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平章政事阿合马奏理算江淮钱谷，诬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儿、左丞崔斌，杀之。阿合马回纥人，以言利有宠于帝。中统三年，始立左、右部，分统庶务，以阿合马领其事，仍兼诸路转运使，专理财赋。阿合马欲每事得专奏闻，不关白中书。时张文谦居政府，力言：“分制财用，古有是理，中书不预，则天子亲莅之乎？”乃止。明年，阿合马以河南钧、徐等州俱有铁冶，请兴鼓铸之利，乃括户三千兴煽之，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至元元年，又以太原民煮小盐越境贩卖，民贪其价廉，竞买食之，解盐以故不售，岁入课银止七千五百，两请岁增五千两，无问诸色兵民，均出其赋。帝以阿合马为有能，因罢左、右部归中书，超拜阿合马平章事。六年，新立宪台，阿合马虑其发已奸，因言于帝曰：“庶务责成各路，钱谷付之转运，必绳治之事何由办？请罢御史台及诸道提刑司。”廉希宪曰：“立台察，内则纠劾奸邪，外则察视非常，访求民瘼，裨益国政，无大于此者。如阿合马所言，必使上下专恣，贪暴公行，然后事可集耶！”阿合马语塞，乃止。时帝急为富国计，见阿合马行事时有成绩，又屡与史天泽争辨，天泽常诎，帝由是益奇其才，专委任之，所言无不从，阿合马益横。初制铨选，吏部定拟资品，呈尚书省，尚书咨中书，然后闻。阿合马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安童以为言，帝问阿合马。阿合马言：“事无大小皆委之臣，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安童因请：“自今惟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之臣，余并付阿合马。”帝从之。阿合马复请复位条画，下诸路括户口，增太原盐课，以千锭为常额。十五年，复奏立江西榷茶运司，及诸路转运盐使司、宣课提举司，宣课司官吏多至五百余人。崔斌上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众，阿合马溺于私爱，以任其不肖子抹速忽。且阿合马先自陈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为平章，而子若侄或为参政，或为尚书，或领将作监、会同馆，一门悉处要津，有亏公道。”帝是斌言，命黜之，然终不以为阿合马罪。既而淮西宣慰使昂吉儿入朝，亦以官冗为言。于是诏江西省并入福建，罢榷茶营田司归本道宣慰司，罢漕运司归行省。至是，崔斌迁为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马愤其害已，乃奏理算江淮行省钱谷，诬崔斌与阿里伯等盗官粮四十万，及擅易命官八百余员。命都事刘正等往按，狱弗具。复遣参政张澍等杂治之，竟致斌等于死。斌有文学，达政术，副阿里海牙取荆湖、广海，屡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闻杀斌，方食，投箸恻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冤之。

十八年闰八月，括江南户口税课。时京兆等路岁课，自一万九千已增至五万四千锭，阿合马犹以为未实，欲核之，上察其非而止。

十九年三月，益都千户王著杀阿合马于阙下。著因人心愤怨阿合马，密铸大铜锤，与妖人高和尚谋击杀之。时皇太子从帝如上都，而阿合马留守京师。著以太子素恶其奸，乃遣二西僧至中书，诈称皇太子还都作佛事。省中疑之。时高觿、张九思皆宿卫宫中，诘之，仓皇失对，遂执之，讯问不伏。及午，着复矫太子令，俾枢密副使张易发兵，夜会东宫。易不察，遽以兵往。觿问：“果何为？”易附耳曰：“太子来诛左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为伪太子所杀夺，其马入建德门。夜二鼓，至东宫前，立马呼省官至前，责阿合马数语，著即牵去，以所袖铜锤碎其脑，立毙。继呼郝祯至，杀之。囚右丞张惠。于是觿、九思开门大呼曰：“此贼也。”叱卫士急捕之。留守博敦持挺击立马者坠地，众奔溃，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请囚。时帝在察罕脑儿，闻之，即遣和礼霍孙等归讨为乱者。获高和尚于高梁河，与王著、张易皆弃市。著临刑大呼曰：“王著为天下除害，今死矣。异日必有为我书其事者！”复以张易从著为乱，将传首四方。张九思曰：“易应变不审则有之，坐以与谋则过矣。乞免传首。”从之。

