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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骆龠门中丞咸丰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王璞山即日能招勇扎营城外，甚好。惟新集之勇，器械不齐，技艺未娴，恐见贼难免奔溃，除先招千名外，后招者似宜精选。璞山虽有忠勇之气，欲驱此数千市人而赴敌，则实为难信。鄙意欲调回邹、陈之勇，与璞山合成一营者，以其略经训练，或不至一哄而散耳。
统计目下要务，约有三端：一日城内坚守；一日城外扎营，通接济之路；一日筹备水攻，无听其船只往来自如。三者苟备，则此贼不能得志。侍所拟之排，现赶造样子，未知果可用否也。
与骆龠门中丞咸丰三年十月初一日
岳州、湘阴、平江既纷纷请兵，而上游则郴州请兵防广东星子之匪，茶陵请兵防江西安福之匪。目下省城兵力之单薄如此，人心之惊皇如彼，似不得不专卫省城，而他处则一切忍心置之而不问。明知此非正办，然外鉴田镇之覆辙，内顾弁兵之怯弱，不得不为寒乞，规模犹觉稍有把握。此侍所以屡书言岳州宜置之不顾者也。先到荆州，亦贼人恫喝欺人之故智。侍策此贼回窜江西者十之六，窜长沙者十之四，荆州则未必去耳。
妙高峰地势最好，贼若占据，则难于攻逐；我若先占，则联络白沙井、蔡公坟三营为一气，既据峻隘之地，又通接济之路。鄙意欲令王錱、邹寿璋合扎妙高峰、白沙井等处，而附之以新招之湘勇，令城内勇干将弁，如塔协等带勇扎蔡公坟，庶不致于立溃。屡书言及，不知鸿裁以为何如耳。
与吴甄甫制军咸丰三年十月初四日
日内缺疏笺敬，因前两函未蒙复示，恐驿递遂有差误。又此间纷传北省于十八日围城，文报不通，已喧传十日矣。顷始闻其谬妄，知贼船停泊汉口、塘角等处，而省会尚未被围。吾师莅任未二日，遽闻田家镇之失。鄂省以全力扼防，彼处精锐之卒，贤干之员，皆萃于兹，一旦失其所恃，吾师又新到。
南省截留五万之饷，未知日内已到否？即到亦不敷一月之用。江廉访不知已抵省否？每念国家大局，师友情谊，良不知所以为计，不知所以置怀也。
南省亦甚惊惶，省城兵勇已足坚守。近又调兵三千，募勇数千，城外扎营，亦未嫌其单薄。惟水路绝无御备，国藩拟在衡制造木排，兼改船只，每船安炮二三位，以防江路。恰好广西解炮二百尊，即在衡截留。但排即造成，亦止可为湘水上下之用，若放入江湖，则排身太小，不能大用。即用小船改造，亦不可为洞庭以下之用。而以长沙之兵勇，度长沙之人心，亦且自治不给，竟不能谋兴鄂省救援之师，遥望师门，但增悚仄。
北省日内景况何似？兵勇共有几千？望饬抄示文报一二。此间传言，顺德、大名失守，山西平阳、泽、潞并皆失陷，不知信否？亦求示知。侧身北望，可胜长叹。
与骆龠门中丞咸丰三年十月初五日
吴甄甫先生来咨，令张润农太守、王璞山县丞带勇前往鄂省救援，其文云“武汉之咽喉不通，即南北之血脉不贯；北省如此，南省势成痞症。不得不急思拯治”，自是至当不易之论，想尊处亦必有咨兼有专函矣。侍日夜筹及援鄂一层，一则以饷项无多，一则以水路无备，故屡思与老前辈商而终不敢轻发。然细思武昌苟失，则西制荆襄之命，东固建业之根，长江三千里，遂使此贼封而有之。章奏无由上达，朝命莫能下逮，不数月间，吾辈遽恐隔置化外，岂不痛哉！以是反复筹维，又不得不出于援鄂之策。盖鄂省存，则贼虽分窜来南，长沙犹有幸存之理；鄂省亡，则贼虽不分窜来南，长沙亦无独存之势，特少延数月。唇齿利害之间，此不待智者而知也。
侍前所谓要务三端者：城内坚守，止须四千人；城外扎营，亦止须四千人，非谓四千遂足鏖战也，但使有一路可通，不使贼兵合围，则战守皆有可恃，不必屯兵万余，以待贼之至也。其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侍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如省城外内仅留兵勇八千，则此外兵勇，似可分三四千援鄂，望鸿裁与提军及司道诸公熟商。
