列，只好躲到了覆盖救生艇的苫布下面。

所幸，尽管对日本人满怀敌意，但由于语言不通，那个登船的法国检察官以及他的安南助手并没有过多盘问。他们只是清点了人数，并细细对照了每个人和他们的护照照片，就准备下船了。犬养健后来谈道：“好像从日军占领海南岛后，西方人对日本人的出入境都有点神经过敏。”

紧接着，他们所携带的枪支都被收缴了。临下船时，那个法国检察官忽然大声问道：“有人带手枪吗？”由于害怕藏在苫布下的松尾被搜出，船长只好回答，“有”。这么一来，船上的两支来复枪以及影佐、丸山等人携带的手枪，都被海关带走了。在海防过了一夜后，次日也就是4月17日，这一行人只好空着手前往百余公里外的河内。

抵达河内后，第三个插曲出现了。这个下午，在住进台湾拓殖会社河内分社的一处住宅后，先期抵达的矢野贞记来了。在谈到和汪精卫的会面问题时，矢野贞记突然提出，“关于见面地点，采取由对方指定的方法……要求对方慎重考虑做出回答”；而在拜访汪精卫之前，汪方代表还需要携带汪精卫的亲笔信邀请他们前往见面地点，“以免有损日本的威严”。

对此，影佐和犬养都感到莫名其妙，不禁面面相觑。但在矢野贞记谈过《大公报》那篇来历不明的“汪精卫—平沼协定”报道以及高宗武对他们的一再阻拦后，他们也感到有这个必要了：倘若不接受邀请就上门的话，这次拜访就有了“诱降”、趁汪精卫陷入危难而进行挟持的嫌疑；一切都必须让汪精卫出于自愿，这就是此次使命的根本要点。当天晚上，在日本驻河内领事馆工作人员给高朗街打电话时，影佐提出了这个要求：“实在抱歉，因为这是正式访问，为谨慎起见，作为证据，请（接头人）出示汪先生的亲笔信。”（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而在一连串手续烦琐、煞有介事的接洽和准备后，次日，也就是4月18日下午，作为日本的代表，影佐祯昭、犬养健和矢野贞记终于见到汪精卫了。

第一次见到汪精卫的情景，让犬养健印象深刻、久久难忘。他后来谈道，这一天中午，在河内的赛马场，他们坐上了周隆庠的汽车，在兜了几个大圈子后，“车子猛地向右一拐，直冲着距离二三十米远的铁门驶过去。铁门一下子被打开，车子一过，又立刻关上了……这儿便是汪精卫的住处”；而在一份报告里，矢野贞记也写到了这个细节：“到了一间马路拐角处的房屋，汽车在门前有法国人率领的安南警察警戒森严中疾驶过去，进入门内，看见后面的铁门关上。”而在走进高朗街27号后，他们被引领到三楼的一个房间里。在片刻的等待后，汪精卫出现了。

这个下午，汪精卫穿着一身整洁的白色制服，与三名来访者长时间地握手寒暄。与过去几十年一样，他给这三个日本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热情，诚挚，一言一语都仿佛发自肺腑；他英俊、优雅，尽管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却依旧有着青年般的纯净和美好。更重要的是，以他的显赫身份、绝世口才，他却让这三个远道而来的晚辈感到自己才是谈话的主角……凡此种种，无不让人如沐春风，如臻化境。犬养健后来回忆说：“握手时他凝视着对方，向客人表示礼仪。或许是身穿白色衣服的缘故，他的动作总显得有点女性的优雅，具有从前的革命家的风度。他说话时时而夹杂广东腔，但听起来却像法语那样柔和而清晰……”

尽管高山仰止、内心温暖，但考虑到军统特务还潜伏在河内的原因，影佐依旧不敢过多客套，而很快将谈话转入了主题。犬养健后来也谈道：“我们按照事先的约定，这一天的会谈都集中于必要事项上……如果会议时间一长，让重庆特工人员发觉了，恐怕会立即遭到再次袭击。”而所谓“必要事项”，主要包括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汪精卫下一步作何打算？对此，他侃侃而谈，极其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矢野贞记这样记录他的话语：“正如你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我曾通过高宗武对你们提出三个方案：第一，在日本以蒋介石为对手收拾时局时，本人积极斡旋；第二，以第三者的某人收拾时局时，本人以在野之身大力参予和平运动；第三，如果要我来收拾时局时，将尽力为之。我今天仍然准备以上述三个方案中的任何一个，按照日本方面的希望行动。”（《日本外交档案》，S493号）

也就是说，无论日本人将给他安排什么角色，他都矢志不渝地走下去。对此，犬养、影佐都先后予以了回应。矢野贞记写道：“犬养把日本朝野对汪先生的同情，说得声泪俱下，汪氏感动得背转脸去拭眼泪。接着，影佐说道1月16日的声明是坚定不移的国策……现在正当平沼首相就职之时，声明仍然有效。”而对此，不久后从周隆庠那里知道了这个插曲的高宗武却认为：“我听说他二人说完话都泪流满面，汪也哭了，除了流泪，没有多说什么。他们如此这般了半个钟头，像在日本的戏台上……流泪是日本军人传统的策略，眼泪是他们的武器。”

那么，影佐所说的“1月16日声明”，究竟是他的口误呢，还是矢野贞记的错误记录？过去几个月，汪精卫和日本人之间的主旋律不是12月22日的《第三次对华声明》吗？从此后一个多月的变奏来看，很可能，这既不是口误，也不是错误记录。影佐已经预见到东京将不会遵守那份声明，在这次会见中，他或出于不得不回应的原因，或是为了婉转提醒汪精卫，这才谈到了那份一年多以前发表的、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而在这个前提性的、作为纲领的问题之后，还有四个具体问题。那就是“是否愿意离开河内”“将去哪里”“怎样离开河内”，以及前往目的地的办法。

对是否离开河内的问题，汪精卫说：“实际上，我也觉得继续待在河内是危险的，因此，（已经）开始做离开的准备。恰好此时贵国政府派遣诸位来迎接，不胜感谢。”

对打算去哪里的问题，汪精卫谈道，他曾有过三种选择，香港、上海租界以及他的家乡广东。但香港当局已宣布不对他的安全负责，与此同时，“在香港，英国警察监视很严，现在连陈公博、林柏生等同志活动也很困难”，既然如此，他去那里做什么？至于广东，“广东不仅和孙中山先生，而且和我关系也很深。但如今广东也被日本军占领，因此，倘若去广东，就会给中国国民造成一种不好的印象，好像我是在日军保护之下开展和平运动”。

这么一来，就只有上海租界了。说到这里时，汪精卫激动起来。他言语铿锵地表示：“与香港、广东相比，上海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暗杀横行之地，但正因为我毅然迈向危险的土地，才可以使中国国民了解到我献身爱国运动的诚意。不错，上海也沦于日军占领下，但如大家所知，英、美的公共租界很大，市政也是外国人掌管，裁判权也在外国人之手……实际上，由于这个原因，周佛海以及梅思平诸君，已经先往上海进行紧张准备去了……”

也就是说，他不仅要前往最危险的上海租界，他还不愿栖身相对安全、与他有着良好关系的法租界，而决定到公共租界去。这个选择，究竟是他早年烈士之气的残留呢，还是他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对此行不时浮现的种种预感进行自我蒙蔽的说辞？谁也说不清。事实上，与高宗武一样，自从决定逃出重庆，这种发自心底、近乎本能的不祥预感就一再地笼罩着他，而他始终用各种说辞进行自我说服、自我宽慰罢了。

听到这个决定，影佐当即表示，他将为汪精卫在上海公共租界准备一两个秘密的藏身处，“做好防弹窗、铁丝网的准备和警卫的准备”。他保证说，所谓“警卫”，将不会动用任何一名日本士兵。而在做出这个表态后，影佐又问：“那么，关于从河内脱出，怎么向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说明呢？”

对此，二十余天来始终郁郁寡欢的汪精卫，难得地露出笑容了。他告诉影佐，就在几天前，他已经秘密知会法国当局，“十七日离开西贡（即安南），过几天安全搭乘来海防的轮船……对方很快答应了”。他说：“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说不定觉得让我离开河内，就像给他们卸下一个大包袱一样，因而很赞成我离开这里呢。”

这个猜测大致也是实情。过去的近一个月，法国人都在为如何处置这个麻烦不断、又与本国政要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政治家头疼不已。对他主动提出离开河内，他们庆幸不已，并许诺将出动全部警力护送他上船。而在获得从河内到海防的安全保证后，就是如何前往上海的问题了。影佐谈道：“我们为了协助您离开此地，特地准备了一艘五千五百吨位的货船。”

但汪精卫的回答，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他说：“感谢你们的好意，我也租到了一只法国人管理的小船。”而当影佐问及这艘船的吨位时，他回头和始终忙着翻译的周隆庠交谈了几句，而后笑着回答说：“七百六十吨。”

这个吨位让三个日本人面面相觑。影佐耐心地提醒说，从河内到上海，需要八九天的航行、驶过三千多公里的海面，一路上风急浪险，这么一艘小船实在太危险了。听到这句话后，汪精卫又笑了。他说：“大家的担心是理所当然的。此次航行是会有些危险，但我第一次进入上海港就使用日本船，我们的和平运动就会受到很大误解。”而在略略沉吟后，他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我想在由此脱出之后，在海防的船上与你们乘坐的船会和，然后，劳驾你们的船稍离开我们的小船一点儿距离，护送我们去上海。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用无线电通知你们……”

在他泰然自若、无比坚毅的表情中，影佐无奈地答应了。这么一来，涉及汪精卫何去何从的五个问题，就全部谈完了；对离开河内、前往上海，他也已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两个底线：不坐日本船、不进入日租界或依靠日本人的保护。这时候，已经被他深深感染的矢野贞记开口提醒周隆庠：“怎么样，周先生？下一步就该商量具体事宜了。我看是不是让汪先生休息一下？并烦请你们把事务局长级别的人叫到这个屋子里来。”而这个建议恰恰触动了汪精卫最深重的创痛、最敏感的心事。在和周隆庠简单商量之后，他决定让他的内弟、当时已由龙云护送到河内的陈昌祖替代往日的曾仲鸣，和这几个日本人商量饮食起居、路线航程等方面的问题。

或许，正是这个插曲，才让汪精卫打开了那个关闭已久的房间？大约下午三点半，会谈结束了，这三个日本人决定告辞了，这时候，汪精卫又出来给他们送行。在经过楼梯拐弯处时，汪精卫默默地推开了一个房间的房门。犬养健后来谈道：“这是个空屋，可床上的枕头上有一个用黑绫子打成的蝴蝶结。无须说明，这就是曾仲鸣遭到暗杀的屋子。我们都默默地低下了头……”

与这一天对话中汪精卫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一样，这个细节给三个日本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几天后，在一份发给东京的报告里，矢野贞记异常动情地写道：“这次会见从下午1时45分前后至3时30分左右，汪的决心很坚定，觉得他有成败由天、挺身负起和平救国大业的热诚。他的热诚溢于容表。”

而十余年后，犬养健也依旧记得这一天自己的温暖、敬仰和感动。他谈道：“在我的一生中，恐怕再也没有见过像汪这样完美、这样让人肃然起敬的人物了……他一言一行，都发自赤诚，一举一动都让人觉得足以信赖。他让人不知不觉地没有了怀疑和恶意，真的是一个只有古代经典里才有的君子……”

但无论矢野贞记、犬养健还是影佐祯昭，都没有想到，仅仅十余天后，汪精卫就不得不违背了他“不坐日本船”的决定。

4月22日，矢野贞记收到陈昌祖的消息，希望当晚八点半在河内医科大学附近碰头。他的日记记载：“从中山和CHAN两君手中收到很长的信，在公园的路灯下看了，因为内容重要，即刻到K家……作更进一步的协议。内容如后：‘汪氏等定4月25日由河内出发，是晚深夜乘坐停在卡特巴岛北面的法国船‘凤安’（音译）号，于26日上午六时至七时之间启航，希望你们迟点启航……’”

所谓“中山”“CHAN”，分别是周隆庠和陈昌祖的化名，而“K”很可能是时任台湾拓殖会社河内分社社长、实则也担负特务工作的坂本。这个晚上，在送走周隆庠、陈昌祖后，矢野很快给已赶回“北光丸”的影佐、犬养发了一份急电，让他们在4月26日之前到达卡特巴岛附近海域，与汪精卫乘坐的那艘由法国人驾驶、载重量七百六十吨的“冯-福林哈芳”号会合，一起前往上海。而在发出这封电报后，4月25日，他乘坐法国轮船“广东号”回到香港，并在几天后和高宗武同船前往上海。

但4月26日这一天，从凌晨到傍晚，尽管“北光丸”始终在卡特巴岛附近巡航，却始终没有发现“冯-福林哈芳”号的影踪。更要命的是，入夜以后，海上起了大雾，哪怕“冯-福林哈芳”号就在附近，他们也无法发觉。情急之下，“北光丸”的报务员不顾法属殖民地当局的禁令，开始用无线电暗号一次次进行呼叫；但此举却弄巧成拙：片刻之后，法国海军就警告说，倘若不离开这片海域的话，“将出动驱逐舰”。

无奈之下，“北光丸”只好在暮色中怏怏而去。此后两天，尽管他们沿着约定航线缓缓行驶，却始终不能在茫茫大海中发现那艘小船。到4月28日深夜，影佐祯昭、丸山准尉都开始疑神疑鬼了，他们要么怀疑汪精卫已遭到军统特务的暗杀，要么认为很可能发生了船沉人亡的惨剧。这时候，犬养健依旧不肯死心，他找到了“北光丸”的船长，询问是否还有别的办法；而那个船长告诉他，现在可以再次进行无线呼叫了，“因为北光丸安装的无线电发报机是莫尔斯式，属于最早的样式，因此，电波传播距离并不十分远”，已经可以避开法国海军的监控了。但一喜之下，还有一惊一乍。那个船长同时也谈道，“能否与他们联系上，就看明天最后一天了，因为明天北光丸就将完全通过海南岛外海岸”。

第四天，4月29日，恰值裕仁天皇的生日，“北光丸”的桅杆上升起了国旗，“因为要庆祝，给每个船员都发了水果和罐头”。就是这一天，奇迹出现了。

从凌晨开始，犬养健就寸步不离报务室，看着发报员进行不间断的呼叫。这时候，“北光丸”已渐渐驶出了约定航线，却也摆脱了山岳隔绝、法国海军信号干扰的障碍。大约下午三点钟，报务员的脸上突然露出惊喜交集的表情；又片刻后，他将耳机递给犬养健，让他倾听着“冯-福林哈芳”号的回电：“我方安全、安全”……渐渐地，这个信号越来越清晰。在研究了海图后，船长发去了一个消息，约定次日一早在汕头附近的碣石湾海域会合。

原来，为准备淡水、食品和雇用几名安南籍船员，4月25日那天“冯-福林哈芳”号就耽搁了几个小时。而在当天深夜出航后，他们发现这艘船不仅太小，而且太老，“原说时速能开到八海里，但实际最大时速只能开到七海里”。这么一来，当他们赶到卡特巴岛附近时，已经是4月26日的入夜时分了，偏偏当时海上又起了大雾，他们没能找到“北光丸”，“只好从海南岛内侧的海峡通行”。十余年后，犬养健谈起了次日也就是4月30日他们在碣石湾海域会合的情景：“好容易到了中午，‘冯-福林哈芳’号终于出现在海湾入口处了。这只法国小船遇到一点儿风浪，就激烈地上下颠簸，在浪涛中挣扎着迂回前进。这种船只在海岸线附近航行都是勉强的，又何况是进入中国海？……”

这么一来，汪精卫只能抛弃他“不坐日本船”的诺言了。这一天，见到“北光丸”后，汪精卫就派出船上16名乘客中的两个壮劳力，陈昌祖和周隆庠，划一条橡皮舟靠近“北光丸”。登上“北光丸”后，周隆庠就气喘吁吁地说：“那只小船也没有用了，船上大部分人都晕船躺在那儿。在这个海湾上费点事，把我们小船上的人都移到北光丸上吧！”犬养健后来谈道：“就这样，汪精卫一行十六人，全上了我们的船。”

考虑到此后几年汪精卫的际遇，考虑到中国的一句俗语，“上了贼船”，这个发生在汕头海域的插曲真可谓意味深长。而在“北光丸”再次起航后，在无边的晚霞中，在浩浩茫茫的大海上，汪精卫与影佐祯昭、犬养健开始了连续几天的诚挚交谈。犬养健后来回忆说：“每当夕阳落下，我们便把藤椅拿到后甲板上，轻松地交谈起来。时而谈起工作，时而又闲聊一阵。海上的落日、波涛的起伏、发动机的轰鸣，还有追赶轮船的海豚，一切都使人感到快活……海风不断吹着汪的头发，但他还是和我们交谈有关今后和平运动的方法……”（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后来的历史表明，在汪精卫的一生中，这是他最后几次满怀希冀、饱含深情的谈话。

4

1939年4月30日傍晚，也就是踏上“北光丸”后的第一个傍晚，汪精卫就提出了在沦陷区建立“和平政府”的要求。他说：“事实上，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方针一直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组织和平团体，借言论的力量和重庆抗战理论斗争的。但纵观今后的形势，仅以言论促使对方转到和平方面来，非常困难。我想，现在倒不如直接建立和平政府，以事实来证明，只要日华两国真正携手，就能顺利实现东亚和平。这个意见怎么样？请毫不客气地表示你们的意见……”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仅仅十余天前，他不是还告诉影佐祯昭，无论日本对他的设想是什么，“准备以上述三个方案中的任何一个，按照日本方面的希望行动”吗？在踏上“北光丸”的第一天，他为什么就迫不及待地提出在沦陷区建立“和平政府”呢？考虑到今井武夫已升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考虑到他对“吴佩孚工作”的消极态度，以及这期间他和周佛海、梅思平等人的密切联系，那么，很可能，汪精卫已经知道了日本人对他“不是用成立中央政府来造成和平运动”的定位，并接受了周佛海的组府建议。否则，他不会说出“仅以言论非常困难”等话语。至于他所说的建立和平政府、“以事实来证明”，当然是出于对《第三次对华声明》的信心。他认为，只要日本人肯在沦陷区实行这份声明，那么，重庆方面所断言的日本旨在吞并中国以及“抗战到底”的论调，也就不攻自破了。

这个判断不能说全无道理。倘若日本人只以承认“满洲国”、吞并内蒙、垄断华北利权为满足的话，那么，哪怕在大后方，也会有为数不少的私下赞成和议者。但对此，影佐祯昭只是含含糊糊地表示：“诚然，这也确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受命专来帮助先生转移到安全地点而已，现在您所说的话，在公务上，我们没有回答的资格。”

但这个傍晚，影佐也没有完全地搪塞其事。或许是生性坦荡的缘故，或许是对汪精卫已产生了巨大的好感，他又谈道：“不过，作为和平运动的同志来相互交谈的话，我认为，首先要看日本政府是否实行近卫声明。对此，要好好加以研究，这是前提条件。”他提醒汪精卫，“假如日本政府在这一点上态度有所改变的话，那么先生的这个新建议很可能将完全失败……”

作为一名现役军官、身居中枢要职的日本人，影佐的这个暗示，堪称仁至义尽。但对此，汪精卫却丝毫没有觉察。他似乎沉浸进了曾仲鸣之死带来的种种偏执，沉浸进自己一厢情愿的期待和想象。他说：“我有同感。比如说，重庆当局还不信任贵国，他们认为日本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心中所想的却完全相反。各地希望和平的同志，如今踌躇不前，也是出自同一理由。《近卫声明》能否实行，这就是我们运动的分歧点。”他并且谈道，“近卫声明”的唯一遗憾，是没有公布撤兵日期，“（但）我相信，如果近卫声明如实兑现的话，重庆政府的抗日理论将失去根据，即使重庆政府也不得不随着舆论大势所趋，倾向和平……”

也就是说，影佐担心的是东京内阁不会兑现《近卫声明》，而汪精卫念念不忘的，却是重庆方面不肯相信《近卫声明》。这个鸿沟貌似微妙，实则天差地别。它不仅是汪精卫和蒋介石的重大分歧之一，它也是这个傍晚对话的最重大误会，乃至汪精卫踏上不归路的关键之一。犬养健后来谈道，这一天，由于连日奔波和晕船带来的疲惫，汪精卫早早就回船舱休息去了。

而此后几天，在浩瀚的中国海面，在“北光丸”的后甲板上，他们又一次次地进行着让影佐祯昭和犬养健刻骨铭心、终生感念的对话。

5月1日，南中国海风平浪静、星光灿烂。这一天，由于晚饭的拖延，他们很晚才来到甲板上。或许是经过一天的休息、汪精卫已经不再疲惫的缘故，或许是茫茫的海天、如画的景象，激发了这个革命者和诗人的种种情怀，这个晚上，汪精卫逸兴横飞，似乎直面着人生和天道。他首先平静而深情地谈起了自己的两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绝不与重庆政府作战。他说：“昨晚我发言时，忘了加一句话……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的军队，把我们看作日军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我是一定不会答应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

尽管所谓“和平政府”还遥遥无期，更不必说什么军队了，但这个晚上，它不仅感动了汪精卫自己，也感动了影佐和犬养。犬养健后来谈道：“汪精卫的这番表白，出自公的立场，是永远值得铭记的……他对亲信曾仲鸣的惨死感到非常悲愤，此后，从他个人来说，对于重庆政府的许多事他都感到仇视。但是这毕竟是私事，公的东西就是他方才的表白，它将在汪的整个一生中，约束汪的立场。”

如果考虑到此后六年多，汪记“和平建国军”果真几乎没有和重庆军队作战的话，那么，它是不是也能多少感染亿兆中国人呢？而在这个决定之后，则是功成身退、辞职以谢天下的自我表白。

汪精卫说：“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正如一向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为了实现全面和平，而别无它意。因此，只要能实现和平，今后中国政权由谁来掌握不是问题……倘若将来重庆政府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我将立即辞职，以表明我的心迹……”

换而言之，只要蒋介石肯接受“和平条件”，那么，他也愿意将所有权力交给这个让他无比憎恨、有着不共戴天大仇的对手。正值农历三月十二，恰是月将满而未满时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在这样的一个海上夜晚，在这种深情而如同诉说的表白中，谁会不相信这些话语发自肺腑呢？几年后，在南太平洋深处的腊包尔群岛，当影佐祯昭回忆起这个夜晚时，他依旧万分感动地写道：“如果汪的行动不是出于爱中国、爱东亚的赤诚，究竟是为什么呢？他的崇高精神、高洁人格，可以泣鬼神，真是不胜敬服感佩……”（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

这个晚上，汪精卫仿佛并非面对影佐和犬养，而是对着他身后的五千年与四万万、那亘古不变的海洋与大地，做出自己的承诺，表白着自己的心声。而在汪精卫回船舱休息后，影佐与犬养又在甲板上坐了很久，并且很少说话，只是默默地分享着彼此的敬意和感动。渐渐地，月亮落下去了；渐渐地，海上起雾了……在不知觉中，“北光丸”又驶入了又一个黎明。

