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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美茵兹金匠古登堡发明印刷术（约1440～1450） [1] 之后，大量印行文字材料的能力很快就显示出来了。一位印刷商说：“有26个铅字兵我就可以征服全世界！”印刷术得到了新兴中产阶级、政府、大学的青睐，改革家和急进派都迅速使用印刷机，活字印刷带来的出版革命对全世界的巨大震撼是当时谁也不会料到的 [2] 。
古登堡所处的时代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和科学革命为印刷革命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又在印刷业的推动下得到了更快的发展。教会意识到新技术将成为“误导”信徒，传播“谬误”的“罪魁祸首”，它加强了禁书的各项举措。教会的力量衰弱后，君主的力量强大起来，宗教裁判所让位于国王的法院和秘密警察，亵渎神明罪变成了叛逆罪和诽谤罪，出版控制的工具——禁书目录成了国王和议会的印刷特许状，以及各种检查法和知识税、书报检查制度可谓千态百样，层出不穷。
英国的出版前检查制度，经过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基本上被保存了下来。出版商、清教徒以及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等一直对这种出版压制或管制进行抵制和抨击。实际上，在论述言论和出版自由方面，密尔顿不是第一人，也不是唯一的人。他是以前反管制努力的持续。但以前所有那些对出版自由的言论均不如密尔顿的《论出版自由》这篇对议会的演说那么系统、全面而深刻，那么意义深远 [3] 。1644年11月，密尔顿的《阿留帕几底卡：论出版自由》问世，是未经许可的、没有登记的出版物，没有印刷商、也没有书商的名字。它被写成向国会作的演说稿。书名是借用的伊索克雷蒂斯的《阿留帕几底卡演说》，但它们都是不用嘴说的演说词，是写了献给代表大会的——一篇是献给雅典元老院的，另一篇是献给英国国会的 [4] 。
密尔顿的这本为出版自由所作的经典性辩护的书在当时众多政论性小册子中被视为“像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厦的大本钟塔楼那样傲立于世” [5] ，被后人作为推翻检查制度的武器和新闻自由理论的奠基石，实现了他的“给后世留下他们不忍使之泯灭的篇章” [6] 的崇高愿望。
密尔顿（Milton [7] ，1608～1674），英国诗人，政论家。1608年12月9日出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清教徒家庭。父亲是一个钱业公证人 [8] ，爱好文学。受其父亲的影响，密尔顿从小喜爱读书，尤其喜爱文学。1625年16岁时入剑桥大学，并开始写诗。1632年取得硕士学位。因目睹当时国教日趋反动，他放弃了当教会牧师的念头，闭门攻读文学6年，一心想写出能传世的伟大诗篇。
1638年密尔顿为增长见闻到当时欧洲文化中心意大利旅行，拜会了当地的文人志士，其中有被天主教会囚禁的伽利略。密尔顿深为伽利略在逆境中坚持真理的精神所感动。翌年听说英国革命即将爆发，便中止旅行，仓促回国，投身革命运动。“国内同胞今日正为自由而战，我不能悠哉游哉，逍遥国外！”1641年，他开始参加宗教论战，站在革命的清教徒一边，写了《反对教会管理的主教制》一文。在一年多时间里他连续出版五本小册子，给保皇党和英国国教以沉重打击。1643年，由于和妻子玛丽·鲍威尔不和，又连续发表几本关于离婚自由的小册子，给保皇党和英国国教以沉重打击。1643年，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代表操纵国会通过法案，规定未经出版检查官审阅批准，不许印行任何出版物。密尔顿对这一法案十分蔑视，出版了《论出版自由》一书。1649年，查理王军在国会军打击下彻底失败后，革命阵营的独立派将国王处死，成立了共和国。这一行动使全欧震惊。密尔顿为提高人民对革命的信心与斗志，在处死国王两周后，出版《论国王与官吏的职权》小册子。1649年2月他参加革命政府，担任国务院拉丁文秘书。1652年，因劳累过度而双目失明 [9] 。
1660年，王朝复辟，密尔顿被捕入狱，不久被释放。从此他专心写诗，为实现伟大的文学抱负而艰苦努力。他用通过口授由人笔录的方法从事著作，共写出3首长诗：《失乐园》（1667），《复乐园》（1671）和《力士参孙》（1671）。1674年逝世 [10] 。
为了理解密尔顿的思想，应注意他一生中的两段最重要的经历。一段是他进剑桥大学学习与在霍顿别墅进修。那是他从16岁入学开始，到23岁取得硕士学位；再一段从23岁在霍顿进修到29岁旅游意大利止，前后共计13年。密尔顿在这么长一段时间内，是在人文主义思想哺育下成长的。还是在剑桥大学攻读学士学位的时候，他就用拉丁语进行了七次演讲，这些演讲从风格和语言上不仅反映了他对古典派代表人物了解得广博精深，更反映了纵使身为求学者，他就已经到达了这样的高度：自觉地继承他们的权威见解，以之为师 [11] 人文主义思想自文艺复兴时期在文学和哲学等领域蓬勃发展以来，教会的权威慢慢地但确实地在人心中削弱了，个人开始坚持独立思考精神。在哲学上理性代替权威，哲学摆脱了被监护的地位。这种思想开始流行起来，即认为真理可以得到，可以通过自由和不偏不倚的探究而取得，不是教会所规定的。这样的思想精髓也渗进密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书中。
