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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外影视文化交流日益繁荣。译制片作为中外跨文化流通的产品表现，不仅活跃了影视文化市场，满足了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而且以独特的艺术方式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异域风情、审美品味，展示了一片丰富多彩的、活生生的外部世界。
译制就是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影剧院播映的译制片就是经过译制加工的从国外进口的影片。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译制？因为有不少人觉得“要看就看原汁原味的”，所以译制就是多此一举，甚至破坏了原作情调的完整性。这听起来是个个人兴趣问题，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涉及的是一个基本的跨语言、跨文化问题，而且也是涉及译制片存在合理性的根本问题。
从跨语言的角度讲，比如报纸，如果头版登的是中文关于甲A联赛的近况，二版登的是意大利文关于意甲的赛事，三版变成德文关于德甲的球讯，四版换上朝鲜文有关亚运会的报道……中国球谜还会买这种报纸吗？是谁又是怎样把信息转换成你我认同的文字符号？再比如广播，如果7点播出普什图语有关拉登的近况，8点讲的是土耳其语关于东突组织的内幕，9点变为印地语有关印巴边界的冲突……国内听众还会喜欢从收音机里听消息吗？是谁又是怎样把信息转换成大家都懂的声音符号？显然不是媒介，因为到目前为止，什么媒介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神通。
再比如电视的引进节目。电视引进节目可大致分三类播出：一是完全译制型，这是绝大多数，经过了翻译和配音；二是原声加中文字幕，此类节目的比例也不少，当然字幕也离不开翻译的功劳；第三便是拿来就播，原汁原味。那么，主张不要译制的朋友最喜欢哪一种呢？
是第三种吗？应该是，可惜事实依据并不充分。引进节目不仅有英文的好莱坞大片，还有日文的系列片、韩文的家庭剧、墨西哥的室内剧，还有来自俄国的、印度的、巴基斯坦的、法国的……您能听得习惯吗？
如果是第二种，也就是还听这些声音，但有了经翻译加工的中文字幕，看懂是没什么问题了，不过您得有个好耐性：养成一边忙着追字幕，一边跟那些陌生的环境混眼熟，同时还要跟那些陌生的话语混耳熟。您能把中文字幕跟剧中人物讲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越南文、泰米尔文……这些语言时的口型、表情进行正确对位吗？这还只是对成人而言，或者包括一部分懂外语的朋友。如果是动画片，比如让“蜡笔小新”讲他原汁原味的日语，小朋友们听得习惯吗？即便再加上翻译好的中文字幕，还能有那么多的小观众吗？由此来看，真正接受“原汁原味”的观众并非多数，更不可能是包括小朋友在内的绝大多数。
现在剩下的就只有第一种了，我们只好委屈一下，接受配音译制吧。人们对译制的质量提出了许多批评，这其实才是问题的根本。过去人们看《魂断蓝桥》、《列宁在1918》、《流浪者》、《追捕》，恐怕没有谁提出想看原版的要求。随着引进节目的猛增，译制力量日显薄弱，结果译制市场混乱，质量也就无法保证了。尤其是盗版片，先不说版权的问题，也不说画面等因素，光看中文字幕：很少有规范的、像样的，有的荒唐不稽、有的粗俗不堪，即使能勉强看过去的，多数也是“牛头不对马嘴”……这怎么不让人对译制产生怀疑呢？当然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们对译制问题的关注恰恰说明译制的重要性，也说明加强译制工作的必要性。
我们再说电影。引进的电影也同样存在多种语言的问题，因为不同国家拍摄的电影绝大多数都以各国的民族语言为表现形式，比如：日本电影《追捕》，俄国电影《列宁在十月》，印度电影《流浪者》，越南电影《森林之火》，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阿尔巴尼亚电影《伏击战》，南斯拉夫电影《桥》，法国电影《红》、《白》、《蓝》，意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西班牙电影《对她说》，韩国电影《八月照相馆》……按照常理，恐怕很少有人听得懂或者听习惯这么多种语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说译制片、谈译制片、津津乐道某某译制片，甚至赋予某些译制片的片名某种特殊的象征意义（比如拿“魂断蓝桥”比拟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可是我们却很少静下来想一想，如果没有译制，会有多少人能说出或记住这些电影的名字？
由此可见，译制是跨文化传通的必要手段，其根本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译制作为对影视语言文本的二度编码，是影视媒介跨文化传播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要求，是传通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看，译制片是改革开放的必然选择。
开放的意义就是与世界对话、与世界沟通、与世界接轨，但首先是了解世界。只有了解世界，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发展自己。我们正是在了解世界的同时，认识自己，在学习他人的同时，改变自己，最终求得自我的发展。
我们有过一段封闭的历史。那时的中国没有几部译制片，那时的国人对外国的了解是狭窄的、片面的，甚至是扭曲的：美国是帝国主义，那里的人民遭受着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人们了解真实世界的意识和欲望。许多优秀的译制片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为我们展现出一个活生生的大千世界。
我们需要译制片，因为我们需要全面、具象、真实、完整地了解外面的世界。当然，了解世界的渠道有很多：读书、看报或到实地去亲眼看一看，但是，对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欣赏影视文学作品，因为影视文学作品的一个突出功能就是能向我们展示世界各民族的生活图景。
