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余生于咸丰五年，正值大乱。至十二岁而各省肃清，廿三岁到京时，完全一升乎景象。《传》云“十年生聚”，其期固不爽也。今日各省民生涂炭，不亚于咸同之时，特不知何日可生聚耳？

《孟子》言：一治一乱。易卦于剥之后，继之以复。今固乱时也，乱必有治；此固剥时也，剥必有复。古人有见于此，着经世之书，以待将来，不以世乱妄自菲薄，徒忧伤憔悴以终。语云：“天下自乱，吾心自太平。”诚非无所见而云然也。

局外说闲话，天下无难事；事后说闲话，古今无完人。此四语，吾幼时闻之父执杨陶径学博森藩所言也。其人皓首庞眉，丰采焕发，议论风生。常到我家，所谈皆足以动听，惟此四语余牢记在心，至今不能忘。后生小子动辄开口骂人，亦自成其夭相而已。

孙夏峰云：“勿系恋既往，勿悠忽现在，勿希冀将来。”此三语吾屡屡举以告人。看似甚浅，然苟能力行此语，则不知心地要何等干净。吾老矣，从前所做之官，与所用之钱，绝不介介，即所谓勿系恋既往也。目前只守勤俭二字，应做事必做，应读书必读，即所谓勿悠忽现在也。至于后来之功名富贵四字，绝不一着梦想，即所谓勿希冀将来也。人以我之顽健，谓为善于养生，其实皆得力于此三语也。

名不可以太盛，盛则易惹是非；权不可以太重，重则易丛恩怨。周孔之圣尚且不免，况其下者乎？今而知巢、许之清高，老、庄之冲逸，亦自有千古也。

孔子之美柳下惠也，只述其三黜不去之言，此外不着一字。所谓欲求其遗议，则亦无形，诸叹赏，则已赘也。若论孔文子之不耻下问，许之为文，称其一节也。论臧文仲之居蔡，明其非，知不宥其一眚也。圣人臧否人物，且有权衡。今之论古来人物者，震其功名，便极意揄扬，不留遗议；而于其薄眚微瑕，不惮曲笔而为之讳。夫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如谓建功立业之人，无一非循规蹈矩，是曲避吹毛之嫌，转失纪事之实，何以昭示后人哉？夫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律己之严，隐恶扬善，执两用中，察言之知也。而于论世知人之旨，固有间也。

香山诗曰：“胸中无细故。”放翁诗曰：“不思明日事。”此语看似平易，细按之，即主静之学也。人到老而闲退，则目前之事，何一非细故？即非闲退，而浮生若梦，一生之功名富贵，又何一非细故哉？明日之事，今日岂能预定，思之何益？苟知此意，即此是学也。

王偊翁曰：“上山则惫，下山则快，以下山之快，偿上山之惫，不如平地之安也；曝日则热，浴水则凉，以浴水之凉，解曝日之热，不如就阴之爽也。”此平易之言，亦即以静镇躁之意也。

吕新吾曰：“嗟夫，吾辈日多而世益苦，吾辈日贵而民日穷，世何贵而有吾辈哉？”此才算是有责任之言。今人动曰：“天下安危，匹夫有责。”试问比年以来，百姓日苦一日，日穷一日，果谁使之，孰令致之，试问何以自解？

语云：“虽万不可却之情，求屡亦厌；虽万不可抗之势，逼极亦争。”又曰：“有情不可讨尽，有势不可用尽。”此等阅历有得之言，求之近今之人，似未有见得到说得出者，殊不慨也。

朱柏庐曰：“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盖人有祸患，本是自作之孽，然安知无冤抑之时，若幸灾乐祸，岂不有伤忠厚乎？况生当乱世，人之苟全性命者，殊非易事，其身遭不幸者，何可偻指？此孔子所以不尤人而悯人之穷也。

《大学》曰：“为国者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是利须辅义而行也。今人亦云：“有权利，须有义务。”亦未尝惟利是图也。然利而曰权，是利所在，即权所在也。史迁曰：“贪夫殉财，夸者死权。”曰殉曰死，同一死路也，是权利直可作权害解也。人之争权夺利者，抑何知害而不知避也。

吕新吾曰：“且莫论身体力行，只听随在聚谈，曾几个说天下国家、身心性命、正经道理？终日哓哓剌剌，满口都是闲谈。吾辈试一猛省，士君子在天地间，可否如此度日？”此言诚是也。但今人动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为藉口，逞臆而谈，祸人家国，卒之党派纷歧，闹成内乱不已。噫！人心世道之忧，是岂新吾所及料哉！

西人谓孔子为大政治家。吾自外任后读《论语》，便与幼时意境大不相同。新吾《呻吟语》，非徒讲学也，其论治处尤为真切有味。陈文恭所着《从政遗规》，亦语语着实。吕、陈相距百数十年，其体悉民情，多若合符节，然即证诸《论语》所云，亦何尝不一一吻合。无他，同是中国人，古今固同此性质也。今日欧风东渐，国体更变，渭将来人心世道，必异于古之所云，则亦一种疑案也。