密尔顿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思考精神觉醒，批评活跃，反抗权威和传统，反对专制主义和集权主义，要求思想、感情和行动自由。当时的欧洲，反对专制主义已经不是什么稀有的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的思潮。17世纪的文化领域，反对控制，要求自由，理性成了科学和哲学中的权威。如前所述，这种思想开始流行，即认为真理不是权威传给后世或教皇的敕令颁布的，而是由不偏不倚的自由研究获得的。神学把他的王冠让给科学和哲学。那个时期的高级精神生活的特征是，坚定地相信人类理性的能力，对自然事物有浓厚的兴趣，强烈地渴求文明和进步。但是，要注意的是，重视和渴求知识，不是为其自身，而是为实用，为其实际价值：知识就是力量 [12] 。
处在这样的思想潮流中的密尔顿，本身也具有伟大的抱负，“他的思想总以古代的伟大作品为榜样，决心把溪流中璀璨的石块堆积起来，筑起一座和古代楷模同样高大、同样光荣的纪念碑，这是为了永垂后世，使后世惊叹不已。他从早年就投身于这一事业，也就是说，献身于这一神圣事业。”他不仅具有这一崇高的愿望，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说：“由于我自幼在家父的照料监督下，在几位师长的教育下，学习了语言与同龄少年所能接受的科学，……他们给我极高的评价。……我请他们相信我在若干年后，将偿还现在欠他们的著作。” [13]
密尔顿博览群书，精通英文、拉丁文等几种语言，热爱古希腊、意大利等各国的文化艺术。他对世界的文化思想上的贡献当然不只《论出版自由》，他还写有《离婚的原则和戒律》一文，以反对教会统治下的婚姻制，赞美夫妻相爱和离婚自由；写有《建立共和国的简易办法》一文，为反对专制而“为自由而战”；写有《英国宗教改革论》、《教育论》、《国君和行政官的任期》、《主教之下的国家政权论》、《为英国人民声辩》等等政治性论文。事实上，他的名字和著作不仅几乎必然见诸文学史和新闻传播方面的经典书籍，也频繁地出现于政治学著作中，因此他的名字也常常与休谟、卢梭、康德、洛克、杰斐逊等连在一起，被称为“政治作家” [14] 。
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密尔顿虽然主要谈的是出版自由问题，但实际上他的论述范围涉及思想、言论、表达、政治等自由权。这一事实并不难理解，因为现实生活中，出版难与言论分离，言论难与思想分离，而言论，思想必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紧密相联，要谈清楚出版自由问题，就必须涉及多方面的内容。
密尔顿认为，“书籍出版许可制”是一种比残杀“理性的动物”为害更深的制度。因为书籍就像“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菁华保存起来”的“宝瓶” [15] 。不论是教会还是国家，如果把最关切的事项放在注意书籍与人的“具体表现”上，然后对“作恶者”加以惩罚，那么，“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就会同样容易”。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 [16] 。如果书籍出版许可制度牵涉到整个出版界的话，“就会形成一场大屠杀”，“杀死的不仅是尘凡的生命，而是伤及精英或第五种要素——理智本身的生气” [17] 。对于学术和学者来说，书籍出版许可制度“阻挠了最有价值的商品——真理的输入”。因为“哪儿有学习的要求，哪儿就必然有争论、笔战和分歧的意见”，“真理和悟性绝不能像商品一样加以垄断，或凭提单、发票掂斤论两地进行交易” [18] ，而通过许可制度去允许或禁止一种写作，允许或禁止一种思想的转播，就如同“不许人们自己磨快斧头和犁刀而必须从四面八方赶到20个许可制的铸造厂中去磨，那就和非利士人所加上的奴役制没有两样了” [19] 。密尔顿的结论是，出版许可制是“奴役学术的制度”，是“对学术进行暴君式的统治”，“对作者、对书籍、对学术的庄严和特权，都是一个莫大的污辱”。
诚然，就像密尔顿所比喻的那样，书籍如同酒肉，有好有坏，因此，书籍出版许可，并不等同于真理传播许可。但是，不论书籍如何，对它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密尔顿认为，“一切看法，包括错误在内，不论是听到的、念到的还是校勘中发现的，对于迅速取得最真纯的知识来说，都有极大帮助”，因此，他主张“读各种论文”，“听各种理论”，倡导“兼容并包的读书法”。这种主张和做法的思想基础就在于，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中，善与恶几乎是无法分开的。关于善的知识和关于恶的知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千万种难以识别的相似之处”，因此，“关于恶的认识与观察对人类美德的构成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辨别错误肯定真理也是十分必要的” [20] 。有人说，兼容并包地读书，会导致“毒素流传”，会导致“世俗诱惑”，密尔顿回答说，试图靠出版许可制度阻绝异端邪说和腐化堕落，原本就像“一位高明的先生用关园门来拦住乌鸦的办法” [21] ，“绝对达不到自身的目的” [22] 。“法律如果限制了本无定性、并且可以无分轩轾地产生善果与恶果的东西，它本身就必然也是漂浮不定的”。因为对于恶，“你虽然夺掉了一个贪婪之徒的全部财物，他却还是留下了一颗宝石——因为你无法剥夺他的贪婪”；对于善，“当纯真的真理自由发抒时，它的展示是一切方法和讨论所赶不上的” [23] 。所以，不论言论出版自由还是读书自由，实际上是给民众以“选择的自由”。密尔顿坚信“理智就是选择” [24] 。