王璞山之勇，止令其招三千，尊见极是。盖多则难精，即招至三千，已恐其不精矣。鄙意璞山本营及新招之勇，并康、杨已回省之勇，与罗、李、邹将回省之勇，数项湘勇，严汰慎选，只须存四千人，斯为适用。盖信其可用者，惟罗罗山、王璞山、邹岳屏三营，久经训练，确有几分可靠。此外，则新集之卒，殊难深信，求老前辈传罗、王、邹三人到署，相与熟计。或留千余守省，而令璞山率三千人援鄂，则面面俱到，尚觉妥叶；若璞山新募至一万，或少亦四五千之多，则无论不尽精锐，口粮亦断不能敷，器械亦断不能齐，是不可冒昧也。侍另有书与璞山，已将鄙意告之。自湘勇而外，凡省城所招勇，皆宜严为简汰，鄙意以八九千防南，以三千援北足矣。侍非不知兵勇宜多，恐两月后，无饷可发也。愚拙之见，动辄累纸渎陈，惟冀鉴察。
与骆龠门中丞咸丰三年十月初六日
王璞山自兴宁归来，晤侍于衡，见其意气满溢，精神上浮，言事太易，心窃虑其难与谋大事。其时渠意欲兴师为湘人报七月之仇，侍亦欲添勇为岷樵助一臂之力，约共招宝勇、湘勇数营来衡训练，并议定军饷不必取诸藩库，器械不必耗诸总局，皆由劝捐徐徐图之。侍曾有书与阁下道及一二，言器械极不易办也。厥后，璞山由湘晋省，适下游有逆匪回窜之说，长沙警严，老前辈饬令带勇先守省城，侍亦料其必如此。仓卒之间，一切饷金、军械，皆不能不取之省局，是今之所招者，非义师，乃官勇也。既为官勇，则当与通省之兵勇通盘筹画。若一处先须交三万金，则各处招勇先交之款，已不貲矣，况后有月支乎？况又有兵饷乎？此璞山阅历太浅，视事太易之过也。
侍六月招援江之勇三千，仅发来省途费银二千余两，盖深知库项之绌，不得不稍为节省。现在省城招勇太多，侍亦屡书与阁下道及，亦为饷绌计也。昨夜一书，言湘勇至多不得过四千，盖为援鄂言之，若并不援鄂，则湘勇止可留二千人。除罗、王、邹三原营外，止宜留千人，或从江西回归者挑选，或从璞山新募者挑选，务祈赶紧严汰，盖恐湘勇用费多而收效少，侍亦与有咎焉。故不能不极言之也。
与骆中丞咸丰三年十月初八日
侍自二十四夜接长沙警报，比复一书。嗣后每夜奉呈一书，若中间一日无信到尊处，则驿递失之矣。
湘勇在省者，侍嫌太多，意欲遵甄师之命，令王璞山带三千往鄂救援，昨曾以一书奉商。璞山血性可用，而近颇矜夸，恐其气不固，或致偾事，特作一书严切规之，兹特将原稿录呈尊览。其用勇之多寡，口粮之行坐，即可照侍函行之。各处兵勇，阁下酌加裁减甚好。侍亦屡函请减，实见饷需不给也。
与仓少平咸丰三年十月初八日
甄甫师咨来，令张润农太守、王璞山县丞往鄂救援。润农业回新田，事难遽就，止可用璞山率湘勇前往。来示详察之说，在衡时已私心暗识之矣。此时欲令其统师赴鄂，则恐以矜张之气，驭新集之卒，或不足以当大敌。欲不令其赴鄂，则其忠奋直前之忱，实有非辈流所及者，诚不欲遽挫其锐锋，而反销其壮志。且甄师指名求之，此外亦恐乏自告奋勇之人。再四筹维，乃为一书规劝璞山，匡其不逮。其书已录稿送中丞处，阁下借取一阅可也。
与康斗山杨宝峰咸丰三年十月初八日
章门解围，湘勇精锐之声振于鄱阳、匡庐之间。诸君子所出，足为鄙人生色。田家镇之败，鄂省大震。现闻逆舟布满江汉，上溯襄、樊。湖北若有失事，则湖南危于垒卵。鄙意须以兵三千，急往武昌救援。顷已作书与璞山，并嘱其与两兄熟商。两兄若慷慨请缨，愿往北省赴援，则望即日束装长征。若援鄂之举不成，则望与同邑诸君子熟商，将新旧湘勇五千余人大加裁汰（罗，王、邹三旧营不宜汰），止存二千余人留守长沙，盖库项支绌，养至二千，已嫌其多。现在贼踪尚远，防省本不须若是之多也。其在省之勇，止领坐粮，赴鄂省者则领行粮，乃为平允。无论赴北留南，总宜严汰精选，约束谨严，勿使有名无实，致外人疑吾邑人耗费多而成功少，则国藩与诸君子共此嘉誉者也。
与王璞山咸丰三年十月初八日
