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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持人与蓝眼睛、白皮肤、黑眼睛、黄皮肤、黑皮肤……这些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嘉宾或观众在一个谈话场，文化差异就已经大量存在了（这里所说的文化差异不是指双方知识水平、文化修养和信息上的差异，而是指交流双方反映在文化背景和文化观念上的差异）。跨文化性，就是指拥有东西方文化感知差异和语言符号系统差异的播音员主持人和嘉宾、现场观众之间进行交流的特性。
在双语交流过程中，由于跨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要比在单语播音主持中多，尤其在谈话类双语节目中，注定绕不过跨文化差异，也就注定具有这一与生俱来的特征。
对创作主体而言，跨文化性表现在两方面：跨文化的创作心理和跨文化的语言表达。
跨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冲击结果有两个：文化的冲突或文化的融合。
在双语节目语境中，文化冲击导致的冲突随时发生。有冲突就有矛盾出现。冲突和矛盾，在生活中大家都不愿看到，但是，在广播电视电影戏剧里编剧和导演都喜欢，他们常常人为地制造剧情冲突、制造矛盾，恨不得不到一分钟就带给观众一个兴奋点，因为谁都知道，有冲突就会有看点，就可能紧紧抓住观众的眼球。
以北京电视台的双语谈话节目《国际双行线》的一期节目为例。该节目用不同年代有代表性的流行歌曲作引子，分段引出三对中外嘉宾上场对话。这三对中外嘉宾是来自不同年龄段的三代人（70岁、50岁、30岁左右的三代人），东西方老中青三代人交流对比，通过他们对青春时光的回忆来折射中国的变化，反映东西方历史的交融与变迁。因语言不通，同一年代的中外嘉宾之间无法交流，需要主持人双语主持来完成。节目就叫《边走边唱》。
两位主持人张蔚和姚长盛在节目一开场就用英语问来自美国的70多岁的Ted老先生年龄，Ted先生顺利作答。当再问第二代50岁左右的来自法国的维珊女士年龄时，遭到委婉拒绝，维珊女士巧妙采用了一种中国式的回答，她用法语含蓄笑说：我属龙。主持人汉语接应：今年24（现场哄然大笑）。接着主持人用英语问来自英国的Mathel先生的年龄，还好，没遭到拒绝。主持人对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嘉宾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禁忌（尤其是女士忌讳被问到年龄）并非毫无了解、毫无察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可见，主持人是想通过文化的差异制造矛盾冲突，使节目出彩。
从差异到冲突，仅仅是为了收视有看点吗？答案不仅如此。在双语交流中，跨文化带来的 “文化冲击”可能导致的误解和冲突，将足以改变交流本身。那么，冲突过后是什么？
在这期《边走边唱》的双语节目里，中美历史上的 “抗美援朝战争” 是嘉宾林连昆先生这一代中国老人不得不回忆的。
当来自美国的Ted老先生说起他那个年代正过着平静、闲适的家庭生活，流行唱着 “Love Me Tender”（《温柔地爱我》）；林连昆老先生却激情满怀地说“我们当时最喜欢唱的是战斗歌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此时，一个巨大的差异出现了。主持人张蔚瞬即抓住并放大这一“差异”，将其上升到了 “冲突”——主持人发动现场观众用掌声鼓励仍在激情回忆中的林老先生继续唱下去，现场气氛被很好地调动起来——林老先生唱着唱着， 唱到 “中华好儿女，卫国保家乡……把那美国佬都打倒”，不禁举起手臂，向身边那位美国嘉宾Ted做了一个 “开枪” 的动作（现场轰然大笑起来，中国观众更加热烈地鼓起掌来）。
主持人马上意识到中美历史文化差异的对照，而此时嘉宾情绪的冲突已经导向了一个高潮，主持人立即在掌声中引导嘉宾：“这是历史啊，林老和Ted，握个手吧！”（中、美两位老人的双手紧握在一起，微笑致敬，令现场再一次爆发出热烈持久的掌声。）
在这个节目片段中，主持人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嘉宾之间的交流，能充分重视观众的存在和反应，善于制造、善于引导并善于解决跨文化冲突，每排除一次障碍，意味着一次文化理解与融合的出现，于是节目就有了一种东西方历史的交融感，最终让中外观众达到了一种共识。该节目制片人宋民说： “冲突是表象，交融是目的” [1] 。
从个案研究可以看出：双语播音主持创作所特有的的跨文化性，是一个天生的制造冲突话题的因素，我们不仅要挑起一个个冲突，更重要的是解决一个个冲突，波澜起伏，节目才会好看、耐看。主持人通过引导差异、冲突，使之热烈交锋，再达到冲突的解决，最终实现文化的融合，在一轮又一轮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吸引着中外观众的眼球，开拓着观众的视野。
从这个意义上说，“冲突是表象，交融是目的”才是我们在节目中应该具备的一种跨文化创作心理。
双语播音主持艺术创作的跨文化特征是在“文化差异（文化之间不同之处）——文化冲击（文化的干扰和影响）——文化融合（文化的理解和共识）” 的模式中完成的。比如，主持人要在一个双语节目中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在这非常有限的节目时间里，是脱口而出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我们耳熟能详的形容词？还是描述令国人骄傲的 “黄山、黄河、长江、长城、京剧、汉字、中国结……”？或者浓缩讲一讲中华传统文化中博大精深的思想者孔、孟、老、庄？或者形象地讲述 “奥运会上穿超短旗袍边跑边跳边拉二胡的小姑娘”，从而打开一个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的大话题？这些我们自认为最能代表民族特色的东西，认为最值得自豪的东西，有时在外国人眼里可能不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再比如，给外国人讲北京奥运，外国人可能没多少人会认为是什么新奇大事。的确，在双语播音主持创作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同一句话，或同一件事情，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眼里具有不同的含义或不同的新闻价值。人们的解释总是主观的，人们总是从自己文化的角度去看其他文化。
