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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民生新闻”不仅是我国传媒界大力推进的传播新潮，而且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理论问题。检索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自2003年到2006年6月，各种刊物发表关于“民生新闻”的研讨文章已近200篇。事实上，有关研讨文章远不止这个数目。且不说网上发布的这类文章，仅正式出版的《南方传媒研究》第一辑“民生新闻专辑”，就收录未进入上述统计的有关文章30余篇。然而，民生新闻研究虽然很热闹，学术上的进展却难以令人满意。一方面，众多的研讨文章“大多处于零散的、经验性的、个案式的研究层面上，比较欠缺学术深度”
；另一方面，这些研讨文章往往自说自话，对“民生新闻”的研讨很少展开学术意义上的对话，以致有论者认为民生新闻研究存在着“七大待解之谜”：（1）“民生新闻”是否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命题？（2）“民生新闻”与“社会新闻”的关系究竟如何？（3）“民生新闻”究竟有哪些本质特征？（4）“民生新闻”是传播理念还是新闻类别抑或节目形态？（5）电视与报纸究竟是谁“抄”谁的“民生新闻”？（6）民生新闻热潮中的“尴尬”处境（指受到质疑、批评）为哪般？（7）“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
因此，澄清“民生新闻”的基本学理问题，给“民生新闻”一个科学的“说法”，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理论课题。本文将在吸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科学社会学的范式理论出发，对民生新闻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与阐述，以期推进民生新闻研究的深化。
民生新闻是什么？这自然是一切研究首先面对的问题。从现有资料看，这个问题并未解决。或认为民生新闻是一种“新闻类型”，如说民生新闻是“经济新闻、社会新闻两大板块中各划出一块来合并而成的”一类新闻
；或认为民生新闻是一种“新闻体裁”，如说“民生新闻的主要形态是以城市居民为传播对象，以频道主要覆盖城市为报道范围，以市民日常经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闻事件为主要题材的一种电视新闻体裁”
；或认为民生新闻是一种“节目形态”，如说“‘电视民生新闻’是以民众生活为主体的新型电视新闻节目”
；或认为民生新闻是一种“价值取向”，如说“‘民生新闻’并不是一个关乎新闻体裁样式的专业性概念，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针对新闻媒介和新闻记者的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
；或认为民生新闻是一种报道风格，如说“民生新闻不应该再作为新闻题材的一种，也不单纯是一种固定的节目形态或新闻体裁，而应该是一种风格追求与手法运用”
；或认为民生新闻是一种“话语建构”，如说“‘民生新闻’的提出是针对当前社会的‘话语建构’，它只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过渡产物”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显然，上述不同说法之间存在着学理上的矛盾。这是因为，新闻类型、新闻体裁、节目形态、价值取向、报道风格、话语建构这些概念各自具有内在的规定性，分别以之作为民生新闻的属概念，也就把民生新闻纳入了各不相同的理论范畴，这就必然让人产生“民生新闻”究竟是什么的疑问。已有学者注意到：“民生新闻与新闻学领域里传统的按照单一标准划分的样式不同，是多个标准共同生效的划分结果。”从内容上看，民生新闻主要报道的是日常状态下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及其所想、所感；从表达上看，民生新闻的基调和具体的表现手法与西方新闻界的“软新闻”类似，多采用一些符合普通百姓接受心理与接受能力的“软性”表达；从宗旨和终极目标上看，民生新闻是以关切的目光关心民生疾苦，将硬新闻软处理，同时赋予软新闻以硬道理，在进行舆论监督的时候也立足于问题的解决而不是简单地批评了事。不过，“让多个分类标准共同生效，一方面帮助我们从内容、表达、受众定位三个方面理解民生新闻这一概念，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困惑：在原有的新闻专业领域里我们无法找到与其对应的分类项。民生新闻就是这样充满悖论地存在着。”
如何解决这个悖论，作者的办法是等待民生新闻的再实践与再认识：“对于这样一个新的专有名词，没有必要急于给予其一个统一的界定。”因为“在民生新闻的概念认识系统内，多元观念的相互影响和讨论，客观上必然带来对民生新闻认识的逐渐清晰，甚至最终达成共识”。
诚然，对于新出现的理论问题，我们需要有一种开放的学术心态，容许多元观念的碰撞与交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学术研究固有的探索性，不然，还要学术研究干什么。因此，科学地回答民生新闻是什么，解决民生新闻充满的“悖论”——既是一个重要的新闻现象，却又无法在原有的新闻专业领域里找到与其对应的分类项，就是不能回避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悖论，我们就不能停留在现有的理论架构或认识框架之内，需要引入科学社会学的“范式”概念及其理论模式。
