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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取向在于以媒介生态学的视野研究电视民生新闻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因此，媒介生态学与电视民生新闻是我们思考问题的两条主要线索。国外关于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以及国内对于这一学术理论的引进与吸收，是我们首先必须关注的问题。
“媒介生态”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麦克卢汉（McLuhan）无疑是媒介生态学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所代表的多伦多学派的研究重点是寻求某一时代起主导作用的传媒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传媒对社会的影响、传媒与社会整合、社会变化的关系等问题。在具体的媒介研究中，我们可以将其作为分析媒介外生态或媒介间生态平衡、物种协调、互补、共存关系的理论依据。
1968年，纽约大学的尼尔·M·波兹曼在拓展媒介研究课程时，正式采用“媒介生态”这一术语，并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来做研究”，使之转变为媒介研究中的学术专有名词。波兹曼还是最早将媒介生态学研究在北美学术背景下机构化的创建者，他于1970年在纽约大学的教育学院设立了“媒介生态学研究”（Media Ecology Program）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课程。在波兹曼的学术领导下，再加上诸多对此持有共同兴趣的学者、思想家、作者和研究生的贡献，媒介生态学开始作为媒介研究的崭新领域而逐渐成型 [2] 。较之麦克卢汉将传播技术作为影响传媒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波兹曼则更多地把媒介视为文化的一部分，认为媒介生态学是考察“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们的知觉、理解、情感与价值”，以及我们如何就媒介促进或妨碍人的生存状态采取对策。因此，他对媒介生态的最直观的阐释便是“媒介作为环境”的判断。尽管对媒介生态学的理解存在不同的视角，麦克卢汉所代表的注重媒介外部生态环境的“多伦多学派”和波兹曼所代表的注重媒介内部生态环境的“纽约学派”仍然属于媒介生态学传统中的文化人类学取向 [3] 。
另外一种典型的研究取向是符号互动论取向。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法学院教授大卫·阿什德指出：传播生态（ecology communication）指的是各种论坛、媒介和信息渠道的结构、组织与可接近性。研究传播生态的挑战在于，发现一种视角，把信息技术、传播形式同传播行为（活动）连接起来。他将传播生态进一步分解成三个维度：“一种信息技术、一个传播范式、一个社会行为”。并相信传播生态能够解释我们的实在环境，即：“社会的和物理的环境” [4] 。关于媒介生态的概念，还有以下三种较为具体的定义：一种意见认为，媒介生态是关于媒介环境的研究，是关于技术与技巧、信息模式及传播符号在人类事务中扮演主导角色的观念，是关于技术决定论与技术演化论的研究。第二种意见认为，媒介生态是在20世纪以来社会迅速而剧烈变迁的背景下对作为环境的复杂传播系统的研究。第三种意见认为，媒介生态考察传播媒介怎样影响人类的感知、理解、情绪与价值，以及我们与媒介的互动是怎样帮助或促进我们的生存机会的。简言之，就是对作为环境的媒介的研究” [5] 。综合来看，第一种意见是将媒介看作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并与社会系统中的其他部分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技术进步对于媒介传播方式与自身发展的影响等。而第二、三种意见似乎有着某些共同之处，即两者都将媒介及媒介的传播活动看作是人类社会化过程及社会活动中的外部环境与决定因素。
相对而言，国内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尚处于介绍、引进和吸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时期。邵培仁教授较早开始关注并深入探讨了媒介生态学问题，他提出的“媒介生态学”和“传播生态学”等等概念为传播生态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创造了条件。他提倡要树立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即：媒介生态的整体观、互动观、平衡观、循环观、资源观。