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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先后考取过五所大学，就读于其中三所。这件事并不值得羡慕，只说明我的黄金岁月如何被时代分割。
第一所是在南京。那是抗战胜利后两年，我已随父母从四川回宁，并在南京青年会中学毕业。那年夏天在长江下游那火炉城里，我同时考取了金陵大学与北京大学，兴奋之中，一心向往北上。可是当时北京已是围城，战云密布；津浦路伸三千里的铁臂欢迎我去北方，母亲伸两尺半的手臂挽住了我，她的独子。
我进金陵大学外文系做“新鲜人”，是在一九四七年九月。还不满十九岁的男孩，面对四年的黄金岁月，心情已颇复杂，并不纯然金色。回顾七年的巴山蜀水，已经过去，但少年的记忆与日俱深，忘不了许多中学同学：“上课同桌，睡觉同床，记过时同一张布告，诅咒时，以彼此的母亲为对象。”眼前的新生活安定而有趣，新朋友也已逐一出现，可是不像远去北京那么断然而浪漫，而且名师众多，尤其是朱光潜与钱钟书（ 后来才知道的 ）。至于未来，我直觉不太乐观。抗战好不容易结束，内战迫不及待又起，北方早成了战场，南方很可能波及。茫茫大地正在转轴，有一天目前这社会或将消失，由截然不同的社会取代。新的价值也许朴素，也许苛严，对文学的要求只会紧，不会宽吧？到那时，文学就得看政治的脸色了。这种疑虑惴惴然隐隐然，一直困扰着我。
记得当时金陵大学的学生不多，我进的外文系尤其人少，一年级的新生竟然只有七位。有一次系里的黑人讲师请我们全班去大华戏院看电影，稀稀朗朗几个人上了街，全无浩荡之势。较熟的同学现在只记得李夜光、江达灼、程极明、高文美、吕霞、戎逸伦六位。李夜光读的是教育系，江达灼是社会系，程极明是哲学系，高文美是心理系，后面两位才是外文系。其中李夜光戴眼镜，爱说笑，和我最熟。程极明富于理想，颇有口才，俨然学生运动的领袖，不久便转学去了复旦大学，跟大家就少见面了。他仪表出众，很得高文美的青睐，两人显然比他人亲近。高文美人如其名，文静而秀美，是典型的上海小姐。她的父亲好像是南京的邮政局长，所以她家宽敞而有气派，我们这小圈子的读书会也就在她家举行。至于讨论的书，则不出当时大学生热衷的名著译本，例如《约翰·克里斯多夫》、《冰岛渔夫》、《罗亭》、《安娜·卡列尼娜》之类。
吕霞和戎逸伦倒是外文系的同学。吕霞大方而亲切，常带笑容，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她的父亲是著名的学者吕叔湘，在译界很受推崇。有了这样的父亲，也难怪吕霞谈吐如此斯文。
那时我相当内倾，甚至有点羞怯，不擅交际，朋友很少，常常感到寂寞，所以读书不但是正业，也是遣闷、消忧。书呢读得很杂，许多该读的经典都未曾读过，根本谈不上什么治学。因此当代文坛与学府的虚实，我并不很清楚，也没有像一般文艺青年那样设法去亲炙名流。倒是有一次读莫泊桑小说的英译本，书中把“断头台”误排成了叫quillotine，害我查遍了大字典都不见，乃写信去向我认为当时最有学问的三个人：王云五、胡适、罗家伦。这种拼法他们当然也认不得。也许我写的地址不对，信根本没有到他们手里，总之一封回信也没有收到。
名作家去南京演讲，我倒听过两次。一次是听冰心，我去晚了，只能站在后排，冰心声音又细，简直听不真切。一次是听曹禺，比较清楚，但讲些什么，也不记得。