王恽曰：著激于义，捐一身为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缚诣司败，以至临命，气不少挫，视死如归。诚杀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诛乱臣贼子之法，不以义与之可乎！

四月，诏戮阿合马尸，遂穷治其党。阿合马既死，帝犹不深知其奸，及询枢密副使孛罗，乃尽得其罪恶，始大怒曰：“王著杀之诚是也。”命发冢剖其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食之。四民聚观称快。籍其家，得椟藏二人皮。问之，其妾云：“每咒诅时，置神坐于上。”又以帛二幅画甲骑围守幄殿，兵皆张弦挺刃内向，状涉不轨。遂并诛其子忽辛等四人。寻令中书悉罢黜其党与，凡汰其中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罢其滥设官府二百余所。又以郝祯、耿仁党恶尤甚，命剖祯棺戮其尸，下耿仁于狱，诛之。

初，阿合马欲诬杀秦长卿、刘仲泽、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尚书张雄飞力持不可。阿合马使人啗之曰：“诚能杀此三人，当处以参政。”雄飞曰：“杀人以求大官，不能为也。”阿合马怒，出为澧州安抚使。畏迁御史中丞，行御史台事。阿合马恐其子忽辛为江淮右丞不为所容，改陕西按察使，未行，阿合马死，召拜参知政事。忽辛被逮，敕廷臣杂问。忽辛历指宰执曰：“汝尝受我家钱，何得问我！”雄飞曰：“我曾受否？”曰：“公独无。”雄飞曰：“如是则我当问汝矣。”遂伏辜。

二十一年十一月，以安童为右丞相，卢世荣为右丞，史枢为左丞，撒的迷失、廉希恕并参知政事。初，阿合马专政，世荣以贿进为江西榷茶运使，以罪废。阿合马死，朝臣讳言利，无以副上意者，总制院使桑哥荐世荣才能富国，召问称旨，令与中书廷辨所欲行。右丞相和礼霍孙等皆以议不合罢去，故安童复为右丞相，而以世荣为右丞，史枢等皆世荣所荐也。世荣既入中书，即日奉诏理钞法之弊，自谓其生财有法，用其法当赋倍增而民不扰。翰林学士董文用谓之曰：“此钱取于右丞家耶？取之民耶？取于右丞家则吾不知，若取于民则有说矣。牧羊者岁尝两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献，主者固悦其得毛之多，然羊无以避寒热，既死且尽，毛又可得乎？民财有限，右丞将尽取之，得无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荣不能对。御史中丞崔彧亦极言世荣不可相，帝大怒，下彧吏，欲置之法，寻罢之。钞法者，中统二年，王文统请造中统元宝交钞，自十文至二贯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诸路通行，赋税并听收受，名交钞法。

二十二年二月，立规措所。初，卢世荣言：“天下岁课钞九十万余，以臣经画之，不取于民，可增三百万。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议，请与台、院面议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荣乃言：“自王文统后，钞法虚弊已久，宜括铜铸钱，并制绫券，与钞参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转运司，给民钱，令商贩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虽设常平仓，名存实废，宜取权豪所擅铁冶铸器鬻之，以其息储粟平粜，则可均物价而获厚利。民间酒课太轻，宜官给钞行古榷酤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钞十贯，可得二十倍。国家以兵得天下，不藉馈粮，惟资羊马，宜于上都、隆兴诸路，买币帛易羊马，选蒙古人牧之，岁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与牧者，而马以备军兴，羊以充赐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请立规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贾为之。帝曰：“此何职？”世荣曰：“规画钱穀耳。”从之。又言：“天下能规运钱穀者，为阿合马所用，今悉以为污滥出之。臣欲择而用之，惧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计此？第用其可用者。”于是擢用甚众。

三月，立真定等路宣慰司，兼都转运司，领课程事。卢世荣请于真定、济南、太原、甘肃、江西、江淮、湖广等处立宣慰司，兼都转运司，以治课程。仍严立条例，禁诸司不得沮挠检察。以宣德、王好礼并为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恶。”世荣言：“彼自陈能岁办钞七十余万锭，是以用之。”

