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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7月末，我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开始在边疆区检察院工作。我的实习期始于8月5日，同时来的还有好几个法律专业毕业生。在夜晚，我在城里漫步，逐渐了解这座城市，还需要找一套房子住。城里郁郁葱葱的绿色和典型的省城外观令我感到震撼。建筑大多数是只有一层或二层，三层或四层的楼房点缀其间，周围都是些附属房屋。建筑风格与当时的许多俄罗斯省会城市的建筑相似：显得奇怪和五花八门。
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从市中心向山坡下延伸到堡垒的东大门（斯塔夫罗波尔最初就是堡垒）。当时，东大门被称为第比利斯门，因为门下的道路通往第比利斯……当地的另一个“地标”是教育学院门前的大水塘。我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书记时，将它填掉了。尼兹尼市场坐落在我住的埃尔布鲁斯酒店隔壁，里面的蔬菜水果价格十分低廉。人们只要花费几个戈比就能买到半篮子西红柿。当时我正在存钱，因为我需要在赖莎到来之前租一套房子。
这是我第一次租房子。经过最初的三五天敲门尝试，我一无所获。检察院的同事建议我去找中介。中介人员均在检察院和警察局登记。办公室的人给了我一个中介的地址，她是一个有经验的中介，住在伊帕托沃街26号。当我到她那里的时候，她马上就发现我并不是来查禁非法交易，而是来寻求帮助的。她收了我50卢布，给了我三个租户地址。其中的一个位于哈萨克亚街，将成为我们今后几年的家。
房东是一对和善、文雅的退休教师，他们有一个女儿——柳芭，还有女婿沃洛佳。后来，他们的外孙出生了，起名为阿纳托利。他们租给我们一间11平方米的房间，其中三分之一的面积被一座火炉占了。三个小窗户俯瞰下面的一个很老的果园。窗户无法关紧，因为窗框已经倾斜了。家具包括一张又长又窄的床，床上的铁网十分松垮，几乎碰到了地面。房间看上去破旧不堪，但这是我能够租得起的房间。我们说好，房间的租金是每月250卢布（1961年之前的价格）。我们需要自己购买柴火、煤炭和煤油。我从莫斯科作为“慢件”托运来的大胶合板木盒完好无损地运到，我们将它当桌子和书箱使用。我做了一些衣架，在赖莎到来前买了两把椅子。家具就是这些了。
房东尽其所能让我们在这个小房间里能过得舒适一些。但他们能做的事情并不多。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好意，并十分感激。有时，我们会一起坐在桌子周围聊天，谈谈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家庭的男主人是格利高里·瓦西里耶维奇，平时不怎么爱说话，但喝了几杯伏特加后就会健谈起来。几杯酒下肚之后，他总是规劝赖莎“要清醒地看待生活”。他家女婿沃洛佳在边疆区报社工作，女儿柳芭是一名化学教师。在这样的场合，他们经常会吵起来。沃洛佳一旦喝醉，就会行为异常。有时为表示不满会爬到树上去。房东在这个时候会为女婿的举止感到羞愧，但我们表示理解。隔壁住着一个前白军上尉，一个带有行伍仪态的老人，有一副修剪整齐的灰色八字胡，完全是贵族的做派。他是位真正的绅士，十分欣赏赖莎。也许赖莎使他想起了他的过去或者是他从未实现的梦想。
我们在斯塔夫罗波尔过的第一个冬天来到了。我们的房间十分寒冷。靠我的工资生活和支付房租十分艰难。我们的生活十分拮据，挤出点钱来支付生活必需品：暖和的衣服、鞋子和耗煤厉害的火炉。
我在苏联检察院受到的拒绝、他们对我家庭情况的视而不见和我工作分配的离奇经历，使我对此时的司法工作产生动摇。我在斯塔夫罗波尔最初七天的实习也没有能够打消我的疑虑。我决定离开检察院。
我联系了边疆区共青团委员会。我去见了一些过去曾打过交道的团干部，我们交换了看法。莫斯科大学的牌子和我在共青团工作的履历明显起了作用。我应邀与边疆区共青团第一书记维克托·米罗年科见面，我们相互自我介绍，做了交谈。我接受所提供的工作岗位，担任边疆区团委宣传动员部副部长。
事情的进展似乎一帆风顺，但只是表面看起来是这样。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我必须到我的分配单位——检察院报到，并承担被指派的工作。我必须把边疆区检察院的事情处理妥当。米罗年科提供了很大帮助，安排好了我在边疆区团委的工作。即使这样，我知道必须要告知边疆区检察长，就此事进行商量。瓦西里·佩图霍夫是一个名气很大的人，以独立和正直而著称。
“这完全由您来决定是否放我。但如果您能满足我的愿望，我将表示感激。”我在结束向边疆区检察长恳求时以这句话收尾。
同一天，我写信给赖莎：“与边疆区检察长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谈话。”第二天，我写信给她通报情况：“他们与我进行了又一次谈话。在训斥了我之后，同意我到边疆区团委工作。”
几十年之后的80年代，我收到了佩图霍夫的两本书，书中的题字是：“每当我想到我没有阻挡你的前程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就感到十分欣慰。”
尽管整个边疆区只有两个人持有大学哲学学位，赖莎的工作安排却没有什么进展。哲学课程的教学工作由历史系毕业的教师承担。赖莎一开始不得不在边疆区图书馆工作，负责外国文学部的管理事务。
我的工作需要经常下到边疆区的基层。到基层村庄去会见共青团积极分子要花费很长时间，只有两种交通方式可供选择：要么步行，要么搭便车。当地团干部会安排我住在村民家里。餐食十分糟糕，即使你有钱也买不到吃的。
战争结束已十年之久，人们依然很穷，许多人处于赤贫之中。一些年轻人不满这种贫困的条件，愿意到任何地方——发电厂、工厂、公路和河道的建筑工地去做任何工作。但大多数人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他们只有忍受艰难困苦，希望情况能够好转。
1955年11月，我下的第一个基层单位是新亚历山德洛夫斯基区的戈卡亚——巴尔卡村。这个村庄沿着深谷延展20公里。这个村庄实际上没有砖墙瓦顶或金属屋顶的房屋，都是些泥墙草顶的茅屋。清晨，当地的团干部与我一起去一个养殖场。从一个小山丘上，我看到杂乱分布的棚屋，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我吃惊地看到了一个冰冷刺骨的世界。只有狗吠声打破了宁静。我问陪同我的干部：
“年轻人在哪里聚会？有没有类似村庄俱乐部的场所？”