荆、襄扼长江之上游，控秦、豫之要害，诚为古来必争之地。然以目前论之，则武昌更为吃紧。盖贼首既巢金陵，近穴镇、扬二城，远处所宜急争者，莫要于武昌。昔人谓江自出蜀以后，有三大镇：荆州为上镇；武昌为中镇，九江次之；建业为下镇，京口次之。今粤逆已得下镇矣。其意固将由中镇，以渐及上镇。闻九江、安庆近已设立伪官，据为四窟。若更陷鄂城，上及荆州，则大江四千里，遂为此贼专而有之。北兵不能渡江而南，两湖、两广、三江、闽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克上达，朝命不能下宣。而湖南、江西逼近强寇，尤不能一朝安居。即使贼兵不遽渡湖南窜，而沅、湘固时时有垒卵之危。然则鄂省之存亡，关系天下之全局固大，关系吾省之祸福尤切。鄂省存，则贼虽南窜，长沙犹有幸存之理；鄂省亡，则贼虽不南窜，长沙断无独存之势。然则今日之计，万不可不以援鄂为先筹，此不待智者而决也。足下义气薄云霄，忠肝贯金石，望率湘勇三千，即日渡湖而北，与岷樵、石樵之师相合，力保鄂城，以固全局，则不特湖南受其利，天下实有赖焉。惟近日省局支绌，处处皆须节省慎重。即以三千勇援鄂，一切用费，不宜过二万金，乃为妥善。国藩六月招楚勇一千，湘勇二千，赴援江西，共用去二万二千有奇。在家初出之途费，起行月余之口粮，及兴办各件之杂费，与朱石樵、郭筠仙另支之储款，皆在其内。此次湖北行程较近，天气较好。足下办理若能少此更妙，至多亦不宜过二万二千也。
前者足下欲募勇二千，往报湘人七月之仇；国藩欲添勇数千，往助岷樵一臂之力，两书往还，不谋而合。厥后足下来衡，面商大概规模，约定饷需不必支之藩库，器械不必取之省局，足下自许，可劝捐饷银一万，可私办军装数项，盖以为此吾辈私兴之义举，非省垣应办之官事也。嗣足下二十二书来，言二十四走省请饷一万，仆已讶其与初议相刺谬矣。适会田家镇之败，鄂省大震，长沙戒严，中丞命足下带勇防守省城，仓卒兴举，一切皆取之于官，此则局势与前议大变，止可谓之官勇，不得复谓之义师也。既为官勇，则值此官项支绌之秋，不得不通盘筹划。目下兵勇万余，倾库中所藏，仅付两月之需。而足下寄来禀稿，乃云须再发银二万，各勇须预支月半口粮，将来招足万人等语。是则足下未能统筹全局，不知措饷之艰难也。又云帐房三百架，硝磺等项，委员解县。招勇本以援省，而多此一番周折，是亦足下阅历太浅，不善省财、省力之咎也。仆素敬足下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奋发，尤见慷慨击楫之风，心中爱重，恨不即游扬其善，宣暴于众，冀为国家收澄清之用。见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详明规劝。又察足下志气满溢，语气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为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陈。伏冀足下细察详玩，以改适于慎重深稳之途，斯则爱足下者所祷祀求之者也。
刻下康、杨带回之勇千人，罗、李与邹将归之勇亦千余，合足下之三千，计会城共有湘勇五千余人。若足下能带三千，毅然援鄂，则省城所存之二千余，宜酌量裁汰，止存千余为妥。若足下不往援鄂，尤宜大加裁汰，止存二千余为妥。然以足下之志之识，亮必慨然以援鄂为己任也。其存省之兵，望一概用坐粮之例，每日一钱，盖行粮本过优，亦宜与往鄂者示有区别耳。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赏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昔尝与岷樵细论此层，兹更为足下进一解焉。
与夏憩亭咸丰三年十月初九日