密尔顿在抨击书籍出版许可制度的过程中道出了支撑着思想自由的写作自由、出版自由和读书自由的真正意义：“这自由是一切伟大智慧的乳母”。“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做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我们注意到，密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强烈呼吁的并不是出版技术方面的自由，而是出版内容方面的自由，“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做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作为“一个渴望自由并设法促进国家自由的人”，密尔顿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符合于真理、学术和祖国的利益”。他认为真理不是上帝施舍的，不是君主或政府训教出来的，而是人类自由地进行精神活动、思想活动的果实，是精神交流、智力交锋的结果。人类的包括了每个个体人的精神和智力的活动和交流，即是真理产生的源泉，也因此长久地成为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福祉。他与根据经济原则和自由企业的思想提出新闻出版自由理念的亨利·鲁宾逊不同，与以其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研究为依据，为新闻自由辩护的威廉·沃尔温也不同。当然，他们每个人的理论最后形成了对完善的出版自由理念的有益互补 [25] 这篇论文里强调了人类的独立而自由的精神，思考活动的无比巨大的价值，“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她的驳斥就是最好的和最可靠的压制。” [26]
密尔顿除了是思想家，他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诗歌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最精粹地体现了艺术精神，即自由的想象，美好的情感，高尚的人格和活跃的智力。世界文化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同样是伟大的诗人（或文学家）。如歌德、泰戈尔、鲁迅等。这绝对不是巧合，而近乎规律。诗人密尔顿以对自己的情感、情操、人格、梦想的无比热爱和深刻信心，“己所欲，施于人”，推己及人，演化出对与己同类的人类的无比热爱和深刻信心，对出版自由的热切深情的呼唤。遥思法国大革命中和后来在北美大陆上的对密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或梦想）的回应，便是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美妙注脚。而自密尔顿之后三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思想文化宝库里不计其数的璀璨成果和现实生活里的伟大进步，便是对密尔顿及其他的推动者的最好报答和最高奖赏。
应该承认，密尔顿《论出版自由》这篇演讲文辞华美，如珠妙言处处可见，对狭隘的教条和鄙薄的旨意嬉笑怒骂，确实痛快淋漓。但从法学意义上看这篇演讲，则不能期望太高。综观全文，与其说密尔顿是一个法学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演说家和文学家。虽然他强调了人的理性的价值，反对书刊检查制度，并认为“扼杀一本好书几乎十足像是杀死一个人”，但这些振聋发聩的思想并不是建立在严密的法学推理的基础之上的。“他就论题作崇高而激动人心的说教，可是立法者的问题却仍然原封不动。” [27]
事实上密尔顿本人对不同意见的态度远不是兼收并蓄的。“碰到恶意诽谤的书籍，他也会请来刽子手进行干预” [28] 。要真正理解密尔顿的思想，看来离开了当时的社会背景，离开了他自己的个性，都会误入歧途。
密尔顿曾提出一个关于出版管理的方法（我暂且称之为“登记制”），这一方法显然具有应用价值，但在当时并没有被当权者采纳，因为它既不符合当权者的利益，而公众的力量也没有足够强大到强行推广这一方法。但是，它却与目前世界上多数民主法制国家如英国、法国、日本等采用的登记制不仅形式相仿，甚至同属一脉（这里所谓的“登记制”，指创办出版业者在开业前按照预定的程序、格式，在登记机关予以注册登记的制度） [29] 。