人之言曰：“天下不患无才。”噫，此言缪矣。《书》曰：“官不必备，惟其人。”此言三公之任事至重大，非用当其才不可，安得不以无才为患。若百僚庶尹府史胥徒，以无关轻重之事，择无足轻重之人为之，何至有乏才之虑。而不知无足轻重之中，亦必有所谓稍足轻重者，此其人亦非头脑稍清晰，事理稍明白者，不足以当之。所以临事用人，每有人待事、事待人之叹，殆非更事较久者不能知此苦也。

人生世上，闲忙两字而已。吕新吾云：“耐苦易，耐闲难。”吾今日觉闲中大有佳趣，无须耐矣。可见人只知有忙，不惯有闲也，不知忙字害事殊大。语曰：“无事忙。”曰：“忙中有错。”又前人诗句：“举世尽从忙里老。”又：“诸公衮衮登台省。”衮衮二字，写热官之忙尤为深刻，皆极言忙之无益有损也。吾作闲人久矣，每笑世人之忙，然不知不觉，仍有无事而忙者。稍忍须臾，往往事有变化，便觉忙之无用。老来随事体验，每有所得。程明道云：“闲来无事不从容。”吾今日亦觉从容之有佳趣也。或曰：“民生在勤。”不忙岂非不勤乎？不知勤与忙大有区别，有当为者不得不忙，忙适以得闲也；若司为可不为之事，无所不用其忙，事后思之，未有不悔其赘者也。

吕新吾言：“古人有五省之法。一曰省作书，免人厌于酬答。”余固以此说为然。而平日则又以“案无留牍，家无长物”八字自课。所谓牍者，非指官文书言也。在官之时，凡亲朋之问候，及有求于我者，无论贵贱贫富，皆无所不答。尝谓：人之问候我者，与我有情也，若不答，岂不绝情乎？人之有求于我者，必其情之迫，冀我有以慰其情也，我不能尽副所求，或安慰之，或婉谢之，均无不可。若不答之，岂不拂人情乎？退居之后，朋笺亦寥寥矣，凡有一纸之书，必量其人之平素、与其来意之诚否，如量应付。如其素心可托，谈老态，数往事，亦足以慰寂寞。且穷乏求我者，勉强应之，惠而不费，亦偶有无心插柳柳成阴之妙。若概以老嫩自诿，是适成一炎凉中人矣。

语云：“不妄花一文钱，便不必妄取一文。”意本以戒贪也，其实亦以救贫，且可以敦品也。语云：“饥寒生盗心。”官有廉俸，何至饥寒，若非随意挥霍，何至非所取而取哉？非所取而取，岂非盗乎？即非为官，凡强占人便宜，及借债不还，皆谓之非所有而取，皆盗也，皆妄用所致也。且“一文”二字，亦正不容忽过，一文可妄用，即千百万文亦可妄用。且更有一说，凡人今日所用之钱，明日试思之，有必要否，有悔否。若其必要，能勿悔乎？吾平日最恶守财虏，且极韪龚蔼人方伯财主财奴之言为漂亮，谓能用财则为主，徒守财直奴而已。今忽为此言，亦以国人太奢，势将溃决而成大乱，不能无惧也。

吕新吾曰：“余参政东藩，日与年友张督粮临碧在座。”余以朱判封笔浓字大，临碧曰：“可惜可惜！”余擎笔举手曰：“年兄此一念，天下受其福矣。判笔一字，所费丝毫朱耳，积口积岁，省费不知几万倍。”充用朱之心，万事皆然，天下各衙门，积日积岁，省费又不知几万倍耳。心不侈然自放，足以养德；财不侈然浪费，足以养福。不但天物不宜暴殄，民膏不宜慢弃而已。夫事有重于费者，过费不为奢；省有不废事者，过省不为吝。余在抚院日，不俭于纸，而戒示吏书，片纸皆使有用。比见富贵家子弟，用货财如泥沙，长余之惠既不及人，有用之物皆弃于地，胸中无不忍一念，口中无可惜两字。或劝之，则曰：“所值几何？”余尝号之为沟壑之鬼，而彼方侈然自快，以为大手段，不小家势。痛哉！余作课孙草，平日惜纸之事，取法于林文忠。其实幼读《呻吟语》，印在脑筋，故终身由之，初不觉其所以然也。