日内因下游警报沓至，思欲制造木排，以防江路。制器之法，夙未讲求，骤与兴办，动多龃龉。逆匪窥伺荆、襄，远规秦、蜀，是意中事。惟闻分船溯汉之后，而塘角、大别之际，尚复大舸蔽江，游弋自如。武昌虽不被围，而已岌岌有坐困之势。鄙意今日之计，不能不发兵援鄂。鄂省存，则江西、湖南可犄角以相援；鄂省亡，则江西、湖南并如虎狼之据我门庭，而谓闺闼得须臾少安，无是理也。已屡书与中丞商及，不知日内已有援鄂成议否？
甄甫先生来咨，命璞山率勇前往。璞山血性过人，忠勇奋发，料应气吞云梦，慷慨长征。惟其近来言行，未尽妥善，弟恐其稍涉满溢，或致偾事，昨已为书规之。更望阁下面与深论，奖其忠劳，而匡其未逮。在省官绅中，有能毅然请缨，偕璞山同往救鄂者，亦望殷勤劝驾，相与扶助大义，共赞忠勋。若阁下怜邯郸之危急，为充国之自行，甫脱援江之甲，又据救鄂之鞍，则义声一振，从者如云。此北省官民所祷求，岷、筠、石樵诸君所盼切，弟所急欲推毂，而不敢强焉者也。
弟身虽羁衡，心系省会，所以不往省垣者，具详前复方伯公函中。近又悬系鄂省，顾天下之全局，念师友之私情，盖关系者极大，想阁下亦同此焦虑也。
与徐君青咸丰三年十月初十日
粤逆大舸鳞集，游弋江汉，上溯荆、襄，远窥秦、蜀，皆意中应防之事；惟鄂省情形，实为难堪。人民散尽，豺狼满江；舟无半帆之济，粮无一日之储。即有银两给付兵勇，亦且无物买办。此等景象，岂堪设想！苦我甄师及江、唐诸君，虽有忠义谋勇，固亦莫能展布。弟昨因接甄师来咨，即欲令王璞山同知率勇援鄂，已为书商中丞，并详告璞山矣。伏望阁下及诸先生赞成其事。
省城调兵募勇，鄙意以不过万人为妙。盖二月以后，势不能支，本省之捐输无可恃，外省之拨饷无可冀。届时而图之，则噬脐何及！且无论一万也，但使有兵勇七千，以三千坚守垛口，兼中权游击之兵；以四千驻扎城外，通南面接济之路，则贼虽猝来，亦自可立于不困之地。故亦屡函商之中丞，酌量减汰兵勇，想阁下亦有同心也。
与吴甄甫制军咸丰三年十月初十日
初五日接到二十八日大咨，令派张润农太守、王璞山县丞带勇往援。细思此贼若窃据鄂中，则上攻荆、襄，远规秦、蜀，皆意中所有之事。诚使如此，则长江万里，专为贼有，北兵不能渡江而南；两广、两湖、三江、浙闽遂若隔置化外，而湖南唇齿之邦，尤不能须臾以安。鄂省之安危，予天下之关键既大，于湘省之祸福尤切。自奉来咨，即日发书与中丞熟商，并有书与徐方伯、夏观察矣。惟张润农业由衡回新田招勇，新集之卒，兴办一切，仓卒不可遽就；即就矣，而自新田至长沙已近半月行程。润农之为人，行过其言，亦恐迁延，不克星驰前赴。是以专为书与王璞山，令其率湘勇三千，即日往鄂。顷尚未接中丞、司道及璞山回信，未审定议援鄂否也？
璞山前欲招勇二千，为湘人报七月之仇。国藩亦欲招勇数千，为岷樵添一臂之助，已有成议，将兴举矣。适田家镇之变，下游警急，长沙戒严，中丞命璞山招勇防守省垣。顷闻业招三千，即日可到省城。故国藩嘱其率以往鄂，若其定议，大约十五前可以启行，十日可抵武昌也。璞山驭士有方，血性耿耿，曾邀吾师赏鉴。惟近日气邻盈溢，语涉夸大，恐其持心不固，视事太易，曾为书规之。兹录呈一览。吾师用其长而并察其不逮，俾得归于深稳之途，幸甚！
与骆中丞咸丰三年十月十一日
接奉初九申刻手示，并咨到寄谕，敬悉一切。援鄂自是正办，尊见极是。侍前信痛切言之，而不敢决者，以侍既不能回省，则虽发此议，仍应阁下裁定。今得老前辈主持，赴鄂之见甚坚，全楚幸甚！天下幸甚！谕旨饬办之件，即能赶紧办到，犹为人臣者稍尽微悃之一端。望即催王璞山带湘勇三千，星速起行，至要至恳！惟谕备炮船，仓卒实难兴办。敝处所拟之排，止堪湘中之用，若以放于重湖大江，则排身短小，难压洪涛；若因此式推而大之，则行动笨滞。又夏憩亭兄所谓“以之堵御则有余，以之转战则不足”者也。且连日大雨，即搭一厂而不可得，而造排更难就役。计造备百排，教练千勇，非两月不为功。即成矣，又不克援鄂之用。智虑短浅，只增愧愤。自排而外，或另筹炮船，如小钓钩之类，而民舟既不能多雇，水手又不习战阵，以视三五千帆之贼艘，多寡既悬，勇怯随之，或且弃舟潜遁，此舟船只，仍以资贼，此亦意中之景态，非好为过虑也。再四思维，如何而可，不特钦奉谕旨，奠能复奏；而贼樯横塞江汉，将何以驱之使去？东南全局，桑梓深忧，岂堪设想！老前辈焦虑之余，当有至计。现拟如何复奏，即求飞示。
