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石经为经本之祖。自汉熹平刻石立于太学鸿都，当时如汉末人注经，罕见征引。惟《公羊·昭二十五年》传，“既哭以人为菑”。何休《解诂》云：“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别内外卫威仪。今太学辟雍作侧字。”唐徐彦疏云：“今太学辟雍作侧字者，谓何氏所注者是菑字，今汉时太学辟雍所读者作侧字，云既哭以人为侧。”阮元校勘记云：“此即东汉熹平立石之公羊传也。”按汉末人经注惟此引一条。何劭公与郑康成、蔡伯喈为同时人，不知郑注《礼》时何以不及。据《后汉书·蔡邕传》，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据此，知当时太学石经，已为人所重视，劭公偶一引用之耳。自后魏正始立三体石经，唐开成立十二经石经，孟蜀广政立十三经石经，宋至和立二体石经，高宗南渡立御书石经于杭州学宫。此皆元明以前旧本，今惟开成石经独存。次则高宗御书各经，十存六七。然开成石经一误于乾符之修改，再误于后梁之补刊，三误于北宋之添注，四误于明人之磨勘。及至版本代兴，各相沿误。去古日远，伪体难裁。余尝欲据唐石经刊定四误，别为善本，以复古而信今。岁月蹉跎，有志未逮。偶从莫楚生观察处获见缩刻唐石经木本，止《易》、《书》、《诗》三经，似是未刻完之本。审其避讳缺笔，当刻于嘉、道间。是固先得我心，惜乎未见全经，即此三经亦流传极鲜也。

今世凡刻书，阙文处用白匡或墨块。白者谓之空白，墨者谓之墨钉，亦谓之墨等，又谓之等字。俗语谓留为等，此墨等、等字，盖谓留此以待补刻也。此其由来甚古。《论语》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集解》包曰：“古之良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以待知者。”按：史之阙文，见于《春秋》者，桓十四年经“夏五”。《左传》杜预注：“不书月，阙文。”《公羊传》：“夏五者何，无闻焉尔。”何休《解诂》不详。《穀梁传》：“孔子曰：听远音者，闻其疾而不闻其舒。望远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隐桓，隐桓之日远矣。夏五，传疑也。”范甯集解：“孔子在于定哀之世而录隐桓之事，故承阙文之疑，不书月。皆实录。”顾其原文下必有空白之处，经孔子修之而始删去。庄二十四年《经》“郭公”亦同，盖“郭公”下阙其名与事。〔其上文《经》云“赤归于曹”，《左》无传。《公》、《谷》以“赤归于曹郭公”二句连文。《公羊传》云：“赤归于曹郭公。赤者何，曹无赤者，盖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穀梁传》云：“赤盖郭公也，何为名也。礼，诸侯无外归之义，外归非正也。”《左传》杜预注：“无传，盖经阙误也。自‘曹羁’以下，《公羊》、《穀梁》之说既不了，又不可通之于左氏，故不采用。”〕古书有可比例者，如汲冢中《逸周书》、《穆天子传》，其中多方白匡，皆阙文也。前人往往不识。《大戴礼·武王践祚》：“机之铭。阙皇皇惟敬口生湣后口戕口。”卢辨注：“湣后，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湣后，湣后詈也。”“口戕口”，注：“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此由不识□（此处原文为方框字）为阙文，而注以为口字，然文义犹可通也。若明人钟惺、谭友夏《古诗归》，则强词尤为可笑。谭云：“四口字叠出，妙语不以为纤。”〔按：文只三□（此处原文为方框字），钟、谭所见之本为“皇皇生敬□□（此处原文为方框字）生湣后”。）钟云：“读口戕口三字，竦然骨惊。”此真强作解人，而不顾其立说之穿凿矣。墨块之本，则自南宋时已有之。如陈道人书棚刻唐人集，若李建勋《李中丞集》、《鱼玄机女郎诗》，麻沙坊刻《纂图互注四子》，其中墨等颇多，而尤以《庄子》为甚。又如元大德中所刻《白虎通论》、《风俗通义》二书亦然。大德本出于宋嘉定十三年夔府刻本，一切皆仍宋旧。即万历十年胡维新《两京遗编》，又重雕元本。虽版式略小，而行字墨块处正同。是可见墨块之存留，自有刻本以来即有此例。然余因此悟用白匡者必出古书钞本，而刻本因之。用墨块者则出宋时刻本，在校者犹有访求善本待补之意。非若白匡之已成阙文，无从校补也。昔尝疑《礼记》投壶以□□（此处原文为方框字）记鼓节，其□□（此处原文为方框字）处必有文字以分薛鼓、鲁鼓之不同，亦如宋刻《姜白石词》旁注工尺之例。久而阙佚，故以□□（此处原文为方框字）记之。在郑氏作注时，既不得别本以资校雠，于是释为圜者击鼙，方者击鼓。孔疏依注敷衍云：“以鼓节有圜点，有方点，故以圜者击鼙，方者击鼓。若频有圜点，则频击鼙声。每一圜点，则一击鼙声。若频有方点，则频击鼓声也。”果如所言，则经文何不直截了当言之曰“某时连击，某时一击”，而必为此烦琐难记之□□（此处原文为方框字），使人临击鼓时按图索谱，如射覆藏钩之儿戏乎？是知□□（此处原文为方框字）必有文字，不得如注疏所云，令人索解不得也。

