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生命存在于他们的灵魂之中。
——希罗多德
我们是不可能以过分的自以为是和狂妄自大来探讨人性科学的。与此相反,对人性的理解要以某种谦逊的态度来对待。人性这一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难题,解决这一问题是人类文明一直以来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对这门科学进行研究的唯一目的,并不在于造就应时应景的科学家,只有让所有人都理解人性,才是它的真正目的。某些学术研究人员认为自己的研究只专属于某一个特殊的科学领域,而这正是我们与他们的不同之处。
由于我们的生活是相互隔离的,我们当中没有人会对人性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在以前的时代中,人们不可能过着像今天一样相互隔离的生活,我们从童年时代开始,与人性发生联系的机会就少之又少,我们被家庭隔绝了。我们与同伴之间的那种必需的亲密接触也受到了我们整个生活方式的抑制,这种接触对于形成和发展人性的科学和艺术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我们与同伴之间缺乏充分的接触,我们就成了同伴的敌人。我们往往会错误地对待他们的行为,并对他们做出错误的判断,而所有这一切的起因都是我们无法充分地明白和理解人性。有一句被人们反复引用的老话是这样说的:人与人之间每天见面,相互打招呼、聊天,但彼此之间却没有什么交流,因为他们都视对方为陌生的路人。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社会中,而且,在家庭这一狭窄的圈子里也广泛存在。我们经常会听到父母抱怨说自己不能理解孩子,而孩子则会抱怨说他们的父母对他们一点儿也不理解。我们对待同伴的整体态度完全依靠我们对同伴的理解。因此,理解我们的同伴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社会关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如果人们拥有令人满意的关于人性的知识,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会变得更容易一些。如此一来,就可能将某些令人不安的社会关系排除掉。因为我们明白,在我们彼此之间不理解的情况下就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幸的社会关系,我们也会因此被表面的假象所欺骗。
我们当前的目的在于阐明:我们试图从医学科学的角度出发来探讨这一问题的目标,就在于为这一广泛领域内的一门严谨的科学奠定一定的基础;此外,我们还要搞清楚,这门关于人性的科学其前提是什么,它要解决什么问题及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什么。
首先,精神病学已经成为一门需要大量人性知识的科学。作为精神病科医生,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准确地洞察精神病患者的灵魂。在这一特殊的医学领域内,一个精神病科医生如果不能对病人灵魂深处所发生的事情有相当的了解和掌握,就不能有效地做出判断并开具处方,进行医治。在这里绝不存在平庸肤浅、一知半解的立足之地。错误的判断很快就会招致相应的惩罚,只有对病情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才能对患者进行成功的治疗。也就是说,我们关于人性的知识将会在这里得到实践的检验。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对他人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不一定会立即造成严重的后果,因为可能要在所犯的错误过去很久之后,这些后果才会显现出来,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非常明显的因果关系。我们往往会惊讶地发现,对一个人的误解所产生的重大的后果甚至在几十年后才会显露出来。这种令人感到忧虑的情形告诉我们:任何人都有必要,且有责任去了解关于人性方面的知识。
我通过对神经病的考察证明:在神经病患者身上发现的种种心理异常、心理情结和心理失衡,其结构与正常个体的心理活动大体上并不存在什么不同之处。在两者身上,我们发现的是相同的构成要素、相同的前提条件、相同的运动变化。唯一的差别在于:在神经病患者身上,它们表现得更为明显,也更容易被识别。这一发现的价值在于:我们能够从相关的异常心理状态的案例中学习到很多知识,从而使我们具有更为敏锐的眼光去发现正常的心理生活中相关的运动变化及其特征。这里需要的仅仅是任何职业都不可或缺的训练、热情和耐心。
最初的伟大发现是这样的:在精神生活的结构中,最为关键的决定因素发生在童年的早期。然而这一发现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所有时代的杰出学者都曾有过同样的发现。这一发现的新奇之处就是,它使我们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个人童年时代的记忆、经验和态度与其之后精神生活的各种现象整合在一个确定的、前后关联的模式中。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将童年早期的经验、态度与成人的经验、态度进行对比;在这样的联系中,我们有了重大发现,即精神生活的个体表现绝不能被视为独立的实体。我们只有把它们视为不可分割的某个整体的某些特定方面,才能理解这些个别的表现;而且,只有当我们可以对它们在心理活动的总趋势和总的行为模式中所处的地位做出判定时,只有当我们可以发现个体完整的生活方式,并且真正明白他的童年态度的隐秘目标与他成年时期的态度等同时,我们才能对这些个别的表现做出评估。