“没有，有一个无人居住的棚屋，我们在那里开会。年轻人有时也在那里聚会。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在家里相聚。他们渴望春天和夏天的到来，那时候他们可以在户外享受生活的乐趣。”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养殖场。也许我们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们到这里时，青年妇女刚刚在劳动几个小时后在这里休息。我自我介绍了一下，说明了我此行的目的：
“来看一看你们是如何生活和工作的。”
我说这是我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出来。我讲话时的谦逊口吻给她们留下了好印象。有一个姑娘，很显然是她们的头，很严肃、忧愁和痛苦地说道：
“没什么可看的，每天每年都是一样的。”
“你们所做的对人民的生活十分重要。”
“我们知道。”
总而言之，她们是些快乐和富有激情的姑娘。年轻时，一切好像都是美好的。青年时代是人的生命中最幸福的阶段。唯一的问题是青春的流逝十分迅疾。
“给我们说说，你是哪儿人，你怎么到莫斯科的。”
我说我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本地人，来自边疆区西北部的普利沃诺耶村。中学毕业后，我继续我的学业。我向她们讲述了在莫斯科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我听说你们许多人在学校上完七年级后就不愿再上学了。”
结果表明，她们很愿意继续上学。
“为什么你拒绝干检察长的工作？”
“我很高兴我接受了法律专业教育。但在大学时，我参加了团的工作。我带回来了大学学位和妻子。我们自己住，共同干一番事业。我们住的房间很小，几乎入不敷出。我的妻子还没有工作。”
她们很吃惊地听说拥有莫斯科大学学位的人竟然会没有工作。
“你告诉我们应当读书，是吗？那么为什么还要学习？”
“一切都将会发生变化，生活也会发生变化。我们刚刚从一场可怕的战争中恢复过来。很多方面已经发生变化。你们中间与我年龄（24岁）相仿的人都能记得艰苦日子是什么样子。情况正在变好，虽然离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与妻子的共同经历深深地触动了她们。与我交谈的姑娘大多数都还没有结婚。在那个年代，这个岁数的姑娘应当成家生孩子了。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忍不住问她们：“你们有男朋友吗？”
她们一下子大笑起来。
“不过，你们还年轻，还有跟你们差不多大的小伙子没有在战争中阵亡。”
“你在哪里能看到这些小伙子？他们都走了，一些人到部队当兵，一些人到北方和西伯利亚的建筑工地干活。”
我很讨厌我们的谈话以这样令人扫兴的话题结束。在我们道别之前，我问能为她们做些什么，我十分希望能帮助她们。
她们的回答令我感到意外：
“有时间再来看我们。”
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她们与我一样了解生活的实质，任何人都无法生活在所处的时代之外。人们必须忍耐，希望情况能够逐步改善。1956年初冬，我来到了阿颇隆斯基区的著名集体农庄——“共产主义灯塔”。它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921年。在好几十年里，集体农庄的主任是赫赫有名的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朱赫诺。到处都能感受到他的权威存在。他有专家和许多年轻人为自己工作。住宅区是刚刚新建的，道路条件很好。集体农庄还有学校、幼儿园、来访者餐厅和供我们住宿的招待所。
我的陪同是区团委书记，名叫尼古拉·卓洛托帕普。一个通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内容是明天所有共青团员都要参加一天义务劳动，从田里清走牛粪。尼古拉和我决定明天早上到田里去与团员们一起劳动。在一起劳动时，我们开始相互认识起来，我们向大家通报了我们的身份。
“你们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就是为了参加今天的义务劳动吗？”
“当然不是。我们到这里来是要考察一下，这样我们就能告诉其他人你们的团组织是怎样活动的。”
“我们紧跟着我们的主任，我们帮他干所有事情。他也为我们做许多事。我们这里有许多年轻人，没有一个人离开集体农庄。集体农庄花钱送我们去深造。学成之后作为专家回来工作。演员们也经常到我们这里来，集体农庄还花钱请电影放映队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免费电影，尽管来的次数还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多。”
当我们问到对团组织的看法时，所有人都是众口一词。大家对共青团书记格利高里·多布罗斯科金表示十分不满。
“我们的书记在恋爱方面一塌糊涂，在年轻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大大小小的麻烦数不胜数。”
第二天，我们与多布罗斯科金见面。当我们转告他前一天的事情和团员们的反映时，他看上去十分窘迫，没有说任何话为自己辩护。
“你必须辞职，你不配当团的领导者。要么你自己辞职，要么我们把你撤掉。”
“我自己辞职。”
当我与朱赫诺会面时，我告诉他我此行的目的和在田里与团员们谈话的情况。他说：
“帮我找一个新的共青团书记。我们这里有许多年轻人，需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我非常在意团组织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
然后，他转向卓洛托帕普，说道：
“尼古拉，你为什么不留下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将一道工作。”
事情就这样定了。
简言之，我回到斯塔夫罗波尔时并不是要汇报这个先进的集体农庄是如何管理的，而是要提如何帮助这个著名集体农庄的团组织的建议。
在早期下基层的工作中，我感到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并不喜欢我对青年人问题提出的坦率看法。其中一些领导还向边疆区党委就我的行为“打小报告”。结果，边疆区党委约我谈话。我告诉他们我是如何做的，他们都赞同我、支持我。
1956年初发生的一件事令整个国家震惊不已：党的二十大以及尼基塔·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讲话。登载着更详细大会报告摘要的小红书发到各个基层党组织。一同发来的还有供思想工作者作宣传工作用的宣讲材料。人们对赫鲁晓夫讲话和二十大的反应各有不同。
我是被派到基层去宣讲二十大成果的干部之一。从来到新亚历山德洛夫斯基区的第一天起，我发现尽管我引用了事实和赫鲁晓夫讲话的原文，但人们并不相信我的宣讲内容。我将我的这种印象汇报给区党委书记尼古拉·维瑞坦尼科夫，他对我说：
