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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易注，孔疏以为独冠古今，程子谓学易先看王弼易，传中不论象，不论卦变，皆用弼说，王应麟谓辅嗣之注，学者不可忽也，困学纪闻录王注二十三条，何焯云，程传中所取辅嗣之义正多，厚斋则但就其格言录之，陈沣谓厚斋所录非但尚易之辞，并尚辅嗣之辞矣，此孙盛所谓丽辞溢目者也，然所录如大有六五注云，不私于物，物亦公焉，不疑于物，物亦诚焉，颐初九注云，安身莫若不竞，修已莫若自保，守道则福至，求禄则辱来，造语虽精，然似自作子书，不似经注矣，又如乾九三注云，乾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亢龙之悔，坤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龙战之灾，厚斋所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颇似摹拟辅嗣语也，朱子云，汉儒解经，依经演释，晋人则不然，舍经而自作文，辅嗣所为格言，是其学有心得，然失汉儒注经之体，乃其病也。锡瑞案：程子之取王弼者，以其说多近理，朱子之不取晋人者，以其文太求工，言非一端，义各有当，陈沣谓其所为格言，学有心得，予谓弼之所学，得于老氏者深，而得于易者浅，魏晋入尚清言，常以老易并举，见于史者，多云某人善说老易，是其时之所谓易学，不过藉为谈说之助，且与老氏并为一谈。王弼常注老子，世称其善，其注易亦杂老氏之旨，虽名词隽句，耐人寻味，实即当时所谓清言，南朝好玄理，重文词，故弼之书盛行，北人尚朴，学易主郑玄，不主王弼，自隋以后，北学并入南学，唐人以为独冠古今，于是易专主王弼注，及晋韩康伯之补注矣，宋元嘉时，王郑两立，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而太平御览引颜延之庭诰曰，马陆得其象数，而失其成理，荀王举其正宗，而略其象数，则延之虽以王弼为正宗，亦疑其于象数太略也，孔子之易，重在明义理，切人事，汉末易道猥杂，卦气爻辰纳甲飞伏世应之说，纷然并作，弼乘其敝，扫而空之，颇有摧陷廓清之功，而以清言说经，杂以道家之学，汉人朴实说经之体，至此一变，宋赵师秀诗云，辅嗣易行无汉学，可为定论，范武子谓王弼何晏罪浮桀纣，则诋之太过矣，弼注之所以可取者，在不取术数而明义理，其所以可议者，在不切人事而杂玄虚，四库提要曰，弼之说易，源出费直，直易今不可见，然荀爽易即费氏学，李鼎祚书尚颇载其遗说，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刚柔，已与弼注略近，但弼全废象数，又变加厉耳，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与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者，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瑕瑜不掩，是其定评，诸儒偏好偏恶，皆门户之见，不足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