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浚通州运河。
十九年十二月，始海运。初，朝廷粮运仰给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流至中滦，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至京师。又或自利津河，或由胶莱河入海，劳费无成。初宋季有海盗朱清者，尝为富家庸，杀人亡命入海岛，与其徒张瑄乘舟抄掠海上，备知海道曲折，寻就招为防海义民。伯颜平宋时，遣清等载宋库藏诸物从海道入京师，授金符千户。二人遂言海运可通。乃命总管罗璧暨瑄等造平底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由海道入京。然创行海洋，沿山求煆奥，风信失时，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旧运，立京畿、江淮都漕运司二，各置分司，以督纲运。
二十年复海运。是年用王积翁议，令阿八赤等广开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损坏，民亦苦之。而忙兀
言海运之舟悉至，于是罢新河，复事海运。立万户府二，以朱清为中万户，张瑄为千户，忙兀
为万户府达鲁花赤。未几，又分新河军士水手及船，于扬州、平滦两处运粮，命三省造船二千艘，于济州河运粮。盖犹未专于海道也。
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增置万户府二，总为四府。是岁，遂罢东平河运粮。
二十五年，内外分置漕运司二。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海运。
二十六年，开会通河，从寿张县尹韩仲晖等言，开河以通运道。起须城县安山渠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临清，引汶水以达御河，长二百五十余里，中建闸三十有一，以时畜泄。河成，渠官张礼孙等言：“开魏博之渠，通江淮之运，古所未闻。”诏赐名会通河。
丘浚曰：臣按会通河之名始见于此。然当时河道初开，岸狭水浅，不能负重，每岁之运不过数十万石，非若海运之多也。是故终元之世，海运不罢。国初，会通河故道犹在，今济宁在城闸，洪武三年晓谕往来船只不许挤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二十四年，河决原武，漫过安山湖，而会通河遂淤，往来者悉由陆以至德州下河。我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乐初运粮由江入淮，由淮入黄河，运至阳武，发山西、河南二处丁夫，由陆运至卫辉，下御河，水运至北京。厥后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递运之难，请开会通旧河。朝廷命工部尚书宋礼，发丁夫十余万，疏凿以复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纯，自汴城北金龙口开黄河故道，分水下达鱼台县塌场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书请从会通河通运。十三年，始罢海运，而专事河运矣。明年，平江伯陈瑄又请浚淮安安庄闸一带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浅铺，筑牵路，树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百年于兹矣。
臣惟运东南粟以实京师，在汉、唐、宋皆然。然汉、唐都关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势，中间虽或少假人力，然非若会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创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为之而未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至国朝益修理而扩大之。前元所运，岁仅数十万，而今日极盛之数，则踰四百万焉，盖十倍之矣。昔宋人论汴水，以为大禹疏凿，隋炀开浚，终为宋人之用，以为上天之意。呜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经朝代非一，谓天意颛在宋，臣不敢知。若夫元之为此河，河成而不尽以通漕，盖天假元人之力以为我朝用，其意岂不彰彰然明矣哉。
二十七年五月，省臣马之贞言：“霖雨岸崩，河道淤浅，宜加修浚。”奏拨放罢输运站户三千，专供其役，仍俾采伐木石等以充用。岁委都水监一官巡视且督工，易闸以石，而视所缓急为先后。从之。
二十八年，并海运四府为都漕运府二，从朱清、张瑄之请也。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属有千户、百户等官，分为各翼，以督岁运。
二十九年，开通惠河，以郭守敬领都水监事。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诸水入城，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入旧河，每十里置一闸，以时畜泄。帝称善。复置都水监，命守敬领之。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为之倡。置闸之处，往往于地中得旧时砖木，人服其识。逾年毕工。自是免都民陆挽之劳，公私便之。帝自上都还，过积水浑，见舳舻蔽水，大悦，赐名曰通惠。
丘浚曰：臣按通州陆挽至都城，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开之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其间置闸坝凡二十处，所费盖亦不赀。况今废坠已久，庆丰以东，诸闸虽存，然河流淤浅，通运颇难。且积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既集，无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内，然后南出，其启闭蓄泄，非外人所得专者。言者往往建请欲复元人旧规，然亦未睹其果便利也。
成宗大德五年，以畿内岁饥，增明年海运粮为百二十万石。
八年，增海运米为百四十五万石。
十年，中书省奏：“常岁海漕粮百四十五万石，今江浙岁俭，不能如数，请仍旧例，湖广、江西输五十万石，并由海道达京师。”从之。