1962年，托马斯·库恩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范式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的模式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的变化就是范式（paradigm）的转换。不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le），即“两个范式之间找不到共同的基础来理性地比较高下”
；而同一范式则具有共享性，即范式是一套共同的科学习惯。1969年，库恩对范式作了进一步阐释：“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整体的一个元素，即具体性谜题解答；把它们当做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作为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
。在库恩看来，范式的构成包括以下四种要素：（1）符号概括，科学共同体共同使用的公式；（2）共同信念，包括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或是理论模型；（3）共有价值，科学共同体培养了科学家共同的鉴赏力；（4）范例。
1974年，库恩又把范式的构成要素概括为“符号概括、模型、范例”三种。
不论是四种还是三种，范例都是范式的典型体现，反过来说，“范式是共有的范例”
。因此，在简化的意义上，“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
。
值得注意的是，库恩所谈的“范式”其实是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科学范式”。推而广之，任何“范式”都意味着由一定的概念或术语、一定的世界观（主要是信念与价值）、一定的范例所构成的实践模式或理论模式。这样看，中外新闻传播显然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范式。比如，源自西方新闻界的客观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深度报道、新新闻主义，我国新闻界开创的典型报道、正面报道，就是不同的新闻传播范式。“民生新闻”的实践及其概念化，本质上是对我国当前一种新型的新闻传播范式的理论概括。换言之，如果要问民生新闻是什么，我们可以初步确定：民生新闻是一种新的新闻传播范式。2003年初，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城市频道总监景志刚曾指出，《南京零距离》这一档电视新闻节目的追求是着意“打造中国电视新闻新模式”
，实际上已触及民生新闻是一种新的新闻传播范式之真义。
作为一种新闻传播范式，“民生新闻”是多种独特内涵有机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新闻实践模式。前引李舒、胡正荣认为民生新闻是“多个标准共同生效的划分结果”之论说，其实已在一定程度上触及民生新闻传播范式的内在规定性。陆晔等人的论述更为明确：“‘民生新闻’不仅仅概括了媒介对报道内容的选择标准，还体现着报道者的立场、态度和出发点，更蕴含了媒介对自身社会功能的认识。”
遗憾的是，这些论说尽管把民生新闻作为一种新闻传播范式的多重内涵及其整合性较为充分地揭示出来，却并没有把民生新闻的本质明确地概括为新闻传播范式，可谓功亏一篑。
那么，民生新闻传播范式究竟包括了哪些具体内涵呢？应当说，以往对民生新闻内在规定性或本质特征的探讨，其实就是对民生新闻范式具体内涵的探讨。当然，关于民生新闻本质特征的认识还存在分歧。或认为“‘民生新闻’的本质特征应该是：民生内容，平民视角，民主的价值取向”
；或认为“平民视角、民生内容、人文叙事是其根本和核心”
；或认为民生新闻的基本内涵是“民间立场、民众视角、民本取向”
；或认为“民生新闻的基本定位是‘民生内容、民众视角、民本取向’”
；或认为“构成民生新闻要件的是新闻本位、舆论监督、人文关怀”
；此外，还有“本土化”、“大众话语”、“现场直播”等说法
。这些论说同异互见，可谓见仁见智。这里无意提出什么新说，只在众多说法中进行选择，从而进一步明确民生新闻传播范式的独特内涵。在我看来，作为一种新闻传播范式，民生新闻的独特内涵主要包括：
（一）题材选择上的民生内容。一般地说，民生新闻所聚焦的是平民百姓的生活、生计、生存、生命。在此意义上，“民生新闻”的题材选择十分广泛，“除了日常社会新闻外，可以涵盖于地方百姓最直接相关的政策服务资讯，有与时政新闻、社教新闻的交叉，还可涵盖一部分消费、经济信息”
。因此，就民生新闻的内容而言，可以说是“对最新的有关人民大众生计来源、生活质量、生存状态、生命安全及其相关心态的事实的报道”
。在这里，民生新闻在题材内容上已突破以往新闻学理论按题材内容进行的分类方式，以“民生”概念为核心对题材内容作了新的整合或聚合，形成了新的题材内容范畴。
