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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许没法依照预定的日子如期抵达我们的港口，但终归航行在正确的线路上。”
读到梭罗《瓦尔登湖》“生计”章节的这句话时，我恰巧也是在上班的公交线路上忙着我的生计。挤了一车的人，他们也在忙着他们各自的生计。日子悠长悠长地过着，慢慢地习惯了每天与公交车朝夕相伴两小时的日子。每天会看到很多不认识的人同我满满一车，其中不乏常见的那几张面孔，带着或疲态或忧伤或明媚的神情驱驱然。我分不清自己是什么神情，就像我不知道这辆车是否载得动很多人的希望，但我能看见的是它的确载满了各色各样的人群。
在这个疲于为生计忙碌的日子里，鸡汤文咕噜作响、应时而生，这类文章在市场上泛滥。我们的肠胃似有一种被濒临补坏的趋势，甚至还会有点儿反胃。因而在看到梭罗的《瓦尔登湖》时，我不免惊叹于他的纯正、味美与营养，读时心变得特别澄净，只觉喧嚣处，有君逢，两袖清风。盛名、财富都变得不重要，只剩下简朴和纯真的大自然。在他的笔下，“行文欣快，流光溢彩。殊堪玩味，兼且诸妙咸备，部分文字已臻极高境界。”于是想起王国维的文艺观，梭罗的艺术境界应属“上焉者，意与境浑”的基本形态。我想，该是有多清醒，才能把生活过得如此的诗情画意、恬静淡雅。最玄妙的鸡汤，应属梭罗的文章。写到此处时，我仍觉惶惶然，怕我拙劣的文笔搅了《瓦尔登湖》的安宁。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陶渊明的桃花源俨然成了古今人幻想避世之良所。而梭罗所居住的瓦尔登湖：“八月里，在轻柔的斜风细雨暂停的时候，这小小的湖做我的邻居，最为珍贵，那时水和空气都完全平静了，天空中却密布着乌云，下午才过了一半却已具备了一切黄昏的肃穆，而画眉在四周唱歌，隔岸相闻……”在我看来，这个瓦尔登湖便是形式上、西化了的桃花源，除了地理位置不同之外，它的居住环境，生存状态与桃花源并无太大差别。
梭罗将自然直接作为叙述的对象，多的是阡陌交通与鸡犬相闻。七英里长的菜豆、古老的百草园、水面上回荡的笛声、刀刃般的玉米叶、土豆的藤蔓……良田美作，桑田之属莫过如此吧。甚至是小到两种蚂蚁间的战争，梭罗也写得惟妙惟肖、惊天动地：“红的总是向黑的扑过去，通常是两只红的对阵一只黑的……一边是红色的共和大军，另一边是黑色的帝国部队。双方正在进行殊死搏斗。”不禁莞尔，怡然自得的不仅只有黄发垂髫，也许还有红黑蚂蚁，以及与外人间隔观战的梭罗。有这样的野生邻居作伴，也就理解梭罗的隐居两年，不复出焉。
梭罗说：“一亿个人中，才能有一个人生活得诗意而神圣，清醒就是我的生活。”读《瓦尔登湖》我最欣赏的就是“梭罗式清醒的生活”，倘若让我在中国文学中找个定位的话，我觉得梭罗的生活态度像极了魏晋的竹林七贤。从《世说新语》这部记录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言谈、轶事的笔记体短篇小说中，可以看到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他们对地位之别不以为然，讲求的是自然的发现和深情的发现，从心而发，从诗而归，山水万物皆为我钟情之物，对明教否定、厌弃，标榜着个性的率性自然。
梭罗也追求个性的率性自然，他坦言：“我宁愿独自走我的路，或者可以的话，和宇宙的建设者结伴同行，也不愿混在盛装打扮的人群中招摇过市；我不愿生活在这躁动不安的、神经兮兮的、热闹喧嚣的、鸡零狗碎的19世纪，我宁可站着或者坐着思考，任由它悄然流逝。”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对美国当时许多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也持否定、厌弃态度，并做出了批判。比如蔚然成风的外贸生意、通到康科德镇的铁路、推广的电磁电报系统等，他担心这些新生的文明会累及人们思想境界的提升。《瓦尔登湖》的纯正，很大一部分在于它取材取自自然的原汁原味，这些极富美国色彩的散见于全书的对美国社会现实的批判，加深了《瓦尔登湖》的深度，从中不难体现梭罗的个人主义思想。类似于魏晋名士的玄言清谈，《瓦尔登湖》也有涉及，我特别欣赏文中的这样一句话：“这些菜豆，我不去收，也自有它们的去处。”如此“任性”而为的生活态度，与竹林七贤无异。所以很大程度上，《瓦尔登湖》就是思想上的竹林七贤，梭罗探寻自然以及回归自身的灵性与魏晋名士“心有戚戚焉”。