我们认识的外国人，乃至整个外部世界的形象往往是通过译制片里面的图景构筑起来的。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个自我世界或多或少是译制片的世界。也就是说，译制片能形象生动地帮助我们想像、透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变迁、自然环境、文化习惯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译制片的主要意义就在这里。举例来说，我们从《望乡》里想像二战时日本的社会状况；我们从《辛德勒名单》里想像犹太人遭受希特勒压迫、毒害、剥削的悲惨命运；从《亡命天涯》里想像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社会情况、法律体系、社会风貌；从《埃及艳后》里想像罗马帝国时代地中海沿岸古老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从《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里想像世界大战惊心动魄的场面；从《居里夫人》里想像科学家在干什么，怎样生活……可以说，译制片为我们构筑着一幅幅生动的世界历史画卷。
从这个维度上讲，我们可以说译制片是一扇窗户，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在此意义上，看译制片成了普通百姓进行世界文化旅行、文化观光的一种方式；我们也可以说译制片是一面镜子，通过它，我们反照着自己，思考着自己并且追问：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应该干什么？在此意义上，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译制片把我们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让我们在自由的梦幻中体验那难以想像的异域风情。
如果从国际文化交流的视角看，译制片作为一种媒介文化产品，必然具有文化商品的属性，服从着市场流通——满足消费的原则。
在经济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浪潮下，媒介文化产品跨越国界，加速在全球市场的流通。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内的文化市场直接面对的就是跨国媒介集团优势产品的冲击——这是从消极意义方面而言的。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引进优秀的外国影片却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是推动国内影视市场走向国际；二是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首先，译制片作为引进的交流产品，对国内传媒市场的繁荣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国的传媒业要参与国际交流和国际竞争，首先必须开放市场，积极创造国际化的竞争环境。而竞争则必然依循优胜劣汰的法则。优秀的外国影片之所以具有国际竞争力，其主要原因在于品牌的质量，这背后就是由生产、制作、销售等各个环节统一起来的运行机制和生产理念。按照一般的常识，产品交流有助于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也就是说，译制片所带来的不只是作为文化商品本身具有的实用价值，而且还包括实现这一价值的理念和机制。
译制市场的兴旺必然拉动整个影视业，尤其是影视业市场的健康发展。近几年，由八一厂译制的外国大片频频获奖，在全国范围引发了一个又一个译制片热潮，委实让人心情振奋。八一厂在引进、译制外国大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不仅仅是演绎八一神话的魔方，或者说是掀起全国译制片热潮的法术，而且应该说更主要的是在探索译制方法、理解译制实质、挖掘译制价值、创造译制理念的具体实践中所取得的宝贵精神财富。事实证明，译制片有力地活跃和繁荣了国内影视业市场，是促进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化的活性催化剂。
从消费市场方面来看，大众文化娱乐是多样的。显然，译制片是满足多样化消费的重要内容。译制片在我国有着广泛、深厚的观众基础。看译制片早已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消遣方式。译制片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了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精神食粮。毫无疑问，优秀的影视文化产品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应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源泉。
尽管有人对译制片持有这样那样的态度，也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是，好的译制片是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居里夫人》的播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李岚清同志十分赞赏《居里夫人》的翻译和配音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李岚清同志认为，好的译制片能起到教育青少年的作用，具有独特的艺术功能。他指出，搞好译制工作是大有前途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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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译制片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因此，做好译制工作，或者说加工高质量的译制产品既是市场的要求，也是满足多样化文化娱乐消费的需要。