金陵大学的文科教授里，举国闻名的似乎不多，也许要怪我自己太寡闻，徒慕虚名，不知实况吧。隔了半个世纪，我只记得文学院长是倪青原，他教我们哲学，学问有多深我莫能测，但近视有多深却显而易见，因为就算从后排看去，他的眼镜边缘也是圈内有圈，其厚有如空酒瓶底。教我们本国史的陈恭禄也戴眼镜，身材瘦长，乡音颇重。有一次见他夹着自己的新著《中国通史》两大册，施施然在校园中走过，令我直觉老师的“分量”真是不轻。还有位高觉敷教授，教我们心理学，口才既佳，又能深入浅出，就近取喻，难怪班大人多。有一次他公开演讲，题目竟是青年的性生活，听众拥挤当然不在话下。这讲题十分敏感，在当日尤其耸动，高教授却能旁敲侧击，几番峰回路转，忽然柳暗花明，冷不防点中了要害。同学们的情绪兴奋而又紧张，经不起讲者一戳即破，大爆哄堂，男生鼓掌，女生脸红。
教我们英国小说的是一位女老师，蔻克博士（Dr. Kirk）。她的美语清脆流利，讲课十分生动，指定我们一学期要读完八本小说，依序是《金银岛》、《爱玛》、《简·爱》、《咆哮山庄》、《河上磨坊》、《大卫·科柏菲尔》、《自命不凡》、《回乡》。我们读得虽然吃力，却也津津有味。唯一的例外是梅里迪斯的杰作《自命不凡》（ The Egoist by Gelrge Meredith ），不仅文笔深奥，而且好掉书袋。我读得咬牙切齿，实在莫名其妙，有一次气得把书狠狠摔在地上。蔻克其实是金陵女子学院助教授，我们上她这堂课，不在金陵大学，而在她的女校（ 俗称金女大 ）。每次和同学骑自行车去女校上课，那琉璃瓦和红柱烘托的宫殿气象，加上闯进女儿国的绮念联翩，而讲台上娓娓动听的又是女老师悦耳的嗓音，真的令我们半天惊艳。
初进金大的时候，我家住在鼓楼广场的东南角上，正对着中山路口，门牌是三多里一号；弄堂又深又狭，里面蜗藏着好几户人家，我家只有一间房，除了放一张双人床、一张书桌、几张椅子之外，几乎难有回身之地。我被迫在隔壁堆杂物的走道上放一张小竹床栖身，当时倒并不觉得有多吃苦。好在金大校园就在附近，走去上课只要十分钟。
后来我家终于盖了一栋新屋，搬了过去。那是一栋两层楼房，白墙红瓦，附有园地，围着竹篱，在那年代要算是宽敞明亮的了。篱笆门上的地址是“将军庙龙仓巷十八号”。我的房间在楼上，正当向西斜倾的屋顶下面，饶有阁楼的遁世情调。最动人逸兴的，是我书桌旁边的窗口朝东，斜对着远处的紫金山，也就是歌里所唱的巍巍钟山。每当晴日的黄昏，夕照绚丽，山容果然是深青转紫。我少年的诗心所以起跳，也许正由那一脉紫金触发。我的第一首稚气少作，就是对着那一脊起伏的山影写的。
其实那时候我的译笔也已经挥动了。早在我高三那一年，和几个同学合办了一张文学刊物，竟然把拜伦的名诗《海罗德公子游记》咏滑铁卢的一段译成了七言古诗，以充篇幅。不难想见，一个高三的男孩，就算是高才生吧，哪会有旧诗的功力呢？难怪漕桥老家的三舅舅孙有庆，乡里有名的书法家，皱着浓眉看完我的译稿后，不禁再三摇头，指出平仄全不稳当。
不过咪咪，我的十五岁表妹也是未来的妻子范我存，却有不同的反应。那时我们只见过一面，做表兄的只知道她的小名。那份单张的刊物在学校附近的书店寄售，当然一份也销不掉，搬回家来，却堆了一大叠，令人沮丧。我便寄了一份给正在城南明德女中读初三的表妹，信封上只写了“范咪咪小姐收”，居然也收到了。她自然不管什么平仄失调，却知道拜伦是谁，并且觉得能翻译拜伦的名作，这位表哥当非泛泛之辈。战火正烈，聚散无端，这一对小译者与小读者四年后才在命定的海岛上重逢，这才两小同心，终成眷属。此乃后话，表过不提。