读梭罗的《瓦尔登湖》，我还很容易地联想到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月亮与六便士》的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本已有牢靠的职业和地位、美满的家庭，却为了追求绘画的理想，以及找到灵魂的安宁，而抛家弃子远遁到与世隔绝的塔希提岛上。思特里克兰德摒弃原有的物质财富，为追求他的精神世界，他深受贫穷和饥饿的煎熬。但即便如此，他也不愿对六便士屈服，继续高傲地仰望着他的月亮。在《瓦尔登湖》中，梭罗确实多次流露出轻物质重精神的倾向，他在“生计”章节里提到：“绝大多数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的生活的舒适，非但是多余的，而且还会妨碍人类的提升。说到奢侈和舒适，最聪明的人往往过着比穷人还要简单和俭朴的生活。无论在中国、印度、波斯还是希腊，古代的哲学家都是身外财物比谁都少、内心财富比谁都多的人。”很显然，梭罗也在仰望那一轮月亮，简化物质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月亮与六便士》小说的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与梭罗是一类人。虽然他们在不同的岛屿，但他们同样都不愿被脚下的六便士羁绊，他们终日仰慕着同一轮月亮。梭罗在瓦尔登湖上认真地思想，思特里克兰德在塔希提岛上认真地作画。
梭罗在文中写道：“其实我倒不强求别人采取我的生活模式，既因为在他熟练地掌握这种方式之前，我自己可能已经过上另一种生活，也因为我希望这世界上有尽可能多与众不同的人；但我盼望每个人都能非常清醒地去发现和追求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模仿他的父亲、母亲或者邻居。”《月亮与六便士》中的主人公清醒地发现和追求他的生活方式，但他却是以一种怪异和非常自私的方式来完成。但梭罗不一样，从这段话的叙述中，就不难看见他的真诚，一个独自生活在森林里两年又两个月的人，对自然界的一切都怀着简朴和纯真的爱，方圆一英里荒无人烟，房子是自己盖的，日常所需也都是靠自己双手的劳动来解决，这并不是厌世，只是换个地点来完成自己爱生活的方式。管他现世安不安稳，在他的瓦尔登湖上只有岁月静好。相反，《月亮与六便士》的主人公则有厌世之嫌，他离开文明世界，远遁到与世隔绝的岛上，我并没有发现他有对自然表现过爱意。
实话说，我不喜欢思特里克兰德的自私、怪异与疯狂，我更爱“梭罗式静静的生活”，这也是我更爱《瓦尔登湖》的原因。木屋，木梁，一片湖，风生水起。梭罗的《瓦尔登湖》并不孤单，桃花源、竹林七贤还有月亮，均与它为邻。湖不孤，必有邻。喧嚣处，与《瓦尔登湖》毗邻者居多。它是形式上的桃花源、思想上的竹林七贤，以及与月亮（崇高的理想）处在同一空间上，因而《瓦尔登湖》的经典，在于它的周边还有经典。
“每天早晨，我都精神抖擞地想让我的生活像大自然那么简朴和纯真。”
“该休息时就安心休息，保持安宁而没有烦扰的心态；身边的人要来就让他来，要去就让他去，让钟声回荡，让孩子哭喊——下定决心好好地过一天。”
……
这就是梭罗所盛上的鸡汤，没有花里胡哨的佐料，也没有五花八门的摆设，却能让我发自内心的认可，不免在心里附和一句：“对，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
“我并不想写一曲怅惘的哀歌，而是准备像黎明的公鸡那样热情地啼唤，以便唤醒我的邻居。”我不是梭罗的邻居，但我的确被它唤醒了。
美国文学（America literature）表现为平民化，多元化，富于阳刚之气，热爱自由，追求以个人幸福为中心的美国梦。美国文学大致出现过3次繁荣：19世纪前期形成民族文学；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文学两度繁荣，并产生世界影响，已有近10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美国民族文学形成于独立革命时期。这场斗争产生大量的革命诗歌，并且造就了美国头一批重要的散文家和诗人。政治上的独立促进文化上的独立，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作家的作品陆续增多，逐渐摆脱英国文学的垄断局面。