语云：“莠言乱政。”莠言非必邪说，即光明正大之言，不合国情，不应时势，毫厘之差，千里之谬，皆足以乱政也。泥《周礼》而酿祸变，岂非明鉴哉！

余当官时，每欲提拔一人，临时辄无机会，不得已，而谢却之。易一时，恰有机会，而其人又他去，不得已，而以不甚当意之人充之。又尝极力荐一人，十分注意而总不得当。他日，于不甚着意之人，随便荐之，而转如响斯应。屡试不止一事为然。曾文正晚年笃信运气，吾亦不敢谓人力之可胜天也。俗谚云：“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其殆天地无心成化之妙欤。

桑维翰言：“为宰相如着新鞋袜，外观甚好，自家甚不快活。”看似有责任之言。然宰相任大责重，身撄盘错，兢兢业业，自无快活可言。若太平宰相，忧盛危明，亦不能有侈然自放之一日。若说到外面排场，则浅之又浅也。

汉翟公，文帝时为廷尉，宾客填门。及罢，门可设雀罗。后复用，门庭又如市。公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牛，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世态炎凉本属常事，乃积忿于心，而又宣之于口，稍有学问者必不出此。乃史录其言，几欲脍炙人口，非誉其美也，只足表暴其褊耳。

放翁《野兴》诗曰：“旧俗不还谁复念，古书虽在渐难凭。”此二语自系伤时而发。然旧俗有好者，亦有坏者，譬如中国往时婚嫁之繁耗妇女、应酬之无谓，殊可不必追念。至若古书纪载事实，时代变迁，本属无凭，譬如《朔方备乘》及《瀛寰志略》等书，当时海禁未开，谈经济学者均奉为至宝，及今观之，则殊多漏耳。至于说理讲学之书，则天不变道亦不变，虽一时难凭，终久必有可凭之一日也。

陈仲举“大丈夫当廓清天下，一室安事扫除”之言，谈气节者多韪之。不知“廓清天下”，平治之事，“扫除一室”，不得谓之非修齐之事。略修齐而侈平治，宜其不善厥终也。宋儒曾议之。大抵汉儒尚气节，不免涉于躁；宋儒说义理，渐近于醇也。

人之寿数有定，而人之精神不能尽副其寿数。左文襄、李文忠晚年时，下半日竟异样糊涂，公事皆任幕僚为之，特藉其威望，支撑门面耳。盖其盘根错节，敝精劳神，过于常度，故颓败至此。而世之享大年，登大位，自诩龙马精神者，殆亦善于啬养，否则终日无所用心，故得此福欤。

俗谚“升官发财”四字，误人不浅。盖讲究做官，必不会发财，即不讲究做官，亦何曾会发财？使人人明此理，则天下太平矣。忆少时吾师林勿屯山长，由状元放知府，升至南巡抚。罢官而归，余囊仅有三千金。其时年事已高，谓年用三百金，分作十年之用，可以就木矣。谁知老而未即死，乃赖正谊书院掌教束修以度日。官至巡抚，不为小矣，其宦囊竟不足以送死。沈文肃自江西巡抚丁忧归，鬻字为生计，每书一联，仅取润资四百文。及起服后升两江督，始致书友人，谓今日皮衣方稍全备。官至总督，其衣服亦未能绰有余裕也。其实贪官污吏，丰衣美食，赫一时，竟有不待子孙败落，及身而穷窭者，亦比比皆是也。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苟者，将就之意；合者，聚也。玩“苟合”二字，可见未始有之时，分应流离转徙也。今之游食四方，流离转徙者，不可胜数，欲求苟合而不可得，而偏一一求完求美焉，则真不可解矣。

孔子曰：“周急不继富。”人到饥饿，不能出门户，死无以为殓，可谓急矣，则周之宜也。今之人，每以日用不充，挥霍不快，随意借贷，意以为取之外府也。及于至再至三，手癖惯而供应者亦厌矣。因是而流入穷饿者，不一而足。吾尝谓孔子不曰“周贫”，而曰“周急”，盖急固当周，若不急以为急，是周之适以害之也。

闽人多种兰花，每以兰花之荣悴卜家运之盛衰。而郭远堂中丞作言，独其说，意谓人家将兴，其家主勤，理家务细，至花木亦必不忘灌溉，所种兰花，自然茂盛。若败落人家，百务懒惰，荒嬉过日，何能顾及兰花，是兰花之荣悴，关乎人事，不关家运也。人生在勤，随事皆要体验，推此类言之，即修齐之义也。

语云：“役物而不役于物。”役者，奴隶也，役于物，是为物之奴隶也。今之讲究衣服，广购器具，甚至玩古董，买字画，是为物之所役也。孟子曰：“人役而耻为役。”夫为人之奴隶尚可耻，奈何为物之奴隶，而不知耻耶？近年景德镇瓷器盛行，大花瓶、大鱼缸尤为人所争购，无理可喻，只告之曰：“汝买许多大瓷器，要想到革命时如何搬运？”亦巽与之言，非恶谑也。吾刻一小印，曰“无长物斋”，不特他物无长，即前后在赣十八年，家中瓷器，何曾彀用，此固不能瞒人者也，此亦吾性之所近，非矫然为之也。