“米哈伊尔，我把你看作是我的朋友，告诉你实话：我们不知所措。人们不相信我们。”
我们同意在那个星期余下的时间里去维修车间、养殖场和工作队，举行小规模的会议。
我按照这个计划去做。渐渐地，人们开始对此感兴趣起来，他们提出问题，表达他们的震惊。
在一个会议上，我说：
“你们自己都很清楚。在我出生的克拉斯诺格瓦德斯基区，也就是你们的邻居，1930年代，无辜的人们受到大清洗的迫害。你们需要姓名吗？你们认识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死掉了，另一些人坐了很长时间的牢。”
一个妇女站起来为斯大林和大清洗辩护：
“他们是咎由自取：他们这些人把我们赶入集体农庄，欺压人民。斯大林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
各省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使得对斯大林的评价做了一些调整。最高层领导或根据直觉，或出于主观意识，认识到对斯大林的批评就是对制度的批评，这威胁到制度本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人们开始问现任领导人：当时你们都在哪里呢？
多年之后，我在高加索度假时遇到了尤里·安德罗波夫。我们的对话转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上。他给我讲了一些他的有关记忆。二十大之后不久，他当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应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的邀请，参加狩猎活动。拉科西会说俄语，私下里对他说：
“这不是做事的方式。他不应当这么匆忙。你们在你们的大会（二十大）上制造的混乱是一场灾难。贵国和这里将会发生什么，目前尚不够明了。”
面对国内广泛存在的误解，共产党领导层开始“倒车”：《真理报》转载了中国《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称斯大林“表达了人们的意志，是马列主义的杰出捍卫者”。
6月下旬，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指出“斯大林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声称没有任何“个人崇拜”能够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
约1949年，和同学们在一起。
简言之，二十大启动了对我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再评价和对历史事实的评论，但过程却是矛盾重重和十分痛苦的。
尽管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以不同形式继续进行，但个人崇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复活，一种后斯大林意识形态正在形成之中。斯大林再次受到赞扬。虽然党的二十大给“1960年代”带来活力，为我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重建、民主化和新政的实施过程放慢下来，到1970年代初期则陷入停顿。
这就是当时的形势，我政治生涯开始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实际情况与之完全吻合。顺便说一句，近年来我在向大批公众发表演讲时，经常说我的社会和政治生涯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948年。当时，我在克拉斯诺格瓦德斯基区的几个不同村庄完成八年级学业后，与其他同学一起去边疆区中心上中学。共青团组织的第一次活动是选举共青团书记。每个团小组推举自己的候选人，普利沃诺耶村团小组提出的候选人就是我。
会议决定推举的七名候选人需要发表讲话。演讲人一个接一个地起立发言，一些人讲笑话，另一些人十分严肃。然后，轮到我了。我也讲了一些东西，但具体内容已经想不起来了。当我要坐下来时，有人将我的椅子抽掉，我一下子跌坐在地上。人们哄堂大笑。然后进行无记名投票，我当选为共青团书记。我的公共活动就此开始。从那时起，我总是建议人们不要怕趔趄或摔倒。你必须站起身来，汲取教训，继续前进。我的做法将会得到印证，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
……二十大以后，我在斯塔夫罗波尔的生活开始发生巨大变化。1956年8月，我当选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共青团第一书记。那一年，我和赖莎结识了许多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不过，我在边疆区中心是一个新人，我的获选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件意想不到的事，更不用说别人了。
但对于赖莎和我而言，最大的新闻是赖莎怀孕了。我们感到既高兴又担心。问题来了，我们该怎么办？赖莎在斯塔夫罗波尔感觉不错，所以我们决定生下这个孩子。这加重了我的负担。
我们的生活条件十分简陋，我们必须从室外的压水泵取水，劈柴火，从地下室将煤搬上来。我不让赖莎搬任何重物，每天晚上我自己干。我们住的屋子离市中心不远，但要去市中心并不容易，因为屋子位于山脚下，如果爬山或下山时跌倒，这对赖莎就会造成灾难。那时候我想，幸亏我在市里工作，上班不用走很远的路。当然，我的工作时间很长。即使如此，我还是能够更多地照顾赖莎。
……那些年里的最大问题是失业问题。不管是不是团员的年轻人聚集在市团委周围，这里成了年轻人的“工作招聘会”所在地。当时，我们呼吁解决年轻人的失业问题，我必须承认没有收到什么有用的回复。标准的答复是：“我们很希望能解决，但我们没有工作岗位可提供。”然后，我们开始收集有关工作岗位空缺的信息。我们发现这些空缺都是以不公开的方式填补的。我考虑用什么方法才能让经济部门和党的官员考虑共青团组织的要求。我们决定仿照早年苏维埃政府时期的共青团组织，创建一支“轻骑兵队”。这个基层组织为年轻人在本市的事务中寻求发言权。当然，这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不会妨碍其他人的才干。我们创办了一份报纸——《请勿袖手旁观》，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工具。“轻骑兵队”的活动包括对生活各个方面的种种不文明行为进行拍照和曝光。这份报纸张贴在市中心的各个路口。所有人都不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被曝光。因此，领导们努力与市团委处好关系。