次日，也就是5月2日，他们的话题更加高远、更显深情。就是这个晚上，影佐祯昭下定决心，要全力帮助汪精卫发起“和平政府”，而无论前途多么遥远，路途怎样艰难。他唯一没有考虑的是，汪精卫要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和平政府”。

这一天，已经是农历三月十三了，星月更加璀璨，海风更为宜人。这个晚上，他们首先谈起了汪精卫的早年岁月，那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炽烈激情。这么一来，那些星光般的名字，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秋瑾、徐锡麟，以及还活着的戴季陶、张继、居正、李烈钧……都一一地出现在他们的话题里了。他们不时深情讲述，不时哈哈大笑。而在话题渐渐深入之际，影佐突然若有所思地问：“听了您方才的话，我想问问您，那些对日本相当有感情的长者们，这回为什么又站在抗战的前列？（觉得日本）可爱之余而更觉可憎？例如，今年一月国民党做出开除汪先生的决议时，那些长者的态度不是很强硬吗？”（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这的确是个值得日本人一再回味、长久反省的问题。从明治时代的励精图治、泱泱风范，到昭和时代的凶残蛮横、动乱不已，这中间日本走过了怎样的道路？但这一天，汪精卫对此的理解显然不同于他人。他略显惆怅地说：“他们毕竟不了解日本真正的动向。一到内地，了解的机会就没有了。这样的人在重庆特别多呀！”

他仿佛面对着东京、面对着重庆，从容而不无伤感地谈道：“有一点，希望日本人很好地理解：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都是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对国家的热爱……现在从中国国民的主流民意来讲，哪怕是内地一两个省因抗战而生存下来，人们也会确信，它将来必成为国家复兴的根据地。这种主张最容易使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热血沸腾。”

在河内度过一百二十八天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日子后，他终于承认了，四万万中国人大多主战、大多不愿接受屈辱的和平。他异常“宽容”地表示，“倘若青年们没有这样旺盛的精神，中国的将来和亚洲的将来也就令人担心了”；他无比平静地谈道，“由于这些缘故，在我们和平运动的征途上会遭受到相当的责难，要经常不断地被骂为卖国贼、汉奸。但我已做好了挨骂的思想准备……”

说到这里时，他的眼睛中忽然焕发出一种奇异的神采，仿佛看到了一种遥远的景象，未来的那个文明、雄健、光华、灿烂的新中国。他说：“我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与我们约定的那样实行，在中国（得到）广泛宣传。那时，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才会放射出异彩。”

他说：“那时，我们才能与抗日的青年们见面，互相笑着说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一切都是为了落后的中国，一切都是为了亚洲的繁荣。”

他并且谈道：“这就是我唯一的心愿……”

如此真挚、深沉而又志存高远，它仿佛是一种赤子的倾诉，是人间罕见的天籁。难怪乎，在听到这些话后，影佐、犬养都深深动容，久久没有说话。犬养健后来谈道：“汪的语调低缓而渐渐带有激情。他的声音仿佛渗透到浪花飞溅的各个甲板的角落，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这激情打动了。好长一会儿，谁也没有说话。”

而在长时间的彼此凝视、笑中含泪之后，影佐终于开口了。他以一种略显冒昧的方式，问起了蒋汪关系的变奏，问起了过去十余年国民党的分合，乃至那不堪回首的行政院往事。他说：“先生，当然，询问这样的事颇有点失礼……我们日本人中有人批评先生缺乏政治气节，说本来大家认为汪精卫会与蒋介石合作时，却离开了；而大家认为会离开的时候，却又合作了。这一点，您能亲自给我说说吗？”

这个问题，无疑和东京政界盛传的蒋汪“唱双簧”的论调有关，但它更因为影佐对“和平政府”尚存着最后一丝疑虑。对此，汪精卫和蔼地笑了。他说：“不错，是有人这么批评我……（不过）至少在我们意见一致时，我没有和他分开过。”

这些“意见一致”的时候，分别在哪些年头呢？1927年7月，当他截获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密电、认为共产党并没有国共合作诚意时，他断然下令“清共”，由此开始了宁汉合流的过程。1933年7月，在长城抗战伤亡惨重、而中国红军席卷长江的内忧外患中，他决定与蒋介石联手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并由此开始了谤满天下的苦痛心路……几乎可以概括，在过去的十余年，在他和蒋介石的分分合合中，共产党和日本问题始终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蒋介石有时为权力，有时为大局，但他却是一以贯之的。他谈道：“特别是蒋介石愿同日本合作时，我始终是赞成支持的。我本人德不高、识不广，只是因为我是孙文先生的忠实弟子，而担负着重任。出自这种心情，在签订《何梅协定》时，我的全部责任是使协定成立……不幸，我的做法遭到强烈反对，我本人受到狙击、负了重伤，不得已退出政府，实在太遗憾了……”

这些当然都是事实。但他并没有谈到的是，正是《何梅协定》，使他与蒋介石在对日政策上出现了重大分歧：蒋介石认为日本的要求是无止境的，为此开始和苏俄商谈收编红军，一致对日，而他却依旧认为苏俄靠不住，共产党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他更没有谈到的是，就在他身中三枪、赴法疗养的大半年中，一切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从“一二·九”运动到“西安事变”，不仅伏笔了中日战争的爆发，更伏笔了两年后他逃出重庆、对日媾和……至少在曾仲鸣死去之前，先安内、后攘外，就是他发起“和平运动”的最大动因。

这些话语，让影佐祯昭更增添了对他的敬意。在下定决心、倾力帮助汪精卫发起“和平政府”之余，他问起了这个晚上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的船明天要到基隆港补充给养，这样的话，到上海大约还需要五六天。今后您有什么打算吗？”

汪精卫回答：“我想在下月去东京，会见以平沼首相为首的贵国要人，直接坦率地交换意见。不过，对这个计划，我们内部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划分一下的话，在香港的同志多数认为为时尚早……不管怎样，等我与上海的同志商谈之后再与你们联系吧……”

这个回答，表明汪精卫已接受了周佛海的建议，只是他还想尽力说服陈公博、高宗武、陶希圣等人罢了。就在这个表态中，这个夜晚的谈话结束了，而“北光丸”也渐渐驶近基隆港了。

5月3日清晨，在“北光丸”驶过南海、驶过大半个台湾海峡后，远远地，一片陆地出现了。那就是当时飘扬着太阳旗的基隆。这一天，在淡淡的晨雾中、在初初升起的太阳照耀下，码头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身影。他不断地向“北光丸”挥手，试图让船上的人早一刻看到他。他显得激动而焦灼，仿佛他有着不容耽搁分秒的急务那样。

这个人就是“和平运动”的最早发起人之一西义显。

“北光丸”的进入基隆港，与汪精卫一行的上船有关。早在九州大牟田港出发时，“北光丸”就储备了大量日本大米；但由于汪精卫一行人数众多，同时吃腻了东南亚一年三季、生长迅速的香米，几乎人人都变得饭量惊人。这么一来，短短三天之内，日本大米就所剩无几了。影佐祯昭为此决定在基隆稍事休息，补充一些大米和淡水。

但这个临时动议，却导致了西义显的出现，以及他对汪精卫的苦苦劝说。

大约4月下旬，在上海日租界，西义显就和周佛海见过面了。在得知他的“和平政府”计划后，西义显大吃一惊。他提醒周佛海：“您想想，进入日军的占领区，在日军庇护下建立政府，这能获得民族主义的中国民众赞同吗？要是这样的话，恐怕就没必要请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汪先生出场了，完全可以让以前所建立的临时政府以及维新政府来领导。”他并且谈道，这个计划与“和平第三方案”完全不同，“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的话，生杀予夺之权都在日军手里……这样一来，甚至能否组成一个像样的政府也是成问题的……”（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所谓“像样的政府”，指的是避免成为日本的傀儡。但对这些言之成理、一目了然的提醒，周佛海却极尽敷衍狡辩之能事。他说：“您的反对意见确实可贵，但是，单凭单纯的理想主义，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他说，“即使高宗武的‘第三势力’方案实行，也是请求日军发动牵制作战。既然已经请日军牵制作战，那么，到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不是一样的事吗？”他并且谈到自己对“和平政府”的设想：既然和平遥遥无期，“不如尽早建立中国人的政府，归还被日军占领的工厂、商店和房屋，搞些实际的、与民众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政治，这对现实主义的中国人来说是更有吸引力的”，凡此种种，都让西义显无话可说。在得知“北光丸”将在基隆停泊后，他就赶到这里来，试图劝说汪精卫打消这个念头。

他终于等来了“北光丸”，等来了与他尚未谋面、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因为他沦落至此的汪精卫。这个清晨，当“北光丸”停靠基隆码头、他通过长长的栈桥走进船长室时，汪精卫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亲切地称呼说：“哦，太郎。”

这个很久以前拟定的代号，让西义显百感交集，他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在无比激荡的心情中，他代表日本，向汪精卫提出了一个请求。

他说：“既然先生把《近卫声明》视为日本民族可信的一种标志，那么，也请允许我们把毅然脱离了中国抗战阵营的您，视为中国民族可信的见证人吧！从我们自身的立场来说，《近卫声明》只是日本最低限度的自我约束，是实现日中和平的最低标准……但是，既然出现了像先生这样伟大的人物，我们就没有必要拘泥于这种最低限度的标准了。（日本）应相信中国人是可信任的，并将长城以南的中国领土无条件地交还中国。”

他说：“日中之间的永久和平，只能由此求得。新的东亚，也只能由此得到建立的基础。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一直忧虑，如果日本不承认中国的独立，那么它将在世界上很难生存下去，并会成为连生存价值都没有的民族。因此，我作为一个日本人而特别恳求先生的，并不是先生把和平运动的目标局限在《近卫声明》的低水平上，而是指向重庆，指向日本应该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地归还中国的全部领土。”

他甚至表示：“如果日本政府不肯答应这一点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恳求先生回到重庆，与您的同胞一起，继续和挑起了这场错误战争并侵略了中国的日本作战。只有这样，东亚才能实现它真正的和平。”（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犬养健后来谈道，在说完这些话后，“西义显抓住影佐的手，又眼泪汪汪地向影佐诉说衷情”。而在恳求影佐不要赞助一个沦陷区的“和平政府”、不要让一切无可挽回后，他向汪精卫深深鞠躬，而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北光丸”。在他的身影背后，影佐叹息道：“健先生，我们受责备了吧？”

影佐又无比羡慕地说了一句：“西君真自由啊！……”

也是这一天，在基隆，汪精卫收到了龙云的“冬电”，并写出了一首在惨淡中有着微茫希望的《舟夜》。

这封电报，是龙云5月2日所发。电报的开篇，龙云首先以谦恭而克制的语气，撇清了他和汪精卫的种种关系：“一别屡月，音候鲜通，南天引领，时萦怀念。前次台从经滇，来去忽忽，深以未得晰聆教言、一倾积愫为憾……孰料我公行抵河内，突然发布艳电主张，局外视听，同深骇异。于时各方群起责难，对公不谅。云尚以为我公志在救国、动机纯洁，不疑有何苦衷所在，终当为人所谅。故未随同交摘，致外界对云不无猜测……”

也就是说，过去几个月，他们素无交往。而因为他不肯通电讨伐汪精卫，以致外界议论纷纷，他深陷是非旋涡中。紧接着，他谈到3月21日的高朗街事件，谈起了他们在汪精卫离开河内后的唯一交道，以及汪精卫3月30日的书信。

他说，“河内不幸事件发生，仲鸣惨死，闻之悼惜”；他说，“当以滇越密迩，道履幸告无恙，受惊在所不免，因派李主任鸿谟前往慰问”；他说，“乃蒙手赐复书三月三十日函，附以港报《举一个例》云云。展诵廻環，弥深诧骇！觉云虽知公，而公未能知我；抑云虽爱公，而公不能爱云以德，诚不胜叹惋之至……”

既然龙云一再强调他与汪精卫并没有往来，他为什么又主动谈到他委派李鸿谟前往探视，并收到汪精卫的书信呢？原来，几乎是李鸿谟刚刚上路，军统特务就尾随他到河内；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与陈昌祖一样，李鸿谟带回的那封汪精卫书信，不知道怎么也被军统特务拍成了照片，并上报蒋介石。看到信后，蒋介石决定和龙云摊牌了。在白崇禧、李宗仁之后，他又委派李根源、唐生智两人前往云南，劝说龙云和汪精卫决裂。

作为滇军元老、蔡锷的左膀右臂，这一次，李根源明白地告诉龙云，汪精卫的那封信已落入了蒋介石的手中。他虽然没说蒋介石也掌握了他和汪精卫私相授受的证据，但这种敲山震虎、含而不发，更让龙云感到惊悚。与此同时，作为粤军元老、曾长期追随汪精卫反蒋的赋闲将领，唐生智的劝告似乎更有说服力。4月22日，在给蒋介石的电报里，唐生智谈道：“午后一时半安抵昆明，傍晚志舟兄来舍畅叙甚久……职谓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尤喜玩弄军人。职十六、十八两年，吃亏上当经过详细告之。并告以向华、伯陵不信任汪，及在抗战期间，忠奸不两立之种种……”（秦孝仪主编，《傀儡组织》）

所谓“向华”“伯陵”，就是张发奎和薛岳。如果说，唐生智所说的汪精卫“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毫无疑问是诋毁污蔑并有着墙倒众人推的色彩的话，那么，他所谈到的张发奎、薛岳的态度，也无疑极有分量。更不必说，倘若不和汪精卫划清界限的话，谁也不知道蒋介石会采取什么断然措施。

唐生智提出了三种方案供龙云选择。第一种，“邀汪来滇，但不作任何活动”。对此，龙云苦笑不已。直到3月30日，汪精卫还在那封书信里谈到，他愿意前来昆明，但前提是龙云响应“艳电”。在曾仲鸣身死、汪精卫悲愤已极的情况下，要他“不作任何活动”，又哪有可能？

第二种方案，“在云南发表汪函，申言忠奸不两立”。龙云断然拒绝。毕竟，他对汪精卫曾有过许诺，尽管《近卫声明》面目全非，但倘若落井下石的话，天下人将怎么看待自己？毕竟，自己和汪精卫毫无冲突，而与蒋介石却是虚与委蛇。更不必说，在那封书信里，汪精卫有着“不知先生布置如何”“日本已有迫不及待之势”等字样，公布这些内容的话，岂不是承认自己和汪精卫牵连极深？

至于第三种方案，“正式呈请中央发表汪函”，龙云更认为比在云南单独发表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又何况，蒋介石的这个建议，有着逼迫他呈递“投名状”的色彩……

在几天的斟酌后，龙云提出，他愿意在云南发表公开谈话，“声明拥护领袖抗战到底，指斥和议，但不提汪函事”。这时候，或许是出于见好就收的心思，或许是考虑到云南的重要地位，蒋介石答应了。但他还有一个附带条件，那就是给汪精卫一封回电，“表示不以汪函所言为然，同时对汪加以正言规劝”。对这个并不苛刻、同时能让自己置身事外的要求，龙云没有理由推托。5月2日也就是电报代韵的“冬”日，他终于发出这封电报了。

电报的末尾，龙云表明了自己绝不相从的立场。他说：“《举一个例》文中将国家机密泄露中外、布之敌人，此已为国民对国家初步道德所不许；至赐书，则欲云背离党国、破坏统一，毁灭全民牺牲之代价，反举国共定国策，此何等事！”他说，“良知所在，纵极爱于我公，亦不能不深慨公之未为知我，更不能不为公之前途痛惜而畏惧也。”他说，“云为公计，此时千万勿动于激愤，勿惑于左右，屏除客气，恢复灵明，则公之胸怀终可见谅于抗战胜利之日……愚见之直，敢附诤友之列，以尽最后之一言。知我罪我，唯公裁之……”（秦孝仪主编，《傀儡组织》）

在几百上千封各界通电中，倒是龙云的这一篇迫于无奈、处处谎言的电文，最为文采飞扬、最显情真意挚。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没有人知道汪精卫做何感想。但这个晚上，他在“北光丸”上写下的一首《舟夜》，或许折射了他的些许心情：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柁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也就是说，尽管风波险恶、前路艰难，但他仍然有着残余的希望，仍然认为自己的孤寂沉沦、孑然一身，只是“未尽心”的结果。他不怨天，不尤人，甚至也不愿像青年时那样，以慷慨的一死去照亮自己的生命，去焕发那照耀史册的光芒。因为，那么做虽说成全了自己，但留下这满目疮痍的大地、无比苦难的苍生，岂不也是逃避责任？

两年后，在《述思》一文中，他更明白地谈到当时的心情。他说：“诗中前面的几句，都是歌咏当时的景象；后面的几句，是那个时候，想到了晋代征西大将军桓温登高以望彼方、慨然而造的文句……这次的战争，不是我们的责任，是谁的责任？文天祥的诗，有这么的句子，‘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虽则没说死是报国最后的一刹那，但是，他也没有说报国是可以一死以了责任的。这一点，是很值得慎重考虑的。”

就在这样的惨淡心事、微茫希望中，1939年5月4日，“北光丸”又驶离基隆港，驶向茫茫大海了。此后两天，它开过台湾海峡的最北端，开过舟山群岛附近的航线，开向了上海吴淞码头。犬养健后来谈道：“两天后的傍晚，北光丸驶进长江那浩瀚的河口，然后向左拐进入黄浦江，在上海市郊的吴淞口暂时停泊了……”（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第十二章 “沪西76号”

1

汪精卫抵达上海，“标志着汪记运动‘无罪时期’的结束”。几十年后，他的一名追随者写道：“汪氏在上海那一段时期，尽管对外标榜的是和平运动，但敏感的上海人，都明白将是在沦陷区建立政权的前奏。”美国学者约翰·博伊尔也认为：“尽管和平运动的美丽词藻继续在强调抵抗无益、和谈必要等等……（但）不管它的话讲得多么好听，不管它的领导人意图如何，汪记运动的首要目标，已日益变成夺取权力了。”（约翰·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从进入沦陷区到建立汪伪政权，汪精卫在上海整整逗留了十个多月。但他在上海的最初夜晚，却并不是在他法租界的旧宅或日本人为他准备的公共租界新居中度过的。从1939年5月6日到5月8日，他始终停留在“北光丸”上，不曾上岸。

之所以如此，与他的行踪泄露、大批记者聚集在虹口码头以及他进入市区的必经之路上有关。早在4月24日，也就是周佛海、梅思平抵达上海几天后，租界就盛传着这一行人中包括汪精卫，“正与日本派来的次官级要人，在极秘密地进行折冲中”；次日，路透社又发布消息，“汪氏于四月中旬来上海，住礼查饭店中”。及至5月，各方消息更是五花八门、光怪陆离，有的说他是乘坐意大利轮船“康脱罗素号”进入上海的，有的说他已搭乘飞机前往日本与平沼骐一郎谈判……但，5月5日也就是“北光丸”开进长江口前夜，《朝日新闻》驻上海办事处却得到确凿消息，说汪精卫乘坐的轮船将于次日抵靠虹口码头。为抢到独家新闻，几十名记者倾巢而出，一大早就在虹口码头和几处路口苦苦守候着。

为保证汪精卫的安全，也是5月6日清晨，上海宪兵队的塚本大尉给影佐祯昭发出了一份急电，“大陆上有些紧急情况……请北光丸在吴淞炮台下边稍停”。及至当天傍晚，当“北光丸”停泊吴淞码头时，塚本又乘坐一艘汽艇全速赶来，上船与影佐商议起了对策。三言两语的交谈后，他们很快做出了两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使用障眼法引开那些记者，以免后患无穷。这个黄昏，在塚本的安排下，陈昌祖以及陈璧君的两个侄子坐上了一部汽车，“车子左右以及后面都挂上了当时高级车辆必须要挂的浅色窗帘”；紧接着，汽车急速向市区驶去，并果真吸引了大批守候已久的记者。犬养健后来谈道：“大概以为车子里坐的就是汪精卫，朝日新闻社的四五辆汽车以及摩托车都紧紧地跟在后面。最后，塚本和部下所乘的汽车开向市区的大街，消失在车群中。”

而在引开记者之后，则是让汪精卫和陈璧君在“北光丸”上过夜，以避过这个风头。至于何时上岸，还需要影佐和周佛海、梅思平商量后再定行止。这一天晚上，在周隆庠的陪同下，影佐、犬养来到了重光堂，并见到了周佛海、梅思平以及一天前刚刚抵达上海的高宗武。十余年后，犬养健写下了他对周佛海的最初印象：“在重光堂等候我们的中国同志中，第一次与我们见面的只有周佛海一个人。他高个子、大眼睛，说话快，动作活泼，是一个典型的湖南人。”（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就这样，在“北光丸”上，汪精卫迎来他进入沦陷区后的第一个夜晚。而次日清晨，当缓缓升起的朝阳照耀着江面，照耀着那艘载重量五千余吨、将他从南中国海送到沦陷区的货轮时，他又产生了一个新动议：不上岸、“原船去东京”，以避免过早地蒙上进入沦陷区的污名。

这个消息让影佐祯昭大吃一惊。十余天前，在河内高朗街的寓所，不是汪精卫自己提出来要去上海从事“和平运动”的吗？过去几天，他不是还在船上一次次地进行着饱含深情、有着“虽九死而犹未悔”勇气的表白吗？那么，在“北光丸”抵达上海的这一刻，他为什么又决定不上岸了呢？……一时之间，影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三人匆匆赶往吴淞口，决定上船去问个究竟。

踏上“北光丸”后，汪精卫的一席话更让他不知所措。高宗武后来谈道：“汪提议说，他要亲自到东京去一次，可坐原船去，比下来住在上海好。若东京有诚意有办法，我们就继续努力，否则就停止算了。”（《高宗武回忆录》）

原来，在行将进入沦陷区、从清白之躯沦为有罪之身的这一刻，他到底又一次畏缩了。原来，困居河内的四个多月，到底也不是毫无影响，以至于他再次质疑起了日本的“诚意”和“办法”。毕竟，纸包不住火，一旦踏上上海的土地，他就没有回头路了；毕竟，《第三次对华声明》说辞太笼统，条件太含糊，而过去的四个多月，东京又发生了太多的变故。他已经失去党籍，为千夫所指，有国难归，前途茫茫，到了这个地步，他再也错不起了。

他只想放船直航东京，向平沼骐一郎、板垣征四郎问个明白，日本对中国究竟意欲何为？它愿意开出怎样的和平条件？他只想尽快给自己以及这场渐行渐远的“和平运动”一个交代：如果日本真的把中国视为一致对苏、彻底剿灭共产党的盟友的话，那他就继续干下去，而无论成败、毁誉和千秋功罪；但如果日本的条件将危及中国的生存和独立的话，欧洲、东南亚乃至美洲，这么广袤的天地，哪里不能作为自己寥寥残生的栖身之所呢？这一艘“北光丸”，将载着他和他的家人，从大地的这一头漂泊向那一头。