今人有旧家庭、新家庭之说。新者自诩开通，旧者自重礼教，以旧鄙新，以新厌旧，弄出无数是非。氓之蚩蚩，竟有不知适从之意。吾则别有一说以解之。《礼》曰：“七十曰老而传。”当未传之先，家事老者主之，子孙不得自专，谓之旧家庭可也。及既传之后，老者不能自理，传之子孙，子孙竭其心力，支持门户，自谋温饱，谓之新家庭可也。然此非调停之言也。门户既须支持，则图新不宜遽舍旧也。其实天道循环，新而旋故，故而复新，犹地球东行，不知不觉而变为西也。新故两字，本无界说可言也。

近人言：“有饭大家吃。”此亦愤一党一系垄断权利，故激而为是言也。其实吃饭二字，要大有分别，有家常之饭，有特别之饭。家常之饭，人人自食其力，且导其妻子，使各养其老，此无待多言也。若特别之饭，则钟鸣鼎食，非富贵之家不能享有，所谓得之不得为有命，分定故也。今不各安分而争，欲破格吃饭，是人人皆要玉食万方也，岂不率天下而路耶？科举时代，儒官以食苜蓿为生涯，俗语谓之食豆腐白菜；秀才训蒙学，资馆谷以终身，卒未闻大家有闹饭者。知吃饭之人必须安分，否则未闻有不乱者也。

曾文正当乱平之后，提倡家法，注意“书蔬鱼猪”。然当文正之时，欧风尚未盛行，提倡较易。若今日之奢俗靡靡，语人以“书、蔬、鱼、猪”四字，未有不斥其迂谬者。然当此欧风衰落之秋，各国失业者动千万人，虽欲求“书、蔬、鱼、猪”而不可得，而犹心醉欧化，强饰门面，将何以善其后哉？

余在江西时，江西人每与余言张勋家产三千万。余曰：“此事君未目见，自系耳闻，切不可随声附和。”我与张勋无一面之交，何必为之剖白？但此言一出，师长、旅长闻之，皆想做督军；营、排长闻之，皆想做师、旅长，大乱不可收拾，大家共受其祸果也。张勋抄家，余躬亲其事，南昌仅得二十二万，果也。军阀时代，师、旅长皆督军矣，营、排长亦半为师、旅长矣，其乱视张勋时将如何哉？江西人来沪，谓之曰吾在江西所言，今日验矣。试问：当时之言张勋者，于己利耶，抑害耶？项城之初登台也，京官无论大小，每人月俸限六十元。后有人倡重禄之说，一唱百和，哄然而起，于是一部之中，向用十人者，渐充至十倍焉，月俸十金者，渐加至数十倍焉。且有一人而兼十一差焉。肥马轻裘，般乐怠敖，而犹以为窘于挥霍焉。余尝代为之忧，谓盛极必衰，后难为继。果也，张作霖出京，郎曹荡然，而灾官之声洋洋盈耳矣。子贡曰：“赐不幸多言而中。”今观此两事，是使余多言也。

淫祠例所必禁。汤文正时，五通神惑民太甚，毁之，去其太甚耳。后此即无有继之者，非谓淫祠不应废也，亦以神道设教，究可以禁吓冥顽。且迎神赛会，究系以驱疫为名，即许愿求福，亦具忏悔之意。而依此为生者，资以餬口；连日迎赛，小贩亦得以资挹注。所谓弊未太甚，姑示宽大可也。非不知法令为何物也。推之僧道，及星卜巫祝之类，其不能不听其自生自养，何一不同此意。今者地广人众，国家又无大兴作以收养许多闲民，乃忽令九流三教之人，均须各归正执，别谋生计。生计何在？又无可确示，是徒托空言，立而迫之为匪也。文正亮节清风，死之日仅御一破葛帐，其事之可传者甚多。若禁毁淫祠，系当官应办之事，不必震而惊之也。

汉明帝诏曰：“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丧贵致衰，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儋石，而财力尽于坟土；仗腊悭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终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余尝见北京出大殡，上海大出丧，其虚耗之费，诚有糜破积世之业，如汉诏所言者。汉诏亦古矣，今何以不异古所云耶？

王偶翁曰：“俗人佞佛者曰‘吾无他觊，愿来生不断人身耳。’此语最可味，全生全归，此谓不断人身，岂修斋诵佛所能到耶？惜其习而不察也。盖随年盛衰，血气也衰极而死，则渐尽矣。惟志气不与年盛衰，志气则义理之性为之也，年日迈而志气精坚，义理昭着，其人死为明神，生为贤杰。夫子云：‘夕死之可’，孟云：‘立命’，老云：‘不亡’，皆是也，此不断人身者也。若恣情作奸者，未死而人身先断矣，虽佞佛何益？”余近作《灯注油》诗，推论浩然之气，有句云：“仙家证长生，老彭可窃比。佛传长明灯，其说亦近似。”与此意不侔而合。

