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把政治思想性作为一个不得不强调的特征呢?首先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在某次双语节目里,谈到台湾问题和“祖国统一”,主持人把“祖国统一”简单转换成英语“unification”脱口而出。一查字典也是没错的。实则不然!一个词就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政治觉悟和党性原则,这决不是极左的观点,更不是危言耸听。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证明祖国统一实际上是祖国的“重新”统一,并不是第一次统一。创作时我们应该敏锐感觉到,如果就用unification来表述,字面上虽然是正确的,政治含义上却是严重错误的,因为没有表达其深层的历史含义。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汉语转换成英语时就要加上表示“重新”之意的前缀“re-”,说成 “reunification”才能表明真实的历史,传达我们的立场。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我们的双语表述决不能停留在某些表层意义上,应有国情思考。
正如张颂教授所说 :“党性的高度和深度,决定着播音成品思想境界的高下优劣。”任何播音都具有思想教育或思想影响的性质与功能,这些功能会通过语言表达呈现出来。播音创作主体的主观认识水平和语言表达的两方面是有机统一的,而思想认识水平居支配和主导地位,直接影响语言表达的内涵。毫不夸张地说,与单语播音主持比较,双语播音主持对政治思想性的把握更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
双语播音主持创作者时常由外方和中方两方面构成。
就中方创作者而言,像一些年轻播音员主持人,精通英语,就以为对外国的一切都有了深入的了解,最容易在政治思想上放松警惕,缺乏免疫力;有些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崇洋媚外,却妄自尊大,在思想认识上具有排他性。所以,双语播音创作特别要警惕“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心态和传播观念的腐蚀,警惕民族虚无主义的奴性和国粹主义的自恋” [1] 。
就外方而言,比如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选聘的外国专家主要从事外语教学,帮助中国同事提高外语水平,或外语翻译、改稿等工作。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和广播电视节目双语化发展趋势,媒体不拘一格地选拔外国专家、从国外学成归来的 “海归派”从事双语播音主持工作。他们熟悉国外的情况,主持风格尤其适合外国受众的欣赏口味,为我国双语节目增添了不少新鲜元素。但是也不可否认,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受国外政治文化环境长期影响,他们自身仍存在某些局限性,偶尔他们对中国政治历史文化了解不全,也有一知半解的情况发生。所以,外方播音员主持人在双语创作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了解中国的国情,并把握好我们的党性原则以及正确的舆论导向。
政治思想性,实质上就是双语表达所反映出来的播音主持创作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的深度和广度。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形势下,双语播音主持创作必须要有党性原则,国情思考,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实事求是为根本。
诚然,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能代表外国受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但是我们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赢得更多的受众,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所以,我们在双语语言的政策分寸把握上,可以内外有别,有所侧重,或采取外国受众最能接受的方式,调整和完善表达技巧,才能在政治思想上更大范围地赢得外国受众。
[1] 张颂:《话语权简论》,载于《中国广播》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