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信奉墨家的根本精神，即以天下为己任，吃苦耐劳，不断奉献其才华和心血。因此他忧国忧民，以勤奋著书求匡国济世。

《中国之武士道》是梁启超怀着极大的激情写成的，并亲自写了近五千字的序，此书写于1904年（即清光绪三十年）10月。11月，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署名“饮冰室主人”。

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梁启超32岁，因为戊戌变法失败遭到淸政府的通缉，在日本流亡。流亡海外的梁启超，赤诚的爱国之心依然如故，对祖国命运的关切，拯救民族危亡的思想，没有丝毫消退。有感于国人的某些不足，他以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和大气派，把终极关怀寄托于中华民族自强自立，寄托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因此写下《中国之武士道》。

国家的衰朽，政治的腐败，国民精神的儒弱，造成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当时西方和日本都认为“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这刺激了梁启超，他激动地说：“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于是愤而下笔，著成此书，发掘古代的尚武精神、刚性文化。

他选取了七十多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作为中国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身份、地位迥异，有侠客、刺客，有君主、将军、宰相、太子，也有地方官员、陪臣、谋士、士兵，还有仆人、渔夫、民妇、屠夫等社会下层的普通人。

梁启超在该书的长篇序言里回顾了武士道精神归于瓦解湮灭的历程和原因，并指出这一精神的消失对中国民族性的戕害是中国近代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他一再发出令人悲伤的感叹：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他希望这部书能够唤起国人尚武之精神，不再苟且偷安混沌度日。以此书为中国之武士道“招魂”，其情悲壮，其心热忱。

梁启超的这个长序文笔优美、感情充沛，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回忆他青年时代的时候说：梁任公先生的言论披靡了一世，《中国之武士道》的长序一类文字是我的最爱好的读物。

历史学家雷海宗称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为“无兵的文化”，就是指中国文化中“尚武”精神和“武德”的消失。他还进一步指出，只有文武兼备的人才有坦白光明的人格，文武兼备的社会才是坦白光明的社会。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柔佞、阴险，只知使用心计、欺诈，失去了光明磊落的风度，中国二千年来社会各方面的卑鄙黑暗都是文德崎形发展的产物。

梁启超历来主张要革新国家，就要先革新国民的精神和思想。他写作此书也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以先民的武德作为子孙后代的模范。所以，此书在当时曾作为髙等小学和中学的教科书使用。

梁启超还认为，当时新知识的输入已经使中国文化的精神有丧失的危险，而书中的先秦名文能够启发学生的文学天才。的确，梁所选取的文章均为古文中的精华，主要出自《史记》、《左传》、 战国策》、《国语》等典籍，不但言简意深，叙述精当，而且生动传神，感情丰沛。梁启超以“新史氏”的名义在每篇之后所作的评论，更是字字激扬，句句慷慨，如刀如剑，使古人的武士道精神跃然纸上。

梁启超作为历史人物被追忆，不单纯只是一种历史上的定位，更意味着他再次进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中去。因为人们总是以当前的生存环境及需求为支点，借助与历史人物的对话来获得思想的资源与实践的方向。

所谓武士道，不是某种身份如武士、侠客、刺客，也不是某些行为如生猛、卤莽、讲义气、敢拼命，而是一种精神，一种刚健昂扬、积极果敢、有原则、有坚持、不苟且、不委琐的生活态度。这样的精神和态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崛起和振兴所必需的。 vEo4KPcSrnxpie1UNmLwdUJKmYZjqSNjKcwRt2Lhy3PkPcPx2D9YNnLR6Jy0Lg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