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们的生活再次改变

叶夫列莫夫寄希望于二十三大，心中焦急万分。他仍然认为他能保住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的位子，希望能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有所表现。

但奇迹没有发生，叶夫列莫夫没有得到表现机会。作为边疆区党委书记，他仍然是中央委员，但他无法得到更高的职位。实事求是地说，他被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问题弄得不能自拔。

1955年到1970年代是一段不可思议的困难时期。我所叙述的这些年对于我和赖莎来说确实是非常困难的时光。在这些年里，我们挣扎着维持生计，当然还要保住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我的7年时间用在青年政策工作上面，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就不难理解，那些能够在那段时间有所作为的人和在某些方面证明自己价值的人，同样能够在“重大时刻”的政治中做出一番事业。

接下来的8年里，我在党的机关中担任不同的职务。如果没有这段宝贵的经验，我很难晋升到后来的高位。

赖莎的事业则平稳地发展，一直在大学任教。这是一段十分费心劳神的经历。她始终不变的目标和我的支持终于确保了她在事业上的成功。

赖莎通过了副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完成了哲学毕业论文，并在莫斯科教育学院顺利完成论文答辩。她在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这个学院攻读研究生。

这是社会学在我国的黎明时分。在多年被禁之后，由于根纳季·奥西波夫和列宁格勒的雅多夫教授的巨大努力，社会学正在复兴之中。奥西波夫同意做赖莎的论文导师。1967年，赖莎成为哲学副博士候选人。两三年之后，高等职称认证委员会授予她副教授职称。

我将在下文中更详细地叙述赖莎的研究和毕业论文情况。

事业上的步步登高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终于有了一套正规的公寓。我们的财政状况也发生了变化。经过十年工作，我每月工资是300卢布；赖莎成为哲学副博士和高级教师后，她的工资是每月280卢布。她晋升副教授之后，工资已经超过我了，达到每月320卢布。在当时，这已经是笔可观的收入了。我们开始添置家具，能够买得起更好的衣服了，也能购买更好的食物。

与此同时，我们家年龄最小，也是最重要的家庭成员正在长大。无论我们出去走访朋友还是到乡间漫步（我们的主要爱好），我们的女儿总是跟在我们后面。我们家与亚历山大·布季卡和丽达·布季卡一家以及米哈伊尔·瓦萨夫斯基和英娜·瓦萨夫斯基一家保持了三十多年的朋友关系。按照赫鲁晓夫于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上做出的派遣专家去农业地区工作的决定，亚历山大和米哈伊尔来到了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

后来，我邀请亚历山大·布季卡到苏共中央农业部门工作。他是个优秀的工作者。我的同事们提议提拔他担任粮食与采购部部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府领导岗位。

在莫斯科，我们只要有空就会与布季卡一家来往。我们的交情延续了30年之久。但在1990年，当我们家经受沉重的打击，处于最困难的时刻，突然之间两家发生冲突。很显然，丽达在电话中深深地刺痛了赖莎，以至于她浑身发抖。

十年之后，1999年春，丽达哭着给赖莎打电话，请求原谅。赖莎再次感到震惊。她告诉丽达很高兴能接到她的电话，但不需要再说了。通话时间很短，她们同意再见面。赖莎将接到丽达电话的事告诉了我。

“我很高兴丽达打来电话。这些年里，我们之间的绝交一直压在我的心头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最亲密和最好的朋友，知识分子怎么会在不同的时间这样对待我们？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再见面。我不敢肯定能说服自己去与她见面。我还没有准备好……”

那年的7月，赖莎患病，不久便离开人世。丽达寄了一封信到蒙斯特，这是一封来自挚友的信。我们不知道她的丈夫亚历山大已经去世。丽达最后一次见到赖莎是在遗体告别仪式上。

我们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但在莫斯科的朋友不多。

……现在我来谈谈赖莎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所做的研究和她为毕业论文查找资料的情况。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苏联有很多关于苏联农民家庭和生活的书籍出版。当时，2.5亿总人口中有1亿多人住在农村。为了理解和获知人们的思想情况和生活状况，获取他们的有关信息十分重要和有趣。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除了社会学调查方法之外，没有其他方法能够获取信息。由于我答应帮她研究，赖莎决定试着承担这个项目。