当时，我们也从官僚层那里收到一些威胁。他们在不同的场合指责我们不干共青团的正事——宣传教育和组织闲暇活动（年轻人一旦无所事事就会出问题）。他们宣称地痞流氓在城市街道上、公园里和其他公共场所招摇寻衅，而团组织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有人建议成立“共青团行动队”，打击这些地痞流氓。在我们的坚持下，市领导机关同意为行动队提供交通工具。市党委决定行动队可以随时调用车辆。当行动队对地痞流氓采取行动时，市团委的人和警察均一同前往。行动队的成员均为表现良好的青年人。结果，治安情况出现好转。
很显然，针对青年人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均需改变。这完全是因为二十大的缘故。当时提出的一个主意是市团委建立一个讨论俱乐部。后来到了1960年代，这样的俱乐部和“口述杂志”在许多城市出现。不过，当我们与教育学院的一位系主任伊拉里昂·鲁登科一起创办这种俱乐部时，它还是新鲜事物，至少在我们边疆区是这样。俱乐部不仅在年轻人中间，而且在本市所有有思想的市民中间产生了反响。我们竖起了一个公告栏，公布公共讨论的题目，“让我们谈一谈品位”，立刻就得到人们的响应。一些具有警惕心的市民给党委打电话，提醒道：“市中心的公告栏……是一个明显的挑衅行为。”
第一次讨论就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争论的过程相当活跃、具有进攻性，而且常常声音很大。俱乐部的会议一个接一个地迅速举行。人们对我们讨论话题的兴趣如浪潮般汹涌。人们会来坐在走廊里或是台阶上。我们不得不找一个更大的讨论场所。我们看上了警察俱乐部。
我主持了俱乐部的所有会议。我记得其中一次会议的情形。那次是讨论文化问题。讨论涉及到了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一个年轻人看上去特别紧张，开始谈论社会主义文化。他说文化毕竟是关于人本身及其长期的历史，而我们将它缩小到仅仅是意识形态。那些通过意识形态灌输到我们头脑里的东西是对文化概念的歪曲。
这显然已经走得太远了。鲁登科和我急忙出面“维护社会主义”，我们争辩道：社会主义已继承了人类的所有精神财富，使得文化能够走进上亿人的中间。我们还提出许多其他我们认为站得住脚的论点。听众们都很认真地听讲。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是公共辩论中的新手，年纪太轻，所知有限。他不可能知道的是，我们是一个由党控制的封闭社会。长话短说，我们赢得了辩论。
当时我最大的担心是我们所看重的讨论俱乐部会被关闭。我们的俱乐部成为市内有思想的年轻人喜欢的聚会场所。学生和工人开始举办类似的讨论，讨论的话题范围不断扩大。在此之前，共青团没有权利这样做，但我们将它视为我们的社会责任。尽管党时时刻刻注视着我们，监控着年轻人的心态以及团委的做法，但我们设法让党相信我们。
我和赖莎在家里迎接1957年的到来。市团委与教育局和学生委员会一道组织了许多庆祝会、音乐会和联欢会。不过，我们在期待着我们孩子的诞生，日子已经很近了。1月5日我们去看朋友的时候，赖莎出现了分娩的征兆……几天之后，赖莎成功分娩，我去妇产医院接回赖莎和我们的女儿，我很高兴。现在我们是一个家庭了，赖莎甚至更加高兴一些。我们担心一切能否保持正常。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体验。事实上，我们对新的生活还没有做好准备。
我请我的母亲过来几天，帮助照料婴儿。我记得她第一次给孙女洗澡的情形。我们感到祖母的手脚有些过重。我们两个人，特别是赖莎在澡盆边上喋喋不休地说着。当然我们不应当插一杠子，因为祖母知道如何给婴儿洗澡。在我们这里住了一个星期之后，母亲就回到普利沃诺耶村去了。
赖莎必须回去工作，因为我的工资养不活一家人。我们不得不去找保姆。我们的熟人替我们在城外的一个村里找了一个。赖莎的日子过得很难。她必须中午赶回家给孩子喂奶，还要留下乳汁晚些时候再喂孩子。那个时候没有婴儿食品，我们不得不东拼西凑。我们什么都不够用，实实在在地在挣扎之中。
团委的同事们了解到我们的困境，向领导反映，提出应当分一套新房子给我们。不久之后，我们在所谓的“行政——宿舍楼”分到了两个房间。之所以有这个名称是因为二楼和三楼设计为住宅公寓，而按当时的标准，公寓的条件很好。一楼则是办公用房。由于市里的住房不足，办公楼层就改为一个有九个房间的合住公寓，住户共用一个盥洗室和厨房。
莫斯科人和大城市人都很熟悉合住公寓，我们也是这样。住在这个合住公寓的住户为气焊工一家、退役上校一家、服装厂机修工一家、一个酗酒的单身汉和他的母亲，还有四个单身妇女。每家人和每个住在这里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癖好。由于狭小和不方便的环境，人们分享一切，包括怨气和怒气，当然还有互助精神。一句话，苏联集体主义在发挥作用，这里有友谊、争吵、借还、和解、一起庆祝生日和节日，还有晚上在一起玩多米诺骨牌游戏。
我们在这个合住公寓里住了三年，然后我们得到了一套独立的公寓，面积为38平方米，另加12平方米的厨房、洗手间和走廊。这是一套很不错的公寓啊！我们似乎得到了我们梦想中的一切。就像童话故事里说的那样：“从此我们生活在幸福之中。”我们的女儿一天天长大了。由于找保姆不容易，我们不得不送她到托儿所，稍后又送她到幼儿园。
与此同时，我们的生活还发生了其他一些变化：我成为边疆区团委第二书记，赖莎调到医学院哲学系任讲师。我们实际上被分开了，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女儿。我们晚上接她回家。有时，我很晚下班回到家时，看到赖莎在哭。她明天有课要上，但她没有办法让女儿停止哭闹和上床睡觉。她有时要在单位开会，很晚才能下班，这样女儿就要在幼儿园里等到很晚。如果赖莎来得晚了，伊琳娜就会不停地哭，没人能哄她停下来。赖莎会急匆匆地跑到幼儿园，女儿把鼻子紧贴在门玻璃上，她的脸上满是泪水，眼睛都哭肿了。这的确让赖莎感到伤心。我尽力帮助她，但并不总是有时间这样做，我需要出差。1958年是个大丰收年，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上交国家的粮食（主要是小麦）为1.02亿普特，边疆区因此而获得列宁奖章。
1957年，赖莎、我的母亲和伊琳娜。
10月，赫鲁晓夫亲自来斯塔夫罗波尔颁发奖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他是一个十分外向的人，举止随和，乐于跟每个人交流。“赫鲁晓夫风格”成为一个模板，许多底层干部都想模仿他。
麻烦在于，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不高，这种模仿使得领导人常常举止粗俗。这种反复无常与随和朴实的风格有时会发展成为粗鲁的言行，更不用说遣词造句方面的错误和酗酒。