年轻的民主共和国使人们满怀信心，并吸引着旧世界更多的人们奔向新的大陆。这样的社会条件促使19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创作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作家们吸取欧洲浪漫派文学的精神，对美国的历史、传说和现实生活进行描绘，美利坚民族内容逐渐丰富和充实起来。从20、30年代到南北战争前夕，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全盛时期，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家泉涌而出，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批评家们称这一时期为美国文学“第一次繁荣”。到了世纪中叶，浪漫主义文学的基调由乐观走向疑虑，迫切的社会矛盾，如蓄奴制，又使某些作家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19世纪初，一些以美国为背景、美国人为主人公的作品开始出现，初具美利坚民族的特色。欧文(1783～1859）致力发掘北美早期移民的传说故事，他的《见闻札记》（1819～1820）开创了美国短篇小说的传统。库珀(1789～1851）在《皮袜子故事集》中以印第安人部落的灭亡为背景，表现了勇敢、正直的移民怎样开辟美国文明的途径。诗人布莱恩特(1794～1878）笔下的自然景色，完全是美国式的，他歌颂当地常见的水鸟和野花，而且通过它们歌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些作家的作品满怀乐观向上的时代精神。色彩阴暗的爱伦·坡在诗歌、短篇小说和理论批评方面达到新的水平，标志着民族文学的多样性和在艺术上的发展。
19世纪30年代以后，东北部沿海的美国文化中心新英格兰地区成了最早的工业区。杰克逊总统的民主主义路线又使国内的民主空气增涨。这在意识形态上造成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出现了超验主义者团体，另一方面使一些作家产生不少疑虑，浪漫主义文学的基调由乐观转向怀疑和消极。超验主义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先表现为宗教、哲学思想中的改革，后扩展到文学创作领域。以爱默生（1803～1882）为首的超验主义者为了摒弃加尔文教派“以神为中心”的思想，吸取康德先验论和欧洲浪漫派理论家的思想材料，提出人凭直觉认识真理，因而在一定范围内人就是上帝。这一派思想的出发点是人文主义，即强调人的价值，反对权威，崇尚直觉，主张个性解放，打破神学和外国教条的束缚，对美国作家产生不小的影响。
到了50年代，随着工业化引起的种种社会问题的出现，作家们敏锐地感受到民主制的弊病。梭罗(1817～1862)侧重超验主义中人的“自助”精神，主张回返自然，保持纯真的人性，因此与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发生冲突。在霍桑与梅尔维尔身上，这种矛盾以抽象、神秘的形式表现出来。霍桑（1804～1864）深受加尔文教派的影响，又想有所摆脱，于是转向对人类状况与命运的探索，如《红字》（1850）。梅尔维尔（1819～1891）同霍桑一样，把他所感觉到的社会矛盾归结为抽象的“恶”，而“恶”的强大与不可理解使《白鲸》（1851）等作品蒙上神秘、悲观的气氛。
“婆罗门”是指这一时期新英格兰地区一批有高度文化教养的作家，或称“绅士派诗人”。朗费罗(1807～1882）、洛威尔（1819～1891）和霍姆斯(1809～1894）都是知识界的名流。他们出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歌颂爱国主义精神，反对蓄奴制，同情印第安人，也对社会流弊提出一些批评。由于他们的出身地位和文化教养，他们的观点和情绪一般较为温和。