赖莎一直记得她搭乘嘎斯吉普车或摩托车去村里做社会调查的事。调查的对象是两个基层单位。一个是叫作格利高里波利斯卡亚的哥萨克人村庄，一个是奥特卡兹诺耶村。一个村子在本地区的西部，另一个村子在东部。

革命之前，格利高里波利斯卡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城市，人口为两万人。内战之后，其人口减少一半。一部分人死于交战，一部分人被饿死，一部分人则搬到其他地方去了。

赖莎做研究要写的那本书的书名是《集体农庄——农民的共产主义学校》，前后花了好几年时间。这本书后来由莫斯科的一家大出版社出版。当然，这本书只有得到学生和农村教师的帮助才得以完成，我在其中也出了力。赖莎从这项研究中收获很大，因为这使她直接接触到农村生活。

我将讲述她参加的两次让她一直无法忘记的会面。

一天晚上，在那天的社会调查就要结束时，赖莎访问了一位独居的妇女。她的未婚夫在战争中阵亡，她一个人生活。那位妇女十分好客，先做饭招待赖莎，然后讲她的生活情况。当赖莎结束提问和填好调查问卷后，那位妇女说：

“那么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于是，赖莎在她的《希望》一书中记述的那次著名对话开始了：

“你为什么这么瘦？”

“你这样认为吗？我认为我是正常的……”

“我敢打赌你没有丈夫。”

“我有丈夫啊。”

她叹了口气：

“他可能酗酒。”

“不……”

“他打你吗？”

“哦，不，我的丈夫人很好。”

“你为什么对我说谎？我已经是有年岁的人了，人要是幸福的话就不会走门串户。”

在这次相互的“社会调查”中，这位妇女也许不会相信赖莎说的话。

赖莎的另一个故事是在一个晚上与一位挤奶工的谈话，当时这位挤奶工刚刚给奶牛挤完奶。她是一个活泼、聪明和精力充沛的姑娘。赖莎很喜欢这个哥萨克姑娘。她长得很漂亮，能说会道。赖莎在填写调查问卷，问她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维持你的家庭和婚姻的？”可选答案有：爱、友谊、对孩子的关爱等，还有一个答案是“性”。此时，那个姑娘问赖莎：

“什么是性？”

赖莎解释道：

“这是指你与丈夫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听上去更加复杂了。

“嗯，你知道，夫妻之间存有私人关系。哦，没关系。”赖莎说道，试图就此打住话头。

“不，”这个姑娘说道，“把这个词写下来，一个男人要是没有性还有什么用处呢？”

赖莎收集了一些关于革命前农民生活的资料，特别是关于哥萨克人村庄的资料。这为她提供了可以对比的材料。沙皇曾给予哥萨克人许多特权，包括拥有土地的面积、拥有马和牛的数量等。哥萨克儿童享有受教育方面的特权。但习俗也是很严苛的：一个哥萨克人不能与其他城镇的人结婚。如果违反这个习俗，就会被赶出哥萨克人的社会组织。从登记生死的簿册中，人们也可以了解许多东西。比如，有些条目是关于当时医疗条件的内容。所登记的死亡原因过于简略：“死于上帝的慈悲”、“死于咳嗽”、“死于肚子疼”等等。

通过阅读革命前科学家关于农民的著作，可以看到有关斯塔夫罗波尔省旱灾频繁的数据。很显然，旱灾每隔一年就会发生一次。有时，横扫整个地区的沙尘暴会毁掉所有的农作物。还有的时候，这样的自然灾害连续几年发生，造成各种严重后果：农作物在冬天被冻死，4月是沙尘暴，接下来是夏季的旱灾。农民们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通常不再回来。在一些年头，该省的人口下降20%。

结果，赖莎收集到了如同一座小山般的资料，足以完成一篇博士论文。但她没时间做博士论文。赖莎搜集的资料使得她能够对比城市和农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及文化环境。这些资料对我也很有用处。