1958年，在粉碎“反党集团”之后，布尔加宁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职务，“流放”到我们边疆区，任边疆区经济委员会主席。他在斯塔夫罗波尔受到了热烈欢迎。布尔加宁早上来上班时，经济委员会大楼前经常有好几百人聚集在那里等他。这使效忠于赫鲁晓夫的边疆区党委书记列别杰夫十分恼火。
“耍弄人民？”他在边疆区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对布尔加宁大声斥责，“你到这里来是为了传播民主吗？”
列别杰夫羞辱布尔加宁，抓住每一个最小的差错狠狠地整他，最终做出撤销他的边疆区经济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派他到一个小工厂当厂长。赫鲁晓夫本人进行了干预，避免了布尔加宁的“工作调动”。
列别杰夫无法控制的火爆个性最终导致了他的倒台。1958年末，赫鲁晓夫为当年的农业大丰收所陶醉，公开宣布要在人均牲畜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他向党的干部明确表示，他要看到迅即和壮观的成果。无论他的动机如何，通过设定一个完全不现实的任务指标，赫鲁晓夫在鼓励人们以不顾廉耻的方式来造假。
那些阿谀奉承者不顾一切地要实现任务目标。农民们被迫出售他们的牛，政府到邻近地区去采购牲畜。梁赞地区党委书记拉里奥诺夫特别狂热。1959年，梁赞地区超过年度肉类收购目标的三倍，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超过了两倍半。但代价如何呢？绵羊、马和野生动物都被杀掉。农民的自留地都荒废了。
报刊为“第一批成就”而欢呼，敦促其他地区向先进地区学习。这种做法很快就真相大白了。拉里奥诺夫开枪自杀，列别杰夫则于1960年1月被撤销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书记的职务。他在52岁时，就被强制退休。令人震惊的是，列别杰夫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里竟被授予三枚列宁奖章，但还是因犯有严重错误被撤职。至于“肉类生产运动”，它对国家的打击很大，其后果直到现在还能感觉得到。
取代列别杰夫的是N.I.别利亚耶夫。他原是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哈萨克斯坦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他到我们边疆区来任职之前，铁米尔套发生了一个严重事件，军队被派去镇压工人的抗议活动，还动用了坦克。别利亚耶夫的任命其实是属于“流放”性质。他给人的感觉是他已经失去了方向，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别利亚耶夫6个月后就离开了我们边疆区。几天之后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是费奥多·达维多维奇·库拉科夫，他的原职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粮食部长。
与许多人一样，我对二十大在我国社会中的作用抱有很高的希望，将它视作我自己和同事们的一个新机会。与此同时，我意识到变革将是困难的、不连贯的和间歇性的。随着库拉科夫的到职，边疆区的情况有了改善，我也从中获益不少。
1961年，我们家遇到了又一个难题。赖莎被派到基辅参加社会科学教师培训。她当时在农学院马列系任教，职位十分稳定，而且她作为教师的美誉度很高。但她必须提高自己的任教资格，而其他教师已经在基辅参加了培训。我们的女儿4岁，赖莎不愿离开她，任何甜言蜜语和争吵都不能令她回心转意。但赖莎必须去基辅，女儿也不得不送到普利沃诺耶村的奶奶家去住几个月。
赖莎在基辅的时候，一直要我更经常地去看女儿。但我不是总能做得到。一次，我到父母家的时候，发现伊琳娜出水痘了，脸上都是红疙瘩。我大吃一惊。我知道我不得不写信给赖莎告诉她这件事，但我没有这样做。不久后我再次去普利沃诺耶村，看到伊琳娜已经痊愈了。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在伊琳娜长住普利沃诺耶村的时候，祖父祖母偷偷地给她做了洗礼。为什么要避人耳目呢？因为共产党员不允许参加诸如洗礼、宗教婚礼、葬礼和出生的教会仪式。任何党员如果被发现触犯禁令，就会被开除出党。与此同时，人们继续保持传统做法。
同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举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真正的代表大会，而且我是以正式代表的身份与会。
我请求库拉科夫允许我提前两天离开斯塔夫罗波尔，这样我就可以借道基辅去看望赖莎，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她了。库拉科夫同意了我的请求，这是我第一次去基辅。这是在10月中旬，一个温暖的“小阳春”。到达基辅之后，我到酒店登记住宿，然后去见赖莎。她正在上课，但知道我已经到了。我们相见了，我期待着与她在酒店一起度过三天。但事情很难随心所愿。苏联的权力很大。它控制一切，从幼儿园到代表和中央委员入住的酒店。由于赖莎所持的是基辅临时居住证，所以她不能与我住在酒店里。我一下子怒不可遏，我说了我的身份，我是在出席党的代表大会的路上，顺道来看望我的妻子，她正在参加培训课程。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想要我们给他们点好处。回想起来，我敢肯定他们是想索贿。不过，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找到了乌克兰共青团第一书记尤里·叶尔钦科，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赖莎搬进了我的酒店房间，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三天。感觉上我们好像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一起了。我们沿着克莱希查提克街散步，参观了弗拉基米尔山，还去了大学给赖莎租的房间。
当然，我们谈论了许多关于伊琳娜的事。我不得不告诉赖莎，伊琳娜出了水痘，但现在已经完全好了。一开始，赖莎对我隐瞒这件事很生气，但我将她拥入怀中，给她讲我的道理。这是我的主要争论方式，对于女性这比任何验证方法都管用。
赖莎给我讲了她的学习生活。
“这里的生活激动人心……许多人来过了又来。他们在这里交朋友，期待着下一次‘晋级课程’开课。对他们来说，这6个月是一种‘美妙的自由’，不需要与他们的孩子和配偶待在一起。”
