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原姓Fulton），美国人类学家。20世纪初少数的女性学者，受到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的影响，同艾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提出最早的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

本尼迪克特早年学习英国文学，故其作品文笔高妙，并善于作诗以及细腻的描述。她的作品中，尤以《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与《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最为著名。尽管她论述的重要性已被其他理论取代，但其著作中提出的问题与关怀，至今仍受到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视与关注。

鲁思·本尼迪克特于1887年6月6日生于纽约市，本名鲁思·富尔顿。父亲佛雷迪·富尔顿（Fredock S. Fulton）是名外科医生，母亲碧翠丝·夏塔克（Beatrice Shattuck）则受过高等教育。鲁思一岁时父亲染上怪病，全家被迫迁回位在雪南哥山谷（Shenango Vallery）的农庄与祖父母居住。隔年妹妹玛洁莉·富尔顿（Margery·Fulton）诞生，可几星期后父亲病逝，全家顿时陷入贫困之中。

鲁思的母亲为了支撑家计，于她五岁时到附近的诺维镇（Norwich town）担任教师，并兼任图书馆员的工作。1894年，为了配合工作需要，母亲索性带着她与妹妹迁居到蒙大拿州、明尼苏达州和水牛城等地，然后暑假时又回到娘家与一位寡居的阿姨同住。上高中后，她开始从事些写作，以及些许的家事。

由于患有轻微的重听，小时候的鲁思反应有些迟钝，这使她常被亲戚和其他成年人以为有些痴呆，因而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但也养成她文静甚至孤僻的个性。

1905年，鲁思与妹妹一同就读母亲的母校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主修英国文学。在校期间她个性依旧孤僻，却有不错的人际关系。1909年自学院毕业，在两位同学邀请下前往欧洲旅行一年。返国后她同母亲居住在水牛城，并在慈善组织会社工作一年，然后又前往洛杉矶的西湖女子学校（Westlake School for Girls，1991年和哈佛男子学校合并成哈佛西湖学校）任教一年，隔年又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教书。由于已婚的妹住在附近，这段期间她常接替母职，照顾妹妹的小孩，这也让鲁思产生养儿育女的想法。

1913年，也是在加州教书的第二年，鲁思回母亲娘家时同大学同学的哥哥史坦利·本尼迪克特（Stanley Benedict）坠入情网，虽然暑假过后她又回到加州，但两人终究于1914年结婚。这时史坦利正在康乃尔大学的康奈尔威尔医学院担任生物化学家，因此婚后两人搬到纽约市近郊居住，鲁思则担任全职的家庭主妇。

1914年至1918年之间，鲁思·本尼迪克特与丈夫不断搬家，而她的两个心愿——生育小孩与找份工作，却始终难以达成。直到1919年前往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1997年改名为The New School）旁听后，才有所改变。旁听的两年，她上过艾尔丝·帕森思（Elsie Clews Parsons）、亚历山大·戈登怀瑟（Alexander Goldenweiser）两位人类学家的课程后，对人类学产生兴趣，因此1921年鲁思·本尼迪克特决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跟随法兰兹·鲍亚士学习三个学期。由于当时已年满35岁，依校方规定无法领取奖学金，因此必须兼任编辑和教师职务才能维生，这段期间她向一位教师租赁大学附近一栋小房子居住，假日才回去与丈夫同住。1922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她接任法兰兹·鲍亚士的助教，同时继续旁听鲍亚士的课程，这段期间她也认识了艾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以及刚就读大学的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1923年起，鲁思·本尼迪克特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一年聘任一次的讲师，并讲授几门美术课程。隔年夏天，她首次到祖尼人（Zuni）部落进行田野调查，然后1925年夏天到再次到前者与柯契地族（Cochiti），1927年到皮马族（Pima），1931年获得赞助，又带领学生到麦斯卡罗族（Mescalero）进行研究。在这些短期田野调查之中，鲁思一方面纪录整理大量即将消失的传说与仪式，另一方面又逐渐构思出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想法。

1931年，鲁思·本尼迪克特接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的职位。

1932年，鲁思·本尼迪克特决定写一本著作谈论文化形貌论的概念。经过两年的修订与整理，终于出版了该著作：《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

在著作中，鲁思大量引用了田野资料塑造出三个不同的文化：普布罗族（Pueblo）、多布族（Dobu）和夸奇乌托族国（Kwakuitl），并引用尼采的论述，以日神型、酒神型与夸大妄想型这三种人格特质分析三个民族的性格，并认为文化本身其实如同个人，可以分成许多不同的人格类型，每种类型使文化产生不同的差异，也塑造出民族集体的性格。由此引申，她暗示了强烈的文化相对论观点：每个文化各有自身的特性，因此不存在谁好谁坏，谁优谁劣的绝对判别。另外，鲁思引用了大量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的术语与观点描述文化，并首先将个人的文化适应与成长放入研究文化的项目之中。这在当时的人类学界引起相当大的讨论，也对鲁思·本尼迪克特之后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

1939年暑假，鲁思·本尼迪克特带领学生到黑足族（Blackfoot）进行田野调查后，便回加利福尼亚州的姨妈家休假一年，同时专心撰写《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希望通过该书表达反对纳粹种族中心论的立场。隔年秋天，她受邀为布林茅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安纳·萧纪念讲座1941年春季课程讲课。为此她发表了“和谐”（Synergy）为题的演讲，借此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谐为促进人类社会之进步，与此相反者则为恶，应为人们所唾弃。

1941年，随着战事日渐升温，鲁思·本尼迪克特被邀请担任国家研究会饮食习惯委员会（Committee On Food Habits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委员，开始研究各文化与饮食之间的关系。这段期间，她逐渐展开对国民性格的研究，并提出一些报告与摘要。1943年，鲁思开始接触各参战国的文化资料，并出版了一系列介绍罗马尼亚、泰国等国的著作，以及名为《人类的种族》（The Races of Mankind）的小册子。

由于遭到排挤，鲁思放弃欧洲文化的研究，转而投入研究日本文化的团队，由于她巧妙回避掉当时研究者对心理学研究方式的论战，使其成果远远比他人丰硕。1945年，她请假回到加利福尼亚州专新写作《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并于隔年完书付梓。

《菊与刀》是鲁思·本尼迪克特以文化遥距研究法做出来的成果：她通过当时日本发布的宣传电影、集中营中的日裔美国人和战俘的访谈纪录以及日本人的文学作品收集资料，重新建构出日本文化以及对日本战后重建的期许。书中，她不但以文化形貌论谈论日本文化的特质，并从孩童教育的角度剖析日本人的生命史，其细腻的描述摆脱了学术上的论战。

《菊与刀》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接管政策，其中如保留日本天皇等方针都为当局所接受。但更重要的是，此著作开启了西方读者们的好奇心以及对日本文化的研究热潮，使得战前对日本一无所知的情形彻底扭转过来。 oDxgUwcEEgkD+WexvGsHH6DKNBreutfXsCoqxvl6QZpPAe5C+YeZnsnL20oanX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