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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弟子漆雕开传《尚书》，其后授受源流，皆不可考。汉初传尚书者，始自伏生，伏生传经二十九篇，见《史记·儒林传》、《汉书·艺文志》。《儒林传》亦云，伏生求得二十九篇。无所谓二十八篇者，乃孔颖达《正义》云，《尚书》遭秦而亡，汉初不知篇数，武帝时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国之从兄也，与安国书云，时人惟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锡瑞案：此引《论衡》法四七宿之说，而遗其一曰斗之文，段玉裁谓孔臧书不可信，王引之谓二十八篇之说，见于伪《孔丛子》，及《汉书·刘歆传》臣瓒注，盖晋人始有此说。据段、王说，则今文二十八篇之说非是。孔臧书即伪《孔丛子》所载也。惟王充《论衡·正说篇》云，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如其说，则益一篇乃有二十九，伏生所传者，止二十八矣。所益一篇是《大誓》，《尚书正义》引刘向《别录》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文选》注引《七略》同，且曰，今《太誓篇》是也，《论衡》言宣帝时，与《别录》、《七略》言武帝末不合，王引之陈寿祺皆以《论衡》为传闻之误，则其言尚书篇数，亦不可信，而即论衡之说考之，亦自有不误者，正说篇云，传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余也，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耶，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时，適得二十余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据此则王仲任亦以为伏生传晁错，已有二十九篇，与马班说不异，其以为益一篇而二十九篇始定，盖当时传闻之辞，仲任非必坚持其说，而其说亦有所自来，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尧典一，皋陶谟二，禹贡三，甘誓四，汤誓五，般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耆八，微子九，牧誓十，鸿范十一，大诰十二。叶梦得云，伏生以大诰列金縢前。金縢十三，康诰十四，酒诰十五，梓材十六，召诰十七，洛诰十八，多士十九，毋佚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顾命二十四，康王之诰二十五，鲜誓二十六，甫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释文》，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马本从此以下为康王之诰，欧阳大小夏侯同为顾命，故或谓今文二十九篇，当合顾命康王之诰为一，而以大誓当一篇者，王引之《经义述闻》是也。或以书序当一篇者，陈寿祺左海经辨是也，案以书序当一篇，经义述闻已辨之矣，以大誓当一篇，大誓答问已辨之矣，当从大誓答问，分顾命康王之诰为二，不数大誓书序为是，惟龚氏论夏侯欧阳无增篇，无解于释文，所云欧阳夏侯既无增篇，又并二篇为一，则仍止二十八，而无二十九矣，史记周本纪云，作顾命作康诰。康诰即康王之诰。则史公所传伏生之书，明分二篇，其后欧阳夏侯乃合为一，疑因后得大誓，下示博士，使读说以教人，博士乃以顾命康王之诰合为一篇，而搀入大誓，此夏侯篇数所以仍二十九，欧阳又分大誓为三，所以篇数增至三十一也，论衡所云，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乃据其后言之，云伏生传晁错，適得二十九篇，乃据其先言之，如此解则二说皆可爱，而伏生所传篇数，与博士所传篇数，名同而实不同之故，亦可考而知矣，若书正义谓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太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传内，故为史总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复曲别分析，云民间所得也，史公不应谬误至此，其说非是，汉所得大誓今残缺，考其文体，与二十九篇不类，白鱼赤鸟之瑞，颇近纬书，伏生大传虽载之，似亦说经之文，而非引经之义，故董子但称为书传，马融疑之是也，唐人信伪孔古文以此大誓为伪，遂致亡佚，近人以为不伪，复掇拾丛残而补之，似亦可以不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