日本松崎鹤雄书来问版本之事，云书版有双线、单线、白口、黑口、鱼尾、耳子等名，往往见于藏书家书目及诸家题跋文中，不详其义，亦不知其在版中何处。乞余答复。余向撰《书林清话》，以为此等处无关要义，故亦略之。今松崎鹤雄越国修问请益，不敢以其琐屑置而不言，因为书复之。略云：书边四围之阑为线，版中上下处为口，版心有□（此处原文为方框字）形为鱼尾，边阑上有小匡附着两旁者为耳子。线有双，有单。黑口有大，有小。何谓双线？如四围边阑内重出一细线纹者，是谓双线。若仅有边阑而无内线者，是谓单线。黑口大小者，版心上下刻一直线，上在鱼尾上，下在鱼尾下。粗者填满版心，是谓大黑口；小者刻一微线，是谓小黑口。盖所以表识版之中心，以便折叠时有准绳也。无此线者，则为白口。鱼尾之黑口亦因之。亦偶有两歧者。大抵双线白口多宋版；单线黑口南宋末麻沙本多有之，至元相沿成例。明初承元之旧，故成、弘间刻书尚黑口。嘉靖间书多从宋本翻雕，故尚白口。今日嘉靖本珍贵不亚宋、元，盖以此也。大抵此类版心，书名只摘一字，下刻数目。其白口、小黑口空处，上记本叶字数，下记匠人姓名，不全刻书名也。全刻书名在万历以后，至我国初犹然。鱼尾有双，有单，双者上下同；单者上刻一鱼尾，下则只刻一横线纹。亦有版心全系黑口者，则鱼尾以外皆粗黑线，如元张伯颜本《文选》及明刻宋章如愚《山堂考索》之类。此则匠人以意为之，不为定式也。耳子以识书之篇名，始宋岳珂之刻《九经三传》。今武英殿之仿刻《五经》本，其式犹存，他书则罕见。若释藏之所刻支那本，则每半叶一方围，中无版心、直线、鱼口等。明时浙中径山寺、云栖寺所刻诸释经、释典为多，初不知其何所依仿。至乾、嘉时，金农刻己作《冬心先生集》，陈鸿寿刻己作《种榆仙馆集》，用竹简式作直线阑。此则不古不今，类于向壁虚造，镂刻虽精，然吾无取焉尔。

明人刻书，有不见于藏书家志、目、题跋者。如刘氏安政堂所刻书，余撰《清话》以弘治甲子刻《针灸资生经》七卷为其所刻最早者矣。后见湘阴郭氏养知书屋藏有《四明先生续资治通鉴节要》二十卷，题“宣德己酉京兆安政堂刘氏校刊”一行，则前乎此七十五年。盖亦书林世业也。独山莫楚生观察藏有《淮南》高诱注二十一卷，题正德己卯刘氏安政堂刻本。余从子启藩藏有《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二十五卷，题正德庚辰刘氏安政堂刻本。余所藏《新刊河间刘守真伤寒直格论方》三卷、后集一卷、别集一卷，题嘉靖壬辰仲秋七月刘氏安正堂刊。此并向所希见者。又王闻远《孝慈堂书目》载有《孔丛子》七卷，注安政堂刻本。莫友芝《知见传本书目》宋林亦之《辋山集》，下注嘉靖安政堂刻本。则此外所刻，为前人所未著录、吾辈所未目睹者，不知尚有若干种。明时距今五六百年，见闻不周已如此，况远而上溯宋元耶！

刘洪慎独斋刻书极夥，其版本校勘之精，亦颇为藏书家所贵重。余藏有《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卷一末有牌记云“皇明正德戊寅慎独斋刊”，此向来藏书家所未及者。按：洪于是年刻有《十七史详节》二百七十三卷，已载前撰《清话》。此二书皆卷帙极多者，均于一年之中刻成，可谓勇于从事矣。字体劲秀，行格紧密，二书亦正相类。

嘉禾项笃寿万卷堂刻书精美，惜乎所刻甚少。前《清话》所列仅《郑端简奏议》十四卷、《东观馀论》三卷，如是而已。嘉靖丙寅刻有《廿四史论赞》八十卷，总目后有楷书长方牌记云“嘉禾项氏万卷堂梓”，史记目后有“嘉禾项氏刊于万卷堂”一行。其书亦人所罕知者。

明洪楩清平山堂刻有宋洪迈《夷坚志》，江阴缪氏艺风堂旧藏其书。在归安陆心源十万卷楼刻本之外，世以为罕见矣。从子启崟有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八十一卷，为嘉靖乙巳刻本，此亦罕见著录者。