四月，监察御史陈天祥劾中书右丞卢世荣罪恶。世荣居中书数月，恃委任之专，肆无忌惮，眇视丞相。左司郎中周戭因议事微有可否，诬以沮诏旨入奏，令杖一百，斩之。朝廷震慑，无敢言者。至是天祥上疏言：“世荣始为江西榷茶转运使，屡犯赃罪，动数万计。今竟不悛，狂悖尤甚，虽居丞辖，实专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诛求，欲以一岁之期，致十年之积。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钞法如旧，钞今愈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物今愈贵；始言不取于民，能令课程增三百万锭，今乃迫胁诸路官司虚增其数。凡若所为，动为民扰。脱不早有更张，须其自败，正犹蠹虽就除，木病深矣。”疏闻，诏丞相以下杂问其罪，今世荣、天祥皆赴上都。于是御史中丞阿刺帖木儿等以世荣所招罪状上奏，世荣对于帝前，一一款服。诏安童与诸省臣议，“世荣所行，当罢者罢之，当更者更之。其所用人实无罪者，朕自裁决。”

九月，罢榷酤。初，民间酒听自造，米一石官取钞一贯。卢世荣以官钞五万锭立榷酤法，米一石取钞十贯，增旧十倍。至是罢之，听民自造。

十一月，卢世荣伏诛。世荣初以言利进，太子意深非之，曰：“财非天降，安能岁取盈乎。”桑哥素主世荣，闻太子言，默然不敢救。至是，世荣竟以诛死。

时帝春秋高，南台御史有上书请内禅者，台臣匿其章不敢闻，而阿合马之党塔即古阿散等请收百司吏案，钩考天下钱穀，欲因以发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谋奸矣。”遂语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夺其谋。帝震怒曰：“汝等无罪耶！”丞相进曰：“臣等无所逃罪。但此辈名载刑书而为此举，实摇动人心耳。”太子闻之，竟以忧惧殂。

二十三年秋七月，免左丞相瓮吉刺带、平章政事阿必失合官，从总制使院桑哥之言也。桑哥为人狡黠豪横，好言财利，帝深喜之，卢世荣诛，遂有大任之意。尝令具省臣姓名以进，帝曰：“安童、郭佑杨居宽等并仍前职，瓮吉刺带等其别议，仍选可代者以闻。”遂罢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进退，桑哥咸与闻焉。

二十四年闰二月，复置尚书省，以桑哥、铁木儿并为平章政事，阿鲁浑萨里为右丞，叶李为左丞，马绍参知政事。时麦术督丁言：“自制国用使司改尚书省，颇有成效，今仍分两省为宜。”诏从之。安童谏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桑哥，别选贤者，犹或不至虐民误国。”不听。

三月，行至元钞。桑哥以交钞及中统元宝，行之既久，物重钞轻，遂建议更造至元钞行之，自一贯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贯文视中统钞五贯文。

十一月，以桑哥为尚书右丞相，阿鲁浑萨里平章政事，叶李为右丞，马绍为左丞。初，桑哥奉诏检核中书省亏欠钞六十余锭，参知政事杨居宽微自辨，以为实掌铨选，钱粮非所专。

桑哥怒，令左右掌其颊，遂与郭佑皆引服。事闻，帝令丞相安童共议之，曰：“此曹狡猾，无令他日得以胁问诬服为词。”由是佑、居宽皆坐弃市，籍其家，人咸冤之。时有江宁县达鲁花赤吴德者，愤言：“尚书今日钩考中书不遗余力，他日复为中书钩考，尔独不死耶！”或以告桑哥，亟捕德杀之。未几，帝问翰林诸臣，言：“以丞相领尚书省事，汉、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叶李遽言：“前省臣所不能者，桑哥举能行之，宜以为丞相。”遂授桑哥尚书右丞相，进李右丞。