又何止于此？这一天，在表达过自己的质疑和打算后，汪精卫又谈道，究竟是不是原船去东京，“要高宗武替他决定”。而众所周知，过去的一个多月，高宗武已经从汪记“和平运动”的始作俑者之一，变成它最坚决的反对者了。这句话折射了汪精卫内心的真实倾向：他甚至不愿“原船去东京”、不愿知道日本人的底牌了。在他那无比微妙的心中，他其实更希望“停止算了”……

所有这些，都让影佐祯昭无从劝起。毕竟，任何选择都必须让汪精卫出于自愿，这是他对自己新使命的底线。而在几分钟的沉默后，高宗武终于开口了。

高宗武说：“只有一个条件，你可以到东京去。”

高宗武说：“就是你准备把日本的和平条件拿到手之后，马上飞回重庆去……不然东京是去不得的。”

高宗武最后谈道，如果汪精卫愿意这么做的话，“没有人和你同行，我可以陪你到重庆去”（《高宗武回忆录》）。

这个建议，语惊四座。仅仅一个多月前，大批军统特务不是还追杀到河内，并导致曾仲鸣的惨死吗？在那个噩梦般的夜晚后，汪精卫不是接连发表了《举一个例》《答华侨某君书》等文章，以示与重庆的公开决裂吗？更不必说，在被开除党籍、千夫所指之后，哪怕他视死如归，他又有什么脸面再踏入那个象征着抗战、大多数人都已对他满怀敌意的城市？

但在高宗武看来，这却是汪记“和平运动”的唯一生路。只有这么做，汪精卫才能向天下后世表明自己的心迹，那就是他逃出重庆对日主和，并不是为了个人野心。这么一来，四万万中国人也能重新审视自己的道路，那就是日本人的条件将导致亡国灭种的话，他们的牺牲与死难、颠沛和流离，也就有了为后世开太平的意义；而倘若日本果真具有谋和诚意的话，他们也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命运。功过与利弊、对错和是非，一切都可以付诸公论。退一万步说，哪怕大后方民众仍然不能谅解汪精卫，他的含辛茹苦也足以让自己心安理得，并多少慰安曾仲鸣的亡魂了。

在汪记“和平运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这个手笔不仅可以死中求活，甚至有可能化腐朽为神奇。它的最大前提，是汪精卫抛却包括死生、颜面、恩仇、毁誉在内的一切世俗羁绊，心无挂碍，自由超脱，从而将自己炽烈的心、高洁的志、纯净的灵魂以及赤子般的情怀，直接呈现在亿兆苍生和铮铮史册面前。汪精卫做得到吗？

没有人知道当时汪精卫的所思所想，但陈璧君很快表示了反对。陈璧君厉声说：“你是想把汪先生送到重庆去受罪。人家想杀汪先生都杀不到，你竟主张把汪先生送去，这个办法我不赞成！”而对此，高宗武据理力争：“只有这个办法。汪先生和普通人不同，他的行动和我不同，要特别慎重。就是人家要杀我们，也只有让他们去杀，否则只有不去（日本）。我相信重庆不会杀汪先生，若汪先生有这样的精神，任何人不会杀汪先生的……”（高宗武，《日本真相》）

但“这样的精神”又谈何容易？高宗武后来谈道，对这个建议，汪精卫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在这紧张的空气中，我们的讨论毫无结果”。

在这场无疾而终的争辩后，这一天，“北光丸”又先后迎来了三拨客人。在接见过这些客人后，汪精卫不仅打消了“原船去东京”的念头，他还接受了影佐祯昭的建议：先上岸，在上海等待东京内阁的访日邀请。

第一个客人，是日本最重要的“谋略军官”之一、时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的今井武夫。4月30日，几乎是汪精卫刚刚踏上“北光丸”、表达了在沦陷区建立“和平政府”的意愿，影佐就给今井拍发了一份急电，让他来上海和汪精卫见面。这一天，影佐告诉汪精卫，今井已经赶到上海了，无论他要访问日本还是在沦陷区建立政权，都可以通过负责中国事务的今井向东京转达。

这个安排让汪精卫无法拒绝。毕竟，所谓“原船去东京”，只是他内心不安的产物；毕竟，哪怕日本人再有“诚意”和“办法”，必要的知会、沟通与准备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这个上午，在那个时年四十一岁的“中国通”、从卢沟桥事变起就不断寻求着媾和途径的少壮军官登上“北光丸”后，他又一次不厌其烦地说起了自己的立场、希望、要求和愿景。

这些内容大多是老生常谈。汪精卫首先表示，他是中日战争自始至终的反对者，过去一年多，他试图以言论手段让重庆改变抗战立场，却不幸失败了，“因此今后考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自己建立和平政府，使日华提携成为现实”。他说，这个政府存在的意义，是“向一般国民证明抗战是毫无意义之举”。

那么，怎样才能让四万万人相信抗战毫无意义、剿灭共产党才是当务之急呢？汪精卫认为，它的最大关键，是日本不折不扣地实行《第三次对华声明》，“使四万万中国人知晓日本的政策不是侵略性的”。在此之下，它需要发起汪记“国民党”，这个“国民党”主张中日和平，并主要在沦陷区活动；它需要建设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将不会和重庆作战，却可以促使它转向和平；它还需要以继承中华民国法统的面貌出现，无论国民政府的名称、三民主义的纲领还是青天白日旗的标识、“还都南京”的形式，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作为这一切的前提，当然是汪精卫的访问日本。他说：“为了建立和平政府，首先亲自赴日，同日本当权的人士交换意见，然后再作最后的决定……”（《今井武夫回忆录》）

今井武夫后来谈道：“我从汪那里听到了上述的计划和腹稿以后，急忙回到东京，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次长提出报告。”而日本战史也记载说：“5月6日，今井大佐为迎汪来到上海……在这里第一次得知汪有意在占领区建立政权。遂急忙回到东京，5月11日把汪来日本的用意向省、部首脑作了报告。”（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而在今井武夫之后，这一天踏上“北光丸”的又一个客人，是汪精卫干亲，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的褚民谊。

褚民谊，1884年生，浙江吴兴人。作为老同盟会会员，早在1911年他就结识了汪精卫。这一年年底，在黄兴的介绍下，他们在上海几次长谈，并且一见如故。不久后，汪精卫又亲自为他保媒，让他迎娶了陈璧君之母卫月朗的侍婢兼养女陈舜贞，两人从此成为干连襟。此后二十余年，他度过了与汪精卫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的大半生。

这种亦步亦趋、如影随形，贯穿了褚民谊的主要社会活动。1915年，汪精卫在法国发起“华法教育会”时，褚民谊也来到巴黎，并出任华法教育会秘书长；1920年，汪精卫参与创办里昂中法大学时，褚民谊是这所影响深远的大学的副校长；及至1925年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后，褚民谊也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医学博士的身份，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广东大学代理校长，由此步入政界……但与他的博士论文《兔阴期变论》——以兔子的发情期作为研究对象一样，他的从政生涯，却笑话一个接着一个。

作为汪系在陈公博、顾孟余之下的又一个重要人物，褚民谊以好脾气、笨脑筋、冬烘气十足同时笑料百出著称。这些笑料，在1932年1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而褚民谊也成为行政院秘书长后达到了顶峰。或许是出身中医世家的缘故，在三年多的任期内，他不遗余力地推行着种种“国术”，诸如踢毽子、放风筝、练太极操、唱昆曲等，被时论讥为“不务正业”“三子（毽子、鹞子、戏子）秘书长”。他虽然抱残守缺，认为足球、跑步等西式体育运动太过剧烈、有违天道，却偏偏对游泳情有独钟。只是这种个人偏好又未免过了头，以至于他闹过一个大笑话：1933年10月，在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来自广东、绰号“美人鱼”的杨秀琼一举囊括了全部女子游泳金牌，成为名噪一时的明星级人物；而为了表明自己对游泳运动的重视，褚民谊不甘落后，亲自执鞭驾马，让杨秀琼坐在马车上游览了大半个南京城。消息传出后，南京万人空巷，人人争看这出西洋景。在舆论界纷纷引为笑柄之际，国民政府监察院到底也坐不住了，他们给了褚民谊以不顾体统、“有辱官声”的弹劾……

汪精卫发出“艳电”后，一开始，褚民谊并没有下水。恰恰相反，在舆论界的压力下，他还在上海各报刊登了这样的声明，“亲戚归亲戚，政治归政治……绝无参加之意”。但在汪精卫发表了《举一个例》《告华侨某君书》后，他那七窍只通了六窍的脑袋，又将这些言论视为金言玉语了。4月19日，也就是周佛海、梅思平抵达上海那天，他就应大夏大学校长、早早响应了“艳电”的傅式说邀请，一同前往虹口码头迎接这两个人。虽说土肥原机关的晴气庆胤捷足先登，让他们落了个空，但几天后，当这两个人上门游说时，他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却也已经蠢蠢欲动了。

这一天，为拉拢褚民谊入伙，汪精卫强打精神，说了一大通话。褚民谊后来谈道：“首先说明其从战争中救国家、从水火中救民族之抱负，次即说明其与蒋委员长谈话之经过。”（褚民谊，《参加和运自述》）一如他所料，褚民谊很快毕恭毕敬地开口了，“对汪先生的主张，我早有同感”。他并且表示，由于中法国立工学院反日风气浓重，他将辞去院长职务，全力追随汪精卫从事“和平运动”。

就这样，在罗君强、叶蓬、胡兰成等人之后，汪记“和平运动”又多了一个地位堪比梅思平、陶希圣的要角了。但说到权力之显赫、流毒之深远，褚民谊却远不能与随后拜访汪精卫的两个客人相提并论。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两个人以狠毒的心肠、血腥的手段，以及种种无法无天的行径，为汪记“和平运动”涂抹了一层异常阴森、无比狰狞、令人谈虎色变的色彩。

那就是臭名昭著的“沪西76号”创始人李士群、丁默邨。

2

李士群，1905年生，浙江遂昌人。他自幼丧父，依靠母亲种田养蚕长大，曾是一个热烈而活泼的少年。大约1924年，他考入国共合办的上海大学，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后，他被派往苏联留学，成为党内颇受重视的一名青年才俊。

在国共分裂后的“清党”时期，李士群曾有过七次入狱的记录。但对他一生有着重大影响的，却是他的上级、密友苏成德的出卖。1932秋天，曾在中共中央特科任职的苏成德主动投敌，并协助国民党CC系逮捕了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在内的几百名共产党人，李士群也在其中。作为苏成德留苏期间的同寝室知交，李士群由此产生了深重的幻灭感。在目睹了人性之恶后，他不仅办理了“自新”手续，摇身变为CC系“调查科”的上海区直属情报员；还被诱发出潜藏在灵魂深处的种种丑陋，从此变得毫无廉耻、不择手段、嗜血冷漠、冒险进取。

但他作为CC系特务的六年生涯，却极不得志。因为涉嫌暗杀他的上级、“调查科”上海区区长马绍武，他曾被CC系以“家规”严刑逼供，直到他妻子叶吉卿变卖家产、四处行贿后才得以释放。中日战争爆发时，他已经三十二岁了，却依然只是一名普通的情报员。更要命的是，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他受命潜伏南京，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谁也没有想到，次年也就是1938年夏秋，一系列预示着他人生转折的伏笔和际遇，悄悄地出现了。

这一年8、9月间，在武汉沦亡前夕，李士群被任命为株萍铁路党部特务室主任。六年辛劳，终于换来了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职，不知道李士群当时做何感想？但几乎刚刚接受委任，他就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选择：携带川资、特务室的所有经费，一路经昆明过河内逃往香港；几天后，他就在香港求见日本总领事中村丰一，表达了自己投靠日本、为虎作伥的决心。

对这个有悖人情常理的手笔，后人大多将之归结为武汉的沦陷、李士群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否则他为何不在潜伏南京期间投敌？为何会在获得升迁时冒险出逃？但这个说法忽略了更重大的、与李士群阅历密切相关的因素：因为苏成德的出卖，他看到了一个众生皆恶的世界，而不在乎投靠的对象是共产党、国民党还是日本人了；长期的郁郁不得志，让他愿意以一切为赌注，包括生命、人世的欢愉以及残存的廉耻感，去换取哪怕一天的扬眉吐气。不久后，他对人这样吐露着自己的心迹：“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我们都是没有根基的人，到重庆是同别人竞争不过的。蒋介石依靠英、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汪曼云、马啸天，《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

对中日战争谁胜谁负、自己会不会身败名裂，他其实不太在乎。所谓战局的不利、日军的节节取胜，只不过是在此之下的一个次要考量罢了。而在见到中村丰一后，一个改变他命运的细节也出现了：中村并不嫌弃他地位卑微，一无所有，只是考虑到他在香港人地两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为此劝说他前往上海。与此同时，他也写了一封给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的推荐信，让清水接纳李士群。就连李士群自己也没有想到，恰恰是这个貌似微不足道的际遇，伏笔了“沪西76号”的出现和他的一时显赫。

一开始，清水并没有把李士群放在眼里。碍着中村丰一的情面，他给李士群安排了一份跑腿打杂、充当街头“包打听”的差使，每月津贴不过区区30日元。但李士群并不气馁，他先是依靠自己从大后方带出来的那笔钱，拉拢了一帮流氓恶棍、帮会成员，作为自己的最初班底；与此同时，他又利用自己的CC系六年经历和在地下上海的广泛关系，很快整理出了一份详尽的《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和《上海特工计划》，试图以此待价而沽，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不久后，在看到那份《一览表》时，土肥原机关的晴气庆胤感慨地说：“这张表详尽备至，是我迄今见到的和听到的日本方面的调查所无法比拟的。”至于那份《上海特工计划》，“这是一个以牙还牙、以恐怖对恐怖、以枪对枪的计划……我仅仅看了看排列在纸面上的文字就不寒而栗了。它是要把现今社会变成血海地狱，除了滥用武力外一无是处”。（晴气庆胤，《谋略的上海》）

但直到这个时候，李士群也没有急于出手。他深切地知道，尽管自己才能出众，经验丰富，并且深谙人世之恶与人性之弱，但这个丑陋世界却有着种种既定规则。他需要一个更有地位、更具资望的搭档，做他的“前台经理”，自己则扮演“后台掌柜”的角色。只有这样，这份计划才能卖出一个好价钱，这个买卖也才能顺利开张。

在一番思量后，他选中了他的老上司、原军统局第三处处长丁默邨。

丁默邨，1901年生，湖南常德人。与李士群一样，他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并且是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早在1921年秋天，他就由社会主义青年团首任书记施存统介绍入团，不久后转为党员。和李士群不同，他改投国民党，仅仅出于意气之争。1923年4月，在常德团组织的改选中，他失去了书记职务，而这个团组织是他一手创办的。一怒之下，他写信给中共湖南区委，“谓常德同志不努力，已将地方解散”（易建设，《汉奸丁默邨》）。不久后，他前往上海，并在那里加入了国民党。

改换门庭后，丁默邨一路风生水起，青云直上。1926年，他担任国民党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办事员，其顶头上司就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几个月后，他以国民党组织部特派专员的身份，策反了北洋军阀控制下的三艘军舰，由此受到陈氏兄弟的赏识。1930年“调查科”从情报机关改为特工组织后，他又负责了上海区的一个直属小组，被视为CC系的主要特务之一……及至1934年4月，当蒋介石将CC系调查科、复兴社特务处合并而为“军统局”时，他更以第三处（邮检处）处长的身份，成为堪与第一处处长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戴笠平起平坐的人物。一时之间，丁默邨大权在握，呼风唤雨。

但1938年8月，也就是李士群时来运转、卷款而逃前夕，丁默邨却迎来了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挫败。这个月，由于抗战的需要，也由于CC系、复兴社纷争不断，原“军统局”合而复分，其中一处独立而为“中统”，二处更成为后来声名显赫、令人闻风丧胆的“军统”，只有他的第三处却被解散了。更要命的是，在上千名所属特务被中统、军统瓜分殆尽后，无论徐恩曾还是戴笠都不肯接纳他。这么一来，这个尖嘴猴腮、目光阴险、身体孱弱的痨病鬼，这个反复无常、五毒俱全、被称为“色中恶魔”的无耻小人，就沦为重庆街头的一名闲汉了。

又何止于此？此后几个月，丁默邨不仅无所事事，并且霉运连连。移居香港后，他炒起了房产，却恰逢日军攻陷广州、粤港陆路断绝，香港房价一落千丈；他又炒起了期货，却恰逢滇缅公路通车、英美给予贷款，期货行情由多转空。如此三番两次，他的历年积蓄很快荡然一空。与此同时，在肺结核之外，他又添上了胃病和心脏病，“身体孱弱达于极点……”（丁默邨，《自白书》）

凡此种种，都让李士群相信他会招之即来，同时又不致尾大不掉，成为心腹之患。当年年底，他委托丁默邨同乡、原CC系特务翦建午专程赴港，邀请丁默邨入伙。而当丁默邨果真应邀来到上海后，他们的买卖贵人不断、开张大吉。

第一个贵人，是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与晴气庆胤一样，在看过李士群起草的《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和《上海特工计划》后，清水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感。这两份文件不仅详尽罗列了国共两党在上海各机关、报馆、工会、学校的地下组织与负责人名单，它还制订了严密的铲除计划，堪称万无一失。清水为此一改轻慢之心，决定不顾官阶、部门的隔阂，将这两个人推荐给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人土肥原贤二。

又一个贵人，就是天才特工、有着“东方劳伦斯”之称的土肥原贤二。时任土肥原助手的晴气庆胤后来谈道：“土肥原中将同意会见由清水书记官介绍进来的陌生的客人，这种情况是罕见的。”1939年2月4日，当李士群、丁默邨走进重光堂后，晴气对他们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李士群白白胖胖，“双目炯炯发光，一看就像是春风得意”；而丁默邨瘦骨伶仃，“眼睛像蛇一样，发出幽光，令人毛骨悚然”（晴气庆胤，《谋略的上海》）……

对这两个人，土肥原贤二同样印象不佳，但他明白那份报告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作为著名的“中国通”，他深切地知道，日本要赢得这场战争，唯一的指望也就是利用这样的中国人了。正因为如此，不过两天以后，尽管他远在北平，尽管他正被所谓“吴佩孚工作”搞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他还是给晴气打来了电话，“丁默邨等人所（要）发起的运动，就我个人而言，希望给予援助”。

而在清水董三、土肥原贤二之后，2月7日，第三个也是决定性的“贵人”出现了。那就是汪记“和平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影佐祯昭。

这一天，晴气庆胤飞抵东京，向影佐报告了这个计划。影佐为此眼前一亮。自从近卫文麿辞职、“和平第三方案”无疾而终，他就在考虑汪精卫的新出路了。让汪精卫前往上海、以言论的方式鼓吹和平，也是备选方案之一。但这个方案的最大问题，就是在无数军统特务活跃于租界内外、一个个汉奸死于非命时，如何保证汪精卫的安全……正因为如此，这一天尽管晴气嗫嗫嚅嚅，毫无把握，他却催促起了晴气：“丁默邨是个怎样的人物？你还是快给我讲讲吧……”

此后几天，在影佐的活动下，这个计划审批之迅速、手笔之慷慨，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2月10日，来自东京、以陆军参谋总长名义发出的训令就到达了晴气庆胤的案头；次日，装满两个柳条箱、相当于30万日元的法币现款，就送到了李士群、丁默邨居住的大西路67号；又几天后，原山东省主席陈调元的私邸、那个位于极司菲尔路76号的大公馆，就被划拨为这个胎动中的特务组织的办公地了。与此同时，李士群要求每月拨给20万日元经费，东京却拨出了30万日元；他们提出装备三百支手枪、少量炸药，东京却给予了五百支各类枪支、每月五百公斤的高纯度炸药；而为了说服日本方面，李士群和他的妻子叶吉卿曾提出将自己年仅六岁的儿子作为人质，但影佐祯昭不仅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他反而告诫晴气说，不要过多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从清水董三向土肥原贤二举荐他们算起，这个计划从提出到最终实现，李士群、丁默邨不过耗费了七天时间。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没有前提。在那道训令里，影佐祯昭写道：“（一）专事杜绝在租界内发生反日活动时，尤应避免与工部局发生摩擦；（二）不得逮捕与日本方面有关系的中国人……”与这两个告诫相比，更重要的却是第三条，“与汪兆铭的和平运动合流”。正因为如此，几乎刚刚被任命为这个百废待兴、后来被千万中国人称为“沪西76号”的特务组织的负责人，晴气就盼望着来自河内、香港的消息。而4月18日，也就是这个组织开张两个月后，香港的消息终于来了。

这一天，晴气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用罗马字拼音写成的密电，“请到‘浅间丸’上来收领佛像一尊、梅钵一个”。他后来谈道：“发报的地点是香港，但发报人不详，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它不是由敌人拍来的，而是由我方的人拍来的密码电报。”在苦苦思索后，他终于恍然大悟了：所谓“佛像”“梅钵”，不就是他等待已久的周佛海和梅思平吗？他为此兴奋不已：“他们两人果真搭乘轮船来上海了吗？如果真是他们，那么汪兆铭来上海无疑是近在眼前了。‘76号’的使命走上正轨的时候快要到来了。”（晴气庆胤，《谋略的上海》）

次日，他前往黄浦江边的海关码头迎接这两个人。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他看到了褚民谊和傅式说，“他们大概与我抱有同样的目的，竭力地分开人群，像是在挤满甲板的船客中寻找什么人似的……在甲板上的人都已走完了，褚民谊他们看来没有找到所要找的人，于是摇了摇头，只好离开栈桥走了”。直到这时候，晴气才踏上“浅间丸”，并在船员的寝室里找到了周佛海和梅思平。这一天，为防止风声的走漏、军统特务的袭击，他们直到入夜时分才离船上岸，并住进了已被日本人买下的礼查饭店。几天后，在给妻子杨淑慧的家书里，周佛海写道：“本应18日十一时到达，因途遇大雾，19日下午一时始到。邻友来接，布置极为周密，顷仍住友处。默昨晚来谈三小时，始悉种切。我与心弟，一切均当小心……”

所谓“邻友”，就是晴气庆胤，而“友处”则是重光堂附近的一处小洋房。在礼查饭店住了两三天后，他和梅思平就搬到了这个位于日租界、毗邻日本海军陆战队上海本部的秘密居所了。至于“默”，当然就是丁默邨。在过去的年头，他们同属国民党CC系，周佛海更是CC系的九名最高首脑之一，与丁默邨有着上下级名分。这时候，在他们住处附近巡逻警戒的，就已经是“沪西76号”派出的武装人员了。

及至汪精卫抵达上海时，那个后来无恶不作、令人毛骨悚然的组织，已经显得颇为可观了。在过去的近三个月，依靠大把大把的钞票，依靠日本人无处不在的支持，也依靠李士群、丁默邨对人类残渣和社会败类的独具慧眼，“沪西76号”已经聚集了三百余名大小特务了。其中青帮打手吴四宝担任队长的“行动队”队员，就多达一百五十余人。无一例外，这些人都目光浑浊，气息邪恶，血腥残忍，唯利是图；他们的丑陋嘴脸、下贱模样，甚至连日本人也为之恶心。晴气庆胤后来写道：“（吴四宝）四十岁开外，是一个壮汉。黑黝黝的肥脸，油光满面，令人作呕。他那混浊的双眼游移不定，手指上戴着金光闪闪的大戒指，胸前挂着金光闪闪的锁片，显现出一副贪得无厌的样子。他提心吊胆而又低三下四，一举一动却流露出一副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凶相，一看就知道是个愚笨无知的暴力集团的头目。”（晴气庆胤，《谋略的上海》）