明藩芝城蓝印活字本《墨子》十五卷，为嘉靖壬子摆印者。嘉庆中藏吴门黄荛圃主事丕烈士礼居，载《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记云：“续得嘉靖癸丑岁春二月吴兴陆稳叙刻本，与此差后一年。叙中有‘前年居京师，幸于友人家觅内府本读之’之语。又云：‘别驾唐公视郡，暇访余于山堂。得《墨子》原本，将归而梓之。’是又一本矣。今取唐本以勘陆本，殊有不合。知陆所云唐得《墨子》原本者，非陆本也。惟陆本无叙，唐本有陆之叙，后人遂疑唐本出自陆本。其实陆先刻一年，唐后刻一年，实不侔耳。”余按：黄说误也。陆本即唐本，唐刻而陆叙之。唐自有跋，题“嘉靖甲寅”，盖刻成后始作跋耳。其有不合者，殆先后校改之故。芝城本虽在嘉靖壬子，似亦出于唐本。缘唐本刻在壬子，书初印出，芝城即据以摆印，故其文多与陆叙本合，必未经校改者。是书刻于壬子，至癸丑春陆为作叙。至甲寅，唐自作跋。三本实二本也。余藏此本，前多江藩白贲衲一叙。叙称：“南昌宪伯贞山唐公以所刻墨集送予男多炘，多炘持示予。读大司马中丞北川陆公前序、暨公所为序，乃知所以为墨者，及所以读墨子者。”据此可证唐陆非二本，特黄氏所见或无江藩叙者，故不能详也。墨子无宋本，故明刻为上。蓝印活字本，士礼居散出，归聊城杨致堂河帅以增海源阁。公孙凤阿舍人保彝携至京师，为潘文勤祖荫借去。文勤薨于位，书遂不复还。世间亦未见第二本矣。

刻《旧唐书》之闻人诠，尚刻有《三礼注疏》。余于沪肆得《仪礼注疏》，每卷首题“直隶学政监察御史馀姚闻人诠校正，直隶常州府知府遂昌应槚刊行”，盖当时常州刻本也。闻人诠刻《旧唐书》，世称善本。亦无第二刻本，故为藏书家所珍贵，实则讹夺之甚。先祖石君公讳树廉曾假钱遵王曾述古堂藏至乐堂旧钞宋本，以校闻人诠本，逐叶异同不少。今此校本藏余从子启崟处，先祖手跋者再，逐卷有朱记月日。以此例推，《三礼注疏》亦未必有过于南北两监本处也。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十二作闻人铨，云：“铨字邦正，馀姚人。嘉靖丙戌进士。除宝应知县，擢山西道御史。巡视两关，历湖广按察副使。”又云：“邦正著录阳明之门，撰《饮射图解》，又雕刘昫《旧唐书》行世。津津好古，不易得也。”明凌迪知《万姓统谱》，闻人姓多馀姚人。亦有闻人诠，余姚人，而云弘治进士则误也。

毛晋家世及其行实，余《书话》考之详矣。其子五人：襄、褒、衮、表、扆。扆字斧季，为陆敕先贻典婿，藏书家多知之。其馀四人，余尝求其遗事，绝不可得。近日昆山赵君学南以所刻《峭帆楼丛书》见贻，中有陈瑚《从游集》二卷，其下卷采褒、衮、表三人诗。姓名下各系事略云：“毛褒字华伯，常熟人。华伯天性醇谨，所居宅西南有古墓当道。青乌家以为来龙处，说华伯夷之。华伯笑不应，加封植焉。弟补仲早夭，令次子为其后，视孀妇有加礼，人皆以为难。家居遵司马仪，巫祝尼媪无敢造其室者。其为诗多入隐湖社刻中，予选而梓之。近有《西爽斋唱和集》，人酬一首，尤多警句，予特备录于篇。”“衮字补仲，昆湖子晋先生之仲子也。子晋以能诗好古，藏书镂版，名满天下。子四人，克世其家。而补仲尤异敏，不幸羸疾以夭。知与不知，无不惜之。补仲之为举子业也，铲削陈言，刻濯新异。务为幽深曲折纵横自喜之论。世俗钞撮腐烂之习，一切非其所屑。每三六九日课业宝晋斋，同学毕至。补仲辄诙谐啁笑，目中虚无人。或竟日不肯下一字，至篝灯促膝，则落纸如飞。洋洋洒洒，自成一家机轴。虽殚精竭思，无以过也。喜法书名画，精于赏鉴。有可其意，不惜橐中金购之。又极爱整洁，地洒扫无纤尘，笔床茶具必方列。明窗净几，命童子日揩摩数四，始就坐。入其室者不敢涕唾，比于倪迂清閟阁云。生平无娈童侍女之好。有嫠妇窃窥，叹其美丰仪，疾避之。尝一夕宿于外。”或问之，曰：“内有乳媪。吾以谨嫌也。”读书能究心其奥质难晓者。病少间，与予同论六书文字之学，颇见原委。又与瞿有仲极言天文左旋右旋中历西历之辨，必求胜后已。盖补仲志好高，不肯居人后。使天予之年，进未可量。学未成而化为异物，是以深为可惜。卒前一日，予执其手而与之诀。怡然曰：‘某无恙也。’语不及身后事，对妻女无苦怜之色。呜乎，可哀也已！予是以图其像，复刻其诗而传之。表字奏叔。《管子》曰：‘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少而习焉，长而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则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诚哉是言也！汲古主人镂书万卷，前人诗集当十之四五。其叔子奏叔，方攻进士业，不暇以诗名。而兴会感触，辄有佳句惊人，出乎意想之外，岂非所谓不劳而能者乎？忆其初见予，年十二。静秀娟好，如翠竹碧梧，光映左右，当是时即知为称其家儿。今易闰矣，吾年渐老，白首无闻。而奏叔学日益进，与梅仙、禹思、窦伯辈淬砺名行，交相有成。取柳诗‘尔室’二字颜其斋。读予大小学日程而笃信之，曰：‘此作诗之基也。’即更其名为圣学入门书，授之剞劂，以公同志。其勇于好善又与人为善如此！年虽少，倜傥多能，治家斩斩，早见头角。举而措之，可以卜其用焉。按：陈瑚字言夏，号确庵，太仓人。有《确庵集》，曾为子晋作传。《从游集》皆选其及门弟子诗，褒、衮、表皆从受业者也。梅仙姓钱，名嘏，太仓人。禹思姓张，名溯颜，常熟人。窦伯姓冯，名武，常熟人。《从游集》中皆采其诗。毛晋五子，长名襄，此以褒为伯，衮为仲，表为叔，而扆则字斧季。盖襄早卒，以次递升。襄无字，殆年未及冠而即夭与？

