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右曾本原序

秦政燔书，三代事迹泯焉。越五百岁，《古文纪年》出于汲县冢中，而三代事迹复约略可观。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忤，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馀岁而是书复亡〔亡于北宋，说详后〕。不知何年何人，捃拾残文，依附《史记》，规仿紫阳《纲目》，为《今本》之《纪年》。鼠璞溷淆，真赝错杂，不有别白，安知《真古文》之可信，与《今本》之非是哉！最其大凡，《今本》之可疑者十有二；《真古文》之可信者十有六，请扬榷陈之。《晋书·束嵒传》言：“《纪年》十三篇。”《隋书·经籍志》：“《纪年》十二卷。”《新》《旧唐书·艺文志》并云：“《纪年》十四卷。”《今本》只四卷。篇目可疑，一也。《束嵒传》言：“《纪年》纪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杜预亦云：“特记晋国，起自殇叔，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今本》自黄帝元年至隐王十六年，大半依据《史记年表》。体例可疑，二也。《古文》全用夏正，杜预之言可据。《今本》“平王五十一年春三月己巳，日有食之”，“桓王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全袭《春秋》。可疑三也。《史记正义》引《纪年》云：“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今本》则云：“武乙三年，自殷迁于河北。十五年，自河北迁于沬。”不知盘庚之徙，已居河北。妄袭《史记》，又杜撰迁沬之文，可疑四也。《史记集解》引《纪年》云：“夏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今本》附注云：“起壬子，终壬戌。”若然，则四百三十一年矣。可疑五也。自来简册，俱不详周公薨于何年。《今本》于成王二十一年，书“周文公薨于丰”，而前此成王十三年，书“夏六月，鲁大禘于周公庙”。岂有周公尚存，而鲁已立庙乎？可疑六也。《书序》云：“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今本》“成王十年，周文公出居于丰。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东都”，显非事实。可疑七也。宋晁氏、陈氏《书目》皆无此书，而《宋志》有“《竹书》三卷”，是亡而复辑之证，可疑八也。凡《史记注》所引“田侯剡立”，“齐桓公杀其君母”，“梁惠成王会齐威王于平阿”，“齐宣王八年，杀其王后”，“秦惠王薨”，“秦内乱，杀其大后及公子雍、公子壮”。《水经注》所引“郑筑长城，自亥谷以南”，“邺师败邯郸师于平阳”。诸如此类，确是《纪年》古文，而《今本》俱轶，可疑九也。《纪年》本不讲书法，故王季、文王亦加王号，鲁隐、邾庄皆举谥法。《今本》改王季为周公季历，改文王为西伯，改许文公为许男，改平王为宜臼，可疑十也。《水经注》引“晋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及我师伐齐”。我者，晋也。“梁惠成王元年，赵成侯偃、韩偃侯若伐我葵；二年，齐田寿帅师伐我，围观”。我者，魏也。《今本》用周王纪年，则我皆为周，文义俱失，可疑十一也。《梁书·沈约传》不言注《竹书纪年》，《隋》《唐志》亦无《纪年沈约注》。《今本》采取《宋书·符瑞志》而托为休文之注，可疑十二也〔前后四条，洪颐煊说同〕。至于《真古文》之可信，又可得而言焉。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则知谱牒所纪，阙漏甚多，而舜妻祖姑，契、稷为尧亲弟，举可旁通，一撤其障，一也。禹都阳城，足证《孟子》“避舜之子”，二也。大康、羿、桀俱居斟抃，即雒汭之抃口，去雒邑不远，足证《周书·度邑》“因有夏之居”，三也。鸣条在陈留，汤伐桀，桀自斟抃东出御敌，故战于鸣条，足证《书序》，四也。商世五迁，嚣、相、耿、庇、奄，前不数亳，后不连殷，故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五也。周武王十一年，伐殷禽受，故《尚书·泰誓序》言“惟十有一年”，足破《伪古文》“十有三年”之谬，六也。武王陟年五十四，与《周书·度邑》言：“自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者合。上距克殷只阅六岁，故《中庸》云：“武王末，受命”，足辟汉儒“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八十二生成王”之谬说，七也。共伯干王位，故《左传》云：“诸侯释位，以閒王政。”若周、召摄政，不得云诸侯，八也。携王为王子余臣，以其庶孽，故云奸命。若伯服，则幽王既立为太子，不得言奸命，九也。《庄子》言：“越人三弑其君”，“田成子十二世而有齐国”。稽之《史记》，殊形参错；证之《真古文》，若合符节，十也。梁惠王改元称王，故孟子至梁，称之曰“王”，十一也。惠王六年，徙都大梁，故十八年桂陵之战，田忌欲直走大梁，十二也。惠王后元十一年，楚败我襄陵，故惠王告孟子曰：“南辱于楚”，如《史记》则惠王初无南辱之事，十三也。齐威王三十六年薨，当梁惠王后元十五年，而后齐宣王立。《孟子》之书，先梁后齐，本为实录，《史记》之误，不辨自明，十四也。燕子之之乱在齐宣王七年，足证《史记》《荀子》以伐齐为湣王，及《通鉴》增年之谬，十五也。《孟子》言：“由周以来七百有余岁”，依《三统历》则孟子去齐之岁，上距克殷之年已八百余载矣。若依《真古文》推校确是七百有余，十六也。裨经益史，彰彰若此。惜乎，全书之亡轶，而怪向来学者之是丹非素，习焉不察也！仆少读《孟子》，致疑于伐燕之事。及观《通鉴》增年求合，又病其凿空。乃取《史记索隐》所引《纪年》之文，排比类次，而后涣然冰释，曰：“此非《孟子》之误，乃史迁之误，而唐、宋以来儒者读书之鲁莽也。”于是广搜故册，掇拾丛残，录为一帙，注其所出，考其异同，附以芜说。名之曰：“汲冢纪年存真。”志古之君子，或亦有取乎是，而教其所不逮乎？

——嘉定朱右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