二十二年冬十月，遣使钩考诸路钱穀。初，桑哥摘委六部钩考百司仓库财穀，复以为不专其任，遂置征理司以主之。时理算之计行，入仓库司钱穀者无不破产，及当更代，人皆弃家避之。桑哥又言：“湖广钱穀已责偿于平章要束木。他省欺盗者必多，请以参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六省耗失之数，给兵以卫其行。”诏皆从之。

十一月，立桑哥德政碑。时天下骚然，而江淮尤甚，谗佞之徒方且讽请立石为桑哥颂德。帝曰：“民欲立则立之，仍告桑哥，使之喜也。”碑成，树之省前，题曰《王公辅政之碑》。

时董文用为御史中丞，独不附。桑哥使人讽文用颂已功德，不答。又自谓文用曰：“百官皆具食丞相府矣。”亦不答。会朔方军兴，而征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难未除，而内伤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国所上盗贼之目，谓之曰：“百姓非不欲安乐，急法暴敛使至此。御史台所以救时政之不及，丞相当有以助之，不当抑之也。”桑哥愈恨之，日摭台事谮于帝，言文用戆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职也，何罪之有。”

二十六年十二月，绍兴路总管府判官白絜矩言：“宋宗室居江南非便，宜悉迁京师。”桑哥以闻。擢絜矩为尚书省舍人，遣诣江南，发兼并户偕宋宗室至京师。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课、料民、括马之苦，今此举必致人心摇动，宜且止。”从之。时桑哥专政，法令苛急，四方骚动。程巨夫入朝，上疏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择相；宰相之职，莫大于进贤。苟不以进贤为急，而惟以殖货为心，非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之意也。昔汉文帝以决狱及钱谷问丞相周勃，勃不能对。陈平进曰：‘陛下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宰相上理阴阳，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内亲附百姓。’观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职矣。今权奸用事，立尚书钩考钱谷，以剥割生民为务，所委任者率皆贪饕邀利之人。江南盗贼窃发，良以此也。臣窃以为宜清尚书之政，损行省之权，罢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于国为便。”桑哥大怒，羁留京师不遣，奏请杀之，凡六奏，帝皆不许。

二十七年八月朔，日食。地大震，武平尤甚。

九月，武平地复大震，地陷，黑沙水涌出，坏官署四百八十间，民居不可胜计，压溺死伤者数十万人。帝深忧之。时驻跸龙虎台，遣阿鲁浑萨里召集贤、翰林两院官，询致灾之由。议者畏桑哥，但泛引经传五行灾异之言，莫敢指切时政。时桑哥遣忻都、王巨济等理算天下钱谷，已征者数百万，未征者尚数千万，民不聊生，自杀者相属，逃山林者则发兵捕之。于是集贤直学士赵孟頫因阿鲁浑萨里入奏于帝，谓须下诏蠲除，庶几天变可弭。帝从之，诏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钱谷未征者，其人死亡已尽，何所从取？非及时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钱谷数千万归咎尚书省，岂不为丞相深累耶！”桑哥悟，遂赦天下，民赖稍苏。

二十八年春正月，桑哥及阿鲁浑萨里等以罪免。先是帝尝以叶李、留梦火优劣问赵孟頫，孟頫对曰：“梦炎臣父执，其人重厚，笃于自信，好谋能断，有大臣器。叶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梦炎贤于李耶？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当贾似道误国罔上，梦炎阿附取容，李布衣，乃伏阙上书，是贤于梦炎也。”孟頫退，谓奉御彻里曰：“上论贾似道误国，责留梦炎不言。桑哥罪甚于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辞其责？然我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又为上所亲信，无踰公者。夫捐一日之命，为万姓除残贼，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时帝畋漷北，彻里乘间入言之，词语激烈。帝怒，谓其诋毁大臣，命卫士批其颊，血涌口鼻，委顿地上。少间，复呼而问之，辨愈力，曰：“臣与桑哥无雠，所以力数其罪而不顾身者，正为国家计耳。苟畏圣怒而不言，则奸臣何时除，民害何时息！”帝大悟，召不忽木问之，对曰：“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朝政，有言者即诬杀之。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朝夕，非亟诛之，恐为陛下忧。”时廷臣言者益众，遂诏台、省相与辨驳之，桑哥词屈。帝曰：“桑哥为恶，始终四年，台臣岂不知之。知而不言，当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夺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罢台臣之久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彻里帅卫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宝如内藏之半。阿鲁浑萨里以连坐，亦籍其资。