汲古阁刻《四唐人集》，流传绝少。顾湘撰《汲古阁刻版考》云：“《四唐人集》内，惟《唐英歌诗》一种最为善本。即如席氏《百家诗》内亦刻，而空白多至二三百字，令人不可读。汲古此本，真秘宝也。”又云：“《四唐人集》版，相传毛子晋有一孙嗜茗，得洞庭碧萝春，患无美薪。顾《四唐人集》版曰：‘以此作薪，其味当倍佳也。’遂按日劈烧之。”据顾氏云云，其流传之少，盖版早毁也。余从子启藩藏有汲古此本，取校席刻本，缺不及百字。顾氏云二三百字，殆未细校耳。《全唐诗》于所缺者一一臆补，以汲古本校之，无一合者，当时编校诸臣谬妄极矣。汲古本余令启藩兄弟影印三百部，以广流传，今而后可得吴诗真面矣。

前载毛氏刻版，有题绿君亭者，为《二家宫词》、《三家宫词》、《洛阳伽蓝记》等书。余未知绿君亭之名是否为毛氏题署。近得《陶靖节集》章次本，一诗、二赋、三辞、四记、五传、六赞、七述、八疏、九祭文、十四八目。前有总评、章评，后有参疑。集名下第二行题“明东吴毛晋子晋重订”，末有天启乙丑孟秋七月东吴毛晋子晋识，其版式与所刻《宫词》一例。然后知绿君亭即毛氏署名，非他氏也。汲古阁又刻有影宋大字本《陶渊明集》，相传为东坡手书者，后有毛扆跋，雕刻极精。后来何氏笃庆堂、章氏式训堂、县人胡蓟门锡燕手书模刻者，皆从之出，未见宋版原书也。

《初学记》以明安氏桂坡馆刻大字为最善。同时又以活字摆印，书之大小与刻本同，此本流传极罕。余前撰《清话》，考安国世家，据安绍杰辑《安我素希范年谱》云：“安国铸活字铜版，印《颜鲁公集》、徐坚《初学记》等书。”余以为《初学记》无活字本，谓年谱所述不明晰。后从子启藩得一本，即安氏活字版印者。乃知书本未经目睹，不可臆断如此。又《太平御览》有明人黄正色序者，序略云：“吾锡士大夫有好文者，因闽省梓人用活字校刊。始事于隆庆二年，至五年才印其十之一二，闽人散去。于是浙人倪炳伯文居业于锡，毅然谋于郡邑二三大夫士，协力鸠工，锓诸梨枣，三阅寒暑。先是孙国子虞允一元力任雠校，忽于隆庆六年捐馆，弗克终事，苦于舛讹。同年薛宪副应奎仲子庠生名逢者，出所藏本，俾倪氏缮写付刻。余既嘉仲子能成人之美，且喜是书得以版行，为天下公器。”据此，则当时活字本未成，而得倪氏校刻行世。余藏此本，前有万历黄正色此序，又有万历甲戌小春吉旦苏熟后学周堂谨识。甲戌，万历二年也。又藏一活字印本，周堂识后末有字二行。其一行云“闽中饶世仁、游廷桂整摆”，其二行云“锡山赵秉义、刘冠印行”。其周堂识云：“是集从闽贾饶世仁等购得其半，半在锡邑郡伯顾肖岩、太学秦虹川家。二公博雅君子也，请于先君，欲合而梓之。先君曰：‘余志也。’遂躬校阅。未几，而先君作古矣。不肖堂惧先志之未酬，丐诸名硕，考订厘缉，遂成完书。”又云：“今所得活版仅百馀部，与顾、秦二氏分有之。倘好事者藉稿于兹，更加精校，锓为不刊之典，是所愿也。”此本目录卷一卷四一叶，版心有“宋版校正闽游氏仝〔铜省字。〕板活字印一百馀部”，凡十六小字。卷第一一叶，版心字同。第十一卷版心小字云“宋板校正饶氏仝板活字印行壹百馀部”。余在沪市，见一活字印残本。第一本目录后有长方牌记，云“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刊”，凡十字，作两行。版心鱼尾下有小字，云“宋板校正闽游氏仝板活字印一百馀部”。校余藏本，目录后无牌记。殆为一本，于摆印时牌记或印或不印，未注重也。明刻本即据活字印者为底本，故周堂识刻本、活字印本均载之。因此知活字印本为全书，黄云才印其十之二三，不确也。近日沪市又出明活字印本《唐人小集》五十家。余见数家，字画缺蚀不齐整，与华氏会通馆活字印本《容斋随笔》、《锦绣万花谷》相似。藏者故昂其值，争为宋本。以余所知，将及百家，不止五十也。明时活字印书如此广远，而皆在无锡一邑。至今三百馀年，无锡犹盛行活字印本。此如常熟数百年多藏书家，皆乡先达流风馀泽，有以兴起之也。