（二）报道立场上的平民视角。多年来，传统的党报党刊或者电视新闻，往往过分注重自上而下的指导性，将受众看成是需要教育的对象，高高在上，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倾向。报道立场上的平民视角，就是贴近百姓生活，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去关注民生问题，用“平视”而不是“俯视”的目光看待百姓，更多地聚焦平民百姓和弱势群体，更多地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因此，平民视角意味着新闻工作者摒弃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意味着新闻传播过程以传者为中心转变为以受众为中心，意味着记者站在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上来审视民生新闻题材。
（三）价值取向上的民本意识。所谓民本，就是“以民为本”。在中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到孟子力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一直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无不闪耀着民本思想的光辉。民生新闻在价值取向上的民本意识，就是把人民作为国家的根本，充分反映民众生活，关注民生疾苦，为民排忧解难，表达对普通民众的人文关怀。如果说平民视角是新闻传播的出发点，那么民本意识则是新闻传播的根本宗旨。
（四）报道方式上的民众话语。在这里，“民众话语”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来报道民生内容，如采用一些符合普通百姓接受心理与接受能力的“软性”表达，特别是在电视民生新闻中，主持人多采取“说新闻”的形式，使观众产生“拉家常”的亲切感和收视愉悦。二是让民众在新闻报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对民生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再加上电话热线、短信平台等交流形式，使媒体成为民众言说公共事务的公共领域，较好地发挥传媒的舆论监督作用。
当然，民生新闻传播范式的这几个独特内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正是这几个独特内涵的有机统一才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民生新闻。正如湖南经济电视台台长吕焕斌所说：“何谓‘民生新闻’？我的理解是：媒体站在人文关怀的立场，从最广大普通百姓的需求出发，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播报、评说百姓关心的人和事，在反映百姓欲望、情感、意志的同时，积极为百姓排忧解难。”
这就意味着：“民生新闻不是一种具体的新闻体裁，也不是一种新的新闻类型”
，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价值取向，而是题材选择上的民生内容、报道立场上的平民视角、价值取向上的民本意识、报道方式上的民众话语的有机结合所构成的一种新型新闻传播范式。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种新闻传播范式，“民生新闻”中的“新闻”并非新闻文本意义上的news，而是新闻传播活动意义上的journalism。在英语中，“news”是指新闻、新消息（facts that are reported about a resent event or events），或者新闻报道（the news:a regular report of resents broadcast on radio and television）；“journalism”是指新闻业、新闻工作（work of collecting，writing，editing and publishing material i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or on television and radio）。两者的关联在于：journalism所包括的新闻采访、写作、编辑、出版等各项工作，都是围绕news这个轴心而展开的。大体上，news是名词，对应于汉语的新闻、消息；journalism是动名词，对应于汉语的新闻业、新闻工作，也即新闻传播活动。假如将“民生新闻”翻译成英文，准确的表述不是“news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而是“journalism for the people’s livelihood”。明确了这一点，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说民生新闻是一种新的新闻传播范式。
民生新闻概念的提出，是与《南京零距离》这一档电视新闻节目联系在一起的。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城市频道总监景志刚曾明确指出：“在我们的节目中，既有社会新闻、也有舆论监督，还有生活资讯，甚至时政新闻，反映的都是平民百姓日常状态下的衣食住行，以至于用任何一种传统新闻分类概念来概括都是片面和不合适的。……我们需要新概念来概括并确认《南京零距离》这类已大量出现在我们新闻实践中的节目样态的内涵与价值。”作者认为，对于将“实用资讯、生活投诉和社会新闻”这几个方面内容整合在一起的《南京零距离》及其同类节目，“用旧有的诸如‘社会新闻’‘舆论监督’等概念来概括已严重词不达意。也许更适合使用的是‘民生新闻’这一概念。因为，这一概念不仅字面上比较切题，而且内容上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这类新闻的平民视角以及民主的价值取向这样一些本质性的内涵。”