影视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流动形成了这样一种比喻：以占有市场份额的尺度来描绘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版图。由此引出文化霸权、文化侵略与保护民族文化、抵制文化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和冲突。鉴于这样的背景，原中央电视台国际部主任、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已更名为协会）译制片研究委员会理事长张子扬提出了“文化版图”的思想，号召影视同仁以文化版图的固守与拓展为己任，在积极引进、学习外国优秀文化的同时，努力弘扬中华文化。“文化版图”之说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作为影视文化产品的重要形式，译制片给我们带来了好处，但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那就是对民族语言文化的冲击。保护民族语言、保护民族文化也是全球化语境下国际社会的重大议题。针对英语语言文化的强烈渗透，不少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保护措施。比如法国以立法和行政的手段对英美语汇的大量“入侵”进行“双重围堵”。法国议会在1994年颁布了“杜蓬法”，规定公共场所的所有标语公告牌必须用法语书写，即使原文是外语，也要翻译成法语，而且法语字母不能小于原文。
法国总统希拉克以倡导“文化多样性”而著称于世。他曾坚定地说：“我们必须确保莫里哀和加缪的语言不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漏掉！”
显然，引进不是简单的拿来，开放也不是没有选择，没有控制。采取译制的做法，就是一种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一方面，译制犹如设置一道坚固的天然语言屏障，能有效地抵制外来语言文化的渗透。另一方面，译制以规范的美的语言来消融、抗拒、防范不美、不规范，甚至是低劣、粗俗、淫秽的语言对社会语言环境可能造成的破坏、腐蚀作用（比如有的光碟的字幕，语言苍白、低劣、粗俗甚至不堪入目，这无疑是对民族语言纯洁性的亵渎）。在此意义上，译制片的存在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消费选择的范畴，而是作为一种保护民族文化的策略和手段，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国的译制业，历史坎坷，有兴有衰。改革开放为译制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特别是近几年，译制市场日趋繁荣，一度萧条的电影译制业重获新生。比如八一厂近十年的辉煌就是我国电影译制业大发展的真实写照。由八一厂译制的《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等进口片连连获得优秀译制片大奖。《海底总动员》、《指环王》、《特洛伊之战》等大片不断掀起译制的热潮。
八一厂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信心：译制片是大有前途的，从事译制工作是大有可为的。八一厂的成功也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译制片不仅具有市场价值和文化意义，而且还是艺术创作，具有独特的审美品质。
我国的译制片有着优良的传统。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我国的译制业沿着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摸索前行，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打造自己的品质，不断完善自己的理念，执著地培育着一个越来越成熟的译制市场，形成了一个由专业机构、专职人员梯队、专门的学术团体（包括专门的网站）、大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行销售网络，以及一大批支持、热爱译制片的观众群所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的有机译制传播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有独立品味独立思想独立话语规则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体系，或可称之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群体身份、共同价值取向的译制文化圈。正是这个文化群体的创造性的实践和思想观念的传播，加上所有“译迷”们的支持以及批评家们的鞭策，使译制成为了一门专业技术、一种工作职业，而且还成为美的追求、艺术的创作。
译制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实践。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家的活动：翻译视之为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翻译形态，导演视之为有特殊组织规律的艺术表演形式，演员则把配音看做是一门用声音进行表演的永恒艺术。可以说，一个译制班底就是一个创作集体，一部译制作品是整个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译制艺术的理念也早已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译制片早已在我国名正言顺地取得了作为独立艺术门类的资格。
译制艺术家们的实践赋予了译制独特的艺术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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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画对位：让面孔陌生的外国人的嘴讲我们熟悉不过的汉语——字数相当、节奏一致、口型吻合，这是严格意义的形式美，观众由此知道哪句话出自谁的口，是谓“口型化”原则；
性格再造：让语言和人物“对号入座”，达到言如其人，使观众闻其声便知其人，知道哪句话出自谁的口，是谓“人物性格化”原则；
情感再现：让人物对话言而由衷，符合真情实感，从而达到真实感人的境界，是谓“情感化”原则；
口语会话：让对话像说话，或曰念得顺口，听起来顺耳，使观众感觉剧中人物像平常生活那样真实，是谓“口语会话”原则；
雅俗共赏：让人物语言既生动准确，又符合大众化的特点，以求得最佳传播效果，是谓“雅俗共赏”原则。
总之，译制的过程就是再创造，是由翻译导演配音等各个艺术环节协调统一的集体的创造，是完整的系统的艺术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