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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办报”的提法出于章太炎的《史量才墓志铭》。史量才姓史，加之主张“以史自役”，因而章太炎将其办报方针称为“史家办报”
。从此，“史家办报”成为新闻史论上的一个重要理念。然而，学界谈到“史家办报”，通常将其视为一种新闻人才观，对其固有的思想内涵少有展开论述，这未免带有局限性。事实上，“史家办报”不仅仅是一种人才观，同时也是具有中国文化根基的新闻思想，有着深厚的学理内蕴，值得深入探讨。
自19世纪中叶国人创办自己的报刊以来，由于社会环境的限制，办报异常艰难，存在着诸多阻碍报业发展的棘手问题。面对种种问题，报人急于寻找解决办法。由于史学对中国文化的重要影响，“取鉴资治、垂训道德”的史家传统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执着于历史”，导致“历史意识的发达”
。从史学探寻办报之路，自然就成为不少报人的自觉选择。1902年，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提到“史家精神”：“西哲有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精神何？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也。”梁启超认为，报人办报，要像史家那样“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
梁启超首倡“史家精神”之后，报人纷纷响应，主张以史家的态度办报，结合各自的办报经验和办报理念深化了史家精神的内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史量才。史量才继承中国传统史学观，不断完善“史家精神”，最终创立了为后人所称道的“史家办报”模式。弄清“史家办报”模式及其思想脉络，对现在的报业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
史量才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看到了新闻和历史的共同本质，认为办报等于记载历史，“史家之别载，编年之一体”
，报人应该对历史高度负责，因为“日报负直系通史之任务”
。报纸究竟应当如何对历史负责？在史量才看来，一方面是力求真实，一方面是办报治史。
真实是历史著述的生命，中国史书的真实体现在“实录”，这就是《汉书·司马迁传》中所说的“善序事理，辨而不华，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称“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伏尔泰也在《风俗论》一书中指出：如果说有一种确凿可靠的编年史，那就是中国人的上及天、下及地的编年史。史量才很欣赏中国史学对真实的坚持，“论时治史，贵闻见之能真切，考订之能详审。”
报人张季鸾说：“自民国元年，报馆记事，不自采访，投稿多系虚假，报纸惟取之以充满篇幅，其真伪不问也。”
针对这种情况，史量才认为报纸同历史记录一样，必须将事件如实地记录下来，以留待后人作历史考证。史量才说：“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为史部之刊物也。历史记载往事，日报则与时推迁，非徒事记载而已也；又必评论之，剖析之，俾读者惩前毖后，择善而从。”
正是本着忠于历史的信念，史量才在经营《申报》时，力求全面、详尽、真实地报道国内外事件。尽管当时政局动荡，社会混乱，史量才始终坚持新闻的真实性。《申报》详细报道了“五·四”运动、 “四·一二”大屠杀、“九·一八”事变、“-·二八”淞沪战争……这些都为中国的近现代史留下真实可靠的社会记录。史量才很重视第一手新闻，因为只有记者的亲见亲闻才是比较真实的。“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申报》“以大量篇幅登载了八十七条战地消息，其中四十五条是《申报》记者第一手采访所得”
。史量才不仅关注国内事务，而且放眼世界，力求第一时间让国人了解其他国家的真实动态，他在伦敦、华盛顿、东京、巴黎、日内瓦、罗马、柏林都设有特约通讯员，及时提供国际新闻报道。
史量才将办报视为治史，认为“日报兴而人类进化之纪载愈益真切”，《申报》也以“现代的史记”自况。史量才希望忠实记录每一天的新闻，他曾公开表示，“一旦政治清明，朝失而求之于野，此戋戋报纸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乎？”