与吴制军咸丰三年十月十四日
接奉大咨，令派兵勇赴鄂。初十日奉呈一函，言令王璞山带勇三千往援，想已收到。
顷得中丞回信，与国藩意见相合，大约日内可起行。惟带勇之人，实难其选。璞山血性过人，而才器难以驭众。前将三百六十，则恢张有余；今加至三千，则恐照料不周，前已将信稿呈阅矣。此外，官场如平江林令，代理兴宁之孙令，颇能自将一军，而仓卒不能调遣。国藩昨已书嘱夏观察带兵一行，而省垣需才，恐不果行。绅士中亦有数人可用，目下俱以他务不得往。到鄂以后，将湘勇交朱石樵刺史，或少得力耳。
吾师昨咨中丞，请南省筹拨银二三万解鄂。现在有委员解广东饷银十万往江南大营。国藩思天下大局，能通南北之咽喉者惟鄂，能扼长江之中枢者惟鄂。此时之鄂，视金陵更为吃紧。武昌兵勇近万人，万一饷需不继，一旦溃散，岂复可问！已函商中丞，竟将此项粤饷，全解鄂省支用。权其轻重缓急，不得不出于此，或由中丞奏，或由吾师奏，想朝廷亦必深谅也。
与刘孟容咸丰三年十月十五日
伯母已得安葬，甚善！四方多故，早为封树，即亦无复它虑。
岷、筠两君，国藩日日系念。今辰得筠仙书，知已自黄陂与岷樵分手，遂得南旋，想已安抵梓木洞矣。惟岷老之师，尚在汉阳、德安一带，未得渡江，退保武昌，兹以为系耳。
璞山在衡与国藩约，共招勇六营，往江南杀贼，将报湘人七月之仇，兼助岷樵一臂之力。其饷银军装，皆将劝捐自筹，不欲取之省局。所以别于官军，自成一枝义旅也。厥后璞山归湘，即往省城取饷，盖与初议异矣。适会下游警急，中丞嘱璞山带勇晋省防堵，此则局势与在衡之议大变，自有格例，未可意为伸缩。而璞山请饷请器物，多不中程，以是省局上下，大滋物议；而璞山语言意气，又多不检，以是訾议其短者，评讥日入于吾之耳，书函日入于吾之目。国藩昨为一书，规箴璞山，未知老璞能细味而曲从否？仆盖爱之深而思毖成之，非以文吏常谭，挫其锐气也。鄂省事棘，万不可不发兵往援。自璞山外，殆罕有请缨自行者，而此老虽锐以自任，左右无能夹辅之人以助其义气而弥其缺失，是用隐忧。老弟当亦同此悬悬也。
树堂九月已归去，吾弟能来此一存视否？吾不愿闻弟谭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老虽深藏洞中，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容、筠独得晏然乎？阅吾弟与岷樵书稿，抑所谓肤泛者也。岷在江西与邓厚甫大不协，张中丞常以此等议论劝氓老。尊书之旨，盖相去不远，独文词深美，遂跻古人。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困肝胆，又与掀振一番，非吾弟亦无以发吾之狂言。
与骆中丞咸丰三年十月十六日
水师无备，尊处复奏，如何着语？敞处所办木排，万不可以入奏。盖初七试用时，下水及横渡尚可行，上水则极迟笨，急思小为改换，造成数架，以试能上水与否，而日内大雨如绳，昼夜不止，至今未续造成，竟不克赶紧一试，闷极郁极！且就使果堪一用，而当初造意，止为湘江起见，排身短小，不利江湖。前书业已奉闻，现在刻日办此，如竞不足用，亦宜设法买船改造；若遽以排入奏，则将来无可试验，反蹈欺饰之习。鄙意此时复奏，只将陆路三千之勇援鄂上闻。其水师炮多船少，刻难猝办，竟可据实陈明。当时事极艰，能为者竭力为之；不能为者，切实入告，能见谅君父与否，亦未宜深计也。
与骆中丞咸丰三年十月十七日
