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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life一字，本意原为“生命”，却兼有“传记”的含意。中文里面倒难找一个字能包含这两层意思。苏格兰文豪卡莱尔的名言：A well-written life is almost as rare as a well-spent one. 只能译成：“写得精彩的传记几乎像活得精彩的一生那么难求。”原文的life与one是同一件事、同一个字，中文却只好分译成“传记”与“一生”。相比之下，可见英文的语意学心理是把传记看得像生命一般重的。
两年前，高希均先生和王力行女士就劝我要写自传。他们的远见令人感到“受宠”，但是没有“若惊”，因为我向来没有写自传的念头。我觉得，过日子已经够忙的了，何况还要写文章、翻译，哪里还有余力坐定下来，去写什么大手笔的自传？其实我连日记也不敢写，难得的例外是在“非常时期”，包括旅行途中，那是因为有意留下细节、信史，以供日后游记之用。我最佩服胡适那样的大忙人竟能维持长期的日记。写信，是对朋友周到；写日记，是对自己周到。我呢，意志薄弱，对朋友、对自己都不周到。
所以当初“天下远见”的两位要角一提此事，缺乏远见、却不乏自知的我，就立刻婉谢了。
我不敢写自传，不但因为自知毅力不足，抑且深知兹事体大，不可轻试。美国幽默家罗杰斯（ Will Rogers ）就说过：“要令人家破国亡，什么都比不上出版回忆录更厉害。”这当然是言重了。可笑的是，罗杰斯又觉得回忆录其实不足全信，竟说：“当你记下自己本来该做的好事，而且删去自己真正做过的坏事——那，就叫回忆录了。”
对一位作家来说，他一生的作品就已是最深刻、最可靠的自传了。我国久有三不朽之说；不过立德、立功的人或许要借自传或他传以传，立言的人已经有言可传了，又何必靠自传呢？其实一生事迹不高明的居多，何必画蛇添足，一一去重数呢？又没有人勉强你写，何苦“不打自招”？
于是，“天下远见”两要角退而求其次，说，“不写自传，由别人来写，总可以了吧？”我又苦笑了，径说，“那也好不到哪里去，不但要提供许多资料，还得文物出土，把前朝旧代的照片全翻出来，考证年代，编写说明。这还没完，还得饱受写传人的盘问缠诘，不想说的糗事终于‘久磨成招’。”你的深院私宅，敞开前门请他进来参观，他却要走后门，窥边窗，爬阳台，翻箱底，务求独得之秘。爱好窥秘，原是人情之常，所以读者总是站在写传人一边的。我读济慈的传记，发现他的身高竟然跟我相同，就感到非常亲切；读艾略特传，发现他的第一次婚姻很不美满，我深感同情，甚至对他的诗也更多领悟。
读者站在写传人一边，反过来，写传人也就成了读者的代表，甚至是读者派来的户口调查员、心理医生，甚至私家侦探；而传主的家人呢，保密防谍的当然很多，里应外合的也不是没有。
我读傅孟丽小姐撰写的这本《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的文稿时，有时惊喜，更常惊愕。“我有说过这句话吗？”我不禁转头问自己的家人，又像是在喃喃自语。“你自己不说，人家怎么会记下来呢？”太太反诘。“你是做过这件事啦！是庆元姑姑接受访问时，告诉人家的。”女儿也来补充。于是我放弃了挣扎。既已腹背受敌，也只好认了。
王尔德有一次对后辈纪德大言自剖：“你想了解我一生的这出大戏吗？那就是，我过日子是凭天才，而写文章只是凭本事。”唯美大师一生惊世骇俗，最擅于自我包装，但是社会毕竟不像语言那么容易驾驭，不是佩一朵襟花、说几句酷话就能摆平的，终于还是难逃同性恋先烈的下场。我倒觉得，一个人真有天才的话，就得省点用，应该拿来写文章，至于本事嘛，将就凑合着，拿来过日子算了。
所以每次听人阔谈什么“生涯规划”之类的高调，就非常惭愧，觉得自己真是苟且极了。正如办手续要填表，到了“永久地址”一栏，就不胜彷徨。我哪来什么永久地址呢？似乎该填“阴府”，那未免太沉重了。也可以填“天国”，却又乐观得不负责任。从中文大学到中山大学，二十四年来我住的都是不永久的宿舍，“退休”就等于“退房”（checkout），哪来永久地址呢？
在没有“生涯规划”的苟且之下，七十年忽然已过了。虽然常常也回忆往事，甚至母亲的声音、笑容，但要我回头大规模地检阅一生，把七十年的岁月像一大本旧照相簿，一巨册因缘录、离合史、悲喜剧那样掀来翻去，那种沧桑感却令人难以承当。
既然纷繁而漫长的一生，我自己不敢蓦然回顾，更不肯从实招来，“天下远见”出版公司就派了傅孟丽小姐来我家卧底，有信史则明查，无根据则暗访，从头到尾，把我的家人与亲友都炒了一遍，其结果就是这本《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为作家写传，方便在于有现成的作品可做根据：无论是外在的生活或是内心的感受，其作品多少都可资引证。心理学家霭利斯早就指出：“一切艺术家所作，无非自传。”但是不便也就在此，因为作家身份的传主如果多产，写传人势必精读详阅，才能鞭辟入里，把作家的风格和传主的人格，穿针引线，交织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且不提我的评论与翻译，仅仅是诗集与散文集，就有二十七本之多，要全部读过，而且切题地联系到传主的生涯上来，实在耗时而又费心。傅孟丽小姐不辞艰辛，竟然在一年之内完成了这本传记，令我深为感动。只是她把我写得太好了。读者如能把她溢美的部分打一个对折，再将曝短的部分乘之以三，大概就接近真相了。
面对这本传记，我好像落入了达利的诡异画境，不知为何，竟站在长廊的一头，看着自己的背影投向另一端的远景，又像是在看自己主演的不太连贯的连续剧，一段又一段的前文提要，有时倒带，屡屡停格。这，就是我吗？不禁自问，但封面明明说是我的传记。
当日母亲怀孕，是在重九前一日随众登高，次日凌晨生下了我。她所登的是南京栖霞山。今日恐怕有许多人不知道，重九日为何要登高了。这风俗已经行之近两千年。梁朝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说：“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
每年到了重九，都不由我不想起这美丽而哀愁的传说，更不敢忘记，母难日正是我的民族灵魂深处蠢蠢不安的逃难日。书以《茱萸的孩子》为名，正是此意。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于西子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