进了金大不久，我读到一本戏剧，叫作《温波街的巴府》（ The Barretts of Wimple Street by Rudolph Besier ），演的是诗人布朗宁追求巴家才女伊丽莎白（ Elizabeth Barrett ）的故事；一时兴起，竟然动笔翻译起来。这稚气的壮举可爱而又可哂。剧中对话的翻译，难在重现流利自然的语气，遇到英文的繁复句法，要能松筋活骨，消淤化滞。这对于大二的生手说来，无异是愚公移山。当时我只是出于兴趣，凭着本能，绝对无意投搞。译了十多页，留下不少问题，就知难而止了。其实要练就戏剧翻译的功力，王尔德天女散花的妙语要能接招，当时那惨绿少年还得等三十多年。
这就是我的青涩年代，上游风景的片段倒影。我的祖籍是福建永春，但是那闽南的山县只有在五六岁时才回去住过一年半载，那连绵的铁甲山水，后来，只能向我承尧堂叔的画里去神游了。我以重九之日出生在南京，除了偶尔随母亲回她的娘家常州漕桥小住之外，抗战以前，也就是九岁以前，我一直住在那金陵古城，童稚的足印重重叠叠，总不出栖霞山、雨花台之间。前后我进过崔八巷小学、青年会中学、金陵大学，从一个南京小萝卜变成“南京大萝卜”。在石头城的悠悠岁月，我长得很慢，像一只小蜗牛，纤弱而敏感的触须虽然也曾向四面试探，结果是只留下短短的一痕银迹。
二〇〇〇年十月三日，正是重九之前三日，与我存乘机抵达南京。过了半个世纪再加一年，我们终于回到了这六朝故都，少年前尘。在我，不但是逆着时光隧道探入少年复童年，更是回到了此生的起点。在我存，也是在做了祖母之后才回来寻觅初中的豆蔻年华。机轮火急一触地，我的心猝然一震，冥冥中似乎记忆在撞门，怦然激起了满城回声。
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胡有清教授来南郊的禄口机场迎接，新机场高速公路浩荡向北，引我们绕过雨花台，越过秦淮河，进入市区，进入了一个又像熟悉又像陌生的世界，只觉得背景隐隐，呼之欲出，前景栩栩，市声嚣嚣，遮不断历史的回响。胡教授左顾右盼，为我指点街景与名胜，不断问我以前是什么样子。他问的我大半答不出来，一切都在真幻之间，似曾相识，可惊又可疑。身为南京之子，面对南京竟已将信将疑，南京见我，只恐更难相认吧。毕竟是半世纪了，玄武湖的明眸能看透我这白头，认出当年仓皇出城的黑发少年吗？我见钟山多妩媚，从东晋以来便如此多娇，但钟山见我岂应如是？
汽车在鼓楼的红灯前停下，数字钟忐忑地倒数着秒，鸡鸣寺纤细的塔影召我于东天，像要提醒我什么。红灯转绿，熙攘的中央路引我们长驱北上，终于到了一栋双管齐上的圆顶高厦，玄武饭店。其中的一管有如平地登仙，将我们吸上了天去，整座南京城落到我们的脚底，连同街道市声红灯与绿灯，落下去，只为了腾出十里的空旷，秋高气爽，让紫金山在上面接受我们觐见，让玄武湖回过脸来，佩戴着翠洲与菱洲的螺髻黛鬘。猝不及防这一霎惊艳，安排得恰到好处，有如童年跟我捉了半世纪的迷藏，遍寻不见，忽然无中生有，跳出来猛跟我打个照面。一惊，一喜，一叹，我真的是回来了。