这就是汪精卫将与之合作、并在名义上隶属他的一个组织。它构成了罗君强、叶蓬、胡兰成等人之后的又一个依附群体，并折射了汪精卫最深刻的悲哀：在他发出“艳电”、公开和平主张时，没有一个将领、任何一名昔日的同僚和心腹支持他；而在他来到上海、决心依靠日本人的力量发起“和平政府”时，他和他的运动，却如同磁石一般吸引了这个国家最卑劣的人格、最肮脏的灵魂。在后来的日子里，就是这些人不断稀释着他所剩无几、并且日渐淡薄的道义色彩，直至他和他的运动，都彻底沉没进最荒诞、最黑暗的历史深渊。

那么，这一天，当李士群、丁默邨在晴气庆胤的陪同下走进船舱时，这个昔日的青年志士、“民国完人”，这个孙中山遗嘱起草者、中国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又会和这两个不折不扣的流氓谈些什么呢？

对李士群、丁默邨，汪精卫并非一无所知。早在1932年秋天丁默邨负责CC系的那个上海直属情报小组时，他就和李士群等人创办了一份《社会新闻》杂志，不仅攻击共产党，并且诋毁汪精卫。这当中最让人恼火的一个手笔是，这份小报造谣说，方君瑛之所以在1923年自杀，是因为终生未嫁的她和汪精卫长期通奸，被陈璧君发现后被活活逼死的。如此行径，不仅污辱了死者、让汪精卫和陈璧君耿耿于怀，它也让众多“改组派”成员念念不忘，视为奇耻大辱。直到这个月份，当陈公博在香港闭门谢客、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苦笑录》时，他还余恨未消地写道：“这个《社会新闻》，每次都有系统的登载共产党的秘史，和制造改组派的谣言。在他们的眼中把改组派和共产党等量齐观，似乎我们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非尽量丑诋不足以平其愤……”

但这一天，汪精卫似乎不记得这桩旧事了。在见到唯唯诺诺的李士群、表情冷漠的丁默邨后，他很快表示将全盘接纳“沪西76号”。他并以一种推心置腹的口吻谈道：“期待‘76号’的工作活跃起来，希望积极开展今后的和平运动……”但对他的宽宏大量、不念旧恶，丁默邨似乎并不领情。晴气庆胤后来回忆说：“李士群听到这个党的元老赞扬他们，语气是那么诚挚，出乎他的意料，因而感激之至，表示愿效犬马之劳。然而，丁默邨似乎另有所想。他没有露出感动的神情，十分冷漠，毫不在意。”

紧接着，围绕着“合流”的价码，双方开始了你来我往、讨价还价的过程。这个过程清楚地表明，在进入沦陷区后，汪精卫曾让蒋介石煞费苦心、一再退让的显赫资历和光辉历史，变得多么廉价，在那些流氓恶棍的眼中多么一文不值。

在表示愿意追随汪精卫后，丁默邨狮子大张口，一口气提出了两个吓人的条件。其一，作为汪记“和平运动”的秘密警察组织，“76号”将是特工总部，别无分号，“七月份以后经费由汪兆铭支付”。其次，在汪记“和平政府”成立后，应该将内政部部长、上海市市长和江苏省主席这三个关键职位交给他们，并且不得过问内部人事……如果说，第一个条件违反了特务工作各有分工、相互制衡的原则的话，那么，后一个条件不仅异常离谱，并且无礼至极。这个年仅三十八岁、已沦为丧家之犬的原CC系特务，似乎要自立门户，并与那个有着三十四年光辉历史、参与缔造了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显赫名声的杰出政治家分庭抗礼。

对此，梅思平、褚民谊等人面面相觑，汪精卫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所幸，他们还有一个跑惯了江湖、见多了狗皮膏药的周佛海。在进入另一个船舱与梅思平等人简单商议之后，周佛海很快做出了回答。他说：“就把‘76号’改为特工总部，经费问题同影佐大佐商量后，会使你们感到满意的。只是上海市市长和江苏省主席这些职位不能让给你们，因为上海和江苏是和平运动的基地。（另外）内政部部长的工作范围非常广泛，要兼任特工是有困难的……因此决定，把警察行政从内政部划分出来，新设警政部，部长和次长由你方来担任……”（晴气庆胤，《谋略的上海》）

这个答复，既为李士群、丁默邨留下了余地，同时反客为主、态度强硬，堪称滴水不漏。在价码较为公道合理之外，周佛海谈及影佐，也直指着这两个人的致命软肋：称得上“沪西76号”后台的，无非是晴气庆胤、清水董三而已，其中清水职务既低又是军人眼中不值一提的外交官，可以忽略不计；而自从1934年调任中国以来，晴气一直是影佐的老部下，并且视之为“最尊敬而又感恩”的前辈。更不必说，与其说晴气是“76号”的缔造者，不如说影佐才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一如他所预料，在说过这番话后，这两个人的态度顿时软化了。晴气庆胤后来谈道：“（丁默邨）不能感到满足，他特别坚持要求取得上海市市长这个职位，但李士群却在那里劝丁默邨妥协。”

这种不同的态度，不仅因为李士群对“沪西76号”视如命根而丁默邨性格异常阴险，它还和丁默邨的尴尬处境有关。尽管在名义上他也是“76号”的创始人之一，但从筚路蓝缕、招兵买马到整理出那份《抗日团体一览表》和《上海特工计划》，一切无不出自李士群的手笔；李士群掌握着“76号”的大权，而他不过处在伴食地位而已。正因为如此，他需要上海市市长的职务，以便让自己有一块光鲜体面的私家地盘。对此，周佛海、梅思平无不心知肚明，他们冷眼旁观，看着这两个人怎么给自己找台阶下。

这时候，是汪精卫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慷慨地给丁默邨安排一条新出路。他说：“想在八月底左右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请你务必做大会的发起人。”他说，与重庆中央党部一样，汪记“国民党”也将设立“社会部”，专门负责特务工作……而这些表态不仅意味着丁默邨将以社会部部长的身份位居李士群之上，它还暗示了他未来汪记“国民党”中央常委的身份。这么一来，丁默邨心满意足了。他笑逐颜开地拍着胸脯保证：“愿以性命担保，绝不辜负您的期望。”（晴气庆胤，《谋略的上海》）

就这样，汪精卫和“沪西76号”完成合流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也逐渐打消了“原船去东京”的念头，决定在上海等待东京的访日邀请了。而在丁默邨一改前态、笑语晏晏之际，又一个问题出现了：上岸之后，汪精卫将住在哪里？

3

这一天，在全盘接纳了“沪西76号”后，周佛海、李士群都先后提出了一个建议。“在租界里清除蓝衣社，还只是一个愿望而已，汪先生要是在那里生活，还是很危险的。”他们说，“希望忍耐一下，暂时住到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宿舍里去……”然而，它违背了汪精卫在进入沦陷区之前的又一个底线：“不住日租界，不依靠日本人的保护。”

这个建议，与愚园路1136弄王伯群公馆尚未改造完毕有关。早在4月18日，也就是拜访高朗街、听到汪精卫进入公共租界的决心后，影佐祯昭就给晴气庆胤发出了一份急电，让他物色一个大公馆，并以“76号”为警备力量。经过几天的奔波，晴气看中了位于愚园路边、距离“76号”不远的那栋大花园洋房。它不仅是上海滩最豪华、设施最齐全的私邸之一，更重要的是，它属于“越界筑路”的范围。自从1864年公共租界修筑了第一条通往华界、跨越管辖区域的马路以来，上海就渐渐出现了一片奇特的、多达三十一平方公里的街区。它道路的警权属于租界，至于两侧房屋的管辖权，“中国和租界当局都主张归自己所有，互不相让”。这么一来，在上海沦陷、国民政府西迁后，这些区域就成了典型的三不管地带。无论汪精卫在那里住多久、有着怎样的活动，英美当局都无权干涉。

这种灰色、模糊的管辖特征，几乎是为此时的汪精卫天造地设的。在进入沦陷区后，他需要的就是一种暧昧不清的身份，以争取有着同样色彩的追随者。但也是这个原因，这个区域却成为当时世界上暗杀最频繁、恐怖活动最活跃的地带之一。过去几个月，军统特务已先后诛杀了唐绍仪、周凤岐、陈箓等众多汉奸，以1939年1月为例，“就发生恐怖事件四十余起”。为此，在4月18日的那封电报里，影佐也叮嘱说：“做好防弹窗、铁丝网的准备和警卫的准备。”但直到此时，那个公馆还没有完成必要的改造：它的弄堂口还没有修筑起架设机枪的火力点，它的墙头还没有拉上通电的铁丝网，它的窗户还没有换上足以防弹的铁门窗，而那条供汪精卫在紧急情况下逃生的地道，也没有最后完工……与此同时，愚园路1136弄不仅将住进汪精卫，它其余的十余栋花园洋房，也将成为汪记“和平运动”首脑们的办公地和栖身之所。但和王伯群公馆一样，这些洋房都还处在日夜施工的阶段。

为此，这一天，无论在香港时就已成为惊弓之鸟的周佛海，还是一心要攀附汪精卫、并且担负警备使命的李士群，都一再劝说汪精卫先进入日租界。毕竟，“北光丸”不是久留之地；毕竟，在日本宪兵、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务的护卫下，虹口的安全问题万无一失。但对这个建议，汪精卫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一定要住沪西。因为在那里不受日本人牵制，中国人可以自由出入……”（晴气庆胤，《谋略的上海》）

这个姿态，是让两万万沦陷区民众理解汪记“和平运动”的必要条件。它也符合汪精卫对自身形象的期许：虽万千人吾往矣，以一死的决心、冒险犯难的勇气，去换取中国的和平与东亚的新生。正因为如此，这一天，任凭周佛海和李士群说得口干舌燥，他也始终没有松口。高宗武后来回忆说：“对日本人在虹口为他预备的房子，汪最初怎么也不肯住进去。”

事情又一次陷入僵局了。但不过一个多小时后，一切又发生了骤然而彻底的变化。

这一天，在打消汪精卫“原船去东京”的念头后，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一起离开“北光丸”，为汪精卫的赴日访问准备文件。这时候，他又匆匆赶来了。与周佛海、李士群一样，他也劝说汪精卫先住到虹口去。说来奇怪，在他三言两语的劝解下，汪精卫很快妥协了。他表示，他可以先进入日租界，但在访日归来、“和平运动”新阶段开始后，无论如何也要前往公共租界。此言一出，周佛海、李士群都长舒了一口气。他们和影佐一起前往虹口，为汪精卫的次日入住做准备。

但这么一来，继踏上“北光丸”、违背了“不坐日本船”的决定后，他的又一个底线，“不进入日租界、不依靠日本人保护”，也就随风消逝了。对这个貌似细微、实则意味深长的让步，众多当事人后来都有着不同的理解。

陈春圃认为，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汪精卫怕死。他后来谈道：“汪精卫抵沪后，即由影佐安顿他住在江湾小铁路旁边的一幢小的花园洋房，说是租界藏着蒋帮特务不少，如照原议回到法租界福履理路570号私宅，他们不难跟踪而来要他的命……汪当时惊魂未定，马上同意。”但考虑到写这些文字时陈春圃已沦为阶下囚，这个说法未必有多大的说服力。

高宗武则把它归结为日本人的有意为之、汪精卫的一时糊涂。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很快找到汪精卫，劝他赶紧搬回法租界去，“法租界的房子，只要在防御方面略下点功夫，也就可以住”；与此同时，他又约见了影佐、犬养，语气激烈地质疑起日方的用意。他说：“现在汪先生住在虹口，就中国人的立场来说，这是敌人的占领地，中国人民不会相信在日本军人的保护下，汪先生会使出什么于国家有利的力量来……哪怕日本只想利用汪氏，以达到日本的特殊目的，日本也要知道，汪氏一到虹口日本之占领区，即变成王克敏、梁鸿志，连利用的价值也没有了。你们要知道，上海有一句最骂人的话，说他‘过桥去了’，因为过了北四川路的桥就是虹口，是没有出息的人才去的……”

至于晴气庆胤，却认为它和汪精卫对影佐的特殊信任有关。他说：“汪兆铭同影佐大佐的交往是从河内开始的，自那以后，仅仅三周时间，汪就为他那公正的人品和热忱所吸引，把他看作是最可信的同志……所以汪听取了影佐大佐的意见，并根据他的意见做出决定。”（晴气庆胤，《谋略的上海》）

但无论是陈春圃的“怕死说”、高宗武的“糊涂说”还是晴气庆胤所认为的“信任”，都不足以说明汪精卫的深层心理，和这个让步所蕴含的重大象征意味。如果说，在汕头海域他的离开法国船、坐上“北光丸”还多少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这一天他的推翻前诺、轻易妥协，却折射了一种无比微妙又异常重大的心态变迁。此后几个月，正是这种心态变迁，导致他毫无定见，越陷越深，最终沦为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最臭名昭著的汉奸。

这种心态变迁，或许从曾仲鸣死去、他决定进入沦陷区后就开始了。直到1939年2月，他还一次次地问高宗武，“日本的诚意如何”；但自从踏上“北光丸”后，一种奇特的、仿佛要抓住某种救命稻草的心态，就彻底地俘虏了他。这些稻草有时是《近卫声明》，有时是日本的战略困境，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影佐祯昭。在潜意识里，他已经清楚地知道，从此他必须依靠日本人的大发慈悲、慷慨开恩了；但他绝不容许这种意识清晰地出现在脑海里。这么一来，那个直率、诚恳并且对他充满了崇仰之情的日军大佐，也就成了某种日本的化身，成了他继续投身“和平运动”的心理依据。

因此，他对影佐的心生倚赖、言听计从，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此后大半年，尽管日本人一次次地开出了无比苛刻的条件，但他还是一次次自欺欺人地说，“影佐还是有诚意的”，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正如千万后人所看到的那样，在他堕入历史深渊的过程中，他一次次地给自己确立了种种底线，但这些底线都如同“不坐日本船”“不进入日租界”的决定那样，一次次地被自己轻易地践踏、突破。待到回头之时，千古恨已经铸成，那个残败的百年身也已走到了尽头。

这就是令人唏嘘感叹的历史悲剧。这就是人类无法克服的命运局限。后人唯一无从得知的是，此后几年，当他一个人独处、静看花开花落时，那些被他强行压制的思绪，是否会悄悄地浮上心头？在一次次地从悲伤的梦境中醒来再也无法入睡的光景里，他是否会想起自己的每一个歧路，并暗暗地洒下一掬清泪？

无论如何，这一天，也就是1939年5月7日，汪精卫决定进入日租界了。汪记“和平运动”残存的道义色彩，又被涂抹上一层无法漂白的污秽底色了。而这一天，围绕着“进入日租界”的问题，其余几名首脑也纷争不断、变故丛生。

首先是陈璧君。这一天傍晚，几乎是影佐、周佛海等人刚刚回到重光堂，陈璧君的电话就来了。她说，她绝不愿意踏进日租界一步，军统特务要杀她，就让他们上门好了；她语气强硬地表示，她也不愿意再在“北光丸”上过夜了，这个晚上，她就要回到法租界福履里路的上海汪公馆去。犬养健后来回忆说：“周佛海走到电话机前与她通了话，可是，电话打得没完没了，最后好像对吵了起来似的。周佛海看来很为难。”

位于法租界福履理路570号的上海汪公馆，是一处简洁朴素、毫不起眼的三层小楼。它不仅空间逼仄，在汪精卫的长子汪文婴、次女汪文惺之外，那里不过住着几个老妈子。倘若军统特务真要破门而入大开杀戒，陈璧君绝对逃不过灭顶之灾。但这一天，任凭周佛海怎么劝说，生性乖张、我行我素的陈璧君却丝毫不肯让步。她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即使游过苏州河，也要去法租界。”犬养健后来谈道：“苏州河是黄浦江支流，它把日本租界和公共租界隔开。这是一条泛着黑色污水的特别脏的排水沟，我想象着那肥胖的老妇人游过这条脏水沟的样子，差一点笑出来。”（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无奈之下，影佐祯昭只好派出汽车，去吴淞码头迎接陈璧君了。此后几个月，陈璧君果真没有踏入日租界一步，甚至也很少前往汪精卫后来入住的愚园路1136弄。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这期间频频出入在福履理路、并且唯陈璧君马首是瞻的褚民谊、林柏生、陈春圃、胡兰成等人，才被笑称为那个傀儡政权的“公馆派”？

而在陈璧君之后，当天晚上，围绕着落脚地的问题，重光堂再起纷争。

大约九点钟，在吃过晚饭、闲谈了几句后，高宗武起身告辞了。影佐祯昭问：“高君，你要去哪里？”而高宗武回答：“法租界的哥哥家。”听过这句话后，影佐出言劝阻了。他说：“这不方便，暂时大家请都住在一起。”

但与陈璧君一样，高宗武执意不肯住日租界。他说：“我的家里，有我哥哥负责警戒。”这么一来，影佐顿起疑心。他追问说：“那个住处早就有吗？”高宗武吞吞吐吐地回答：“（是）最近——这次借的。”影佐更是疑窦丛生，他执意不肯让高宗武离开重光堂。

或许是被陈璧君惹来的一腔怒火无处发泄，或许是几个月来高宗武的所作所为已让他忍无可忍，影佐责问说：“高君，你要破坏同志的团结吗？留在这里的周佛海也好，梅思平也好，都与你一样，有着作为一名中国人应有的骄傲……但是大家都以汪先生为中心来考虑问题，是能忍耐的。你一个人洁身自好，这有什么价值呢？”高宗武同样恼火万分。他寸步不让，用日语和影佐吵了起来。

在周佛海、犬养健的连拉带劝之下，高宗武到底走出重光堂了。直到这时候，他依旧怒气未消地对犬养健说：“影佐究竟有什么权力破口大骂我这个中国人？我不也是豁出性命为和平运动奔波吗？没有理由要我接受他的命令。”而对这场冲突，犬养健后来谈道：“这一天的事，作为影佐来讲，是少见的感情暴露。不知怎地，我不由感到有一些阴郁的、不祥的征兆。”（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就这样，从次日也就是1939年5月8日开始，先后抵达上海的五名汪记“和平运动”首脑，就分作三处居住了。其中汪精卫、周佛海和梅思平先是住在重光堂一带，不久后又搬到了愚园路1136弄；而陈璧君住在法租界福履理路570号，高宗武住在法租界毕勋路150号。在这场纷争后，高宗武很少和影佐祯昭说话，甚至不肯透露自己的住址和电话号码。他的离群索居、置身事外，伏笔了后来震动全国的“高、陶事件”。

进入日租界后，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思平日夜商议，并很快整理出了一份《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为自己赴日访问的基本文件。在后来的历史里，尽管这些行动一再受挫，尽管这个计划一再耽搁，但这份文件，依旧被视为汪记“和平政府”的大致路线图。

这份文件的执笔人，不是汪精卫，而是周佛海。在这份文件的开篇，周佛海开宗明义地写道：“收拾时局之要旨，以招揽人心为先决条件。因此，以不使抱有因外来压力而变更政体与中断法统之观念，实为重要。否则徒然给重庆政府和共产党以煽动之口实，人民对日本的疑虑亦将益愈加深。以背离之人心为基础，任何人恐将无打开局面之可能……”

也就是说，这个将在沦陷区出现的政府，依旧是过去的“国民政府”。除了人事变动、对日主和之外，它什么都没有改变。它的执政党依旧是国民党，它的执政纲领依旧是三民主义，它的首都依旧是南京，它的国旗也依旧是那面青天白日旗。否则，不仅重庆、共产党将视它为傀儡政权，两万万沦陷区民众也会冷眼旁观，而仍然心向重庆。

那么，怎么才能让两万万人相信一切都没有改变呢？进一步说，在一群群热血青年穿越封锁线、前往大后方之际，它怎么才能替代重庆的地位呢？周佛海认为，这件事并不难，它只需要经过几个手续烦琐、煞有介事的程序。

首先是召开汪记“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个会议上，重庆中央党部将被宣布为非法，“和平救国”的党纲将替代“抗战建国”的党纲，而一个主要在沦陷区活动的“国民党”，也将宣称自己才是孙中山手创的那个伟大政党的正统。周佛海写道：“在现行法制上此为合法的步骤，不使任何人有指责之余地。而且代表大会在法律上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手续，使国策的变更成为合法化……”

换而言之，这个党代会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用以盖在汪记的“和平救国”的“国民党”的出生证上罢了。在此之下，这个与重庆相对峙、匍匐在日军刺刀下的政党，将彻底沦为汪精卫的私家地盘。周佛海这样设计着会议的程序：第一步，“由汪先生指定同志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进行召开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第二步，大会将首先通过两个决议，“（一）推选汪先生为本党总裁；（二）授权汪先生从同志中指定中央委员”。直到汪精卫黄袍加身、袍笏登场之后，才是修改党章、重订政纲、宣布重庆党部为非法等手续……换而言之，汪精卫不仅事先成为这个党的总裁，他甚至有权指定每一个中央委员的人选！

再也没有这样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党代会了！再也没有这种自说自唱、贻笑天下的政治表演了！诚然，在过去的年头，国民党始终有着种种专制、古旧的色彩，它从来也谈不上是一个现代政党；诚然，从“一大”到“五大”，几乎所有中央委员的产生，都是各大派系暗室操作、讨价还价的结果……但诸如“授权汪先生从同志中指定中央委员”这样的条文，依旧是骇人听闻、滑天下之大稽的。与其说它表明汪精卫想成为“党皇帝”，毋宁说，它折射了汪精卫最深刻的悲哀：早在这个伪“六大”召开之前，他们就清楚地知道，无论桂系、太子系、阎锡山系还是“西山会议派”都不会前来参加，更不必说蒋系了；除了周佛海、陈璧君、褚民谊以及届时赴会的寥寥几名汪系人员外，不会有几个代表够格当选中央委员。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用“指定”的办法拼凑一个中央委员会，汪精卫又能怎么办呢？

而在这个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党代会后，则是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五院院长和各部部长人选，并筹备“还都南京”。

如果说，汪记“国民党”的党代会注定了只能唱独角戏的话，那么，“中央政治会议”却恰恰相反。周佛海清楚地知道，无论王克敏、梁鸿志还是他们的那些哼哈大将，都各有各的日本后台，也都必须出现在这个讨价还价、坐地分赃的会议上。为此，他恬不知耻地写道：“中央政治会议一向仅以中央委员构成，今后依照代表大会的决议，亦有党外人士参加”；“国民政府的改组，（将）排除一党专政、吸收各党派，在全民的基础上组成之……”