她的论文工作十分困难，需要去莫斯科4次：与导师商讨论文、提交论文摘要、准备论文答辩。她的论文答辩顺利通过。

当赖莎不在家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形成了一种模式。女儿回家吃中饭，那一年她10岁。我计划好我的工作，这样就能在她回到家的时候一起做饭。伊琳娜什么事都喜欢参与进来一起做。我给她一些事做，伊琳娜总是很乐意把事做好。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我们去看电影，一次连着看两三部片子。

赖莎的论文工作完成后有两次庆祝活动。一次在一家餐馆举行，赖莎的同事应邀出席。我参加了这次活动，一切进展顺利，我们大家都很愉快。

第二次庆祝活动在家里举行，邀请我们的好朋友参加。赖莎下班回来，请她的两个朋友——丽达·布季卡和内丽·索科洛娃一起来为晚餐帮厨。她们开始做饺子、沙拉和其他食物。她们从隔壁的商店买回肉类和其他食品。简言之，晚上7点，餐桌上已是琳琅满目。论文答辩的艰苦辛劳值得用这顿大餐犒劳。

提到那些年里食品的丰盛，我想起几年之后我担任苏共中央农业书记时的一件事。一天，政治局会议讨论食品供应问题。勃列日涅夫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食品到底出什么问题了？我们的食品零售情况越来越糟，肉类供应情况尤其糟糕。我们的所有食品都到哪里去了？”他希望能够得到答案。我尽我所能回答道：这个问题始于60年代，当时没有地方储存肉类食品，冷库不足。城市拒绝接受肉联厂加工的肉制品。事态严重到一些肉联厂厂长不得不将肉制品储存在厄尔布鲁士山的山麓中或北方的冰川里。当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时，我自己都不能相信其真实性。顺便说一句，这并不是因为人均肉类消费量比勃列日涅夫时代更高。不是这样，1980年代时，肉类消费量达到人均52公斤——54公斤，而1960年代时不到50公斤。问题是，1960年代的商店里肉类食品充足，而到勃列日涅夫时代人们要排队买肉。

我记得勃列日涅夫对此很吃惊：“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原因在于人们的收入增长很快，对零售业造成了不同的影响，需求超过了供给。但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控制。

再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的辉煌之夜。

我们住在同一幢楼里的邻居是一对来自本边疆区克拉斯诺格瓦德斯基区的夫妻，与我是老乡。他们的名字是帕维尔·拉里奥诺夫和玛丽亚·拉里奥诺娃。这就是1957年我们要去串门，但赖莎突然要分娩的那家人。现在，他们与我们住同一幢楼，但楼层不同。他们比我们年长，但我们的生活有许多共同之处。玛丽亚是克拉斯诺格瓦德斯基区我的母校校长，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她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学校就是她的一切。玛丽亚十分诚实和直率，好像并不适宜担任她的职务。至于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我自从加入共青团就认识他了，当时他担任区团委书记。他是个退伍军人，参加过远东的作战行动。总之，我们是老朋友了。

当他们下班后过来时，我们的聚餐已经进入高潮。我走过去将帕维尔带入当时已经十分喧闹的聚餐现场。帕维尔加入到我们的喧闹中。他上过前线，知道前线的一些事情。但是，当他的妻子玛丽亚看到我们吵闹的样子，就大声说道：

“赖莎，怎么会这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这副样子。你是有文化的人。米沙，你应当为你自己感到羞愧。你到底对你的妻子做了些什么？”

“玛丽亚，这是一生中难得的时刻，大家在一起畅快地开心一下。我们来喝一杯。”

她大声喊叫起来，但第二天对我说：

“我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聚餐。”

同一年，即1967年，我也从农学院的农业经济系毕业。1961年，在得到库拉科夫的友好提示下，我报名就读这所学院。当时，边疆区党委开展了培训农业人才的运动。函授学习得到鼓励。所以，我参加了这个新成立的系的函授学习。系里的教学安排还没有完全弄好，所以第一年系里将农学专业和经济专业合在一起。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我是个认真的学生。库拉科夫的建议迟早会有用处。那个时候，我对经济学很感兴趣，暂时取代了我此前一直喜欢的哲学和关于国家和法律的理论。