武宗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议海运事。时江东宁国、池、饶、建康等处运粮，率令海船从扬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矶，石走沙涨，粮船俱坏，岁岁有之。又湖广、江西之粮运，至真州泊水湾，与海船对装。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于是以嘉兴、松江秋粮并江淮、江浙财赋府岁办悉充运。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先是，江浙省臣言：“曩者朱清、张瑄海漕米岁四五十万至百十万，时船多粮少，顾直均平。比岁赋敛横出，漕户困乏，逃亡者有之。今岁运三百万，漕舟不足，遣人于浙东、福建等处和雇，百姓骚动。本省左丞沙不丁言，其弟合八失及马合谋但的、澉浦杨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为海道运粮都漕万户府官，各以己力输运官粮。万户、千户，并如军官例承袭，宽恤漕户，增给雇直，庶有成效。”尚书省以闻，请以马合谋但的为遥授右丞、海外诸番宣慰使、都元帅，领海道运粮都漕运万户府事。设千户所十，每所设达鲁花赤、千户等官。俱从之。
仁宗延祐元年二月，省臣言：“江南行省起运诸物，由会通河以达于都，多踰期不至。诘其故，皆言始开河时，止许行百五十料船。近来权势之人，并富商大贾，贪嗜货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驾，以致阻滞往来舟楫。今宜于沽头、临清二处，各置小石闸一，禁约二百料以上之舩不许入河，违者罪之。”从之。
顺帝至正二年春正月，开京师金口河。时中书参议孛罗帖木儿、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高丽庄一百二十余里，创开新河一道，深五丈，广十五丈，放西山金口水东流，合御河，接引海运至大都城内输纳。”是时脱虎脱为中书右丞相，奏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脱虎脱排群议，务在必行。左丞许有壬因条陈其利害，言：“成宗大德二年，浑河水发为民害，大都路都水监将金口下闭闸板。五年间，浑河水势浩大，郭太史恐冲没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将金口以上河身，用砂石杂土尽行堵闭。文宗至顺初，因都水监郭道寿言，金口引水通京城至通州，其利无穷，令工部官并河道提举司及耆老相视，皆言水由二城，中多窒碍。又卢沟河自桥至合流处，从来未曾有渔舟上下，此即不可行船之明验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卢沟止二十里，若可行船，当时何不于卢沟立马头，百事近便，却于四十里外通州为之？又西山水势高峻，亡金时，在都城之北流入旷野，纵有冲决，为害亦轻。今则在都城西南，与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涨溢，则不敢必其无虞，宗庙社稷之所在，岂容侥幸于万一乎！又地形高下悬绝，若不作闸，必致走水浅涩。若作闸以节之，则沙泥浑浊，必致淤塞，每年每月专人淘洗，是终无穷尽之时也。且郭太史作通惠河时，何不用此水，而远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闸坝之用？盖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浑浊，不可用也。此议方兴，传闻于外，万口一辞，以为不可。若谓为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人言不足听，则是商鞅、王安石之法，当今不宜有此。”议上，脱虎脱终不纳，兴工四阅月而毕。起闸放金口水，流湍势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开挑之际，毁民庐舍坟茔，夫丁死伤甚众，又费用不赀，卒以无功。既而御史纠劾建言者，孛罗帖木儿、傅佐俱伏诛。
是年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财赋总管府拨赐诸人寺观之粮尽数起运，仅得二百六十万石。及汝、颍倡乱，湖广、江右相继陷没，而方国珍、张士诚窃据浙东、西之地，贡赋不供，海运之舟不至京师。
至正十九年，遣伯颜帖木儿征海运于江浙，诏张士诚输粟，方国珍具舟。二贼互相猜疑，伯颜帖木儿与行省丞相多方开谕之，始从命，得粟十有一万石。后三年，复遣官往征，拒命不与。
初，海运之道，自平江刘家港入海，经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沿山隩而行，抵淮安路盐城县，历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密州、胶州界，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后朱清、张瑄等言其路险恶，复开生道。自刘家港开洋，至撑脚沙，转沙觜，至三沙洋子江，过大洪，又过万里长滩，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经黑水洋，过成山，过刘岛，至芝罘，放莱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为径直。最后殷明略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视前二道为最便云。然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间亦有船坏而弃其米者，然视漕河之费，则其所得盖多矣。
岁运之数：
至元二十年，四万六千五十石，至者四万二千一百七十二石。二十一年，二十九万五百石，至者二十七万五千六百一十石。二十二年，一十万石，至者九万七百七十一石。二十三年，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万三千九百五石。二十四年，三十万石，至者二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六石。二十五年，四十万石，至者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五十五石。二十六年，九十三万五千石，至者九十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三石。二十七年，一百九十五万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六石。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三万七千二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一十五石。二十九年，一百四十万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万一千五百一十三石。三十年，九十万八千石，至者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一石。三十一年，五十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万三千五百三十四石。
元贞元年，三十四万五百石。二年，三十四万五百石，至者三十三万七千二十六石。