在这种观点得到广泛认可的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时统宇把“民生新闻”与中央电视台1993年开播的《东方时空·生活空间》栏目联系起来，认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通过对‘民生’的个别反映，去表现‘国计’的总体态势，包含了大智慧、大思路、大手笔。这句当年央视《东方时空》中‘生活空间’的栏目语犹如石破天惊，给中国电视以永恒的亮色，生动形象地表明了中国电视传播的基本定位，在中国电视现代化的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平民意识和人间真情构成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基本内涵和价值取向，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成为观众的新视点，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体验使得中国电视屏幕上洋溢着真诚和温馨”。
后来有论者或把央视《生活空间》栏目看做“电视民生新闻节目的雏形”
，或将其认定为“‘民生新闻’的真正开始”
。不过，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民生新闻在其刚刚‘面市’时，并没有获得如此命名，打出的却是‘都市新闻’或‘晚报新闻’的旗号。”
被当做电视“民生新闻”节目范本的《南京零距离》，在其运作初期所打出的旗号，恰恰就是“打造南京人的电视晚报”
。于是，又有论者提出，“民生新闻的孕育和生成应该说是以平面媒体——报纸为依托，特别是都市报。”作者进而断定，“民生新闻孕育、生成的时间应该说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
这样一来，民生新闻的产生就成为一个需要加以分析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民生新闻的孕育与生成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孕育阶段意味着民生新闻的某些构成要素开始出现，甚至形成雏形；生成阶段则是完整意义上的民生新闻的“真正开始”。在我看来，央视《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确建构了电视节目的平民意识，体现出一种民本取向，但《生活空间》所讲述的老百姓的故事只是具有一定新闻性的故事，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新闻，更非民生新闻。因此，“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至多只能说是电视民生新闻的孕育。而在1995年诞生的都市报，从一开始就明确定位为“市民生活报”
，“全方位报道各个市民阶层关心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体育等各方面的内容”
。当然，都市报最具特色的新闻报道还是“市民新闻”。对此，刘建明先生作过中肯的分析：“《华西都市报》在确定市民新闻的空间上作了精心的选择，在众多新闻印刷媒体中独领风骚。一是选择市民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中发生的事件，尽量避免报道发生在机关、企业内部的事实；二是对政治活动、单位内部事件如需报道，力求选择与市民相关的角度展现新闻的都市空间；三是除重大事件和党与政的重要活动，《华西都市报》不直接刊载或极少刊载经验性新闻、工作典型或会议新闻，如需报道，寻找同市民生活的粘合点，把事实的内涵拉向市民的心理空间，或突出简要信息加以提示；四是为扩展市民新闻报道，每天开辟外省市新闻专版，精选各地发生的典型事件。”
当然，都市报的这种“市民新闻”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崛起的新型晚报（如“晚报四小龙”即《扬子晚报》《钱江晚报》《深圳晚报》《武汉晚报》）中已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随着报业竞争的加剧，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传统晚报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这种“市民新闻”的做法。显然，都市报、晚报的这种“市民新闻”与后来的“民生新闻”在题材选择与价值取向上已具有一致性，已成为民生新闻的雏形。
与此同时，90年代中后期的电视新闻已开始吸取都市报、晚报的“市民新闻”做法，成就了电视民生新闻的早期形态。李幸说得好，“1995年，在《北京特快》上，就已经有这种民生新闻的品质了。然后在1999年成都台有一个《今晚8∶00》，也有这个品格了。”
不过，严格地讲，民生新闻的真正产生还是新世纪初的事情。其显著标志有二：一是深圳报业集团的子报《晶报》在2001年8月1日创刊，明确提出“以民生新闻为特色”的办报方向；二是2002年1月1日江苏广播电视总台都市频道《南京零距离》的开播。特别是《南京零距离》，更是民生新闻的典型范本，是民生新闻真正形成的显著标志。之所以如此，是有其内在理论依据的，只不过以往的研究没有将其中道理讲清楚。从范式理论来看，此前都市报、晚报的“市民新闻”虽然在做民生内容，并且具有民本意识的价值取向，但还没有产生民生新闻的典型范例，更没有进行自觉的理论概括。按库恩的范式理论，“范例”与“符号概括”都是构成范式必不可少的要素。人们之所以广泛认同《南京零距离》标志着民生新闻的真正开始，就在于这个节目不仅发扬光大了都市报、晚报的民生报道，而且将“实用资讯、生活投诉和社会新闻”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整合在一起，形成了民生新闻的典型范例，进而产生了普遍的“示范”效应，使民生新闻在报刊与电视等媒体上得到广泛实践，形成了新世纪以来的民生新闻热潮。与此同时，新闻业界人士又十分明确地把这种新的新闻传播现象概括为“民生新闻”，完成了“符号概括”这一理论使命，从而使民生新闻作为一种新的新闻传播范式清晰地呈现出来。