余生平不看小说，十一岁时，疹后避风，不出房门，取《三国演义》读之，看其说神话处，却比正史有趣，旋即弃置，不复记忆矣。京中茶馆唱大鼓书，多讲演义，走卒、贩夫无人不知三国。北人好听戏，尤好武戏，武戏多演三国也。然凡属军人，无论南北，则谈吐间皆演义也，甚矣演义魔力之大也。但三国人才多矣，而独注重于关壮缪，或称关公，或称关老爷，南人则又称曰关帝。北人不敢唱关公之戏，谓一唱即撄奇疾。南人则不忌，然唱者亦必十分严重，一不慎亦即立遘灾害。出台时，观者为之一肃。北人崇拜者，视南人为甚，而关外为尤甚。忆出关时，自沈阳行至吉林，八百里间，山岭多以老爷为名。一日过一老爷岭，树木千章，参天蔽日。岭约里许，车行其中，四面阴森，赫赫然若有英灵之质旁临上也，心目为之震悚。归语涛园曰：“我过老爷岭不止一处，惟此处为最奇，俨若四壁皆关帝也。”涛园素豪放，亦作色曰：“此语摹写入神，关帝信有灵也。”北人言其显应处，无奇不有，前门边有一小庙，香火之盛，无以复加。传言崇祯时，宫中塑二像，令日者卜之，曰：“一命长，一命短。”帝怒，偏令命短者供之宫中，命长者屏诸前门外。果也，不逾年，明亡宫毁，即像亦与焉。前门外之像，至今香火不绝，官员出差，必往拈香。又有一次，诸名士设一乩坛，忽乩书汉寿亭侯临坛。有一狂生，乃书“吕蒙”二字于掌，曰：“乩如有灵，当知我掌中何字？”乩书二语曰：“汉家天下今如此，关羽何须畏吕蒙？”众益惊服。其余似此者，不可殚述。祀典则以前清为盛。有清入关，战时，每显灵助战，以后遇有战役显应，则必加封号，祀典渐隆。他处庙像皆坐像，京城官祭之庙则用立像，因其庙皇上或亲诣祭也。或疑曰：“壮缪显灵助战，如果有其事，然不助明而助清，则又何说？”应之曰：“壮缪助清，亦助明也；明不能制闯贼，借助于清，以拯民水火，谓之助明，亦何不可？”此说亦言之成理。总之，正直之谓神。壮缪一生，殆不失“正直”二字，当其始从昭烈，旋为魏武所罗致，嗣觉魏武不轨于正，以昭烈为彼善于此，复从而为之戮力。伐吴之役，亦以其时大局尚纷，民生涂炭，不得不冀得一当，以致太平。秭归蹉跌，则关于天数，死有余恨也。而其浩然之气，下为河岳，上为日星，亘千古而不灭，其显灵助战也，亦以千万人壮气所锺，遂偶触之以为用，而其如在其上，在如其左右，则亦以人心为之耳。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上干天怒，为人心之所不容，亦即正气所不容也。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者，亦谓正气千变万化，无方体，无定向，固难刻舟求剑，亦非惝恍无凭也。壮缪之事，当以此理断之，不然，则数百年之馨香，亿万人之意向，岂能毫无依据耶！

同治癸酉科，福建举行乡试，时王文勤抚军充监临，查场弊甚严，适对读所同考官，查出誊录生私改墨卷，根究得数人，余友陈藻丞大令与焉。抚军大怒，令置重典，已传竖坡矣。天忽大雷电以风，全城昼晦，抚署棋杆折焉。抚军警于天变，遂宽此狱，而陈藻丞数人免矣。藻丞是科因丁忧不能应试，冒充誊录生入场，为人改墨卷。定例，墨卷添注涂改，有例定字数，若犯例，不能送誊录。今所改竟过三百字，明明誊录舞弊，故为对读所举发。藻丞此役，固为贫所迫，未始非技痒之故，遂忘其所以也。后自应试，联捷成进士，而终于一邑，人谓其后运未终，故天示变以拯之也。余殊以为不然。王抚军执法以惩场弊，是也；警天变而缓狱，亦是也。科场条例太苛，寒士贫乏可悯，法重情轻，故特示变以拯之，天亦未尝不是也。谓因一县令前程，预示保全，天之降鉴，无乃太劳乎？然吾独不能无疑者，世之暴戾恣睢，杀人如麻者，所杀何一非冤？抑且两军相战，近日炮火之烈，一发动辄数百命，而视天固梦梦也。独于此次不梦梦者何哉？岂天亦忽明忽昧耶？有曲为之解者，科场严例，除杀一柏后，大概立法皆严，行法要必以恕，所以各省学政，考试拿获枪手，只以枷号示惩，向不褫笞臀，且不穷究真名姓，革其功名，所以恤寒士也。此次王抚军发怒，一转念未尝不悔，故藉一雷雨以解之欤。或又谓王抚军贤者，天以其可与言而与之言耳。若彼暴戾恣睢者，示变而彼不悟，天亦无可如何也。此二说虽亦言之成理，而罅漏尚多，但当日之事，身所目睹，间不容发，郑重如金滕故事，俨然明威在上也。