书版辨宋、元，辨行、字，几乎无义不尽矣。然其版片之大小，书体字之方圆肥瘦，不可得而知也。宜都杨惺吾教授守敬乃有《留真谱》之作。所谓留真者，于宋、元旧本书摹刻一二页，或序跋，或正卷，藉以留原本之真。虽鉴别未精，而其例则甚善。缪艺风先生亦有续刻，未竟，已归道山。然留真二字，名义殊为通泛。如金石碑版一切古物，无不可以留真，似非书所专有。或有以为书影者，差为名实相副，然犹类于法帖之响拓也。近日瞿良士举家藏铁琴铜剑楼所藏宋元本书，步杨、缪之后，每书印影数叶，颇为壮观。而其名则缘《留真谱》之旧，因商之于余。余以为“留真”之称不善，应易名为“书范”，即本蜀铜“书范”之义也。蜀铜书范事无确据，余前撰《清话》已辨之。顾书范之名则雅而切，较留真谱、书影为有依据。惜乎余建此议，瞿氏书已印成，不能改也。往年内阁中藏书并归京师图书馆，其残叶为书估所得。好事者每收买之，积成巨册，傅沅叔所获尤多。中多藏书家自来未著录之版本，余怂恿沅叔摹印传之。是亦足供好古书者一脔之尝也已。

明遗老龚半千贤，画名甚重。其一幅之值，贵者百金，日本人尤珍贵之。往往一幅值数百圆番饼银价，过于文、沈多矣。曩读周亮工《读画录》云：“半千酷嗜中晚唐诗，搜罗百馀家，中多人未见本。曾刻廿家于广陵，惜乎无力全梓，至今珍什笥中。古人慧命所系，半千真中晚之功臣也。”半千所刻唐诗，向未见藏书家目载。余从故家获一部，钉十四册，不分卷。中唐张籍、孟郊、贾岛、张祐、李郢、张继、韩翊、于鹄、朱庆馀、鲍溶、秦系、张南史、李嘉祐、熊孺登、朱放、欧阳衮、欧阳澥、欧阳玭、江为、窦叔向、窦常、窦牟、窦群、畅略、窦巩、陈通方、许稷、欧阳詹、朱长文、朱湾、周匡物、陈诩、潘存实、陈去疾、邵楚苌、吉中孚、张夫人，凡三十七家。晚唐李洞、汪遵、于濆、方干、赵嘏、曹唐、周朴、徐寅、许琳、王贞白、项斯、许棠、温庭筠、裴说、李咸用、杨衡、黄滔、马戴、翁承赞、朱景玄，凡二十家。杨衡集有贤跋，云“衡诗出，是余中晚唐诗纪中之第七十二家”。据跋，则已刻成七十二家。而此仅中晚五十七家，较周所云为多，而较跋所称尚少十五家。不知余所获为未全本耶，抑刻成散失耶？其中有一首为一家、数首为一家、十馀首为一家者，似是足数而成。然其网罗散佚，表章古人之心，在《全唐诗》未出以前，其有功于唐贤巨矣。此本殊罕见，其版本行字颇精。余所藏究不知残缺否耶。

乾嘉以来，黄荛圃、孙伯渊、顾涧苹、张古馀、汪阆源诸先生影刊宋、元、明三朝善本书。模印精工，校勘谨慎，遂使古来秘书旧椠化身千亿，流布人间。其裨益艺林、津逮来学之盛心，千载以下不可得而磨灭也。然古书形式易得，气韵难具。诸家刻意求工，所谓精美有馀，古拙终有不及。由于书法一朝有一朝之风气，刻匠一时有一时之习尚。譬之于文扬雄之拟经，于诗束晳之补亡，貌非不似，神则离矣。海通而后，远西石印之法流入中原。好事者取一二宋本书照印流传，形神逼肖。较之影写付刻者，既不费校雠之日力，尤不致摹刻之迟延。艺术之能事，未有过于此者。惟其所印者未能遍及四部，成为巨观。江阴缪艺风荃孙、华阳王息尘秉恩两先生，怂恿张菊生同年元济以商务印书馆别舍涵芬楼，征集海内藏书家之四部旧本书，择其要者为《四部丛刊》，即以石印法印之。缪、王二人皆南皮张文达门下士，初拟按文襄《书目答问》所列诸本付印。询之于余，余力言其非。以为文襄书目行之海内数十年，稍知读书者无不奉为指南，按目购置。今惟取世不经见之宋元精本缩印小册，而以原书大小尺寸载明书首，庶剞劂所不能尽施、版片所不能划一者，一举而两得之。菊生以为善也。其时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宋元版书甲于南北，主人瞿良士启甲风雅乐善。得余介绍，慨然尽出所藏，借之影印。京师图书馆之书，则因傅沅叔同年之力，得以相假。江南图书馆所藏，则光绪末年丰润忠愍端方总督两江时，购自仁和丁氏八千卷楼者，其中亦多宋元旧本。商之齐镇岩抚部耀琳，饬司馆书者悉选其精善完整之本，在馆印出。余又从日本白岩子云龙平向其国岩崎氏静嘉堂假得宋本《说文解字》，为孙氏平津馆仿宋刻所自出者。此吾国第一孤本，为归安陆氏皕宋楼售出。今幸珠还，不可谓非快事也。同时嘉兴沈子培方伯同年曾植、江宁邓正盦编修邦述、独山莫楚生观察棠、新建夏剑丞观察敬观，皆与其事，展转商定。自戊午创议，迄壬戌告成。为书二千馀册，为卷一万有奇。萃历朝书库之精英，为古今罕有之巨帙。《永乐大典》分韵出于支离，《图书集成》搜辑无此精要。书成，艺风久归道山，不及见矣。今以余撰例言录存于此，以纪书林一重公案云。