总而言之,这一发现非常明确地说明:从心理活动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从童年到成年一点变化都没有发生。某种心理现象的外在形式及其具体化、符号化的形式可能会有所变化,但其最基本的要素、目标和原理及那些将心理生活指向其最终目标的全部东西,则一直保持不变。一个性格焦虑症的成年患者,始终具有怀疑和不信任的心理状态,他千方百计使自己与世隔绝的这种做法,充分显示了他在三四岁时就已经具有了相同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但由于童年时期的幼稚和单纯,这些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就可以得到更为清晰的解释。所以,把大多数研究投向所有患者的童年时代,就成为一条对我们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规则。于是,我们就逐渐掌握了这样一种技艺,即通常可以在了解了一个成人的童年生活,但尚未了解其目前状况的情形之前,揭示出他的性格特征。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成年人的那些性格特征,可以被我们视为他童年时期所获得的经验的直接投射(projection)。
当我们了解了病人童年时期最为深刻的记忆,并知道如何对这些记忆做出正确、合理的解释时,我们就可以非常准确地重建病人目前的性格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体要想偏离他童年时期所形成的行为模式,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几乎没有人能改变他们童年时代的行为模式,尽管成年后,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处于完全不同的境况之中。在成年时期,生活态度的改变并不一定意味着行为模式相应地也会发生改变。事实上,精神生活的基础并没有发生变化。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和成年时期保持着相同的活动模式,我们可以根据这种现象做出如下推断:他的人生目标也没有发生变化。假如我们希望改变个体的行为模式,那么,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儿童经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理由。我们是否改变个体在成年时期的无数经验和印象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了解患者的基本行为模式。一旦掌握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基本性格,并且对他的疾病给出正确合理的解释。
这样一来,对儿童时期精神生活的考察就成了我们这门科学的支撑点,所以许多的研究者都致力于对生命最初几年的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中,还存在大量我们从未涉及和探索的素材,所以谁都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资料的可能性,对关于人性的研究来说,这些资料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还研究出一种方法,用于预防不良性格的产生,因为我们并不把研究本身当作我们的目的,我们实际上是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才进行研究的。因此,在教学领域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研究,我们把多年的时光贡献给了教育学。对每一个希望在教育学中进行探索,并希望把他在人性科学研究中发现的有价值的东西运用到其中的人来说,教育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没有主人的宝藏。因为教育学的知识就像人性科学一样,完全来源于实践,而不是书本。
我们必须认同个体精神活动的任何一种表现,使自己身临其境,与人们共同体验他们的欢乐和悲伤,这就如同一位出色的画家可以在他的肖像画里充分展示他所感受到的人物的性格特征。应该把人性科学视为一门艺术,有许多可供使用的工具。这门艺术与其他所有的艺术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对它们有一定的价值。尤其是在文学和诗歌领域,它的重要性更是非比寻常。它的首要目的是使我们掌握的关于人性的知识得到拓展和充实,换句话说,它必须使我们获得一种使我们的心理能够更好地、更成熟地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恰恰是在对人性的理解这一点上人们表现出异常的敏感。几乎没有人不认为自己对这门学科很精通,虽然实际上他们对此缺乏相关的必备知识;而如果在别人的要求下对他们关于人性的知识进行检验,几乎每个人都会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冒犯,并为之生气。只有那些以同情之心体验到人的价值的人才是真正希望了解人性知识的人,换句话说,他们自身有过心理危机的体会,所以也能准确地从别人身上识别出这些危机的存在。