民俗之奢俭，由于地土之腴瘠，而亦有不尽然者。今就吾足迹所至者言之。山海关外，三省土脉久未发泄，农林之利极富，牧畜之产亦足。然过沈阳，则百数十里无人烟者甚多，中途偶有一二草屋，下而憩息，湫隘不堪，而屋中必有两大缸酸白菜。北地独多白菜，冬间腌之，一年即此侑杂粮以为食。每隔二三百里，必有一市镇，商贩亦粗笨之干货而已。近时火车通行，情形自异，然土太旷，人终不能不稀也。轺车所至，不能停留，然大致总在目，此北之偏于东者也。入关而西，风土只是萧瑟，绝非膏腴。种蔬麦以供食，而种稻粱者绝少。西度易水，与榆关内地同。及至京都，则空空九城门而已。然万流仰镜，百货填溢，可谓无美不备矣。居民无土着，所居只旗员旗民，与各省官商而已。日食之需，除朝贵及纨子弟暨南省京官盘餐兼味，食用稍丰外，其余上自闲散王公，及疏远之皇亲国戚、八旗官兵，以及北五省京官，一日之中，上者食面食，下者食杂粮。侑食之馔，羊肉鸡卵，一二品已为异味，下者生嚼葱蒜，若调酱则已丰矣。犹忆昔年于役东陵，到店只有面食，乃选豕肉鸡卵为馔。旋亲王至，隔店而住，以亲王之贵，旅行并不带厨传，乃呼豆腐干以侑酒。后查之，亲贵不当权，所食不过如此，特五王爷尤穷耳。甚矣北人口福之薄，远不及南人也。及到江西，赣称鱼米之乡，鱼并不佳，而米独足，夏布瓷器之产亦独优。然居家则一月之中只两日食肉，病则以肉为药。有一富家，熊慕蘧之封翁，余问其家食如何，则曰：“我年将七十，每日可食肉四两。”寻常人家，皆以辣椒、豆豉佐饭，鱼亦不能常具也。街上小户，每人捧一大碗饭，上加两箸蔬菜而已。一日出行，县大路上排芥菜大梗数具，问何物也，曰：“芥菜梗也。”问芥菜梗何以如此之大，曰：“本地种芥菜，不肯整根卖，先卖旁梗，梗随大随卖。到明春，则菜心大如萝卜，可多卖钱也。”问何以排列于地，曰：“晒于地上，干而腌之，切丝以侑饭也。”余闻之悚然曰：“官厨食火腿芥菜脑，取其心食之，惟嫌不嫩。今民食菜梗，尚须切丝，则吾辈直暴殄天物矣。”其俭如此，其富可知。及到苏州，江南膏腴之地，无与伦比，米谷之种尤美，蚕利与浙共之，为他省冠，粤东后起弗及也。且密迩上海，商业发达，富户有逾千万者，其一二百万者，竟不足齿数。与浙比邻，富力与浙相竞。织货取之宫中，妇女皆穿绸缎，然冬衣只以灰鼠条缘边，非人人尽有皮袄。富不必竟逊于粤，而俭则殊胜于粤也。吾闽山多田少，物产极微。下游漳厦一带，风气近于粤东，通洋亦早，但侨多而商少，侨偶有富者，多不敢回国，逊粤殊甚。上游虽有竹木之利，多为江西人所占，盖上游七成江西人，三成土着人，土着人最有出息者，只开饭店而已。省城一隅，自无出产，士人毫无发展，徒事占哔而不讲求实业。科举时代，省士科名独盛，然科举而得仕，能彀消纳几何？则满城只装满穷秀才而已。且滨海海味极美，而秀才食性又馋，家食茹荤之外，暇则往酒馆醵饮，故中国说老馋者，闽粤并称。富不如人，而馋与粤人竞，岂不败哉？吾到赣、苏两省，见寒士必有数亩之田，怪而问其由。赣人曰：“我寒士就馆，馆谷所人，书院膏伙所人，今之学堂薪水所入，如有盈余，积铢累寸，今年买半亩，明年买半亩；且妇女搓麻织夏布，可资津贴。”苏人则曰：“妇女养蚕之外，持四条木棍，在门外张架刺绣，亦可以资津贴也。”噫，吾今乃知吾闽寒士不能一人有田之故矣。平日饭菜不能断荤，闲暇必上酒馆，虽有馆谷膏伙薪水之入，非随手辄尽不可，而妇女又不能养蚕织麻刺绣，又何从津贴以买田哉？闽之瘠，而奢甚于长江诸省，则因下游接近粤东，沾染华侨恶习而然，其由来亦非一朝一夕矣。统观全国，究竟俭多奢少，国奢示俭，中国其较易于外国欤。