认为确立正确的媒介生态观念，对于化解媒介生态危机，正确而科学地管理媒介系统，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媒介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传播生态学要求人们确定媒介与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价值观和资源观，构建正确的信息传播与消费模式，建立科学的媒介经营与管理机制，确保生态的总体平衡和良性循环。” [6] 而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与阐述媒介生态学的专著是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在书中，作者分别讨论了“大众传播生态学的知识基础”、“媒介化与拟态环境”、“大众传播技术与组织生态”、“大众传播内容与形式生态”、“大众传播交往与行动生态”等内容，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作者在引进并整合北美、港台关于传播生态研究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从作为社会机构的媒介组织在社会系统中存在的几种联系的角度，阐释了传播生态的三个层次：中间层是传播原生态，传播活动和现象本身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活跃于其间的媒介是传播生态系统的主体，这一部分是媒介人类学、传播与科技、媒介产业组织学研究的对象；内层是传播内生态，传播活动和现象是个体甚至社会生存的“肌肤”，这一部分涉及道德和审美评价，也是传播社会学、新闻伦理学、媒介批评学、文化研究的对象；外层是传播外生态，传播活动和现象是更广阔的人与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这部分涉及制度安排，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因此，传播生态是传播系统内部的组织、构成、冲突及其与个体、人群、社会大环境之间的互动与演化 [7] 。作者运用演化经济学、生态学等跨学科知识，系统分析了大众传播组织演化、媒介种群竞争、媒介化与拟态环境、大众传播技术与组织形态、大众传播内容与形式形态、大众传播交往与行动形态等问题，对于媒介生态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有相当大的贡献。
在上述两位学者之前，尹鸿教授可以说是最早关注到媒介生态这一概念，也是国内最早将媒介生态学研究取向用于电视媒介研究的学者。他指出：“媒介生态学关注的是与人的生存相关的动态的变化的媒介环境，媒介对人的作用，作用过程、方式，特别是人类如何限制、控制、修正对媒介的使用，以维护和保护一种健康而平衡的媒介环境，使人与媒介、媒介与人之间保持一种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 [8] 。这与国外特别是北美媒介生态学先驱们以宏观的视角关注媒介生态的研究取向比较相似。2000年，张国良教授在上海开展了媒介生态方面的系列实证研究，重点针对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进行研究，在《新闻记者》2000年7—9期连续发表了“上海市民与媒介生态”系列调查报告。其研究视角属于受众与传播效果层面以及媒介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崔保国教授将媒介与环境的关系比作鱼与水的关系，并将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对象分为两大部类：“一个部类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另一个部类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研究人与媒介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可能把这类研究称为媒介环境学更恰当。这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媒介生态学体系。人与媒介环境的研究是把媒介环境作为社会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来研究，研究它的运作规律及其与人的相互关系；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的研究则是把对媒介的生存发展影响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等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研究，研究媒介与此之间的互动问题。美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接近于前一种研究，日本的媒介环境学研究也侧重于这种研究；而我国学者对媒介生态学关注和研究则更倾向于后一种研究。” [9] 刘建明教授在研究目前新闻学的前沿问题时讨论到了媒介生态问题。他认为媒介生态是审视媒介发展环境的一种观点，媒介体系与制约其发展的若干因素，构成相互依存与演变的生态系统，同类媒介之间的依存关系称之为媒介内生态，异类媒介间的依存关系称为媒介外生态。内生态层是指同种媒介内部的生态结构，表现为多个媒介的技术构成、管理体制及信息传播活动的能量比例 [10] 。这种关于媒介内外生态层次的划分主要侧重于考察媒介种群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不是媒介种群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联。因此，还是属于我们所讲的媒介内生态的范畴。
