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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论求书遣官、校书久任之说，真得校雠之要义矣。顾求书出於一时，而求之之法，亦有善与不善；徒曰遣官而已，未见奇书秘策之必无遗逸也。夫求书在一时，而治书在平日。求书之要，即郑樵所谓其道有八，无遗议矣。治书之法，则郑樵所未及议也。古者同文称治；汉制，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蔡邕正定石经，以谓四方之民，至有贿改兰台漆书，以合私家文字者。是当时郡国传习，容有与中书不合者矣。然此特就小学字体言之也。若纪载传闻，《诗》、《书》杂志，真讹纠错，疑似两淆；又书肆说铃，识大识小，歌谣风俗，或正或偏；其或山林枯槁，专门名家，薄技偏长，稗官脞说；其隐显出没，大抵非一时徵求所能汇集，亦非一时讨论所能精详；凡若此者，并当於平日责成州县学校师儒讲习，考求是正，著为录籍，略如人户之有版图。载笔之士，果能发明道要，自致不朽，愿託於官者听之。如是，则书掌於官，不致散逸，其便一也。事有稽检，则奇邪不衷之说，淫诐邪荡之词，无由伏匿，以干禁例，其便二也。求书之时，按籍而稽，无劳搜访，其便三也。中书不足，稽之外府；外书讹误，正以中书；交互为功，同文称盛，其便四也。此为治书之要，当议於求书之前者也。〔书掌於官，私门无许自匿著述，最为合古。然数千年无行之者，一旦为之，亦自不易。学官难得通人，馆阁校雠未必尽是，向、歆一流，不得其人，则窒碍难行，甚或渐启挟持讹诈、骚扰多事之渐，则不但无益而有损矣。然法固待人而行，不可因一时难行，而不存其说也。〕
——右七之一
校书宜广储副本。刘向校雠中秘，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臣某书。夫中书与太常太史，则官守之书不一本也。外书与臣向臣某，则家藏之书不一本也。夫博求诸本，乃得雠正一书，则副本固将广储，以待质也。夫太常领博士，今之国子监也。太史掌图籍，今之翰林院也。凡官书不特中秘之谓也。
——右七之二
古者校雠书，终身守官，父子传业，故能讨论精详，有功坟典。而其校雠之法，则心领神会，无可传也。近代校书，不立专官，众手为之，限以程课，画以部次，盖亦势之不得已也。校书者，既非专门之官，又非一人之力，则校雠之法，不可不立也。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以谓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於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殚者，今即中才校勘，而坐收於几席之间，非校雠之良法欤？
——右七之三
古人校雠，於书有讹误，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於其下：其两说可通者，亦两存其说；删去篇次者，亦必存其阙目，所以备后人之采择，而未敢自以谓必是也。班固并省刘歆《七略》，遂使著录互见之法，不传於后世；然亦幸而尚注并省之说於本文之下，故今犹得从而考正也。向使自用其例，而不顾刘氏之原文，今日虽欲复刘歆之旧法，不可得矣。
——右七之四
《七略》以兵书、方技、数术为三部，列於诸子之外者，诸子立言以明道，兵书、方技、数术皆守法以传艺，虚理实事，义不同科故也。至四部而皆列子类矣。南宋郑寅《七录》，犹以艺、方技为三门，盖亦《七略》之遗法。然列其书於子部可也；校书之人，则不可与诸子同业也。必取专门名家，亦如太史君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之例，乃可无弊。否则文学之士，但求之於文字语言，而术业之误，或且因而受其累矣。
——右七之五
