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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登基，雍正既要面对气势汹汹的朋党，还得处理民间流传的与自己相关的小道消息。自然，这些小道消息没有一条是正面的。任何时代，皇室丑闻永远被民间八卦爱好者们所追逐。不死的八卦之心，使得在雍正这样的高压时代，竟然存在着地下小报。而这些地下小报的编辑们，也有着八卦新闻的富矿，那就是在帝位竞争中失败的阿哥们。
雍正登基之后，诸多关于他酗酒、好色、抢夺兄弟皇位的小道消息流传于民间。面对这些飘忽不定，口耳相传的谣言，雍正也无可奈何。雍正四年，京内一份小报上突然刊登雍正在端午节与群臣狂饮作乐的消息。雍正阅后勃然大怒，严令兵部、刑部抓捕审讯，并指出这些消息都是竞争帝位失败的允禩、允禵余党在造谣滋事。不久报房的两个负责人何遇恩、邵南山被抓捕处决。可谣言的传播，绝不是杀掉两个小报记者就能扑灭的。谣言的危害，不单单在于它指向雍正个人的品质，更指向雍正，乃至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
谣言是致命的，但一些读书人却迷恋于此，并以脱离了现实世界的头脑，试图将这些谣言演变成为现实。
雍正五年，岳钟琪官拜川陕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太子少保，授宁远大将军印，堪为雍正最为恩宠的臣子。但岳钟琪却时刻谨慎，不敢露出骄横之态，因为前有年羹尧之鉴。年羹尧曾得到雍正看似牢不可破的信任，也有着深厚的私人情谊，转眼间却被打入冷宫，最后沦落到自尽的下场。
岳钟琪又有着不同于其他人的历史包袱，他是岳飞的后人。民间涌动的反清情绪，使民众本能地认为，这个掌握着重兵的岳飞后裔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有一天会起兵反清。岳钟琪担任川陕总督后，有名叫卢宗汉的男人在成都府沿街叫喊：“岳公爷带川陕兵丁造反，四门设有黑店，杀人，杀人，杀人！”
岳钟琪战战兢兢地给雍正上奏，报告了此事。雍正反而安慰他：“数年以来，在朕面前谗谮你的人太多了，收到的告密信就有一箱。有人说你是岳飞之后，要报宋金之仇，真是荒唐悖谬至极。”这些谣言造的确实没有技术含量，如果清代的岳钟琪要去报金灭宋的仇，鸭也能为在锅里的鸡报仇了，雍正看了只能哑然一笑。处理的结果是将卢宗汉斩首，继续重用岳钟琪。
一年，岳钟琪突然接到一封投书。投书者自称张绰，帮一个叫作夏靓的人过来送信。岳钟琪一看信封就知道其中必有玄机，信封上直呼他为“天吏元帅”，于是他将张绰扣住，自己则花了一天的时间仔细阅读了这封信。越看岳钟琪越心惊，冷汗淌遍了全身。信中不但称岳钟琪为岳飞的后裔，请他起兵反清复明，更罗列了雍正的十项罪行，如：“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夏靓在信中也对满清入主中原的合法性进行了质疑，认为满清入关，是“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取神器，乾坤反覆”，是“盗窃天位，染污华夏”。在满洲夷狄的统治下，“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以致天怒人怨，灾害四起。
这封信是个烫手山芋，处理不善，必然身家性命全丢。岳钟琪思量再三，决定审问投书人。审讯时，为了表示自己坦荡无私，岳钟琪特意请按察使硕色在幕后监听。不想投书人张绰意志坚定，各种酷刑之下，却不露丝毫口风。再拷打下去张绰必死，岳钟琪也要落得个杀人灭口的嫌疑。无奈之下，岳钟琪只好捧着这个烫手山芋，向雍正问计。
在密折快马送京的同时，岳钟琪决定改行攻心之策。他请出一名叫李元的代理县令，装成岳府的仆人，安排李元与张绰见面。在二人相熟之后，岳钟琪特意安排了间房子，让李元、张绰同住，李元安排酒肉招待，并说先前的用刑，只是为了考验张绰。在经历了诸多酷刑之后，本抱必死之念的张绰，突然看到了游说成功的希望，自然轻信了李元，将真相全数说出。