这是我人生的又一个重大步骤。

我们很忙，以至于没有时间去买电视机。我们故意不买电视机。

当时我的起居生活是这样安排的：5点钟起床做作业，开始学习农业经济。7点钟，我叫醒赖莎和伊琳娜。她们喜欢晚睡晚起。

8点钟，早饭后我去上班。我中午不回来吃饭，经常不吃中饭。结果是我晚上九十点钟步履蹒跚地回到家里时，我吃得总是过量。很快我就发现我的体重增加了。1971年，我已经担任边疆区党委书记。我与赖莎和其他一些中央委员去意大利度假。我对意大利通心粉的喜爱又使我的体重进一步增加。我照镜子时都感到害怕，于是决定减肥。第一年，我减了10公斤，第二年减了7公斤，第三年减了3公斤，三年中一共减了20公斤。我终于恢复原来的样子。但这是几年后的事情。

我通常也会在星期六工作。有空时，我们就会到乡间、到斯特里扎蒙特山及其支脉——内德勒曼纳亚山（位于斯塔夫罗波尔高地的中央位置）去远足。只要时间足够，我们就会在那里待一整天。通常是我们三口之家一同出行，有时也会邀上几个朋友。有些时候，我们会步行20公里——25公里，都感到筋疲力尽。

我担任总书记和总统时，研发出我自己的最佳“健康管理系统”。在莫斯科，我的体重只比我大学毕业时重3公斤。由于保持散步和锻炼的习惯，我的身体很好，足以应付繁重的工作日程。

我在读书期间和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期间不注意定时吃饭，使得我患上了胃溃疡，但没有发作过。在莫斯科大学，我有一年时间没有进过食堂，每天都吃一些三明治和馅饼，这些食品可以在课间休息时到拐角的小店里买到。我患了胃炎，到一定程度就变为胃溃疡。

我认识到生这个病不是开玩笑的事，改为饮用麦片粥和其他粥饭。我还到高加索山脉著名的疗养地——热列兹诺沃茨克和叶先图基去休养。40岁的时候，我的身体恢复正常。

困难时期

我工作的边疆区中心——斯塔夫罗波尔市直到1960年代初期几乎都没有什么工业，所以十分困难……一般情况下，城市里建有许多新企业，就有新的机会去解决住房问题，修建自来水和下水道系统等城市基础设施。而斯塔夫罗波尔市有许多年都没有发展。其落后状况加重了社会问题，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年轻人不得不离开这个城市。

总的来看，斯塔夫罗波尔市是一个外省的落后地方，实际上没有下水道系统。城市的丘陵地貌适合建造各种建筑物，但在下暴雨时就会造成严重的问题，一些地方就会被水淹没。只有少数几座新建公寓大楼装有自来水。大多数市民从街头的压水泵和地面供水网络取水。但即使是这些设施，也不是全市都有。该市的向外扩展主要是通过建造单栋房子的方式来进行，而政府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

在我成为市党委负责人的时候，苏共二十三大确立了国家目标：要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大多数俄罗斯居民居住在这类城市之中。

这次大会对中小城市的振兴给予了巨大的推动力。斯塔夫罗波尔市的地理位置是一个重要因素。南方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政府部门和游客。

这一切要归功于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叶夫列莫夫。他是经验丰富的经济管理领导干部，在莫斯科熟人很多，与他们有直接的联系。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对叶夫列莫夫有很高的评价，这非常重要。

我们在市党委工作的人感受到了风向的转变，提出了本市在未来二十五年的总体发展规划。该项规划得到了莫斯科的批准。规划明确划出了工业区、城市特色建筑专属开发区和住宅区。文化、教育和体育机构设施均放在了市中心地带。

我喜欢市委书记这份工作。我很享受某种程度的自主权，当然不可能是没有限度的自主权。比如说，市里要在市中心新建一个现代化的公共厕所，市苏维埃就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

