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荒诞——从《局外人》到《鼠疫》
林锋

1955年美国版的《局外人》序言中，加缪写道：“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任何一个在母亲的葬礼上不哭的人都有被判处死刑的危险。我只是说，我书中的男主人公是因不守游戏规则而被判刑的。在这方面，他并未融入所生活的社会：他在边缘游走，在个人的、秘密的、肉体上的生活的边际游荡。”

相信任何一个阅读过《局外人》的人都会对作者的评述表示认同。“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楚。”小说主人公莫尔索先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母亲死亡的冷漠，他没有在葬礼上掉泪，事情结束后立刻找女人鬼混，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居然记不住母亲的确切年龄……这些在常人眼里不合道德的言行和接下来枪杀阿拉伯人的事件一道，构成莫尔索在法官和大众心中“社会破坏者”的形象——事实上，直至今日，认为他死不足惜的依然大有人在。但在加缪，这个某种程度上对作品具有最终解释权的作者眼里，古怪青年莫尔索却是一个“可怜的人”，一个有着“赤子之心”的人，一个反抗荒诞的英雄。加缪奉劝他的读者，应该把《局外人》“看作一个人未说一句豪言壮语就愿意为真理而献身的故事”，而非一个边缘人无聊的生活。

《局外人》出版四个月后，1942年10月，《西绪福斯神话》面世。

批评界的一般看法是，这两部几乎同时完成的作品互为表里。《局外人》是《西绪福斯神话》的形象化表达，《西绪福斯神话》则是《局外人》的哲学诠释。这样的说法大体正确，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它们其实并不重合，《西绪福斯神话》所涉及的范围远大于《局外人》，我们几乎可以把它当成加缪一生文学创作的总纲。

在《西绪福斯神话》中，最重要的概念当然是荒诞。不过，因为事先把这一概念默认为“已知数”，所以，加缪只用一句“荒谬产生于人的呼声同周围世界物理性的沉默之间的冲突”就解决了荒诞的起源问题。更多的笔墨被用在了荒诞表现上的举例上：

“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

“他希望着明天，但这明天却是与死亡相联系的，是他本该加以拒绝的。肉体的这种反抗，就是荒诞。”（多“存在主义”的说法）

“一片风景可以强烈地否定我们赋与它的幻想的含义，一个熟悉的、爱过的女人也可能突然变得陌生，世界的这种厚度和这种陌生性，就是荒诞。”

“人本身也散发着非人的东西。这种面对人本身的非人性所感到的不适，这种面对着我们自己的形象的无法估量的堕落，这种如当代一位作者所说的‘恶心’，也是荒诞。”（“恶心”指法国存在主义主将萨特的长篇小说《恶心》）

分离、向死而生、陌生化、异化……这一些，都是加缪认识中荒诞的表现。不难看出，荒诞作为人存在的一种必然状态，和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关系非常。简单来说，在加缪的哲学中，荒诞是异化的背景，异化是荒诞的必然结果。虽则在理论上，生活在荒诞中的人们尽可以保持自己的本真状态，但在加缪的小说里，几乎所有的开始都建立在人们普遍异化的基础上，认清荒诞的人从来都是少数。《局外人》里的莫尔索无条件满足着自身感觉的需要。他像一个“自然人”一样关注眼前，享受生活，并为此漠视世间一切游戏规则。然而，正由于这种拒绝异化的姿态，反过来使他成了公司老板，养老院院长，法官等人眼中的异化者。莫尔索的行为破坏了他们的习惯，动摇了这个世界赖以运行的价值体系，所以，他注定无法在法庭（加缪对法庭似乎有着某种偏爱，就像他对阳光与沉默的母亲形象的执着一样，小说《堕落》的主人公就是一名律师）的审判下免于一死。不过，审判者不曾料到的是，莫尔索的虚无感如此彻底，以致他对死也保持着“又有什么关系”的豁达态度。小说的最后，加缪通过主人公略显突兀但酣畅淋漓的发泄，完成了对这个荒诞世界的嘲弄。