单波、王冰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3期上的《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价值与问题》一文 [11] ，对媒介生态理论的起源、发展、沿革、理论基础、基本框架以及媒介生态理论对于传播研究的参考价值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可以看作中国学者引进、吸收、推介、评价媒介生态学的学理性概括。还有一些研究则呈现出以媒介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微观视角为主体，以新闻媒介业务活动以及媒介经营管理为研究重点的特征，侧重于对媒介发展生存环境方面的研究。正如崔保国教授所言：中美学者对媒介生态研究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美国学者的立足点是从人出发，研究方法上以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为主，但丰富多彩且多元化，研究的面也很广很杂；而目前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切入点，主要立足于媒介，方法上接近政治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 [12] 。武汉大学“985”创新基地确定以媒介生态与媒介发展为研究规划的主题，并于2005年11月成功召开了“中美媒介生态与媒介改革”国际学术会议。这是由大陆学术机构首次举办的传媒生态领域的高规格学术会议，有力地推进了我国媒介生态学的建构与研究。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媒介生态学在国内尚属新兴的学术领域，国内学者及机构的研究在媒介生态学的建构、理论的引进与吸收方面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涉及到了媒介生态系统、生态危机、媒介环境、媒介生态现状等方面，但目前的研究思路与学科框架尚局限于理论的消化、阐释与学科体系的建构阶段。重理论分析少实践进程的把握、重定性分析少定量研究、重整体生态的分析少媒介种群间的生态问题探讨。对于内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中国新闻媒介而言，媒介生态学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在于：为大众媒介发展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以及不同种类媒介之间跨媒介联合与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面提供创新与拓展的思路。如将媒介生态学理论系统引入电视新闻媒介传播活动及机构建设，可以建构起一个“观众——电视媒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联的互动、平衡、协调的媒介系统，为研究中国电视新闻改革与发展提供方向性的论证。
中国电视新闻业的真正起步与发展还只有30年的时间，从1978年元旦开播的《全国电视台新闻联播》（《新闻联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台创办的《午间新闻》、《晚间新闻》和《早间新闻》，再到1993年《午间新闻》改为《新闻30分》，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属于传统新闻传播理念影响下的传播范式。1993年3月1日，中央台打破每天只有4档新闻的格局，增加到每天12次新闻。随后的5年时间内，几乎成为中国电视新闻改革与传播观念变迁的编年史，中央台相继开办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纯新闻栏目以及《实话实说》等谈话类节目，将观众的视线从传统的电视剧、纪录片、晚会等文化娱乐类节目以及报纸、广播新闻中吸引过来，充分利用电视传播声画兼备的优势，使观众真正领略到新闻的时效性与及时性，以及电视深度报道与现场采访的魅力。1997年中央台对三峡截流和香港回归的大型直播，更是将电视的传播优势发挥到极致，因此而被认为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直播年” [13] 。进入21世纪后，电视新闻改革步入了栏目化、频道化、专业化时代，以2002年电视民生新闻兴起为标志的栏目化改革，以及2003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开播为标志的频道化发展，成为新时期电视新闻改革的两种强势。电视新闻业的发展为电视新闻改革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素材。国内关于电视新闻改革进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的不同划分。陆晔、赵民将我国广播电视新闻栏目发展历程概括为四个阶段：从《电视新闻》到《全国电视台新闻联播》阶段（19581978）；从《新闻联播》的创办到中央电视台的《观察与思考》栏目的开办（19781987）；上海电视台《新闻透视》和福建电视台《新闻半小时》栏目的创办（19871992）；大型新闻杂志型栏目《东方时空》与新闻评论栏目《焦点访谈》的创办（1993年现在）。 [14] 张晓锋将我国电视新闻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电视新闻的发韧（19581977年）；电视新闻改革的启动（19781993年3月1日）；电视新闻改革不断深入（1993年3月1日2003年5月1日）；电视新闻传播的新突破（2003年5月1日现在）。