送信的张绰真名张熙，写信的夏靓真名曾静，号“蒲潭先生”，湖南郴州永兴县人。曾静年轻时参加科举，获得过生员资格（秀才）。参加科举考试期间，曾静曾获得吕留良的著作，读后大受启发，“以为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举凡一切言议，皆当以他为宗。”吕留良学术思想中的“井田制”主张，对曾静影响尤深。
考中了生员后，科举上曾静再无突破，收了两个穷学生，清贫度日。作为生员，曾静须参加每两年一次的岁考，才可保住这个功名。岁考成绩分六等，一、二等为“科举生员”，可取得“乡试”的资格，三等如常，四等挞责，五等降，六等黜革。雍正三年，曾静岁考得了个六等，被黜革了生员资格。而此时湖南地方上豪强们兼并土地，过着奢华生活，此种落差更让曾静生出无限恨意。
走投无路的曾静，一度带了两个弟子准备去四川开垦，以求条生路。走到长沙时，突然看到官府“五星连珠，日月合璧”吉兆的布告。对一个走投无路，已陷入绝境的读书人来说，任何外界事物，都能让他迷乱的脑海中生出无限遐想。看到这个专属于雍正的吉兆后，曾静突然改变了心意，认为此吉兆也是在预示自己的命运。
此时的曾静仍然将希望寄托在清廷身上，他以为这吉兆是让自己去给雍正做国师，出谋划策，改变人间的不平，进入一个公平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吕留良所构想的井田制得到实行，人人有田耕，有饭吃。曾静决定不去四川，转回老家，策划“要来京城上书献策”。但这个策划持续良久，无从实现，可能是因为这两年中湖南遭遇水灾，曾静为了生存而奔走操劳，暂时无心无力上京献策。
在苦难生活之中，曾静重新思考，进而认为当年“五星连珠”的吉兆，恐怕另有他应。此时他对清廷已不抱希望，开始认为这改天变地的重任落在自己身上，“舍某取谁？”曾静开始疯狂地痛恨满人，在私人日记中留下了他的心迹，他以笔作刀，写下了对满人的满腔仇恨，对满人“只有杀而已，只有砍而已”！
当不能通过科举这条道路改变命运之时，读书人唯一的选择就是用口袋里的书，去闯出一个新天地。贫寒中的曾静，开始重新阅读以前得到的吕留良著作，从中大受鼓舞，心中萌生了推翻清廷的豪情壮志。
雍正五年，对吕留良推崇至极的曾静，特意派弟子张熙去浙江拜访吕留良。此时吕留良已去世多年，吕留良的儿子热情地接待了张熙，并灌输了一通反清复明的思想。曾静疯狂阅读着张熙带回的一批吕留良未刊书稿，已故去的吕留良灵魂在曾静身上附体，而希望就在反清复明的伟大事业之中。
曾静从来往的商人口中听得大官岳钟琪是岳飞后裔，以为岳钟琪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于是修书劝岳钟琪举兵反叛。不过曾静倒也不是毫无头脑，知道此举凶险颇多，故而命弟子张熙化名投书。可曾静穷的连路费都出不起，张熙不得不回家将自家房子当掉，作为盘缠。
此案破获后，抓捕曾静等人的行动颇为顺利。被捕时，曾静大声怒吼：“蒲潭先生今天死在这里！”
不过读书人的豪迈与骨气，沉浸在书斋中尚可，一入了官府，豪迈顿散，骨气无存。雍正特意下令，对曾静“不必刑讯”“勿令受苦”。在官府大堂之上，一个板子都没挨，曾静就开始对审讯官员痛哭流涕，跪求宽恕，并将前后经过一一供出，牵连了诸多人，引出血案无数。
曾静一案，最受打击的人却是雍正。雍正看了曾静写给岳钟琪的信后，自叹道：“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亦未料逆情如此之大也。”雍正满心委屈，他自认为做得足够好，足够多了。确实，与明代的皇帝相比，无论是智力，或是勤奋，抑或学识，清代诸帝均可大比分胜出。
然而，有一部分读书人却不买清室皇帝的账。自满清征服中原之后，一批秉持“华夏中心说”的知识分子，潜居民间，著书立说，择机而起。
这些读书人被“华夏中心说”所支配，认为中国以其文化先进而昂然处于世界的中心，周遭的蛮夷小邦，感受并膜拜华夏文明的光辉，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文化落后的满族，征服了文化先进的中原，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这是文化的沦陷，这是走入黑暗时代，故而必须反清复明。