……最终，我启程去参加党的二十二大。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批判个人崇拜，这就是这次大会的全部工作。大会将审议通过赫鲁晓夫的二十大报告，再次确认二十大精神。但有些方面引起了我们的警惕。首先，对党的头号人物大唱赞歌，特别是在讨论新党章的时候。
不少全国知名党员争先恐后地赞美和颂扬赫鲁晓夫。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阿洪多夫将赫鲁晓夫的讲话比作“雄壮的交响曲”。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夫称赫鲁晓夫是“一位杰出的列宁主义者和坚定的和平捍卫者，能洞察生活的基本过程”。
赖莎与伊琳娜。
我们这些普通的大会代表如何呢？我们拍手鼓掌，尽管我们感到不安。
人的记忆是动态的，特别是在受到媒体操纵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每个人都记得“玉米传奇”
或者是赫鲁晓夫用皮鞋敲打联合国大会讲台的情形
，当然还有在马涅日展览大厅与艺术家的冲突
，这个事件给人们的印象最深。但是，历史不会忘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
赫鲁晓夫所做的就是将极权主义问题缩小到外部成因和独裁者的个人品性上。当然，这是错误的。这样做十分容易，而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不幸的是，它未能揭示这个现象的真实根源。
即使如此，赫鲁晓夫的政策在历史和世界政治方面具有长远的影响。对斯大林——这个政权化身的批评，所揭示的不仅有整个社会的可怕状况和正在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扭曲性质，还包括合法性的完全缺失。这种批评从道德上破坏了苏联制度的声誉，产生了变革的希望，推动了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生活的新发展。这必须归功于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
对斯大林的揭露生动地表明了赫鲁晓夫在历史上扮演的矛盾角色。一方面，他表现出胆略、勇气和决心以及逆流而上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他的政治思想受制于旧的束缚，不能或不愿揭示这个他与之斗争的现象背后的原因。
赫鲁晓夫无意分析极权主义的原因，也许他永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摒弃他所信奉的信条。
不过根据我的观察，考虑到他的观点和意图，赫鲁晓夫如果不是受他采取行动的环境所限，本可以走得更远。在我看来，尽管存在着矛盾的特性，赫鲁晓夫还是大力坚持推行主导路线。当然，赫鲁晓夫绝不可能挑战党的作用，他只是想使之现代化，减少对各方面权力的垄断。但他遇到强大的抵抗，最终导致他的失败。
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预先考虑到了下文将详述的事件。我认为在改革年代里我们应当更加重视赫鲁晓夫的经验。
过去已经有足够多的说法来论证1964年“宫廷政变”中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正当性。但是，尽管口头上声称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那些推翻赫鲁晓夫的“将军们”和“官员们”受到保住官位动机的驱使。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挑战“反党集团”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在1964年10月同样将他打倒。
综上所述，我认为赫鲁晓夫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要使用制度本身的方法来使制度发挥作用。但制度并没有对他的创新做出反应，而实际上是在抵制这些创新。在叙述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活动时，我将更详细地阐述这个问题。即使如此，正是赫鲁晓夫在摧毁极权主义政权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在将我们的社会引向民主方面作了最初的尝试。
新的党纲——赫鲁晓夫提出的《建设共产主义纲领》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这部党纲是二十二大的重点所在。当然，党纲提及了普通人民的需求和他们对于世界和平的愿望。但在那个时候，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这个“项目”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方法显然不够。
读者也许会问：但是你——戈尔巴乔夫也投票赞成这个党纲，是吗？是的，我是投了赞成票。对此，只能有一个解释。我相信即使党纲的三分之一得到贯彻，那么在解决迫切问题上也是巨大的进展。
赖莎在大会期间给我写信，问道：
“你准备做些什么，通过所有这些决定吗？社会处于动荡之中。你也许对这一则消息感兴趣。在大会决定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来之后，人们将舍甫琴科大学前广场上的斯大林半身塑像移走，用（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的半身塑像取而代之。几天之后，有人在山墙上刻上了这样的词句：
伙计们，伙计们，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你们把我放在了
格鲁吉亚的屁股上。”
是的，当时表现活跃的不仅仅是共产党的宣传。大会闭幕后，有关苏联建设纲领的笑话立刻流传开来。我记得其中的两个笑话，都与公开宣讲大会决定，尤其是党纲有关。这些宣讲吸引了大批听众。第一个笑话是这样的。在宣讲之后，一位老妇人与其他人一起鼓掌，然后问宣讲人：
“孩子，我们很快就能开汽车和乘飞机从我们的城市到任何其他地方，我这样理解你的话对吗？”
“对的。”
“太棒了！”
“为什么？”
“嗨，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乘上飞机飞到有黄油、肉类和其他东西卖的地方去了。”
另一个笑话的主角是一位老人。