当然，民生新闻传播范式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升华，特别是要处理好以下两个关键的问题。其一，科学对待民生新闻与社会新闻的关系，尤其是科学看待民生新闻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如前所述，民生新闻在题材内容上与社会新闻具有相当大的交叉重合关系，而那些在题材内容的意义上与民生新闻相同的“社会新闻”之所以成为民生新闻，关键在于“在传播的过程中又多了‘一种加工的态度’——即‘从民生的角度、从百姓的视角、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也就是说，一样的世界，但不一样的观点和解释的方式，使它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
。然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新闻业界还把握得不够好，以致“在全国性的‘民生新闻’的大潮里，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裹挟着社会新闻、新闻娱乐化等花样”。细加分析，不难发现当前的民生新闻大潮在品格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应当说，“地方电视台做的这类新闻其实可以分为三种，即一般的、中间层的‘市民新闻’，往下走、俗一点的‘市井新闻’以及往高里追求的‘民生新闻’。”
如何让民生新闻避免降格为低俗化的“市井新闻”，同时让“市民新闻”提升为“民生新闻”，这是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其二，正确认识民生新闻传播范式与其他新闻传播范式的异同，特别是要弄清民生新闻与公共新闻的关系。民生新闻研究起步后的第二年即2004年，一些论者便针对通常被称为南京电视民生新闻节目之一的江苏卫视《1860新闻眼》的实践，特别是其“公推公选”的现场直播，提出了“公共新闻”的概念。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公共新闻与民生新闻并不矛盾，如孙旭培将公共新闻的理念概括为四个方面，即“培育和营造公民社会，监督和构建公共领域，报道和指导公共事务，交流和引导公共意见”，这些内涵与民生新闻显然具有某种关联度。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又认为公共新闻是民生新闻的一种提升，按陈昌凤的说法，“公共新闻突出一些民权的问题，突出公众的权益的问题，这个理念是对民生新闻的一种提升”。
在后来的研究中，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把公共新闻看做是民生新闻的提升之道。或认为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是一种“价值理念的提升”
；或认为公共新闻是“民生新闻的品质提升与自我超越”
；或认为公共新闻是“民生新闻的成功突破”
；等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美国发起公共新闻运动的倡导者罗森教授（Jay Rosen）认为，面对新闻业在商业化过程中遭遇的社会批评和信任危机，“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准确的汉译应是“公共新闻学”或“公共新闻主义”或“公共新闻业”）所要倡导的理念与做法是：“1）视人民为市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非受害者或旁观者；2）帮助政治性社群针对问题而行动，而非仅仅知晓问题；3）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非仅仅眼看着它被破坏；4）帮助改善社会公共生活，使得它值得人们关注。”
由此可见，“公共新闻”与“民生新闻”的确具有一定的关联，但其区别也是显著的：公共新闻的本质理念是民主，民生新闻的本质理念是民生。民主与民生，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在我看来，“民生新闻”（journalism for the people’s livelihood）与“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应当是具有本质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两种新闻传播范式，如何在实践上与理论上辩证地把握其异同，还需要不断探索与深入探讨。
确认民生新闻是一种新的新闻传播范式，这是事实判断。科研研究在进行事实判断之后，还应进行价值判断。因此，接下来有必要追问：应当如何认识和评价民生新闻这一新的新闻传播范式？已往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极端，批评者认为“民生新闻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具有独立内涵的新闻学概念”，因为“所有新闻都是为了民众和民众关心的，因此，应该都是民生新闻”。