贼船下窜，全楚稍可解严。然回窜江西，仍是意中之事。湘勇援鄂之师，鄙意令其间出东道，由长沙至平江，以趋通城。在通城探明贼踪，若尚在鄂渚，则北出崇阳、咸宁，以达于鄂；若已窜江省，则东出义宁、奉新，以达于江。既可二者兼顾，且闻巴陵、蒲圻驿道，搬徙一空，米盐无可售买，反不如通城小道，犹有买办也。乞告之崡屏、璞山诸君，细问北来之人，斟酌行之。广东既雇红单船三十余只，赴江南助剿，何以向帅江面绝无举动，抑有所为而此间未闻邪？
寄谕令侍带勇援鄂，此时鄂中事弛，侍可不必前往。若贼尚未退，而逆舟千艘布满江汉，我无一帆一筏，岂能驱逐使去？侍虽带勇前往，固亦智虑短浅，无能裨益。至侍所练之勇三营，止堪施之土匪，以御粤匪，则仍恐溃散。盖出差时多，练不满百日，人不过千数，仅胜寻常新集之勇一筹，未可以杯水遽救车薪。自三营而外，惟宝勇差强人意，其余益不足数。而寄谕已有成效之言，京师传闻，每多虚誉耳。日内侍当据实复奏。其派兵援鄂之折，则与尊处会衔复奏。
与骆中丞咸丰三年十月十八日
昨日寄谕，侍拟为复奏，陈不必自往援鄂之由。盖鄂省可以守者有二：城外无屋，池浚甚深，一也；兵勇尚多，文武警惧尽力，二也。其可虑者亦有二：贼艘满江，我无一舟，无以逐之，一也；饷项有限，外乏接济，二也。其可守者，不待侍之去；其可虑者，侍去亦无如何。侍非敢畏难趋避，即去冬初到省时，奏明守制之人，不敢出本省一步。目今时事糜烂，但使此身有丝毫利益予国，亦不复坚守不出省之说；惟自计水路一无准备，侍虽于张守、王丞所率三千之外，再带二千前往，亦不过同守鄂城，即汉阳一水之隔，亦不能飞渡逐贼，有侍何益，无侍何损。若贼现窜青山下游，即不复回舟返鄂，则不特侍不必去，即璞山援鄂之师，亦属虚糜。反复思维，目前侍实可不往，止得据实复奏。
侍现在衡州开设捐局，如衡、清、耒、常、祁阳五县，皆有绅士前来，愿归督办，大约十一月尚有可观。至造排改船之事，如果可备湘河，亦尚有益于本省，但恨苦雨不止，自初八至今十日，未得续行造成，令人恼杀耳。
与王璞山咸丰三年十月十九日
接到手书，改过光于日星，真气塞于户牖，忻慰无极！
前者足下过衡，意气盈溢，视天下事若无足为。仆窃忧其乏惕厉战兢之象，以其握别匆匆，将待再来衡城时，乃相与密语规箴，以求砥于古人敬慎自克之道。自足下去后，而毁言日至，或责贤而求全，或积疑而成谤，仆亦未甚深虑。逮吴竹庄书来，而投梭之起，乃大不怿，于是有初八奉规一函。仆函既发以后，又接家严手谕，道及足下忠勇勃发，宜大蕴蓄，不宜暴露，然后知足下又不理于梓里之口。向非大智慧转圜神速，痛自惩艾，几何不流于矜善伐能之途。古人谓齐桓葵邱之会，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国。亢盈悔吝之际，不可以不慎也。比闻足下率勇三千，赴援鄂渚，仆既幸吾党男子，有击楫闻鸡之风，又惧旁无夹辅之人，譬如孤竹干霄，不畏严霜之摧，而畏烈风之摇，终虞足下无以荷此重任。
顷朱石樵书来，渠自鄂省十一二即可起行，大约日内可到长沙。观其书词，则逆贼全数下窜，武昌业已解严。仆昨奉谕旨，令带勇即日援鄂，今不特仆不必去，即足下亦可免此一行。仆另有书致中丞，商湘勇停止援鄂之举，不知意见合否？祈足下面禀中丞，细决行止。至足下之初志，欲兴义旅，径赴下游杀贼，则须计出万全，不可仓皇一行。盖舟师必须兼备，操练必须两月，裹粮必储半年，三者缺一，皆有坐困之道，而无成功之理。
朱石翁杀贼之志，甚锐且坚，此次归来，必且大有兴举。若中丞能从仆言，停止援鄂之行，则望足下与朱石兄同来衡城，就仆熟计，讲求水战之道，精析练勇之法。仆虽不才，亦当随诸君子仗剑东下，讨此凶逆；如足下鄂中之行，势不能止，犹望示我一书。苦雨多愁，所怀千端，诸惟心照，不尽。
与骆中丞咸丰三年十月十九日
此间日内大雨如绳，竟无片刻少停，真正愁绝。前拟造排，以为一月可成，不料初八至今，未造一架。厂在河边，亦将为水漫去，工匠全无驻足之地。六月援江，为苦雨所阨，今复如此。就令天气助顺，而侍辈之举动，已等灞上儿戏矣，况天复相阨耶？