2006年出版的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电视民生新闻现象——南京电视现象的专著《电视第三次浪潮——解析“南京现象”》序言中，作者陈正荣提出我国电视新闻改革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新闻联播”、90年代的“焦点访谈”、2002年以来的“民生新闻”等三次浪潮。即：“联播体”、“焦点体”、“晚报体”的三次浪潮。 [15] 作者将电视新闻节目形态以新闻报道体例的方式划分出来，比较清晰地描述了电视新闻栏目演化的基本线索，成为当下我国电视新闻节目形态的三种最具代表性的样式。透过这些电视新闻改革历程与电视新闻“体例”的转换更替，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电视新闻传播理念、方式、受众观乃至传播技术等方面的发展与变革，这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比较清晰的历史脉络。
电视民生新闻在国内盛行已有六年多的时间，其繁荣之势引起了学界与业界的广泛关注，有关电视民生新闻的研究迅速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大热点。由于电视民生新闻的发展时间不是很长，有关电视民生新闻的专著尚少，《电视第三次浪潮——解析“南京现象”》是国内较早以某一地域电视民生新闻现象为现实案例研究电视新闻改革与实践的专著。《民生新闻概论》则可以看作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民生新闻的著作。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南方传媒研究》第一辑“民生新闻专辑”汇集了广东乃至全国众多专家学者关于民生新闻的研究成果。较之专著，相关研究论文则呈繁荣之势，论文数量逐年上升，笔者以2002年至2008年6月为检索期间，以“民生新闻”为关键词在中国期刊网上检索，共检索到研究论文405篇，其中：期刊论文369篇，博硕士论文36篇。各专业期刊中关于民生新闻的专题讨论、个案研究、专栏文章层出不穷。《现代传播》2003年第2期以个案研究的形式率先开始关注电视民生新闻。随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先后就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栏目，湖南经视“都市一时间”栏目，安徽经视“第一时间”栏目，福建电视台“现场”、江苏卫视“1860新闻眼”、湖北经视“经视直播”等栏目，进行个案研究。与此同时，《电视研究》、《中国电视》、《视听界》、《山东视听》、《声屏世界》、《当代传播》、《传媒观察》、《新闻实践》、《新闻与写作》、《新闻爱好者》、《青年记者》、《新闻前哨》等新闻传播类专业期刊分别进行过专题讨论、个案研究，发表了一系列专栏文章，使得电视民生新闻的研究渐成规模。这些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研究论文，有相当一部分是电视民生新闻的实践者——媒介从业人员对电视民生新闻的创办、发展、繁荣等实践过程的回顾与总结，以及对电视民生新闻存在问题的反思。这些论文从感性层面到理性认知，从传播理念到实践操作，将电视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这一新样式原汁原味地展现给读者。学界的研究则更趋于理性层面，多数研究者以民生新闻的现实文本为研究模板，系统阐释了民生新闻的涵义、特征、时代背景、生存环境、价值理念、传播方式、社会影响及负面效应等，并指出了今后发展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关键问题。综合来看，学界对于电视民生新闻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
电视民生新闻留给观众的第一印象便是本土化与人本色彩，内容上锁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生存空间、生存环境，关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对群众有影响的事件及讯息；形式上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手段，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互动性，以拉近电视与观众的距离。对于这种全新的电视新闻报道方式，学界与业界最初关注的重点就在于“民生新闻”涵义的界定，也引发了一些激烈的争论。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电视民生新闻是一种电视节目类型；第二种看法认为电视民生新闻是一种新闻体裁；与传统的社会新闻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第三种看法认为电视民生新闻是一种全新的新闻传播模式或理念，更多体现为一种针对新闻媒介和新闻记者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与传播理念。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者认为对于“民生新闻”这样一个新的专有名词不必急于下定义，在民生新闻的概念认识系统内，多元观念的相互影响和讨论，客观上必然带来对民生新闻认识的逐渐清晰，甚至最终达成共识 [16] 。
