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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进士不第，坎廪失职，如王仙芝辈倡乱；而敬翔、李振之徒，亦皆进士之不得志者。宋祖深鉴其故，广开科举之途。开宝二年三月壬寅朔，诏礼部阅贡士十五举以上，曾终场者，具名以闻，特恩各赐本科出身，此特奏之名所由始也。
景德二年三月丁巳，李迪等进士及第，赐特奏名五举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传》十八人，同学究二十二人，《三礼》四十四人，年老授将作监主簿三十一人，特奏之名所由立也。祥符八年，又以人多而裁抑之。特奏名并赴殿试，是后循以为例，故终宋之世，其祸患皆起于夷狄；而中国士子，虽潦倒场屋，穷老尽气，无自弃于盗贼，如唐末之乱者，岂非宋祖之明虑远哉！
此录后列特奏名一人，殆犹存告朔饩羊之遗意欤！第五甲第九十名朱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王同轨记其详于《耳谭》中。余考宋朝《登科录》，唯此与“宝祐四年者”仅存，则知此录之传，盖以文公故而垂之久远耳。
高似孙《纬略》，裒录唐之科目，凡六十二科。晁氏《读书后志》：“《唐制举科目图》一卷，不题撰人。凡七十六科”。王应麟《困学纪闻》云：“唐制举之名，多至八十有六，故当时谓之科目。自王安石罢诸科，后之进士，有科而无目矣。”今所传《宝祐四年登科录》，宋末称为“文天祥榜进士”。盖制科以人为重也。明太祖洪武四年、十七年开科，十八年会试。循元旧例，作经疑试士，至二十一年始定三场之制。三百年来，灯窗小生，熟烂时艺，影掠论策，刺取荣名利禄。自通籍以还，未闻仕优则学之大夫，是又人以制科为重；而非制科以人为重也久矣。先正丘文庄公言：“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傍者，可不悯哉！可不叹哉！”大有为之君，作师于上，仿汉唐宋射策决科，诗赋取士之法，一洗制义陋习，重兴儒雅，岂非斯文之大幸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