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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度来美国，见面最频的故人，应数叶珊。惜乎水湄的诗人始终在水湄，不是醉卧太平洋畔，便是行吟大西洋滨，而我，一直山隐在丹佛；波上，石下，握手言欢的机会依然恨少。
叶珊和我，相近之处甚多，相远之点亦复不少。譬如挥笔行文，他绝少泄露原名，我绝少遁迹笔名。他豪饮如长鲸吞海，我酒量十分迷你。他顾盼之间，富于名士风味，虽未深入希癖之境，对于理发业的生意，亦殊少贡献；我的生活，相形之下，就斯巴达得多。他和少聪结婚四年，“人口政策”一直严守道德经的古训；我一时失策，竟为中国的“人口爆炸”添了一分威力，结果是尾大不掉，狼狈如一只飞不起的风筝。
不过，大同之处仍然很多。两人都右手为诗，左手成文，都有一只可疑的第三手，伸向翻译和批评。都向爱奥华河饮过洋水，都成了白笔化雨以滋青青子衿的人师，一句话，都属于“学院派”。叶珊的诗，落笔便作满纸云烟，不让杜步西独步西方。他的句子纯以曲线构成，很难拉直成散文。他的散文自成一家，闲闲运笔，轻轻着墨，“内功”颇深。
这次来美，发现还有一项同好：摇滚乐。看到异国披发朗吟的诗人，一挥手，一投足，一启唇之间，欣然而聆者数以万计，乃感到自己的现代诗太冷，太窄，太迂缓了。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