作为一种全新的电视新闻传播现象，民生新闻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与当下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近年来，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工作方针以及一系列亲民、为民政策的出台，为电视民生新闻的兴盛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有学者指出：“以人为本”是全面解读电视民生新闻的逻辑起点；“三贴近”方针赋予电视民生新闻广阔的发展空间；对电视民生新闻的研究，必须放在党中央提出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时代大背景下进行，才能全面理解电视民生新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17] 。孟建等对于民生新闻产生的时代背景做出如下比较全面的概括：“传媒体制变迁中，媒体市场意识空前张扬；当前关注民生越来越成为自上而下的政府工作重点；向受众回归是中国电视改革十年来的大趋势；电视产业结构调整为省级电视媒体发展提供了新的可拓展空间；新一轮电视频道竞争引发省级电视台新的策略选择。” [18] 湖南经济电视台台长吕焕斌的观点则代表了业界的看法：电视民生新闻的出现，是社会民主政治进程不断深入的必然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文化价值观得以平等存在，原本讳言、模糊的“人本”意识开始回归。在市场需求与媒体需求的双重动力推动下，媒体的新闻开始逐渐改变高高在上、俯视众生的尊贵状态，转而以日渐平等的视角关注百姓的需求 [19] 。还有一些研究者从受众心理层面及多维视阈探究电视民生新闻的生成土壤、成长动力、心理基础、价值取向，分析了电视民生新闻广受关注的原因。
对于电视民生新闻的特征、价值取向及其现实意义，研究者关注较多。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描述：
（1）对电视民生新闻特征的总体归纳。如：题材社会化、视角平民化、受众地域化等。
（2）对电视民生新闻价值取向与传播理念的阐释。研究者对于电视民生新闻的价值取向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以民为本、民生内容、平民视角”。
（3）对电视民生新闻本土化与区域化发展的阐释。电视民生新闻的兴起被看作是中国电视真正拥有自己的“本土化新闻”的开端 [20] 。其最大意义在于开始了中国电视节目本土化的成功实践。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立足国情，顺应主流；本土化，构建“城市认同”；尊重传统，回归民间 [21] 。
（4）对民生新闻的传播价值与现实意义的阐释。研究者从电视民生新闻独特的题材范畴、传播理念和表现形态，独特的叙事方式、受众心理需求乃至其主持人所拥有的平民视角等方面探究电视民生新闻的现实意义，认为其重新确立了电视新闻的主体位置，树立了电视新闻在群众中的信任度，是对新闻规律本质认识上的回归。学者李幸首先将电视民生新闻称作中国电视的第三次革命 [22] ，其较为激进的言辞曾引发业内的激烈争论。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电视传媒中心副总裁景志刚则以稍稍平和的语气认为这是三次突围：1993年《东方时空》是第一次突围，但还是一个精英意识笼罩下的整体突围；湖南卫视娱乐化节目的出现是第二次突围，这种潮流是从娱乐的层面对中国电视居高临下的精英意识的一种“反动”；第三次便是2002年《南京零距离》的开播，“打造中国电视新闻新模式” [23] 。
随着电视民生新闻的兴盛与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研究者将这些问题概括为：节目的平庸化、娱乐化、琐碎化、同质化等，并进一步归纳出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片面理解“民生新闻”的内涵；新闻报道一味求“软”；低估观众的欣赏品位，热衷于报道“马路新闻”；职能错位，一厢情愿包打天下；把短、平、快当成是“民生新闻”的固定风格；错把“民生”当市民等 [24] 。
电视民生新闻的健康发展需要自身的改进与完善，在获取了第一步的注意力资源后，电视民生新闻面临着新闻价值的提升问题。针对党和政府今后一段时期的执政方略和电视民生新闻的未来走势，一些研究者注意到民生新闻的整体转向和价值提升以及民生新闻与公共话语平台的构建问题，并探讨了电视民生新闻与社会和谐互动的关系。另一些研究者则从新闻实践的角度探究电视民生新闻的发展方向，对改进电视民生新闻提出建议：民生新闻不仅要满足观众对本地新闻、身边事、身边人的信息需求，还要对新闻进行解读、分析、延伸等深加工的处理；不能对社会新闻“有闻必录”；要立足于反映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在个别例子中打转；民生新闻要成为社会各阶层信息表达与利益协调的场所；民生新闻的节目制作者要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升理论水平 [25] 。还有研究者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究民生新闻出现的几种发展趋向：树立公益品牌；政经新闻民生化；打造公共平台；对媒介行业自律与政府规管之间的相互协调进行初步思考 [26] 。李舒、胡正荣从宏观层面提出了民生新闻现象之后电视节目的三个发展方向：认清媒介角色定位，能将国家利益与公众利益相结合并体现出一致性来的电视节目才会获得媒介利益；善于寻求市场的空隙，从媒介功能的角度来看，大众传媒可以为各方信息表达与利益协调提供公共空间，实现权力机构与公众、权力机构内部以及公众各群体之间的沟通，以促进了解、产生好感，开展合作；节目内容要把技术进步提供的可能性条件利用到极限 [27] 。
