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科
——现代艺术的悲剧？
刘广隶

艺术陷入了悲哀

——罗斯科

2010年6月，第64届托尼奖在纽约百老汇揭晓，由约翰·罗根（John Logan）所创作的关于美国抽象主义代表艺术家马克·罗斯科的话剧《红色》获得了这项美国戏剧界最高奖项的六项。

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1903-1970），从20岁左右便投入了艺术创作，50岁许成名，不到60岁时已名满天下。而话剧《红色》所描写的，就是发生于1958-1959年罗斯科位于纽约鲍里街画室中的故事，这个时候离1961年他在纽约现代艺术馆举办个人展览——这是他们这一辈的艺术家在纽约这所重要的艺术馆所举办的第一个展览——成为一个名扬四海的大画家只有一步之遥。

这是一场发生在罗斯科及其助手青年画家坎之间长达九十分钟的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舞台聚焦在罗斯科的画室，此时的他正在创作在其一生中占了重要地位的西格拉姆壁画。1958年，约瑟夫·西格拉姆（JosefSeagram）父子邀请罗斯科为位于刚落成的西格拉姆大厦顶层的豪华饭店“四级饭店”作画，而付给艺术家的佣金则达到了天价般的350万美元。

话剧《红色》（Red）讲的，便是罗斯科在创作西格拉姆壁画时期的故事。白色和黑色的中间是什么？青年画家助手坎排斥白色，因为白色让他回想起大雪夜里自己悲惨的过往，雪般的白色上印着触目惊心的红色。而对于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被评论家誉为美国最出色的色彩画家罗斯科而言，黑色则是一切的终结，像是他自己的命运一般。最终，两人都选择红色。那年秋天，罗斯科去了欧洲，他在佛罗伦萨美蒂奇图书馆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中找到了灵感。罗斯科艺术中的矛盾和命运的悲剧色彩在《红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享受名气所带来的便利却认为公众不理解他的作品，在严肃艺术追求和商业金钱社会的夹缝中对自我进行寻找。

罗斯科觉得如果饭店最终拒绝挂他的画作，那才是对他的赞美，他的艺术又怎能融入这种极尽奢华的装饰中？果然，当罗斯科后来去参观装修落成的饭店时，气愤地发现这里的氛围与自己的作品格格不入，于是立刻归还佣金，终止了合同，一时间引起了社会舆论上的轩然大波。

罗斯科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10岁时随父母从俄国搬到了美国，然而，在移居到美国一年后，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和许多那个时期的移民一般，罗斯科的家庭也通过吃苦耐劳获得了还算稳定的生活，而罗斯科也一直努力学习，成绩优异，进入了耶鲁学习人文科学，同很多犹太家庭出身的彼时的青年一般，他在大学最初的目标还是成为律师或者工程师，直到后来失去了奖学金，被迫退学，并迁居到了纽约。到了纽约后，罗斯科才动了做艺术的心思，进入了艺术学生联盟，投身于绘画，并受教于当时的美国先锋派画家戈尔基（ArshileGorky）。

同很多当时的美国艺术家们一般，罗斯科在成名前生活并不轻松，为了探索出成熟独特的艺术表现风格，他的准备期长达三十年。这期间，他也曾结婚，却最终被妻子嫌“没有出息”而被抛弃。艺术家清贫的生活，在此时的美国并不鲜见，这个国家的艺术依然活在当时的艺术中心巴黎的阴影下。后来，战争爆发，从欧洲跑过来的艺术家们带来了最前卫的艺术思想，但他们却桀骜不驯，并不把美国的艺术当回事。例如法国超现实主义教父布列东便从来都不屑于同这群美国艺术青年们为伍。

很难相信，当时的美国艺术家有哪一个没有间接或直接地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然而他们却并不满足于将美国现实主义与前卫绘画结合起来，而是力求探索，寻找出一种完全崭新的风格。而这片年轻而缺少经验的热土，最终将艺术引向了纯粹的抽象。而二战后美国的崛起，也理所当然地令其艺术成为了所谓最“先锋”的艺术。

1945年，42岁的罗斯科再一次结婚，这次的对象则是一个比他小19岁的学习艺术的女孩，女孩对罗斯科的崇拜和支持使得他过了一段时间的美好时光，几年后，罗斯科成名了。从1947年开始尝试创作的长方形方块直到1949年成为了罗斯科成熟的艺术风格：不同颜色的长方形方块渐次垂直安放在巨幅直式画布上，相对模糊的方块边缘以及蕴含律动的颜色排列被罗斯科自己称作“生命的呼吸”。从此，“用简单语言表达复杂思想”成为罗斯科一生的艺术追求。

战后的美国艺术家们迅速地成长起来，他们集结成为“纽约派”，并在纽约现代艺术馆举办了“美国15位艺术家展”。他们之中不少，在后来都作为美国抽象主义的代表艺术家名扬国际：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克莱佛·斯提尔（Clyfford Still）、巴尼特·纽曼（Barnett Newman）、葛特莱布（Adoiph Gottlieb）、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菲利普·加斯顿（Philip Guston）、弗朗兹·克莱因（Franz Kline）等等。除此之外，以格林伯格为代表的美国的艺术理论顺便将美国抽象表现主义推向了世界，帮助美国艺术第一次占据世界“制高点”。