这么一来，汪记“和平政府”的藏污纳垢、狼狈为奸，反而是一种民主、广泛代表性的象征了。在汪精卫宣布改组国民政府、重新任命五院院长和各部部长后，王克敏、梁鸿志等人也不再是被明令通缉的通敌祸首、天下共讨的汉奸国贼，而摇身变为这个“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了。那么，万一林森发出明电、宣布不承认这个“国民政府”，又该怎么办呢？按照1931年12月修正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虽然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但他有权代表中华民国否认这样的伪政权。对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周佛海假戏真做、令人啼笑皆非地写道：“林主席为共产党所劫持，已丧失其行使职权的自由，因此今后所发表意见一概无效，而由行政院长摄行主席的职权”……也就是说，仅仅凭着这个连自己也不会相信的借口，周佛海就单方面地解除了林森的职权！

林森如此，五院院长也如此。当时行政院院长是孔祥熙，而立法院院长是孙科。周佛海说，在国策变化之后，“行政院为执行国策之机关，院长及各部部长应重新任命”；至于立法院，“孙科已共产党化，因此立法院长势必在人选上非更迭不可”。而在孔祥熙、孙科之外，无论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还是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他们的职位都没有发生变动，“中央政治会议（将）电请居正、戴季陶、于右任三院长返京后执行职务，在其返回前暂设代理执行人员”……一句话，周佛海执意要将这出滑稽戏演到这个地步：无论有没有人相信，至少在形式上，这个将在日本刺刀和太阳旗下产生的傀儡政权，还是那个十足真金、如假包换的“国民政府”！

而在做完这一切后，当然就是“还都南京”、宣布取消临时和维新两个傀儡政权并颁布种种新法令了。周佛海认为，以“还都南京”为名义，意味着这个政权是过往历史的自然延伸，“（将）使重庆方面遭受颇大的打击”。他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可谓南北两组织已完成其历史任务，爱国初衷已经贯彻，从而以自动宣告取消政府名义实为妥当。”他说：“国民政府发表还都南京宣言后，重庆伪政府对国内发布之法令、规章及对外缔结之条约协定，一律归于无效。”他并且谈道：“国民政府（将）命令前线各军停战，凡奉命令停战者，划定区域，使之移防，若有违抗，予以严惩。”（转引自《今井武夫回忆录》）

这就是1939年5月汪精卫为自己设计的“组府”蓝图。此后十个月，尽管步步荆棘、处处碰壁，他也始终依照这些步骤，试图以混淆视听、鱼目混珠的方式，将这个傀儡政权粉饰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合法政府，并作为五千年法统的组成部分。这个手笔当然是以沦为笑柄、贻羞万古的结局告终的，但与以往相比，这份文件及其四点“附言”，依旧有着几个引人注目的变化。

首先是对“临时政府”“维新政府”的措辞改变。重光堂谈判时，高宗武不屑地谈道，在千万中国人的心中，这两个政权不过是傀儡政权，王克敏、梁鸿志更是不折不扣的汉奸；发表“艳电”时，周佛海也轻蔑地表示，“决定告日方，不应使伪组织响应近卫宣言，否则汪先生将同伪组织一样立场矣”。而到了这一天，他们不仅决定吸纳这些人进入“和平政府”，他们还以“完成其历史任务”“爱国初衷已经贯彻”的言辞，为这两个傀儡政权盖棺论定。无论这个表态有着多少言不由衷的成分，它都堪称是一个惊人的转变。

又何止是措辞。过去他们认为这两个政权不值一提，不就因为它建立在沦陷区、并处于日军刺刀的威慑下吗？之所以觉得不配与汪精卫相提并论，不也因为它们仅仅扮演“维持会”一类的角色吗？而在进入沦陷区、也试图依靠日本的力量发起政权后，他们和这两个政权又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汪精卫的立场，不就是“同伪组织一样立场”吗？这当中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周佛海对西义显说过的那些打算，“归还被日军占领的工厂、商店和房屋”，“搞些实际的、与民众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政治”……其角色也与“维持会”一般无二。所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由此可见一斑。

凡此种种，都势必影响他们的观感，进而引发心态的变化。而与这一点相比，更惊人的变化却是限期撤兵、明确驻兵范围这两个要求的消失。

如前所述，无论1938年7月高宗武冒死访日、两个月后周佛海抛出“和平第三方案”，还是汪精卫卷入这个计划、最终逃出重庆，都和日本的撤兵许诺密不可分。此后几个月，尽管变故不断、沧海桑田，他们也没有放弃这个努力：以“艳电”为例，它默许了日本的所有条件，却唯独要求它对撤兵和驻兵范围做出许诺；以2月4日的“反共救国同盟会”计划为例，汪精卫虽然没有明确谈到这一点，但所谓“和日、满密切提携”“实现日、满、华共同体”，却无疑也包括了这一点。而到了这一天，对于中日关系，它只有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促进与日本之平等互惠的谈判，以调整邦交，奠定永久和平之基础”……也就是说，无论日本人认为怎样才能实现“永久和平”，它都有可能接受；而以中国的广土众民、方兴未艾，要让日本人对所谓“永久和平”有信心，恐怕也真的只有拒绝撤兵、长期驻兵这一条路了。

难道汪精卫就甘心让自己的政府沦为与伪“满洲国”一般无二的傀儡政权？几个月后，在“梅华堂谈判”中，周佛海、梅思平石破天惊的几句话，或许透露了他们的真实考虑。梅思平说：“其实，我方并没有任何不放心，实际上的不安反而是日军的马上撤走。”周佛海更谈道：“重庆方面军队多，汪先生方面没有军队，因而，在重庆政府没有倒台的情况下，驻军不是防共问题，而是必须驻扎作战军队。在重庆政府崩溃之前，要驻扎五十六十年，一直驻扎到重庆政府垮台为止。”也就是说，离开了日本军队，汪记“和平政府”就无法生存。哪怕只是为了这一点，他们也不会就撤兵问题、驻兵范围问题纠缠不休了。

这就是进入沦陷区所带来的天翻地覆，这就是往而不复的人心与命运变奏。无论汪精卫对此会做何感想，会产生怎样的抵触和悲伤，他都别无选择，并让自己的所作所为彻底走到初衷的反面，将自己的未死残躯彻底置放在与四万万人相对抗的立场上。在后来的年月里，尽管汪记“和平政府”的众多汉奸都以为沦陷区民众谋福祉的理由为自己辩解，尽管众多西方学者都不伦不类地把汪精卫和缅甸的昂山、印尼的苏加诺、印度的苏巴斯·博斯等著名爱国者相提并论，但仅仅这一点，这些说辞就不攻自破了：没有人会比两万万沦陷区民众更盼望日本撤兵，但为了苟延残喘、对抗重庆，汪记“和平政府”自始至终也没有提出过这个要求；它在撤兵和驻兵条款上拼命讨价还价、大做文章，都只不过是措辞之争，并用以蒙骗沦陷区民众罢了。而对此，两万万人都心知肚明，他们从来也没有把这个伪政权当作是自己的政府。

又何止是对两个傀儡政权的观感改变？又何止是绝口不谈撤兵和驻兵范围？这份文件及其四点“附言”，不都是为了与重庆争夺抗战资源、并试图为虎作伥地摧垮重庆么？在军事方面，这份文件的第一条附言写道：“照本办法改组国民政府，于还都南京后，发布停战命令，各有关部队趁此表明态度的可能性较大。盖彼等……认为前途光明，一扫给养被隔断之杞忧，且参加无需改变法统与国旗等之新政府，亦可消除招致汉奸或叛逆名分之忧虑……”在外交方面，这份文件的第三项第七款写道：“日本大使馆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立即返驻南京，同时努力使德、意、英、美、法等各国使馆务期早日返驻南京……”也就是说，它将以中华民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姿态出现，并致力争取西方各国的承认。至于政治方面，更不必说了，无论“国民政府”的名号、三民主义的法统还是所谓“还都南京”、青天白日旗，都是为了争夺大义名分，并蚕食削弱重庆政府的合法性资源。在任何一个意义上，它都意味着汪记“和平运动”彻底沦落，意味着汪精卫及其党羽成为汉奸……

1939年5月28日，在收到日本内阁的访日邀请后，这一纸提案就被发往了东京。又三天后，汪精卫就带着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坐上日本的飞机，去东京进行“组府”谈判了。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行的十一名随员中，还包括了一个消失已久的名字，原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最早应邀私访日本的董道宁。没有人知道，在访日归来后的一年多，董道宁是怎么度过的，正如没有人知道他此时的重新出现，究竟是应汪精卫的邀约还是他自行上门的结果。

仅仅两三年后，这个以自己的无心之行、无意引发了一场滔天巨浪的小人物，就在落寞中悄然病逝了。《日本人名大辞典》只是简单地记载：“董道宁，光绪二十八年生，成长于横滨，卒年不详。京都帝国大学肄业……昭和十四年与汪兆铭访日同行，日中战争中病死。浙江省出身。”

4

飞机在大场镇起飞。与船入长江口、停泊吴淞港时的心生反复不同了，这一天，汪精卫似乎逸兴横飞，始终显得兴致勃勃。几乎是飞机刚刚进入日本领空，他就口占了一首七言绝句，以表达自己重返少年旧游之地的激动心情：

疆亩纵横绿野恢，禾苗如水树如苔；

老农筋力消磨尽，留得川原锦绣开。

自从1907年跟随孙中山离开日本前往东南亚活动，他已经三十二年没有踏上日本的土地了。在如此漫长的岁月变迁之后，当年那个风华绝代、心地光明如雪的青年，已经变成一个五十六岁的老人，并且只剩下一副将死的残躯了。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激动？更不必说他本质上是个诗人，登高而赋诗，也是文人的本色。

但奇怪的是，这首诗不仅意境平平、一无是处，它吟哦的也似乎是中国的田园，而丝毫不见日本的韵味和风情。莫非，他离开日本太久了，已经忘记了那种樱花和富士山交织的舒缓之美？莫非，太过相近的文明、习俗和生活方式，使他无法觉察两种文化的截然不同之处，以至于只能用中国式的笔调来书写日本？……这些，当然也都有可能。

但更大的可能却是，这首诗不过是应景之作。它的主要目的，是让陪同的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知道他对日本怀有怎样的深情，对此行又充满了怎样的期待。而倘若影佐会在报告里提及这一笔，让东京内阁也感受到他的信心与诚意，从而不忍心对他太过苛刻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也就是说，它旨在讨好日本人。而在凑趣之外，它也折射了汪精卫的惶恐内心、空虚灵魂。毕竟，《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前提条件，是他发起“西南政府”、代表中国与日本媾和；毕竟，近卫文麿已经下台了，而除了每月三百万元的活动经费，平沼骐一郎迄今还没有对他有过任何许诺。谁也不知道此行的结果是什么，更不必说，自从船入长江口、停泊吴淞港，一个念头就始终挥之不去：他的离开河内、抵达上海和访问日本，都大错特错；在走出这几步后，他已经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寄望上苍的垂怜和日本的开恩了……

他不敢让自己安静下来，不敢让那个可怕而不时浮现的声音笼罩自己的思绪。他只能一次次地插科打诨，以免自己陷入那无边无际的悲伤和恐惧。而在飞机降落在横须贺的追浜机场后，这样的努力还在进行着。

这一天，为避免汪精卫铸成大错，无法回头，西义显也早早地赶到了追浜机场，准备再一次向他进言。飞机降落后，他坐进了汪精卫的专车，与他一同前往东京。但此后一两个小时，汪精卫始终滔滔不绝，让他找不到插话的机会。他后来回忆说：“从追浜机场到东京北郊滝野川古田男爵宅邸的80公里公路上，我与翻译周隆庠同乘在汪兆铭的车子里，因而得以了解他在33年后再次来日本时的感想。”（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汽车刚刚上路，汪精卫就又一次谈起了日本的山野之美。他拿出在飞机上所写的那首绝句给西义显看，并且说，“中日和平的哲学，也体现在这一诗句中”。

汽车经由金泽、杉田驶向横滨时，汪精卫似乎感慨万千，谈起了日本的人口问题。他说，三十多年前，这一带还没有多少人烟，如今已经彻底变样了，“两旁房屋相连，看不出三十年前的痕迹”。

而在汽车临近横滨市区时，他又以一种青山依旧、物是人非的伤感语气，谈起了三十四年前的旧事。他说，那一年8月，孙中山乘坐的轮船行将抵达横滨的消息，传遍了东京的各大学堂；一百余名留学生前往迎接，几天后，他也在东京锦辉馆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从此成为他的追随者……他娓娓诉说，话语间似乎不胜唏嘘。毕竟，那是他最风华茂盛的年龄、最流光溢彩的岁月，也是他进行自我安慰的最好内容。

但趁此机会，西义显却说起了孙中山的另一桩旧事。1913年，为应对俄国的威胁，日本首相桂太郎向孙中山提出了中日结盟的要求。这个盟约的核心，是中国允许日本驻兵南满，而日本保证中国的东北主权并全力扶助中国的复兴。据说孙中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西义显为此谈道：“愿先生此次来日能再次实现孙文—桂太郎盟约。汪兆铭和平工作，如不能达到那一目标，便断不能算作成功……”

毫无疑问，西义显希望汪精卫寸步不让，向东京提出平等、互助、一致对苏的要求。但这个建议不啻痴人说梦：不必说那一代日本人八面来风、有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泛亚洲主义”早已随着他们的凋零而彻底消散了，此时能够代表中国的，又哪里是汪精卫？对手握重兵、以四万万人为后盾的蒋介石，日本都能恼羞成怒、横加凌辱，又何况是这么一个赤手空拳、几乎已沦为丧家之犬的人物？……西义显后来谈道：“说完这些话后，汪兆铭没有给以回答。”

但汪精卫是不敢让自己安静下来，不敢让那种浸入骨髓的恐惧笼罩他的心灵的。汽车开过六乡川、开进东京郊外时，他突然像一个孩子那样大叫起来：“大森！大森！”原来，这就是当年陈天华的蹈海之地。那一年，为避免同盟会的分裂，那个比他年长八岁、曾写过《警世钟》和《猛回头》的湖南籍兄长，在留下绝命书后走进了日本大森海域的冰冷海水，并走进历史，走向永生。在后来的历史里，他一次次地照耀世人，启迪来者，其中也包括五年后北上谋刺摄政王的汪精卫。在那个光彩夺目的年龄，他与陈天华一样，曾成为警世之钟，曾让四万万人一起回头。

但在三十多年的岁月变迁后，此情此景、斯人斯事，又让汪精卫情何以堪呢？果然，在片刻激动之后，那种突如其来、似乎情不自禁的热烈就戛然而止了。汪精卫很快转移了话题，又谈起了日本的变化。但这种逃避心事、转移话题，又包含了多少令人唏嘘感叹的历史内容呢？他原本也能像陈天华那样，以慷慨的一死，将自己定格为青春的形象、不朽的心志，但偏偏朝廷法外施恩，让他活了下来。他一生的几个转折，都和刺杀有关，其中谋刺摄政王让他名满天下，万众瞩目，而南京遇袭不仅让他淡出政坛一年有余，等他伤愈归来后，国策已经变更，他的三年苦心也已经付之流水了。至于河内血案，更不必说了，它让汪精卫进入沦陷区，踏上不归路。凡此种种，都不禁让人一再追问：他的接二连三、大难不死，究竟是一种幸呢，还是大不幸？……

无论如何，在两个多小时的没话找话、斑衣戏彩之后，东京到了。当天晚上，汪精卫住进东京北郊的古河男爵别墅，开始了为期二十天的东京生活。犬养健后来谈道：“这所别墅是英国风格的、石砌的二层楼，地锦和蔷薇一直爬到二楼，把阳台栏杆都盖住了……这里听不到东京市内那种远处海涛般的噪声，是一处很好的隐居之所。”（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东京生活就这样徐徐展开了。那么，在最初的十余天，一个个貌似稍纵即逝、实则惊心动魄的信号，是否让汪精卫觉察到了什么？在这个城堡般幽静的建筑里，他是否在强打精神之余愈发地心神不宁？

首先是高宗武的下榻地问题。抵达古河别墅的第一天，犬养健发现接待人员并没有为高宗武准备房间，为此找到了一名兴亚院的课长，向他询问原因。但对方告诉他：“高得肺病后住了很长时间医院，因此，把他与大家隔开，在隅田川畔借了一处安静的屋子作为他的宿舍。”

这个借口让犬养健极为不安。他坚持说，无论如何，必须让他们这一行住在一起。在他下楼去找负责分房的干事时，他看到五六个人聚在一起窃窃私议，直到他进门后才沉默下来。见此情形，犬养健直截了当地问：“听到一些议论，什么不让高自由活动啦，甚至传出让他服毒啦，虽然难以相信，不过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对这个问题，那几个人嘻嘻哈哈地回答：“说实话，提出这种意见的有一两个人……”

原来，《大公报》那篇来历蹊跷的报道，高宗武的一再阻挠日本人接应汪精卫，以及他日渐公开的反对日汪合作立场，此时都已传到了东京。一些人打算将他扣押下来，另一些人甚至决心毒死他。而对这些打算，犬养健厉声警告说：“万一出现了那种不幸的事，这个和平运动就全部破产了……这样的消息一传开，全体中国人都会把日本当成不亚于纳粹德国的黑暗国家，也将没有人再去赞成那位企图与日本搞和平的汪精卫。请诸位为了日本的名誉，再重新考虑一下……”（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几天后今井武夫转达的一个要求，更伏笔了日本的苛刻条件、汪精卫无比黯淡的前途。几乎可以断言，它是日方为摸清汪精卫心理承受力的一个试探性手笔。

这一天，今井武夫来到古河别墅，拜访周佛海、梅思平。他说，在收到《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后，陆军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汪记“和平政府”不使用青天白日旗。毕竟，过去两年，日军始终以青天白日旗为交战对象；毕竟，对这面旗帜，近百万驻华日军已经产生了刻骨的、近乎本能的仇恨。倘若在自己的后方升起这面旗帜的话，不仅将引发识别上的极大混乱，它也会对军队的士气造成重大打击。对此，周佛海、梅思平都觉得无可厚非。他们慷慨地表示：“万一日本军提出强烈反对意见，不得已也可考虑用青天白日旗和五色旗配合而成的图案，或者是其它设想。”

今井武夫心满意足地告辞了。但当天深夜，这两个人又如丧考妣地前来找他了。他后来回忆说：“半夜一点多钟的时候，周、梅慌慌张张跑到我的宿舍来，说受了汪严厉训斥，收回以前说过的话，提出更正：国旗绝对不能改为青天白日旗以外的旗帜。根据这点来看，可以明了选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一事，在汪的心中，与其说是不同寻常的希望，毋宁说是一种信念……”（《今井武夫回忆录》）

又何止是一种信念。对汪精卫来说，倘若不使用青天白日旗的话，他如何让两万万沦陷区民众相信，这个政权还是过去的“国民政府”、只不过进行了人事更迭并改变了国策而已？他又怎么以孙中山接班人、国民党第二代领袖的身份在沦陷区活动？更不必说，他又该怎么解释自己的一生？……一句话，它既是“组府”策略，又是心理需要。无论自欺还是欺人，这面青天白日旗都是必不可少的一块遮羞布。而对这种变更国旗、干涉内政的行径，犬养健后来愤怒不已地评价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战败国，虽有元首被废掉、出逃之先例，但从未听说外国提出对于国旗图案进行变更的要求。况且，汪精卫和蒋介石都不能说是战败了。”

就在这两个刺耳的序曲中，八九天过去了。这些日子，最让汪精卫感到异乎寻常、心惊肉跳的，或许是这么一个事实：这么多天了，除了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以及几名接待人员外，他还没能见到任何一名日本大臣；在他几次忍不住询问影佐时，影佐总是含含糊糊地回答，“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这些大臣究竟在忙些什么呢？所谓“准备工作”，指的又是什么呢？

这样的回答，让汪精卫心绪烦乱，绕室彷徨。而1939年6月8日，一个来自重庆的消息，更让他灰凉苦涩、心生绝望。

这一天，在遥远的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发了对汪精卫的通缉令。在这份印刷上百万张、一度遍及大后方城乡的命令里，林森这么列举着通缉汪精卫的理由：“汪兆铭违背国策、罔顾大义……经中央加以惩戒，犹复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于上月秘密赴沪，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与敌往还，图谋不轨。似此通敌祸国行为，显属触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之规定，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也就是说，他的主要罪名，不过是“秘密赴沪”“与敌往还”。

这个罪名让汪精卫愤愤不平，却又仰天长叹。如果说，在此之前，他不过失去党籍、千夫所指、有国难归、前途茫茫的话，那么，从这一天起，天地虽大，却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所了。无论他去哪个国家，八百万华侨人人都可以缉拿他、引渡他。而在他抵达东京九天、眼巴巴地等待着日本大臣召见之际，这个消息更给了他一种巨大的心理暗示：除了和日本达成协议外，他已经没有别的路好走了；除了那个象征着他昔日荣光、并在过去八十年间经历了两次屠城的城市外，他也没有别的栖身之所了。

或许，正是这种心理暗示，才让他方寸大乱、并在此后几天一次次地突破着自己的种种底线？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恰恰是在这道通缉令颁布的次日，影佐祯昭通知他，东京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切都已安排就绪。从6月10日开始，自首相平沼骐一郎以下，日本五大臣以及无任所大臣、枢密院议长近卫文麿都将轮番接见他。

对这个消息，汪精卫是深感欣慰呢，还是忐忑不安？谁也不知道。无论如何，他期盼已久的“组府”谈判，终于拉开序幕了。

第一个出场的，是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这一天，在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中，平沼首先谈到了日本的“仁爱精神”以及对中日和平的盼望。他说：“（日本）皇室的宗旨，以仁爱之道维持人类和平……日本是尊重武力的尚武之国，但是武力是达到上述宗旨的，与欧美各国的所谓武力完全不同。”他并且谈道：“要维持世界人类和平，必须首先争取东亚、特别是日华两国间的永久和平……我对阁下在这次事变时为日华两国而奋起表示敬意，希望继续努力……”（《日本外交档案》，S487号）

这个开场白会让汪精卫感到满意吗？在简单地附和过平沼的话语后，他试图将谈话转入正题。他说，除了共产党以及少数捣乱分子，“大部分（中国）国民，都是内心希望和平，都认识日本在数十年来努力建设成为东亚先进国家的地位，也相信如果不是日华两国提携，别无其它办法确保东亚和平”。换而言之，他的和平主张在中国大有市场。

那么，为什么他的“艳电”几乎无人响应呢？在逃出重庆近半年后，为什么他的“和平运动”还是一筹莫展呢？汪精卫认为，这是由于大多数人不了解“日本真意”的缘故。他为此谈道：“我曾劝蒋介石争取和平有数十回，但是他经常简单地回答说，如果与日本言和，全国领土将失去独立和自由；如果继续抗战，即使被占领了小部分地区，但整个中国领土还能保存。这不仅是蒋介石一个人的想法，应该看作代表大部分的看法……日本方面的真意没有传至中国国内，是由于宣传方面不够所致……”