余自中年以后，每于睡将醒时，能倒影自见眼鼻或半面，然必是夜梦境清平时，始有此象，月不过三次耳。放翁自谓晚年目光夜能烛物，其殆眼藏有力欤，究亦莫名其妙。近数年来，更有一奇事：当将睡或将醒，目光蒙瞳时，每见仙佛神像，衣冠甚伟，参列榻前，或仙女、神卒，二三人不等；谛视久之，遂变成帐幔花纹，或为窗槛花格。此自目眩所致，然目眩何必见仙佛？其殆以夜寐不成时，想游仙界佛界以引睡，积想因而成象欤？然积想不入于梦，而必接之于目，则又何哉？其实人世间，何事非幻境？制之以理，断之以心，见怪不怪可也。

余少时即惯迟眠，然就枕即睡，尤失眠之苦。七十时作《匏庵寿》诗，中有“鳏鱼无睡”一语，当时亦特戏言耳。诗寄去之后，竟夜夜不睡，自疑诳语为神鬼所弄。乃年甚一年，后竟非天明不能酣枕。百计引睡无效，常服补阴之药无效，乃细检陆诗，见其七十所作之诗，皆言不睡，乃八十所作者，则多言美睡。可知人到七十，夜必无睡，若到八十，则夜睡而昼亦睡。然名虽为睡，恐亦只昏睡而已，其能得美睡亦甚难事。是睡与不睡乃年龄关系，只可任其自然，不必引以为病。医书失眠之症，特为少年有病者言之，与老年人固无与也。

余少时闻人言，郭远堂中丞半夜即起钞书，点一枝蜡烛，见跋及旦，日以为常。沈文肃之封翁丹林先生，每晚九点而寝，三点而起，默坐背诵注疏，到八十三时，习以为常，盖其未明而起，起后即不复睡。余则夜间看书，既明而睡，睡后仍得有六点钟酣寝。今年已届八十，秋后却可未明而睡，起时亦较平常为早，虽未至如放翁所云。夜睡而昼亦睡境界，而衰象已寝寻矣。人言老年人更事多，谁知寻常一睡，亦煞须阅历也。

郑稚莘言：“齿与胃相表里，齿之咀嚼力有若干度，胃之消化量亦有若干度；若齿之力强，而胃之量弱，未有不受病者。今之补牙，是助齿之力，而不能助胃之量，害事孰甚。况补牙种种不便，流弊尤不可胜言乎。”此说煞为近理。余六十岁时，与华再云太史谈，渠年差长，见其须发雪白，问其牙齿无恙否，乃曰：“十年前，谢味余太史予我擦药一方，保全至今，得以无恙。”味余谓齿病。只有风、火、虫三种，而风尤甚。医家重治火、虫，而略于风。此方用薄荷八钱治风，为独得之秘。后味余亦来，详问其方何药，则生熟石膏四两，青盐二两，骨碎补六钱，薄荷八钱，四味而已。余擦之，至今二十年，前后仅落六齿，近复落一齿，余皆无动摇者，未始非此药之力也。凡落齿时，虽不甚痛苦，终觉累赘，有人屡劝补牙，余终深信稚莘之说为不可破也。

黄陶庵《心医》一卷，言：“人之有病，皆心为之；心以为无病，便无病矣。”此即所谓安心是药方也，吾生平颇信其说。今者西医盛行，中医每与之相左：中医病要忌风，而西医偏要透空气；中医病每忌荤，而西医则必要食鸡露。其实同一病也，各治之，亦各愈；其有不治之症，各治之，亦各不愈，所谓药医不死病，死病不能医也。其有奇离之病，起死回生，中西医亦各有所能。惟解剖之术，西医似有特长，不知当日华陀亦优为之，惟其操术奇妙，取快一时，于人之寿源有碍，故当时禁之，其法不传耳。但中西医无优劣之别，而中西人体气实不同，中药偏于气化，而西药则偏于矿质，且药价亦有贵贱耳。

陆贾《新语》曰：“君子之为治也，混然无事，寂然无声，官府若无人，亭落若无吏，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兵，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壮耕耘于野。如是，虽不言而信诚，不怒而威行，岂待坚甲利兵，深刑刻令，朝夕切切而后治哉！”所言升平景象，直追氵勿穆之风矣。然同光之际，亦略得大意焉。余作《忆昔》诗有云：“盛极同光际，升平二十年。投戈重讲艺，耕砚渐成田。荆棘途无阻，豚鱼税尽蠲。当时人不省，忆昔泪潸然。”语系据事直书，自无所用其粉饰。外任后，时事虽稍艰，而守建昌五年，属县只出一盗案。署南安时，虽遇拳乱影响，不三月即敉平。移摄抚虔两三年，仍晏然无事。所谓荆棘途无阻，豚鱼税尽蠲者，思之犹神往也。我之想望太平，不过如此，盖所求于造化者本甚廉，亦即孔子不怨天之意也。