19世纪30年代之后，北部进步人士掀起越来越高涨的废除黑奴运动。黑人的处境激起许多作家的同情，从爱默生、朗费罗到惠特曼都写过反对蓄奴的诗篇。影响最大的作品是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林肯(1809～1865）称她为“发动了一次战争的小妇人”。诗人惠蒂埃（1807～1892）抗议蓄奴制的诗篇数量最多，反映了19世纪废奴运动历次重大的斗争。废奴文学虽限于道义上的谴责，却推动了废奴斗争，在文学史上，也是19世纪现实主义创作的先声。美国19世纪的民主精神在惠特曼（1819～1892）的《草叶集》（1855）里得到充分发挥，他以丰富、博大、包罗万象的气魄反映了广大劳动群众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乐观向上精神。他歌颂劳动，歌颂大自然，歌颂物质文明，歌颂“个人”的理想形象；他的歌颂渗透着对人类的广泛的爱。诗人以豪迈、粗犷的气概蔑视蓄奴制和一切不符合自由民主理想的社会现象。他那种奔放不羁的自由诗体，同他的思想内容一样，也是文学史上的创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时期。20年代，各种流派相继出现，表现了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和精神世界方面的问题。30年代基本上是左翼文学占主导地位，从30年代后期起，文学界分化成各个流派，又出现了纷纭多样的局面。总的来说，现代派文学与左翼文学是这个时期两股最大的文学思潮。从这个时期起，美国文学开始发生世界性的影响。1930年后，美国作家陆续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金。
1912年，《诗刊》在芝加哥创办，标志着现代派文艺的开始。《诗刊》的头3卷里，出现了庞德（1885～1973）、H.D(1886～1961）、韦·林赛（1879～1931）、艾·洛威尔（1874～1925）、威·卡·威廉斯（1883～1963）、桑德堡(1878～1967）、沃·斯蒂文斯（1879～1955）、艾·李·马斯特斯（1868～1950）、玛·莫尔（1887～1972）等人的作品。这些人其中有意象主义者，有接近劳动人民的芝加哥诗派，有20世纪的田园诗人，有新的乡土主义者，有抽象—哲理派诗人。他们的共同点是表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来越突出的人的异化，并或多或少流露出彷徨和悲观的情绪。即使是田园诗，弗罗斯特笔下的新英格兰风光也笼罩着疏远、陌生与死亡的阴影。现代派诗歌的代表作是艾略特的《荒原》（1922），这首诗为西方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个象征性的比喻。
现代主义在戏剧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奥尼尔（1888～1953），他的剧作受到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他对美国社会的合理性表示怀疑，创造了美国现代的悲剧。在小说方面，格·斯泰因（1874～1946）与舍·安德森（1876～1941）开创了美国现代派小说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几年之后，对这次战争的厌恶情绪开始在文学上有所反映。“迷惘的一代”的作家大多参加过这次战争，他们普遍有一种被欺骗、被出卖的感受。他们不再相信虚伪的道德说教，而以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来表示自己的消极抗议。“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是海明威(1899～1961）的《太阳照样升起》（1926）。有些作家没有赶上参加战争，如“爵士时代的歌手”菲茨杰拉尔德(1896～1940），他的情绪是和“迷惘的一代”相通的。海明威、菲茨杰拉尔德等作家唱出了幻灭的哀歌。稍晚的托马斯·沃尔夫（1900～1938）在短短的10年间写出了好几百万字小说，其海明威中的主人公都是他自己，主题是不断寻求连作者自己也不甚清楚的目标。