本市的总体发展规划还附加了一个对某些工业部门进行投资的计划，这些工业适合中心城市的发展需要。这些工业都是各种条件相叠加的结果，是一种巧合。总之，正像我注意到的那样，我生活中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纯属巧合。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绝对机会这回事，有的只是绝对的先决性。

我们从创办建筑工业起步。首先，我们推进住宅建造厂的现代化，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将住宅建设工业化，并且提高了住宅质量。这项工作十分及时，当时电气工程企业和电子企业正开始兴建，国内最大的发光和化学试剂厂、机器制造厂也开始兴建。

紧接着，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为这些企业培训工人。不久之后，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工地。一方面，这是令人振奋的现象；另一方面，城市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自来水、下水管管道在铺设之中，无轨电车和电话线也在到处架设。市内的交通实际上已陷入瘫痪。居民们逐渐丧失耐心，他们开始对城市当局管理经济的混乱行为表示愤怒。不过，这也是一段十分美妙的时期，到处充满了创新的气象和对变化的期望。党组织是应对这个复杂进程的神经中枢。出于各种打算和目的，市党委成为了宏大建设工程的指挥部。其他机构必须要应对挑战，只有党委能够调动人力资源并且提出作为要求。这是制度的本质所在。

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建起来了，技术学院的一个系科建成，后来时机成熟后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机构。市中心的破旧建筑物被拆掉，现代化的新建筑群出现了，包括一家书店、一家剧院、一个游泳池和一个圆形广场。本市的历史博物馆重新整修一新，隔壁的一个旧市场被拆除，新建了一个宽银幕电影院。新建了一个销售集体农庄农副产品的室内市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已经初见端倪。我大学毕业后来到斯塔夫罗波尔时人口为127000人，现在已经超过了350000人。

我们家也发生了变化，搬进了一套宽敞的三居室公寓，购买了现代家具、一台电冰箱和一台电视机。我们将过去的生活抛到脑后，当时我们正濒临贫困的边缘。伊琳娜在学校表现很好，有探索新事物的好奇心，喜欢读书。到那个时候，家里也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图书室。在参加二十二大期间，我定购了一套十卷本的《世界历史》、一套两百本的世界文学选集和一套五卷本的普列汉诺夫著作。

赖莎和我决定向我们的女儿介绍文学作品，因为我们觉得是这样做的时候了，但我们发现还是太晚了。我们把文学作品讲给伊琳娜听，她耐心地听讲，然后说：

“你们讲的这些我已经读过了。”

我们发现在我们上床休息之后，伊琳娜没日没夜地看书。她15岁的时候已经把家里图书室的书全部看完了。

伊琳娜正在长大。赖莎和我尽量不去给她说教，以免打搅她。不过，她看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是对她最好的教育。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唉！我与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叶夫列莫夫的关系出了麻烦。并不存在什么客观原因，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些私下里流传的闲话和诽谤。我们十分了解对方，因为我在边疆区党委工作过好几年，一直是边疆区党委主席团成员，而且作为市党委书记需要一直与边疆区党委保持工作关系。肯定不会是其他原因，我设法保持一种相互理解和相互合作的气氛。由于许多在斯塔夫罗波尔市设立的企业属于国有企业性质，所以边疆区党委十分关注这些企业，我对此表示理解。在边疆区党委方面，他们也尊重市党委和我的意见。但是，有人告诉叶夫列莫夫，我经常通过政府安全电话内线接到库拉科夫的电话，库拉科夫当时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和政治局委员。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讨论些什么。每次这样的电话过后，叶夫列莫夫都要通过边疆区党委的某一位书记来弄清楚谈话的内容，以及戈尔巴乔夫不让他知道电话内容的原因。

最终，我不得不告诉叶夫列莫夫我真的没有什么可向他汇报的内容。电话是库拉科夫打来的，而且完全是私人话题。我们从来没有提及过边疆区党委的工作，更不用说是叶夫列莫夫的工作。这个回答令他更加生气，但是，我确实不适宜向他汇报，因为这些电话经常是纯私人性质的交谈。