宣传不够？那么该怎么宣传？汪精卫没有说下去。但在从河内到上海的“北光丸”上，他不是告诉过影佐祯昭和犬养健吗？“纵观今后的形势，仅以言论要对方转到和平方面来，非常困难……倒不如直接建立和平政府，以事实来表明中日携手是上策”；在委托今井武夫转达他建立“和平政府”的愿望时，他不是也明确谈道吗？“今后考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自己建立和平政府，使日华提携成为现实，向一般国民证明抗战是毫无意义之举”。一个多月以来，他始终相信，只要日本人把沦陷区交给他，并不折不扣地实行《第三次对华声明》，众多将领将群起响应，社会各界将纷纷表态，哪怕最坚决的主战派也会变成主和派，这场持续了近两年的战争也会很快结束。

毫无疑问，汪精卫试图点到为止，而后让平沼告诉他东京内阁对“和平政府”的具体意见。但他没有想到，平沼似乎不明白他的意思。此后大半个小时，他依旧泛泛而谈。他说，中日和平的前提，是击败蒋介石、彻底剿灭共产党，“（共产党）是扰乱人类世界和平的敌人，不应容许其存在……像蒋介石这种人，也许内心是想认识日本的真意，但是现在已经采取容共政策，日本国民也不会相信他”；他说，中国需要一个新中央政府，“我相信阁下是担负实际责任的人，希望能够成功。对此不用说，我方将予以充分的援助……”而在兜了这么一个大圈子后，他终于吐出了一句话：“关于建立中央政府的具体工作，希望与陆军、海军及其他有关系的大臣商洽。”

这个回答无疑让汪精卫心有不甘。在听过平沼云山雾罩、不着边际的表态后，他谈起了“和平政府”对日本的意义，并像一个小摊贩那样推销起了自己。

他说：战和取决于蒋介石，但现在日本已经不能再指望蒋介石了，“当时我预想，如果蒋介石幡然悔悟，则不可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实现和平。但是事情到了今天，这种情况几乎毫无希望了”。

他说：日本也曾寄望王克敏、梁鸿志以及吴佩孚等人，但他们都是一些过时人物，“以今天中国的情况来看，把国民党除外，以其它力量来收拾时局，我认为极其困难”。

蒋介石不行，北洋人物也不行，那么谁行呢？当然只有他自己了。他为此谈道：“因此我想，以国民党为中心联合各党各派，放弃容共抗日政策，建立国民政府是最适当的。因为保存国民政府的形式，可以避免使中国国民抱着受日本的压迫而亡国的念头，（也）便于从重庆方面争取许多同志……”

这些话不可谓不诚恳，只是多了三两分急于委身的妾妇气息。又何止于此？这一天，或许是为了表明自己有始有终、与日本共进退的诚意，或许是那道通缉令突破了他的某种心理临界点，他又悄然放弃了自己在“不坐日本船”“不进日租界”之后的另一个自我许诺，那就是无意争权、“功成身退”的决心。他说：“我个人原本抱定（宗旨），蒋如果为解决时局而下野，我也随着下野，如果出国，我也随着出国。但是蒋拒绝这么做，反而出现了相反的情况，我个人早已陷于不能不一个人负起责任来的境地……”

所谓“相反的情况”，指的是不是蒋介石大权独揽、而他却沦为一介平民了呢？如果真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么，他不仅有不平、有怨气，还有因这些情绪而悄然滋长的权力欲望。而对这个选择，平沼骐一郎难得慷慨地表示：“蒋介石当然要下野。就是蒋介石下野时，希望你仍负完全责任。”（《日本外交档案》，S487号）

会谈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天，除了赞成建立“和平政府”“将予以充分援助”的空洞许诺外，汪精卫一无所获。日本人会不会信守《第三次对华声明》？在葬送东北、舍弃内蒙、半割让华北之外，他们还有没有别的要求？对“还都南京”的路线图，他们赞同哪些？反对哪些？时间上又怎么安排？……所有这些，平沼一句都没有谈及。它让汪精卫心中空空落落、茫然若失。

而在平沼骐一郎之后，则是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以及前任首相、曾对《重光堂协定》有过个人许诺的近卫文麿。

与板垣征四郎的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与一天前的“平沼—汪精卫会谈”一样，这一天，也就是1939年6月11日，板垣同样没有涉及任何实质问题。他的开场白更充斥了种种空话套话、陈词滥调。

谈及战争责任时，他认同汪精卫的说法。“这是由于（中国人）不了解日本真意的缘故。”他说，“假定如此，无论误解的方面还是被误解的方面都有责任。”

谈到这场席卷大半个中国、已造成上千万人伤亡的战争及其意义时，他说：“相信是一场圣战，是为了击灭阻碍日华亲善的共产党以及和它结合在一起的蒋介石的抗日军队，一点也没有与一般国民为敌的意思。”

对在中国烧杀掳掠、无所不为的八十余万日本士兵，板垣更恬不知耻地表示：这些人对中国充满了善意，“在战线上勇敢与敌作战，而对善良的民众则以爱抚之念对待”……

这么一来，在大半个小时的东拉西扯之后，汪精卫到底沉不住气了。如果说，一天前他已突破了自己“功成身退”、向天下人表明心迹的底线的话，那么，这一天，为说服日本方面把沦陷区交给他，他更轻率地做出了与日本结成军事同盟、随时参与日苏战争的许诺，并慷慨地让渡了部分国防自主权。

他似乎向板垣解释着自己的信念来源，又似乎只为了说服自己。他说：“日本对中国要求共同防共……决非欺骗，因此希望中国统一和增强，不是想使中国分化和削弱。中国强起来，才能够真正达到共同防共的目的。”

他还从孙中山的话语里找到了自己的行为依据：“孙文的夙愿也在以日本为兄、中国为弟的方式进行合作。我（将）在第一阶段先说明孙文的国民党的这种主义政策，而在第二阶段将使国民党公开接受日本所希望的反共救国要求。”

他最后谈道：“还有，关于如何建立国防的问题，希望日本方面好好指教……”（《日本外交档案》，S487号）

所谓“日本所希望的反共救国要求”，无疑包括一份军事同盟条约。几个月前，当梅思平带回作为《重光堂协定》附件的那份条约时，尽管它只是防御性质的，尽管它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苏俄各个击破、独霸东亚，但汪精卫仍然表示，“留待将来再商”。而到了这一天，无论这场战争是不是日本挑起的，无论战场态势孰优孰劣，也无论那个苦难深重、已被战火摧残得满目疮痍的国家能否再承受一场大战，他都已明确表示，中国将作为日本的仆从国参战。至于国防方面的“希望日本好好指教”，更不必说，它包含了日本派遣顾问、控制军械采购、垄断军工技术等条件。二十四年前，日本人曾向袁世凯提出过类似要求，但它却引发了中国青年的空前抗议、“泛亚洲主义”的彻底破产。在那之后，没有任何一届日本政府再动过这个念头，而到了这一天，它却由这个原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遗嘱起草者主动提出来了。所有这一切，都不禁让人怀疑：在逃出重庆时“跳火坑”、以一己残躯换取“和平”的理想，此时还剩下几分？在进入沦陷区并遭遇明令通缉后，汪精卫要救的究竟是自己呢，还是他曾热爱的那个国家？

要救的，当然是自己。此后几天，在和其余几名日本大臣交谈时，汪精卫的表情愈发谄媚、话语更加卑下。

6月12日，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接见了他。这一天，在一个小时的会谈中，汪精卫先是强调他已许诺对日结盟、对苏参战，继而，他又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隐瞒了自己作为孙中山接班人曾捍卫过晚年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两年历史。而这段历史为时不远、几乎尽人皆知。他说：“中国自1924年至1926年，采取所谓容共政策，当时我在政府内部，曾遭遇种种困难。自1927年排除共产党之后，为了反共，十年来曾付出很大牺牲，这是你所知道的。”

6月13日，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接见了他。这一天，为迎合日本排斥英美、垄断中国利权的胃口，汪精卫无耻地将西方国家给予中国的种种援助说成是包藏祸心。他说，在《第三次对华声明》发表后，英美给了中国一系列战时贷款，“足以看出他们怎样不希望日华和平，企图策划使日华两国永久相争”。他甚至睁着眼睛说瞎话，认为这些贷款不仅为了火上浇油，它还是经济侵略的手段。以英国援建的滇缅铁路为例，“事变以来，英国急于在西南方面获得经济利权”。

及至6月14日，最令人发指的一幕出现了。这一天，在和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会谈时，汪精卫主动表示，如果日本决心和英法开战的话，他未来的“和平政府”愿意代表中国加入战争。他说：“最近欧洲的风云，一时难以预测，一旦爆发战争，日本如果被卷进去，可以想象到日本的国力将进一步消耗。那时，中国也不辞跟着日本参战。”（《日本外交档案》，S487号）

可怕吗？在进入沦陷区仅仅一个月、而重庆政府的通缉令也仅仅颁布几天以后，汪精卫的心态，就发生了如此彻底的变化。如果说，他允诺与日本结盟、与苏俄为敌还多少让人理解的话，那么，他不惜以国家命运为赌注、许诺向与中国并无利害冲突的英法开战，却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它清楚地表明，到这个时候，什么天下的兴亡、国家的盛衰，什么“和平建国”的理想乃至曾仲鸣的惨死，都已经退居他所思所想的次要地位了。在接连五天、日本人一次也不肯涉及具体问题的会谈中，他已经如同一个输光了本钱、一心要在赌场里继续下注的赌徒那样，不惜向高利贷贩子对天发誓、胡乱许诺。而他所要参与的这个赌局不仅毫无胜算，并且也没有丝毫道义色彩。它所能博取的，不过是一个战火连年、四面楚歌的“和平政府”，以及他惨淡余生的表面尊荣。

这究竟是日本谈判策略的胜利呢，还是那道通缉令的结果？抑或，所有这些都兼而有之又相对次要，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的性格？作为一个文人，他有着高洁的情怀、纯净的心志，以至于在“北光丸”上对苍天和大海所做的那些表白感人肺腑；但面对现实的无力，身处乱世的无依，以及与生俱来的孤独惶恐，也同样是文人的性格弱点？他情绪大起大落、意气用事，不习惯讨价还价；他自我作践、心急如焚、可怜巴巴而又破罐子破摔；他甚至比王克敏、梁鸿志以及各地“维持会”的大小汉奸们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惊叹着命运的戏剧性和复杂色彩。

然而，倘若没有6月15日汪精卫与板垣的第二次会谈，倘若不是日本人完整而清晰地留下了这一天的会谈记录，后人能有机会瞥见他更深处的灵魂吗？那种化蛹为蝶、近乎从神奇到腐朽的人生蜕变，会这样令人扼腕而又历历在目地出现在铮铮史册上吗？这一天，汪精卫的惊慌失措、奴颜婢膝、灵肉两分，都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作为这次会谈的参与者，影佐后来谈道，这一天，“显然对《近卫声明》抱着强烈希望到日本去的汪精卫，他的可怜相，是令人十分遗憾的”（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

第十三章 蒿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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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6月15日，也就是汪精卫抵达日本的第十六天，板垣征四郎第二次会见了汪精卫。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是影佐祯昭一再斡旋的结果，还是板垣出于个性原因的一己安排。无论如何，这一天，板垣先是给了汪精卫一系列下马威，以铺垫日本言而无信、违背《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合理性；继而，他又以一种简单、粗暴、咄咄逼人的态度，向汪精卫全盘托出了日本对汪记“和平政府”的设想。

这个下马威，从一个单刀直入并且直指汪精卫软肋的问题开始。板垣说：“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如果能够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而对这个问题，汪精卫结结巴巴、语无伦次。

汪精卫首先谈道，重庆人人都盼望和平，即使蒋介石也是有可能拉过来的。他说：“（蒋介石）有着随当时环境而变化的性质，以前依靠亲日和亲苏的两条途径。如果把另一条道路完全堵塞，而进行对他拉拢的工作，也许会倒向这边。”

在曾仲鸣身死、汪精卫几乎就是为了反蒋才托庇于日本人之际，这个回答不啻滑天下之大稽。又何况，中日媾和的最大障碍之一，不就是日本坚持的蒋介石下野条件吗？如果日本愿意和蒋介石直接和谈的话，那又有他什么事？……或许是意识到这个回答的违反本意、不合时宜乃至不符合日本人的胃口，他又谈起了其余的“重庆要人”。

这些要人，包括亲俄派、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他说，孙科已经彻底倒向共产党了，宋子文也无视日本的力量，“到底难以拉拢”；他说，这些人只是少数，“大部分的要人心里希望和平”，类似戴季陶、居正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都要么是坚定的反共主义者，要么已暗暗后悔与共产党的合作。至于亲日派官员以及吴鼎昌、翁文灏、王宠惠等亲英美派人士，更是极力主和，“只是这些要人中的大部分，因为交通的关系，或者因为在蒋的监视之下，要逃出重庆，极为困难”。

说完要人之后，当然就是军队了。汪精卫谈到，抗日军队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共产党、黄埔系和地方军阀。其中，“共军每月从中央取得八十万元的补贴……我方对此毕竟无法争取”；黄埔系既抗日又反共，以它的两大首脑陈诚和何应钦为例，陈诚重抗日，而何应钦重反共，“何如果能够到这一边来，可以预料，黄埔系中追随他的人不在少数”。至于遍布十余省的地方军阀，“由于蒋介石的分散政策，他们的内容难以弄清楚，并且都受严重的监视，行动极为困难。关于这些中国军队应该深刻考虑的是他们的民族意识问题……他们具有的爱国心，要善于利用，作为建设新中国的基础。因此，我对国旗问题、政府名称问题都讲个不休，就是要和军队的民族意识一致起来，很快地使他们踏上和平的道路”……

可笑吗？在走投无路之际，汪精卫居然打起了黄埔系的主意！更可笑的是，在薛岳、张发奎、刘文辉、邓锡侯等人都先后通电与他决裂，而龙云也貌似委婉、实则没有留下任何余地地拒绝了他之后，他居然认为，这只是由于自己没有打出“国民政府”的金字招牌、没有升起一面青天白日旗的缘故！在这个过程中，板垣始终冷冷地倾听着，而一旁的影佐祯昭，也渐渐对他心生怜悯。

不知所云之际，他居然说出了这么一番话：“近年来，随着中国民族意识的增长，有的极力想把它消灭，有的加以利用。毫不忌讳地说，像日本就是被怀疑想消灭这种民族意识的，像苏联，则想利用这种民族意识，以扩张其势力……为日本计，我相信，要善于利用这种意识。换句话说，就是给予中国民族生存的机会，保留他们的希望，这是最明智的策略……”这，还是那个早年曾感动了四万万中国人，曾经品行高洁、无比洒脱的原国民党领袖吗？

这个上午，为说服板垣给他一个略略像样的“和平政府”，汪精卫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一个前来媾和的中国政治家，毋宁说，他更像是一个日本的政治军官、“谋略军人”，在一心一意为日本的利益着想。而在这样的虚弱无力、苦苦挣扎之后，板垣当然看清楚了在他面前的是怎样的一条可怜虫。此后两个小时，他以一种蛮横的嘴脸、不断进逼的姿态，向汪精卫详尽描述了他必须接受的命运。

这个命运，几乎从“北光丸”停泊吴淞港、他委托今井武夫转达发起“和平政府”的愿望时，就被彻底注定了。5月11日，在听到这个设想后，板垣满口赞成。这一天，按照他的授意，今井武夫开始起草一份《指导汪工作的腹案》。这份文件开宗明义地写道：“在现阶段，我方的指导意图是，获得重庆政府的各派势力特别是其中的要人，并为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准备实力……”

也就是说，板垣希望这个建立在沦陷区的政府，能够瓦解重庆、引发各个派系的哗变。那么，所谓“强有力的政府”，是汪精卫希望的那样，仅仅葬送满洲、舍弃内蒙、半割让华北吗？唯唯，否否。《重光堂协定》早已是明日黄花，《第三次对华声明》也已成为过去。在御前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后，日本愿意给予的，当然就是一个“分治合作”的中国。

这个“分治合作”的中国，倒也颇为像样。虽然它和“满洲”只是“盟国”关系，虽然它对内蒙只拥有宗主权，而对华北的内部事务，它也谈不上有多少染指的权力，但它毕竟还辖有长江下游、两湖流域和华南地区。倘若汪精卫能让重庆垮台的话，那么，至少在名义上，西南的归属也是好商量的。板垣希望出现一个无力反抗日本、但能成为未来日苏战争仆从国的汪精卫中国，而这就是“强有力”的全部涵义。

一开始，板垣态度坚决，立场鲜明。5月13日，在陆军省、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上，当一些少壮军官质疑汪精卫的实力、号召力和利用价值时，他语气决绝地表示：如果还有人反对这个政权的话，“那就把这些反对的家伙调到与处理事变无关的职务上去”。但与绝大多数的日本变奏一样，不过几天后，板垣的态度又发生了渐行渐远的变化。

5月17日，时任驻“满洲”第5军司令官的土肥原贤二，向板垣提出了“汪吴合作”方案。在被吴佩孚搞得心力交瘁、丢尽颜面之后，土肥原反而认为，吴佩孚漫天要价、迟迟不肯出山，恰恰说明了他有实力。在一封发往东京的电报里，土肥原这么谈道：“随着汪兆铭和平工作的进展，应再次考虑吴佩孚的起用问题。汪在政治上有力量，在武力上也有背景，但在华北及湖南、四川等地，汪的势力却不及吴佩孚。因此汪吴合作对于解决时局是有利的，日本政府当斡旋于汪吴之间，促成他们的合作……”

也就是说，土肥原建议把长江中上游分给吴佩孚，从而形成“汪七吴三”，甚至“一者主政、一者掌军”的权力格局。作为曾共同策动“满洲事变”的昔日同僚，板垣很快接受了这个建议。次日，今井武夫起草的那份文件，标题就变成了《指导汪、吴工作》的腹案。对这个变化，日本战史后来评价说：“陆军方面所重视的，首先还是军阀割据时期能统治中国的实力——有无武力和财力。”

但问题在于，吴佩孚并没有答应和日本人合作，更没有答应和汪精卫合作。这么一来，事情就变得旷日持久、遥遥无期了。台湾学者徐积村后来谈道，“于是日方再加紧劝说吴佩孚的工作。由五月至六月中，双方接触多次，但吴佩孚仍强调主权问题，要求更大之自主权，故未有实质进展”；与此同时，汪精卫也加入了劝说吴佩孚的行列。5月22日，他委托《申报》记者、著名“立宪派”人物赵凤昌之子赵叔雍专程北上，将自己的一封亲笔信面交吴佩孚。

在吴佩孚的模棱两可、敷衍观望中，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这期间，汪精卫心神不宁，望眼欲穿。5月22日，也就是派遣赵叔雍北上这一天，他通过影佐向东京恳求说，他有把握说服吴佩孚与他合作，但当务之急还是访问日本；对此，板垣的回答是，“关于‘云仙’事，东京准备完成以前在原地等候”。而所谓“云仙”就是汪精卫访日的代号。5月28日，一切都无可拖延了，板垣总算代表日本向汪精卫发出了访问邀请；在接到这封电报后，汪精卫、影佐为之大喜，他们立即提交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为赴日谈判的准备文件。但这时候，板垣才想起无论外务省、海军省还是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都还不知道这件事，次日也就是5月29日，他又胡乱找了一个借口，试图再次延期。他说：“围绕着日、德、意协定的加强问题，政情突然紧张……可否把汪的访日延期到下个月？”（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在此之际，影佐再也坐不住了。他苦苦哀求说：“现在好不容易鼓足了劲，而且汪的周围，有日本政府有意同蒋交涉的传闻，踌躇形势渐有露头。为此，无论如何请准予按预定的安排偕其来东京。”到了这个份上，板垣到底不敢再耽搁了。他安排了一架海军飞机，让汪精卫先来日本再说。

5月31日，汪精卫抵达日本。但也是那几天，在吴佩孚态度捉摸不定、所谓“汪吴工作”不可预期之外，种种苛刻的意见、鬼魅的心思，也先后出现了。

5月29日，板垣委派陆军省军务课的永井八津次中佐拜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转达了陆军对汪记“和平政府”的构想；与此同时，他亲自约见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希望他赞成这个计划。如果说，这个安排已折射了日本大臣的各自分量的话，那么，几天以后，在日本内阁通过的《树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里，这种区别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对以汪精卫为首、在沦陷区发起“和平政府”的设想，有田八郎满口赞成。他说，以武力征服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以重庆为首，内地抗战的气氛很浓厚，这种情况不能当作是英国大使的故意宣传……民众的抗日气势一直渗透到农村”；他谈道，寄望抗战阵营的分裂、哗变和瓦解，也异常渺茫，“对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暂时没有希望……薛岳等的举兵也不可能立即等到，福建的工作也没有头绪。这些都要等到我军大举进攻或统一政府的建立，才有可能性”。他由此认为，“如果不愿蹉跎岁月、坐失时机，则目前我国对华政策的唯一道路，就是以汪为中心迅速建立作为新中央政府母体的占领区统一政权……这样使战争变为内乱”。

也就是说，在欲战无力、欲罢不能的情况下，有田八郎希望形成汪精卫与蒋介石对峙的局面，从而让日本逐步脱身。但对这个观点，米内光政的看法却大相径庭。

6月2日，在海军省、海军军令部的联席会议上，米内光政下发了一份《关于建立中央政府》的文件。在这份文件里，他首先谈道，一年多以来，日本的对华策略可分为三种：一是以扩大战争的手段摧毁重庆抵抗意志；一是在沦陷区建立了几个傀儡政权，“使其对战争意志起动摇作用”；还有一个，就是试图诱降蒋介石。“而现状是上述三种政策，迄今为止哪一种都没有奏效，事变终结的前途渺茫”。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觉悟，对依靠新中央政府本身的力量解决事变，不能予以过多的期待。充其量能期待的程度是，使之成为日本方面打倒重庆政府工作的一个方面”。

那么，该怎么结束这场战争呢？米内光政认为，陆军应竭尽全力再发动几场进攻，“使目标单一化，向着结束支那事变，尽其所谓‘狮子之全力’”；在此之下，才是如何利用汪精卫的问题，“汪的出现，使在全中国各部内在充溢的和平希望的底流表面化，可以成为予以一大刺激的动机，这就是日本的目标所在”。也就是说，在日本倾力进攻的情况下，汪精卫或许有他的价值，那就是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让那些蠢蠢欲动的主和人物前来投奔。

这就是米内光政对汪精卫的全部考虑。他说：“实力政权的建立，虽然是我方解决事变特别希望的局面，然而归根到底是希望而已……（除非）重庆政府的大部分势力都投奔于统辖之下，不然的话，光是汪、吴及既成政权，则在实力具备这点上，估计有很大困难。”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给汪精卫那么好的条件呢？“把重点放在日本方面的‘生存’上，作必要程度的榨取，亦不得已”……

也就是说，米内光政愿意给予汪精卫的，不过是一个敲骨吸髓、刮地三尺的傀儡政权。而在他之后，那些驻华将校的纷纭态度、蛮横嘴脸，更为未来的汪记“和平政府”勾勒了一个七零八碎、不堪入目的景象。

