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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凤凰卫视主持人陈晓楠在战争前夕深入战区报道，她一会儿用英语机敏地与伊拉克向导谈判，了解当地民众的情况，一会儿手执话筒，面对观众，辞令出众地用汉语口述新闻事件，自信果敢，宛如一朵战地玫瑰，作为具备这种双语能力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主持人之一，令观众印象深刻。
什么是双语能力？简而言之，就是指娴熟运用两种语言的能力，包括听、说、读、写、译的能力。语言作为人类思维的工具、认识世界的工具，多掌握一门语言，就等于多掌握了一种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方法和习惯，双语能力是进行双语播音主持的一个基础能力。
在播音主持过程中，双语能力的表现有两种：隐性的双语能力和显性的双语能力。其划分的标准在于 —— 是否进行双语的有声语言表达。
2003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CCTV-2《全球资讯榜》邀请芮成钢汉语播报资讯，很长一段时间他时尚、青春、充满锐气的播音主持风格很受观众欢迎，芮成钢在中央电视台CCTV-9英语频道还主持英语节目，有时他的形象分别出现在CCTV-2和CCTV-9中英文两个频道的节目里。在CCTV-2，他用的是汉语，在CCTV-9，他用的是英语，应该说他具备双语能力，可称之为双语播音员主持人，但是，他在这两个节目里进行的只是单语种的播音主持，因此在两个节目行进过程中，芮成钢的双语能力都具有隐蔽性。
概而言之，当双语分别驾驭节目时（比如某人能分别胜任汉语播音主持和英语播音主持两项创作活动时），进行的只是单语播音主持，其双语能力具有隐蔽性，并没有通过双语有声语言表现出来，我们称之为隐性的双语能力。
播音员主持人这种“隐性双语能力”只包括：双语听知能力、双语感知能力、跨文化理解能力等非语言表达方面的双语能力。
一般而言，隐性的双语能力总是能在播音员主持人驾驭节目时提供一种潜在的支持。央视《足球之夜》的前任主持人黄健翔在解说国际赛事时，为什么总是能直接从国外传媒了解世界足坛的最新动态？总能第一时间获得国外媒体的背景解说和字幕等信息，使之渗透到自己的节目中去？黄健翔很少说英语，但他的英语功底很扎实，只是他常以英语为工作语言与外国同行合作节目，在幕后进行英语采访工作。“双语能力”给他的体育节目带来了与众不同的信息量，观众至今难舍就不足为怪了。
央视《对话》主持人张蔚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双语能力较强，节目要求她尽量说汉语，不说英语，因此在《创业从六十三岁开始》节目中，主持人张蔚和Viacom集团的董事长雷石东的对话是通过同声传译完成的。我们看到，雷石东先生不懂汉语，必须戴着同声传译耳机才能和说汉语的主持人张蔚交流。但是，主持人张蔚并没有依靠同声传译来完成整个对话，交流的气氛异常活跃，现场时时爆发热烈的掌声与欢笑，不可否认，主持人自己隐性的双语能力在交流中发挥了灵敏的“主导”作用。《对话》的另一位睿智型主持人陈伟鸿，具备一定的双语能力，在节目里也常用汉语主持，面对说英语的嘉宾，他虽不用英语对话，但是自己的双语听知和感知能力帮助他及时了解嘉宾的感受和反馈，从而能较为主动地驾驭谈话节目进程。
主持人的这种“隐性”双语能力完全可以通过外语教育培训后天习得；或者长期在国外的双语生活区自然获得。
北京电视台大型国际谈话节目《国际双行线》的一期双语节目《我要创业》，主持人张蔚用汉语和中国嘉宾e龙互联网公司董事长唐越、北京青年报社要闻版主编王林对话；转而又用英语问英国嘉宾互动行销公司CEO Byron；接着又转换成汉语采访现场的中国观众。主持人双语穿梭于中外嘉宾与观众之间，驾驭节目较为顺畅。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双语共同驾驭一个节目时，播音员主持人在节目中一会儿用汉语表达，一会儿用英语表达，必须胜任双语转换，必须通过双语有声语言的转换来完成节目。播音员主持人的双语能力通过双语有声语言表达同时显现出来了，我们称之为显性的双语能力。
显性的双语能力是指建立在双语听知能力、双语感知能力、甚至幕后的双语采编、编译能力基础之上，进行双语有声语言表达的能力——包括双语播报、双语即兴表达、现场口译等能力。然而这种“显性”的双语能力并不是仅仅通过外语教学就可以培养出来的。
双语播音主持艺术属于双语有声系列，因此，双语播音主持艺术的专业性，不是双语能力所能涵盖的。不言而喻，它包含着两方面能力，即：以“隐性”的双语能力为基础（双语听知能力、双语感知能力、甚至幕后的双语采编、编译能力为基础），运用“显性”的双语能力——现场口译、双语播报、双语即兴表达等能力进行有声语言表达的艺术。如何更好地运用“显性”的双语能力？将是本书探讨的主要范畴。
也许还会有人说，“播音员主持人就是没有双语能力，依靠翻译或者同声传译也可以完成交流”。此话不假，我们常常能看到主持人戴着同声传译耳机主持节目。