但嘲弄毕竟不算太有力的反抗。《局外人》时期的加缪似乎还没有能力为抵制荒诞给出一个完满的答案，在他笔下，莫尔索诚然是清醒的，但笼罩在他身上的颓废色彩以及枉杀无辜的行为却使他那句“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的正当性大打折扣。相反，敏锐的读者不难从中发现毁灭的种子，安德烈卢梭的一篇评论文章写道：“……诗歌显示出力量和希望的法国，小说似乎背上了精神消极，道德沦丧的可悲声誉。”在1944年出版的《卡利古拉》中（该剧早在1941年已经上演，经多次修改后出版），与莫尔索没有本质差别的罗马皇帝卡利古拉用耸人听闻的暴政说明了这样的说法远非杞人忧天。虽然加缪已经指出，“我的抗争，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是荒诞所必然导致的三种后果。但是，伦理上的含混和对希望的抗拒却使他所谓的抗争很难被认为是比异化更好的面对荒诞的方式。加缪否认自己是悲观主义者，可他充斥在阴郁哲学间的光明却是陌生而刺眼的。这种情况迫使加缪继续思考应对异化的方式，于是，在1947年出版的《鼠疫》中，我们看到了他新的尝试。

与《局外人》不同，《鼠疫》的背景不仅有荒诞基础上人的普遍异化，也有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人和熟悉生活环境的瞬间分离。就像卡夫卡《变形记》里格里高尔的变形和张爱玲《封锁》里毫无征兆的封锁一样，致命的鼠疫使奥兰城内的居民突然被投掷到陌生的环境里，接受命运的苦熬。在反抗的主题上，《鼠疫》较加缪之前的作品都更进一步。正如加缪自己所言，这部小说想表达的是整个奥兰城居民们的抗争，是他们努力摆脱异化状态的编年史，所以，《鼠疫》塑造的人物远较《局外人》为多，也更为复杂。

在众多的人物中，医生里厄无疑是作者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和莫尔索一样，里厄医生不说谎，他对世界的无规律和非理性有着清楚的认识。不过，相比于前者的自我，里厄医生更关注众生的幸福。他是加缪《摩尔人之家》里的那种人：“它们不是在寻找而是在奉献中才能找到自己。”正因为此，里厄成为了加缪所有作品里最为理想化的一个人物，因为，在此之前，即便高度概念化了的西绪福斯，也没有他给予自己和他人希望的能力。西绪福斯的幸福是“应该认为”的，而里厄的幸福起码在小说中显得无可怀疑。

除了里厄，《鼠疫》还塑造了一整组反抗荒诞的英雄想象。塔鲁，作为里厄最得力的助手，在面对灾难时甚至表现得比里厄更富战斗性。可惜，我们除了从他临死前与里厄的那番谈话中了解到，他是在目睹他父亲所主持的一次审判之后开始主动拒绝异化之外，并没有找到他选择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抗争的动机。很多时候，他似乎更像莫尔索。而格朗和朗贝尔作为非英雄人物的代表，分别代表着长期生活于奥兰城内的普通民众与意外滞留的外地旅人面对灾难时的态度。格朗早在大部分奥兰城居民变为卡利古拉式的享乐者时就加入了里厄的团队，而朗贝尔则在离开奥兰城的前一刻毅然返回，与奥兰城的居民一起应对鼠疫的肆虐。这两个人物的形象并不是小说中最为高大的，却最具象征性。他们寄托着作者的希望。

加缪相信，普通民众在某些先知先觉者的感召或生活环境压迫下，是可以同心协力进行抗争的。而《鼠疫》就展示了这样一幅美好的社会图景。然而，作者到底没能很好地解释反抗为什么是他所认定的那种形式。里厄医生的行为确比莫尔索更合乎道德要求，但其中的原因何在？社会人的道德要求，也和荒诞一样，是不言自明的吗？如果没有鼠疫，朗贝尔还会像小说所写的那样，认为自己应该和奥兰城居民共患难吗？《局外人》和《西绪福斯神话》所遗留的的问题，在《鼠疫》里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不止《鼠疫》，加缪后期创作的剧本《正义者》与散文《反抗者》，同样对此缺乏令人信服的说明。甚至，在《正义者》关于“英雄”的演绎里里，我们还发现了加缪的踌躇与疑虑。不过，因为作者无数次表示自己对构筑庞大复杂的哲学体系不感兴趣，我们似乎也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过于苛求。就像一个被用滥的观点说的，加缪的世界，本就是一个“阳光与阴影”共存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