其后三天，或有赖胡有清、冯亦同诸位学者的导引，或接受久别的常州表亲联合来邀约，我们怀着孺慕耿耿、乡愁怯怯的心情，一一回瞻了孩时的名胜：中山陵、夫子庙、燕子矶、栖霞寺……半世纪来这些早成了记忆的坐标，梦的场景，每一个名字都有回音，可串成一排回音的长廊。南京湖多，不限于玄武与莫愁。
朝阳门与正阳门之间的明代城墙下，有一弧波光滟滟怀抱着古城，状如新月，叫作月牙湖。十月五日的下午，江苏省及南京市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就在湖边的谭月楼上举办了一场“余光中文学作品研讨会”，城影与波光之中，我有幸会晤了省垣的文坛人士，并聆听了陈辽、王尧、方忠、冯亦同、庄若江、刘红林等学者提出的论文。
但最能安慰孺子的孤寂、并为我受难的魂魄祛魔收惊的，是玄武湖与中山陵。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当年生我在这座古城，历经战乱，先是带我去四川，后又带我去海岛。七十三年后只剩我一人回到这起点，回到当初他们做新婚夫妇年轻父母的原来，但是他们太累了，却已在半途躺下，在命定的岛上并枕安息。
当年，甚至在我记忆的星云以前，他们一定常牵我甚至抱我来玄武湖上，摇桨荡舟，饕餮田田的荷香，饕餮之不足，还要用手绢包了煮熟的菱角回家去咀嚼，去回味波光流传的六朝余韵。这一切，一定像地下水一般渗进了我稚岁的记忆之根，否则我日后怎么会恋莲至此，吐不尽莲的联想的藕丝。
后来进了金大，每逢课后兴起，一声吆集，李夜光、江达灼、高文美，几位双轮骑士就并驾齐驱，向玄武门驰去。金大是近水楼台，不消一盏茶的工夫，我们已经像萍钱一般，浮沉在碧波上了。越过风吹鳞动的千顷琉璃，西望是明代的城楼，层砖密叠，雉堞隐隐。东望是着魔的紫金山，阴晴殊容，朝夕变色，天文台的圆顶像众翠簇拥的一粒白珠，可以指认。九州之大，名湖自多，但是像玄武湖这么一泓湛碧，倒映着近湖的半城堞影，远处的半天山色，且又水上浮洲洲际通堤的，还是少见。若你是仙人向下俯瞰，当可见湖的形状像一只菱角，令仙人也嘴馋。
在我这南京孩子的潜意识里，这盈盈湖水颇有母性，就是这一汪深婉与安详，温柔了我的幼年，妩媚了我的回忆。或许有人会说长江浩淼，不是更具母性吗？当然是的，不过长江之长，奶水之旺，是南京与上游的江城水埠所共沾，不像玄武湖那么体己。
至于父性呢，该属紫金山了，尤其是中山陵。紫金山在南京的行政划分上，与玄武湖同属玄武区，但遍山林木苍翠，名胜古迹各殊气象，又称钟山风景区。这是登高临风悠然怀古的地方，是处青山好埋骨，墓有今有古，今人的墓有中山陵、谭延闿墓、廖仲恺与何香凝墓，古人的还有明孝陵与常遇春墓。但孩时印象最深，而海外孺慕最切的，是中山陵。
壮丽的中山陵是青年建筑家吕彦直的杰作。不知为何，许多中山陵的简介都不提设计人的名字。他是山东东平县人，字仲宣，又字古愚。孙中山一九二五年病逝于北京，次年一月他的陵墓就在紫金山第二峰小茅山起建，直到一九二九年春天才落成。吕彦直也就死在这一年，才三十五岁。
宏伟的中山陵坐北朝南，灵谷寺与明孝陵拱于左右，占地近二千亩。从山下一路上坡，由四柱擎举的白石牌坊到三洞的陵门，是四百八十米长的墓道，入了陵门要穿过碑亭，踏三百九十二级石阶，才抵达祭堂。
那天秋气高爽，胡有清教授带我们去登临，本来已经走进了侧道，树阴疏处隐隐窥见陵貌庄严。我忽然觉得那样太草率了，五十年后终于浪子回头，孺子回家，应该虔诚些，像是典礼。于是我们原路退回去，郑重其事，从巍峨的牌坊起步，一路崇仰上去。