6月3日，也就是汪精卫抵达日本四天以后，十余名驻华日军将校被召回东京，讨论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和平政府”问题。他们大多是少壮军官，被视为陆军中央也难以节制的一些势力。他们分别代表华北方面军、华中方面军、华南方面军和内蒙驻军，在中国有着各自的地盘、利益和傀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他们才是日本对华政策的主导者，乃至汪记“和平政府”最终面貌的决定者。在这个“驻在军代表恳谈会”上，他们都不反对汪精卫在当年10月10日建立政权的要求，甚至“希望从速”。但对这个政权的性质、权限乃至名目、旗号，他们的看法却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对汪精卫有可能瓦解重庆、引发各个派系哗变的说法，他们嗤之以鼻。他们说，汪精卫已经逃出重庆近半年了，除了寥寥几名亲信，他何尝带出过一兵一卒？哪怕给他“中央政府”的名义，他又有什么实力与重庆对抗？在这个前提下，考虑到汪精卫的声望确实高于王克敏、梁鸿志，与其让他手握实权，不如让他扮演一个台面角色，“即使以汪为傀儡亦可迅速建立政府”。

对以汪精卫为中心、建立一个仆从国政府的构想，他们大摇其头。他们说，过去一年多的战争表明，中国人不仅对日本极有敌意，并且颇具战斗力。既然如此，就需要进一步肢解中国，“不使既成政权发生动摇为理所当然，且需进一步指导此等政权协助建立中央政府”。也就是说，可以取消王克敏、梁鸿志的政府名义，但不能允许汪精卫染指华北、长江下游的任何事务。

当然，也不能让汪精卫没有尺寸地盘。在华北和长江下游之外，日本人不是还坐拥武汉、广州以及厦门一带的几个新沦陷区么？那就把这些地方划给汪精卫，让他安置自己的人马好了。但这些地方也只能分而治之，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所谓基础地盘，系指将广东、福建、汉口等地分给汪系人物或汪之部下而建立地盘，并非如既成政权组织政权之意，如汪欲使梅思平任广东省主席之例”。

又何止于此？这一天，对汪记“和平政府”的名目、旗号乃至筹组方式，这些驻华将校也七嘴八舌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华中方面军代表认为，“国民政府之名称于建立中央政府后需要加以指导，使其变更”；华北方面军代表谈道，“吴佩孚的出马及其与汪的合作一项……任凭两者协商，日本方面不多加干涉”；而所有的驻华将校都一致要求，“在事变中我方占领地区内，不许挂有日本方面不允许之国旗等”。（《今井武夫回忆录》）

这么一来，汪精卫所设想的“和平政府”，还剩下些什么呢？它不是比王克敏、梁鸿志的傀儡政权还大有不如，甚至只是一个日军中佐、少佐就能扶持的地方“维持会”的集合体吗？不幸的是，在接受了土肥原贤二的“汪吴合作”方案后，板垣征四郎又几乎全盘接纳了这些意见。

更不幸的是，1939年6月6日，在五相会议上，板垣依旧拍板了一份《树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这份文件清楚地表明，在打消了建立仆从国政府、让汪精卫与蒋介石对抗的念头后，板垣心中酝酿着怎样的图谋，而汪精卫又沦为了怎样可悲的一个角色。

这份文件只有寥寥六条，其中却有三条与重庆有关。第一条写道，“新中央政府以汪精卫、吴佩孚、现有政权、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为其构成分子。该政府作为中国方面的问题，由这些构成分子作适当协力以树立之”；第二条规定，“新中央政府以‘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为准绳，正式调整日华国交，构成分子当事先接受上述原则”；第六条更明确谈道，“重庆方面在其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作必要的人事更替、并接受上述之第一及第二项的情况下，即认作为屈服，得成为新中央政府的构成分子之一”……（《日本外交档案》，S493号）

在这份旨在建立沦陷区“中央政府”的文件里，为什么会频频出现关于重庆的条款呢？几十年后，堀场一雄一语道破天机地谈道：“上述第一、第二及第六项，同先前的停战条件内容相同。作为解决问题的政府设计方案，应创造一种便于同重庆合流合作的条件，并迫使重庆接受这些条件。”

也就是说，发起这个政府，板垣征四郎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重庆。如果说，对米内光政希望的“尽狮子之全力”、再发动几场大规模进攻，板垣有心而无力的话，他“使和平希望的底流表面化”的判断，却给了板垣以重大启示。他不屑于驻华将校“希望从速”“即使以汪为傀儡亦可迅速建立政府”的说法，如果这样，那又何必让他替代王克敏、梁鸿志？他也不满足于米内光政以汪精卫为象征、进行招降纳叛工作的设想，哪怕有一两个军阀、三五个重庆政要响应汪精卫，又能解决什么问题？他试图以汪精卫为道具，演出一场大戏，以逼迫重庆坐到谈判桌边，并最终以“地方性政权”的身份，成为分治合作中国的一部分，成为日本未来对苏战争的主要仆从力量。

正因为如此，在6月5日陆军省、参谋本部联席会议通过的《对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之处理》里，板垣不顾驻华将校的意见，处处为蒋介石“改变主意”、主动媾和留下余地。它的第一条第三款规定，“中央政府之组成、地方自治之程度等，在不违反我方既定方针的范围内，由中国人方面相互适当协商”。也就是说，只要重庆肯接受分治合作，那么，日本人不反对它成为一块天高皇帝远、不受日本过多干涉的区域。它的第二条谈道，“（汪记）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应避免在南京举行，而在青岛、上海、广州等地举行”，以免过分刺激重庆。它的第三条则不仅允许保留“国民政府”的名称，也决定继续使用青天白日旗，只是出于战争的需要、对至关重要的士气的考虑，它才加上了这句话，“必须在国旗和党旗上部附加大三角形黄色布片，尤其军队要在黄布上大书‘反共救国’等字样”。至于第五条，“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时间，视形势及工作进展之情况而定，大体预定在本年内”，更是折射了日本人的用心：成立不成立这个“中央政府”，要看汪精卫能带出多少人、拉出多少军队，以及重庆会不会在濒于瓦解之际决定媾和。

也因此，在《树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第三条，板垣写道，“新中央政府的构成与树立时期，适应于综贯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以自主的观点处置之。为此，特别需要具备人的因素与基础实力”。对此，日本战史后来解释了所谓“自主观点”的含义，“这就是说，建立新的中央政府不能完全由汪决定，而应由日本方面的衡量决定”；而堀场一雄也谈道，“第三项作为战争方略的一环，确立处理的精神，同时，预防急进论重犯轻率地定下无把握之决心的错误”。换而言之，如果汪精卫的种种活动，不能决定性地瓦解大后方、不能逼迫重庆坐下来接受屈辱的和平，那么，这个政府很可能就不会成立，以免日本重犯当初扶持“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错误……

这就是汪精卫此后几个月的道路：他需要拜访吴佩孚，需要与王克敏会谈、与梁鸿志会谈，需要在上海发表发起“中央政府”的讲话，需要召开汪记“国民党”的党代会……板垣认为，这么一场戏一场戏地演下来，不断地释放信号，不断地予以“刺激”，谁敢说龙云、刘文辉、张发奎、薛岳等人不会哗变？谁敢说重庆政要不会接二连三地叛逃到沦陷区并予以响应呢？哪怕汪精卫最终一无所获、重庆也始终不肯坐下来谈判，日本也不会损失什么。它最多只需要给汪精卫一块空空荡荡的“国民政府”招牌，以及一个傀儡性质的元首名义而已。而倘若它成功的话，日本将赢得重庆，赢得中国，赢得太阳照耀下的每一寸东亚土地。

又何止于此？这一天，也就是1939年6月6日，在这个貌似庄严、代表日本意志的五相会议上，几名大臣相互约定，在和汪精卫会谈时，“不涉及任何实际问题，使他得到一个前途光明、日本完全诚恳的印象”，以免他大惊失色、闻风而逃。美国学者约翰·博伊尔后来谈道：“五大臣并不急于立即建立任何新政权……大臣们决定，在他们与汪举行的会谈中，不讨论任何有争论或有分歧的问题，也不对具体细节进行商讨，而是强调他们对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信心，以及使中国事变得到公平、宽大地解决的决心。”在此之外，甚至对一种最极端的情况，日本人也准备好了预案。如果蒋介石愿意媾和，但只是因为对汪精卫的个人愤恨而要求处置他的话，日本人当然也不会手软，“关于停战问题应同重庆方面相适应。当（蒋介石）无法适应汪精卫时，不得已只有排除他……”（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

这就是日本人对汪记“和平政府”的全部计划。而1939年6月15日，或许是影佐祯昭的苦苦哀求，或许是板垣已看清了汪精卫的底气和最终选择，他到底第二次会见汪精卫，决定多少透露自己的所思所想了。在问过如何瓦解重庆的问题后，他终于为汪精卫展现命运和下场的冰山一角了。

他首先谈起的，是国旗问题。

2

在谈及国旗问题之前，板垣问了两个作为序曲的小问题。他首先问道：“陈诚和蒋介石以及共产党的关系如何？”

这个问题较为简单，原本心神大乱的汪精卫略略振作了一些。他说，陈诚和蒋介石相知十几年，“有经验，比较廉洁，精力充沛，为此受到蒋的信任，现在几乎具有掌握军权这样的权力”；由于陈诚负责军队的政治工作，“为了保持这种权力，和共产党有联系”。他最后谈道：“然而因为他的阅历和声望都不够，李宗仁、白崇禧和阎锡山等都对他心怀不满……”

这个回答，没有涉及陈诚作为坚决的“主战派”被迅速擢升的重大背景，也没有谈到他作为谭延闿女婿、其妻谭祥是宋美龄干妹妹的私人关系。但板垣也不为已甚，他又问道：“一般所谓第三党是指孙科等人吗？”

早在1927年国共分裂前夕，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以及谭平山、章伯钧、陈铭枢等人就试图发起一个“左”倾党团，并在国共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及至1930年春夏，它已发展成为拥有三个特别市、十个省区基层组织的重要党团。对这个与他有着复杂关系、后来演变为“农工民主党”的政治派别，汪精卫当然极为熟悉。他说：“现在所谓第三党，没有什么组织，勉强地说，不妨把它看做共产党的外围团体。现在政党除国共两党以外，还有中国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中国社会党是标榜国家社会主义的学者集团，中国青年党也可以说是标榜国家主义的所谓左倾团体。”（《日本外交档案》，S487号）

如果板垣真的不知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的话，那么，只能说，他二十余年的驻华经历、所谓三大“中国通”之一的名声，不过是浪得虚名。如果这些问题只是再次试探汪精卫的手笔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对汪精卫已经产生了一种猫戏老鼠的心态。在这两个问题之后，他不愿再耗费自己的时间了。他直截了当谈起了日本对汪精卫的命运安排。

对定都南京、定名国民政府并以汪精卫为首脑的要求，他说，“我方对此没有异议”。而在此之下，国旗就有问题了。板垣谈道：“用青天白日旗为国旗，在国旗和党旗等旗子上部都加上印有反共和平的三角形大型黄色布片，对此有一点意见。（日本）认为，为了避免混淆纠纷，军队可用写着反共和平大字的黄色旗子，而不用其他的旗，如国旗等等。对这一点，您以为如何？……”

这个说法，罔顾了一个重大事实：几天前，当今井武夫前往古河别墅试探这个问题时，汪精卫压根就没有同意在青天白日旗上悬挂什么黄色布片；而在板垣的表述里，似乎他已经答应了这个要求，只是日本人对军旗另有打算罢了。但或许是人在屋檐下的缘故，汪精卫对此没有进行辩解。他冷静地询问：“阁下所说的意思是军队用两种旗，即国旗和黄色旗呢，还是单用黄色旗？”

板垣毫不客气地回答：“这种意见认为，军队以单用黄色旗为宜。”

或许是对这个要求早有准备，或许是以为这就是与日方谈判的主要分歧，汪精卫抗辩说：“如果只用黄色旗，就是说军队不使用国旗，作为国家的军队，无论如何有损体面。”而在板垣强调过那面旗帜将引发标识的混乱、对日军士气的影响后，他又退而求其次：“在前线，或者有此必要，但在离开前线的地方，像兵营之类，也不妨使用国旗……如果长期不使用国旗，担心是否会影响军队在精神上的统一性……”

板垣寸步不让。他说：“老实说，军方甚至对于日军占领区内除了军队以外的政府机关，或一般民众使用国旗都有相当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取严格取缔的方法，不使为此产生误解。”到了这个份儿上，汪精卫认为自己该让步了。他表示：“对您的话我很了解。总之，目的在于避免发生误解、避免混淆。因此，应该在技术上想出一些办法来，希望在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之前加以研究，做出具体的决定，这样没有妨碍吧？……”

就这样，军旗问题暂时搁置了，而青天白日旗上必须悬挂黄色布片，则作为一个定案被汪精卫默认了。这时候，板垣将话题转入实质性问题了。他说：“所谓取消已经成立的政府的名义，据我的理解，是指废除临时、维新两政府的政府名义，而不是取消其内容及其事实。这样理解，没有什么抵触吧？”

对这个说法，汪精卫似乎大惑不解。他试探地问：“归根结蒂是权限的问题吧？”

板垣压根不屑于谈什么“权限”。他说：“权限问题已经成为过去。更具体地说，可以说是政治形态吧。参照中国的形势，在原则上，我认为，政治形态以分治合作为原则最为适当……具体地说，华北可以说成日中两国国防上和经济上的特殊结合地区，蒙疆是国防上特别为对苏联的防共区域，长江下游是日华经济提携的最密切地区。根据各地区的特征，并参照日华关系紧密的程度，有必要把以前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华南沿海，必须考虑对南方国防上的需要，主要是海军问题在两国国防上的特殊关系……”

这些字眼，“分治合作”、“特殊结合地区”“防共区域”“最密切地区”“特殊关系”，以及保留临时、维新两个政权的实质……不是已经无比清晰地表达了日本的意图，并一览无余地展现了日本人设计的中国图景了吗？但汪精卫依旧没有反应过来。他以一种恭谨驯服而又令人啼笑皆非的态度谈道：“您的意思已经了解，归根结蒂，还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限问题……我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的权限应如何规定，（的确）是一个问题。”

到了这个份儿上，板垣不得不回过头来说“权限”了。他冷冷地表示：“当然，必须要有巩固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要保持原则，进行日华合作，这自然是我方所希望的。但对于地方，又可以说，只有采取这样的措施，较为妥当。就是要给予适应其特殊情况的权限，例如在华北设置政务委员会，给予自治的权限，地方也能在日华密切的关系下促其成长……”

再也没有比这更清楚明白、不留余地的话语了！再也没有比这更苛刻蛮横、聊胜于无的条件了！所谓“中央政府”，将只有一块空空荡荡的招牌、几处用以签订条约的办公楼以及一面悬挂着黄布片的青天白日旗，而谈不上什么领土、主权与内政。它的唯一用处，是与日本人签订一系列“日华合作”条约，并作为这些条约的象征性主体，其地位比“临时政权”和“维新政权”还大有不如。美国学者约翰·博伊尔后来谈道，在终于弄明白了板垣的意思后，“汪简直吓坏了……汪的幻灭之深，是不难想象的”；而留存于日本外务省的谈话记录也表明，这时候，会场出现了一阵奇异的沉默。

在将求救的目光先后投向板垣、影佐和周隆庠后，汪精卫终于开口了。可以想见，他的声音干瘪、空洞，仿佛是从另外一个躯体里发出来的。他不肯死心地问：“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国民政府有在北京、广东两地设置政治分会的前例……现在所说的政务委员会，是否指这个政治分会的意思？”

毫无疑问，由于板垣只列举了华北的实质独立，汪精卫的最后一线希望，是日本人把长江下游给他，以形成南北对峙、但都匍匐于日本刺刀之下的政权格局。但对这个问题，无论影佐、周隆庠还是板垣，都没有开口，都没有回答他。他们注视汪精卫的目光，或怜悯，或叹息，或不屑。

汪精卫只能寄望自己拯救自己了。在又一阵的沉默后，他再次开口了。他说：“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两政府的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则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

他说：“并且，事实上中央和地方（将）经常发生权限的争夺，收拾时局实为困难。”

在又一次自欺欺人地谈过什么“权限”“收拾时局”之后，他终于谈道：“如果有把两个政府的实体保留的必要，只有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国民党在另一个地盘上形成一个政权，准备将来时机的到来，再进行中央政府的组织。”（《日本外交档案》，S487号）

他所说的“另一个地盘”，究竟是他百般思谋而不可得的西南地区呢，还是他不久后就要前往的广东？没有人说得清。如果是前者的话，发出“艳电”已经几个月了，还没有任何一名将领、任何一个重要人物支持他，又何况是在进入沦陷区、访问日本并被重庆政府明令通缉后？如果是后者，那么，天下乌鸦一般黑，谁敢说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会给他略好一点的条件呢？谁敢说他会放弃自己一手扶植的“维持会”、种种傀儡机构，而将权力让渡给这个一无所有、与自己毫无渊源的丧家之犬呢？所有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梦幻泡影、水中月镜中花。

很可能，所谓“另一个地盘”“延期组织中央政府”，都只不过是他在天崩地陷、拼命挣扎之际安慰自己的一个说辞而已。与其说他有着这样的期待，毋宁说，这是对自己身败名裂、万劫不复命运的一种本能反应。到这个时候，他终于知道，无论逃出重庆、发表“艳电”还是前往上海、访问日本，都大错特错了；他已经被开除党籍、褫夺公职、明令通缉并沦为四万万人的集体公敌，没有别的什么路好走了。

他只能以“权限”“收拾时局”之类的词汇，粉饰自己行将到来的命运。他只能以“另一个地盘”“延期组织中央政府”之类的话语，告诉自己前头还可能有转机，自己的命运未必悲惨如斯。他所有的挣扎、抗拒，也就是这些了。最令人唏嘘感叹、为之伤痛的，莫过于这么一个事实：在进入沦陷区、访问东京特别是重庆颁布通缉令之后，他从未产生过就此罢手、拂袖而去的念头。

更令人唏嘘感叹、伤痛不已的是，即使是这样的挣扎、抗拒，也在影佐祯昭三言两语的劝解下，瞬间瓦解了。

在他说完那些干瘪、空洞、连自己也无法相信的话语后，影佐到底不忍心了。他伸出手来，拉了这个陷入灭顶之灾的人一把。只是这个援手究竟是将汪精卫从迷乱、绝望的境地中拉出来呢，还是将他进一步推向那无边无际的命运深渊？谁也说不清。毕竟，什么“另一个地盘”、什么“延期组织中央政府”，都太不可能、太虚无缥缈了；毕竟，在场的其他三个人都已沉默太久了，在他发出那几声如同游魂的呓语后，也该有人陪他说说话了。

影佐说：“以前协商时，您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用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国民党另搞一个地盘进行工作的方法，毕竟不会具有对抗重庆政府的能力。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新的方案用意何在？……”

或许是于心不忍的缘故，影佐并没有说出“另一个地盘”的真相。他只是提醒汪精卫，别忘了进入沦陷区、与蒋介石对抗的初衷。对此，汪精卫的回答依旧魂不守舍：“之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并不急，是由于取消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因此我想，那么，除了延期组织政府而外，别无他法……”

影佐又劝解说：“如果为了收拾时局，还是赶快组织中央政府为宜。归根结蒂，只要研究中央和地方的权限，不是就行了吗？”

在听到“权限”一词后，汪精卫的心神似乎略略安定了一些。他已经顾不上什么“主和的国民党”“和平建国”的理想以及慰安曾仲鸣亡魂的初衷了。当务之急，是抓住“权限”这根救命稻草，以蒙骗过自己。他喃喃自语地说，“政务委员会的权限过大时，必然和中央冲突，在政务上造成抵触”（《日本外交档案》，S487号）。

这时候，或许是担心勒逼太急会吓跑汪精卫，或许是日本人也实在需要这根救命稻草，以收瓦解重庆、一致对苏之效，板垣也出言宽慰汪精卫了。他说，“不用说，不是指让地方政府有大得可以和中央政府相抗衡的权限……只要在中央政府下给予相当的权限就够了”；但在一转念之后，或许是想到哪怕不用让步也很可能会让汪精卫乖乖就范，他的态度又瞬间强硬起来。他重申了日本的立场：“维新政府、临时政府是随着战局的发展而产生的，和日本方面已经有了种种既成事实，也已经组成了关于地方经济开发的机构。前面所说的尊重事实，就是指的这种既成事实……”

但已经够了。板垣居然会出言安慰他，居然会跟他谈什么“权限”，已经足以让汪精卫感激涕零了。更重要的是，他还残存着一丝尚未泯灭的判断力，从所谓“既成事实”只是指地方经济开发机构这句话里，他已经捕捉到了自己的些许机会。他开始了这次谈判中的唯一一次哀求，唯一一次讨价还价。

他决定遵照日本人的意思，彻底让出华北。他说：“华北由于它的特殊情况，不妨设置政务委员会那样的机构，给予比较大的自治权限。”

他决心为自己多少谋求一块地盘、获得一些“权限”，以便让自己有个苟延残喘的地方。他说：“只是在华中，以何种形式处理现在的维新政府，是个大问题。”

他为此谈道：“举例来说，即使成立经济委员会那样的机构，我在国民政府时代已经有过经验。全国经济委员会和铁道、交通、实业、财政各部经常引起权限之争，造成混乱局面。总之，如果不把中央和地方的权限搞清楚，对外有时会发生不知在哪里交涉好的场合，内部经常由于争夺权限而引起冲突……”

他居然把日本人为他设计的命运，与任何一个官僚机构都会发生的权限冲突相提并论！这一天，“权限”这两个字，居然有着如此的魔力，以至于他可以用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自己！又何止于此？对这个情有独钟的词汇，他只敢用来欺骗自己而已；在内心深处，他清楚地知道，在日本人面前是谈不得“权限”、开不得玩笑的。正因为如此，当板垣对他的这些说辞不屑一顾、沉默以对时，他很快改口了。他说：“现在大臣所说的意思已经充分了解，希望根据上述的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

对他的这个要求，板垣到底吐出了两个字：“很好。”

而在对长江下游略略松口后，或许是心有不甘的缘故，或许是觉得自己做出了无比慷慨的让步，板垣并不肯见好就收。他知道汪精卫已经崩溃了，那还不如一次性地抛出其余要求，以免再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他说：“我想，关于中央政府的机构、成立的时间等各种情况，也和日本方面密切联系后决定较为适当。这一点希予谅解。”

这个说法，意味着日本人将派出“顾问”机构，乃至未来的汪记“和平政府”会有一个太上衙门。对此，汪精卫回答：“是。当然应该密切联系。”

板垣又说：“其次是外交问题……在中央政府成立宣言发表前，国民政府和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定等，应参照日华新关系及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加以充分研究，对于不适当的部分，予以相应的废除或修改。”

这个要求，意味着汪记“和平政府”将没有丝毫外交自主权，并且永远不可能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对此，汪精卫回答：“对大臣的说法，我表示赞成。”