我们的关系在党组织领导人员选举过程中变得紧张起来了。在边疆区党委主席团的会议上，我对某些市委书记和区委书记的候选人提出批评意见。我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我一直非常清楚这些党组织机构中的情况。讨论突然变了调门，叶夫列莫夫说我多管闲事。我当着边疆区党委主席团所有成员的面，生气地用我最高的嗓音做了回答。我说我拒绝这些指责，如果边疆区党委书记和主席团成员不在乎我的意见，那么就不需要邀请我来开会以便在公众场合羞辱我。

突然间，叶夫列莫夫让步了，他意识到他已经做得太过分了。经过这么多年共事之后，我们的关系出问题了。我再一次在内心中想我似乎不适合做党务工作，我还没有具备正确的素质。这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溜须拍马和阿谀奉承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并不缺乏外交技巧和灵活性。但一旦受辱，我绝不能容忍。同时，在我的人生中，我努力避免去羞辱他人，即使我在解除不称职的人员职务时也是如此。

在发表过上述讲话之后，我决定继续我的论文写作，通过副博士的剩余考试。我觉得我在学术界会感到更加适应。在那里，我能够用到我的精力、我对分析的喜好和我的好奇心，使我自己和所有其他人都从中受益。

在那个时候，受过大学教育的教师和教授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地位要比大多数其他行业高。他们享有更多的自由，这在那个时代是指言论自由。

平心而论，在边疆区中心担任市委书记职务，的确给了我很大的空间。当然，我的决定权受到上级党委以及计划、拨款和中央指令性投资的严格限制。制度无处不在，甚至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对此我不否认。但是，只要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还是能做许多事情。在开始担任斯塔夫罗波尔市委书记的时候，恰逢通常被称为“柯西金改革”的经济改革开始实施。我对此很感兴趣，改革在我看来提供了采用新管理方法的机会。这种新管理方法不再依靠发号施令，而是依靠提供经济刺激，通盘考虑工人和企业双方的利益。改革允诺会进行社会基础建设，首先是住宅建设，资金来源是所获利润。我必须说的是，尽管改革在初始阶段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但改革赢得了热烈的支持。

我们举行了市党委全会，讨论工程技术人员在改革中的作用。为此，我们举行了许多会议和民意调查，报刊也支持我们的全会。而且，全会开得很成功。

又一次巧合

我担任的市委书记职务突然中止，这一次又纯属巧合。区委最高领导人出了丑闻。卡拉查耶沃——塞卡希安区委第一书记尼古拉·利任离开了他的家庭。卡拉查耶沃——塞卡希安区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个自治区。他将行李装入行李箱，拖着它走过城市，去了他的新欢那里。每个人都被他的行为激怒了：这是一种傲慢和冒犯。经过一个暴风雨般的过程之后，边疆区党委主席团决定撤销他的职务。

利任曾希望通过解释他的婚姻已经破裂来赢得边疆区党委委员的同情。但当他开始做解释时，得到的反应与他希望的正相反。关于撤销他职务的决定获得一致通过。

当时流传着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许是真的。列宁格勒的一个区党委会讨论一名党的干部要求离婚的行为。这名干部给的离婚理由是他与妻子之间已经没有了爱情。

他被明确告知：

“如果你离婚，就将你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

但他继续发出相同的抱怨：“我不再爱她了，你们明白吗？”

一名主席团成员说道：

“不要跟我们说：我不爱她了，不爱她了。你认为我们都爱我们的妻子吗？但我们还是与她们一起生活。”

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费奥多·波米斯特罗夫受荐接替利任的职务。谁来继任波米斯特罗夫的问题出现了。这是仲夏时节，我与赖莎已经计划好了去索契度假，几天内就出发。但是，叶夫列莫夫把我扣下了，他说原因是领导班子的调整问题。我等了一天、两天、三天，最终对他说：

“我已经预订了一家疗养院，请放我去吧。”我决定开诚布公地摊牌：

“我知道你不会提拔我。我会支持你提出的任何人选，但让我明天走吧。”

“你的度假可以等。”

几年之后，我才得知叶夫列莫夫提了不同的人选。但是党中央认为应当由戈尔巴乔夫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因为他已经显示出了能力，具有潜质（在今后）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然后是担任苏共中央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