20年代，南方开始出现文学团体，创办了不少刊物。在诗歌、小说创作与文艺批评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些作家先后形成“逃亡者”集团、重农派与“新批评派”，一时颇有影响。最重要的南方作家是威廉·福克纳（1897～1962），他的作品如《喧哗与骚动》（1929）等，在构筑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反映南方精神面貌、刻画复杂的人物性格与艺术手法的多样创新上，都很出色。一般认为他是欧美现代派文学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福克纳以及其他南方作家大多站在道德、宗教的立场上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他们的作品里有许多对罪恶和变态心理的描写。他们的用意是清除污秽，让心爱的故乡变得干净一些。
4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50年代，最有影响的文艺批评流派是“新批评派”。这一派的批评家注重对文学作品本身进行精密分析，在现代诗歌的分析上有其独到之处，他们摆脱了过去仅仅介绍背景知识与发挥个人印象的批评方式。但这一流派总的倾向是忽视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割断作品与历史、社会背景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空前。战争中发生的事，如600万犹太人被屠杀，原子弹在广岛爆炸，使美国知识分子感到震惊。他们怀疑人性是否还有善良的一面，也感到人难以控制自己制造出来的巨大物质力量，他们对文明与进步的信念发生了极大动摇。50年代在“冷战”、麦卡锡主义和朝鲜战争的背景下，文坛趋于沉寂；60、70年代，经过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女权运动、水门案件，文坛活跃起来，出现了一批爱思索的作家。在他们眼里，美国的社会变得十分复杂，价值观念混乱。他们普遍感到不知怎样解释这样的现实，于是便通过怪诞、幻想、夸张的方式，再现生活中的混乱、恐怖和疯狂。他们表现的是没有目标与方向的梦魇世界，他们讲的是支离破碎的故事，写的是“反英雄”、甚至是不完整的形象。这个时期，文学作品中对性爱（包括同性爱）的描写也更为露骨。
战后出现的第一股文学浪潮是战争小说。其中较好的是梅勒的《裸者和死者》（1948）和詹姆斯·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1951）。两部书的共同点是通过战争，写小兵、下级军官与军事机构的矛盾，即人的个性与扼杀个性的权力机构之间的冲突。这些小说已经触及战后整个一代文学最突出的一个主题。
50年代，右翼保守势力向30年代激进主义传统进攻，许多人由关心社会进步转而关心个人的私利。这10年被称为“怯懦的十年”或“沉寂的十年”。这期间，出现了一些作品，将资产阶级描绘成正面人物，鼓吹服从权威，如《穿灰法兰绒衣服的人》（1955）。这类作品企图维护既定价值标准和现存社会秩序，很快就失去了影响。另一方面，阿瑟·米勒(1915～2005）等作家抵制麦卡锡主义，继续用作品抨击社会的不正义。
50年代沉闷的政治空气使许多青年感到窒息，他们吸毒、群居，以颓唐、放纵的生活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抗议。其中有些人把这种生活与情绪写入文学作品，这便是“垮掉的一代”文学。这种文学发展到60年代后，在国内民主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增加了一些政治色彩。但是对他们中许多人来说，东方宗教与东方哲学更具有吸引力。“垮掉的一代”在诗歌创作方面较有生气，并恢复了美国诗歌朗诵的传统。
进入60年代之后，人们对生活中的“非理性”和“异化”现象，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有些作家在作品中，用夸张、超现实的手法，将欢乐与痛苦、可笑与可怖、柔情与残酷、荒唐古怪与一本正经揉和在一起，使读者哭笑不得，感到不安，从而对生活能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作者对世界前景的看法往往是悲观的。这就是“黑色幽默”文学，代表作有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等。