“谢谢你，你讲得太好了。我们这些老家伙也许能活着看到这一天的到来。我只有一个问题。你在演讲的结尾说：‘幸福的黎明已经上升到地平线之上。’地平线到底是什么？”
宣讲者回答说：“这是想象中的一条线，也就是天空与大地相交的地方。我要补充一句，这条线当你接近它时就会离你远去。”
老人：
“现在我懂了。”
……库拉科夫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仅仅任职四年，42岁时当选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给人们留下了美好和温馨的记忆。他为党管理干部的生活和活动树立了新风。库拉科夫工作努力，十分称职。他的工作风格激动人心、友善可亲。他懂得欣赏别人的善良，也对他们存在的困难表示同情。但是，他也会对你工作上的失误进行批评。
我对此有切身体会。一次，当着八百名全边疆区党的积极分子的面，库拉科夫对我和另外几个同事提出批评。我们都负责斯塔夫罗波尔市附近三个区的农业工作。这三个区是主要的农业种植区，很难进行管理。因为它们邻近市区，而市内的工业正在恢复之中，所以许多人搬到市区来工作，造成农业劳动力，特别是青年劳动力的不足。
库拉科夫的批评是不公平的，没有给我回应的机会。当然，我感到很紧张。开完那次倒霉的会后，我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前“蓝工装艺术家”
和俄罗斯杰出农学家弗拉基米尔·察钦。他看到我由于思想负担而显得沮丧，这不是我平常的样子，所以问道：
“我能看得出来，你心里不舒服。”
“是的。我不明白是什么让他在公开场合抨击我。”
我的事业多亏有库拉科夫的提携。我认为他对我的批评完全是出自他的计划：在公众场合对我的批评将绝对使我受益，同时给其他人以教训。如果我们的书记不放过他自己的心腹，那么……察钦比我年长24岁，也比我聪明得多，他说：
“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假如给你机会，你就会与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争执起来。要是那样的话，你能得到什么？库拉科夫深知你的脾气，没有给你机会，他做得很对。你想一想，米哈伊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是错的，而你这个年轻人是对的，这在我们党内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你是党委候补委员，这也不行。我不能想象任何这样的事情发生。事情就应该如此，不用担心。”
我勃然大怒：
“听着，你这个穿过蓝工装的家伙，难道你忘记了你的青年时代，你现在不用你的脑子说话了吗？”
库拉科夫仍然对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具有耐心，支持和提拔表现积极的年轻人。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库拉科夫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工作的4年里，我有两年与他密切共事，担任边疆区党委组织部负责人。我接受了他安排的各种各样的工作任务，都以超出预料的成绩予以完成。我陪他走遍了边疆区的各个角落。这真是没有课堂的教育。
库拉科夫很快就与普通人、专家和干部找到了共同语言。他善于抓住事情的要害。库拉科夫原本是位农学家，但除此之外，他很有天分。
他也有缺点，但所有人都会谅解他。依我看来，他对手下职位较高的干部十分亲热，喜欢在他的内部圈子里起哄喧闹。有时也喜欢多喝几口酒，但他是上司，总会没事的。党委第一书记就是沙皇，他比我们这个时代的州长的权力要大得多。他要做的就是正确地站在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一边。党委第一书记由他们任命，而且无论干得好坏都是他们的主要依靠力量。我记得政治局委员的人选总是得到地区党委书记全体会议的支持。白俄罗斯党委是个例外，曾反对由苏共政治局提出的人选。白俄罗斯共产党有勇气这么做，因为许多党委委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游击队员。
边疆区党的干部要花很多时间下到基层。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监控党组织之内、经济方面、社会和文化领域以及其他各个方面所发生的一切。我认为这是有用处的。监控就是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制度正常运作。这意味着所有产生的问题都要立即予以处理、查出瓶颈所在、改正当地政策和选择合适人选。
当然，另一个有道理和有作用的方法是相信和支持人民，而不是取代人民或干预他们的工作。根据我的经验，尤其是在不久之后，这种工作方法最终会在实践方面和领导层创造的环境方面产生更好的效果。人们不需要出于恐惧而工作，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他们的责任所在。必须牢记在心的是，这种工作方法要以不妥协和开诚布公的态度做出决定，特别是在必要的人事问题上做出决定。我更喜欢这种工作方法。事实上，我将它运用到我的党务工作中。
……库拉科夫和其他地区党委书记接到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秘密通知，到克里姆林宫隔壁去集合，同时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内开会，讨论赫鲁晓夫问题，决定提交一项动议：撤销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职务，让他退休。
1964年12月，库拉科夫调到苏共中央委员会之后，我们仍然保持很好的关系。但有一件事涉及到库拉科夫和我的家庭，在此我想说一下。它表明人类的弱点在党的干部身上也是十分常见。有些读者读过以后也许会说：“恰恰相反，这证明了他的力量所在。”正如上文所说，我必须经常到边疆区内的许多地方去出差。有时在开展重大经济运动期间，每次出差的时间会长达一星期，甚至两星期之久。一次，我出差回来，到家就冲了一个淋浴。我想我可以稍微歇一下，所以没有立即去党委报到。我决定先理一下思路，说实话想先休息一会，补补觉。
赖莎问了我许多关于出差的事……她听着听着，突然说道：
“我们也有新闻。”
“我们是谁？”
“我自己。”
“比如说？”
当时是夏天，她正在放假。
“费奥多·库拉科夫那天给我打电话。”
“有意思，你们说了些什么？”
“他要跟我约会。”
“你没有告诉我这事。”
“是的，的确没有。我说：‘费奥多·达维多维奇
，你知道我与米哈伊尔是什么关系。’”
“‘我知道，’库拉科夫说，‘我不会干扰你们的关系。’”
“‘这不是我们关于家庭生活的概念。’我回答道，随即挂了电话。”
