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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把政治思想性作为一个不得不强调的特征呢？首先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在某次双语节目里，谈到台湾问题和“祖国统一”，主持人把“祖国统一”简单转换成英语“unification”脱口而出。一查字典也是没错的。实则不然！一个词就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政治觉悟和党性原则，这决不是极左的观点，更不是危言耸听。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证明祖国统一实际上是祖国的“重新”统一，并不是第一次统一。创作时我们应该敏锐感觉到，如果就用unification来表述，字面上虽然是正确的，政治含义上却是严重错误的，因为没有表达其深层的历史含义。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汉语转换成英语时就要加上表示“重新”之意的前缀“re-”，说成 “reunification”才能表明真实的历史，传达我们的立场。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我们的双语表述决不能停留在某些表层意义上，应有国情思考。
正如张颂教授所说 ：“党性的高度和深度，决定着播音成品思想境界的高下优劣。”任何播音都具有思想教育或思想影响的性质与功能，这些功能会通过语言表达呈现出来。播音创作主体的主观认识水平和语言表达的两方面是有机统一的，而思想认识水平居支配和主导地位，直接影响语言表达的内涵。毫不夸张地说，与单语播音主持比较，双语播音主持对政治思想性的把握更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
双语播音主持创作者时常由外方和中方两方面构成。
就中方创作者而言，像一些年轻播音员主持人，精通英语，就以为对外国的一切都有了深入的了解，最容易在政治思想上放松警惕，缺乏免疫力；有些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崇洋媚外，却妄自尊大，在思想认识上具有排他性。所以，双语播音创作特别要警惕“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心态和传播观念的腐蚀，警惕民族虚无主义的奴性和国粹主义的自恋” [1] 。
就外方而言，比如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选聘的外国专家主要从事外语教学，帮助中国同事提高外语水平，或外语翻译、改稿等工作。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和广播电视节目双语化发展趋势，媒体不拘一格地选拔外国专家、从国外学成归来的 “海归派”从事双语播音主持工作。他们熟悉国外的情况，主持风格尤其适合外国受众的欣赏口味，为我国双语节目增添了不少新鲜元素。但是也不可否认，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受国外政治文化环境长期影响，他们自身仍存在某些局限性，偶尔他们对中国政治历史文化了解不全，也有一知半解的情况发生。所以，外方播音员主持人在双语创作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了解中国的国情，并把握好我们的党性原则以及正确的舆论导向。
政治思想性，实质上就是双语表达所反映出来的播音主持创作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的深度和广度。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形势下，双语播音主持创作必须要有党性原则，国情思考，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实事求是为根本。
诚然，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能代表外国受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但是我们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赢得更多的受众，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所以，我们在双语语言的政策分寸把握上，可以内外有别，有所侧重，或采取外国受众最能接受的方式，调整和完善表达技巧，才能在政治思想上更大范围地赢得外国受众。
[1] 张颂：《话语权简论》，载于《中国广播》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