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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解放以来，我们在洛阳地区做了不少的考古工作。不仅发掘了大量的古墓，还对于古代城址做了调查和发掘。工作的结果，有些已陆续在本刊、《考古通讯》和《考古学专刊》中加以发表。本期又发表陈公柔同志的一篇报告。我们为了将考古资料和文献互相印证，很希望能看到一些古代洛阳《图》。赵万里先生藏有一册由《永乐大典》卷九五六一《元河南志》中钞摹出来的古代洛阳《图》，共计十四幅。现在徽得赵先生同意，将它们制版印出来，附在这裹，以供大家参考。
这个钞本的图仅十四幅，《永乐大典》卷九五六一的《元河南志》的图，据说除了这十四幅之外，还有《河南府总图》、《大祀殿图》、《河南府路廨宇图》、《河南郡邑山川图》、《嵩岳之图》和河南府管辖的各县图。这钞本中十四图的标题和次序，和《永乐大典》原书并不完全符合。原书现藏日本的东洋文库。但是图的内容，们们曾取平岗武夫《唐代的长安与洛阳》所影印的四幅和这钞本的第十、十一、十二和十四图相勘对，除了这钞本于第十、十一、十二图添上宫、殿、门等的名称之外，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阮元于道光二十年摹刻的由《永乐大典》中钞出的古代洛阳图五幅〔缪荃孙转摹于《藕香零拾》本《元河南志》中〕，便是这钞本的第二、三、五、六、十三图，取以对勘，除了阮元将《曹魏都城图》误标为“《西晋京城》”以及摹钞时有误字和缺漏之外，也是完全相同的。可见这钞本的十四图，确是出于《永乐大典》卷九五六一的《元河南志》。
这钞本每幅图的后面，都另有一叶图说。这些图说是《永乐大典》原书所没有的。第七图的图说，有“顾祖禹《方舆纪要》直以为魏文瓶造”一句，可见是清人所写撰的，大概就是叫人临摹这些图的人所撰写的。因为这些图说可供阅图时参考，所以仍将它们排印出来附在后面。图说和图中文字有误夺处，便加注编者按语作为订误，都放在图说中。
这钞本相传是徐松〔星伯〕的钞本。钞本的末尾有“道光甲申庄璟绘并校”一行。道光甲申是道光四年〔一八二四〕。据缪荃孙的《徐星伯先生事辑》〔《艺风堂文集》卷一〕，徐松〔一七八一丨一八四八〕于嘉庆十五年〔二八一〇〕成《唐两京城坊考》五卷，是时他正在北京文颖馆纂辑《全唐文》。后来遣戍新疆。放回北京后为内阁中书，道光四年刻《新疆赋》成。徐松于嘉庆十五年所撰的《唐两京城坊考序》中也说自己于《永乐大典》中得《河南志图》，亟为摹钞。阮元于《汉晋洛阳宫城图》的跋语中也说：“余于嘉庆十五六年间在京师文颖馆总阅《全唐文》时，《永乐大典》多移在馆。有馆中供事钞得《东汉东都城图》一纸，……《金墉城图》一纸，余阅而喜之，亦不能究其从何处钞出，遂令照钞数纸”。所谓“馆中供事”，也许便是指徐松。缪荃孙所看到的徐松钞本《元河南志》，便是用《全唐文》格子，但是仅有志文而缺图。说这册庄璟绘本是徐松的，自然是可能的，虽然就钞本的本身而言，这点并没有确证。不过，这一点是肯定的；徐松在嘉庆十五年时，已摹钞有《永乐大典》的《河南志图》。这道光四年的绘本，不知道是从徐松的嘉庆年间钞本重摹的呢？还是直接从《永乐大典》原书中摹出呢？如果这绘本是徐松的，那么，各篇图说可能便是徐松写撰的。
《唐两京城坊考》附有四幅古代洛阳图：《外郭城图》、《东都苑图》、《宫城皇城图》和《上阳宫图》。据徐松的序文，这四幅图似乎便是他所摹钞的《永乐大典》本《河南志图》。但是以平岗武夫影印的《永乐大典》原书的图相对勘，差异很大。原书这四幅图中仅有图形，并无只字；《城坊考》的图不但添注上城门、宫殿、街坊等的名称，并且《外郭城图》的街坊布局〔尤其是洛水北的和洛水南的西南角的各坊〕大部分几乎完全不同，又添上好几条河渠，改变东城、宫城和皇城的形状，删去城门和宫殿的符号〔我们这钞本第十四图和平岗所印的却是完全相同〕。《城坊考》的《东都苑图》，不但删去城门和宫殿的符号，增添上城门全部和几座宫名，并且整个城垣的形状由扁阔改变成狭长，还改变东北角的城形，补进“周王城”〔我们这钞本中第十一图以及以下的两图〔十二、十三图〕和平岗的图相同，仅增添城门和宫殿的名称〕。《宫城皇城图》和《上阳宫圆》二者，也都删去宫殿和城门的符号，增添门名和宫名，改变了图中各城的形状。显然的，《城坊考》中这四幅图都不是《永乐大典》本《河南志图》的临摹本，而是参考原图大加改动后另行绘制的图。改动图形和添进名称的工作，几乎可以肯定是徐松做的。他的根据是《永乐大典》本《元河南志》的志文；但是也包括徐松在《城坊考》中所作的补正，例如《宫城皇城图》的官署名，于右卫率府的西面补上右监门卫，左监门卫改为左监门率卫。至于删去宫殿和城门等象形的符号，当由于刻书时为了省工而删去的，也许是收入《连筠宦丛书》时所做的。徐松对于这四幅图虽做了这样大的改动，但是在序文中只字未提。前人没有取《永乐大典》本原图加以对勘，所以有人误认为《城坊考》的这四幅便是《永乐大典》本原图的摹本。
此外，还有一问题，便是这钞本的第十、十一和十二图中较平岗武夫所影印的原图，增多了城门、宫殿等建筑物的名称。这些名称大致是完全根据《永乐大典》本《元河南志》的志文，并没有像《城坊考》那样加以补正。前段所举的二个例子，在这钞本的第十图中，都仍袭志文的阙误而未改。这些名称和《城坊考》各图中所填的名称，大部分相同，当由于都是根据《元河南志》的志文。但也有小部分不同，例如这钞本第十图的乾元殿，《城坊考》的图作含元殿，多了闾阖门、登春阁等，而缺少观象台、东宫等；第十一图多了射堂、连璧殿、望春宫而缺少周王城、郏郧陌、上阳宫、西上阳宫、谷水、孝水和雒水；第十二图缺少雒水。这大概由于同出一源而取舍有所不同。如果这钞本是徐松的，那么，这钞本的这三幅〔十丨十二〕图可能是初稿，而《城坊考》中所印的图是后来加以修订另行绘制的。至于这钞本是否是徐松的，现下仍难完全确定。
最后，我们感谢赵万里先生惠允我们将他所藏的这钞本印出来。又郑振铎先生于生前对于这钞本的刊印，很是热心赞助，曾特地由赵先生处取来这钞本交给学报编辑部，以便制版刊印。现在这钞本印出来时，郑先生的墓将有宿草了，搁笔不禁泫然。
作铭〔〔原载《考古学报》一九五九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