二月，罢征理司。诏下之日，百姓相庆，而各路钩考犹未尽罢。既而御史言：“钩考钱穀，自中统至今，余三十年，更阿合马、桑哥当国，设法已极，而其党公取贿赂，民不能堪，不如罢之便。”诏从之，仍命取昔逋负钱穀文牍，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窃视者罪之。

初，桑哥欲杀杨居宽、郭佑，刑部尚书不忽木争之不得，桑哥深忌之，谓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责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至是，帝欲用为相，谓之曰：“朕过听桑哥，致天下不安，今虽悔之已无及。朕识卿，幼时使从学，政欲备今日之用。”不忽木曰：“朝廷勋旧，齿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无以服众。”帝曰：“然则孰可？”曰：“太子詹事完泽可。向者籍阿合马家，其赂遗近臣，皆有簿籍，惟无完泽可名。又尝言桑哥为相必败国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乃拜完泽可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三月，仆桑哥辅政碑。初，帝命翰林学士阎复撰文，复至是已改廉访使，亦坐免。

夏四月，中书省臣麦术督丁、崔彧言：“桑哥当国四年，中外百官鲜有不以贿而得者，昆弟、故旧、亲族皆授要官美地，惟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为事。宜令两省严加考核，凡入其党者，并除名为民。”从之。

湖广平章政事要束木者，桑哥妻党也，尤为不法。逮至京师，籍其家赀，黄金至四千两。遂诏下桑哥狱，复系要束木还湖广，诛之。初，要束木因人言湖广初附时，郡县长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敛银，将输之官，银已具而事中止，即下令责民自实。使者旁午，随地置狱，株连蔓引，备极惨酷，民以拷掠瘐死者载道。所获不赀，要束木悉掩有之。使至永州，判官乌克逊宛曲以利害晓之，卒无所扰既。见钩考日急，天下骚动，叹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计行省。要束木怒曰：“郡国钱粮无不增羡，永州何独不然？此直孙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拘系之，欲寘于死。至是，因桑哥败，始得释。

秋七月，扬州路学正李淦上言：“叶李本一黥徒，方受上知，即以举桑哥为第一事。致以非罪诛贬大臣，遣使四出，钩考钱穀，民怨而盗发，天怒而地震，水灾荐至。人皆知桑哥用群小之罪，而不知叶李妄举桑哥之罪。宜斩叶李以谢天下。”召淦诣京师置对，淦至而李卒。除淦江阴路教授，以旌直言。给还行台御史周祚妻子。祚尝劾桑哥，流祚于憨答孙妻子家赀入官，至是还之。是月，桑哥伏诛。

二十九年三月，诛桑哥党纳速刺丁等。初，桑哥既败，纳速刺丁灭里、忻都、王巨济等俱逮下狱。至是，御史台言其“党比桑哥，恣为不法。理算江南钱穀，极其酷虐，民嫁妻卖女，殃及亲邻，维扬、钱塘受祸最惨，无辜死者五百余人。天下之人莫不思食其肉。今三人既已伏辜，乞诛之以谢天下。”帝以忻都长于理财，欲释之，不忽木力争不可，日中凡七奏，卒并诛之。时麦术督丁请复立尚书省，专领右三部。不忽木曰：“阿合马、桑哥相继误国，身诛家灭。前鉴未远，奈何又欲效之乎！”事遂寝。

五月，中书省臣言：“妄人冯子振尝为诗誉桑哥，及桑哥败，即告词臣撰碑引谕失当。国史院编修陈孚发其奸状。”帝曰：“词臣何罪？必以誉桑哥为罪，则在廷诸臣谁不誉之，朕亦尝誉之矣。”是月，诏以杨居宽、郭佑死非其罪，给还其家赀。

成宗元顺元年五月，省臣言：“阿合马、桑哥怙势卖官，不别贤否，选法大坏。”乃诏麦术督丁与何荣祖等厘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