昔曹石仓学佺有言，释道二家汇刻经典累数万卷，名为《藏经》，至于儒家独付阙如，诚为恨事。张文襄之洞劝人随举《书目答问》中一类，刊成丛书，以便学者。二公锐意及此，迄未有成。鄙见以为昌明国学，端赖流布古书。涵芬楼广收善本，海内贤达勉以流通。不吝借瓻之助，冀成集腋之功。故不辞力小任重之讥，毅然图始。区区之意，学者谅之。汇刻群书，先宜决择。是编衡量古今，斟酌去取，几经详审，始得成书。盖于存古之中，兼寓读书之法。不仅如顾千里所云，丛书之意在网罗散佚而已。

明世汇刻，如祁承湲业《澹生堂馀苑》、吴琯《古今逸史》，莫不标异名称，强分种类。如经馀、史馀、合志、分志等目，终非簿录之恒言，难作刊书之典要。今依张海鹏《墨海金壶》、钱熙祚《守山阁丛书》之例，以经、史、子、集为纲领，其次第则依四库全书。四库分类，时有失当。兹不复有所出入，从人人习见也。

左圭《百川学海》别分卷帙，毛晋《津逮秘书》强立集名。颇涉于纷歧，难于检阅。夫汇刻群书，述而不作。分卷分集，殊无义例，今所不取。

古书纪载行字，滥觞于明季，孙从添《藏书纪要》亦郑重言之。其后黄丕烈、孙星衍、顾广圻诸人，尤齗齗于此致辨。近日杨守敬取宋、元、明版及古钞本书，每种刻二三叶为《留真谱》，可以知墨版之沿革、椠法之良窳，例至善也。是编窃师其意，悉从原书影印。一存虎贲中郎之意，一免鲁鱼三写之讹。即影印缩小，取便巾箱，必将原版大小宽狭，准工部尺，详载卷首，以存古书真面。近代影刻旧本，如黄丕烈士礼居重刻明嘉靖徐刻周礼，改小原书；黎庶昌《古佚丛书》摹刻杜工部《草堂诗笺》，移动行款。兹编幸无此弊，识者鉴之。

兹编于宋、元、明初旧刻书，有名家影写本，有名人手校本。其有益本书，实非浅鲜，今悉附卷后为校勘记。或有朱墨两笔校者，则用套版印法。偶录一二部，以存其真。

四部之书浩如烟海，兹编止择其急要者登之。经部汉、宋学派分途，宋有《通志堂经解》、《经苑》，清有《皇清经解》及《皇清经解续编》等书，久已家藏户遍。兹恐挂一漏万，概不泛收。史则正史、编年、地理外，取别杂传载之最古者。子则九流十家，取其古雅而非出伪托者。诗文集则取其已成宗派者。〔如汉、魏、六朝，初唐四杰、李、杜、韩、柳、元、白、温、李、皮、陆，宋之欧、梅、苏、黄、王、曾、朱、陆、陈、叶、范、陆、真、魏，金之遗山，元之虞、杨、范、揭，明之宋、刘、阳明、归、唐，或诗或文或理学，支分派别，门户高张。今但取其初祖二三家，以概余子。至明之五子、十子、前后七子，大都声气标榜，名实乖违，收不胜收，悉从割爱。〕

算学、兵书、医经，在古人为专门之学，在今日有专科之书。作者层出不穷，后来或更居上。今但取其初祖数种著录，以为学者导源星宿之资。亦兼取其文辞典奥瑰奇者，足以沾溉学林。采录虽简，引伸无穷。虽非窥豹全斑，要可尝鼎一脔，非漏略也。

史部中之《通典》、《通志》、《通考》，类书中之《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集部中之《全唐文》、《全唐诗》，皆以卷帙繁重，自宜别印单行。兹编概不阑入。

史部艺文、经籍诸志以及古今官私书目，所以辨章古今之学术，藉考典籍之存亡。他日拟汇集诸家藏书记、目、题、跋之属，别为一编印行，故兹于书目不录一部。金石一类，亦同此意。

古书非注不明。然如裴松之之注《三国志》、李善之注《文选》，古今能有几家。兹编所录各部，如非宋、元以前旧注，凡近人注本概不轻用。

宋、元旧刻，尽善尽美。但阅世既久，非印本模胡，即短卷缺叶。在收藏家固不以为疵颣，而以之影印，则于读者殊不相宜。明嘉隆以前，去宋、元未远，所刻古书尽多善本。昔顾亭林已甚重之，况今更阅三四百年，宜求书者珍如拱璧矣。兹之所采，多取明人覆刻宋本。喜其字迹清朗，首尾完具。学者得之，引用有所依据。非有宋、元本不贵，贵此明刻本也。

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经、史尤关紧要。兹编所采用者，皆再三考证，择善而从。如明徐氏仿宋刻本《三礼》、明人翻宋岳珂《九经》中《三礼》，徐刻《周礼》不如岳本之精，岳刻《仪礼》不如徐本之善。皆非逐一细校，不能定其是非。其他北宋本失传之书，赖有元、明人翻本，转出南宋本之上者。若仅以时代先后论，则不免于盲人道黑白矣。兹编于此类颇有鉴衡，非泛泛侈言存古也。

