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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承平日久的年代，是不需要血与火的剧烈冲突的。可是此时人们内心的热流尚未停歇，仍然如此剧烈地涌动，于是开启了别样的冲突。
在武侠世界里，金庸小说著述于忧患时世，因而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豪情，心中想着天下苍生，即便回到个人的小天地，也想的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登峰立极。然而，当时代进入新的世纪，中国很久很久没有武装暴力的年代，于是步非烟们提出“做你自己”。然而，怎样才能“做你自己”？当我们已经没有武侠忧患时代那样的大起大落、大苦大悲，我们还能够怎样迅速地去“做你自己”？于是，仗剑天涯已经是犯法的不为社会公众所容也不为公序良俗所容之时，我们还剩下什么？
于是，我们只剩下了“任性”与“纠结”。
在现实中，“任性”与“纠结”稍有出格即会遭到围观以至围攻，就像王思聪口不择言引起纷纭众说。于是，现实中的“任性”与“纠结”复归于无言，以至低调下来。
然而，当我们回到武侠世界里，我们却蓦然发现，原来早就有了武侠式“任性”与“纠结”的范本。而且，尤其因为是武侠，这就可以摆脱世俗之眼的逼视，让江湖儿女以武侠的方式尽情地“任性”与“纠结”，从而也满足或排解我们心中的“任性”与“纠结”。
——这就是70年前的王度庐。
一位以“卧虎藏龙”之名闻达于世的武侠言情双栖小说家，一位真正锦心绣口深曲幽微的心灵体验者。
王度庐本来是写言情小说的，言情要好看，主人公就得有点儿非凡的性格，而这性格之最则莫如任性而又纠结，比如《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就是这样的典型。如果只是在不出门的园子里还好，要到广阔天地里去，小姐的性格就不够了，得让她更加悍猛一点，于是有武侠。因为一般人在现实情境中不能做到的，武侠因其特殊的能力与场景就可以做到——这就是“卧虎藏龙”。
“卧虎藏龙”既是书名，也是两个人的名字，沙漠大盗罗小虎、将门之女玉娇龙。两个人本来是搭不上边儿的，但在新疆那样一个广阔的天地里，偏偏军门遇了盗，娇悍女遇了酷毙男，几经磨合，一拍即合，于是演出了感人的绝世长歌。龙要虎搏一个功名出身，然后到九门提督府求亲；无奈虎性情本非官场中人，于是龙闯出提督府，私会情郎；家族成乱，龙只好假装跳下山崖，从此大漠远逝，而后心中始终无法与虎全心满意，最后爱情交并，双双分离；然后却已珠胎暗结，也算是留下了一个始终无法了断的情意吧。——《卧虎藏龙》的小说原著如是说。从人物逻辑说，玉娇龙生于新疆军营，童年性格里就有一种骨子里的“任性”。然后，当她随父亲回到京城，却无法适应体制内的“规矩”，于是形成心中无可排解的“纠结”，于是做出了更加“任性”的举动——悲剧也于是形成了。在《卧虎藏龙》的续集《铁骑银瓶》中，玉娇龙于西部客店生下儿子，却又被人换成了女儿，让她痛不欲生，从此落下病根。在新疆，龙成了春龙大王，女儿即是一代侠女春雪瓶。大概因为《卧虎藏龙》太辛苦，作者在《铁骑银瓶》中让失掉的儿子韩铁芳与龙机缘巧合，并为其送终于大漠风沙，最后一家人终于团聚——这已经是大团圆的老套了，只不过也是令人欣喜的，春龙大王殁于边尘风沙的桥段，颇有令人回肠荡气的悲凉与豪壮！
如果说“卧虎藏龙”来得太直接，那么在王度庐“鹤——铁”五部曲的另一个人物关系中，也显示了任性与纠结的温柔一面。在《卧虎藏龙》与《铁骑银瓶》之前，王度庐在1938年至1941年间，先写了《宝剑金钗》《剑气珠光》《鹤惊昆仑》三部，演绎了以李慕白为核心人物的另一个故事。一代青年豪侠李慕白，爱上了镖师之女俞秀莲，但她已和孟思昭订婚——这个故事，按一般三角恋的写法，发乎情而止乎礼，可以无疾而终。但偏偏生出意外，孟思昭仗义杀人而下落不明，李慕白为俞秀莲寻找孟思昭并相遇成为朋友，孟思昭却为了救李慕白而负伤身死——问题在于，李慕白此时才知道这位朋友就是孟思昭。于是，在李慕白和俞秀莲之间，就有了一层无论如何挥之不去的情感与心理之霾——既是朋友之情也是男女之情的含混与牵缠，也是游侠之义与正道之义的含混与牵缠，人物命运的演变，总是鼓荡着心灵之善与美的纠结与冲突，并外化为情与义的纠结与冲突，表现为善与善的冲突而造成的心灵与情感悲剧，有情人不得成为眷属，问题是在这里没有任何外在的障碍，而完全是他们自己不能说服自己心中的纠结——此时此刻，不作为、不行动、不勇敢，应该也是一种浸润于骨子里的“任性”吧。