所谓“民生新闻”，“实际上也还是传统的‘社会新闻’的花样翻新，这有点类似于家电业的概念游戏，只是为了听着更新鲜更招人耳目罢了。”
而赞同者对民生新闻给予高度评价，或称为“中国电视的第三次革命”
，或称为“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第三次浪潮”
。在我看来，前引论者对民生新闻的批评，如果不是故意曲解“民生新闻”，就是根本没有认识到 “民生新闻”的特定内涵，是经不起推敲的。那么，民生新闻是否就是“中国电视的第三次革命”或“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第三次浪潮”呢？如果是，又是在什么意义上而言的呢？这在学理上需要作进一步分析。
对民生新闻在整个中国新闻发展进程中的“改革”或“革命”意义，大多数论者都给予积极评价。或认为民生新闻是“中国新闻改革稳妥而有效的突破口”
；或认为“民生新闻”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大众化新闻’”
，从此，“中国才真正开始拥有了自己所谓的‘本土化新闻’”
；或认为“民生新闻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电视传播的主流，关键在于它是新闻宣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三贴近’方针的最直接、最形象、最生动的体现”
；或认为“民生新闻实现了一种话语权的转移，即从传统上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的转移”
；等等。
应当说，这些评价都闪耀着论者的真知灼见，对认识民生新闻的价值很有启发意义。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评价往往是随意议论多而严谨分析少，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概括，难免给人以一鳞半爪之感。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评价民生新闻时大多就事论事，没有把民生新闻作为一种新的新闻传播范式来进行本体性的观照。如果着眼于本体性层面，我们就不难发现民生新闻传播范式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独特价值。
首先，开拓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空间。作为一种新闻传播范式，“民生新闻”不仅包括了题材选择上的民生内容，而且包括了报道立场上的平民视角、价值取向上的民本意识、报道方式上的民众话语。因此，尽管民生新闻在题材内容上与社会新闻存在着相当大的交叉重叠，但它具有完全不同于社会新闻的品质。可以这样说，“民生新闻缘于社会新闻，但它不同于社会新闻，主要体现在它一反社会新闻的泛娱乐化倾向，不以提供娱乐、消遣、迎合人们猎奇心理为目的，而是以关注民生为立足点，以体现社会主义媒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让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成为版面的主角，表现出强烈的亲民色彩。”
因此，民生新闻所涉及的社会新闻，其实是“老百姓广泛关注的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的社会新闻”
，而不是社会新闻的全部内容，没有谁会把社会新闻中的奇事趣闻当做民生新闻。同时，民生新闻还整合了为社会新闻所不能涵盖的题材内容，因为“民生新闻也可以是时政、经济新闻的一种切入”，“也包括对一些涉及百姓利益的问题的探讨”
。事实上，民生新闻中的生活资讯和投诉就是完全为百姓服务、为民众撑腰的，而民众对这些内容的接受心理也是实用的、理性的、严肃的。这样，民生新闻就十分有力地建构了一个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空间，它所蕴涵的意义与价值系统迥然有别于社会新闻。所以，民生新闻传播范式开拓出一个“通向民生的严肃和新闻的尊严”
的崭新天地，在纷繁复杂的新闻世界可谓别有洞天。
其次，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创新路径。在当代中国，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的喉舌。如何把新闻事业的党性和人民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如何把表现政府的立场与反映民众的呼声和谐地融合起来，如何把新闻传播实践同当下的社会历史进程密切地联系起来，无疑是摆在新闻界面前的时代课题。江苏电视台《南京零距离》的“关注民生，直击热点”，南京电视台《直播60分》的“替政府分忧，为人民服务”，北京电视台《第七日》的“心疼老百姓，为老百姓说话”，安徽卫视《第一时间》的“寻常巷陌新闻，绘声绘色讲述”，湖南经视《都市一时间》的“民生视角，本色表达”……诸如此类的民生新闻宗旨及其实践，不仅抓住了社会转型时期民生问题凸显的社会现实，彰显了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新闻价值，而且敏锐地回应了党和政府“三个代表”的新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新理念，生动地诠释了新闻宣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新原则。这样，尊重新闻传播自身的内在规律，契合现实政治的主流话语，反映人民群众的时代诉求，就自然而然地统一为有机的整体，形成民生新闻传播范式，从而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创新路径。