然而，以文化为中心的世界观，带来的一种认知便是，哪怕是文化圈外围的蛮夷，只要认同并归化于中国文化，这也是可以接受的统治者，此即韩愈所言的“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满清入关之后，彻底皈依并推崇华夏文化。顺治帝祭孔，给孔子加上“至圣先师”等封号。康熙帝亲赴曲阜祭孔，并根据儒家学说，颁发《圣谕》十六条，作为民众的行为准则。至康雍时代，看起来国泰民安，四海升平。虽然清代皇帝取得了辉煌政绩，但吕留良等人坚持认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大义。”
一小撮反动文人，老是拿“华夷之辨”来说事，进而以此否定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雍正无限感慨，满心委屈，这些读书人啊，你们还求朕如何？朕勤政，朕膜拜儒家文化。朕虽是满洲人，可绝不是你们眼中的夷狄。让雍正更为震惊的是，吕留良对清代文人的影响不止于曾静一人，“海内士子尊崇其著述非一日矣”。
吕留良的巨大影响，“华夷之辨”的暗中流传，曾静的上书，民间的无尽流言，让雍正沮丧懊恼。他是个特别在乎名声，特别爱惜面子的皇帝，一切都要做到名正言顺。其实万千流言，丝毫动摇不了他的统治，可雍正还是要反击，以示自己统治的合法。
雍正帝亲自操刀，在《大义觉迷录》中对华夷之辨做了驳斥。雍正认为，“汤武革命”被士人阶层圣化了，汤武也是华夏周边的蛮族，他们能成为圣人，乃是由于他们学习了先进的文化。满人入主中原，只要它继承发扬了中国文化，那么，这和汤武革命有何区别？雍正进而提出，一个皇朝的合法与否，在于它能否“怀保万民、恩加四海”，如果一个皇朝能做到这点，便是有德之君，“有德者可为天下君，何得有华夷而殊视？”
进而雍正愤然道：“自我朝入主中原，君临天下，并蒙古及周边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之分哉？”
雍正行事却是与众不同，作为一个资深宅男，他的癖好很多，比如喜欢玩造型秀，收藏西洋器物，养了很多宠物狗，爱画像等等。对曾静、张熙，雍正也以不一般的方式加以处理。让世人惊讶的是，二人均被宣布免罪释放，并且雍正宣告：“朕之后世子孙也不得追究诛屠戮之。”
雍正还将曾静的口供，悔恨认罪的心路历程，以及自己对曾静邪说所做的驳斥文字，编为《大义觉迷录》，印发到全国各府州县学工，作为教材，向官绅文士宣讲。同时曾静、张熙被送到江浙等地，现身说法，宣传雍正的英明无双，并生动地展示自己的悔罪过程。
对曾静的宽大处理，雍正自己也知道有些不一般，在给宠臣田文镜的奏折上批示道：“遇到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
与对曾静的宽大相反，对已经死去的吕留良及其后裔，雍正却极其残酷。依照雍正的说法，曾静侮辱的是自己，可以原谅；而吕留良污蔑的乃是自己的父亲康熙，绝不可宽恕。虽然吕留良已经死去多年，仍将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戮尸示众。吕留良活着的儿子吕毅中被斩首，后人则被送往宁古塔为奴，又特意焚毁吕留良著作，并严惩保存有吕留良著作的读书人。由此也为民间留下了吕四娘报仇，刺杀雍正的离奇故事。
由于雍正的努力，《大义觉迷录》成为当年中国最畅销的书籍。通过此书，雍正希望消弭谣言，让世人知道，他的帝位是光明正大得来的。但谣言的吊诡在于，面对谣言时，你不理它，不解释，谣言会自己退潮。你越是解释，越是要澄清，这谣言看起来就越真实，波浪也就越汹涌。各种有关雍正的传闻，从皇宫恩怨，杀父杀兄，再到吕四娘报仇，遍传民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而雍正言辞真切的自辩则被忘得干干净净。幸好，他的儿子意识到了父亲的错误，并及时加以挽回。乾隆登基后，立刻下令在民间查禁《大义觉迷录》，并将曾静、张熙师徒处死。
顺治、康熙年间，各类高举反清复明旗帜的闹事者频现。在清廷残酷的武力镇压下，此类闹事在渐渐绝迹。到了雍正朝，斗争已走向无声的战场，争夺的是人心与思想。朋党之争不过是官僚集团内部的斗争，不会威胁到清廷的统治。而思想之争中，如“华夷之辨”之类的造说，则从根源上质疑清廷统治的合法性。曾静一案的意义在于，它使雍正意识到思想必须加以打击和控制。而要加强对思想的控制，就必须集中皇权，创设一个专为皇帝服务的私人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