朱石樵书来，言贼已全数下窜，渠十一二当回南省。似此则援鄂之师可免，不特侍不必往，即张太守、王同知亦可省此一行。鄙见如此，不审尊裁若何？前者倡援鄂之说，明知水路无备，虽多兵亦属罔济，徒以鄂省事棘，恐失会垣，故急欲遣师往救。今贼既他窜，鄂省兵足，似此行竟可停止。求阁下斟酌。
与夏憩亭咸丰三年十月二十日
石卿制军、岷樵中丞诚为当今人杰，嘱弟与骆、张、陈诸公会衔入告，请以兵柄归之张、江两君，似亦无难仰邀俞允。惟弟窃有虑者：向、琦在南，讷、恩在北，慧、雷，胜、托之俦，联翩四布，张、江再出，亦不过于十数人外添此二座。若别白而定一尊，抑此诸将，独以张帅经略南服，则朝廷大权，非臣下所得专请。且目前事理，不在大权之不属，而在兵勇之习气太坏。以石翁之布置，而不能保田镇之破；以氓老之勋名，而不能禁楚勇之溃，盖习气太坏，染之已深，无可用之兵勇故也。兵勇既无一队可用，而又无舟师以决水战，无饷项以练新卒，虽张帅为之，弟亦不敢必其有济。中夜以思，徒用浩叹！阁下不欲赴鄂，亦因事无把握，未肯轻出。鄙意此时急务，总宜先筹水师。自六月以来，五省皆议此事。屡奉寄谕，亦以为最切之图，而至今未有所成。弟欲于此稍尽寸心，乃兴办木排，则苦雨半月，无从下手，改造民船，则经费支绌，买船无资，兀坐气短。阁下将何以教我也？
与骆中丞咸丰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接奉惠函，敬悉一切。
合江、皖、两湖之力合举进剿，尊见极是。此时总以筹备水师为先务。昨裕时卿太守信来，言须船与排并办，所论甚有理。侍前所以专言排者，以实无银办船也。民船必须改造，改造必须价买。每买一船，大者数百，小者亦百金，即用船二百号，亦非数万金不可，是以惮于兴办。近日通盘筹划，此数万金竟不能不用。盖湖北经田镇失事之后，从前炮船尽化乌有，南省亦无一船，将来两省何以御贼？不如侍尚闲暇，将船、排及时兴办，究竟不无裨益。侍拟日内复奏，言北省贼退，暂可不往救援，而自请在衡筹备水师，为督抚分任其劳，并请予粤饷解大营者截留八万，以为办船之用。若炮船齐备，或阁下，或甄师与岷樵东下剿贼，侍皆愿从其后以为辅助。若不截此饷银，无款买船，水路毫无准备，则尊见合剿之局终难成也。如卓裁以为可，则请将此项广饷截出八万，侍一面入奏。不然，以数千金筹备战排，专防湘江，终儿戏耳。
与左季高咸丰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岷樵超擢皖抚，是近日耳中一大快事。惟庐州新立之省，无兵无饷；江南、江北各郡，皆逆舟往来必经之地，此防彼窜，疲于奔命。且素日贯用之楚勇，又溃去十分之七，而骨肉至交，如阁下与筠仙者，又皆远莫之助。以单独之身，处积疲之区，吾不知岷老从何下手也。弟欲练二三千人，远致皖中，为岷老一臂之助。默数平生之交旧，环顾天下之贤豪，惟此君尚有讨贼之志，又勋名日著，亦渐为人所信仰。若代为练一劲旅，添其羽翼，则澄清之望，庶几可期。
惟弟智虑短浅，独立难搐，欲乞左右，野服黄冠，翩然过我，专讲练勇一事，此外，概不关白于先生之前。先生欲聋两耳，任先生自聋焉，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两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凿之也。所怀千端，纸不能悉。冀或者枉驾，痛切面陈，乃能倾泻耳。
与江岷樵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保全江西，是南服一大功。闻京师官民有“南江北胜”之谣，黎越乔来书述之。超擢皖抚，酬庸之典，极隆至渥。阁下此时不患兵柄之不全属，特患楚勇半溃之后，可用之兵太少；安徽积苦之余，所发之饷悉空，虽有智勇亦无所施，以是时时代阁下焦虑耳。
国藩自九月以来，每思练勇六千，概交阁下统带，为澄清中原之用。屡函与阁下言及，想均未接到。自到衡后，捐项无几，不敢多练。