书无论刻本、钞本，虽大体完善，短叶缺文每不能免。今兹所采多系旧本，影印之际不加参订，则郭公夏五千载滋疑。学者读之，不无遗憾。故影印一书，必罗致数本。此残彼足，互借补全。若数本俱缺、无可取证者，则传信传疑，未敢妄作。尚希读者鉴及微忱。

明祁承湲业《藏书约》论鉴书云：“垂于古而不可续于今者，经也。繁于前代而不及于前代者，史也。日亡而日佚者，子也。日广而日益者，集也。”谅哉言乎！兹编所录，集部较多。初本断自朱明，不涉近代。继思有清一朝文学，实后进之津梁。张文襄有言，读书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即以国朝著述名家为师。兹之采及近人，亦犹文襄意也。

引取诸本，出于借印者，谨援汉人刻名碑阴之例，著藏者姓氏于目下及本书之首，以不没诸君嘉惠之美意焉。

以上例言，余所撰定。后涵芬楼以活字印行，微有增改。南北藏书家善本书，此次已搜罗殆遍。惟聊城杨氏海源阁所藏宋本四经、四史为最著名之书，当日杨致堂河帅以增得之，以四经四史名其斋，可知其珍袭之甚。公子协卿太史绍和，公孙凤阿舍人保彝，今皆物故。家藏书籍，闭庋阁中，久无人过问。故此编所采四部善本，独不及杨氏之藏。又日本各图书馆所藏善本尤多，以影印之费不赀，故不能多借。彼国《支那学报》载有神田喜一郎、武内彦雄二君评论，所举彼国旧本及指摘目载之本不善者，甚中窾窍。余亦屡与菊生商之，劝其不惜巨赀，以成完美。而主者吝惜印费，迁就成书。又其中有循人请托而采印者，如《孔丛子》、《皮子文薮》之类，皆明刻中下乘。徒以藏者欲附庸风雅，思藉此以彰其姓名。且挟成见，先尽涵芬楼所藏，虽有善者，不愿借印。故此书售出至一千五百部之多，而实非余满志踌躇之事。今录日本神田、武内评论此书者附著于后，亦足见彼国人之深于汉学，在吾国今日殊罕见也。

论《四部丛刊》之选择底本〔《支那学》一卷四号神田喜一郎〕

《四部丛刊》之刊行，实为有裨学界之壮举。吾辈学生，无不同感此福音。今读其预定书目，大旨合于出版之主旨。四部中重要书籍，已网罗俱尽。其选择底本，亦尚为适当。虽然，论吾辈得陇望蜀之愿，则如此巨构，于底本之选择，尤宜格外注意。如《群书治要》不用日本元和二年刊本，而用有显然臆改形迹之天明七年尾州藩刊本，注意似犹未周。《弘明集》、《广弘明集》之用明汪道昆本，《法苑珠林》之用明径山寺本，稍稍近似，实则当用《高丽藏》本。《世说新语》用明嘉趣堂本，亦未为美善，是应用日本图书馆之南宋本或其翻刻之官版本。《杨诚斋集》为缪氏艺风堂影宋写本，想由日本图书馆所有之宋端平本刊本影写而来，亦不如直用端平本之为愈。《古文苑》用二十一卷本，亦为非宜。想因有章樵注故，然不如用孙巨源原本之九卷为佳。又未确定之底本中，如《春秋经传集解》之拟用翻宋本，实不及日本图书馆宋嘉定丙子闻人模刊本。《大唐西域记》拟用明刊本，不及日本京都文科大学丛书本。《荀子》拟用明世德堂本，不知何因。与其用此，宁用《古逸丛书》之宋台州本。《范德机诗集》拟用明刊本，则用日本延文辛丑刊本为较佳。以上云云，因见预定书目，思想偶及，聊复饶舌。幸此书尚须经一两年始成，窃愿于此等处慎思熟审，俾成一完美之大丛书。吾辈认此书为中国最有价值之空前巨著以介绍于读者，并略述区区之愿望，盼其克底于成也。

说《四部丛刊》〔《支那学》一卷四号武内义雄〕

自清末传石印法，中国出版界遂开一新纪元。当时多密行细字之书，只便考试携带，不甚翻印善本。清亡，科举全废。编译新著，都用活版印行。至近年石印始盛，各书肆出石印书甚夥。翻印旧书之风亦渐盛，于是一时不易得之书，亦得取求如志。而商务印书馆所印之《四部丛刊》，尤有价值。

《四部丛刊》实为中国空前之一大丛书，全部册数有二千馀册之多，非以前丛书可比。即其选择之标举，亦与向来丛书全然不同。所收之本，悉为吾辈一日不可缺之物。如经部收《十三经》单注本及《大戴礼》、《韩诗外传》、《说文》等，史部收《二十四史》、《通鉴》、《国语》、《国策》。而如同一普通之丛书，如《通志堂经解》、《经苑》、《正续皇清经解》、《九通》、《全唐文》、《全唐诗》等，则一切不采。尤可注意者，选择原本，极为精细。于宋、元、明初之旧刻，或名家手校本中，务取本文之尤正确者。并即其原状影印，丝毫不加移易。故原书之面目依然，而误字除原本外，决无增加之虑。