再次，建构了一种富有中国文化底蕴的新闻理论。在理论层面上，“民生新闻”概念的提出，就是一种理论概括或话语建构。问题在于如何进行理论概括或话语建构？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一直在借鉴西方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尽管我们也进行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构，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新闻事业创立了典型报道、正面宣传的新闻传播范式，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还是借鉴多而创新少，尤其是根据中国文化的精神来创新的理论更少。民生新闻传播范式的一个重要理论意义就在于，它建构了一种富有中国文化底蕴的新闻理论。民生新闻的“民生”二字，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话语。《左传·宣公十二年》即有“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警策，还有“民生之不易”的论断。战国时代的大诗人屈原在《离骚》中那“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咏叹，令人悄然动容。中唐大诗人白居易在倡导新乐府运动中那“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追求，令人感佩。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把“民生”问题提到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样重要的高度，创立了“三民主义”学说。在孙中山看来，“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
其重要性在于：民生是经济活动的中心， 政治活动的中心和一切历史活动的中心。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民生问题仍然有其存在的社会语境，用“民生”一词来概括站在民众的立场反映民众生活和民生疾苦的新闻传播现象，正是基于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种创造性理论建构。
可见，民生新闻实践及其理论概括寻求到了与中国社会制度、传统文化以及主流政治的导向性与受众收视欲望之间的平衡点与融合点
，成为“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适应相宜的政治语境，对原有新闻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寻求突破的理论结晶”
。而这个平衡点与融合点的基础即在于：既面对现实，又面向未来，着眼于民族、国家、社会的整体发展与民众的个人利益的全面推进来开展新闻传播工作。因此，民生新闻传播范式本质上是一种发展新闻学或发展传播学的模式。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民生新闻传播范式的确立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进一步说，中国新闻界的这一本土化新闻传播创新，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传播事业也必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与启发意义。因此，民生新闻传播范式的确立，不仅是中国的，也将是世界的。
充分认识民生新闻传播范式的重要价值与意义是十分必要的，但也不能将其地位和作用加以过分夸大。在整个中国新闻改革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民生新闻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类型学的意义上，而不是方向性的意义上。诚然，相对此前的中国新闻传播实践，民生新闻的确具有相当大的变革性意义。不过，这种变革本身的价值主要在于为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增添了一种新的范式，从而丰富了中国新闻传播模式，使新闻界增加了一种如何做新闻的选择。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新闻改革的方向就只能是民生新闻这样一种做法，更不意味着所有的新闻传播都要“民生化”。无论如何，民生新闻都是无法取代时政新闻、经济新闻的。民生新闻相对于时政新闻、经济新闻的价值所在，也仅仅是借鉴和启发。如果把民生新闻传播范式夸大成中国新闻改革的唯一方向性选择，恐怕就要酿成真理再向前跨出一步而变成谬误的不幸结局。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