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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禄卷子本，宽政十二年抚刊，已刊入《古逸丛书》中。〕
按《唐会要》：“开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经》颁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颁天下。”云云。是《注》凡再修，此本为开元十年初注本，前有元行冲序，末有跋文数条。书写人自记称“享禄辛卯苾刍尧空”。宽政十二年，源弘贤以此本抚刻，书法亦神似明皇御书，想原本必仿效明皇手迹，故此尚有典型也。元行冲序后，紧题“孝经”二字，空一格，题“御注”。下行题“开宗明义章第一”，系以卷子本改为摺本，每行十五字。《三才章》额上题“疏中”，《广要道章》额上题“疏下”，知元疏分上、中、下三卷，与《唐志》合。
按此书与石台重注本颇有更改，固不可以此本校重注本，然亦有足证重注本之异同者。如《诸侯章》注“恒须戒慎”，正德本作“恒须戒惧”，《疏》标起止，亦作“戒惧”，《阮校》以为误，此本作“恒慎戒惧”，“慎”为“须”字之误。至“戒”、“惧”分承上“战”、“兢”二项，玩注文自见。“惧”字必非“慎”误，此石台本之不可从者。《卿大夫章》注“懈，墯也。”此作“惰”，与天圣本、正德本合。《士章》此作《士人章》，与《古文孝经》别本合。《孝治章》注“临抚其人”，岳本改“抚”作“於”，此作“临莅”，可知岳本之作“於”，因形近而误。《纪孝行章》注“擗琺勇哭泣”，此本“琺勇”作“踊”，与天圣本合。《五刑章》“君者臣所禀命也”，天圣、正德本“所”作“之”，此本作“君者臣之所禀教命也”。然则重注本当是“臣之所禀命也”，各脱一字耳。“岂唯不孝”，此作“皆为”，与《疏》合。《广至德章》注“家到户至”，《正义》云“此依郑注”，《阮校》，《文选注》引郑注“家”作“门”。此仍作“门”，则知作“家”者，石台所改，恐非明皇原本。《应感章》注“光于四海”，“于”作“於”，石台、天圣、岳本皆同，与经不相应，此注作“充于四海”，乃知以“充”释“光”，故改“于”作“於”。石台等本注中之“光”，当为“充”误。是皆足以订证石台诸本异同之迹。至此本亦间有脱误，则由钞写笔误，不足怪也。
按源弘贤跋称，《应感章》“长幼顺，故上下治”，疏与注不合。今按此本注云“君能顺于长幼，则下皆效上，无不理也”。《正义》云云，果与此本应。今略校之，亦不特此条。《五刑章》“此大乱之道也”，此本注云“言人有上三恶，皆为不孝”。《正义》云云，亦与此本应，而与石台不合。窃怪邢氏翦截元疏，而不知元疏本为初注本而作，可谓至疏。岂邢氏作疏时第见元氏单疏而未见玄宗初注本，故其序文只知“天宝二年”之注，不言“开元二年”，而疏中与石台本违异之处，遂失之不觉？然则此本真唐人之遗，为北宋人所不见，若非有元疏序可凭，谁信有此事哉！又按古注与疏皆别行，无合并之本。此本只录注文，何以有元疏之序并《三才章》、《广至德章》有“疏中”、“疏下”之语？然余所得日本《易》、《书》、《诗》古钞北宋单注本，其楣端往往录疏中要义，以便讲习，不得谓皆从南宋合并本录出也。日本古钞本经书注中，每多“之”、“也”等字，阮校谓是彼国人所加，森立之谓是隋、唐之遗。余通观其古钞本，唐本最多虚字，至北宋始多删削而未尽，至南宋乃翦截八、九，遂各本为一律，颇与立之之说相应。但此本注脚较石台本每多“也”字。两本虽有初注、重注之分，不应违异若此。余后见钞本至多，乃知古钞者因注文双行难于均齐字数，故往往于对行字悬空数字者，增添虚字以足之。故所增之字总在注末，而各钞不同，其在注中者，则原本皆如是，故各钞皆同。至于经文，则毫无增损。其有异同，故是隋、唐之遗。阮说、森说各据一边，为发其凡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