小茅山的坡势缓缓上升，吕彦直匠心的经营，琉璃青瓦的陡斜屋顶覆盖着花岗石的白壁，陵门上去是碑亭，更上去是祭堂，肃静而高洁，那气象层层叠叠把中山陵推崇到顶点，举目只见人造的是白石青瓦的严整秩序，神造的是雪松水杉郁郁苍苍的自然生机，人工与神工天人合一，标举一种恢弘的意境。
从陵门前起步，浅灰的花岗石阶，三百九十二级，天梯一般把朝山的人群一级级接引向上，去攀附高处长眠的或许是仍未暝目的灵魂。石阶宽敞，可容数十人并肩共登，更添天下为公的气象。或许吕彦直有意把整座石陵谱成一首深沉的安魂曲，用三百九十二琴键来按弹，但按的不是巴赫或萧邦的手指，是朝山者不绝于途的虔敬脚步。想当年有一个小学生，在女老师带领之下也曾与群童推挤着踏过这一长排白键，幼稚的童心该也再三听说过，脚下这坡道是引向崇高，但那首安魂曲究竟多深沉，却要经过五十年的风吹雨打，从海外归来才能体会。
正是重九的前一日，高处风来，间歇可闻迟桂的清芬，隐隐若前人留传的美名。登到顶点已有些汗意，不禁在祭堂前回望人寰，才发现，唉，刚才攀登的数百级石阶竟都不见了，只见梯田一般的坡势变成了一幅幅宽坦的平台。原来由下而上，只见一层层阶级，不见中间的平台；到了高处，回望时阶级就悉被平台遮掉了。据说这正是吕彦直的匠心：朝山的人对陵顶的气魄仰之弥高，油然起敬而见贤思齐，但祭堂上坐着的大理石像，胸怀广阔，俯视只见坦然的平台，却无视于一阶一级。
十月四日的上午，胡有清教授带我们去寻访半世纪前我母校的校园。金陵大学早在五十年代之初并入了中央大学，改属于南京大学，所以地图上只见南大，不见金大了。金大校友会会长周伯埙、副会长冯致光，南大校友总会副会长贾怀仁、秘书长高澎陪我重游初秋的校园，并殷勤为我指点岁月的沧桑。
南京大学目前声誉日高，是中国排名前几位的重点学府。校园看来相当整洁，有些建筑显得古意盎然，例如昔日的小教堂，但风骨犹健，并不破落。李清照词“物是人非事事休”，正可印证半世纪后我的母校，虽已换了好几代人，而旧楼巍巍，树阴深深，规格仍在。似真疑幻，一霎间我成了老电影中迟暮的归客，恍然痴立在文理农三院鼎立的中庭，往事纷纷，像脱序倒带的前文提要，闪过惊扰的心神。若非校友会的诸君在旁解说，我真想倚在那棵金桂阴里，合上倦目，让风里的桂香袅袅引路，带我回到最后的——一九四八年的那一季秋天。也许高文美或者李夜光会抱着一叠书，从正中的文学院台阶上，随下课的同学们一拥而出，瞥见是我，会兴奋地向我跑来。但跑到一半，会忽然停步，一脸惊疑，发现树阴下向他们招手的并不是我，而是一个白发的老人。
我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是回来了，远从海峡的对面，回来了，但不是回到五十年以前，因为世纪都已经交班了。我站在母校三院拱立的中庭，还记得当年的景色并没有多少改变，这在那十年的大劫之后，在红卫兵狂舞着小红书鼓噪着破四旧之后，可说是十分幸运了。只是水杉与刺柏都长高了许多，而猖獗的爬藤，长茎纠缠着乱叶，早已迫不及待，攀上了方正的钟楼，恨不得把高窗全都攀满。
记得从前从家里来上课，总是踏着汉口街沙石的斜坡，隔着高过人头的篱树，隐约可窥三院的灰瓦屋顶，往往从钟楼顶上还会飘来音乐，恍惚迷离，奏的是舒曼的《梦幻曲》（ Trǎumerei ）。
“请问你就是余光中先生吗？”
我从藤蔓绸缪的楼塔上收回目光，一位青年停在我们面前，笑容热切，负着背包。我含笑点头，胡教授问他，怎么认出是我。