罗斯科凭借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单纯统一的构图，色彩与光晕的糅合，很快站稳了脚跟。与其余抽象画家一般，他们不再力图在绘画技法上进行突破，而是敢于任意挥洒，用潦草和纯粹摆脱欧洲传统。格林伯格（Green berg）在1960年发表的著名论文《现代主义绘画》（Modernist painting）中指出：“现代性的精髓在于……用某个学科特有的方法去批评这个学科。”这是一种聪明的说法，显然，他试图在摆脱传统审美价值在抽象主义绘画中的应用，而利用人们所熟知的玄而又玄的“精神价值”来为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绘画正名。

“超越一切有机物的情感关联，在不可知世界中的不可知探索”，罗斯科如此评论自己的作品，他认为他的绘画是面向普遍的人性，他说：“作为艺术家的作用，是让观众用我们的方式看世界，而不是他们的方式。”显然，当这位功成名就的艺术家站在某一高度上时，他开始让自己的“艺术”为人类的精神生活代言。这其中少不了艺术评论家们的帮助，按照格林伯格的逻辑，现代绘画始于马奈（Manet），止于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而二战结束后，罗斯科开始不再给画作命名，因为他认为标题会限制了自己画作本身蕴含的，超验和杰出的内涵。

如今回过头来看，抽象表现主义的成功是必然的，它因其非表征性、非具象性、非地域性为战后贫瘠的艺术土壤提供了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纯粹的形式集合。然而这种成功也只能诞生于文化根源浅短却又形式多元化的彼时的美国，因为抽象表现主义的过程，也是艺术家与其生存、扎根、融入的地域、社会以及历史所分割的过程。这也是当我们反观战后艺术时所后知后觉的，艺术文化“世界化”、“均质化”所带来的危险。让·克莱尔（Jean Claire）后来便给先锋派艺术定下了“破坏多样性、抹杀差异”的罪名。

到了70年代，抽象主义代表画家们身价早已水涨船高，他们的画作受到藏家和艺术市场的欢迎，因为购买他们的画作比任何投资都来得有效。罗斯科却开始迷茫了。他从事了一生的抽象表现主义将他带到了艺术的高峰，而三十年摸索求得的独特风格却将他挟制和奴役，高潮过后，他的作品依然受欢迎，但他却感受到了来自年轻波普艺术家们的威胁。“这些年轻艺术家的出现是要谋杀我们的。”罗斯科如是说。

罗斯科曾站在高峰上，甚至，直到离世，也一直享有盛名。但他却受困于自己创造的风格，再无突破，他时常表现得没有自信，他将自己的形象当成了一种表演。甚至于在自己画展开幕前，他紧张得呕吐过。他担心评论家的评论、藏家的态度。力挺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格林伯格也这么评价他：“从1949年到1955年，他是个好画家。1955年后，他的才华消失了。”罗斯科的画作，变得越来越深沉阴郁，他为罗斯科大教堂所创作的14幅组画甚至是清一色浓郁的黑色。

在话剧《红色》当中，罗斯科选用了“白与黑”中间的红色，那时候的他，在纽约的画室中，焦虑、狂躁、忧郁却又满怀着对艺术的热忱。他虽然彷徨而愤怒，却仍然执着于某些位于“不可知世界”里的东西。但最终，他依旧被拖垮了。1970年2月25日清晨，他的尸体被助手在画室中发现，画室保留着昨日的原样，衣物小心叠好，除了割腕外，死前还服用了大量的镇静剂用于减少痛苦——这是一场显而易见且无可避免的自杀。

无独有偶，另一位抽象表现主义的代表画家波洛克在车祸丧生前，也坠入了同罗斯科一般对于自我深深怀疑以及不满现状的狂躁当中。这样的结局，到底是曾占领了艺术巅峰的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政治胜利？还是现代性面临终结的大背景下艺术家们的悲剧？

在美国休斯顿的郊外，有一所方正规矩的建筑，每天接待着前来观看罗斯科一套近乎全黑的系列作品的观众，它便是“罗斯科教堂”（Rothko Chapel）。与其说它是一个承载了艺术家精神世界的堡垒，不如说是乔治·迪迪·于贝尔曼（George Didi Huberman）笔下“现代性的坟墓”。从一扇简单的门进入其内，再难有多余的建筑结构将它与外在的世界连接起来，它没有窗户，没有台阶，甚至没有柱子，与自然或者说纯粹人类世界隔离开来。当观众们面对环绕起来的14张黑色组画时，他们是否会想起曾风靡一时的绚烂的抽象主义？他们又是否会记起来罗斯科在《红色》中所说的那番话：

“在我们年青时，艺术是孤独的生存：没有画廊，没有收藏，没有评论，没有钱财。我们没有导师。我们没有父母。我们孑然一身。但那是一个黄金时代，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可失落，却有着一个梦想去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