板垣强调说：“关于中央政府成立前的工作，今后在临时、维新两政府行政区域内的工作如必须进行时，不妨提出来由日本方面加以斡旋。我考虑，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要避开南京。你以为如何？”

这个限制，不仅重申了汪精卫不得染指华北、长江下游的立场，它还意味着哪怕汪记国民党要进入这些区域建立党部、宣扬“和平”并拉拢支持者，也要经过日本人的许可。对此，汪精卫回答：“没有不同意见”。……

在近乎连珠炮的攻势后，对这条失魂落魄、俯首帖耳的丧家之犬，板垣既打从心眼里感到鄙视，又多少动了一些恻隐之心。他慷慨地给了汪精卫一颗定心丸，以免他三心二意、不肯为日本人好好卖命。他说：“今天一些重要问题大致都谈了，我感到快慰……我们对蒋介石另外进行和平工作绝对不加考虑。不用说，对其他如孙科等不彻底反共之辈，也毫无与之联系之意。我认为蒋介石负有这次事变爆发的责任，他当然应该下野……”

这个许诺真是够大方的。不过，如果考虑到此时今井武夫、喜多诚一等谋略军官还在死皮赖脸地寻找着通往重庆的媾和途径，它的含金量当然要大打折扣。更不必说，哪怕发起这个“和平政府”，也只不过为了把蒋介石逼到谈判桌边。但在一连串的打击和行尸走肉般的机械回答后，它似乎给了汪精卫极大的安慰。汪精卫说：“衷心感谢！”

倘若会谈就此结束的话，那么，这一天尽管黑暗荒诞，也谈不上有什么滑稽色彩。不幸的是，在这次会谈的尾声，或许是担心日本人再次变卦，或许是他还需要一些遥远的、早已不合时宜的词汇来蒙蔽自己，以铺垫未来的万劫不复之路，汪精卫居然谈起了《近卫声明》和日本的“撤兵”问题！他说：“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通电中，因有迅速而且普遍地希望日本军撤退的词句。对此，（日本）各方面有误解的倾向，说和《近卫声明》不一致。但该电电文中特意写明‘除协定地点外’，另在以后的具体办法中，对撤退的时期和方法有详细的意见，绝不会和《近卫声明》发生矛盾。因此希望不要有这样的误解……”

对此，板垣是大感惊讶呢，还是哭笑不得？在答应了那一系列无比苛刻、聊胜于无的条件后，汪精卫居然还担心日本人会“误解”他！居然还表示将任由日本在中国驻兵！这样的滑稽戏，即使卓别林、泽田正二郎也无法胜任演出。至此，板垣已经不愿意再和汪精卫打交道，并决定打发他回国了。他不动声色地说：“同意。在您回国前，如果有机会，希望再恳谈。如果没有机会，关于具体问题，请通过影佐大佐告诉我。”（《日本外交档案》，S487号）

这就是汪精卫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这就是影佐祯昭也认为他一副“可怜相”的转折时刻。而在他们离开日本陆军大臣官邸时，时间还不过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在接下去的十余个小时，汪精卫还有新的表演、新的面容。

3

当天下午，通过周隆庠、影佐祯昭，周佛海知道了日本人的底牌以及汪精卫的种种许诺。他对此深感不满。如果说，作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直到此时他还没有丝毫悔意的话，那么，在见缝插针、讨价还价方面，这个市井无赖可比汪精卫精明太多了。在几个小时的讨论后，他迅速起草了一份《对日本实行尊重中国主权原则之希望》，并通过影佐祯昭转交给了板垣征四郎。

这份文件，包括“内政”“军事”和“经济”三个部分。与其说，它旨在起死回生、避免汪记“和平政府”沦为傀儡政权，毋宁说，多达十九条、涉及范围极其广泛的要求，都是为了粉饰这个政权的卖国色彩，并避免自己在这当中一无所获。

首先是东京不能向这个政权派出“政治顾问”，干涉具体行政。周佛海认为，伪“满洲国”之所以被众口一词地斥为傀儡政权，与那些事无巨细、一概过问的政治顾问们密不可分。“在政治上，凡属与日本需要商议之事项，概由正当途径与中华民国驻日本大使进行。”他说，“在中央政府各院和各部中有关行政之院、部内，为避免引起干涉内政的怀疑起见，希望不任用日籍职员。”至于交通、农矿以及涉及自然科学的机关，当然可以聘请日本人作为技术顾问，“但其职务范围当以限于技术方面而不参与策划行政为方针……凡与各该部的技术有关之会议，可凭主管长官之通知列席，但不列席一般行政会议”。

中央机关如此，省级机关也如此。而在市县一级，“为使我人民对日本不产生疑惧心理，无论任何名义，以不任用日籍职员为宜”。在周佛海看来，只有这样，汪记“和平政府”才能略略区别于伪“满洲国”，而他自己也才能从中上下其手，成为这个政权的实际控制者。

内政之下，就是军事。周佛海清楚地知道，要抵制日本人向这个政权派出军事顾问，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就只能在形式上做些文章了。他说，汪记“和平政府”的军事顾问团，不能由日本人一家包办，而应该由日、德、意三国共同承办，“顾问人数以日本二分之一、德国和意大利人二分之一组成，主席由日本人担任”；他强调，除了中央军事机关以及各个军事院校，“各部队内，无论以任何名义，均不得任用或招聘日、德、意军事专家担任职务”。这么一来，不仅汪记军队可以在表面上避免王克敏政权的“皇协军”色彩，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将既是汪家军，也是周家军。

这一天，周佛海还谈到了未来的“撤兵”问题。毕竟，在重庆愈战愈强、苏俄虎视眈眈之际，将沦陷区的防务逐渐交给汪记“和平军队”，也是势所难免的。他说，“中央政府还都南京后……希望日本军通过协商进行局部撤退，该地区交予回来之军队，否则亦望考虑以其他区域为其驻防地区”。如果日本人愿意这么做的话，那么，汪记“和平政府”就多少有些作为日本仆从国、东方法西斯阵营的一个小角色的样子了。

最后，则是周佛海异常关心、视为汪记“和平政府”成败关键的经济问题。早在刚进入沦陷区时，他就告诉过西义显，“尽早建立中国人的政府，归还被日军占领的工厂、商店和房屋，搞些实际的、与民众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政治，这对现实主义的中国人来说是更有吸引力的”；而这一天，他又语气颇为强硬地提出了几个要求：首先，此前被日本人占领的工厂、矿山和商店，“希望迅速归还中国方面”；其次，日本人低估价值或压根没有出资的所谓“合办企业”，要么给予重新估价，要么尽快将投资到位；再次，合资企业的日方股权不超过49%，“合资经营之公私事业的最高主权，当然必须属于中国”；最后，“中央政府还都南京前在军事期间对南北两组织许可的契约，希望予以再度审查之余地……”（《今井武夫回忆录》）

这就是周佛海试图为汪记“和平政府”争取的些许空间、多少不同于伪“满洲国”的色彩。当天晚上，这一纸要求就送达了板垣征四郎的案头。几年后，在东京大审判的作证席上，影佐祯昭谈道：“（它）是由周佛海先生提出的……日本政府大体同意了。”（益井康一，《汉奸裁判史》）在这个一败涂地、无比灰暗的日子里，它或许是汪精卫集团的唯一亮色。

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在经历了这个上午幻梦破灭、近乎天崩地陷般的打击后，汪精卫对挽回些许自主权、略略粉饰一下他的“和平政府”还有什么兴趣。在他看来，既然注定要当汉奸了，那么，是秦桧、刘豫、吴三桂还是爱新觉罗·溥仪、王克敏、梁鸿志，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如此完美的生命，已经注定要走到它最彻底的反面了，那又何必再去修修补补、像市井人物那样讨价还价呢？事已至此，那就干脆让自己听天由命，以获得一些破罐子破摔的快感吧！

文人的心性，决定了他爱走极端的倾向。在大美与至丑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中间地带，只能非此即彼地进行选择。在这种心态的左右下，他长期被压抑的一些性格弱点，不可遏制地汹涌而出，并主导了他的灵魂。他一切都无所谓了，任由自己随波逐流，并一再地被命运的浪潮吞没。

如果说，这个说法还有着猜测色彩、未必足信的话，那么，犬养健的记录，则描述了这个晚上他异常怪诞、近乎行尸走肉的形貌。

这一天，周佛海不仅决心挽回一些自主权，他还坚决反对在青天白日旗上悬挂什么黄布片。在他看来，如果日本人愿意遵守《近卫声明》的话，使用什么旗帜都无关紧要；但如今形式已变成了核心，那块黄布片也是决定汪记“和平政府”成败的一个因素。他决定以此为底线，与日本人争个明白。在梅思平、周隆庠等人出言劝阻，认为没必要横生枝节、因小失大之际，他们找来了影佐祯昭、犬养健，希望这些对他们怀有善意的日本人发表意见。

走进古河别墅时，犬养健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在会议室的大圆桌上，周隆庠正用水彩画着一面青天白日旗；他后来谈道：“我一看，青天白日旗虽然依旧，但旗杆头的金色玉穗下面，临时拴上一块黄色的三角形小布片，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就在这个时候，周佛海愤愤不平地开口了。

周佛海说：“这个图案怎么样？总觉得像个三角的猪尾巴似的，很不喜欢。”

犬养健也深感不满。他说：“三角形倒没什么关系，这个黄色不会有妨碍吗？黄色不是清朝旗的颜色吗？”

周佛海怒极反笑。他自嘲说：“那么，我们就像古董似的写上大清乾隆年间什么的吧，然后，再把它收进上野博物馆。哈哈哈哈……”

但这时候，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出现了。犬养健后来在《扬子江依旧在奔流》中记录说，当周隆庠在画那面旗帜时，汪精卫就抱着一种事不关己、如同看客的姿态，“像小孩子幼稚地观看游戏似的笑着，慢慢地坐到正中的椅子上”；而在周佛海与犬养健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愤慨之际，他突然嘻嘻哈哈地开口了。

他说：“我看，一旦定下来的事，就得守约。”

他说：“不过，最多只有一年啊。过了一年以上，这些人就不会一直沉默了。”

他说：“那时，就得下定决心了。”

所谓“只有一年”，是什么意思？那些将不会沉默的人，指的究竟是谁？在此之外，谁要下决心？要下什么决心？……所有这一切，都显得毫无来由、莫名其妙。与其去猜测这些话语的用意和指向，不如说，它并没有任何确切的含义。它只是汪精卫在决心接受自己命运之际，胡言乱语并试图说服周佛海的产物。到了这一刻，什么“收拾时局”“和平建国”乃至曾仲鸣之死，什么国民党元老、孙中山接班人乃至过去几十年的光辉历史，他都已经不在乎了，又何况是区区一面旗帜？

反正，对这个既老又病的将死躯体来说，能够活在这世上的年头，也实在没有多少了。反正，在一瞑弗视之后，什么千秋的功罪、万世的骂名乃至子孙后代的指点评说，都已经和自己无关了。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终将死去，社群、国家、史册乃至这个世界，也都终将幻灭。一切都会归于永恒之“无”。既然如此，当汉奸就当汉奸吧！又有什么抵得上这个世界的沧海桑田、最终湮灭呢？既然如此，他还不如放纵着自己的余生，不再与行将到来的命运对抗，也不再思量什么民众、同胞、天下、后世、中国、日本、曾仲鸣之恩和蒋介石之仇，活一天就随波逐流一天吧！

他已经累了。过去的五十多年，他每一天都有道德的自律、活着的意义，但结果也不过如此。既然这样，他还不如将自己交给冥冥之中的另一种力量，并祈望那个终将虚无的彼岸。

他也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过去几个月之内，他不仅失去党籍、遭到通缉、千夫所指、众叛亲离，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连丁默邨那样的流氓、李士群那样的小角色，也敢于和自己分庭抗礼、讨价还价。这一切无不表明，这个丑陋、肮脏并且充满算计的世界，归根结底不属于他这样的人。它属于私德远不如他的蒋介石，属于横行霸道的日本人，属于工于心计的周佛海以及毫无底线的丁默邨、李士群等人。既然如此，那就把这个世界彻底地丢给他们，自己从此随遇而安吧！

在此之外，他也找不到对自己一生的解释、对命运与天道的理解了。他曾经要以自己为薪，作光作热照耀世人，却偏偏没有死成；他也曾经要以自己为釜，忍煎忍熬以挽时局，却在五十岁的年龄遭遇了天下滔滔、万众讨伐。在他伤病缠身、步入老迈并行将化作槁木死灰之际，他又一次以自己的心力、担当和勇气，冒天下之大不韪地逃出重庆，对日媾和。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丝毫私心，也没有丝毫野心，甚至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但所有这一切，换来的却是这么一个结果。既然这样，他还要挣扎什么？反抗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又有谁抗得过命？又有谁能违背那个冥冥之中无处不在的上苍呢？

上苍啊！你为什么这么安排我的命运？如果你不爱我，为何你给了我如此绝代的风华、近乎完美的品质以及少年成名的际遇？在有史以来的几千年里，你从未如此慷慨过，将这一切集结在一个人身上。如果你爱我，你为何不让我死在1910年？那时，那个青年丰神如玉，在北京监狱里“饱醉酣睡”并视菜市口为通往永生之路。他是如此美好、如此动人心魄并必将永久流传。如果你爱我，你为何不让我死在1935年？那时，那个独当天下怨谤、却有着虽百死而犹未悔心志的中年人，还是那样高贵、纯粹并终将获得天下后世的理解乃至尊崇。甚至，你为什么不让我死在河内呢？大错尚未铸成，虽然所思所谋无不离题万里，但一己昭昭之心仍然可见天日。事到如今，在进入沦陷区、访问敌国并使自己的皓皓之首蒙受不世之埃后，纵使跳入这茫茫大洋，葬身鱼腹并以此自表心志，那个被污染的灵魂、那种将记载于铮铮史册的罪恶，又哪里是能够漂白洗净的？……

所有这一切，或许就是这一天汪精卫在心底深处的山呼海啸。在知道自己大错铸成、无可挽回之后，在经受了一连串打击并被唤醒灵魂深处的另一个自己后，这一天，汪精卫完成他人生最重大的蜕变了。他不再相信任何人世的价值、坚守的意义乃至道德的启示，而将一切都归于虚无；他已经和自己的大半生彻底决裂，无论早年的迷人风采、中年的道德力量还是他所深深热爱的那个国家，都在这种“虚无”的自我辩解中退居生命的次要地位了。在这样的自我抉择中，与其说他选择了“虚无”，毋宁说，他是被上苍悄悄安排在他灵魂深处的另一个人俘虏了。

在这样的人生蜕变后，汪精卫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他真的视一切为“虚无”吗？他真的从此无视人世的价值、坚守的意义和道德的启示吗？此后几年，当他一次次地屈从于日本的胁迫，一次次突破底线并出卖自己曾经深深热爱的国家时，他能够做到心安理得吗？

也是在这样的人生蜕变中，1939年6月18日，汪精卫离开日本、前往华北，打算和吴佩孚以及王克敏谈判未来的“和平政府”了。如果说，从上海飞抵日本时，尽管忧心忡忡、预感叵测，但他还多少抱有希望的话，那么，在此前后的几个细节，却鲜明地折射了他丧心失志、无可无不可的面貌。

第一个细节，是他的孤身上路、独自成行。这一天，在踏上前往华北的“五星丸”时，汪精卫只带走了照料他饮食起居的两个内弟，而让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另船回上海。高宗武后来谈道：“汪离开日本，亲自到华北去看吴佩孚，只带了几个日本随员去。第二天，我们也就动身回上海了。”今井武夫也回忆说：“为了疏通华北方面对组织南京和平政府的意见，汪在日方影佐、犬养、矢野、须贺彦次郎、清水董三陪同下，一同从芝浦乘船出发，在塘沽港登岸……”

也就是说，除了日本人，他没有带走任何一名亲信。对这个令人大惑不解的安排，唯一的解释是，他对华北之行抱着一种听天由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他不愿再在谈判桌上争取什么了，而无论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还是周隆庠，都太斤斤计较、太喜欢讨价还价了。既然自己的命运已经被大致注定，又何必搞得那么麻烦呢？

他只想尽早结束这一切，尽快开始自己万劫不复的生涯。他的自暴自弃，其实隐隐地有着向上苍撒娇的意味。又何止于此？6月17日也就是他离开日本前夕，他逼迫周佛海接受那面悬挂着黄布片的青天白日旗，更足以说明他的逆来顺受、心灰意懒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这一天，在古河别墅，以周佛海为主角的汪方代表与日方进行了剑拔弩张、异常激烈的争论。焦点就是那块黄布片。与两天前的“汪精卫—板垣会谈”不同了，这一次，周佛海据理力争、丝毫不落下风。他后来告诉他的内弟杨惺华：“我们和日方商谈时，先是由周隆庠从中作翻译，为了新政府的国旗问题，我与近卫干开了。争论到十分激烈时，我已来不及等周隆庠翻译之后再说，干脆就直接用日本语交涉。”（杨惺华，《周佛海的“得意”之作》）

所谓“近卫”，要么是杨惺华的记忆错误，要么是周佛海的自吹自擂。日方资料表明，与周佛海谈判的日本代表，无非是陆军省、兴亚院的局长一级人物，没有一名日本大臣参与这些谈判，更不必说门第高华、此时又身居枢密院议长闲职的近卫文麿了。但无论如何，这一天周佛海以并不流利的日语折冲樽俎、寸步不让，倒应该是一个事实。

他说：“我们是以汪先生领导的国民党来组织国民政府的，政体不变，国旗也不能变。”

他说：“你们为了识别，要在旗面上加个标记，也就是叫汪先生领导的新政府失去号召力。对我们固属不利，对你们更是没有帮助，这是破坏你们要组织新政府的本意的。”

他后来这么告诉杨惺华：“我为了国旗问题，与他从上午争论到下午也没有完，把我的喉咙也讲破了。至今说话不方便，喉咙沙哑发痛。”（杨惺华，《周佛海的“得意”之作》）

但所有这一切，还比不上汪精卫轻轻的一句闲话。当天晚上，日本人找到了行将回国的汪精卫，希望他劝说周佛海做出让步。一如他们所预料的，汪精卫满口答应了。几个月后，周佛海异常愤懑而又不无得意地谈道：“（日方提出要求后）汪先生反而同意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上，附加一条写上‘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的黄布条。我有什么办法呢？但是，由于我的据理力争、毫不畏缩的做法，反使日本内阁的多数大臣们，都认为我有武士道精神，深为服帖。”

犬养健的回忆录，也为这个插曲增添了一个佐证。他后来写道，关于青天白日旗问题，双方一直僵持不下，“当准备把周佛海留在东京继续交涉、其余的人返回上海的紧要时刻，才终于达成妥协”（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与这两个细节相比，更能表明此时汪精卫心如死灰、如同行尸走肉的，是他在前往华北途中所作的一首《夜泊》。

尽管东京之行深痛巨创，尽管日本人愿意给他的那个“和平政府”如此不堪入目，在前往华北的“五星丸”上，汪精卫依旧写下了一首《夜泊》。与“北光丸”上前途茫茫、在惨淡中有着微茫希望的《舟夜》不同，在这首七律里，他却勾勒了一种天地静谧、万物和谐的奇特意境：

雨底孤篷梦乍回，蘋花香傍水田开；

浪声恬适知风定，云意空灵识月来。

嚣蛤吠人如有恃，饕蚊绕鬓若无猜；

寻思物我相忘理，演雅当年费尽才。

所有这一切，都是多么的美好呵！在“北光丸”的一叶孤舟、不知所归之后，似乎风也平了，浪也静了，云也开了，月亮也出来了。而不经意间，一片恍若前世故乡的土地，也在自己的心里悄悄出现了。那里花正绽放、稻谷正抽穗，万物无声无息地滋长；在这样的宇宙生机中，哪怕扰人清梦的青蛙、嗡嗡作响的蚊子，也都显得那么可爱，也都是与他同处一片天地间的生灵……这是一首有着陶潜、王维传统的田园诗。这是一个空灵、永恒而又人情化的世界。

这个世界，存在于每一个有禅意的诗人的心中。几千年来，在经历失意或厌倦纷杂人间时，那些最聪慧的心灵、最高洁的灵魂，总要流连憩息在这样的世界里。这里个体与天地似为一体，瞬间和永恒难以分辨，而“万古如斯”的情境，更让世间的荣辱、人生的悲欢显得微不足道。毕竟，与寥廓天地、苍茫时光相比，一切都太渺小、太短暂、太不值一提了。

但，诗为心声，这首七律的堆砌、造作依旧清晰可见。它描写了十余种景物，意在烘托出浑然一体而又生机盎然的宇宙景象，却显得支离破碎，气韵不足；它试图寓动于静，以种种按照自然本性生息运行的要素，营造出宇宙的静谧悠远之感，结果也动静驳杂、异常混沌。更不必说，所谓“诗言志”，直到此时他还在为那个毫无希望、注定了斑斑罪恶的“和平政府”奔波着，又哪里谈得上什么超然物外、空灵永恒？

很可能，与前来日本时在飞机上的口占绝句一样，这也是应景之作。它们都是汪精卫内心煎熬、强颜欢笑的产物，只不过一者为了取悦日本人、一者为了掩饰自己的绝望情绪罢了。更重要的是，它的结尾两句也多少暴露了汪精卫的心迹：原来，他要自己做到“物我两忘”，以免直面自我的拷问、余生的灰凉；原来，他希望自己相信，无论早年的澎湃激情、中年的高洁品行还是晚年的惨淡经营，都不过是毫无意义的“费尽才”而已……

他希望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试图沉浸到那种虚无的自我启示、无边无际的人生幻象，以便随波逐流，身败名裂。在此之外，他还活着，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去，哪怕只是苟延残喘，他也需要一个独立的所在，以逃避那天下的声讨、万世的骂名。而对这二者来说，田园诗似乎都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载体……正如千万后人所看到的那样，此后几年，类似《夜泊》这样的诗词，成为他主要的创作内容，成为他唯一的逃遁之所。

就在这样的自我暗示中，“五星丸”走走停停，整整用了六天时间才抵达一水之隔的天津塘沽码头。或许，在这些日子里，汪精卫最盼望的是船只一直行驶、塘沽永无彼岸？但这一天也就是1939年6月24日，大陆毕竟遥遥在望了。在他视野所及的地方，已经可以隐隐地看见军乐、仪仗和从北平专程赶来迎接的王克敏了。不知道那一刻，汪精卫会不会心如死灰，仰天长叹？上苍容许他逃遁的时间，也不过六天而已。在写出《夜泊》、略略休憩心事后，他又要面对无穷无尽的烦恼、内心无时无刻的煎熬了。

而这种暂时逃离、重入苦海，恰恰是他此后五年多无法摆脱的命运循环。就在这样的绝望中，他开始安排与吴佩孚、王克敏的会谈。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周昌义 i3shIFGJW8n074BzbUTw/SxPjg2JITpzroR3PFtY5zm+X3YgE01XMbOujsSbcw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