比如，在谈话节目中，谈话是一种实时“交流”状态，主持人说什么？如何说？何时说？他（她）的“表达”能力是建立在“倾听”能力之上的。如果主持人不具备双语听知能力，只能通过翻译才能和外国嘉宾、观众进行交流时，问题就出现了：
与外国嘉宾对话时，外国嘉宾的语气不同、伴随的体态语不同，所表达的意思就很可能别有意味。比如，说得短促有力，那就很可能传达说话人的厌烦和愤怒；如果音拖得较长并伴随克制的音高，那就显得特别富有威胁性；尤其是外国嘉宾说话时表情、手势非常多，含义也非常丰富……这些细微的差别，同声翻译无法全部传达到位；即使传达到位了，翻译传达速度的滞后性，又可能导致传达不够及时，翻译员滞后的声音与嘉宾伴随的体态语不同步，甚至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只有播音员主持人具备双语能力，才能心领神会，主动驾驭现场变化。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有一段经典表述可以对此给出一个解释。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指出，意义的产生和解读是两个相互联系但不同的过程，受到各自话语环境的限制。阅听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生活经历各不相同，因此，不能一概认为文本的制造者希望表达的意义就一定是阅听人接受的意义。
也就是说，即便翻译或同声传译忠于原始文本，严谨直译，翻译涉及的源头语言（original或source language）和目的语言（target language）之间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距。西方学者纽马克（P.Newmark）比喻外语的翻译犹如通过瞭望镜来观察一种外国语言 [1] 。翻译总是要受到译者主观条件和两种语言客观条件的限制，翻译不管水平有多高，只能尽可能地接近源头语言，而不可能把原意和神韵完全传达过来。大家知道，汉语诗歌的格律为 “平仄律”，英语诗歌的格律为 “轻重律”。英语是一种不“上韵”的语言，汉语和英语之间的互译转换，意象是可译的，韵律是不可译的 [2] 。如果主持人完全依赖同声传译耳机，或者完全依赖随身翻译人员的转述，那么信息始发者、翻译员、主持人三者之间个体差异导致的理解和表达上的偏差也会时常发生。
而媒体的权威性在于信源的提供者、消息提供者必须是当事人或目击者，或者是事件的最后认定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媒体在新闻报道上，始终要掌握原始信源 [3] 。尤其在国际突发事件的新闻直播中，无论是在演播室还是在新闻现场，新闻主播或主持人的双语能力可以解决紧急情况下抢新闻而语言工具不够用的尴尬局面。
新闻的实效和深度越来越要求主持人具备迅速处理信息的能力，来不及等待同声传译，新闻的突发性更不可能随时随地带上翻译员，即便有如此条件，所有通过翻译员过滤出的信息，在时间速度上，在意思的沟通上，还可能受到局限，最终第一时间又快又准地理解信息的人，就不一定是拥有话语权的新闻主播或主持人。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水均益在《前沿故事》中说，新闻主持人的生命力在于对许多事物，特别是对众多新闻背景的长期跟踪和掌握，在于用最快速度，利用最多信息，得出令人信服、于人有益的分析和判断，更在于善于运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头脑……何来最快速度？最多信息？面对国际突发战事新闻的连续报道，面对国际政要、高端人物的成功对话，不得不承认，水均益的双语能力是绝对突出的一个因素。
随着中国媒体的开放和交流对象的扩大，我们要利用新闻来宣传中国形象，争取在第一时间报道，提高中国新闻报道的权威性，有声语言传播者的“隐性”双语能力就显得非常必要；而面对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新闻当事人或目击者，连线对话、即时评论，“显性”的双语能力，是新时期媒体是否拥有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新信号。
[1] Newmark，P.，“ The Theory and Carft of Translation”，i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Abstracts，1976，9（1），5-26，转引自关世杰著：《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2] 关世杰著：《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3] 李希光著：《畸变的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