1927年，各派军阀对报界施压，刊登大量政治广告。为了捍卫报界尊严，《时报》联合《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集体停刊，持续十余天。《申报》停刊期间，史量才非常痛惜，他觉得，停刊一天，就少了这一天的记录，将留下历史的遗憾。史量才的历史感使他不满足于每天出报，他主动尝试修史。入主《申报》，他就全力收集前四十年旧报，在1922年《申报》五十周年时主持编撰了《最近之五十年》（包括世界之变迁、中国之得失、《申报》之经过三部分），内容包括文学、艺术、科学、政治等等。这部书总结了中国、世界和《申报》的历史，为后世保存了较为完整的史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也奠定了《申报》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之后，《申报》1933年开始出版《申报年鉴》，“每年出一巨册，即不啻为我国国情逐年的信史”
，争取以年为周期回顾《申报》过去一年的历程及报道的事件，弥补日报的不足，成为一部编年史，很好地体现了史量才“以史为鉴”的办报思想。
在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并没有民主平等的意识，然而史官的治史活动始终是国家的重要政务之一，因为治史可以弄清国家兴废成败的深刻原因，从中寻求启迪和借鉴，帝王不得不对史官有所忌惮，史官也就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和地位。这种独立精神是史量才追求的理想，他一直希望办一张完全独立的报纸，尝试以经济独立来摆脱任何政治势力的控制。史量才在1921年欢迎格拉士莅临申报社的致词中曾说：“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一语，敝馆宗旨似亦隐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他还提出“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的说法，并把《申报》的宗旨定为“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
。
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史才“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矣”
。《春秋》之所以能使“天下乱臣贼子惧”，《史记》之所以能“成一家之言”，皆因史官“不畏强权”、“杀身成仁”，这是史家精神的实质，也是史量才的座右铭。《申报》早期为避免政治牵连而影响正常运作，“对一些政治问题，采取只报道，不评论，不置可否；或多报道，少评论，少置可否，说一些似是而非的，模棱两可的话。”
不过，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申报》并不隐瞒自己的立场。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甚嚣尘上，《申报》及时表明自己的立场，刊登了梁启超一系列反对帝制的文章，如《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国体问题与民国警告》、《上袁大总统书》等文，大批记者被捕时，《申报》“还敢于批逆鳞，反洪宪”
，“发表反对帝制的时评、杂评达79篇之多”
。1931年“九·一八”后，《申报》改变了政治态度，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随后独家刊发宋庆龄抗议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被暗杀的宣言《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1932年2月至10月，《申报》开了九次天窗，以此抗议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同时，史量才也以经济独立为由，拒绝国民党官方派员进驻报社，成为上海“新闻一条街”上唯一拒绝进驻的报纸。自然，这一系列的举动也为史量才的不幸死亡埋下了伏笔。
史书要起到“取鉴资治、垂训道德”的作用，史官就不会仅限于纯客观地记录事件，对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是必要的，司马迁作《史记》就“寓论断于叙事”。因此，梁启超说：“史家必有主观客观二界，作报者亦然。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国外国所发之现象，报之客观也；比近事，察现象，而思所以绎之、发明之，以利国民，报之主观也。有客观而无主观，不可谓之报。主观之所怀抱，万有不齐，而要之以向导国民为目的者，则在史家谓之良史，在报界谓之良报”。