基于此,在对我们的知识加以运用的过程中,使用适当的策略和技巧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因为如果我们粗鲁地把从一个人灵魂深处探寻来的赤裸裸的事实全部呈现在他面前,那么,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让人觉得可恶的了,也没有什么事情会遇到更抗拒的眼光了。我们要对那些不想招惹麻烦的人良言相劝,让他们在对待这一问题时加倍小心谨慎。有一种可以让人轻轻松松就变得声名狼藉的方法,那就是轻率而鲁莽地滥用、误用从人性知识中得到的各种事实,就好像一个人非常急切地要在饭桌上显示出他对邻座的性格特征非常了解或已经推测出其大部分性格特征一样。仅仅引用这门科学的基本原理作为最后的结论,并以此教导那些并没有从整体上理解这门科学的人,同样是十分危险的。在这个过程中,就算是那些对这门科学真正理解的人也会因此而蒙受耻辱。我们不得不再次重申我们已经说过的话:人性科学迫使我们变得谦虚。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轻率地将我们的实验结果公之于众。这种行为更像是一个急于炫耀自己并且把自己所能做的一切都一下子展示出来的小孩的所作所为。对于成年人来说,这很难被认可为是一种得体的行为。
我们建议那些对人的灵魂有一定了解的人首先进行一个自我反省。他不该在不情愿做出牺牲的人面前,展示他在为他人服务中获得的实验结果。他这样做只会给一门仍处于发展之中的科学带来新的困难,并在实际上使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这样,我们就得被迫忍受那些由年轻的探索者的轻率和热情所造成的错误和负担。我们一定要谨慎小心并牢记:在得出局部的结论之前,我们必须从整体上对事物形成一个全面的观点。而且,只有在确信其对某个人有利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将这些结论公开。通过错误的方式对他人性格做出判断或在不适当的情况下对他人性格做出正确的判断,都会给他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在继续我们的各种思考之前,我们必须要对读者已经产生的各种反对意见做出回应。我们之前曾经讲过,人类个体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这种观点对许多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因为在某个人的一生当中,会在许多经验的影响下改变他的生活态度。我们一定要记住,任何经验都可能有多种解释。我们会发现,从同一经验中不同的人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说明一个事实,即我们的经验并不总是让我们变得更聪明。确实,一个人可以学会避免一些困难,并获得一种对待他人的哲学态度,然而他据以行事的行为模式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在以后的考察过程中,我们将会发现,一个人总是运用他的各种经验达到同样的目的。经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他所有的经验都必须与他的生活方式相适应,与他的生活模式完全吻合。毫无疑问,我们的经验是由我们自己塑造的。每个人的生活模式都决定了他如何去体验及体验到什么。我们注意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从他们的经验中随意地得出他们预期的结论。有这样一个男人,他总是不断重复地犯下同一种错误。假如你成功地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的态度将会发生变化。实际上,他可能会进行这样的总结,他以前就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然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非常罕见的。他更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说他已经积重难返,以致很难一下子改变这种习性;他也可能会为自己的错误责怪父母和自己所受的教育;他也可能会抱怨说,他不曾得到谁的关心,或者说他从小就受到宠爱,还可能会说自己遭受过粗暴的对待;总之,他会千方百计地找寻各种借口来为自己的错误开脱。不管他找到怎样的借口,他都暴露了一个事实,即他渴望推脱自己的责任。他采用这种方式,看似正当地逃避了自我批评,避免了所有的自我谴责。他永远都不会责怪自己,他将自己不能心想事成的原因全部都归结到别人的头上。这类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几乎不会为了避免错误而付出自己的努力。相反,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错误,会以很大的热情去责怪他们自身所接受的不良教育。只要他们希望继续这样做,这就会成为一种卓有成效的借口。一种经验可能存在许多种可能的解释,从任何一种单一的经验中都可能得出多种不同的结论,这一事实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从不试图去改变他的行为模式,而是千方百计地转变、歪曲自己的经验,以使这些经验适合于他的行为模式。对人类来说,最难做到的就是认识自己和改变自己。
如果一个人并不精通人性科学的理论和技巧,想把他人教育成为更好的人是很困难的。他完全可能只是做一些表面文章,并且会执迷不悟地认为,由于事情的外在方面已经发生改变,他完成了某些意义重大的事情。从实际情况中我们可以发现,只要个体的行为模式本身不发生改变,这种技巧只会对个体产生极为微小的改变;只要个体的行为模式本身没有受到影响并发生改变,一切表面的变化都是外在的,并不具有任何价值。
要想使一个人的行为模式发生改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某种乐观的精神和高度的耐心,而且首先要摒弃一切个人的虚荣心,因为,从责任的角度来看,被改变的个人并不一定是他个人虚荣心能接受的对象。此外,改变的过程必须对其进行一定的指导,即必须要使这种改变对被改变的人来说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不难理解,如果一顿美味佳肴不是按照人们期望的适当方式进行烹调和端送的话,人们很可能会拒绝享用这一顿他们原本非常爱吃的佳肴。