“我读过余先生的书，见过照片。”他说。
“余先生是我们南大的校友，”胡教授说。“五十年第一次回来。”
“真的呀？”那学生十分惊喜，要求与我合照。
“这几天我们国庆放长假，”望着那学生的背影，胡教授解释。“校园里冷冷清清，否则就难脱身了。”
说着，众人来到了老图书馆前。一进门，磨石地板上赫然镶着一轮圆整的校徽，白底清纯，衬托出篆书的“金陵”两个大金字，各为半圆，直径超过四尺。我搜索失焦的记忆，不确定以前是否就如此。校友会诸君都说，正是原来所镶的校徽。
“以前的做工就是这么认真，”我存羡叹，“到现在都没有缺陷！”
我走进阴深的大阅览厅，一步，就跨回了五十年前。空厅无人，只留下一排排走不掉的红木靠背椅子，仍守住又长又厚实的红漆老桌，朝代换了，世纪改了，这满厅摆设的阵势却仍然天长地久，叫作金陵。我抽出一张椅子来，以肘支桌，坐了一会。舒曼的“梦幻曲”弥漫在冷寂的空间，隐隐可闻。我相信，若是我一个人来，只要在这被祟的空厅上坐得够久，李夜光、高文美、江达灼那一伙同学就会结束半世纪捉迷藏的游戏，哇的一声，从隐身处一起跳出来迎我。
当天下午我访问了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并以“创作与翻译”为题在校园公开演讲。虽在十一大假期间，而且只贴出一张小海报，留校的学生却无中生有忽然涌现，文学院措手不及，三迁会场才能够开始。师生都来得很多，情绪也十分热烈。听众的兴奋令讲者意气风发，讲者的慷慨更加鼓舞了听众。中文的“演讲”也好、“讲演”也好，不但要讲，多少还要演，所以显得生动。对比之下，英文的talk只讲不演，就不及中文传神。
能在自己的生日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用自己的母语对同样是金陵的子弟，诉说自己对这母语的孺慕与经营；能回到中国对这么多中国的少年诉说，仓颉所造许慎所解李白所舒放杜甫所旋紧义山所织锦雪芹所刺绣的中文，有怎样的危机又怎样的新机，切不可败在我们的手里——能这样，该是多大的快慰。
几百双乌亮而年轻的眼瞳，正睽睽向我聚焦。那样灼灼的神情令演讲人感动。我当年听讲，也是那样的神情吗？想当年战火正烈，我怀着凄惶的心情，随父母出京南行，投向渺不可测的未来，正是他们这年纪。
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
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
悠长的岁月，在对岸听到的是不断的运动接运动，继以神州浩劫的十年，庆幸自己是逃过了。但回到了此岸，见后土如此多娇，年轻的一代如此地可爱，正是久晴的秋日，石头城满城的金桂盛开，那样高贵的嗅觉飘扬在空中，该是乡愁最敏的捷径。想长江流域，从南京一直到武汉，从南大的校园一直到华中师大的桂子山。长风千里，吹不断这似无又有欲断且续的一阵阵秋魂桂魄。这么想着，又觉得这些年来，幸免的固然不少，但错过的似乎也很多。想这些年来，我教过的学生遍布了台湾与香港，甚至还包括金发与碧瞳，但是几时啊，我不禁自问，你才把桃李的青苗栽在江南，种在关外？
二〇〇一年十月于高雄西子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