大禹德冠百王，而克俭于家，不过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而已。此三事寻常日用所易行，吾生平兢兢加勉焉。今且以菲饮食言之，余八龄失怙，幼而食贫，三餐虽不至断荤，而夏用冬瓜汤、冬用芥菜汤，日侑饭以为常。而平时所酷嗜者，隔宿芹菜、蒜一味，吾母每晨取前日残羹煨之，以侑早餐，盖芹菜与蒜，愈煨之而愈得味，吾至老食之尚未厌也。逾冠官京师，京曹清苦，家食不改儒素。旋膺外任，前后廿余年，官厨虽不甚俭，而常食终不断蔬。每到一处，必于官廨后锄地自种，盖蔬非种不适口也。退居海上十余年，无园可锄，市购价昂而味又劣，惟晚菘一种极佳，一年必食到二度，间或购芥于闽以充之。七十非肉不饱，吾盖非蔬不饱也，非不食肉，肠胃与蔬笋之气相宜，若食肥鲜侑饭，转无饭香也。此非有意为之，亦习惯成自然耳。此一事也。若衣服，亦非有意求恶也，弱冠当秀才时，夏衣长衫则用夏布，秋天则用漂白布，冬季衣絮而尚之以蓝布衫。有一日赴考书院，前襟为肩舆所裂，归仍取而纫之，未能即改造也。迨至释褐登朝，非复布衣之旧矣，然仕不去贫，官服艰于求备，夏天只用半折纱罗，终未御全透纱衣也；常服悉系自制。犹忆一履之费只京蚨六千，折铜钱六百耳。暑雨骤寒，早值进内，以三金购羽毛褂以遮寒。

于役两陵，载道风霜，每假裘而行。出关时，制斜纹布缺襟袍以御尘沙，此物尚在笥未朽也。及膺外任，狐裘羔裘，仍袭京曹所陆续旧置；黑貂之裘，为薛外舅所赠送，皆逾三十年之物，此尚足以傲晏子也。退居后，嫁一女、一女孙，半举以充奁物。严冬御寒之大裘，尚煞费集腋之劳，颠倒紫凤天吴，而吾则服之无炁，绝不作金尽裘敝之叹。此又一事也。吾家有老屋，本不卑也，道光廿九年吾祖所置，于今八十余年矣。子姓渐繁，不能同居，吾即作宦，将来必须另自购屋。癸卯旋里，邻右有屋三椽，价值一千五百千，乃以无赀不能成议，卒赁庑以居。意拟积有余赀，于乌山之麓，购一有园之小屋，以庇风雨。旋集山赀四千以待用，乃以地价日高。嗣又以债务半遭亏损，则他日归山，只有仍赁庑矣。既无宫室，何论高卑？此又一事也。孔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吾之俭。吾故不耻为顽固也，但吾年已八十，当五十岁以前，所交皆旧人，所用皆旧物，守俭尚易。近三十年来，海邦机器益发达，衣食住之舶来货，一一尽美，且日本货比国货为廉，吾不免为习俗所移。然吾自守者，戒吸香烟，以其为鸦片变相也；忌用洋袜，以其穿着费事也。汽车盛行，下泽，车又不适用，吾必不得已出门，则借车乘之，借之不得，便不出也。其余饮食起居，随其所遇，惟适之安，仍以妄用一文钱为戒而已。余到上海时，人以余之俭为装贫，然余不轻言贫，自耐贫耳。初因伃疾而迟留，继因连年家书烽火而阻，其实皆以归未有宅，遂致因循至今也。国奢示俭，当此欧风狂醉之秋，岂不徒费唇舌？然海邦经济恐慌，外人迫于大势，不得不力求节缩。吾国沾染奢俗三十年，不得谓由奢而俭之果不易也。今且将香烟、洋袜之类，凡家常之可有可无者，悉屏而去之，以求免饥饿不能出门户之一日，当亦人所乐从也。若大吃着华美，富贵人应享之福，各有因缘莫羡人，吾亦不必置喙矣。总之，三十年为一世，三十年中，世变极矣，物穷则变，变则通。《周易》一书，秦火未经烧灭，当时殆有天意也。余作此说毕，客有难者曰：“君此作现身说法，竟以神禹自居，不已泰乎？”余曰：“不然。禹一生事业，从自身克勤克俭做起；余不获有其事业，而但求克俭于家。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可为，禹岂不可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