顷因九月之末，武昌十分戒严。两奉寄谕，令国藩带勇赴鄂会剿，虽因鄂省贼退，具折复奏，目下无庸前往，而将来倘再有谕旨，饬令出征，恐终不免于一行。去年初到省垣，奏明丁忧人员不敢无故邀赏，不敢出省办事云云。今大局糜烂至此，不欲复执守制不出之初心，能尽一分力，必须拚命效此一分，成败利钝，付之不问，大约不能安处梓里。其下游消息，务祈阁下设法常通。
专使至皖省一探贼踪，其人名赵子麟，应募愿入贼中者，先遣至尊处，以观其果可用否。吕鹤田少司空，与国藩契好，想与阁下相得益彰。李少泉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二处皆不暇致书，乞为我道拳拳也。
与李筱泉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令弟少荃，自乙丙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丁未馆选后，仆以少荃及筠仙、帅逸斋、陈作梅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未四君子”。兹令弟果能勘乱御侮，有声当世，窃自谓鉴赏之不谬。惜三君子未尽柄用。昨寄岷樵书中，已令其亲敬鹤翁、少荃二人，想针芥契合，必能相与有成，保护珂里也。
敬修先生与仆亦极契合，惟独往独来，用人不皆惬当，故昨与岷樵书尚未道及。
此时贵省景况倍难于吾乡，然长沙情事，目下亦殊岌岌。仆在衡极力劝捐，总无起色，所入皆钱，尚不满万。各邑绅士来衡，段殷相助，奈乡间自乏此物，莫可如何。将欲放手一办，辄复以此阻败，只恼人耳。
与骆中丞咸丰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璞山之勇，侍欲其严汰精选、赴衡操练二层，仅入咨稿；暂缓赴鄂一层，则已入奏。若尊处业已遣之起行，则下次附片奏明可耳。
募勇六千之说，侍本欲大加训练，旌旗一色，万众一心，器械一新，号令一律，而后破釜沉舟，长驱东下。今诸务未克兴办，而岷樵遽以之入奏；一日未能训练，而璞山遽驱之向敌，皆大失国藩之本意。然业已如此，止好听之，但不教之卒，终难当虎狼之贼耳。
舟师之举，连日赶改样船。总以无人办过，不能合式。成名标至今未到衡，求严催前来为荷。
复江达川咸丰三年十月三十日
募勇六千人之议，本发自国藩八月一函。言大营调到弁兵，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将与将不习，士与士不和，此营败北，彼营不救，此营急行，彼营欲止，离心离德，断不能以成大功。不若精练楚勇万人，除江西现有之勇，再添六千人，概交令兄岷樵统带，以为扫荡群盗之用等语。令兄未复拙信，遽以入奏。现在江西业已解围，鄂省亦已弛防。金陵未收，则负固三城，急宜克复；金陵若收，则变为流贼，到处奔窜，必须有数千精兵，乃足以资剿办。令兄虽暂赴皖抚之任，将来恐不免仍往大营与粤中老贼相周旋。募勇之举，自不可缓。惟勇不难于募，而难于练；不难于招六千之勇，而难于求带勇之人；不难于发起行一月之粮，而难于军装、器械一概不用寻常窳败之件，而别制坚致可恃之物。国藩日夜思维，总以三者为虑。如“勤操练”、“精器械”二条，断非仓卒所能办。谕旨令国藩带勇六千往鄂救援，现在武昌无贼，鄂中之行，自可停止。若径赴下游，则练卒、制器尚需时日，未可咄嗟兴此大举。阁下现带千人在省，拟请阁下先将此千人带赴皖省，为令兄刻不容缓之需。皖中为粤匪上下骚扰之区，又兼土匪纵横，幸周敬修带勇在北，李少荃带勇在东，藉资剿捕。若加一千楚勇在庐，则声势更壮。如阁下因伯母之命，不愿前去，则或请戚少云司马送交。又闻汝舟尚在湖北，或令之归侍慈闱，而阁下往佐军幕，亦无不可。诚得新宁千勇先往皖中，则其余五千人，可以布置妥帖，徐徐再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