逊清考证家精究版本，由是靡然从风。宋、元本无论矣，即麻沙本及精本之残卷零叶，靡不宝贵。《四部丛刊》之印，不效普通收藏家之所为，但以时代之先后为尚。以为翻北宋本之明本，优于南宋或元椠本。同一明版，以徐刻之仿宋《三礼》与明翻之宋岳珂《九经》比较，以为《周礼》岳本胜徐本，《仪礼》徐本胜岳本，各自择善而从。此其可喜者也。

旧本之翻刻，如有名之《士礼居丛书》、《古逸丛书》，时有改小原版、移动行款之嫌。《四部丛刊》则必影照原本，泯鲁鱼之弊。名人校勘有裨本书者，悉附卷末。校勘用朱墨两笔者，亦分刷两次，以存其真。惟以规为一定分寸之故，间将原本略为缩小，亦必详记原版之宽狭大小于卷首，务不失其典型。此亦是书之胜处。至其甄采之材料，则以商务印书馆年内搜集珍秘之涵芬楼藏本为主，余则自江南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江安傅氏双鉴楼、乌程刘氏嘉业堂、江阴缪氏艺风堂、无锡孙氏小绿天、长沙叶氏观古堂、乌程蒋氏密韵楼、南陵徐氏积学轩、上元邓氏群碧楼、平湖葛氏传朴堂、闽县李氏观槿斋、海盐张氏涉园、嘉兴沈氏、德化李氏、杭州叶氏等名家秘笈，选择采录。

清藏书家以吴县黄丕烈为第一。黄氏之书，后移于汪士钟之艺芸精舍。汪没，归常熟瞿子雍、聊城杨绍和。晚近则陆心源之皕宋楼、丁丙之八千卷楼，两家藏书称与瞿、杨相颉颃。《四部丛刊》中收采尤多之江南图书馆藏书，即八千卷楼之物，而铁琴铜剑楼亦多精本，故瞿、丁两家之尤者，大多网罗其中。惟杨氏之书则一不入选，陆氏旧本惟拟翻印一种，斯为憾事。闻杨氏主人躭阿芙蓉，颇斥卖家珍充其嗜欲。其母严扃，不令与人接。陆氏书售诸吾国岩崎氏殆尽。因是不得，理或然欤？是则得瞿、丁两家之影本，亦不可谓非幸福。而况艺风堂、观古堂之书，傅增湘、刘承幹有名之秘本，均得藉此书以见之，尤为无上之眼福也。〕

按如上神田喜一郎所评论，实切中采用之失，固无所用其辨白矣。然此编所得前人未见之本，经部中如宋大字《孟子》赵岐注十四卷，康熙时藏梁蕉林相国清标家，后入大内，此次由师傅陈伯潜太保宝琛领出照印，其注中未删去章指者。乾隆中曲阜孔氏微波榭所刻，仅从钞本传得，未见原本也。《周易》王弼、韩康伯注九卷、略例一卷，为宋十行不附释文本，亦阮文达刻《十三经注疏》作校勘记时所未见。史部中如宋大字本《五朝名臣言行录》十卷、《三朝名臣言行录》十四卷，与世行道光初元洪氏仿宋本迥然不同。子部中如宋本《易林》十六卷，有宋人注者，为钱谦益绛云楼火后别存之本。自陆贻典从钱氏校得，后归黄氏士礼居刊入丛书。其中异文，与明以来刻本大有异同。然自陆氏未将旧注钞出，已失宋本之旧。今得之京师图书馆，图书馆乃从内阁清理旧藏书所得，世间仅此孤本矣。集部中如唐《沈下贤集》十二卷，为明翻宋九行十八字本，本附宋吴兴《三沈集》后。此虽明翻宋刻，无异第二宋本也。《白氏文集》七十一卷，为日本元和戊午那波道圆活字印本，是犹存庐山本之旧。《李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为南宋陈道人书棚本，士礼居旧藏。《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者，卷数与此同。世行汲古阁《八唐人集》中之《李文山集》只三卷，此真有霄壤之别矣。元黄溍《文献集》，元时初刻本二十五卷，陆氏皕宋楼所藏，后售之日本。钱唐丁氏八千卷楼钞有副本，视四库著录之明刻十卷本为多。丁书归江南图书馆，今得印出，世间又多一副本矣。若小学中《说文解字》，汲古阁本行之百馀年，至嘉庆中孙氏平津馆仿宋小字刻本出，学者乃恍然悟汲古阁本之非。原本为清浦王兰泉司寇昶旧藏，金坛段懋堂大令玉裁借得之，并借周香岩锡瓒所藏宋本互校汲古阁本，撰《汲古阁说文订》一卷。平津馆本乃影写王兰泉本付刊，其原本后归皕宋楼，陆氏子售之日本岩崎氏。今从之借印，并照原式印入《续古逸丛书》，真不下真迹一等也。《说文解字系传》为钱曾述古堂影钞宋本，乃寿阳祁氏刻本之祖，《读书敏求记》所诩为惊人秘笈者也。祁本经校者臆改，余向所不取。以世间无有第二精本，故风行一时。钱氏钞本本藏上海郁泰峰宜稼堂，揭阳丁禹生中丞日昌以贱值得之，归其藏书处持静斋。后人不能守，流入沪市，为湖州张某所得。张固菊生同乡，吝不允借。后以他书交易借之，遂得印出。钞手不谙篆文，颇有笔误。然是书不重在篆而重在注，此本不出，无由证祁本注文之误。盖大小徐《说文》二本，毛氏、祁氏有表章之功，而亦有校改之失。今二本祖本皆印出，可谓无毫发遗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