“任性”与“纠结”，构成了王度庐武侠人格的两大支柱，也就可以从不同的个人性格与社会性格两个角度来进行观照与梳理。
第一个角度：是个人性格的极化表现。“任性”与“纠结”是性格内在冲突的极化表现，可以把人物内心的欲望与行为动力以放大的方式进行完满的表现。而且，因为是武侠，这就可以比言情、社会等等表现得更加大胆和出格，同时又不像推理、恐怖表现得那样极端而变态。在武侠中，人物找到了既有观赏性又不失其内在合理的性格逻辑的方式，以传奇性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成了很为可观的文字奇观。
第二个角度：是社会性格的浮躁表现。在本文开头，笔者曾经指出，金庸小说的魅力在于忧患时世中的社会性格，故而有“为国为民”的大抱负，个人的追求退居其次了，即所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故而在《倚天屠龙记》第九回中交代了“当年襄阳失陷，郭大侠夫妇双双殉难”的结局，完成了“侠之大者”的人生终局，也是大侠为之奋斗终身的目标。如果从金庸小说往前追溯，三四十年代的还珠楼主企望建立一个摆脱世俗争斗获得人类进化的“大道”境界，从而完成其“生命哲学”。不过，还珠楼主的这一追求似乎有些玄虚，故而迅速成了上海滩上的一场玄幻热，并极大地开启了后世的中国式奇幻文学之路与仙剑奇侠电玩之路。王度庐则不同，他长期生活在青岛较为平静的环境里，没有受到过还珠楼主被日本宪兵抓捕拷打的煎熬，也没有白羽身为文人而无法表达自我的无奈，于是他的痛苦与浮躁相伴着他的才气与灵秀，以“社会浮躁”的方式奔泻而出，先在1938年以来有了李慕白典雅风流的“任性”与“纠结”，后来在1941年以来国计民生每况愈下之际内心展现出来的玉娇龙狂野浩荡的“任性”与“纠结”，将这一奇观性格发挥到极致，赢得了市场，也为王度庐自己树立起了一座巍巍的武侠丰碑。
将王度庐放到1915年至2015年的百年武侠长河中来，可以看到他独树一帜的成就与深刻长远的影响。
所谓独树一帜，是他创造了别样的武侠写法，将言情与武侠结合起来。当然，金庸也是言情圣手，然而，金庸的言情是服从于武侠的；而王度庐的武侠却是为言情服务的。这样，金庸反映的是男子汉大夫的豪迈，王度庐表现的是雌雄同体的普遍化的内心深处的“任性”与“纠结”，他的成就在整个中国武侠小说史上无出其二，他是可以公认为单项第一的。
所谓深刻长远，是他创造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性格类型。“任性”与“纠结”不止是存在于某一时代、某一类型，而是一种普遍存在。当然，在不同情景下会有不同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不同主要方面。当国家民族忧患危亡之际，个人性格必须让位于社会性格；而当国家相对承平，个人的心灵幸福就是极为重要的了，个人的自由与体制的僵化形成冲突，于是“任性”与“纠结”便会得到广泛而强烈的表现。不仅王度庐作为小说背景的清朝盛世如此，当下大陆新武侠中的许多作品又何尝不是如此？所谓“做你自己”，或者就可以理解为：一方面，顺随着你的本心，尽情地“任性”与“纠结”；另一方面，也必须找出解决“任性”与“纠结”的方法，真正让自我得到幸福，你一定要幸福！
王度庐的启示，也许正是这样一句老得不能再老的套话：
你一定要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