史量才也认识到言论的重要性，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早期《申报》采用时评的方式，先后聘请黄远生、邵飘萍任北京特派记者，撰写“北京特别通信”以补充言论的不足。到了后期，史量才开始强调时评要针砭时弊，言论态度鲜明，加强了政治时事评论。与此同时，史量才革新了副刊《自由谈》，争取把《自由谈》办成“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允许刊登鲁迅和陶行知化名的文章，公开反对蒋介石政权，甚至发表《剿匪评论》，反对蒋军围攻红军。1932年，史量才创办《申报月刊》，在自述办刊初衷时直言相陈：“专横独裁的政治使民众内心积怨太深，日报不能充分反映，月刊是开辟这种言论的阵地。”从中可见史量才力图“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
的决心。
经世致用作为一种强烈的史学意识，左右了古代中国数千年史学发展的方向，积淀于古代中国史学领域的方方面面。史量才认为办报和治史之目的都在于致用，“同人深知民族生命之系于文化，文化之传后世者为历史。然撰述历史为一事，由历史以致用为一事。人类进化，非识其故，曷其图新？以古为鉴，俾知得失，此历史之效用也。同人既尽其应有之职责，乃不能不进而企诸致用之读者矣。”
史量才把“用之读者”作为办报的目的，不止一次表示他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
。1928年11月19日，《申报》举行创刊二万号大庆，史量才在演讲中提到，“五十六年不为暂，二万号不为少，宜有以纪念之也。吾思想既无赫赫之功，又非惊人之举，念之何为哉？念者申报服务于社会，其继续不断之工作，劳而且久。久而能敬其事，公而念之乎？抑申报舟也，同人舟之执役也。风雨艰难，昏晨与共。幸无倾覆之虞，免罹灭顶之祸，念其私乎？”
这种为社会服务的思想蕴涵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与同期的报人如张季鸾等的办报思想相呼应，使得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已经形成一套相当成熟的新闻理念。
史量才的社会服务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围绕着《申报》业务开展系列活动。先后增办《星期周刊》、《常识》、《妇女园地》、《经济专刊》、《申报医药周刊》、《建筑》、《卫生》、《教育》、《科学》等多种副刊和增刊，加重报纸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内容，“务求读者各就所好获得其所需求的智识和资料”
。开办《申报》流动图书馆，并对外借书，图书馆内还设立“读书指导部”，在《申报》开辟“读者问答”专栏，引导读者学习进步书刊，并创立《申报》读者服务部，多方面考虑读者的需求，并且由此而提高了读者的素质。第二，开创文化事业。史量才认为“一国之兴，文化实其基础；而策进文化，以新闻为前锋。”
他充分利用《申报》的资源及品牌效应，先后创办《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业余补习学校，促使大批青年走向进步。在出版书籍方面，不仅出版《申报丛书》，还邀请地质学家编绘《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地图》，代表当时地图出版的最高水准，另外也编译当时德国出版的最新世界社会经济统计图，让国人了解经济，发愤图强。第三，对新闻业的支持。史量才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报人，他在发展自己事业的同时，也尽力提高整个新闻业的水准。1925年上海南方大学设立报学系及报学专修科，史量才及《申报》在人力物力上都给予支持，派出协理汪英宾担任该系主任，目的在于培养优秀的编辑和记者，更好地为读者服务。1931年10月23日，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史量才派出记者与会，致力于新闻学研究，肩负起新闻界对社会的责任。这些活动按现代传播理论来说是媒介品牌塑造，但是在当时如果没有强烈的社会服务意识，是很难做到的。
戈公振在总结现代报业时说，“中国之业新闻者，亦既三十年，其于社会有一毫之影响与否？此可验之今日而知之者也。有取媚权贵焉者；有求悦市人焉者；甚有混淆种界，折辱同胞焉者。求一注定宗旨，大声疾呼，必达其目的地而后已者，概乎无闻。有之，则又玉碎而不能瓦全也。”
史量才及《申报》的有些举动是比较矛盾的，史量才也曾多次提到自己的无奈，“吾思想服务《申报》十六年，实为十六年公共之老罪犯，盖无一日不受人指责，无一日不在法令制裁中。吾志力薄弱，学殖荒芜，不能使《申报》光而大之，以飨阅者之耳目，吾何能辞其咎。”“惟吾人同处此环境下，不见民国以来拥重兵挟大炮者相环乎。其势力之雄千万倍于报纸。”“若逞其意气，取快一时，恐吾同人亦早在缴械改编之列矣。”
尽管史量才办报活动在两个阶段中有比较大的不同，但“史家办报”思想始终贯穿其中。惟其如此，“史家办报”才彪炳于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进程。
（原载《新闻大学》2006年第2期，与研究生谢影月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