大德元年，六十五万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万八千一百三十六石。二年，七十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万五千九百五十四石。三年，七十九万四千五百石。四年，七十九万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万八千九百一十八石。五年，七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万九千六百五十石。六年，一百三十八万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三十二万九千一百四十八石。七年，一百六十五万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万八千五百八石。八年，一百六十七万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三百一十三石。九年，一百八十四万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五千三百四十七石。十年，一百八十万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七千七十八石。十一年，一百六十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万四千六百七十九石。
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万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万二千五百三石。二年，二百四十六万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万六千三百石。三年，二百九十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二百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十三石。四年，二百八十七万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万三千二百六十六石。
皇庆元年，二百八万三千五百五石，至者二百六万七千六百七十二石。二年，二百三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五石。
延祐元年，二百四十万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万六千六百六石。二年，二百四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万二千五百五石。三年，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万七千七百四十一石。四年，二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九石。五年，二百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万三千六百一十一石。六年，三百二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万六千七百一十七石。七年，三百二十六万四千六石，至者三百二十四万七千九百二十八石。
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万九千四百五十一石，至者三百二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二年，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万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三年，二百八十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万八千六百一十三石。
泰定元年，二百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八石。二年，二百六十七万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万七千七百五十一石。三年，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三十五万一千三百六十二石。四年，三百一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三万七千五百三十二石。
天历元年，三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万五千四百二十四石。二年，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万三百六石。
史臣曰：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自伯颜献海运之策，而江南之粟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岁多至三百万余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畜之富，岂非一代良法与！
丘浚曰：臣按海运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稉稻以给幽燕。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史称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虽有风涛漂溺之虞，然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我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万石给辽东军饷。永乐初，海运七十万石至北京。至十三年，会通河通利，始罢海运。臣考《元史食货志》论海运有云：“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畜之富。”以为一代良法。又云：“海运视河漕之数，所得盖多。”作《元史》者皆国初史臣，其人皆生长胜国时，习见海运之利，所言非无征者。臣窃以为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今于国家无事之秋，寻元人海运故道，别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之粟照旧河运，而以浙西、东濒海一带由海道运，使人习知海道。一日漕渠少有滞塞，此不来而彼来，是亦思患预防之先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