总体来说，多数研究者对电视民生新闻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认为电视民生新闻应当而且完全可以在构建公共话语平台、承担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沟通协调社会舆论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开始引入美国公共新闻理念对电视民生新闻的未来发展进行构思，认为这是民生新闻发展道路上的一种转变，这种转变也将赋予媒体和观众更加神圣的使命。公共事件的形成、公共话题的产生，培养的不仅仅是有社会责任感、历史传承感的媒体，也将培养观众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有学者提出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或许是一条民生新闻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因为“公共新闻之于民生新闻是一个理念的提升”。为此要做到：新闻选材：折射公共话题，激发公众参与；报道方式：主动介入社会生活，构建公共话语平台 [28] 。“民生新闻在报道基本事实的同时，新闻传播者还要以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到公众事务中，发起公民讨论，组织各种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使公共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29] 在学界与业界热捧“公共新闻”的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怀疑公共新闻的积极作用与生存能力，提出这样的疑问：“公共新闻是民生新闻的突围之道吗？”认为“公共新闻运动是媒介在较高层次的一种自觉行为，不仅关涉到媒介的自身实力，同时需要一个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和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因此，公共新闻在中国的兴起尚需时日。” [30]
电视是最具商业潜质的媒体之一，电视业的经营与发展带来了丰厚的商业利润。许多研究者在关注电视民生新闻的时候，也涉及到了电视民生新闻的栏目经营与品牌运作问题。陆晔等认为：近几年西方电视新闻节目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商业电视逐步影响到公共电视，十分值得关注。其表现之一就是新闻节目的品牌和风格越来越成为影响力的构成要素。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电视新闻在日趋激烈的媒介竞争中，也开始出现类似的变化 [31] 。这种表现具体体现在：60分钟的长时段新闻直播，蕴涵了新闻栏目经营的新理念，触发了电视人对新闻栏目规模化经营的思考。在新闻传播环境没有得到突破性变革的情况下，通过对民生新闻栏目的规模化经营，从而闯出一条发展的道路，是一种具有可行性和低风险的明智选择 [32] 。对于如何打造民生新闻的品牌优势，吕焕斌总结湖南经视《都市一时间》的经营秘诀在于：策划创新，品牌塑造的整合传播策略；提升频道，整合营销的广告策划与经营策略 [33] 。《都市一时间》近年来几次成功的系列报道与公益活动策划是这一观点的佐证。还有研究者通过考察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5年来的收视率变迁，从塑造栏目品牌形象的角度分析，城市频道5年来的收视率曲线真实地反映了由名牌栏目盘活整个频道的改革历程，由此得出“一个栏目盘活整个频道”的结论 [34] 。2005年民生新闻品牌栏目广告发展论坛于9月1415日在安徽召开，电视媒体行业的理论与实践专家围绕民生新闻品牌栏目的广告传播价值，如何打造强势品牌栏目，以及今后民生新闻栏目的发展方向进行了研讨。与会专家表示，民生新闻栏目的本土化、平民化、服务性等特点，契合了观众的收视需求，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与此同时，也使媒体的影响力日渐高涨，品牌逐渐形成；同时获得了企业的青睐，实现了市场力的回报。打造个性化的民生新闻品牌栏目，是媒体在市场竞争中夺得先机的又一把利剑 [35] 。
由于电视民生新闻正处于发展过程中，研究者对这方面的实践成果的归纳、提练与总结还没有系统化，这方面的研究专著较少。陈正荣的《电视第三次浪潮——解析“南京现象”》概括出中国电视新闻传播模式经历了“联播体”、“焦点体”、“晚报体”等三次浪潮 [36] 。三次浪潮折射出三种不同的电视新闻传播理念。“联播体”是以宣传为主体的说教式传播。“焦点体”是以舆论监督、批评报道以及重大时政新闻为主体的新闻信息传播。“晚报体”是在20世纪90年代都市报业发展基础之上，在电视新闻改革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电视新闻传播模式，也就是标榜“民生视角、民本取向”的民生新闻。三次浪潮发展演进的轨迹折射出电视新闻自上而下、渐进式的不断回归平民生活的变革路径。朱寿桐主编的《民生新闻概论》（2006年）对于民生新闻的概念、特征，民生新闻的“倾向性”，民生新闻的“中国性”——中国特质，民生新闻的历史性与当代性以及民生新闻的学术性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于长洪、白庆祥所著《服务新闻论：民生新闻的原本解读》（2006年）则提出了一个类似于民生新闻的新的概念：“服务新闻”，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服务新闻的专著。另外，胡智锋、张国涛编著的《内容为王：中国电视类型节目解读》（2006年）中有两个章节谈到了电视民生新闻的实践，中央电视台刘东华编著的《当代电视报道理念与技巧》中有一小节谈到了民生新闻的典范《南京零距离》。朱羽君、高传智主编的《进退之间——中国电视新闻从业人员心态录》，对江苏广电系统几位民生新闻主创人员进行了系列访谈，对其心路历程进行了深入剖析。以上这些专著对于电视民生新闻的研究侧重于实务操作层面的提练分析，较少理论上的深入与研究视野的拓展。