就像申奥成功后，人们盛赞张艺谋申奥片的同时，指责也最多，对于其中一个镜头，争议也最大——北京老人提着鸟笼遛早儿的画面，这可是北京人轻松美好的传统生活方式的象征；但在西方人眼中，把鸟关在笼子里却是不人道、不文明、不环保的表现。
可见，文化的差异，包括两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会让人产生多大的距离！由此看来，双语播音主持创作不只在于“语言”的表达能力，更在于我们的 “跨文化” 能力。
如何运用跨文化能力进行“跨文化”的语言表达？古人云“道不远人”，跨文化的语言表达不外乎“以人为本”。首先是以受众为本，了解自己本土和对象国双方受众的文化，究竟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分析谁是目标受众，哪些是易于接受的，哪些是不易接受的，才能优化、扩大双语传播效果。
双语开口之前，要考虑的究竟是“语言”文化背景？还是所使用语言的“国家”文化背景？
比如，同样的billion，英国人说是万亿，美国人却认为是十亿，差异之大，不可忽视。主持人与之对话就不能只根据英语语言的文化背景来判断了，这就是跨文化性特征带来的复杂性。
一些语言学家指出，像英语这样具有国际性的语言，它已不可能与任何一种文化相结合。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把英语变为他们通用的语言，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交际，而不是只与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交际。英语实际上已经成为许多文化共同使用的语言 [2] 。比如，英国人和美国人同样地使用英语，彼此之间并不总是能听懂对方的话，国际间英语交际的文化背景知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语文化，而是使用英语的国家的文化。例如，到泰国、马来西亚做生意的日本商人在用英语交际时应以泰马两国的文化为交际背景。这样一来，英语实际上已不是作为一种民族语言来交际，而是作为一种国际语言来交际了 [3] 。
这是语言学研究者提出的“文化因素泛化”理论。笔者认为，“文化因素泛化”理论虽然将英语作为通用语工具化了，但实质上强调了对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间”的差异。对于双语播音主持艺术而言，跨文化传播更多的是这种“文化间传播”，即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间传播。从大量双语节目案例来看，双语播音主持的跨文化传播特征的确是跨越国界、在本土文化和异文化之间展开的。因此，不得不注重交流对象——嘉宾和观众的“国家”文化背景。
而对于同一国家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则属于 “文化内传播” 的特征。一个民族的统一文化特征中，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也存在着文化差异，形成许多亚文化群；即使在同一地区、同一社会阶层中，个人之间仍有差异。
举一个例子，2007年中国传统元宵节，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来到旧金山，大陆、港、台三位主持人梁永斌、曾志伟和吴大维在晚会一开场，入乡随俗同声说“晚上好”！而另一位旧金山当地女主持人却道“晚安！”令国内观众诧异，不知是她口误还是其他原因。这里有一个文化差异的可能，道“晚上好”的时间不同。在美国一般地区是下午六七点钟说Good Evening（晚上好），在印第安纳州的中部，人们在下午两点钟就用Good Evening（晚上好）招呼对方。道晚安的时间，在美国是在晚上告别时说Good night（晚安），而在同样说英语的一个地区，却是晚上见面时说Good night（晚安） [4] 。这表明，并不是只有一种美国文化，而是存在着许多种美国文化。从语言学看，这种“文化因素社区化”特征（旨在同一国家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社区之间的文化）更多地出现在单语播音主持的节目语境中。不过，在双语播音主持创作时，如果将文化因素社区化，可以时刻提醒主持人面对自己同一国家、同一民族的不同社会阶层或不同个体时，在微观层面注意：从对方的“语言”来判断文化背景，据此适时调整自己的母语交流方式，同时注意双语之间的转换时机。
综上所述，双语播音主持创作的“跨文化性”意味着：面对不同文化的交流对象，既要考虑文化间的差异，也要考虑文化内的差异；既要考虑语言本身的文化背景，还要考虑国家的文化背景。
[1] 2004年10月笔者与《国际双行线》制片人宋民的一次交谈。
[2] L.E.Smith（ed）：“Readings In English as Intercultural Language”，Pergamou Press .P.7，1983.
[3] 申小龙著：《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4] 申小龙著：《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