在人性的科学领域,还存在被我们称为社会的方面。如果人与人之间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方,那么,人类无疑会更好地相处和沟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定不会尔虞我诈,也不会有失落感。这种欺骗存在的可能性对社会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危险。我们一定要把这种危险告诉我们的同事,事实上我们正在向他们介绍这种研究。他们必须要让他们进行科学实践的对象懂得在我们身上起作用的未知的和无意识的力量的价值是什么;并帮助他们的对象了解所有人类行为中隐蔽的、扭曲的、伪装的伎俩和把戏。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掌握人性科学,并且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自觉地意识到它的社会目的。
什么样的人最适于搜集这门科学的材料并对其加以运用?我们已经讲过,这门科学不能仅仅用在理论上。仅仅清楚所有的规则和资料还差得很远。我们必须把研究结果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并使研究和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具有比以前更为敏锐、深刻的眼光。这无疑是人性科学理论方面研究的真正目的。然而,只有当我们走出理论的束缚,走进生活本身并且在生活中对我们所掌握的理论进行检验和运用时,这门科学才能充满活力。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在我们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只能获得少得可怜的人性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大多都不正确,因为纵使教育事业发展到今天,也依然不适于为我们提供关于人类灵魂的可靠知识。儿童们全都被放任自流,他们可能完全依靠自己来评估自己的经验,完全是在课堂作业之外才能使自己得到发展。我们还不具有一种传统来获得人类灵魂的真正知识。人性科学在今天所处的位置无异于化学在炼金术时代所处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仍处在社会关系中,尚未被复杂、混乱的教育体制分裂出去的人,是从事有关人性研究的最佳人选。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所涉及的男人和女人,不是乐观主义者,就是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他们还没有完全屈服于自身的悲观主义。但仅仅与人性接触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亲身进行体验。鉴于目前我们的人性教育严重缺乏的事实,只有一种人能够真正准确地理解人类的灵魂。他们要么是真心忏悔的罪人;要么是那些曾经陷入精神生活的旋涡,在所有的错误中奋力挣扎并最终把自己拯救出来的人;要么是那些曾经靠近这一旋涡并且受到其激流拍打的人。当然,还有一些人也可以掌握人性,特别是那些具有认同能力和移情(empathy)能力的人。那些经历了种种激情的人会获得对人的灵魂最深刻的理解。在当今这个时代,真诚悔悟的罪人就像在各大宗教开始形成的时代那些开创者一样,是具有很高价值的一种人。他们比数以万计的正派人站得更高。这怎么可能呢?因为这类个体曾克服了人生中的千难万险,曾经从生活的泥泞中获得自我拯救,通过人生中这些堕落的经历,他们受益匪浅并获得了某种力量,使自己得到了升华,他们既能理解人生好的一面,也对人生坏的一面有所感悟。对于人生的这种理解力,即使是正派的人也无法和他们相媲美。
当我们发现某些个体由于其行为模式而不能拥有幸福人生时,在我们有关人性的认识中,便会产生一种绝对的责任感去帮助他们对错误的人生观进行调整。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一种更好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更能与这个社会相适应,更适合于获得现实存在的幸福。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一套全新的思想体系,给他们指出另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社会感和公共意识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我们并不准备构建人的精神生活的理想结构。对一个困惑的人来说,某个新的观点本身便具有相当大的价值,因为他正是从这里意识到他是在什么地方误入歧途,酿成错误的。按照我们的看法,严格的决定论者濒临酿成错误的边缘,他们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视为原因和结果的序列。只要自我意识和自我批评依旧保持其应有的活力,并且仍然是人生的主旨,因果规律就会变得完全不同,经验的结果也会获得崭新的价值。只要一个人对其活动的源泉和灵魂的动力拥有绝对的控制能力,他认识自我的能力就会获得大幅度的提高。一旦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就会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他就会不再逃避他的知识匮乏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