不过对于登记制的运用也需要小心谨慎，因为不同的执法者对登记制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也不同。今天实行登记制的多是民主法制国家，全社会的普通民众和执政者经历了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无数次的思想陶冶，受到了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广泛深远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民主、平等、自由的观念和权力意识，在这样深厚的思想基础上，相应地，保护每个人的出版自由的各项制度十分完备，这时的登记制虽然和追惩制 [30] 区别，但也是大同小异，在一定的时空环境里，这两种出版管理制度都可以说是正当合理的，用意都在于完全保护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出版自由。但在密尔顿时代，登记制从管理形式上看，似乎比检查制要宽容、自由得多，实质上却也不过和检查制一样，是禁锢和焚烧异己思想的代名词，盖因当时全社会的经济、技术不够发达，人民（包括当权者）的思想未受启蒙，整个社会的主要部分仍停滞在一个大的专制的系统中，其出版管理制度这个小系统自然和大系统保持同质。
这也许反映了密尔顿思想中的天真幼稚之处，以为只要有了一个正确的双方都能接受的管理形式，他的自由理想就不会架空。其实不是。诗人密尔顿，好像是一边思想驰骋在自由的无边无际的时空里，一边在现实的生活中允许当权者缚其手笔，他的思想海阔天空地走了很远，他的双足在现实的土地上却举步维艰。他提出的理想是在他所处的时代里单凭他一个人的努力达不到的。这是密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当然，即使如此，仍属美璧微瑕，在出版自由学说的创立和发展史中，密尔顿功莫大焉。
在密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书中，为什么他会一方面为争取不受检查的出版自由疾呼抗辩，另一方面又主动提出“登记制”来接受束缚呢？除了上面分析的可能的原因之外，还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密尔顿能更加痛切地感受到社会现实生活中民众思想的良莠混杂，动荡不定。密尔顿一生命运多舛，婚姻理想、政治理想、宗教理想多有失意。虽能自始而终坚毅达观，但既为人杰，感受更深，怎不痛心伤情。他对现实生活和现实人的复杂性的逐步深入的认识可能是他虽坚持希望实行出版自由这一理想制度，仍然主动提出“登记制”的最重要原因。这种思想其实是对出版自由的更完整的认识。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在法国《人权宣言》中有明确的表述：“自由就是有权去做任何并不伤害别人的事情。因而每个人的自然权力只受到别人也有同样的自由权这一必要性的限制。”如果一个人的自由侵犯了其他人的自由，应对其言行进行禁止或限制。
其实，就算人类社会进化到现在，依旧有对各个出版社、新闻机构，乃至个人的言论行动的“自律”和“他律”，这实在是完整的出版自由思想的原生状态与真实样式。人性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子，人类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子，出版自由管理制度就最可能是什么样子，它是人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达成的一个思想妥协和制度妥协，或称思想平衡和制度平衡，一个永远动态的妥协和平衡。
总之，密尔顿主张的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思想给予后人以无穷的思想行动动力和灵感，后世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新闻自由等主张大都与其有或明或暗的思想渊源；这种思想提供了一个无限多元、无穷开放的思想空间，保障了各种思想产生的可能性，从而成为发现和发展真理的最佳路径；它鼓励思考和辩论，使人免于沦为识字的“文盲”。但它不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出版制度，而只是各种出版制度中缺点较少的，更为开放的一个。像任何别的事物一样，完美的出版思想和制度也是不存在的，然而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思想和制度能成为孕育真善美的广袤土壤，这正是密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书的崇高之处。列宁对于“出版自由”在西方中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同样有高度评价，指出：“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到19世纪，在全世界成了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