“一次有意思的对话，我会问他这事的。”
“不要问。我回答了他，我也告诉了你。现在这对你已经不是新闻了。”
但是，当机会到来时，我问库拉科夫：
“你最近给赖莎打过电话吗？”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试图摆脱窘境。
“当时我正在找你。我以为你已经回来了。我想知道你对下面情况的看法。”
这是我第一次披露这件事。时间已过去了很久，而库拉科夫也不在人世了。
库拉科夫调到中央委员会去了，那么谁来继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呢？派来的继任者是利奥尼德·叶夫列莫夫。全体会议当然投了他赞成票。叶夫列莫夫在党内和国内都很有名。他多年担任古比雪夫（今萨马拉）地区第二书记和行政委员会主席以及库尔斯克——高尔基（今下诺夫哥罗德）地区第一书记。1962年，他担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第一副主席。主席由赫鲁晓夫本人担任，但日常事务由他的副手——叶夫列莫夫和基里连科负责处理。他们的级别相同，均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叶夫列莫夫没有卷入1964年10月的“宫廷政变”。他事后告诉我他当时正在乌兰乌德或诸如此类的地方出差。他没有收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通知。当他得知开会的消息时，立即赶往机场，但被告知他乘的飞机出故障了，航班延误。很显然，这是一次人为制造的延误：大家都知道，叶夫列莫夫是赫鲁晓夫的坚定支持者。在这之前，赫鲁晓夫曾到俄罗斯的一些地区视察，叶夫列莫夫陪同前往。在有关这次视察活动的一部纪录片中，人们可以看到叶夫列莫夫时常出现在赫鲁晓夫身后。许多人都记住了这些画面。
有一种说法称有人去他办公室请示公事时，叶夫列莫夫就会从他办公桌上整齐排列的赫鲁晓夫演讲集中取出几本，演讲集的内页上已经标上了重点，还画了很多下划线。他接着就会朗读其中的段落。对话通常是这样的：
“这是赫鲁晓夫同志刚刚就这个问题做的指示，你应当按照他的指示办事。”
根据叶夫列莫夫本人的陈述，他回到莫斯科之后，参加了众人对赫鲁晓夫的批判。但是，像米高扬一样，他希望保留赫鲁晓夫的职位。这也许是赫鲁晓夫被撤职后中央委员会的看法。此时，中央委员会将叶夫列莫夫派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保留他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的职务。1964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取消边疆区工业党组织与边疆区农业党组织之间的分割。12月1日起，叶夫列莫夫成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负责重新整合党组织系统的机构负责人。每个人都为生存而战，不仅是为了个人利益或一份工作，而且也是为了手中的权力。许多人十分看重对党的事业的影响。
叶夫列莫夫任命我担任组建农村党委系统的负责人，要我提供负责重新整合边疆区党组织系统的机构成员建议名单。他看了我带去的名单，吃惊地发现我的名字不在其中：
“你想做什么工作？”
我回答说我想回到区里或市里去工作。
“好吧，我们再看看。”叶夫列莫夫说道，让我带着这些材料去莫斯科。
我到了莫斯科，刚进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门的门，那里的工作人员就对我说：
“叶夫列莫夫刚刚打过电话，要你回电话给他，然后再谈事情。”
我拨了他的电话号码。
“你还没有见任何人吧？”叶夫列莫夫问我，“很好，我要你记住，我们同意你将担任斯塔夫罗波尔市党委书记。”
“这对我太合适不过了。”我回答道。
在这次对话之后，我去办理人事任命的审批手续。当天夜里，叶夫列莫夫又给我打来电话。
“米哈伊尔，听着，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决定我们将一起工作。”
“当然，我说过了，我们将一起工作。”
“不，你没听懂。”他打断我的话，“我的意思是你将担任边疆区党委组织部门负责人。”
“为什么？”
“你知道，这里搞得乱七八糟，我人都要被撕碎了……”
我眼前出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边疆区党委办公室里，干部们正在对叶夫列莫夫施加压力，而他在一次次的谈话之后显露出犹豫不定的样子。
“利奥尼德·尼古拉耶维奇
，”我说，“不要这样做，我求求你，不要动摇啊。”
“够了。”叶夫列莫夫打断了我，“这个问题就这么定了。我已经获得所有的批准了。”
1964年12月22日，边疆区党代表大会选举叶夫列莫夫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一书记。原边疆区工业第一书记博森科被选为第二书记。我当选主席团成员，负责组织部领导工作。
我与叶夫列莫夫一起共事的初期是我们相互了解、相互适应对方和密切关系的时期。叶夫列莫夫具有广阔的政治视野，十分博学，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他无疑具备出色的个人品性，同时也是制度培养出来的优秀干部。在这个意义上，我与他共事可谓获益匪浅。读者也许会问，在什么意义上获益？
由于被派到外省工作，叶夫列莫夫感到很痛苦。这也许是他为什么花了很长时间才开始管边疆区事务的原因。他仍然在幻想勃列日涅夫很快就会把他召到莫斯科去。所以，他一开始更加关注首都的事态发展而不是本地的情况。
在去叶夫列莫夫办公室请示工作或签署文件之前，我通常会先打个电话。但有一天我没有预先打电话就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坐在办公桌前，双手托腮，直愣愣地盯着前方。我走到办公桌前坐下，但静默并没有被打破。他深深地陷入沉思，并没有看到我的到来。
“利奥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怎么回事？”我小声问道。他回过神来，但继续陷在思绪里，下意识地说：
“怎么会这样？你知道我是支持基里连科的，但他从没有替我说一句话。”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说道。
这时，他方才清醒过来，急促地笑了一下，挥了挥手。
“不去管它……我刚刚回想了一下1964年10月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会议……人生的确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米哈伊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