1968年8月5日，我当选为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叶夫列莫夫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观点”支持我当选：即中央委员会希望看到一个有经验的干部与青年干部相结合的领导班子。

我的度假泡汤了。叶夫列莫夫自己去度假了，留下我“看家”。但我坚持要他与我保持正常的电话联系。8月21日，华沙条约组织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委员会送达了一个小红本，内含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情况通报。情况表明西方的意识形态敌人在寻找华约国家中的薄弱环节，这促使友好国家领导人采取行动。意识形态敌人不敢直接进攻社会主义国家，正竭力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进行侵蚀。

我不认为这个解释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在苏联国内，把军队开进友好的“兄弟”国家的行动，引发了各种不同的反应。我给叶夫列莫夫打电话，讨论需要立即采取的措施。作为一位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叶夫列莫夫表示要召开主席团紧急会议，以通过支持苏共中央和领导层政策的决议。我表示同意，在24小时之内召集了边疆区党委主席团会议。然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许多人谴责这次入侵行动，称之为无端的干涉行为，但没有出现严重的抗议活动。

党委迅速行动起来，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一名记者和一名哲学教师的行为，决定就他们的“意识形态错误”进行惩处。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我就有理由认真地思考我国对“布拉格之春”的评估是否正确。我已经说过，我于196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时开始产生怀疑。在那里我看到了普通民众对五国行动的态度。我意识到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对此事的感受是多么强烈。

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通过与其他党内同志交谈，我们颇有同感。所得出的结论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唤醒的改革精神尽管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和动力，但正开始弱化。勃列日涅夫必须使用高超的手段来应付政治局内的不同集团。他本人也是小心翼翼地掩饰他自己的保守立场。

地方党委对创新持有越来越怀疑的态度。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巴拉科夫案件”就是一个突出案例。伊诺肯提·巴拉科夫是格鲁吉夫斯基农业部门的主管领导。

他精力充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是具备改革思想的经济学家利斯奇金的朋友和坚定支持者。他持之以恒地“软化”中央计划生产体制，扩大集体农庄出售产品的权力，主张在特定条件下可以销售产品。当他开始实施他的主张时，巴拉科夫受到边疆区党委主席团的警告，后来被指责“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受到撤职处分。

巴拉科夫的讲话和行为具有强烈的堂吉诃德色彩，他挑战的是最为神圣的制度本身，这是不可能一举成功的。

一段时间之后，边疆区党委主席团讨论沙基科夫一本书的严重错误。沙基科夫是斯塔夫罗波尔农业学院哲学系副教授。赫鲁晓夫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柯西金的改革给人们带来了期望，他的这本书正是受此激励而写成。他提出的一些思想直到后来的改革阶段才会受到关注，而这是十五年以后的事了。而在当时，沙基科夫的思想被视为“异端邪说”。

莫斯科下了一道指令，要求“处理”该书作者。边疆区党委主席团开会，对沙基科夫进行了批评，他受到解聘处分。我在发言中也对他做了严厉的批判。虽然沙基科夫没有被开除出党（叶夫列莫夫和我都不赞成将他开除出党），但他被解除哲学系主任的职务，离开斯塔夫罗波尔。

改革精神迅速衰减下去。一股风气又在党内和社会上盛行起来，即害怕说错话、做错事。

……一次，我到莫斯科出差，有人私下里告诉我，叶夫列莫夫可能应他本人的要求调到莫斯科工作。回到斯塔夫罗波尔之后，我问叶夫列莫夫：

“你要离开我们吗？”

叶夫列莫夫看上去十分吃惊：

“谁告诉你的？”

“我在莫斯科听说的。”

“你在莫斯科可以听到很多东西。”

他看上去十分恼火。我又重新考虑了是否应当提及这个触痛他的话题。事实上，莫斯科流传的谣言并不少。

不过，叶夫列莫夫不久就被任命为苏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席。 axnG6fYPmASvdQ/xHMuc71Ye+Rzqp1YgndOyn2VGsF1Vo+58Qu2VxGlxmBFphh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