60、70年代，出现了“新新闻报道”或“非虚构小说”这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有些作家认为现实生活的离奇已经超过了作家的想象力，与其虚构小说，不如用写小说的手法来描绘引起社会轰动的事件。这样的体裁允许报道者描写事件时掺杂自己的观察和想象，也可以采用各种象征手法。这种作品比一般报告文学深入细致，其中也包括作者的观察与想象，带有更多的作者个人色彩，艺术感染力较强，例如卡波特的《凶杀》（1966）与梅勒的《刽子手之歌》（1979）。
美国当代作家中，犹太裔作家占相当大的比重，犹太人文学几乎可以视为一种“次文化”或“文化支流”。犹太人文学作品一般都具有古老的欧洲文化与现代的美国文化的双重色彩，两种文化的冲突与归并使犹太人文学增加了复杂性。宗教思想与同胞遭到屠杀使犹太作家产生犯罪感与负咎感，历史的命运又使他们有流浪感与漂泊感，美国的异化社会也使他们感到找不到归宿。因此，寻找“自我本质”便成为他们的作品中一个突出的主题。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贝洛(1915～2005)的《奥吉·玛琪历险记》。实际上，这是犹太民族确立自己的民族地位与民族尊严的一种表现。70年代后期，代表西方较新思想体系的贝洛与属于意第绪文化传统的辛格(1904～1991）相继得到诺贝尔奖金，说明犹太人文学在美国文学中的重要性。其他重要的犹太作家还有马拉默德(1914～1986）、罗斯(1933～ ）等。
战后黑人文学更趋成熟。拉尔夫·埃利逊（1914～ ）的小说《看不见的人》和鲍德温的散文，均已达到第一流文学的水平。他们对种族不平等的抗议采取了更细腻、更深刻的表达方式。他们希望人们认识到黑人是具有全部人性的人。这个时期里，女诗人关德琳·布鲁克斯（1917～ ）的诗得到普遍好评。女剧作家洛伦·亨斯伯利（1930～1965）的剧本《太阳下的葡萄干》（1959）首创了黑人戏剧在百老汇上演的纪录。勒鲁伊·琼斯（1934～ ）是新一代的黑人诗人，他给自己另外起了一个穆斯林名字，表示他对美国文化的鄙弃。
南方文学这个时期仍有发展，老作家福克纳、波特(1890～1980）、韦尔蒂（1909～2001）仍有重要作品问世。新作家也不断涌现，著名的有斯泰伦（1925～2006）、奥康诺（1925～1964）、麦柯勒斯（1917～1967）等。他们不再从历史的传奇里寻找题材，而是关心现实生活中南方人精神上的苦闷。坦·威廉斯（1914～ ）是战后享有盛名的南方剧作家，他的《玻璃动物园》等作品通过人物的性变态心理表现生活的不幸与空虚。
纽约的作家不像南方作家那样具有某种共同的心理因素。人们把他们归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为纽约的几家杂志（《党派评论》、《纽约书评》与《纽约人》）写作，这几家杂志上发表的评论与小说往往对美国文学的时尚产生影响。利·特里林（1905～1975）与玛·麦卡锡（1912～ ）是很有见地的评论家，约翰·契弗（1912～ ）与厄普代克(1932～2009）的小说用含有诗意又带有嘲讽的细腻的笔触探索大城市郊区居民的心理和意识，为东北部的中产阶级描绘了一幅幅工笔精致的风俗画。
这个时期，美国陆续出现了不少诗歌派别，如“垮掉派”、“黑山派”、“纽约派”、“具体派”、“自白派”和“新超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派”。这些派别各有主张，但其共同点是企图摆脱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的影响。新一代的诗人直抒胸臆，突出个人因素，具有一种“现时性”。他们强调美国特色，不再视伦敦为英语诗歌中心；他们干预政治，不再以超然物外而自傲；他们反对权力机构，蔑视传统规约，他们的诗歌描写吸毒、性爱（包括同性爱）、精神分裂与对自杀的眷恋。这一切，可以看作对西方机械化、标准化、非人性化的社会的一种反叛。
战后，“新批评派”的势力逐渐衰落。到了60年代，随着各种激进运动的此起彼落，加上欧洲传来“新左派”的思潮，学术界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又出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心理学融合的理论主张。同时，结构主义的理论也开始在学术界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