综观近年来学界与业界对电视民生新闻的关注与研究，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第一，研究方法上比较注重定性分析和个案研究，大多以对电视民生新闻这一新的新闻传播现象的实践解析为主，以及对民生新闻实践中的经验与问题就事论事式的总结与评价，缺少适量的定量研究，从受众层面探究电视民生新闻的传播效果的研究成果更是鲜见。很少有研究者做过深入的受众研究，目前尚未看到关于电视民生新闻的大型观众调查与受众研究报告。
第二，研究内容上，近年来主要停留在对定义的界定、特征的归纳、背景的分析、问题的批评以及前景的展望上，缺少学理层面深层次的探究。前期的很大一部分研究论文中，主要讨论的是民生新闻的定义、特征、背景、问题等等，没有向理论研究的纵深迈进。对于电视民生新闻这一全新的新闻传播现象的讨论，应当可以置于社会转型期新闻媒介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互作用的生态环境中，在改革开放与新闻传播事业蓬勃发展的现实框架下进行考量。目前的研究对于民生新闻的结构失衡问题、媒介生态问题较少关注。今后对于民生新闻的研究，完全可以也应当引入媒介生态理论及相关观点进行分析。
第三，研究取向上，绝大多数研究者只关注到国内电视民生新闻现象，而没有将视角拓展至国际领域，笔者所检索到的资料中虽然有一些介绍美国“公共新闻”、比较“公共新闻”与“民生新闻”的文章，但真正论及美国“民生新闻”的，微乎其微。随着全球媒体交流的日益频繁，在世界新闻传播事业呈现国际化与地方化并存的时代，考察国外的新闻传播环境，借鉴与吸收国外先进的传播理念，对本土新闻、民生新闻的运作方式进行探索与改进，是值得国内新闻业界与学界共同思考的重大问题。
由此看来，今后一段时间的电视民生新闻研究，至少可以向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一是引入媒介生态理论，从媒介生态环境的角度考察民生新闻的生存根基与发展前景，探讨民生新闻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互动关系，特别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互动关系；二是从传播效果研究与受众研究角度对民生新闻的传播效果、观众结构、节目评价等方面进行考量，建构一种科学的节目评估体系；三是进一步探讨民生新闻构建公共话语平台的理论价值与现实可能性，为民生新闻向公共新闻的转化寻求理论支撑。当然，民生新闻向公共新闻的转变是否真正能非常顺畅，现在还很难下结论。这还牵涉到一个媒介功能转变的问题，媒介究竟是新闻报道者还是社会舆论的组织者、评判者。如果是后者，从中国民众的媒介素养与媒介参与意识来看，新闻媒介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另外，这种转变至少存有两种隐忧，一方面公共新闻运动在西方虽然风行一时，但已经成为历史；另一方面民生新闻向公共新闻的转变是否又会导致电视新闻的去平民化（或者说再精英化），而失去其本身所拥有的“平民”色彩，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四是拓展研究视野，从西方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中吸取营养，进行中西方比较研究，为民生新闻的发展提供方向性的论证。研究方法上，应当借鉴西方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路径，融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种基本方法，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我们应当看到，电视民生新闻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占据地方电视新闻的主流，成为融合时政新闻、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市井新闻等多种新闻体裁的新闻模式，并将成为公共话语的表达与沟通平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因为民生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大的现实问题。无论是政府的执政方略，还是社会民众关注的焦点；无论是新闻传播事业的创新源泉，还是媒介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必然趋势，都表明了一个事实：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有利于电视民生新闻不断改进与完善，也将促使研究者向着更加理性与纵深的层面思考电视新闻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